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

　　追问中

　　15年的《新周刊》，是快速演进的现实中国的提问者。

　　2010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这样描述“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在具体事情中时常有无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愤怒，但听不得外人骂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失望。”

　　15年来，《新周刊》就是这样的“中国控”。

　　15年来，《新周刊》以“中国”为努力彰显的核心价值，致力于报道那些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力量和打动人心的人、事、物。《新周刊》更测量时代的体温，紧跟潮流与发展的步伐，与当代中国人一起，对有关中国的一切提出了“千万次的问”。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一，什么东西没变？

　　1996—2011，什么东西没变？

　　国已变，从发展中社会到小康目标达成，从前工业社会到世界第二，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到人人称羡的“中国奇迹”发生地；家也变，山川早已改变模样，乡村业已“空心化”，三四十个城市狂奔于国际大都会之途，故乡已然不在；人也变，三十而立成了F40，愤青变身中产，飘一代成了既得利益者。

　　变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寻常世象：底线一退再退，终至不可再退；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之下，阶层和解困难重重；社会学家孙正平所说的“社会溃败”值得警惕，人人期待信任感和安全感。

　　在与强大外来文明和历史传统的角力中，被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更可怕的是，为何没人问，什么东西没变？

　　没变的是利益群体，加入WTO也曾让我们欣悦，幻想国际规则能够使既得利益群体却步，事实是，经过短暂冲突、试探与融合，国际规则也已让位于中国“潜规则”。

　　没变的是社会格局：权力、名声与财富的内循环，中国特色的通胀，赢者通吃……

　　没变的，还有世道人心，任何时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世界上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对“变”这个字寄予如此厚望，我们太习惯于在运动和口号下完成一场社会变革了。中国还找不出哪本杂志会对中国之“变”如此敏感而咏叹再三。15年来，《新周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变”与“不变”的永恒关系：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变？变化中哪些值得珍惜回味，值得抢救保存？不变中哪些值得冲垮樊笼，奋力打破？                 (文/朱坤)

　　杨锦麟：让变的步伐更有节奏、更稳健

　　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凤凰卫视前资深时事评论员，生于1953年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没变，但人心变了。一个是民智已开，民心求变；一个是人心浮躁，追逐短期效益，不择手段，丧失最基本道德伦理底线约束的社会异变。大陆城市的地表建筑日新月异，但下水道基本不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最本质的心灵构建，信仰缺失的现象正在意识形态以外的诸多领域呈现令人吃惊的狂乱和失序。

　　香港人、台湾人现在的欲望是“不变”，任何发展过程的华人社会，都有发展规律的相似轨迹，只是大陆的块头大一些，历史包袱重一些，面对的问题多一些，承担的责任重一些，很难做到“无欲则刚”，只能不断在求新求变过程中逐步改善自己，让自己的步伐更有节奏，更加稳健，而不是继续一路狂奔。

　　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体中，悲天悯人和善良真诚的基因并未完全消失，也不会完全异变，它不需要人为的因素去“圈养”和保护它，它是与生俱来的，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的，如果它还在。还能在任何危难时刻迸发出顽强而无法被忽视的能量，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

　　(文/杨锦麟)

　　马家辉：内地还没到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的时候

　　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台湾问题研究员，1963年生于香港

　　这15年来，内地的“变”可以说是“巨变”，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将来15年，或者50年，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变化是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而且学会理直气壮地表达。不管是消费的欲望，还是人的欲望，莫不如此。我说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个四川一个什么地方的女生，在微博上公开说：好希望遇到马家辉，然后扑上去，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这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观念，还是以往对内地的印象，都是不能想象的。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该不该有财富，怎么致富；现在大家有钱了，进入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找享受财富的游戏规则。现在的内地，可以说在开一个欲望嘉年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下阶层对富有阶层有怀疑，认为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阴谋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炫富。但将来社会变得开放、多元、公平、平等，人们会发现，炫富也没有什么，就跟炫家庭幸福、炫老公/老婆一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第二个变化，我觉得是内地人，尤其是内地年轻人，他们具有了一种“城市”而非“国家”的视角。近几年来港台作家纷纷北上，如果从“国家”的层面看，我们这些人就不够“政治正确”：比如香港作家，没有“国家”的概念，目中所见，只是香港这个城市，选择它，然后过的是自己的生活而已，在以往的内地，会被冠以“小资”、“洋奴”的帽子。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了，他们学会用“城市”的视角来界定自己及他人，所以懂得欣赏港台作家对城市的抒写，并引起共鸣。

　　至于什么东西没变，我对内地了解不深，就说说我一个朋友。十多年前我问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过年回家，和家人一起。现在他发财了，再问他什么最开心，他还是想着家人，说家人开心他就开心。尽管有人说内地道德崩坏、人心涣散，但我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家”的概念没有变。

　　和内地相比，香港、台湾的“变”显得不明显，十年前开的一个商店，十年后你来看，它还在。现在的香港和台湾，已经过了“巨变”年代，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不仅不变，还有一种怀旧的氛围，要重建集体记忆。内地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至少要到10年以后，才可能到不想变的阶段。到时候，内地人会后悔，怎么变得那么快、那么多。

　　(采访/谭山山)

　　二，中国人还有梦吗？

　　中国人还有梦吗？

　　100年来，容闳怀的是留洋梦，康有为怀的大同梦，孙中山怀的是民主梦，陈独秀怀的是启蒙梦，楼适夷怀的是新锐梦，施蛰存怀的是尊严梦，河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全体社员怀的是卫星梦……

　　中国梦长期面对4个对手：美国梦、欧洲梦、澳州梦、东洋梦。2000年那会儿，中国人一直做的是诺贝尔梦、足球梦、申奥梦、WTO梦、500强梦、小康梦、绿色梦、E生活梦、廉政梦、航母梦、统一梦。2003年，搜狐CEO张朝阳的梦想是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岁，漫画家廖冰兄的梦想是希望活着看到中国进入小康，CCTV主持人沈冰的梦想是做个全面的主持人，步步高总经理段永平的梦想是20年后，企业还在……到2011年，有些中国梦，梦已圆，有些中国梦，梦仍未圆。

　　2009年，中国民生银行、零点咨询、旅游卫视启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人梦想大调查——《中国人梦想白皮书》项目，调查发现，“奋斗”是中国人梦想追求的主线：建国初是“自我牺牲式奋斗”，改革开放时期是“求变式奋斗”，当代是“创造性奋斗”。

　　84.8%的中国人认同当下中国存在“中国梦”，64.1%的中国人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下中国最容易实现梦想。中国梦主要类型是：创业梦、子女梦、财富梦、行走梦、卓越梦、知识梦、公益梦。而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因素是：勤奋努力、身体条件、技能、教育程度和运气。

　　每座中国城市、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你或是要上北京漂出一个未来，或是要奔海南、广州捞现金发横财，或是要跑深圳奔小康、守在上海做白领，跑到西部当矿老板……改革开放30年，中国按下快进键，中国人坐在一辆飞飙的“和谐号”动车里，他们总是“睡不着”，像拧紧发条的机器人一样，疲惫地奔逐于梦想和生活之间，诸多的梦想被挤压成供完一套房、买上一辆车、养好一个孩子。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醒，实现中国梦需三个条件：一、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公民社会；二、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三、秩序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他提醒，“中国梦”很容易陷入盲目自大与不思进取的陷阱之中，变成一场“中国梦魇”。最重要的是要走好当下路上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                  (文/何雄飞)

　　白岩松：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员、主持人，著有《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生于1968年

　　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且艰难的梦的转换。一个覆盖大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国家独立富强的梦，正在过渡到每一个公民自己梦想实现的过程，这是目前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质。即，由国家梦向个人梦的转变。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一个标志，中国走出故宫所代表的封建和皇朝，走向共和。一百年前中国一塌糊涂，内忧外患，虽然有民主科学，但真正的梦想其实是独立和富强。在过去的一百年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体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个体的梦想被覆盖了，甚至个体也自愿被覆盖了——它全部投身于国家大的“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这有历史原因，可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说，也是对的。但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起码到2008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大梦已经差不多了。随着改革深入，个人的梦想开始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而且需要被尊重。中国梦正式进入到一个——首先个体梦想被尊重，其次有它实现的空间和可能——这样一个阶段。

　　国家梦和个体梦两者不是对立的。国家的大梦接近实现了，给个体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如果没有国家经过一百年实现独立真的富强起来，个人的梦想很难出发。弱国的注意力恐怕更多放在如何让国家富强起来。一个国家梦想实现后，搭起了重要的平台。但个人梦在寻求实现的路径、渠道和空间时，我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是焦虑于看到的问题，这涉及到民主、公平等等。这需要全方位的思考。

　　个人梦想想要实现有三个因素：第一，个人有个人的梦想，且这个梦想不仅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个人有梦是最重要的，浑浑噩噩的人也不少，我们习惯了认为问题都在别人那，习惯了指责问题都是政府的，中国人不太习惯反省自己，政府和别人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呢？中国人要学会面对自己和尊重自己。梦想也是尊重自己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中国人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是超越了简单的物质的梦想——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物质依然是一个梦想，但是到了这个阶段要超越它——大部分公民要有自己的梦，或者说以梦为马。第二个就是公平，公平是一个社会环境的改变的关键，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或者关系。第三就是民主，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只有走向民主，个人梦想跟国家才会有互动，国要尊重民，而民也通过民主的方式更好地推动国的建立。这三点密不可分。

　　可能民主和公平是个很巨大的时代课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四十岁时写过的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对于个体来说要有自我约束，在这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度里，人要慢慢建立敬畏。“敬”就是什么是最好的，你要去实现；“畏”就是你害怕什么，不能突破底线。现在所有乱象都跟“无敬无畏”有关，这需要从个体去建立起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主公平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公民在做什么，恐怕要从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拥有敬畏开始。我们也要强化和成长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往哪走？这个时代非常让人担心。民主经常被提到，我们让内心的民主意识理念足够成熟了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要快速地向前走。   (采访/张凌凌)

　　熊培云：梦想，首先是一种想象的自由

　　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生于1973年

　　“中国人是否还有梦？”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种现实考虑。生活的各种压力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比如为了买房子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过，需要一所房子，就是梦想。大家最关心的其实不是有没有梦想的问题，而是生活有没有其他一种可能的问题。

　　梦想，首先是一种想象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大家都为买房子奔波，没有长远的打算，没有更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社会就会失去创造性，失去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的社会即使不说它没前途，至少是没有趣味的，是单调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通过奋斗买起了大房子甚至豪宅，但就精气神来说，也是活得灰头土脸的。

　　或者可以分开来看，中国人的梦想，就每个个体而言，千差万别。但是社会的梦想都不会差太多。希望有安全感，有自由宽容的氛围，并且每个人活得都有尊严。

　　其实相较过去而言，社会开放和自由很多。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底线没有真正形成，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焦虑之中。不管是有多大权，还是有多么多的钱，甚至连很有学问的学者，都难逃这种焦虑。没有安全感，自由似有还无。(比如你买了个房子，你精心布置，在里面生活很多年，可政府如果说拆就拆了，你这自由就是没保障的。这就好像你在网上发一个谈论政治或焦点问题的帖子，你发出去了，可很快被删除了。这样你的言说的自由就处于被没收的状态。而且你都无法申诉。)所以我一直在说，随时可以被没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这也是底线没有形成的社会的一个特征。

　　今天社会的进步在于，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不紧跟着政治走，也不再有人拿着棍棒驱赶你。因为你有自己自由生活的权利，而且社会也就此达成了共识，认同美好生活是政治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生活应该高于政治，而不是相反。

　　“在旧上海，‘法国’与‘上海’相处无间，在今天的新上海，既看不到‘法国’，也看不清‘上海’，‘东方的巴黎’已经自我肢解了。”

