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音乐中心2013金所炫:萨达姆逃亡（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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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隔代相遇
作者：李伯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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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专制暴君卡扎菲在本国武装反对力量的追击下正在逃亡之中，他并不是因为国际法庭对他发出逮捕令而逃亡——在严密控制下，专制极权者是不会怕国外的压力的;他是在国内反对派的武力反击下逃亡的。当反对派武装打响了第一枪，不管他有多大的实力，受多少“铁杆人民”拥戴支持，他的逃亡——精神逃亡就开始了。随着不利时局的加剧，他加速了逃亡的节奏。同是专制暴君，当年萨特姆的逃亡是隐秘的，由其发言人宣布他与人民继续战斗在一起，而卡扎菲一面刻意隐秘，一面又不断放出风要他的支持者为保卫国家即保卫他自己而战斗，他自己表示战斗到死，但他的精神逃亡只会加速。萨达姆逃亡随身所带的，不是《古兰经》，而是俄罗斯19世纪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从现在传出的，卡扎菲逃亡，他的团队(包括美女卫兵)有一定规模，还带着大量黄金，有没有随身带着精神读物?仅从现有的情况，卡扎菲的精神层次不会比萨达姆高。
直到卡扎菲被抓或者被毙或受毙，他的逃亡才会划上句号，他的精神逃亡史才会定格。肯定的是，一切暴君逃亡的物质方式和精神方式有相同和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水土不同，暴君个人的思想精神资源不尽相同。为了能比照，我拿出2005年写的《萨达姆逃亡》，也可给“卡扎菲逃亡”一个参照。
1
世人都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的独裁者、暴君，他骄淫奢侈，投巨资建豪华行宫、藏身处，用残酷手段镇压和杀害政治上的异己、少数民族，在国内只剩下也只允许他一种声音，还穷兵黩武，向外称霸，受到联合国的制裁，致使伊拉克经济奄奄一息。实际上伴随着他大量树敌，他的逃亡早就开始了，神出鬼没不断变换藏身之处就是一种逃亡;去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萨达姆就开始正式逃亡。由于人民对萨氏政权的失望和厌恶(此时可以公开表现出来)，亲信的不断叛变，情形一天比一天险恶，他处于极度紧张和疲惫中，频繁更换藏身地点，演示了“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的逃亡状。
萨达姆一直随身携带的，有枪支，有美元，竟然也有文学书籍;在他床边没有摆上宗教典籍《古兰经》，却一直摆着俄罗斯19世纪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因此，随着肉身的他逃亡，精神也随之逃亡。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他在台上指挥若定，他精神的逃亡不可遏制地继续着。精神寄托或精神追求是其内核，因此他的精神逃亡是积极的，“精神逃亡”是他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他的孪生兄弟，或者说，他身上始终有一个刚旺的精神萨达姆。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20-21世纪的现实典型。
支撑萨达姆逃亡的是精神，支撑他精神逃亡的还是精神，《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重要的精神来源，或者说就是他的精神——逃亡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籍此他焕发并依靠新的生活意志。
随着情境越来越险恶，他最大的内在精神需求，莫过于自我激发生活意志了。《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伴侣。
从他随身所带的世界文学名著，就可以知道，他是个精神世界并不封闭，也不单一，头脑中充满着各种有价值的精神的对立和斗争，他也是个精神紧张精神分裂(即神经症人格)的现代人 ;也可印证，他所谓的精神逃亡，并不是精神退场，成为纯粹的行尸走肉，而是精神世界比以前更加繁富 ，精神的争斗更加紧张。如果只是求生——精神崩溃下的求生，只带上美元和枪支就可以了。他躲在地窖几乎与世隔绝(陀氏恰好有一部《地下室手记》)，恰恰给他的苦思冥想即精神激烈争斗提供了一个的好场所;情境越险恶，这种精神的争斗就越活跃，越白炽化。也许他的被抓，但精神撕裂般的争斗决不会消歇。
在正式逃亡中，他的头脑更成了精神的跑马场，他的精神轨迹恰好与《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相当程度的合拍。萨达姆与陀氏相随——随行随远情形之一斑。
应该说，自登上政治舞台，萨达姆就如获知音，心甘情愿地与19世纪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相遇了。这恰恰印证伊斯兰教与东正教——世界各地的宗教有着内在沟通的渠道。
可以肯定，《罪与罚》是萨达姆的精神知音;更可以肯定，萨达姆并不只是一介武夫，在长期的权力斗争——实现其雄大野心(如杀戮异端异己，挑起民族争端，与别国开战，当然这也是有他转移国内矛盾的考虑)的殊死较量中，形成他变幻莫测的复杂性格，他外表沉着庄重肃穆，洞察一切，但事实证明，每每在最关键时刻，他却软弱下来。这说明内心——精神的苦斗之烈，他犹如一头困兽，从来没有轻松过。
