顾惜城阮颜:李秋零：“汉语神学”的历史反思

「漢語神學」的歷史反思 
 李秋零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漢語神學發展至今已有十年歷史，並已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神學運動。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建設基督教的神學，因而為宗教界所關注；另一方面它又標榜自己的人文性和學術性，因而為學界所關注。在十年的發展中，漢語神學留下了許多值得我們予以反思的東西。 
 一、「漢語神學」的緣起和發展 

 一九九四年六月，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後獨立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刊物《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一期出版。刊名加上了「漢語神學」的副題，這是「漢語神學」一詞首次出現在文獻中，因而也可看作是漢語神學的誕生。1在〈復刊辭〉中，出版人對漢語神學作出了如下解釋：一、以漢語文化的歷史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二、在漢語思想學術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當今漢語學術界（尤其哲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文化學）正積極建設自己的學術空間和學術典範，非以歐美學術旨趣為風向標；漢語神學亦應建設自己的學術空間和學術典範，使基督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三、它是漢語世界（大陸、台灣、香港、馬星、北美華人社區）的各社會地域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業。2 

 在《道風》第二期上，當時的特邀研究員劉小楓發表了〈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一文（後擴寫為《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一書）。稍後，曾於一九九五年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從事學術訪問的何光滬，連續在《維真學刊》上發表了〈漢語神學的根據與意義〉（1996年第2期）和〈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1996年第3期）兩篇文章，對漢語神學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論證。劉小楓與何光滬的論證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對「漢語神學」的根據的論證上。在他們看來，基督神學的根本是上帝的話語本身（聖言），但聖言惟有啟示在人言中才能為人所知。因此，語言是神學的載體，啟示的聖言必須用人言來表述，方能為人所接受。在理論上，一切語言均可表達基督教神學。 

 由當時起所倡導的漢語神學，從根本上來說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種「神學」，而不是關於基督教的一種「學術」。然而，漢語神學所強調的人文性和學術性卻和中國大陸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此時的中國大陸，對基督教的研究正在興起和恢復，除少數人受過宗教學教育和訓練之外，絕大多數學者是從哲學、歷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而這恰恰是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們所主張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疊，這就助長了漢語神學的聲勢，為進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在漢語神學提出後，並在其倡導者的大力推動下，再加上大陸學界的積極反應，可以說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沒有自己的研究隊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員卻有數十人之多。現今研究所每年邀請十數位學者到香港從事短期學術訪問，還資助大陸從事基督教研究的研究生到香港短期進修，如今在大陸資助的高等院校已達16家，每年提供助學金約75份，使漢語神學的合作隊伍日益壯大。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積極主辦或參與各種國際會議，如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和二○○五年的三屆漢語神學圓桌會議，探討漢語神學的發展，並積極推動大陸學界與港、澳、台和其他國家基督教學術機構的合作，擴大漢語神學的影響。研究所還為大陸的基督教研究設立了「道風學術獎」（分為獎勵學術著作的「徐光啟獎」和學術翻譯的「艾香德獎」）和「基督教研究生優秀論文獎」，以鼓勵不同層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學術研究。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代表產品是大型的《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翻譯基督教歷代學術典籍，迄今出版近百。除此之外還有《道風譯叢》、《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等叢書。這些著作大多已有大陸簡體字版，影響巨大。研究所主辦的《道風：漢語神學學刊》更成為了世界各地華人基督教學者的討論平台，所探討的主題從《聖經》、歷代神學家思想，直到現今世界的種種熱門話題，可以說是無所不至。 

 在一定的意義上，漢語神學最初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即「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在漢語思想學術域建設神學學科，使基督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實現之中。 

 二、對「漢語神學」的反思 

 「漢語神學」的口號一經提出，便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這裡自有它的特別之處。第一，漢語神學的提出適應了社會的需要。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漸得到恢復，出現了解基督教神學的強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國的開放實質上是對西方的開放，基督教作為西方文化的根基，成為人們積極了解的對象。漢語神學此時應運而生，把目光看準了中國大陸，可說是正當其時。 