　　在《退步集》中，陈丹青痛陈中国城市“进步”之弊。阿城说保守是一个褒义词，例如英国的保守派“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反思。

　　是时候回顾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还剩下多少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广州要在江边种植曼哈顿，重庆建起“纽约纽约”写字楼，广东惠州要翻版奥地利哈尔斯塔特镇；在旅游业的利益驱动下，四处是脑残式掘古，争

　　“南北分界标志线”、争黄帝、争老子、争西门庆——但当中国人还在讨论该不该废弃中医时，韩国人正投入巨资为所谓的韩医针灸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国人为古人故里争来争去，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已经“申遗”成功，中国人连“端午节”都被抢去了。

　　抢去我们文化传承重要事物的，不仅有韩国人，还有拍脑袋的城市CEO、相中老胡同区域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同样，至今依然有保护着我们文化传承的人——这包括保护传统文化的NGO，将中国文化向外推广的孔子学院、老子学院，卖座的中国功夫电影，惹来争议的“私塾”教育，养生热下频频登上电视节目的中医，甚至一帮爱好者的汉服小聚会，都让我们时代的中国味得以传承。

　　保留中国味，绝不仅仅是大力申遗就足够，还包括对历史的教育，文化的传承，民间公艺的保存与资助；保留中国味，不靠兴建假古董，也不仅仅靠保护古迹，还需支持私人博物馆、支持民间组织，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文化的行动之中。同样，保留中国味，亦不仅仅是保存带有中国烙印的老事物，还应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中国味还应该包括人情味。

　　中国要找回自己的中国味，需要每个人自我觉悟——这种觉悟，让我们的国民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以此对抗物欲社会的浮躁与功利、重新找到文化认同并寻回自我。

　　(文/文尔达)

　　于坚：中国味减弱的过程里隐藏着复兴契机

　　诗人，著有《诗六十首》、《棕皮手记》等，生于1954年

　　“绝版中国”的这一说法，2006年由《新周刊》封面专题提了出来。今天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在发生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多么大。我们有必要对现代化再作深层思考，在经济快速发展以来、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超标之后，端正我们的文化态度。

　　现在我常说，“现代化已经走到底了，还能怎么着？”你不是高速公路不能走太快，你楼盖得再高还要怎么着。你活在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意思呢？每个房子都是中国传统生活的载体，你把它拆掉了，把百年老店拆掉了，把左邻右舍的关系全部拆掉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在模仿西方，人为地把我们赶到一个陌生的社会。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它的精神纽带是依靠教堂来联系的，中国社会人和人精神的纽带不是依靠宗教，它是依靠文化——这个文化是渗透在生活里面的，是天人合一的——把这个摧毁了，把神这个层面的东西摧毁了。

　　中国人民不是没有宗教信仰，那种信仰是在毛笔，是在奇石，是在日常生活的寓教于乐。若没有了这些，我们住在现代化的小区里面能有什么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看电视。

　　要问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味，我觉得不算多了，汉语和我们的饮食是我们坚固的不可撼动的两张底牌。当然，汉语的力量非常强大，我认为汉语是中国文化在进化面前最伟大的、最后的反省。现代主义的特点是量化世界、改变世界的速度，而汉语在当下的这四十年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食物，民以食为天，这个天还没有垮下来。

　　也许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新生一代人身上，汉语和饮食这两点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但它至少还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在这个减弱的过程里是隐藏着复兴契机的。因为现代化说到底是非常不好玩的，它没有诗意，仅仅是给人以物质的满足，它不提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把你的生命规范起来量化，像一些货物一样地装箱打包。我相信从人的生命经验角度来讲，人都需要爱，要生活，要生儿育女，这种永恒的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年轻一代肯定会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你看中国年轻一代和西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工业化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出现了法国的1968年的革命和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对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厌弃；但是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5万多的嬉皮士跑到美国最原始的州去，就是为了抛弃现代生活，要过自然的生活。目前就中国来看，我认为觉醒得太晚了。

　　(采访/张凌凌)

　　徐文兵：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医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从事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字里藏医》等，生于1966年

　　辜鸿铭先生定义的典型的中国人是“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是早慧的民族，这得益于我们有着能与天地鬼神沟通的伟大祖先，幸运的是，这样的传承千万年都没有断裂。

　　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与其他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和谐共处。中国味儿是道家赋予的，而不是儒家。这种中国味儿体现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共处，所谓“道”不同。而方法、手段、战术、器械的差异就更大了。

　　首先，中国人是信神的，中国古称神州。现代有一部分中国人除了不信神，还亵渎神，还污蔑诋毁神职人员，巫婆神汉都成了蔑称。牛鬼蛇神四个并列，就可明了神在当下的位置。还有一部分人信外来的宗教。另有中国人信仙不信神。如今还有几个中国人相信无形无象，恍兮惚兮，幽兮渺兮，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有几个去奉祀、祭奠、供养、愉悦神？

　　其次，中国人是尊崇、敬畏天地自然。不会搞出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的闹剧。更不会提出更高更快更强这种脑残口号。危楼高千尺，高处不胜寒，更高图什么？置之死地才后快，更快岂不是速死。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强极则辱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电视里面整天叫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殊不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比比皆是。

　　现在人们总说世界在变平，但是世界变平是在变和，还是在变同？我们丧失了中国味儿，就是被人洗脑，做别人的附庸。如果他们的信仰、文化比我们优秀也倒罢了。可惜目前我所接触的所谓西方文明，与人类身心健康的目的南辕北辙。我们被西化以后，几千年传承下来优异的本能，觉、感、悟这些中国味儿都被偏见和痴见覆盖屏蔽了。恢复知觉，恢复常识很有必要。

　　当然，遇到矛盾冲突必须做出取舍，就看你追求什么了。道家是贵生的，所以才讲究修身养性，尽其天年。儒家是讲舍生取义的，要杀身成仁。革命家为了自由，要抛弃生命和爱情。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中国人被诟病不讲究逻辑思维，这只是从智的角度讲，想把握多元素、复杂参数、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规律，逻辑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慧。二元对立，非白即黑，非好即坏，是小孩子层次固化的考量，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中国人把最美好的词给了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引起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它是自由开放、膜拜未来的国度，它是胡萝卜加大棒、实施双重标准的霸权象征。中国人对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织着好奇与憧憬，茫然与渴望，愤怒与向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学生们马上冲到麦当劳、肯德基门口抗议，可第二天又去美国使馆排队等留学签证。美国对中国一贯实施双重标准，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两岸问题。同样，在中国青年眼中也有“双面美国”。

　　美国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美国也是贪官逃亡的避难所。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中国海外债务最多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明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地球遭受入侵时，是美国独力拯救人类。

　　可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是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欲拒还迎。

　　从“中国可以说不”、“阻击霸权”的愤怒，到“让全球化抱抱”的慎思。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新周刊》为中国全球化之路破的三道题是：

　　美国是榜样吗？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全球化路径都绕不开的设问。

　　三十年后，美国梦是过去时，中国梦是现在时。中国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国从排外到兼容，中国人的欲望榜前三位是：有更多钱、国家富强和周游世界。

　　中国人看美国是“双面美国”，同样，美国人看中国也是“双面中国”。

　　《时代》周刊提出美国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1.充满活力；2.重视教育；3.赡养老人；4.多多储蓄；5.放眼未来。

　　反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美国为镜，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和创意立国方面狠下功夫。                       (文/肖锋)

　　张力奋：中美之间仍将漫长纠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www.ftchinese.com)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英，传播社会学博士，生于1962年

　　上个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北京。四十年前，他肩负总统尼克松的使命，秘访中国，华盛顿与北京开始解冻，冷战时代的国际地缘政治就此改写。在京逗留时，八十八岁的基辛格和十多位“海龟”有个早餐会。他说，过去四十年，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见面的多是中国领导人，他很想听听年轻人如何看美国。

　　我问他，假如美国不改变对中国现行政体的基本判断，美中两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友邦和战略伙伴吗？基辛格做了细致回答，大意是：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或形态；但在必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坚信的基本价值理念。

　　基辛格长于外交辞令，这番话却说得很直白。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惑：虽然中美间裹挟越来越多共同的经贸利益，但不同的制度，将使两国长期行走在冲突的边缘，各种潜在的利益摩擦也因此发酵催化或显影。近几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规格越来越高，白宫重要阁员几乎倾巢而出，礼炮和公报言辞都很响亮，以“战略伙伴”相称，但公关的想象终非政治现实。真正的“伙伴关系”，用不着印上“伙伴”两字。刻意表达或声明的，恰恰正是缺失的。横亘中间作怪的，是制度。

　　近年，中国领导人访美，双方每次都为礼宾规格颇费周章。正因未到“伙伴”的火候，彼此才在乎台面上的东西。外国领导人到访美国，最高礼遇不仅是白宫座上宾，更重要的是在国会山的参众两院正式演讲，才算是“自己人”了。近年来，中美间的各种利益日趋交融，是事实，但离“战略伙伴关系”还遥远。

　　无论你崇拜还是诅咒美国，无论你爱恨交加，美国已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章节，一个内政命题：美国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外交虽倡导“多极世界”，实质上仍以美国为锚。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走下坡路，中国决策者最看重的还是华盛顿的声音。如同美国把美元变成了中国的内政家事一样，美中双边的利益博弈难分你我，很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美是一对怪夫妻，彼此看对方，都有盲点。前不久，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闲聊美中关系。他曾任高盛总裁和CEO。2003年，他激流勇退，辞职后到中国清华大学当教授。他说，前几年曾去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听证时，他对国会议员说，在表决有关中国的提案前，请你们至少去中国走一趟。他说，仍有相当数量的美国议员从没踏足过中国。我觉得，开放的美国，也有闭锁的一面。就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对美国的好奇心和学习精神，显然高过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

　　过去100多年，中国人对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文化，感情虽纠结，还是心向往之。这从中国人对西方大国国名的中文译名也能察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汉语中的好词，间接透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欣赏和期许。“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中美关系曾陷入低谷甚至冰点，比如1999年5月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中国激发强烈民愤。但这并不妨害不少中国大学生一边参与反美示威，一边准备托福到美国大使馆前排长队，申请赴美签证。很难想象，中国人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对美国这般的关注度和爱恨纠结。

　　在微博上，我问中国网友：说起美国，你想到什么？网友说，“霸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民选，民选国家领导人”，“虽非天堂，绝非地狱”，“一个100分满分可打90分的国家”，“期待美国人不那么好斗，过更俭朴的生活”，“自由”，“创新是美国的动力所在”……

　　10年前去印度采访，我突然感觉，一个中国的邻邦竟可以如此遥远。而就中美而言，两国的心理距离比人们想象的却要近许多。中美有很多相似点，疆域、人口、经济体量都属大国，都觉得自身的经验独特，自成一体，民族性中也都有骄傲、自负和刚愎的一面。

　　美国正经历又一个低谷，但中国没必要幸灾乐祸，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经济体，仍是最有活力的创新源泉，仍是最多元的价值／思想的产地和集散区，仍是权力制衡最充分的国度之一。这些都是中国未来改革必须跋涉的领域。美国可能不会建设中国式的高铁，举办不了“北京奥运会”，但它在13亿中国人获得普选权之前，已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仍是个可以筑梦的地方。

　　中国的崛起，很特别，像幢摩天楼，一面迅速攀升，一面紧张地修补加固并不坚实的地基。中国的崛起，自然伴随风险。理智的美国，不要企图阻挠中国的成长发展。视中国为友，中国可能成为朋友；很大程度上，美国帮中国，正是帮美国自己，可能也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风险控制。   (文/张力奋)