他躲过并粉碎了多起对他的谋杀，特别是这次九死一生的逃亡，精神的紧张更是无以复加，它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关注和应对无法把握的险恶情势，用美元和枪支可以应付一阵子;二是身心可以疲惫，但精神不可松懈，应该比平时更提升和强化生活意志;三是心灵深处继续着他个体性的精神斗争，这种精神阵势，充斥对立的，有时某种精神占上风，有时另一种精神占上风，没有绝对的永远的输家或赢家。尤其后者，绝对不可跟人言，言也没有用，甚至他对自己下令不去想——他在精神世界做稳自己的君主——也不可能。在他精神世界里，某种精神就是某种价值观。甚至可以揣测，像鸦片上瘾，他需要并依赖头脑中紧张的精神对峙与较量，来缓解和安抚心灵，来保持精神活力生命活力生活意志。
因此可以肯定，在他精神世界——心灵深处，并不是“一元”而是“多元”，萨达姆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一元论者(当代绝对意义上的一元论的专制者却不乏其人)。这属于纯精神世界的问题，枪支和美元派不上一点用场，精神只有靠精神及其力量来解决，所以他如同选择情人一样选择了文学典籍，选择了19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选择了《罪与罚》仓皇上路。
“人的居首位的和最重要的东西，是关于强有力生活意志的知识。”〔11〕他借助《罪与罚》激活生活意志。这本发“黄”的《罪与罚》陪伴了萨氏漫长的政治生涯。这本发“黄”的厚书源源不断激活萨达姆的精神活力和生活意志。文学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2
《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灵的拷问、探索”(梅列日科夫斯基语)，显示“灵魂的深”(鲁迅语)的经典之作。经过巴赫金对陀氏富有原创性诠释(复调小说理论)，陀氏的研究更是长盛不衰。陀氏文化遗产已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①，这三部作品更是成了经常探研的书目。应该说，这三部书是陀氏的精华，集中地显示了“精神的斗争及力量”，显示了陀氏的精神历程和精神品格，显示了陀氏创作“多声部”即复调艺术(巴赫金语)的基本风貌，当然也昭示了陀氏创作——文学精神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
可以肯定萨达姆了解陀氏大起大落的人生，肯定他读了陀氏包括这三部书的重要著作。他像选择贴身保镖那样选择《罪与罚》随身上路，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可以肯定，萨氏决不是不读书只晓得抖霸主气的绿林草寇，也不是一味只看权谋书和通俗消遣书的悠哉君主，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需要精神寄托，更需要精神战斗的现代民族斗士。他年轻时曾是大学法律系学生，从而在血液中注入了知识分子基因，他读书的味口不同凡俗，但他毕竟是内外交迫交扰的一国之君，他读书自然有其功利性和精神的选择性，但外在场合，他的知识分子习气往往被掩盖在他强横的权霸之中。
《地下室手记》其实是个大中篇，它太重主人公阴郁的独白，那个“地下室”与世太隔绝，主人公寻思的还不是生和死、杀与被杀的尖锐问题，不过是陀氏借此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论争，证明任何一个人思想和感情都不可调和，只有宗教才能克服这纷争，被高尔基批评为19世纪到20世纪脱离生活的年轻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者堕落所发出的嚎叫，②我揣摩，显然此种主人公的絮絮叨叨不能让萨达姆提神(激不起深层的心灵感应);《卡拉玛佐夫兄弟》太重于家庭内部的恩怨仇杀，特别是那些令学者激赏的大段布道(如“大法官”一章和修道院长老以及卡拉玛佐夫一家父子反反复复对基督教的寻思和驳难)，萨达姆一点不感兴趣，他也无须用欧洲这种宗教装点门面(他用《古兰经》装点门面)，何况，这是陀氏多卷本著作，陀氏生前没有写完，只写出厚厚的两本，萨达可没这个耐心经常翻读。
萨达姆选择《罪与罚》，当然跟此书情节性即故事性较强、篇幅较适中有关，也跟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既属于个人性主题也属于社会性主题——精神性主题相关。
更内在地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特别是他遭到怀疑和追捕的险恶情境之下，精神的极度紧张;更为紧张的，是他头脑里各种精神(思想)的激烈交锋，如成为强人还是做一个小虫，杀人的正当还是不正当，有罪还是无罪，良心要不要受到谴责，自己要不要审判自己，还有对犯罪和死亡的体验，设想自己被执行死刑前后的思想交锋——生活意志的强化再强化，等等。尽管从公开的法律来衡量，他的乖张行为有效地挡住了对其定罪(作为杀人犯证据不足)，但他内心即精神的斗争丝毫未能减轻，最后他皈依宗教，以求得心灵的解脱。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经常委身小屋(相似于地下室)，但展示的社会是广阔而丰繁复杂的，他思考的东西既广又深。
萨达姆不是文学评论家，当然不必着眼这些，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萨达姆的心理(精神)的同构性，萨达姆的心理(精神)正需要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的撞击(抚慰)，由此激活生活意志，自己还没有完!
