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小游戏我是鹿夫人:大学到底怎么啦？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这样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行政化”，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它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一种产品。用大学招生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生意、师生关系变成老板雇员、大学靠地产牟利，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配套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门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烂生意。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很难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很多大学开设专业并未考虑到未来的趋势，而只是一味跟风。从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到法学、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从计算机学科到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等等，所有专业无不如此，所有学校无不如此。工科院校开设表演系屡见不鲜，文科院校开始电子商务专业也并不罕见，什么流行就立刻模仿它、做滥它。

　　经常会看到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面临“高学历、低能力”的困惑。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毕业之后找工作如此之难？不是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交给你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时光，大学生只学会了考试和考证。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                     (文/陈漠)

　　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

　　武汉大学原校长，著有《中国高校之殇》、《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刘道玉自传》，生于1933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是必须大力进行改革。怎样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沉痛地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我国教育界办学者们的思想依然还是停留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时期，抱着工业文明的法则不放，这些原则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好大狂，而这些原则是与信息时代根本对立的。不客气地说，我国高教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六条法则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好大狂的思想。凡事以大为好，而且追求大到了发狂的地步，如大学扩招、大学合并、专升本、学院改为大学、系改院、建豪华的大楼、建大学城，等等。

　　因此，为使我国大学走出困境，必须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通过改革坚决摒弃第二次浪潮六大法则对大学的束缚，特别是纠正好大狂的思想，使大学恢复到常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教育观念办学。

　　我一向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接待学生是大学校长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是按照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我是信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念，倡导独立、民主、自由、质疑和批判精神；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十分强调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统”，做诚实的人，严谨地做学问。

　　我注意到了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现象，也发现了70%的博士进了各级政府机关。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而优则仕”不可取，这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的思想根源。谁都知道，学历高低与能力高低不是一回事，以研究生的学历招聘公务员不可取。同时官本位主义这对青年人有很大的诱惑力。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无论是领导人或是公务员，都必须在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情况下，以优胜劣汰来选拔，唯有如此，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政府中来。

　　我国虽然有2000多所大学，但千校一副面孔。这是我国大学失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怎么可能都办成大而全的研究型的大学呢？“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是明朝顾炎武的两句诗，是老年人壮志的诗句。我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努力做到年老未敢忘国忧，将一如既往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采访/胡赳赳)

　　熊丙奇：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要看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生于1972年

　　这十多年的大学变化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大学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各项硬性指标不断向高处在走，比如说教师的素质、构成、教师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内在上，十多年来社会对大学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大学的教育质量随着规模急剧膨胀不断下滑，大学的精神相比起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变得“堕落”了。

　　现在大学用来评价大学教师的标准都不是内在的标准，从真正的大学精神来说，大学教师的学术声望是在下降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很多原因，让他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行政上。从学生来看，这几年大学升学率达73%，要成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件难事，但整体社会都失去了对大学生高素质的认同，甚至大学生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人才。温家宝总理在多次的座谈会和与网友的交流中都明确提出我们教育存在的严重的教育行政化和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我觉得无非就是三方面，第一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是真正像教育部长袁贵仁讲到的“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发展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治校关系；其次是在学校内部推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实行行政、学术权的分离，按照基本的大学方针办事；再就是高考制度改革，这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如果说高校免考入学制度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制度办校也就无从谈起了。

　　去年7月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在制订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建议，草案出来后也参与了意见的听取。这份纲要从文本来讲，虽然有不足，但应该说是凝聚了现阶段所能够达成的改革共识。纲要比较清晰地指出未来十年我们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改革来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于行政部门，因为改革的实质无非也就是放权的过程。因此我一直提议要改革模式，应该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主导全国和地方的教改，过程中应该有更多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果仅仅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办，那很难使放权的过程能够落到实处。公众的参与主要是学生参与，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来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监督改革方案的执行；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办学，比如中小学成立基础教育委员会，大学成立大学理事会；第三个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用人单位，由他们来影响、推动教育改革。他们可以通过包括用人观念的改革、与大学的合作来参与学校发展。在国外，由企业家参与教育改革是非常普遍的；第四个就是NGO，他们一方面参与改革方案的谏言，另一个就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实践。