　　加藤嘉一：美国是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家

　　日本在华专栏作家，著有《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生于1984年

　　今天，美国与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最大影响。

　　在跟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对中国说“不”的国家。而2008年以后，连美国对中国都开始非常客气、克制。因为中国的市场牌、 经济牌、人口牌已经太大了。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大的双边关系。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经贸、人权、宗教、东亚合作、军事竞赛、台湾问题等方面都面临长期复杂的问题，这些都是两国需要抱着战略耐心面对的课题。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极其需要对方，是一种战略伙伴合作的关系。中国为了自身发展而务必处理好、稳定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则为了落实全球战略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在一定时期内，它们要实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中美两国超越历史，不断寻找共同利益的当今，它们最重要的还是正确认识对方，并定位自己，保护自己的底线，不触及对方的底线。

　　从现状看，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美都认识到了对方国家利益的底线，尽可能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国方面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上采取刺激对方的措施，中国方面也将在反恐、中东、朝核、美国国债、地区合作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复杂性”。中国有很多内耗，需要外压来化解，而中美之间，未来肯定也会有很多摩擦，如贸易顺差逆差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而全世界最重要的三边关系是中日美。21世纪东亚的世界，如果中日不合作，东亚共同体绝对搞不起来，保持最警惕态度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日本的老大，同时也是中国的老大，也是中日的老大。日本会是中美未来摩擦的协调者，也是未来合作的调频者。

　　五，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采访/邝新华)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0提升到5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50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10亿美元级别提升到600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采访/邝新华)

　　六，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中央商务区必有步行街，步行街必有色调鲜艳的欧式建筑，视线内必有一间麦当劳。古迹附近必有文化街，文化街必有油漆未干的中式建筑，视线内必有卖香肠的摊位。高级商场外必有咖啡馆，酒吧街外必有烧烤档，新商务区必有扎堆的玻璃幕墙摩天大厦，艺术区必由工厂改建，创意园区必须永远都在郊外……是为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印象。当城市失去了想象力，也失去了个性、气质与生命力。

　　库哈斯提出过“广谱城市”这个概念，认为全球化城市正变得毫无特征。其中，他是这样调侃中国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新加坡的国际演艺协会主席本森？潘传顺也描述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而不应很容易就被另一个城市同化。如果大家都变得一模一样，那将是一个悲惨世界。”

　　城市个性也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中国的城市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城市CEO终于明白，城市个性也是一种软实力，正如人们通过街头乐团认识维也纳，通过保持完好英伦范儿的老城区认识伦敦，通过休闲与田园认识“第四城”成都。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展会、建筑设计、电影植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兴建地标、改名、选拔形象代言人、选美、自我命名××之都、征集城市口号等方式，以图重新确立自我特征，去发掘吸引投资者、人才、游客的城市吸引力。

　　从历史、文化、景点、民俗、企业、品牌、建筑、美食到关于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到诸如爱情斑马线这样的城市细节，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指数。但要找回城市魅力，关键词却是城市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最终能不能现代化，除了GDP以外，最重要的还得看文化的品位、文化的能量。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亦是急之国的进程。尽管城市的外表迅速被改变，要发掘城市的内涵却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拥有城市文化，要先找到市民的文化。香港要在西九龙建设世界级艺术区，却遭遇了12年口水拉锯战。政府期待打造艺术馆吸引游客，但文化界认为应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文化上。台湾地区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有最顶尖的文艺团体在社区做100场到150场的演出——城市文化，最终还需在街巷孕育；城市气质，其实就是本土化的气质；城市魅力，最终还应取之于市民。 (文/文尔达)

　　杨东平：在大城市讲魅力很矫情

　　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自然之友”副会长，著有《城市季风》、《最后的城墙》等，生于1949年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十几年来变化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命运，某种程度是一种共生的过程，它们出现了开放性、移民化、国际化等特征。

　　地方文化的衰竭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进程是共通的，上海很典型，过去是上海人的上海，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上海，所以要讲普通话，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进程。现在的问题是，在共性的进程当中，城市的管理者能不能耐心地、细致地保留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这种考虑？有没有这种努力？

　　“保卫粤语”等运动是城市居民为保护文脉所做的一种挣扎，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北京有很多拍摄胡同的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把胡同拍下来——因为这些胡同都是会被拆光的。这个过程，对城市而言是非常惨痛的一面。老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拆一些90年代的房子，比如北京的凯莱大酒店。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十多年来，市场化、移民化、国际化对城市人格的塑造有非常大的意义。上海最为明显，上海的城市人格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萎缩的——90年代以前，上海变成一个封闭的城市，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变成了小市民，还有“围裙丈夫”。过去，上海有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之后却是“围裙丈夫”的天下。这个过程现在被打破，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小男人”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上海又成为冒险家的江湖，企业家的江湖。现在，上海有“新上海人”，东莞有“新莞人”，很多原住民的城市已经变成移民化的城市。这种变化，意义非常重大。

　　城市魅力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比较而言，小城市，比如大理、丽江，魅力更大一些，就大城市来说，它的缺点和吸引力同样明显，但它机会非常多，有很大的文化空间，但这种东西能不能成为魅力我觉得很难说。现在北京、上海讲魅力，会觉得是很奢侈、很矫情的事情，在成都、杭州或许可以讨论魅力的问题。                       (采访/张坚)

　　王军：拿“大裤衩”定义3000年的城市很可悲

　　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生于1969年

　　中国的城市，我认为拆掉的地方都是很有魅力，建出来的新城市都缺乏魅力。比如说上海，上海的浦西很有魅力，浦东就没有魅力，因为尺度发生了变化。浦东、陆家嘴那边是汽车的尺度——宽马路、高栏杆、围墙社区、没有街道生活，中国造新城都是这么造的。以汽车的尺度来构建城市的空间，大家只能一下楼就上车，因为没有街道。浦西就很有魅力，因为它不是以汽车的尺度，而是以步行者的尺度。它的街道不宽，路很密，又有很多十字路口，大家都愿意在那逛，有很多街道生活。我相信一个贫苦的人也很容易在那找到工作的机会。

　　外滩的改造就很好。外滩以前是被浦东拉过去的，它以前是十个车道，现在把十个车道缩窄成四个车道，把过去的交通埋到地下，把地面恢复成比较窄的街道，大家都可以逛。它站在两个尺度之间。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的魅力并不只是历史文化方面的东西，还包括这个城市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尺度来规划和建设。

　　面对大规模的改造，所有城市都要非常慎重。全世界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进行大改造而没有遇到大麻烦的城市。大家都说巴黎在19世纪的17年大改造好——把街道弄得很整齐，把下水道也修好了……确实有很多的优点，但也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后遗症。把那些贫民窟全赶到郊区去，贫富就在城郊之间分区，穷人都在郊区一带无法翻身，因为他们的公共服务无法改善。巴黎到今天还在承受痛苦。

　　我觉得大改造应该尽可能去避免，像北京这种大改造更是没道理。大改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把北京这个上千万人的城市变成单中心的城市，大家跑到郊区睡觉，跑到故宫周围来上班，这个交通怎么弄啊？北京2005年的整体改造规划就是希望改变这种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一个大规模的巨型城市只有一个中心是不可以的，应该是多个中心的发展，就从这点来说，不能继续拆除老城了。何况，老城区还是让中国人感觉骄傲的地方。

　　北京把自己拆得没有文化容量。什么叫文化的容量呢？就是你的母体。巴黎有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要说它怪也很怪。蓬皮杜艺术中心，结构全暴露在外面，“肠子肚子”全让你看，你说它有多怪，但是今天的巴黎人很喜欢它。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卢浮宫改造工程，把一个金字塔作为它的一个入口，你说它怪不怪？也怪。但你一看它还是巴黎。因为巴黎长得好好的，整个老城还保存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其他新建筑)只会使它分外妖娆。我们中国老说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探讨的。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206年之后。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即中国之“中”)。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满清知道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中国近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船坚炮利”，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型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童年幸福为代价，应替以素质教育。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有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

　　1999年，《新周刊》对中国的追问，今天仍可重提。                      (文/肖锋)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易中天文集》16卷，生于1947年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文/易中天)

　　任学安：中国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总导演，生于1968年

　　面对“中国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又什么都缺。

　　你说我们缺什么？大国的地位、民族的自信心、国家富裕的程度，甚至法律的完备……宏观上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缺。从总体数量上讲，我们已达到一个前人从未达到的“不缺”的程度——科研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建设、社会发育的方向、市场经济法规的建立，什么都有。但仔细再想，尤其是从你提问的“缺什么”的角度去想，又觉得什么都缺。我们经常感到我们缺司法的公正、缺对社会秩序基本的遵从、缺社会的诚信、缺财富的均衡度……说得再具体些，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会制度、完善的交通法规、城建规划体系，很多方面，我们全有这样的“表”，但未完全实现那样的“里”。

　　另外，网络时代的社会是个显微镜和放大器。不能只从宏观上看，还要更多从微观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最大的苦难。它有时可能是这个社会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件，但在讲求“以人为本”的今天，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感受在网络时代就会成为整体社会的集体感受。因此，当上述所谓的“不缺”，比照到不同阶层、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身上时，经常就会发现较为严重的“缺”和一种普遍的“缺”。

　　这种什么都不“缺”，但又什么都“缺”的状态，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复杂多元的深度转型期。你可以说因为它太大、因为它人口太多、因为它历史包袱太沉重、因为它社会转型太过艰难……但充斥在你眼前的是好的坏的同时并存、喜欢的不喜欢的杂糅交织。当整体社会迈入现代化门槛时，无数传统的东西亟待解决。过去老讲“光怪陆离”，一直对这个词没有切身感受，现在你认真观察当下出现的各种美好与肮脏混杂的现象，真的可以知道光怪陆离是何种景象！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问题是，当你用13亿人这个概念来衡量、用每一个公民的感受来衡量时，你会发现——我们不能说是“小”，而是不完美、不完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真正让每一个民众都能享受到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地缘、中国的人口等等各方面情况，使我们离一个强大的大国、离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大国、离一个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公民的大国，以及离一个受到世界人民普遍尊重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从每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秩序的现代化、官员行为的现代化、法治精神的现代化、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采访/张凌凌)

　　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著有《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等，生于1966年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中国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奇迹百年一遇的良机。相对来说，北方的建筑环境更糟糕一些，比如北方多灰、缺水，不适合大量建设玻璃外墙高楼和喷水池。中国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颜色过于艳俗，城市雕塑的艺术水准较低。中国对城市规划、环境颜色以及公共标志物的水准，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风水和文脉。

　　可怕的是，这一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官员、一部分房地产商，还有一小部分是掌握在包工头。这个后果，艺术家也有责任，在中国很少有艺术家为此大声疾呼。更多的艺术家选择无奈地顺从雇主的要求，觉得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们选择将项目当做生意。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但在中国，8年前就在讨论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现在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公共审美启蒙没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大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市雕塑的公共决策方面，应该采取方案征集公示制度，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这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城市美学也是一项公共决策，少数官员没有权利凭个人好恶决定公共环境的方案。

　　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艺术的时代作用在传统中早有典范。中国那些美丽古城的人民大都性情温良、知书达理、勤勉守业、与人为善，受过诗书才艺训练的文人官员或儒商群体中很少有骄横邪恶之徒。古人云：依仁游于艺。一切深义尽在于此。            (文/朱其)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导，著有《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等，生于1945年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只有城市变好了，生活才能变得更好”。

　　但一部分城市主政者，还停留在小农思想、第三世界思维中，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时尚化。但城市不是绿化，城市也不是盖多高的房子，城市是人住在那里。城市建筑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居住的空间；与其说是居住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交往的空间。