也可以这样说，萨达姆常常通过《罪与罚》而与陀氏相伴随;陀氏和他的《罪与罚》在历经两个世纪后，又遭遇了一个残酷而合格的精神知音。
3
现在我们简略分析萨达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同构性。
精神同构性率先来自生命生活遭际的近似性。
先来说说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是当时彼得堡彼得拉舍夫斯大林基小组成员，于1849年初遭到沙皇的逮捕。这年12月22日清晨，20名“成员”被押赴刑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带梯级的木头搭的处刑台和几根埋入土中的大柱子，有人从犯人身上脱下外衣，让他们穿着单衣站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检察长宣读判决书：……陀斯大林妥耶夫斯基……由于参与犯罪和传播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和最高政权的狂妄言论的信件……褫夺一切公权，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手执十字架的神甫走上刑台叫犯人忏悔，只有一个犯人走去忏悔。接着有人给彼得拉舍斯基等几个要犯穿上白色尸衣，用布带蒙上眼睛，并且把他们绑在柱子上。陀氏站在下一组，等待着自己最后的时刻。一名军官领着一排士兵在木柱前排成一列，士兵们举起枪，瞄准，只等“预备——放!”一声令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挥着手帕跑来，死刑马上停止执行。这时死刑犯有的发疯了，有的突然变得满头白发。沙皇改判陀氏处苦役4年，然后在西伯利亚服兵役4年。③
显然，陀氏从自身也从旁人瞬间变化的神情体验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体验在他成为囚犯时就开始了。
身陷囹圄、体验死刑、遭遇流放，又是磨砺生命和生活意志的时刻。陀氏被捕关在监狱，在给哥哥的信中说：“人身上有无穷的韧性和生命力，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得那么多，现在我根据经验已知道了。”在临刑(1849年12月22日)前几天他又写信：“我预料将有许多不妙的事情。我的生命力很旺盛，所以是很难耗尽的。”在死刑撤消的当天，他写信给哥哥说：“我不泄气也不沮丧。生活无所不在，生活在我们自己本身之中，而不是在外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不幸，不泄气也不沮丧——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任务。”
陀氏在《白痴》《群魔》等著作里都写到被处决前几分钟的生命体验：犯人情愿赶快把他枪决，但是同时他又感觉到生命的巨大强度。于是赖因哈德·劳特分析说：一个受震惊的人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沉睡未醒的力量;在面临死亡的时刻觉醒了的和活跃起来的强烈的生活意志，给予他坚定的信念。〔12〕
《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这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老太婆，正受到追查，他处于恐惧之中，他想到：“我在哪里读到过，有人个人被判了死刑，一小时后就要执行，他这样说和想到：如果他必需在高耸的峭壁上或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过活——而周围是一个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是漆黑一片;永远是孤独无依;永远是狂风暴雨;——他还是愿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远站着——即使这样过活也还是比马上死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只要能活着!……这话一点不错!”
——这就是濒临绝境时生活意志，此时此刻萨达姆所需要的也正是生活意志!
其次是灵魂苦斗的同构性。
即使在险恶封闭的环境如流放地，因远离社会政治中心亦相当于压抑的大地下室，一切诸如死亡、生存、善良、罪恶、灵魂、纯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宗教等，只能在头脑中往返复始地思索，思索会产生思索的惯性和乐趣，这种紧张的思索靠各种独立的思想在头脑中诘问、对话和较量来持续。在一定程度，陀氏通过人物依傍这种“思索”生存，激活生命。在精神的紧张度上，流放当然可以从容一些，但同样存在生活意志问题，头脑中的思想交锋其实就是生活意志的鲜活体现。
因此在后来陀氏创作中的人物冗长而激烈的对话(抗争)，他的复调(多声部)艺术，“思想”成为他的主人公，他的对话理论，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基于他奇特经历和内心体验为底蕴的自然的审美选择(这跟当下某些先锋刻意形式、刻意形而上有霄壤之别)。流放归来以后，他是带着苦难、死亡的体验和对社会思想、灵魂的追问进行创作的。他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通过人物和场景，也是强劲生活意志的发掘和写照。人们似乎忽视了，陀氏正是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方式来体现其顽强的生活意志的。
接着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是一个乡下来彼得堡的穷大学生，却有做拿破仑不做“小虫”的雄心，社会偏偏让他处境凄惨可怜，他迁怒于邻居——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婆子，他仄居于一所小屋(类似于地下室)，社会联系极有限，思絮却天马行空，寻思出杀人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如果说，杀人之前他思想斗争激烈，杀人后他更是陷入极度的精神煎熬，越陷越深(杀人者以为一了百了而痛快，岂知抽刀断水水更流，精神折磨接踵而来，没完没了)。一方面，依着惯性，他继续着以前的思索，而且增加了对已具体化了的罪恶、良心的思索;另一方面，他必须应对即躲避警察的搜查司法的追究，于是他又站在警察和法官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这桩血案。当然他的几个亲朋无意中的言辞，都给他增加了紧张思索的内容。这也是他生活意志的体现。
在《罪与罚》中，陀氏说明，罪犯怎样由于他犯罪以后胆战心惊而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生活意志。萨达姆——特别是逃亡中的萨达姆，不正是这样么?他要借助《罪与罚》，发现并强化自己的生活意志。
还有，精神同构性还来自对人-神与神-人思索的同构性。
研究陀氏的权威毕比在其著名论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三个动机：对〈罪与罚〉的再阅读》(1955)，认为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知性、情感和精神三方面冲突与人-神/神-人之间的矛盾，作家的本领就在于用心理学的叙述策略揭示主人公形象身上存在的这种复杂现象，因而单方面认识这个问题是会困难重重的。④也有论者指出，《罪与罚》文本叙述结构的复杂性与作家对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等到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之关系，并肯定地指出陀氏是第一位创造出性格多变的主人公形象的伟大小说家，而且其伟大性源自小说叙述的张力。⑤也有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精神个案分析1860年俄国激进主义思潮对文学叙述的影响。⑥
