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煤炭地质局电话: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9 大学到底怎么啦？

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9 大学到底怎么啦？ 

来源：新周刊

　九，大学到底怎么啦？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这样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行政化”，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它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一种产品。用大学招生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生意、师生关系变成老板雇员、大学靠地产牟利，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门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烂生意。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难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多大学开设专业并未考虑到未来的趋势，而只是一味跟风。从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到法学、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从计算机学科到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等等，所有专业无不如此，所有学校无不如此。工科院校开设表演系屡见不鲜，文科院校开始电子商务专业也并不罕见，什么流行就立刻模仿它、做滥它。

　　经常会看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面临“高学历、低能力”的困惑。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毕业之后找工作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交给你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时光，大学生只学会了考试和考证。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                     (文/陈漠)

　　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

　　武汉大学原校长，著有《中国高校之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刘道玉自传》，生于1933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是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怎样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沉痛地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我国教育界办学者们的思想依然还是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时期，抱着工业文明的法则不放，这些原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好大狂，而这些原则是与信息时代根本对立的。不客气地说，我国高教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六条法则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好大狂的思想。凡事以大为好，而且追求大到了发狂的地步，如大学扩招、大学合并、专升本、学院改为大学、系改院、建豪华的大楼、建大学城，等等。

　　因此，为使我国大学走出困境，必须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通过改革坚决摒弃第二次浪潮六大法则对大学的束缚，特别是纠正好大狂的思想，使大学恢复到常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教育观念办学。

　　我一向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接待学生是大学校长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是按照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我是信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倡导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精神；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十分强调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统”，做诚实的人，严谨地做学问。

　　我注意到了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现象，也发现了70%的博士进了各级政府机关。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而优则仕”不可取，这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的思想根源。谁都知道，学历高低与能力高低不是一回事，以研究生的学历招聘公务员不可取。同时官本位主义这对青年人有很大的诱惑力。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无论是领导人或是公务员，都必须在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情况下，以优胜劣汰来选拔，唯有如此，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政府中来。

　　我国虽然有2000多所大学，但千校一副面孔。这是我国大学失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怎么可能都办成大而全的研究型的大学呢？“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是明朝顾炎武的两句诗，是老年人壮志的诗句。我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努力做到年老未敢忘国忧，将一如既往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采访/胡赳赳)

　　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生于1972年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

　　现在大学用来评价大学教师的标准都不是内在的标准，从真正的大学精神来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声望是在下降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原因，让他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行政上。从学生来看，这几年大学升学率达73%，要成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件难事，但整体社会都失去了对大学生高素质的认同，甚至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人才。温家宝总理在多次的座谈会和与网友的交流中都明确提出我们教育存在的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我觉得无非就是三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真正像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发展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治校关系；其次是在学校内部推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实行行政、学术权的分离，按照基本的大学方针办事；再就是高考制度改革，这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如果说高校免考入学制度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制度办校也就无从谈起了。

　　去年7月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在制订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建议，草案出来后也参与了意见的听取。这份纲要从文本来讲，虽然有不足，但应该说是凝聚了现阶段所能够达成的改革共识。纲要比较清晰地指出未来十年我们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于行政部门，因为改革的实质无非也就是放权的过程。因此我一直提议要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主导全国和地方的教改，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果仅仅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办，那很难使放权的过程能够落到实处。公众的参与主要是学生参与，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来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监督改革方案的执行；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办学，比如中小学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大学成立大学理事会；第三个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用人单位，由他们来影响、推动教育改革。他们可以通过包括用人观念的改革、与大学的合作来参与学校发展。在国外，由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是非常普遍的；第四个就是NGO，他们一方面参与改革方案的谏言，另一个就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

　　按照温总理的讲法，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公众恢复对教育的信心，现在要让公众以及学生能够对教育恢复信心，最主要的还是纲要的落实，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至少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行动：是跑的还是走的，而不是原地不动乃至调头而行。学生也应该做好自身的规划，现在能够逃离中国教育制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这个制度之下，还是有些优秀的学生，就看你怎样把握周围的资源，怎样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地来推进教育改革。

　　只要能改变这种以行政级别建校的制度，中国教育的声誉能够恢复得很快。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亚洲一流大学不是很长时间，民国初期我们的大学也没建立多久，但就培养了很多人才。按照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只要真正愿意改革，大学很快就能恢复公信力。     (采访/陈非)

主题阅读：

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
1 什么东西没变？
2 中国人还有梦吗？
3 还有多少中国味？
4 怎么看美国？
5 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6 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7 中国缺什么？
8 艺术家批准了吗？
9 大学到底怎么啦？
10 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11 中国人担心什么？
12 还敢爱吗？
13 像什么一样生活？
14 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15 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