　　城市建筑也一样，与其说是雕塑，还不如说是互动空间、心灵空间。如果没有艺术家参与城市雕塑的规划，使得它们以不合适的尺度和体量出现在不合适的空间，那它们就是一堆垃圾而已。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聂耳雕像这么大的体量，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聂耳的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陆家嘴把华尔街的铜牛搬过来了，我说，太愚昧，太装孙子。要我说，应该搞牛郎织女的互动景点，保证是全世界最棒的旅游景点。牛是真的牛，耕牛、黄牛，游客可以cosplay牛郎和织女，然后拍照留念。

　　还有涂鸦。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搞的，辟出一整个街区往墙体上画东西，那不叫涂鸦。涂鸦是什么？苏东坡喝醉了，在庙里的墙上写诗，那才叫涂鸦。涂鸦的美丽，在于与环境的默契，而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写几个英文字——那叫画马不成反类犬。

　　城市与艺术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艺术家的一个通病，是把作品作为个人的东西，而没有放进城市的、人文的空间中去。小样很好，但东西做好之后一放到城市里，就难看得要死。艺术单体和城市的艺术是两回事。我觉得，城市与艺术之间，应该有三个“合一”：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艺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城市建筑与地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和谐，像世博会中国馆，上海附近没有山，如果它的背景有山，会不会更好看？人人合一，是指艺术家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你做的东西，市民要能接受。艺人合一，城市建筑应该是自足的，它会表达。

　　国家大剧院尽管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它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是圆形透明的，白天几乎看不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城市捣乱。上海的建筑就是不想给城市捣乱，所以大搞特搞玻璃幕墙，但台风一来，坏了，全吹坏了。这就是不懂美术，做的东西没有美感。在城市规划中，艺术家必须参与。毕竟，城市规划是短期的，它留下来的东西是长期的。现在是大家都不用功，艺术家也急就章。有才华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忙着搞拍卖行里能赚大钱的东西，没有心思做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就只是一些小学生、美院学生在搞所谓涂鸦。

　　未来应该是艺术进入城市规划，带动人们生活的艺术化。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以后的城市里，就应该有诗意的居住、诗意的活动，甚至诗意的吵架，诗意的冲突。城市本身是艺术品，城市人应当是或者正成为艺术家。我创造过一个词，叫“戏现”，即游戏地、戏剧性地展现自己。我认为，每个城市都要“戏现”自己，不仅是艺术家，市民也都能“戏现”自己。七，中国缺什么？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206年之后。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即中国之“中”)。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满清知道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中国近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船坚炮利”，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型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童年幸福为代价，应替以素质教育。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有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

　　1999年，《新周刊》对中国的追问，今天仍可重提。                      (文/肖锋)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易中天文集》16卷，生于1947年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文/易中天)

　　任学安：中国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副总监，《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总导演，生于1968年

　　面对“中国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又什么都缺。

　　你说我们缺什么？大国的地位、民族的自信心、国家富裕的程度，甚至法律的完备……宏观上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缺。从总体数量上讲，我们已达到一个前人从未达到的“不缺”的程度——科研水平、文化教育、医疗建设、社会发育的方向、市场经济法规的建立，什么都有。但仔细再想，尤其是从你提问的“缺什么”的角度去想，又觉得什么都缺。我们经常感到我们缺司法的公正、缺对社会秩序基本的遵从、缺社会的诚信、缺财富的均衡度……说得再具体些，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会制度、完善的交通法规、城建规划体系，很多方面，我们全有这样的“表”，但未完全实现那样的“里”。

　　另外，网络时代的社会是个显微镜和放大器。不能只从宏观上看，还要更多从微观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最大的苦难。它有时可能是这个社会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件，但在讲求“以人为本”的今天，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感受在网络时代就会成为整体社会的集体感受。因此，当上述所谓的“不缺”，比照到不同阶层、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身上时，经常就会发现较为严重的“缺”和一种普遍的“缺”。

　　这种什么都不“缺”，但又什么都“缺”的状态，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复杂多元的深度转型期。你可以说因为它太大、因为它人口太多、因为它历史包袱太沉重、因为它社会转型太过艰难……但充斥在你眼前的是好的坏的同时并存、喜欢的不喜欢的杂糅交织。当整体社会迈入现代化门槛时，无数传统的东西亟待解决。过去老讲“光怪陆离”，一直对这个词没有切身感受，现在你认真观察当下出现的各种美好与肮脏混杂的现象，真的可以知道光怪陆离是何种景象！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问题是，当你用13亿人这个概念来衡量、用每一个公民的感受来衡量时，你会发现——我们不能说是“小”，而是不完美、不完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真正让每一个民众都能享受到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地缘、中国的人口等等各方面情况，使我们离一个强大的大国、离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大国、离一个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公民的大国，以及离一个受到世界人民普遍尊重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国家从每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秩序的现代化、官员行为的现代化、法治精神的现代化、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采访/张凌凌)

　　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著有《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等，生于1966年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中国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奇迹百年一遇的良机。相对来说，北方的建筑环境更糟糕一些，比如北方多灰、缺水，不适合大量建设玻璃外墙高楼和喷水池。中国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颜色过于艳俗，城市雕塑的艺术水准较低。中国对城市规划、环境颜色以及公共标志物的水准，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风水和文脉。

　　可怕的是，这一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官员、一部分房地产商，还有一小部分是掌握在包工头。这个后果，艺术家也有责任，在中国很少有艺术家为此大声疾呼。更多的艺术家选择无奈地顺从雇主的要求，觉得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们选择将项目当做生意。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但在中国，8年前就在讨论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现在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公共审美启蒙没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大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市雕塑的公共决策方面，应该采取方案征集公示制度，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这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城市美学也是一项公共决策，少数官员没有权利凭个人好恶决定公共环境的方案。

　　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艺术的时代作用在传统中早有典范。中国那些美丽古城的人民大都性情温良、知书达理、勤勉守业、与人为善，受过诗书才艺训练的文人官员或儒商群体中很少有骄横邪恶之徒。古人云：依仁游于艺。一切深义尽在于此。            (文/朱其)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导，著有《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等，生于1945年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只有城市变好了，生活才能变得更好”。

　　但一部分城市主政者，还停留在小农思想、第三世界思维中，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时尚化。但城市不是绿化，城市也不是盖多高的房子，城市是人住在那里。城市建筑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居住的空间；与其说是居住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交往的空间。

　　城市建筑也一样，与其说是雕塑，还不如说是互动空间、心灵空间。如果没有艺术家参与城市雕塑的规划，使得它们以不合适的尺度和体量出现在不合适的空间，那它们就是一堆垃圾而已。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聂耳雕像这么大的体量，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聂耳的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陆家嘴把华尔街的铜牛搬过来了，我说，太愚昧，太装孙子。要我说，应该搞牛郎织女的互动景点，保证是全世界最棒的旅游景点。牛是真的牛，耕牛、黄牛，游客可以cosplay牛郎和织女，然后拍照留念。

　　还有涂鸦。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搞的，辟出一整个街区往墙体上画东西，那不叫涂鸦。涂鸦是什么？苏东坡喝醉了，在庙里的墙上写诗，那才叫涂鸦。涂鸦的美丽，在于与环境的默契，而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写几个英文字——那叫画马不成反类犬。

　　城市与艺术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艺术家的一个通病，是把作品作为个人的东西，而没有放进城市的、人文的空间中去。小样很好，但东西做好之后一放到城市里，就难看得要死。艺术单体和城市的艺术是两回事。我觉得，城市与艺术之间，应该有三个“合一”：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艺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城市建筑与地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和谐，像世博会中国馆，上海附近没有山，如果它的背景有山，会不会更好看？人人合一，是指艺术家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你做的东西，市民要能接受。艺人合一，城市建筑应该是自足的，它会表达。

　　国家大剧院尽管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它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是圆形透明的，白天几乎看不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城市捣乱。上海的建筑就是不想给城市捣乱，所以大搞特搞玻璃幕墙，但台风一来，坏了，全吹坏了。这就是不懂美术，做的东西没有美感。在城市规划中，艺术家必须参与。毕竟，城市规划是短期的，它留下来的东西是长期的。现在是大家都不用功，艺术家也急就章。有才华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忙着搞拍卖行里能赚大钱的东西，没有心思做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就只是一些小学生、美院学生在搞所谓涂鸦。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这样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行政化”，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它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一种产品。用大学招生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生意、师生关系变成老板雇员、大学靠地产牟利，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门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烂生意。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难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多大学开设专业并未考虑到未来的趋势，而只是一味跟风。从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到法学、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从计算机学科到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等等，所有专业无不如此，所有学校无不如此。工科院校开设表演系屡见不鲜，文科院校开始电子商务专业也并不罕见，什么流行就立刻模仿它、做滥它。

　　经常会看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面临“高学历、低能力”的困惑。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毕业之后找工作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交给你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时光，大学生只学会了考试和考证。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                     (文/陈漠)

　　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

　　武汉大学原校长，著有《中国高校之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刘道玉自传》，生于1933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是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怎样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沉痛地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我国教育界办学者们的思想依然还是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时期，抱着工业文明的法则不放，这些原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好大狂，而这些原则是与信息时代根本对立的。不客气地说，我国高教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六条法则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好大狂的思想。凡事以大为好，而且追求大到了发狂的地步，如大学扩招、大学合并、专升本、学院改为大学、系改院、建豪华的大楼、建大学城，等等。

　　因此，为使我国大学走出困境，必须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通过改革坚决摒弃第二次浪潮六大法则对大学的束缚，特别是纠正好大狂的思想，使大学恢复到常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教育观念办学。

　　我一向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接待学生是大学校长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是按照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我是信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倡导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精神；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十分强调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统”，做诚实的人，严谨地做学问。

　　我注意到了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现象，也发现了70%的博士进了各级政府机关。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而优则仕”不可取，这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的思想根源。谁都知道，学历高低与能力高低不是一回事，以研究生的学历招聘公务员不可取。同时官本位主义这对青年人有很大的诱惑力。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无论是领导人或是公务员，都必须在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情况下，以优胜劣汰来选拔，唯有如此，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政府中来。

　　我国虽然有2000多所大学，但千校一副面孔。这是我国大学失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怎么可能都办成大而全的研究型的大学呢？“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是明朝顾炎武的两句诗，是老年人壮志的诗句。我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努力做到年老未敢忘国忧，将一如既往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采访/胡赳赳)

　　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生于1972年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

　　现在大学用来评价大学教师的标准都不是内在的标准，从真正的大学精神来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声望是在下降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原因，让他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行政上。从学生来看，这几年大学升学率达73%，要成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件难事，但整体社会都失去了对大学生高素质的认同，甚至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人才。温家宝总理在多次的座谈会和与网友的交流中都明确提出我们教育存在的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我觉得无非就是三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真正像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发展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治校关系；其次是在学校内部推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实行行政、学术权的分离，按照基本的大学方针办事；再就是高考制度改革，这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如果说高校免考入学制度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制度办校也就无从谈起了。

　　去年7月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在制订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建议，草案出来后也参与了意见的听取。这份纲要从文本来讲，虽然有不足，但应该说是凝聚了现阶段所能够达成的改革共识。纲要比较清晰地指出未来十年我们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于行政部门，因为改革的实质无非也就是放权的过程。因此我一直提议要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主导全国和地方的教改，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果仅仅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办，那很难使放权的过程能够落到实处。公众的参与主要是学生参与，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来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监督改革方案的执行；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办学，比如中小学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大学成立大学理事会；第三个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用人单位，由他们来影响、推动教育改革。他们可以通过包括用人观念的改革、与大学的合作来参与学校发展。在国外，由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是非常普遍的；第四个就是NGO，他们一方面参与改革方案的谏言，另一个就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

　　按照温总理的讲法，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公众恢复对教育的信心，现在要让公众以及学生能够对教育恢复信心，最主要的还是纲要的落实，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至少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行动：是跑的还是走的，而不是原地不动乃至调头而行。学生也应该做好自身的规划，现在能够逃离中国教育制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这个制度之下，还是有些优秀的学生，就看你怎样把握周围的资源，怎样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地来推进教育改革。