　　按照温总理的讲法，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公众恢复对教育的信心，现在要让公众以及学生能够对教育恢复信心，最主要的还是纲要的落实，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看到结果，但我们要看到你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但至少得让大家看到你的行动：是跑的还是走的，而不是原地不动乃至调头而行。学生也应该做好自身的规划，现在能够逃离中国教育制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这个制度之下，还是有些优秀的学生，就看你怎样把握周围的资源，怎样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地来推进教育改革。

　　只要能改变这种以行政级别建校的制度，中国教育的声誉能够恢复得很快。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到成为亚洲一流大学不是很长时间，民国初期我们的大学也没建立多久，但就培养了很多人才。按照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只要真正愿意改革，大学很快就能恢复公信力。     (采访/陈非)

　　十，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部委工作，1987年起开创公司开始自己的房地产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近年潘氏夫妇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老潘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务实的新舵手深知民众在期待什么，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中国三十年，西方三百年。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从农民、职员、经理再到老板。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职业的高级化仍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趋势。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的中国的十大阶层是这样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老总”，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老板”，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比例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谓“盲流”，比例约为3.1%)

　　如果一个社会板结，必定缺乏活力，社会学家设计的“橄榄形”中产社会就不能实现。

　　在一个上行社会中，人们安然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红利。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

　　但当今正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不再封闭。在新的清明上河图上，新富阶层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阵，中国的致富大军应以此雁行方阵前行。如此，人人有奔头的社会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潘石屹”涌现出来。                        (文/肖锋)

　　梁晓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家，著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生于1949年

　　2011年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演讲时，分析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不全是乐观。

　　改革开放初，中国曾设想通过n年形成橄榄形社会。底层上升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现代从业技能，但现在看，成硕士生了，成博士生了，又怎样？

　　官二代、富二代不可能挤压掉农二代、穷二代所有的上升通道。当官？当董事长？“上升”不只这两个概念。我到日本一个不大的饭店吃饭，主人一个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一个是东京大学中文硕士，夫妻俩年龄在40岁左右，你进去，他会亲自给你端面，但是你会对他肃然起敬，人家另一个身份是学者，业余时间要出书，有中产收入，你凭什么说他的工作不体面？

　　在任何一个国家，底层、中产、富裕阶层始终在博弈。中国长期以来抑制了底层对自己权利的诉求，作为管理者，它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提出诉求的方式，它的屁股一下子就会坐到资方，一会是裁判一会是运动员。还是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要意识到自身的公民利益，并要去积极争取，有些事情一争取就会不一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就是一争就调高了500块钱吗？公民争取自身权利和国家管理之间不是一个互相抵消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时增长的关系，一方公民意识加强，另一方服务意识就会提升，你不加强，人家也就不提升。

　　非洲大草原上最温顺安祥的角马群、野牛群，遇到特殊情况，转移到这儿转移到那儿都会发现草场少了，它们会陷入本能的动物焦虑，缺水时，从食物链上端到下端都处于焦虑，而且会互相攻击。

　　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都由人口众多所造成，这样一个大国，你的发展速度，你的发展布局，你的分配理念，在发展初期就应该全面周到考虑。我们发展初期叫“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跟“实现共同富裕”相比，相对来说简单和容易，并且真的实现了。但是你要使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达到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可不容易，这要伟大的头脑去设计。

　　大家都想上一趟车，突然发出一声：“先使一部分人上车”，无论坐地铁、火车、公交车，逻辑上是对的，但这里存在一个社会伦理学问题，到底先使哪一部分人上车？让一部分特殊一点的群体先上车，尤其是经过“文革”，我个人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要考虑，后边的人接着上车，怎样排队？排队过程中又要照顾到哪些群体？停车点、始发站、多少分钟来趟车、我们一共有多少辆车……这些都要考虑。不能就那么几辆车，一部分先上了车，开走了就再也不开回来了。     (采访/何雄飞)

　　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著译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世界是平的》等，生于1971年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

　　底层上升通道变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因为原来的机会现在被堵塞了，尤其是教育。过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阀门，是能使得底层穷人资质比较好的孩子通过受教育“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但现在教育的功能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变成了上流阶层、特权阶层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工具。我记得总理说过，他当年上大学时，同学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你现在再去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城市孩子居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收费，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民其实是最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在就业市场上，高中生并不比初中更具竞争力，就算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一上上四年，找工作又难，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