联系现实中的萨达姆，他是把伊斯兰教当神明作信仰的。说以神自居，说志向说罪行，说雄才大略说无数次躲过追杀，说狂暴残忍，说审判别人，在量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萨达姆简直不可比，但在个人性的所遭遇的极端境况及情感和生命的烈度体验上，在人性之维上，即知性、情感和精神上，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他每杀一个人或一批人，外表果断利索，其实都给精神萨达姆注入一份精神的折磨，这折磨有痛苦也有快乐。诚如鲁迅评价陀氏所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判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不但拷问出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里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因此，萨氏是审判别人的审判者，同时也是个大犯人;他有太多太重的罪恶，同时他又保持住哪怕很少的人的洁白。所以他读文学书，特别喜欢“灵魂审判者”陀氏的书——《罪与罚》。
萨达姆的人生、生命体验，精神萨达姆(萨达姆身上的萨达姆)在陀氏和他的书里得到了映照，寄托，消解，深化，凝聚，激活，如此的精神苦斗伴随他一生。这表明他同普通现代人一样，也有着人的基本精神渴求，他的基本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
上述毕比的认知其实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罪与罚》即陀氏的新发现，恰好又可以在萨氏身上得到印证。在《罪与罚》里，虽拉斯柯尔尼科夫时时真切感觉上帝即神的存在，可还属于精神的虚幻、心灵的感悟，但在萨达姆那里——在伊拉克，萨达姆默许和主导了全民的造神运动，造成全民的精神虚幻，许多时候他也一定以神自许，有神的感觉，是一个现代伊拉克伟大的先知。不过，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在精神逃亡即精神争斗中产生或恢复了质疑，在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的问题上，他一定紧张而激烈地、反复地思索过。
在最后的逃亡回到家乡提克里特躲在一只逼仄的洞穴(真正的地下室，比当年陀氏笔下任何一个主人公所处的地下室都要小)，萨达姆更会思索这一问题。此时，任何神的光环已失去或不再起作用，他只是一个乡下人，乡下的老人，一个凄凉的弱势者，但他的生活意志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
有人从萨氏被捕时的神情，断定他精神彻底崩溃了。从“神”的消失到“人”的返回，可以这样说;“人”回到他身上，也必将有一个“人”的确立，因而又可以说，像陀氏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会继续思索;对什么进行思索就意味着和它对话，他的精神还没有彻底崩溃，他的生活意志在重新凝聚，他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继续存在。借用赖因哈德·劳特分析陀氏所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刻觉醒了的和活跃起来的强烈的生活意志，给予他坚定的信念。陀氏与拉斯柯尼科夫身上体现的这种生活意志的哲学，对萨达姆有着深远影响。
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认定，萨达姆与本·拉登这样极端一元论的恐怖分子有本质的区别。
4
在精神层面上，萨达姆竟同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拉斯柯尼科夫相吻合，萨达姆成了陀氏精神现代的负荷者接力者，这是令人深思的。这不但印证了陀氏是残酷的天才，以对灵魂的深刻探索在文学上独树一帜，他独创了复调小说，在“众语喧哗”中提出了既是当时又是后世的社会、精神问题，灵魂依归问题，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陀氏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酝酿，知道它必然会来临，他预见到它的方法与结果。⑦陀氏的形而上学(神，魔鬼，永生，自由，恶与人类的命运之类)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观念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⑧21世纪初的萨氏的肉身命运和精神命运正好以跟陀氏精神连结的方式证实了陀氏的预见。这是陀氏思想方法的深刻性(包括超前性)所在。
显然萨达姆也是深刻的——他以肉体的和精神的行动显示了他的深刻。萨达姆还显示了宗教(伊斯兰)现代性——与人类精神相融合的可能性。《罪与罚》就是这样的艺术之桥精神之桥。
陀氏的复调艺术在《罪与罚》里已趋于成熟，并呈现出巨大的艺术魄力与魅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提出并阐明了“复调小说理论”。许多批评家(包括中国的一些理论家)都将其定位于文艺理论——在长篇小说理论方面独树一帜，其实在我看来，它也是对话理论——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和思想观念，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平等地对话(争论也是对话)既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哲学，更是当今的现实——社会现实思想现实精神现实。有萨达姆为证，复调——对话观念、生活意志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有陀氏和《罪与罚》为证，这种艺术理论——观念，艺术实践，哲学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
陀氏的复调艺术有着陀氏鲜明的生命和精神的印记，巴赫金分析说，这里形成的并不是这种由相互理解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而是由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这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已经不是来自他观念上的狭隘期望，却是来自当时的现实生活。⑨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刺猬(伯林称老托尔斯泰为狐狸，而称陀氏为刺猬)，他渴望一种终极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他的艺术作品中，他却表现得像是狐狸，总是在探测向各个地方去的可能性。陀氏思想的独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问题性，在于其作为问题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以及问题本身的深刻性和根本性，这种作为问题的思想的确很难被整理成系统的思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体系化，它必须与人物形象和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和盘托出，才能够保持其生动性和紧张性。⑩
作为感性，在《罪与罚》里，陀氏不但写出了现代意味的思想和思想者形象，而且写出了“罪犯怎样由于他犯罪以后胆战心惊而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生活意志”。〔13〕这正是能沟通不同宗教不同阶层的人的魅力所在。