　　只要能改变这种以行政级别建校的制度，中国教育的声誉能够恢复得很快。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亚洲一流大学不是很长时间，民国初期我们的大学也没建立多久，但就培养了很多人才。按照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只要真正愿意改革，大学很快就能恢复公信力。     (采访/陈非)

　　十，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部委工作，1987年起开创公司开始自己的房地产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近年潘氏夫妇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老潘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务实的新舵手深知民众在期待什么，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中国三十年，西方三百年。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从农民、职员、经理再到老板。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职业的高级化仍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趋势。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的中国的十大阶层是这样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老总”，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老板”，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比例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谓“盲流”，比例约为3.1%)

　　如果一个社会板结，必定缺乏活力，社会学家设计的“橄榄形”中产社会就不能实现。

　　在一个上行社会中，人们安然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红利。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

　　但当今正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不再封闭。在新的清明上河图上，新富阶层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阵，中国的致富大军应以此雁行方阵前行。如此，人人有奔头的社会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潘石屹”涌现出来。                        (文/肖锋)

　　梁晓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家，著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生于1949年

　　2011年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演讲时，分析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不全是乐观。

　　改革开放初，中国曾设想通过n年形成橄榄形社会。底层上升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现代从业技能，但现在看，成硕士生了，成博士生了，又怎样？

　　官二代、富二代不可能挤压掉农二代、穷二代所有的上升通道。当官？当董事长？“上升”不只这两个概念。我到日本一个不大的饭店吃饭，主人一个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一个是东京大学中文硕士，夫妻俩年龄在40岁左右，你进去，他会亲自给你端面，但是你会对他肃然起敬，人家另一个身份是学者，业余时间要出书，有中产收入，你凭什么说他的工作不体面？

　　在任何一个国家，底层、中产、富裕阶层始终在博弈。中国长期以来抑制了底层对自己权利的诉求，作为管理者，它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提出诉求的方式，它的屁股一下子就会坐到资方，一会是裁判一会是运动员。还是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要意识到自身的公民利益，并要去积极争取，有些事情一争取就会不一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就是一争就调高了500块钱吗？公民争取自身权利和国家管理之间不是一个互相抵消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时增长的关系，一方公民意识加强，另一方服务意识就会提升，你不加强，人家也就不提升。

　　非洲大草原上最温顺安祥的角马群、野牛群，遇到特殊情况，转移到这儿转移到那儿都会发现草场少了，它们会陷入本能的动物焦虑，缺水时，从食物链上端到下端都处于焦虑，而且会互相攻击。

　　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都由人口众多所造成，这样一个大国，你的发展速度，你的发展布局，你的分配理念，在发展初期就应该全面周到考虑。我们发展初期叫“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跟“实现共同富裕”相比，相对来说简单和容易，并且真的实现了。但是你要使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达到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可不容易，这要伟大的头脑去设计。

　　大家都想上一趟车，突然发出一声：“先使一部分人上车”，无论坐地铁、火车、公交车，逻辑上是对的，但这里存在一个社会伦理学问题，到底先使哪一部分人上车？让一部分特殊一点的群体先上车，尤其是经过“文革”，我个人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要考虑，后边的人接着上车，怎样排队？排队过程中又要照顾到哪些群体？停车点、始发站、多少分钟来趟车、我们一共有多少辆车……这些都要考虑。不能就那么几辆车，一部分先上了车，开走了就再也不开回来了。     (采访/何雄飞)

　　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著译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世界是平的》等，生于1971年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

　　底层上升通道变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因为原来的机会现在被堵塞了，尤其是教育。过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阀门，是能使得底层穷人资质比较好的孩子通过受教育“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但现在教育的功能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变成了上流阶层、特权阶层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工具。我记得总理说过，他当年上大学时，同学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你现在再去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城市孩子居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收费，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民其实是最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在就业市场上，高中生并不比初中更具竞争力，就算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一上上四年，找工作又难，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

　　关于中产阶层的幻灭感，经济学家赫西曼(Hirshman)曾谈到公众参与有一个偏好的周期轮回，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私人事务非常关心。回想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公共事务，人人都很关心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突然不关心公共事务了，精英们通通都下海，大家发现赚钱很爽，有了钱之后社会地位、生活、视野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是城市白领，赚钱对你仅仅意味着养家糊口，你辛辛苦苦天天工作，能买下一套房吗？中产阶层出现幻灭感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别的了。

　　富裕阶层移民，这不是个新问题，最近的“国进民退”，更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中国有很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利益出现了板结化。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说，你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和平时代，阶层利益一定会出现板结。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那么好改革？因为改革家刚刚出道，没有任何利益，他当然要改革，为什么现在难了？因为当年的改革家现在各有各的一摊，他站在那个位置，态度就变了。

　　怎么办？第一，引进竞争，制造掣肘；另外，就是开放，你让渡了一部分自主权，有所约束，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监督和信任。再就是城市化，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让更多的农民进城，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社会板结的问题，但是，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给他许多社会福利，你得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让他的宅基地能进行土地交易，这是他进入城市的资本。

　　另外，政府必须掏钱进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你必须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给老百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要担心我老的时候会饿死在街头，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没人管，医院不救我，这就意味着政府得掏钱，你不掏钱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掏钱出来，真金白银砸下去，砸得掷地有声，才能砸出一个和谐社会。此外要广开言路，要让公民参政议政咨政。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遇到社会利益板结、矛盾激化的问题，记得当年刘德华演过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那就是香港早期社会的一个缩影，雷洛作为警长，却在经营黄赌毒，后来，廉政公署一出现，这些东西逐渐都没了。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够解决。有时，我们对社会进步要有信心和耐心。        (采访/何雄飞)

　　十一，中国人担心什么？

　　没有人会怀疑，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15年的中国心态史上，主旋律是进取，亦有怕相随——所以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重视教训，有所畏惧。因为中国人在走从未走过的路，因为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因为我们只能憧憬不能算命，因为患得患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15年，跨世纪，中国对“怕”字有重新认识。我们要描述的是，20、30、40岁的不同代际心态，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压力与生态，心理诊所之外的中国人真正的心灵史。

　　1996年到2000年，总担心的事物是：节奏慢半拍、股市垮掉、乔丹退役、足球冲不出亚洲、城市没有地标、网友见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没有夜生活……中国人一心要进入“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激越期，中国人最怕的是“赶不上趟”。

　　2001年到2011年，水深火热。政治体制静水深流，经济体制热火朝天。大世界，大时代，眼看他起高楼(最野蛮、最雄壮、最山寨)、眼看他宴宾客(体育盛会、周年大庆、世博)、眼看他楼塌了(9·11、全球多发性地质灾害、各种工程质量的楼歪歪)。中国人的奔跑姿态、一往无前的急行军遭遇恐慌：灵魂想慢下来，身体却不答应。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问。《我们时代的100怕》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对当下中国的生动写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们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临近结局，自食其果。

　　生活不总是尽如人意，中国人怕什么：怕堵车——“一心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堵在北京四环路上”(许知远语)；怕空气污染；怕地沟油；怕没房住；怕装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过CPI；怕股市套牢；怕坐高铁；怕山寨；怕创新性破坏；怕爱国贼；怕网络暴民；怕人肉(有时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种“门”的出现(有时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义(又恐自由主义)；怕出轨但又偷偷越轨；怕喝酒但又拼命劝酒；怕一睁眼还活着；怕一闭眼还睡不着。

　　中国人不是“胆小”而怕事，而是“胆大”而出事。怕矿难、怕金融危机、怕地震、怕进医院、怕醉驾、怕A货、怕B罩、怕压力、怕努力、怕上当、怕下葬、怕艾滋、怕爱情、怕没朋友、怕朋友不仗义、怕限购、怕限行、怕通胀，又怕通缩。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累不累？！

　　人们恒久关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区安全吗？我的城市安全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怕越来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苟且、如常，这是最大的可怕。

　　怎样才能不怕？回归常识，找回良知，对未知之事心存敬畏。          (文/胡赳赳)

　　吴思：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生于1957年

　　怕，分“共怕”与“阶层之怕”。全国人民共同的怕是通货膨胀。你的工资也许在涨，但很可能涨不过通胀率。全国人民还可能怕大动乱，但特别穷的人可能不怕。我们还怕严重的污染、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突然出现的以前没见过的像Sars一样的病。但更深层次的怕是分阶层的，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怕，有些怕还是相互冲突的。

　　农民工怕什么？第一代农民工怕找不到活，但他们不会因为找不到活而无以为继。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赚几万块钱就可以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种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不安全感就强烈了，他们十分害怕失业，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回去了，农村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种地了，甚至没有地可以种了。第二代农民工怕无法在城里买房子，怕娶不上媳妇，怕养不起孩子。他们的这些怕已经变成一种长期的隐忧，而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亿多农民，如果解决不好，会带来全国的不安定。

　　城里人的大学生也怕。他们刚刚毕业，怕找工作，怕买房子。已经工作的年轻人赚着工资怕房价涨，买了房的人办着按揭怕丢了工作。

　　中小老板怕得更多。本来市场就挺可怕的，国家政策左一条右一条，还有人敲诈勒索。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税也越来越高，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更大的老板倒是不怕这些，但他们怕中国的未来不安定，他们的生活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移民。

　　高级的官员看到各处的群体事件，也表现得恐惧与不安。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他们的心里也没底。真的改起来，自己会怎么样？国家会怎么样？自己的后代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这个恐惧才是最深的。                     (采访/邝新华)

　　骆新：我们焦虑是因为不知道我是谁

　　东方卫视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

　　中国人的怕有三种社会心态：焦虑，失衡和恐慌。

　　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失衡是因社会贫富不均，恐慌是因缺乏社会安全感。

　　这个社会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社会，一切东西我都可以造得出来，生活也还可以，但是与现代化配套的现代性的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也是中国人怕的原因。

　　往小了说，中国人的恐慌来自对自己未来竞争力的担忧，老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所养，工作能不能保得住，会不会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高铁事故……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代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动荡。

　　现在，人们的参政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政治的互动性却还不够。我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刚去了虹口一个社区，基层领导压力非常大，都快崩溃了，上面下达指令，层层分解，要完成GDP、维稳任务，上访不能出社区，出社区一票否决制，民众有大量生计上的考量，比如说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求学问题，现在都要求在基层都给化解掉，可是，基层领导的资源调配能力又有限。另外，上面经常会搞一些大的活动，其他都是二传手，最后领单子的人还是基层领导。他们资源有限，压力巨大，承载着超出行政功能之外的许多任务。

　　在我的接触中，高层领导或企业家们最害怕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被突然剥夺。我有个朋友在山西开煤矿，他投了几亿，山西老出黑煤窑事件，中央要求山西整合煤矿资源，他的煤矿必须要贱卖，一夜之间就赔了两个多亿。

　　中产也焦虑。我有一朋友要去北京发展，跟一家英国公司谈妥了工资，公司定额支付房租，中间限购令一出，北京房租噌噌往上涨，最贵的涨了一倍，到北京后，她发现有严重的被剥夺感，原来能租个好房子，一下租不起了。

　　我处在传媒行业，这是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看起来挺风光，有社会尊严，但我们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中，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上直播台，生怕说错话，每天就像是往一支手枪里压一颗子弹，往头上啪扣一下扳机，今天我顺利地从直播台上下来了，没事了。说不定哪一天扣扳机，！那颗子弹就射中了脑袋。

　　比如毒食品，都在说加强监管，但加强监管仍然是单向思维，安全不仅来自公权，还得来自企业，来自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达成一个社会共识。我一直认为，所谓的诚信既不来自简单的教育，也不完全靠我们内在道德自律，它是来自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纠错能力。我记得雷颐先生曾经说：庙堂有道，民间无道，或是庙堂无道，民间有道，现在的问题是庙堂无道，民间也无道。