　　关于中产阶层的幻灭感，经济学家赫西曼(Hirshman)曾谈到公众参与有一个偏好的周期轮回，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私人事务非常关心。回想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公共事务，人人都很关心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突然不关心公共事务了，精英们通通都下海，大家发现赚钱很爽，有了钱之后社会地位、生活、视野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是城市白领，赚钱对你仅仅意味着养家糊口，你辛辛苦苦天天工作，能买下一套房吗？中产阶层出现幻灭感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别的了。

　　富裕阶层移民，这不是个新问题，最近的“国进民退”，更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中国有很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利益出现了板结化。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说，你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和平时代，阶层利益一定会出现板结。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那么好改革？因为改革家刚刚出道，没有任何利益，他当然要改革，为什么现在难了？因为当年的改革家现在各有各的一摊，他站在那个位置，态度就变了。

　　怎么办？第一，引进竞争，制造掣肘；另外，就是开放，你让渡了一部分自主权，有所约束，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监督和信任。再就是城市化，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让更多的农民进城，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社会板结的问题，但是，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给他许多社会福利，你得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让他的宅基地能进行土地交易，这是他进入城市的资本。

　　另外，政府必须掏钱进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你必须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给老百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要担心我老的时候会饿死在街头，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没人管，医院不救我，这就意味着政府得掏钱，你不掏钱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掏钱出来，真金白银砸下去，砸得掷地有声，才能砸出一个和谐社会。此外要广开言路，要让公民参政议政咨政。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遇到社会利益板结、矛盾激化的问题，记得当年刘德华演过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那就是香港早期社会的一个缩影，雷洛作为警长，却在经营黄赌毒，后来，廉政公署一出现，这些东西逐渐都没了。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够解决。有时，我们对社会进步要有信心和耐心。        (采访/何雄飞)

　　十一，中国人担心什么？

　　没有人会怀疑，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15年的中国心态史上，主旋律是进取，亦有怕相随——所以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重视教训，有所畏惧。因为中国人在走从未走过的路，因为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因为我们只能憧憬不能算命，因为患得患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15年，跨世纪，中国对“怕”字有重新认识。我们要描述的是，20、30、40岁的不同代际心态，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压力与生态，心理诊所之外的中国人真正的心灵史。

　　1996年到2000年，总担心的事物是：节奏慢半拍、股市垮掉、乔丹退役、足球冲不出亚洲、城市没有地标、网友见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没有夜生活……中国人一心要进入“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激越期，中国人最怕的是“赶不上趟”。

　　2001年到2011年，水深火热。政治体制静水深流，经济体制热火朝天。大世界，大时代，眼看他起高楼(最野蛮、最雄壮、最山寨)、眼看他宴宾客(体育盛会、周年大庆、世博)、眼看他楼塌了(9·11、全球多发性地质灾害、各种工程质量的楼歪歪)。中国人的奔跑姿态、一往无前的急行军遭遇恐慌：灵魂想慢下来，身体却不答应。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问。《我们时代的100怕》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对当下中国的生动写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们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临近结局，自食其果。

　　生活不总是尽如人意，中国人怕什么：怕堵车——“一心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堵在北京四环路上”(许知远语)；怕空气污染；怕地沟油；怕没房住；怕装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过CPI；怕股市套牢；怕坐高铁；怕山寨；怕创新性破坏；怕爱国贼；怕网络暴民；怕人肉(有时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种“门”的出现(有时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义(又恐自由主义)；怕出轨但又偷偷越轨；怕喝酒但又拼命劝酒；怕一睁眼还活着；怕一闭眼还睡不着。

　　中国人不是“胆小”而怕事，而是“胆大”而出事。怕矿难、怕金融危机、怕地震、怕进医院、怕醉驾、怕A货、怕B罩、怕压力、怕努力、怕上当、怕下葬、怕艾滋、怕爱情、怕没朋友、怕朋友不仗义、怕限购、怕限行、怕通胀，又怕通缩。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累不累？！

　　人们恒久关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区安全吗？我的城市安全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怕越来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苟且、如常，这是最大的可怕。

　　怎样才能不怕？回归常识，找回良知，对未知之事心存敬畏。          (文/胡赳赳)