眨眼翻过两个世纪，陀氏所寻思所预见的问题所塑造的形象竟由中东的萨达姆来坐实，说明这个问题更普遍也更迫切了，世界充满复调，世界充满对话，对话包括思想的交锋。现实中的萨达姆用他的悲剧做了陀氏的精神回应。当然面对这个问题并非一定得经陀氏之“孔道”，然而，千真万确，萨氏逃亡以悲剧(被抓)结束，却突显了他隐密的精神之旅——他与陀氏隔代相遇的精神秘密。诚如陀氏的复调思想是开放性的，萨氏的内在精神早就处在开放的激荡之中。可以肯定，它自有“接力者”，这是世界的问题人的问题所决定了的。
身陷囹圄并不是精神萨达姆的终结，所以萨氏并没有被征服。
萨氏依恃的是《罪与罚》，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证明了陀氏的深刻性、现代性和超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仍显示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对萨达姆来说，情境如此险恶，连伊斯兰经书都可以放弃，但《罪与罚》不能缺少，此书成了他的生命需要。
面对时代和现实，写出具有强劲精神探索思想力量——人性力量的大作品，是一个真正作家的责任和良知。
2004、3、2初稿
2005、8、16抄正
【2011年9月11日补记】
————
注：①④⑤⑥林精华《20世纪西方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②转引自[苏]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③[美]斯洛尼姆《灵与肉的炼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⑦⑧⑩转引自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新华出版社，1999。
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三联书店，1988。
⑾〔12〕〔13〕 〔德〕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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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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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卡扎菲被抓或者被毙或受毙，他的逃亡才会划上句号，他的精神逃亡史才会定格。肯定的是，一切暴君逃亡的物质方式和精神方式有相同和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水土不同，暴君个人的思想精神资源不尽相同。为了能比照，我拿出2005年写的《萨达姆逃亡》，也可给“卡扎菲逃亡”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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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的独裁者、暴君，他骄淫奢侈，投巨资建豪华行宫、藏身处，用残酷手段镇压和杀害政治上的异己、少数民族，在国内只剩下也只允许他一种声音，还穷兵黩武，向外称霸，受到联合国的制裁，致使伊拉克经济奄奄一息。实际上伴随着他大量树敌，他的逃亡早就开始了，神出鬼没不断变换藏身之处就是一种逃亡;去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萨达姆就开始正式逃亡。由于人民对萨氏政权的失望和厌恶(此时可以公开表现出来)，亲信的不断叛变，情形一天比一天险恶，他处于极度紧张和疲惫中，频繁更换藏身地点，演示了“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的逃亡状。
萨达姆一直随身携带的，有枪支，有美元，竟然也有文学书籍;在他床边没有摆上宗教典籍《古兰经》，却一直摆着俄罗斯19世纪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因此，随着肉身的他逃亡，精神也随之逃亡。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他在台上指挥若定，他精神的逃亡不可遏制地继续着。精神寄托或精神追求是其内核，因此他的精神逃亡是积极的，“精神逃亡”是他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他的孪生兄弟，或者说，他身上始终有一个刚旺的精神萨达姆。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20-21世纪的现实典型。
支撑萨达姆逃亡的是精神，支撑他精神逃亡的还是精神，《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重要的精神来源，或者说就是他的精神——逃亡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籍此他焕发并依靠新的生活意志。
随着情境越来越险恶，他最大的内在精神需求，莫过于自我激发生活意志了。《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伴侣。
从他随身所带的世界文学名著，就可以知道，他是个精神世界并不封闭，也不单一，头脑中充满着各种有价值的精神的对立和斗争，他也是个精神紧张精神分裂(即神经症人格)的现代人 ;也可印证，他所谓的精神逃亡，并不是精神退场，成为纯粹的行尸走肉，而是精神世界比以前更加繁富 ，精神的争斗更加紧张。如果只是求生——精神崩溃下的求生，只带上美元和枪支就可以了。他躲在地窖几乎与世隔绝(陀氏恰好有一部《地下室手记》)，恰恰给他的苦思冥想即精神激烈争斗提供了一个的好场所;情境越险恶，这种精神的争斗就越活跃，越白炽化。也许他的被抓，但精神撕裂般的争斗决不会消歇。
在正式逃亡中，他的头脑更成了精神的跑马场，他的精神轨迹恰好与《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相当程度的合拍。萨达姆与陀氏相随——随行随远情形之一斑。
应该说，自登上政治舞台，萨达姆就如获知音，心甘情愿地与19世纪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相遇了。这恰恰印证伊斯兰教与东正教——世界各地的宗教有着内在沟通的渠道。
可以肯定，《罪与罚》是萨达姆的精神知音;更可以肯定，萨达姆并不只是一介武夫，在长期的权力斗争——实现其雄大野心(如杀戮异端异己，挑起民族争端，与别国开战，当然这也是有他转移国内矛盾的考虑)的殊死较量中，形成他变幻莫测的复杂性格，他外表沉着庄重肃穆，洞察一切，但事实证明，每每在最关键时刻，他却软弱下来。这说明内心——精神的苦斗之烈，他犹如一头困兽，从来没有轻松过。
他躲过并粉碎了多起对他的谋杀，特别是这次九死一生的逃亡，精神的紧张更是无以复加，它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关注和应对无法把握的险恶情势，用美元和枪支可以应付一阵子;二是身心可以疲惫，但精神不可松懈，应该比平时更提升和强化生活意志;三是心灵深处继续着他个体性的精神斗争，这种精神阵势，充斥对立的，有时某种精神占上风，有时另一种精神占上风，没有绝对的永远的输家或赢家。尤其后者，绝对不可跟人言，言也没有用，甚至他对自己下令不去想——他在精神世界做稳自己的君主——也不可能。在他精神世界里，某种精神就是某种价值观。甚至可以揣测，像鸦片上瘾，他需要并依赖头脑中紧张的精神对峙与较量，来缓解和安抚心灵，来保持精神活力生命活力生活意志。
因此可以肯定，在他精神世界——心灵深处，并不是“一元”而是“多元”，萨达姆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一元论者(当代绝对意义上的一元论的专制者却不乏其人)。这属于纯精神世界的问题，枪支和美元派不上一点用场，精神只有靠精神及其力量来解决，所以他如同选择情人一样选择了文学典籍，选择了19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选择了《罪与罚》仓皇上路。