　　在以前，老说钱不能买到一切，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后来你发现钱又能解决许多问题，人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给异化了。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博客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似的。

　　与此同时，爱情也在加速度不断地失落。2011年，奥运情侣陈一冰和何雯娜分手了，足坛明星夫妻谢晖和佟晨洁也离婚了。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每天，平均有5000多对昔日的爱人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雾霭。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但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的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再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种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此时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所为，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文/孙琳琳)

　　李银河：离婚率高是因为人们更重视感情了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生于1952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没错的。至今，人们依旧觉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中国古代崔莺莺式的或者红拂夜奔式的爱情很浪漫，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说“不相信爱情了”，一边羡慕纯爱，一边不敢去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得太快。

　　仅仅十多年，中国就从普遍贫穷过渡到贫富分化，人们突然意识到婚姻成了一种新型的致富手段，经济因素在爱情和婚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女性而言就有了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的选择，在过去这是不必思考的，因为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结果就是，大家嫁的男人也都差不多，结婚的双方年龄和收入差距都很小。而今天，你会发现各种奇妙的组合都出现了，“小三”和“剩女”同时在猛烈增长。

　　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贞操观的逐步改变。

　　在1997年刑法删除“流氓罪”之前，与合法婚姻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被视为是犯罪。而现在，60%以上的年轻人有过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当然，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相比，中国人看待性与婚姻的关系仍然相对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判断是：想与异性亲密就只能结婚，组建家庭。而这一观念的影响力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消失的。因此，2008年浙江大学还开展了守贞教育，很多医院开设有“处女膜修复”手术，这种手术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从生理需求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多数还是会选择婚姻，而非单身却拥有性伙伴。

　　中国的离婚率连续7年增长，越是发达地区离婚率越高。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日益重视感情的缘故。越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爱而结婚的，越容易离婚。毕竟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因素是回避不了的，而激情显然持续不了太久。当然，另一种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婚前太不浪漫，婚后太浪漫。很多人第一次谈恋爱，谈完就结婚了，婚后才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在乎的是什么，诱惑也就来了。

　　因为离婚率高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完全没必要；离婚率高反向也证明了离婚的成本正在降低。年轻人就应该趁年轻多谈恋爱，大胆去爱，但是对婚姻还是要慎重，“闪婚”、“裸婚”不见得适合多数人。

　　(采访/文莉莎)

　　黄菡：不管敢不敢爱，就得爱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非诚勿扰》节目嘉宾，著有《走进震撼的精神世界》等，生于1966年

　　就像食品安全问题，整天听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到头来我们还得吃。我认为，情感也一样，不管敢不敢，我们就得爱。

　　爱是什么？一说就错。如果非要下个定义，可能就是人们对自己跟他人——现在已经不能说跟异性了——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表达。

　　既然是特定的表达，就免不了一些程式化的元素，它总会涉及到是牺牲奉献还是占有索取，是排他专一还是包容多元，是真诚还是背叛，但是当体会这种关系时，人们的态度确实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方说，你是更强调责任感，还是更强调个人满足；在表达这种关系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对社会特定的价值规范顺从，还是反叛。

　　过去，人们说“受到大家祝福和认可的感情更容易幸福”，现在我们会觉得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感受，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反而更有满足感。

　　过去，离婚的代价，尤其是社会舆论成本很大，有些人远离婚姻就是为了保证自由。现在，婚姻的神圣感正在消退，人们都明白“白头偕老”、“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过年说的吉祥话，并不是一种束缚，所以，人们变得更敢于要爱情，要婚姻，因为一旦得不到预想的情感诉求，完全可以离婚。

　　当下的人们对于性、爱情和婚姻，已经能够分得很开了。正如，当配偶出轨时，有人会追问是“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有结婚抑或不结婚两种，已经发展出了n种情感。虽然不能说这n种情感都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既然存在，肯定还是有一定原因和意义的。

　　至于“动什么别动感情”、“谁认真谁就输了”、“再不相信爱情了”这些说法，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迸发出真正的爱情，爱情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与其说人们对待爱情更小心翼翼了，不如说真正的爱情更稀缺了，尤其是经典的爱情，让你犹豫的、被抑制住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到底谁更爱你，而是谁的学历高点，谁的薪水高点。总有人说在感情或者婚姻中得不到安全感，因而不敢全情投入，以致分手、离婚，其实缺乏安全感是因为对对方或者对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赋予了对方太高的要求，一心想用婚姻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事实上，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婚姻能够且只能够解决单身生活的部分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单身生活本没有的新问题。

　　刚加入《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对这个节目和电视节目的制作都不了解，一度认为上节目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快餐式”的择偶标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实的想法，大家喜欢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而这个模子就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成功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生活中还是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太一样，该爱还是得爱。

　　(采访/文莉莎)

　　十三，像什么一样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标准选择。这是道真正无解、真正多选的选择题。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你已在按照某种方式而活，作出选择之后，你只不过比以往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面试考官。孰好孰坏的标准不抓在任何人手里，如果真有，它也只能是你自己。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现成答案。它时刻根据你的年龄、心情、状态、知识与智力状况而定。没有一以贯之，没有一错到底，更没有一劳永逸。

　　于坚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你还可以像猪、像猫、像切·格瓦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每个人“各就各位”，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

　　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人生观的博弈，是价值观的取舍。

　　千万要警惕那种妄想给出终极答案的人！没人有权利规定你应该怎么活。人群可能屈从于某种权威，受商业力量裹挟，受某种舆论控制，只呈现出单一面貌，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只有单一可能性的社会是停滞的，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是无趣的。

　　拥有选择的权利，即是一种幸福；拥有众多选项，更是一种奢侈。

　　2001年《新周刊》提出“像什么一样生活”，而事实上，这是个《新周刊》追问了15年的宏大命题。《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观可以概括为提示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面目而活。那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土地、回到历史、回到内心。

　　但现实困境却是：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生活方式又回不去。只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状。

　　(文/朱坤)

　　于丹：时代呈现多元化，我选择外化内不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生于1965年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化，这是一个对多元化充分尊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望，但很多人不够勇敢。第一是没有这么勇敢的信念，第二是没有这么勇敢的执行力。

　　当代人选择生活的流浪与飘移，都相关于寻找与安顿。寻找的过程中是一个人把不确定性兑现为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人逐渐在土地的丈量下走向远方，在心灵的丈量下走向自我的过程。它是对外和对内双向的、同步的寻找，而最终的契合就是完成了一种方式的安顿。这种安顿不见得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独属于自己意愿的一种行为标志上。

　　我们寻找的不是物理上的地标，而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空间可以被穿越，我们的生命也在穿越着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引用唐诗、宋词中的句子，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首诗歌，其实这都是在穿越中编织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坐标，就是某个人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像什么一样去生活，去居住呢？其实人最终是在一个勇敢而坦率的意愿上，确认了自己的信念，并且以一种勇敢而坚定的力量把它兑现完成，这就是关于自我生命建立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生活观，可以用庄子的五个字来概括，叫做外化内不化。所谓外化就是尽可能地融合于这个社会，所谓内不化，就是在内心保持一个尽可能相对完整的自我，也就是说在外化的意义上我必定要在地图之内，在地图之上，去建立一个我所居住的地方；而我的居住在这种融合的程度上讲，可能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世俗，因为我是和我的妈妈、老公、女儿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和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加传统。但是所谓内不化这三个字，我觉得我的内心始终在驿站中一站一站地寻找着，对我来讲，就如苏东坡那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故里，也可以一个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生在北京的人。生在北京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方言，我们从小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个地方没有民歌，我们从小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饮家乡的酒，因为这个地方的红酒喝的是拉菲，白酒喝的是二锅头……所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地方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在物理上没有故乡的人，但正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多，我内心的认同感强，所以在整个世界上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安顿。

　　安顿有时候是一个瞬间，安顿不一定长期地终老于此，不一定把你的躯体安顿在某一个屋顶之下，有的时候，安顿的感觉也是一见钟情，就是你对某一个地方，电光石火，热泪盈眶，那一瞬间，你已经完成了安顿，哪怕这个地方你此生永不再来。

　　我的外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离不开母亲和孩子的女人，但是我的内心，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红尘犹有未归人”，正如我接受你们颁发的骑士勋章时所说的：他们把一次一次的流浪，当做归宿，把一次一次的离别，当做爱情，永远在路上。                       (采访/王丹)

　　张颐武：人没有对生活方式满意的时刻

　　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生于上世纪50年代

　　现代人“像什么一样生活”取决于主流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的选择。我们这一代都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生活已经被固定。《新周刊》曾经提出的“飘一代”的年轻人主要是70后，他们出生在市场经济前，都是吃过苦的，所以敢“飘”。到了80后、90后，“飘”就意义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的是现世安稳。从“飘”到现世安稳，追求踏实感、安全感，追求平常的小日子。80后一方面渴望有奇遇、奇迹、浪漫，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和社会有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如买房，几乎都期望家里解决。当然他们的知识视野是远远开阔了，是都有希望的。

　　现世安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这是社会变化造成的。《时代》杂志说李宇春是“正面的反叛”，这个对80后、90后状态的描述是十分贴切的，是顺境中的叛逆，他有不满，但他也不敢真叛逆。叛逆了第二天吃什么呢？他们也就止于在网上发帖。还珠格格是很典型的代表，她对父皇又依赖又害怕，一出去两天就要回去。其实网上的不满越多会说明现实的社会相对平静。网上的不满意是在网上的虚拟社会里面的，这说明年轻人内心有很多期望。80后里，韩寒虽然嘲笑郭敬明，但他们两个都是从郊县出来的，都吃过一定的苦。目前90后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在我的环境里说话，那时在北大刚当教师，人家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到给分配的房子里去。我一打开门，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不同系的老师。那个比现在的出租房都要恶劣，我打开房门，说飘不飘都没有意义。现在城市里，年轻人愿不愿意这样？这个不需要我去多说。

　　人总是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理想，一个想象，而这个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一旦实现，理想就不是幻想中的样子，人会有更大的不满。人是不会对生活状况绝对满意的，这就是人性。

　　我最主要的感受是，15年来，一方面中国人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强的期望，另一方面好像冲劲和个体承担的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开拓能力有所减弱，通过梦想来改变命运的强有力的精神有一点衰退。当然这并不严重，他们也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他们有国际经验，视野开放，关注人类的共同问题譬如环保、低碳、动物权利……在这些上面他们的视野比过去几代人都要开阔，有超越的眼光，这是很好的一面。但中国到了新的平台，原来只有自己靠自己才能打出一片天，现在对自己要求不高，对社会要求反而提高了——对社会要求高是好事，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要求放低呢？这个值得考虑。(十二，还敢爱吗？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博客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似的。

　　与此同时，爱情也在加速度不断地失落。2011年，奥运情侣陈一冰和何雯娜分手了，足坛明星夫妻谢晖和佟晨洁也离婚了。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每天，平均有5000多对昔日的爱人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雾霭。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但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的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再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种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此时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所为，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文/孙琳琳)

　　李银河：离婚率高是因为人们更重视感情了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生于1952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没错的。至今，人们依旧觉得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爱，中国古代崔莺莺式的或者红拂夜奔式的爱情很浪漫，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说“不相信爱情了”，一边羡慕纯爱，一边不敢去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得太快。

　　仅仅十多年，中国就从普遍贫穷过渡到贫富分化，人们突然意识到婚姻成了一种新型的致富手段，经济因素在爱情和婚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女性而言就有了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金钱的选择，在过去这是不必思考的，因为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结果就是，大家嫁的男人也都差不多，结婚的双方年龄和收入差距都很小。而今天，你会发现各种奇妙的组合都出现了，“小三”和“剩女”同时在猛烈增长。