　　吴思：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生于1957年

　　怕，分“共怕”与“阶层之怕”。全国人民共同的怕是通货膨胀。你的工资也许在涨，但很可能涨不过通胀率。全国人民还可能怕大动乱，但特别穷的人可能不怕。我们还怕严重的污染、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突然出现的以前没见过的像Sars一样的病。但更深层次的怕是分阶层的，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怕，有些怕还是相互冲突的。

　　农民工怕什么？第一代农民工怕找不到活，但他们不会因为找不到活而无以为继。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赚几万块钱就可以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种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不安全感就强烈了，他们十分害怕失业，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回去了，农村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种地了，甚至没有地可以种了。第二代农民工怕无法在城里买房子，怕娶不上媳妇，怕养不起孩子。他们的这些怕已经变成一种长期的隐忧，而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亿多农民，如果解决不好，会带来全国的不安定。

　　城里人的大学生也怕。他们刚刚毕业，怕找工作，怕买房子。已经工作的年轻人赚着工资怕房价涨，买了房的人办着按揭怕丢了工作。

　　中小老板怕得更多。本来市场就挺可怕的，国家政策左一条右一条，还有人敲诈勒索。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税也越来越高，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更大的老板倒是不怕这些，但他们怕中国的未来不安定，他们的生活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移民。

　　高级的官员看到各处的群体事件，也表现得恐惧与不安。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他们的心里也没底。真的改起来，自己会怎么样？国家会怎么样？自己的后代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危机，却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这个恐惧才是最深的。                     (采访/邝新华)

　　骆新：我们焦虑是因为不知道我是谁

　　东方卫视主持人兼新闻评论员

　　中国人的怕有三种社会心态：焦虑，失衡和恐慌。

　　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失衡是因社会贫富不均，恐慌是因缺乏社会安全感。

　　这个社会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性的社会，一切东西我都可以造得出来，生活也还可以，但是与现代化配套的现代性的制度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也是中国人怕的原因。

　　往小了说，中国人的恐慌来自对自己未来竞争力的担忧，老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所养，工作能不能保得住，会不会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高铁事故……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代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心理动荡。

　　现在，人们的参政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政治的互动性却还不够。我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刚去了虹口一个社区，基层领导压力非常大，都快崩溃了，上面下达指令，层层分解，要完成GDP、维稳任务，上访不能出社区，出社区一票否决制，民众有大量生计上的考量，比如说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求学问题，现在都要求在基层都给化解掉，可是，基层领导的资源调配能力又有限。另外，上面经常会搞一些大的活动，其他都是二传手，最后领单子的人还是基层领导。他们资源有限，压力巨大，承载着超出行政功能之外的许多任务。

　　在我的接触中，高层领导或企业家们最害怕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被突然剥夺。我有个朋友在山西开煤矿，他投了几亿，山西老出黑煤窑事件，中央要求山西整合煤矿资源，他的煤矿必须要贱卖，一夜之间就赔了两个多亿。

　　中产也焦虑。我有一朋友要去北京发展，跟一家英国公司谈妥了工资，公司定额支付房租，中间限购令一出，北京房租噌噌往上涨，最贵的涨了一倍，到北京后，她发现有严重的被剥夺感，原来能租个好房子，一下租不起了。

　　我处在传媒行业，这是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看起来挺风光，有社会尊严，但我们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竞争激烈的状态之中，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上直播台，生怕说错话，每天就像是往一支手枪里压一颗子弹，往头上啪扣一下扳机，今天我顺利地从直播台上下来了，没事了。说不定哪一天扣扳机，！那颗子弹就射中了脑袋。

　　比如毒食品，都在说加强监管，但加强监管仍然是单向思维，安全不仅来自公权，还得来自企业，来自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达成一个社会共识。我一直认为，所谓的诚信既不来自简单的教育，也不完全靠我们内在道德自律，它是来自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纠错能力。我记得雷颐先生曾经说：庙堂有道，民间无道，或是庙堂无道，民间有道，现在的问题是庙堂无道，民间也无道。

　　在以前，老说钱不能买到一切，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后来你发现钱又能解决许多问题，人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给异化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焦虑更多的不是物质上的焦虑，我们的不安全感不是物质的不安全感，而是我们灵魂深处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快乐来自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