 其次，漢語神學不以信仰為前提，力主對基督教進行人文性的、學術性的研究，不僅倡導基督教內部（公教、新教、正教等教派）的對話，而且也主張與其他宗教之間的對話，這種博大胸懷消弭了各教派間和教會內外的對立，也是其合作者日眾的根本原因。 

 其三，漢語神學主張挖掘漢語的歷史文化資源，從生存體驗出發理解基督教神學，這有助於消弭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隔閡。由此觀之，漢語神學也未嘗不是一種「本色化」神學，只不過這裡的「色」已不僅是教會組織、禮儀、語言等方面，而是在思想文化、生存體驗等層次上說。 

 其四，漢語神學力主基督教神學進入中國主流文化，使基督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這和中國社會目前的開放精神是一致的。外來文化的融入總是給中國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佛教的傳入就是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基督教的思想、價值觀念乃至其神學能否有助於中國社會目前的精神建設，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漢語神學的發展和成功，是應予肯定的。不過，漢語神學本身也存在著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首先是漢語神學與基督教神學傳統的關係。漢語神學的兩位思想家劉小楓和何光滬，其論證都有意無意地避開了「傳統」的問題。3但我們今天面對基督事件，必須透過在具體的語文環境中形成的《新約聖經》。《聖經》固然是基督教傳統的基礎文本，但它也是傳統的一個產品。在以後的年代裡，基督教已經發展出一個豐富的傳統，這是今日漢語神學不可能避開的事實。 

 其次，是漢語神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從邏輯上來講，既然強調漢語神學是漢語的，而且斷定漢語並不僅是一種符號系統，還包括它所表達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資源。那麼，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當是漢語神學的應有之義，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也恰恰在於這種「民族性」。在這種意義上，漢語神學工作者只能背負著自己的文化傳統、透過基督教的傳統、憑藉自己個體的生存經驗去面對基督事件。這可能會對漢語神學造成某種束縛，但也會是漢語神學的難得優勢。 

 其三，是漢語神學與基督教的普世性的關係。基督教是一個強調普世性的宗教，它從一開始就是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基督神學在其傳播過程中，大多能夠成功地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基督神學的新形態，同時又保證自己的普世性，基督教強大的生命力也就在這裡。在全球化的情勢下，世界已成為一個「地球村」，漢語神學作為一種基督神學，也應當關注那些日益迫切的全人類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以服務全人類。 

 其四，是漢語神學與體制教會的關係。漢語神學是一種研究而不是信仰，這本來就是漢語神學的宗旨。然而，漢語神學的研究對象畢竟是基督教的神學，眾多的基督徒畢竟是其最重要的讀者群。漢語神學應當更多傾聽來自中國教會和基督徒的聲音，更多思考他們的問題，使自己的思想更易於被他們所認可和接受，這對於漢語神學的發展來說應當是有利的。 

 漢語神學是基督教神學的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現象。漢語神學的講壇不是在教堂、修院或神學院，而是在科學院、在大學。漢語神學的受眾也不僅僅是基督徒，而是所有對基督教有興趣的人。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它的發展和成功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注釋： 

     1.  如果對「漢語神學」作字義直解，它應指一切以漢語為表達形式的基督神學。若如是，則唐代景教起的歷史文獻均可列入此範疇。但以往的許多文獻大多缺乏一種「漢語」神學的自覺，這恰恰是「漢語神學」倡導者所反對和力求避免的。參見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3-4、7-8。 

     2.  《道風》1（1994），頁8-9。《道風》在2000年的副題改為「基督教文化評論」，但並不違背初衷：「推動以漢語神學為主體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與教會性的神學研究和人文學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勵，相互促進」（見〈新世紀獻辭〉，載《道風》12[2000]）。 

     3.  這裡所說的「避開」，是僅僅就劉小楓和何光滬對「漢語神學」的論證而言的。在實踐中，他們都不僅組織過翻譯基督教神學著作的大型叢書，而且也都對基督教神學傳統進行過大量精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