“人的居首位的和最重要的东西，是关于强有力生活意志的知识。”〔11〕他借助《罪与罚》激活生活意志。这本发“黄”的《罪与罚》陪伴了萨氏漫长的政治生涯。这本发“黄”的厚书源源不断激活萨达姆的精神活力和生活意志。文学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2
《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灵的拷问、探索”(梅列日科夫斯基语)，显示“灵魂的深”(鲁迅语)的经典之作。经过巴赫金对陀氏富有原创性诠释(复调小说理论)，陀氏的研究更是长盛不衰。陀氏文化遗产已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①，这三部作品更是成了经常探研的书目。应该说，这三部书是陀氏的精华，集中地显示了“精神的斗争及力量”，显示了陀氏的精神历程和精神品格，显示了陀氏创作“多声部”即复调艺术(巴赫金语)的基本风貌，当然也昭示了陀氏创作——文学精神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
可以肯定萨达姆了解陀氏大起大落的人生，肯定他读了陀氏包括这三部书的重要著作。他像选择贴身保镖那样选择《罪与罚》随身上路，是意味深长的。至少可以肯定，萨氏决不是不读书只晓得抖霸主气的绿林草寇，也不是一味只看权谋书和通俗消遣书的悠哉君主，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需要精神寄托，更需要精神战斗的现代民族斗士。他年轻时曾是大学法律系学生，从而在血液中注入了知识分子基因，他读书的味口不同凡俗，但他毕竟是内外交迫交扰的一国之君，他读书自然有其功利性和精神的选择性，但外在场合，他的知识分子习气往往被掩盖在他强横的权霸之中。
《地下室手记》其实是个大中篇，它太重主人公阴郁的独白，那个“地下室”与世太隔绝，主人公寻思的还不是生和死、杀与被杀的尖锐问题，不过是陀氏借此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论争，证明任何一个人思想和感情都不可调和，只有宗教才能克服这纷争，被高尔基批评为19世纪到20世纪脱离生活的年轻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者堕落所发出的嚎叫，②我揣摩，显然此种主人公的絮絮叨叨不能让萨达姆提神(激不起深层的心灵感应);《卡拉玛佐夫兄弟》太重于家庭内部的恩怨仇杀，特别是那些令学者激赏的大段布道(如“大法官”一章和修道院长老以及卡拉玛佐夫一家父子反反复复对基督教的寻思和驳难)，萨达姆一点不感兴趣，他也无须用欧洲这种宗教装点门面(他用《古兰经》装点门面)，何况，这是陀氏多卷本著作，陀氏生前没有写完，只写出厚厚的两本，萨达可没这个耐心经常翻读。
萨达姆选择《罪与罚》，当然跟此书情节性即故事性较强、篇幅较适中有关，也跟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既属于个人性主题也属于社会性主题——精神性主题相关。
更内在地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特别是他遭到怀疑和追捕的险恶情境之下，精神的极度紧张;更为紧张的，是他头脑里各种精神(思想)的激烈交锋，如成为强人还是做一个小虫，杀人的正当还是不正当，有罪还是无罪，良心要不要受到谴责，自己要不要审判自己，还有对犯罪和死亡的体验，设想自己被执行死刑前后的思想交锋——生活意志的强化再强化，等等。尽管从公开的法律来衡量，他的乖张行为有效地挡住了对其定罪(作为杀人犯证据不足)，但他内心即精神的斗争丝毫未能减轻，最后他皈依宗教，以求得心灵的解脱。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经常委身小屋(相似于地下室)，但展示的社会是广阔而丰繁复杂的，他思考的东西既广又深。
萨达姆不是文学评论家，当然不必着眼这些，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萨达姆的心理(精神)的同构性，萨达姆的心理(精神)正需要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的撞击(抚慰)，由此激活生活意志，自己还没有完!
也可以这样说，萨达姆常常通过《罪与罚》而与陀氏相伴随;陀氏和他的《罪与罚》在历经两个世纪后，又遭遇了一个残酷而合格的精神知音。
3
现在我们简略分析萨达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同构性。
精神同构性率先来自生命生活遭际的近似性。
先来说说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是当时彼得堡彼得拉舍夫斯大林基小组成员，于1849年初遭到沙皇的逮捕。这年12月22日清晨，20名“成员”被押赴刑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带梯级的木头搭的处刑台和几根埋入土中的大柱子，有人从犯人身上脱下外衣，让他们穿着单衣站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检察长宣读判决书：……陀斯大林妥耶夫斯基……由于参与犯罪和传播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和最高政权的狂妄言论的信件……褫夺一切公权，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手执十字架的神甫走上刑台叫犯人忏悔，只有一个犯人走去忏悔。接着有人给彼得拉舍斯基等几个要犯穿上白色尸衣，用布带蒙上眼睛，并且把他们绑在柱子上。陀氏站在下一组，等待着自己最后的时刻。一名军官领着一排士兵在木柱前排成一列，士兵们举起枪，瞄准，只等“预备——放!”一声令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挥着手帕跑来，死刑马上停止执行。这时死刑犯有的发疯了，有的突然变得满头白发。沙皇改判陀氏处苦役4年，然后在西伯利亚服兵役4年。③
显然，陀氏从自身也从旁人瞬间变化的神情体验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体验在他成为囚犯时就开始了。
身陷囹圄、体验死刑、遭遇流放，又是磨砺生命和生活意志的时刻。陀氏被捕关在监狱，在给哥哥的信中说：“人身上有无穷的韧性和生命力，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得那么多，现在我根据经验已知道了。”在临刑(1849年12月22日)前几天他又写信：“我预料将有许多不妙的事情。我的生命力很旺盛，所以是很难耗尽的。”在死刑撤消的当天，他写信给哥哥说：“我不泄气也不沮丧。生活无所不在，生活在我们自己本身之中，而不是在外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不幸，不泄气也不沮丧——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任务。”
陀氏在《白痴》《群魔》等著作里都写到被处决前几分钟的生命体验：犯人情愿赶快把他枪决，但是同时他又感觉到生命的巨大强度。于是赖因哈德·劳特分析说：一个受震惊的人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沉睡未醒的力量;在面临死亡的时刻觉醒了的和活跃起来的强烈的生活意志，给予他坚定的信念。〔12〕
《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这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老太婆，正受到追查，他处于恐惧之中，他想到：“我在哪里读到过，有人个人被判了死刑，一小时后就要执行，他这样说和想到：如果他必需在高耸的峭壁上或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过活——而周围是一个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是漆黑一片;永远是孤独无依;永远是狂风暴雨;——他还是愿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远站着——即使这样过活也还是比马上死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只要能活着!……这话一点不错!”