　　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贞操观的逐步改变。

　　在1997年刑法删除“流氓罪”之前，与合法婚姻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被视为是犯罪。而现在，60%以上的年轻人有过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当然，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相比，中国人看待性与婚姻的关系仍然相对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判断是：想与异性亲密就只能结婚，组建家庭。而这一观念的影响力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消失的。因此，2008年浙江大学还开展了守贞教育，很多医院开设有“处女膜修复”手术，这种手术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从生理需求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多数还是会选择婚姻，而非单身却拥有性伙伴。

　　中国的离婚率连续7年增长，越是发达地区离婚率越高。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日益重视感情的缘故。越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爱而结婚的，越容易离婚。毕竟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因素是回避不了的，而激情显然持续不了太久。当然，另一种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婚前太不浪漫，婚后太浪漫。很多人第一次谈恋爱，谈完就结婚了，婚后才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在乎的是什么，诱惑也就来了。

　　因为离婚率高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完全没必要；离婚率高反向也证明了离婚的成本正在降低。年轻人就应该趁年轻多谈恋爱，大胆去爱，但是对婚姻还是要慎重，“闪婚”、“裸婚”不见得适合多数人。

　　(采访/文莉莎)

　　黄菡：不管敢不敢爱，就得爱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非诚勿扰》节目嘉宾，著有《走进震撼的精神世界》等，生于1966年

　　就像食品安全问题，整天听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到头来我们还得吃。我认为，情感也一样，不管敢不敢，我们就得爱。

　　爱是什么？一说就错。如果非要下个定义，可能就是人们对自己跟他人——现在已经不能说跟异性了——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表达。

　　既然是特定的表达，就免不了一些程式化的元素，它总会涉及到是牺牲奉献还是占有索取，是排他专一还是包容多元，是真诚还是背叛，但是当体会这种关系时，人们的态度确实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方说，你是更强调责任感，还是更强调个人满足；在表达这种关系的时候，你是更倾向于对社会特定的价值规范顺从，还是反叛。

　　过去，人们说“受到大家祝福和认可的感情更容易幸福”，现在我们会觉得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感受，哪怕不被别人看好，反而更有满足感。

　　过去，离婚的代价，尤其是社会舆论成本很大，有些人远离婚姻就是为了保证自由。现在，婚姻的神圣感正在消退，人们都明白“白头偕老”、“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像过年说的吉祥话，并不是一种束缚，所以，人们变得更敢于要爱情，要婚姻，因为一旦得不到预想的情感诉求，完全可以离婚。

　　当下的人们对于性、爱情和婚姻，已经能够分得很开了。正如，当配偶出轨时，有人会追问是“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有结婚抑或不结婚两种，已经发展出了n种情感。虽然不能说这n种情感都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既然存在，肯定还是有一定原因和意义的。

　　至于“动什么别动感情”、“谁认真谁就输了”、“再不相信爱情了”这些说法，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迸发出真正的爱情，爱情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与其说人们对待爱情更小心翼翼了，不如说真正的爱情更稀缺了，尤其是经典的爱情，让你犹豫的、被抑制住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到底谁更爱你，而是谁的学历高点，谁的薪水高点。总有人说在感情或者婚姻中得不到安全感，因而不敢全情投入，以致分手、离婚，其实缺乏安全感是因为对对方或者对婚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赋予了对方太高的要求，一心想用婚姻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事实上，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婚姻能够且只能够解决单身生活的部分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单身生活本没有的新问题。

　　刚加入《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对这个节目和电视节目的制作都不了解，一度认为上节目的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快餐式”的择偶标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实的想法，大家喜欢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而这个模子就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成功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生活中还是每个人所喜欢的不太一样，该爱还是得爱。

　　(采访/文莉莎)

　　十三，像什么一样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标准选择。这是道真正无解、真正多选的选择题。在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你已在按照某种方式而活，作出选择之后，你只不过比以往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面试考官。孰好孰坏的标准不抓在任何人手里，如果真有，它也只能是你自己。

　　像什么一样生活？没有现成答案。它时刻根据你的年龄、心情、状态、知识与智力状况而定。没有一以贯之，没有一错到底，更没有一劳永逸。

　　于坚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你还可以像猪、像猫、像切·格瓦拉、像苦行僧一样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每个人“各就各位”，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

　　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人生观的博弈，是价值观的取舍。

　　千万要警惕那种妄想给出终极答案的人！没人有权利规定你应该怎么活。人群可能屈从于某种权威，受商业力量裹挟，受某种舆论控制，只呈现出单一面貌，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只有单一可能性的社会是停滞的，缺乏不确定性的社会是无趣的。

　　拥有选择的权利，即是一种幸福；拥有众多选项，更是一种奢侈。

　　2001年《新周刊》提出“像什么一样生活”，而事实上，这是个《新周刊》追问了15年的宏大命题。《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观可以概括为提示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面目而活。那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土地、回到历史、回到内心。

　　但现实困境却是：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生活方式又回不去。只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状。

　　(文/朱坤)

　　于丹：时代呈现多元化，我选择外化内不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生于1965年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化，这是一个对多元化充分尊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渴望，但很多人不够勇敢。第一是没有这么勇敢的信念，第二是没有这么勇敢的执行力。

　　当代人选择生活的流浪与飘移，都相关于寻找与安顿。寻找的过程中是一个人把不确定性兑现为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人逐渐在土地的丈量下走向远方，在心灵的丈量下走向自我的过程。它是对外和对内双向的、同步的寻找，而最终的契合就是完成了一种方式的安顿。这种安顿不见得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独属于自己意愿的一种行为标志上。

　　我们寻找的不是物理上的地标，而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空间可以被穿越，我们的生命也在穿越着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引用唐诗、宋词中的句子，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首诗歌，其实这都是在穿越中编织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坐标，就是某个人提供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到底像什么一样去生活，去居住呢？其实人最终是在一个勇敢而坦率的意愿上，确认了自己的信念，并且以一种勇敢而坚定的力量把它兑现完成，这就是关于自我生命建立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生活观，可以用庄子的五个字来概括，叫做外化内不化。所谓外化就是尽可能地融合于这个社会，所谓内不化，就是在内心保持一个尽可能相对完整的自我，也就是说在外化的意义上我必定要在地图之内，在地图之上，去建立一个我所居住的地方；而我的居住在这种融合的程度上讲，可能要比一般的大众更加世俗，因为我是和我的妈妈、老公、女儿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和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加传统。但是所谓内不化这三个字，我觉得我的内心始终在驿站中一站一站地寻找着，对我来讲，就如苏东坡那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故里，也可以一个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生在北京的人。生在北京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方言，我们从小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个地方没有民歌，我们从小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饮家乡的酒，因为这个地方的红酒喝的是拉菲，白酒喝的是二锅头……所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地方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在物理上没有故乡的人，但正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多，我内心的认同感强，所以在整个世界上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安顿。

　　安顿有时候是一个瞬间，安顿不一定长期地终老于此，不一定把你的躯体安顿在某一个屋顶之下，有的时候，安顿的感觉也是一见钟情，就是你对某一个地方，电光石火，热泪盈眶，那一瞬间，你已经完成了安顿，哪怕这个地方你此生永不再来。

　　我的外在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离不开母亲和孩子的女人，但是我的内心，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红尘犹有未归人”，正如我接受你们颁发的骑士勋章时所说的：他们把一次一次的流浪，当做归宿，把一次一次的离别，当做爱情，永远在路上。                       (采访/王丹)

　　张颐武：人没有对生活方式满意的时刻

　　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生于上世纪50年代

　　现代人“像什么一样生活”取决于主流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他的选择。我们这一代都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生活已经被固定。《新周刊》曾经提出的“飘一代”的年轻人主要是70后，他们出生在市场经济前，都是吃过苦的，所以敢“飘”。到了80后、90后，“飘”就意义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的是现世安稳。从“飘”到现世安稳，追求踏实感、安全感，追求平常的小日子。80后一方面渴望有奇遇、奇迹、浪漫，但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和社会有依赖，尤其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如买房，几乎都期望家里解决。当然他们的知识视野是远远开阔了，是都有希望的。

　　现世安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这是社会变化造成的。《时代》杂志说李宇春是“正面的反叛”，这个对80后、90后状态的描述是十分贴切的，是顺境中的叛逆，他有不满，但他也不敢真叛逆。叛逆了第二天吃什么呢？他们也就止于在网上发帖。还珠格格是很典型的代表，她对父皇又依赖又害怕，一出去两天就要回去。其实网上的不满越多会说明现实的社会相对平静。网上的不满意是在网上的虚拟社会里面的，这说明年轻人内心有很多期望。80后里，韩寒虽然嘲笑郭敬明，但他们两个都是从郊县出来的，都吃过一定的苦。目前90后里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我只能在我的环境里说话，那时在北大刚当教师，人家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到给分配的房子里去。我一打开门，里面已经住了三个不同系的老师。那个比现在的出租房都要恶劣，我打开房门，说飘不飘都没有意义。现在城市里，年轻人愿不愿意这样？这个不需要我去多说。

　　人总是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理想，一个想象，而这个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一旦实现，理想就不是幻想中的样子，人会有更大的不满。人是不会对生活状况绝对满意的，这就是人性。

　　2010年，社科院《经济蓝皮书》中表示，中国85%家庭买不起房。一部讲述80后生活的《蜗居》，却有评论说“其实60后、70后、80后都能在里面看见自己”。在中国，“住得像个人样”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中国人为之想出诸多解决之道，但怎样住得像个人样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有人说政府要抑制房价。从“国十一条”、 “国十条”、“新国八条”、“国五条”到“限购令”出台，政府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任志强仍发表观点，认为限购令会助推部分城市房价上涨——随后，未限购的二三线城市的确迎来了房价上涨的机会。政府是否能够抑制房价，更多人仍然处在观望之中。

　　有人说要改变社会观念。《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录VCR，最有力又最常见的背景，一是坐在自己的车上，一是带观众参观他未来得及装修的新居。买房子成为年轻人结婚前的受难之路，“丈母娘经济”成为流传最广的中国楼市理论——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给年轻人套上了枷锁，问题是《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19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城市人口的性别比为115:100”，男女比例已严重偏离正常值，最后还是女人说了算。

　　有人说要建保障房。2011年中国有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同时还有保障房规划要“三思”而行的呼声。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保障房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亦说过现在“保障房的对象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个大方向本身就是错的”、“保障性住房就不应该给产权”等言论。同时而来的，还有“北京七成保障房违规出租”的新闻。公众并不反对保障房，但对保障房能否公平分配，依然投下了不信任票。

　　住得像个人样，需要还社会以公平，还生活以尊严——即使“中国已成为私有产权房拥有比率最高”的国家，但难以抑制的是因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嫉恨，因阶层板结而来的焦虑，因地区发展差异带来的距离，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带来的愤怒。要住得像个人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大房子，还需要一个讲公平、讲良心的社会环境。       (文/文而达)

　　吴晓波：要舒适就得有相当的面积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吴敬琏传》等，生于1968年

　　要“住得像个人样”，住得舒适，我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应该买不起房，住得很远或者跟人合租一定是不舒适的，但不仅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的年轻人也买不起房，也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舒不舒适，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人喜欢客厅大一点，我就喜欢书房大一点，有没有客厅无所谓；有些人觉得住别墅才算舒适，我认为三口之家，150平方米以内就足够了，当然，要舒适就一定得有相当的面积，否则就成颜回了，不到三十岁就死了。

　　过去，人们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是因为浦东那边交通不便，配套设施都没有，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用距离换面积”的道理大家都想得通，毕竟，整个亚洲的城市基本都是环形发展，随着房价的上涨，只能住远一点，住得再远一点，最远就是逃离北上广了。

