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游泳中心电话: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10 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10 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来源：新周刊

十，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部委工作，1987年起开创公司开始自己的房地产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京城最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近年潘氏夫妇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老潘的人生履历就是一个出身西部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如何坚持梦想，展现商业才能与进取精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最终跻身时代前沿的成功故事。

　　这种社会身份跃升，在西方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经历。

　　务实的新舵手深知民众在期待什么，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中国三十年，西方三百年。中国浓缩了的社会进程在潘石屹身上有了集中体现，从农民、职员、经理再到老板。

　　在社会阶层阶梯中“向上爬”是社会的主命题。中国不乏从底层到金字塔尖的例子，实现个人身份的三级跳。职业的高级化仍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趋势。据专家称，中产阶层的比率未来每年将增加1%。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农民数量将从70%减少到30%。

　　上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愿景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缺乏改革初期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代际传递现象，富者弥富，穷者弥穷，社会流动的障碍依然横贯在户口、教育、就业、升职等各个方面。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的中国的十大阶层是这样的：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老总”，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老板”，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比例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所谓“盲流”，比例约为3.1%)

　　如果一个社会板结，必定缺乏活力，社会学家设计的“橄榄形”中产社会就不能实现。

　　在一个上行社会中，人们安然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红利。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

　　但当今正是“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不再封闭。在新的清明上河图上，新富阶层是迎接全球化的第一方阵，中国的致富大军应以此雁行方阵前行。如此，人人有奔头的社会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潘石屹”涌现出来。                        (文/肖锋)

　　梁晓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家，著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生于1949年

　　2011年7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演讲时，分析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不全是乐观。

　　改革开放初，中国曾设想通过n年形成橄榄形社会。底层上升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现代从业技能，但现在看，成硕士生了，成博士生了，又怎样？

　　官二代、富二代不可能挤压掉农二代、穷二代所有的上升通道。当官？当董事长？“上升”不只这两个概念。我到日本一个不大的饭店吃饭，主人一个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一个是东京大学中文硕士，夫妻俩年龄在40岁左右，你进去，他会亲自给你端面，但是你会对他肃然起敬，人家另一个身份是学者，业余时间要出书，有中产收入，你凭什么说他的工作不体面？

　　在任何一个国家，底层、中产、富裕阶层始终在博弈。中国长期以来抑制了底层对自己权利的诉求，作为管理者，它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提出诉求的方式，它的屁股一下子就会坐到资方，一会是裁判一会是运动员。还是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要意识到自身的公民利益，并要去积极争取，有些事情一争取就会不一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就是一争就调高了500块钱吗？公民争取自身权利和国家管理之间不是一个互相抵消的关系，而是一个同时增长的关系，一方公民意识加强，另一方服务意识就会提升，你不加强，人家也就不提升。

　　非洲大草原上最温顺安祥的角马群、野牛群，遇到特殊情况，转移到这儿转移到那儿都会发现草场少了，它们会陷入本能的动物焦虑，缺水时，从食物链上端到下端都处于焦虑，而且会互相攻击。

　　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都由人口众多所造成，这样一个大国，你的发展速度，你的发展布局，你的分配理念，在发展初期就应该全面周到考虑。我们发展初期叫“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跟“实现共同富裕”相比，相对来说简单和容易，并且真的实现了。但是你要使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达到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可不容易，这要伟大的头脑去设计。

　　大家都想上一趟车，突然发出一声：“先使一部分人上车”，无论坐地铁、火车、公交车，逻辑上是对的，但这里存在一个社会伦理学问题，到底先使哪一部分人上车？让一部分特殊一点的群体先上车，尤其是经过“文革”，我个人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要考虑，后边的人接着上车，怎样排队？排队过程中又要照顾到哪些群体？停车点、始发站、多少分钟来趟车、我们一共有多少辆车……这些都要考虑。不能就那么几辆车，一部分先上了车，开走了就再也不开回来了。     (采访/何雄飞)

　　何帆：真金白银，砸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著译有《出门散步的经济学》、《世界是平的》等，生于1971年

　　社会症结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中国经历了人类史上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农民进城潮，农民进城，收入肯定在提高，那怎么可能城乡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从经济学上说不通。

　　底层上升通道变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因为原来的机会现在被堵塞了，尤其是教育。过去，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阀门，是能使得底层穷人资质比较好的孩子通过受教育“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但现在教育的功能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变成了上流阶层、特权阶层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工具。我记得总理说过，他当年上大学时，同学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你现在再去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都是城市孩子居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收费，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农民其实是最善于做成本收益分析的。在就业市场上，高中生并不比初中更具竞争力，就算考上大学，砸锅卖铁一上上四年，找工作又难，就算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

　　关于中产阶层的幻灭感，经济学家赫西曼(Hirshman)曾谈到公众参与有一个偏好的周期轮回，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大家会对私人事务非常关心。回想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公共事务，人人都很关心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突然不关心公共事务了，精英们通通都下海，大家发现赚钱很爽，有了钱之后社会地位、生活、视野不一样了。现在，如果你是城市白领，赚钱对你仅仅意味着养家糊口，你辛辛苦苦天天工作，能买下一套房吗？中产阶层出现幻灭感之后，他就要开始考虑别的了。

　　富裕阶层移民，这不是个新问题，最近的“国进民退”，更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中国有很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利益出现了板结化。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说，你在边界稳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和平时代，阶层利益一定会出现板结。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那么好改革？因为改革家刚刚出道，没有任何利益，他当然要改革，为什么现在难了？因为当年的改革家现在各有各的一摊，他站在那个位置，态度就变了。

　　怎么办？第一，引进竞争，制造掣肘；另外，就是开放，你让渡了一部分自主权，有所约束，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监督和信任。再就是城市化，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让更多的农民进城，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解决社会板结的问题，但是，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给他许多社会福利，你得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让他的宅基地能进行土地交易，这是他进入城市的资本。

　　另外，政府必须掏钱进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你必须在大家感到焦虑的时候给老百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不要担心我老的时候会饿死在街头，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没人管，医院不救我，这就意味着政府得掏钱，你不掏钱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得掏钱出来，真金白银砸下去，砸得掷地有声，才能砸出一个和谐社会。此外要广开言路，要让公民参政议政咨政。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遇到社会利益板结、矛盾激化的问题，记得当年刘德华演过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那就是香港早期社会的一个缩影，雷洛作为警长，却在经营黄赌毒，后来，廉政公署一出现，这些东西逐渐都没了。

　　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够解决。有时，我们对社会进步要有信心和耐心。        (采访/何雄飞)

主题阅读：

一个【中国控】15年来的15个提问：
1 什么东西没变？
2 中国人还有梦吗？
3 还有多少中国味？
4 怎么看美国？
5 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6 如何发现城市魅力？
7 中国缺什么？
8 艺术家批准了吗？
9 大学到底怎么啦？
10 如何破解阶层之谜？
11 中国人担心什么？
12 还敢爱吗？
13 像什么一样生活？
14 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
15 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