——这就是濒临绝境时生活意志，此时此刻萨达姆所需要的也正是生活意志!
其次是灵魂苦斗的同构性。
即使在险恶封闭的环境如流放地，因远离社会政治中心亦相当于压抑的大地下室，一切诸如死亡、生存、善良、罪恶、灵魂、纯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宗教等，只能在头脑中往返复始地思索，思索会产生思索的惯性和乐趣，这种紧张的思索靠各种独立的思想在头脑中诘问、对话和较量来持续。在一定程度，陀氏通过人物依傍这种“思索”生存，激活生命。在精神的紧张度上，流放当然可以从容一些，但同样存在生活意志问题，头脑中的思想交锋其实就是生活意志的鲜活体现。
因此在后来陀氏创作中的人物冗长而激烈的对话(抗争)，他的复调(多声部)艺术，“思想”成为他的主人公，他的对话理论，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基于他奇特经历和内心体验为底蕴的自然的审美选择(这跟当下某些先锋刻意形式、刻意形而上有霄壤之别)。流放归来以后，他是带着苦难、死亡的体验和对社会思想、灵魂的追问进行创作的。他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通过人物和场景，也是强劲生活意志的发掘和写照。人们似乎忽视了，陀氏正是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方式来体现其顽强的生活意志的。
接着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是一个乡下来彼得堡的穷大学生，却有做拿破仑不做“小虫”的雄心，社会偏偏让他处境凄惨可怜，他迁怒于邻居——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婆子，他仄居于一所小屋(类似于地下室)，社会联系极有限，思絮却天马行空，寻思出杀人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如果说，杀人之前他思想斗争激烈，杀人后他更是陷入极度的精神煎熬，越陷越深(杀人者以为一了百了而痛快，岂知抽刀断水水更流，精神折磨接踵而来，没完没了)。一方面，依着惯性，他继续着以前的思索，而且增加了对已具体化了的罪恶、良心的思索;另一方面，他必须应对即躲避警察的搜查司法的追究，于是他又站在警察和法官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这桩血案。当然他的几个亲朋无意中的言辞，都给他增加了紧张思索的内容。这也是他生活意志的体现。
在《罪与罚》中，陀氏说明，罪犯怎样由于他犯罪以后胆战心惊而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生活意志。萨达姆——特别是逃亡中的萨达姆，不正是这样么?他要借助《罪与罚》，发现并强化自己的生活意志。
还有，精神同构性还来自对人-神与神-人思索的同构性。
研究陀氏的权威毕比在其著名论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三个动机：对〈罪与罚〉的再阅读》(1955)，认为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知性、情感和精神三方面冲突与人-神/神-人之间的矛盾，作家的本领就在于用心理学的叙述策略揭示主人公形象身上存在的这种复杂现象，因而单方面认识这个问题是会困难重重的。④也有论者指出，《罪与罚》文本叙述结构的复杂性与作家对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等到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之关系，并肯定地指出陀氏是第一位创造出性格多变的主人公形象的伟大小说家，而且其伟大性源自小说叙述的张力。⑤也有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精神个案分析1860年俄国激进主义思潮对文学叙述的影响。⑥
联系现实中的萨达姆，他是把伊斯兰教当神明作信仰的。说以神自居，说志向说罪行，说雄才大略说无数次躲过追杀，说狂暴残忍，说审判别人，在量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萨达姆简直不可比，但在个人性的所遭遇的极端境况及情感和生命的烈度体验上，在人性之维上，即知性、情感和精神上，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他每杀一个人或一批人，外表果断利索，其实都给精神萨达姆注入一份精神的折磨，这折磨有痛苦也有快乐。诚如鲁迅评价陀氏所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判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不但拷问出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里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因此，萨氏是审判别人的审判者，同时也是个大犯人;他有太多太重的罪恶，同时他又保持住哪怕很少的人的洁白。所以他读文学书，特别喜欢“灵魂审判者”陀氏的书——《罪与罚》。
萨达姆的人生、生命体验，精神萨达姆(萨达姆身上的萨达姆)在陀氏和他的书里得到了映照，寄托，消解，深化，凝聚，激活，如此的精神苦斗伴随他一生。这表明他同普通现代人一样，也有着人的基本精神渴求，他的基本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
上述毕比的认知其实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罪与罚》即陀氏的新发现，恰好又可以在萨氏身上得到印证。在《罪与罚》里，虽拉斯柯尔尼科夫时时真切感觉上帝即神的存在，可还属于精神的虚幻、心灵的感悟，但在萨达姆那里——在伊拉克，萨达姆默许和主导了全民的造神运动，造成全民的精神虚幻，许多时候他也一定以神自许，有神的感觉，是一个现代伊拉克伟大的先知。不过，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在精神逃亡即精神争斗中产生或恢复了质疑，在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的问题上，他一定紧张而激烈地、反复地思索过。
在最后的逃亡回到家乡提克里特躲在一只逼仄的洞穴(真正的地下室，比当年陀氏笔下任何一个主人公所处的地下室都要小)，萨达姆更会思索这一问题。此时，任何神的光环已失去或不再起作用，他只是一个乡下人，乡下的老人，一个凄凉的弱势者，但他的生活意志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