　　中国人对土地和房子的渴求自先秦以来，一直如此。只有计划经济的那一段时期，大家都没有条件，都一样，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1998年房改之后，有人住别墅了，有人还住蜗居，一比较这种渴求就似乎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中国人基本都没有理财的意识，而这十多年间，人们逐渐发现房子是最可靠的投资渠道，是抵制通胀的有效手段，所以，没有房子的人就越发焦虑，越发没有安全感。

　　不是说租房子就不能住得舒适，关键还是心理和经验作用。比方说，两对夫妻，同一年，一对花50万买了一套房，一对花50万去租房，就算房租每年只涨8%—10%，可房价上涨的幅度谁也说不清，估计不到十年花钱租房的夫妻就得为当初的决定吵翻了。          (采访/文莉莎)

　　蔡鸿岩：要“人人有房住”，不要“人人有住房”

　　中国不动产研究院首席评论员，《楼市》杂志出品人，著有《老蔡侃房》、《批评万科》，生于1964年

　　“人人有房住”和“人人有住房”，完全是两个概念。

　　永远不可能每个人都需要买一套房，合理的消费是量入为出。你在这个城市里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说明你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够，你只能选择比它房价低、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去工作生活。

　　要想住得像个人样，要根据自己家庭财富、收入情况，量入为出。我们的社会变成了纯商品化社会，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对穷人是逐出效应，最后会变成富人城市。

　　今天的房价，不论是买楼的价格还是租金，宏观上说，它是市场供需关系厘定的价位。如果说市场上的房子求大于供，房价必须上涨，供大于求，房价就会下降。

　　人要住个人样，但是你不能和40岁的老板去比住房，这样去比是一个错误。1998年房改之后，包括政府、舆论、社会都在强调，人人都要有住房。所有的人，包括公务员、私企、老百姓，都认为要有房住，前提就是必须自己去买房，这不对。

　　为什么这些年住房矛盾这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中国住房商品化，政府把责任全都推给了社会，政府的住房体制过于单一化。以前计划经济，全是大包大揽，突然变成全部市场化，政府基本保障住房又“欠债”。

　　包括现在，我负责任地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保障住房建设有抵触的情绪，没有人心甘情愿去建保障住房，为什么？谁出钱？财政收入里头，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政府必须要拿出多少来建保障房，那这钱从哪来？现在政府靠卖地，要发展商配建，做生意都讲不出现金资源互换。我拿着地，你来投资，完了你拿出一定比例来建保障住房。你每年卖地挣多少钱？为什么你不能在财政收入里头划出5%、10%用于保障住房建设？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才相对硬性地规定呢？

　　土地财政体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心甘情愿去建保障住房，现在所谓1000万套的保障住房供应，是中央定下来的，地方执行当中一定是加入了很大部分水分，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儿来应对上面下达的任务。

　　现在房价高，特别是中心城市房价高，从市场供应结构上说，它是合理的，从政府政策主导来说，它是有缺失的。

　　现在高房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问题。我有两个理论，一个是“1+1”理论，就是这个城市有一个人就要有张床有间房，是它跟常态人口——不是政府公布的常住户口人口，我说的人口是平时在这工作生活的人——跟住房是成正比的。另一个理论，中国房地产大走势是“13亿人口乘以GDP”。现在，中国13亿人口自由流动，每年春运有2亿人的春运数字，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年春运递增的人口数量跟房地产的需求绝对是成正比的。

　　我们的问题出在国家没有一个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布局。我们现在只有给中心城市设防火墙，让更多人在三四线城市能够落足、就业、生活、定居，这样中心城市人口的压力才会减轻。人口不向中心城市流动了，城市的房价自然就不会上涨。如果说全中国13亿人口每年有万分之一的人都想往北京、上海跑，北京、上海的房价必须得到全世界最贵的房价，一定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的优势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家都奔着优势资源来到这座城市，我能在北京找到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就业发展机会，文化、体育、卫生都能享受最好，我为什么不到这来？

　　我们现在的格局是严重的经济地方割据，地方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各自为政。一个北京市有金融街，还要有CBD，北京在自己的城市抢，还要跟上海去抢中心地位，天津现在也要建金融中心，这些都是本位主义，每座城市还在强化它的中心资源价值，没有协调地发展。

　　有一个规律，所有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都是跟它的区域辐射性有关。最典型的是成都和重庆，重庆有钱的人跑去成都买房，整个西南地区有钱的人都在成都有房子，你很少听说成都有钱的人上重庆去买房，所以重庆的房价一直没涨上来，这都是因为成都的辐射性。北京和天津也是这样，在建京津高铁之前，天津的发展商说，这下好了，建了高铁之后，20分钟车程，北京人买不起房子的人要来天津来买房，我们看到的现实是，高铁建成后，天津有钱的人上北京买房了，北京在天津工作的人也在往北京跑，我的分公司在天津，以前去天津必须得住一宿，现在多晚我都要坐车回北京住。

　　有一天，房价是否会崩盘？我认为不是房价崩盘，而是整个城市市政系统负荷承载能力不够了，城市会陷入瘫痪，但它的房价可能还会很高。北京常态人口有3000万人，而市政系统只能为1000万人服务。我看央视新闻，北京以前有个村子叫临水村，现在改叫缺水村了。

　　(采访/何雄飞)

　　十五，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渴望成功。

　　“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岁以前退休”、“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这个时代的上进人群在为各种模糊不清的价值标准拼命奋斗，而以成功学身份出现的各种培训班和提升课程也在努力地培植它们的信徒，推销着它们的理论体系。

　　从各种成功学培训班到各种成功学书籍，从各种粗制滥造又似是而非的成功学理论到各种情绪高亢却模棱两可的实战技巧，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久经沙场的老板，他们都在一个“成功学”的梦境当中。这从逻辑上就完全是讲不通的，世上绝没有可以让所有阶层、所有身份、所有职业的人都能成功的秘笈。

　　成功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它们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简单地说，这就是便利店哲学，廉价而方便。

　　成功学还使用了陌生人沟通、自我激励、团队意识强化、意志力锻炼等手法，锻炼参与者的沟通、表达能力。从这一点上讲，这是成功学给人最有帮助的地方，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越内向的人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但这并不是成功学，只肤浅甚至庸俗的心理锻炼。

　　成功学当然帮助一些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只成就了成功学讲师的成功。我们批判的其实根本不是成功学，而是成功学背后的时代和个人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一种技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宗教狂热。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为什么我们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我们一定要成功，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立刻得到。

　　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这些充满感叹与肯定的句子，足够造成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群人正奋勇迈向成功的错觉。

　　这是一种谵语，这是一种梦魇。在这种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人人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文/陈漠)

　　郑也夫：现代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生于1950年

　　我很讨厌成功这个词，谁要是跟我说他是成功人士，我就跟他说，“别跟我来这套”。我告诉学生，在这大学四年，大家最好找到自己的乐趣，热爱的事情，找到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成功被别人绑架了、垄断了，给安上了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必再用了。

　　我们现在的人所接受的成功观非常狭窄，乃至多数人是尝不到的，因此很多人有种挫败感，灰溜溜。一个社会多数人有严重的受挫感，那这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像什么样子？我所说的成功跟今天流行的成功观完全不一样。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乐趣的驱使下，找到生活的一个归宿，能将自己的饭碗跟自己的乐趣结合，各得其所，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绝对不是要赚多少钱，是否考上顶级的大学等等这些极其狭隘的指标。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看结果的。乐趣从不是只在结果，很大程度是在过程当中的。

　　对狭义的成功追求最有效率的大概不是卡耐基吧，恐怕是中国人吧。怎样考更高分，怎样谋职，不需要外国人教，这些我们都是最擅长的。

　　中国人为什么非要成功，原因很多。比如独子，独子的话家长就会逼着小孩给家长圆梦，要出人头地，要从起点、从考大学就要成功，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家长的心就没那么重。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成功过分居世界第一的话，独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大面积的独子。

　　成功的标准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古代的情况跟现当代有很大的差异，古代生存比现在的条件更艰苦，竞争也更惨烈，生存资源也相对有限，相当多的游戏玩的是零和博弈，也就是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典型的案例就是战争，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损失。现在社会中的人玩的不是零和博弈，我们都可以共同增长。比如老板和工人，他们的分配不平等，但大家会连手把饼烙得更大。

　　成功的内涵是非常之大的，这样的人找到了这样的成功，那样的人找到了那样的成功。分数低又怎么着，北京毕业的同学到社会上就成才？有很多企业家就没念过优秀的大学，可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极其失落。

　　(采访/汪璐)

　　李子勋：85后的孩子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成为自己

　　心理学家，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师，著有《幸福从心开始》、《心灵飞舞》等，生于上世纪60年代

　　从心理层面看，成功的欲望往往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更自信的心理结构。我们中国现在的主体社会意识还是五六十年代也包括一些70年代的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资匮乏、安全缺乏的年代，从心理学来讲，决定一个人的内在结构和心理结构是其3岁前后的生活和遭遇。

　　另外，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首先我们要活下来，活着就是要满足物质的欲望。在我们国家50、60、70年代的人都生活在中国物资贫乏的年代，只有饥渴感。1960年到1963年有相当大的自然灾难，所以出生在50年代末期的人和出生在60年代初期的人，对物资的贪婪程度都是比较强烈的，你看中国的贪官，大部分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没节制。第二个层次，安全感。安全感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是比较缺乏的，社会比较动荡，所以他们渴望权力，渴望利用权力来获得更大的空间，成为更重要的人。还有，建立自己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盟或者圈子。在这三个年代过来的人，生活在一个缺少安全感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的追求是更大的安全感，体现在对权力对关系的控制。第三，爱和被爱。心理学有个词叫社会认同，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对社会认同强烈的需求里面，因为我们要通过外部认同来达到自我认同。我们要得到一个自我认同，必须先要经过努力去获得社会认同。那么，付出的努力和成就越大，获得的认同越多，我们才可能越喜欢自己，达到一种心理层面的认同。这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恐惧性危机。所以这三个年代的人呢，有一种潜意识，仿佛不想成为自己，而是要成为社会中的精英、成功者。

　　“失败是成功之母”讲的就是这几代人的主体意识。现在的中国正好是50年代和60年代构成的主体意识，所以整个社会就呈现一种竞争和对未来的焦虑，他们这种焦虑虽然也会体现在70后或者80后的人的身上，但是这是一种主体意识在传播，他们的家长告诉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家长从小就生活在自我认同危机里面。

　　社会转型已开始了。对于85后特别是90后的孩子来说，可以随便吃饱饭，有了足够的社会安全感，加上又都是独生子女，享受足够的家庭之爱。这些孩子，按心理学需求的三种基本层面都满足了，所以他们追求的是自尊。希望得到尊重，成为自己。不管是家长还是社会，就是你必须尊重我。所以成功学一类的社会意识，会遭受到85后的孩子的集体抵抗，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人生中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不是GDP而是幸福感。

　　现在把成功看成毒药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中国社会建设的大旗是需要靠85后和90后的人来完成，所以现在我们重新去解读成功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那三个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和渴望，所以他们还在作为社会主体的时候，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和竞争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我们说现在成年人的感受是在重复早年的焦虑，比如铁道部的贪污干部，贪了8亿还没有满足，那是因为在饥渴里长大的孩子对权力对金钱是没有满足感的。所以他在主导这个社会意识的时候，社会同样也会弥漫着一种压迫紧张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这么一种气氛。但是好在80后的人也慢慢步入社会的工作层面，90后的人也开始慢慢迈入社会的主体层面，他们会有他们的主张，因为他们孩子时代的过度满足，他们不愿意和人竞争攀比，现在他们有很高享受物质的欲望，但是他们有多少享受多少。而不会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他们没有认同危机，所以他们不在乎是不是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