有人从萨氏被捕时的神情，断定他精神彻底崩溃了。从“神”的消失到“人”的返回，可以这样说;“人”回到他身上，也必将有一个“人”的确立，因而又可以说，像陀氏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会继续思索;对什么进行思索就意味着和它对话，他的精神还没有彻底崩溃，他的生活意志在重新凝聚，他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继续存在。借用赖因哈德·劳特分析陀氏所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刻觉醒了的和活跃起来的强烈的生活意志，给予他坚定的信念。陀氏与拉斯柯尼科夫身上体现的这种生活意志的哲学，对萨达姆有着深远影响。
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认定，萨达姆与本·拉登这样极端一元论的恐怖分子有本质的区别。
4
在精神层面上，萨达姆竟同陀斯妥耶夫斯基与拉斯柯尼科夫相吻合，萨达姆成了陀氏精神现代的负荷者接力者，这是令人深思的。这不但印证了陀氏是残酷的天才，以对灵魂的深刻探索在文学上独树一帜，他独创了复调小说，在“众语喧哗”中提出了既是当时又是后世的社会、精神问题，灵魂依归问题，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陀氏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酝酿，知道它必然会来临，他预见到它的方法与结果。⑦陀氏的形而上学(神，魔鬼，永生，自由，恶与人类的命运之类)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观念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⑧21世纪初的萨氏的肉身命运和精神命运正好以跟陀氏精神连结的方式证实了陀氏的预见。这是陀氏思想方法的深刻性(包括超前性)所在。
显然萨达姆也是深刻的——他以肉体的和精神的行动显示了他的深刻。萨达姆还显示了宗教(伊斯兰)现代性——与人类精神相融合的可能性。《罪与罚》就是这样的艺术之桥精神之桥。
陀氏的复调艺术在《罪与罚》里已趋于成熟，并呈现出巨大的艺术魄力与魅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提出并阐明了“复调小说理论”。许多批评家(包括中国的一些理论家)都将其定位于文艺理论——在长篇小说理论方面独树一帜，其实在我看来，它也是对话理论——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和思想观念，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平等地对话(争论也是对话)既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哲学，更是当今的现实——社会现实思想现实精神现实。有萨达姆为证，复调——对话观念、生活意志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有陀氏和《罪与罚》为证，这种艺术理论——观念，艺术实践，哲学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
陀氏的复调艺术有着陀氏鲜明的生命和精神的印记，巴赫金分析说，这里形成的并不是这种由相互理解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而是由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这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已经不是来自他观念上的狭隘期望，却是来自当时的现实生活。⑨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刺猬(伯林称老托尔斯泰为狐狸，而称陀氏为刺猬)，他渴望一种终极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他的艺术作品中，他却表现得像是狐狸，总是在探测向各个地方去的可能性。陀氏思想的独特和深刻所在正在于其问题性，在于其作为问题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以及问题本身的深刻性和根本性，这种作为问题的思想的确很难被整理成系统的思想，甚至它本身就拒斥被体系化，它必须与人物形象和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和盘托出，才能够保持其生动性和紧张性。⑩
作为感性，在《罪与罚》里，陀氏不但写出了现代意味的思想和思想者形象，而且写出了“罪犯怎样由于他犯罪以后胆战心惊而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生活意志”。〔13〕这正是能沟通不同宗教不同阶层的人的魅力所在。
眨眼翻过两个世纪，陀氏所寻思所预见的问题所塑造的形象竟由中东的萨达姆来坐实，说明这个问题更普遍也更迫切了，世界充满复调，世界充满对话，对话包括思想的交锋。现实中的萨达姆用他的悲剧做了陀氏的精神回应。当然面对这个问题并非一定得经陀氏之“孔道”，然而，千真万确，萨氏逃亡以悲剧(被抓)结束，却突显了他隐密的精神之旅——他与陀氏隔代相遇的精神秘密。诚如陀氏的复调思想是开放性的，萨氏的内在精神早就处在开放的激荡之中。可以肯定，它自有“接力者”，这是世界的问题人的问题所决定了的。
身陷囹圄并不是精神萨达姆的终结，所以萨氏并没有被征服。
萨氏依恃的是《罪与罚》，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证明了陀氏的深刻性、现代性和超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仍显示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对萨达姆来说，情境如此险恶，连伊斯兰经书都可以放弃，但《罪与罚》不能缺少，此书成了他的生命需要。
面对时代和现实，写出具有强劲精神探索思想力量——人性力量的大作品，是一个真正作家的责任和良知。
2004、3、2初稿
2005、8、16抄正
【2011年9月11日补记】
————
注：①④⑤⑥林精华《20世纪西方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②转引自[苏]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③[美]斯洛尼姆《灵与肉的炼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⑦⑧⑩转引自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新华出版社，1999。
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三联书店，1988。
⑾〔12〕〔13〕 〔德〕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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