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月光少年txt微盘:抗战中的军统 廿三

刘兆南恼羞成怒突然站起来用手比划着说：「我们开的是杂粮店，不是杀人的指挥站，你旣然提到朋友二字，那就各不相干请便罢，以后不必再到店里来了。」王文听到刘某的这两句话，肺都快气炸了，顿时真想揍他一顿。可是刘兆南比王文强壮得多，动粗不行，也解决不了问题。王文闷声不响的走去了柜房，去找司机陈国治，意在商量一个怎样对付这个混帐东西的好办法。陈国治年轻力强，又蛮又楞，听王文一说，伸手抄起一根摇动引擎用的弯曲铁棍子，就要到柜房去揍那个姓刘的，王文一看不对，说不定一棍子下去真会打死人，岂不更糟。于是赶忙拉住陈国治，劝他千万不可莽撞，应该商量好了再动手才对。他们二人商量了一回，结果是想法子把刘兆南弄到北平去！好好的弄个水落石出。停在院子里的这部从北平开来的老爷车，性能还不太差，如果夜间行驶，从天津沿公路回北平，大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他们决定把刘兆南诳上车，改由王文前座驾驶，陈国治的力气大，在后座看住刘兆南就行了。可惜他们没有带武器，陈国治在车厢里找了一个修车的「搬子」，拿手巾把它包好，倒过来拿在手上看上去很像是一枝手枪。真要用起来，重重的敲在头上，也可以把人击昏。陈国治检查油箱和水柜，又加了一点机油，想了想又把后座的车门锁上一扇，只留另外一扇上下。如此就算准备完成了。王文回到房里，收拾好零碎东西，手里提着帆布旅行袋，陈国治跟在后面，到三益成杂粮店的柜房里向大管事的刘兆南去辞行。王文来到柜房，陈国治站在门外，王文对刘兆南说：「你旣然不欢迎我待在你店里，也用不着等到天亮，我就连夜赶回北平去了。我们旣然朋友一场，什么都不提了，那就后会有期吧！」王文说完了，去和刘兆南握手，慢慢的拉着他朝外走，刘不好意思也就握着王文的手送了出来。一出柜房，离着停在院子的汽车不远，他们边走边谈，各自敷衍，来到车前，刘兆南客气的替王文打开车门。就在这一霎间，陈国治乘其不备，从后面用右肘冷不防夹住他的脖子，乘势往后一拖；左手又使劲从他腿窝里朝上一抄，一下子就把刘兆南举起来扔到车子后座里去了。虽然免不了有些碰撞，可是并没有使刘兆南受伤。此刻，车子已起步。刘兆南在车里又踢又叫，陈国治用铁棍子抵着他的膀子说：「你再闹，那可是你自己找死，你朝外面看看，三更半夜，旷野无人，放躺下你，往下一推，谁也不知道。还有，前面无论遇见什么，你都要老老实实的坐在这里不许动，你若是打歪主意，那就怪不得我了。」王文在前座接续说：「兆南！你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你说真的，把经过情形交代明白就成了，我们可以掉转车头，立刻送你回天津，你如果执意不肯说，那可不一定了。」 

其实，这椿事情非常简单，可是，刘兆南这个人别扭之至，他就是不肯说，所以才把他拖到北平，安置在「北平站」最后一进院子里的一间空房子里。且说王文把刘兆南从天津带回北平之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先鸿霞他们的营救路线因史大川之一走而中断了，又将如何另辟蹊径，从事营救。其次是如何回复上级的查询，提供可资采信的真凭实据，以结此案。本来，史大川就是最佳的人证，可是又到天津什么地方去寻找他呢？问题多多，此时此刻都难以求得解决之道。至于刘兆南这个人将如何处置，一来不怕他不说实话，再者也可以留为参证。因是之故，就把他安顿在后院，好吃好喝好待承，根本就没有当作一回事。好了，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小事，竟而闯下了一场大祸！六 像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在北平住了些天，有如失魂落魄。是否提足勇气去南京领罪，始终难下决断。所以又二次出去归绥，依然投靠家兄。半年下来，日常生活失去重心，经日游手好闲，情绪又不稳定，可以说濒临堕落边缘。在这段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新结识的一般朋友怂恿下，由原来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举行过「摆香堂、开山门」的神秘仪式后，成为青帮「二十二」的「通字辈」。当时，青帮在西北一带，还相当活跃，所谓的「辈份」也比东南地区为高。我原想藉此关系介入社会中某一阶层，或许能产生结合羣众的作为，殊不知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天真。事实上，如果没有「可恃的靠山」予以支持；或者说，除非「使用非常方法」作手段，根本上就不会发生作用。而我呢，什么条件都没有，也就当然止于空想而已。所以自此之后，再也没有露过这个身份，在尔后的工作过程中，从来也没有运用上这种关系。回忆在班受训之际，曾有「社会秘密结社」一课，其中讲的就是这些，可惜理论终归是理论；要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上去，还得配合更多的现实条件。

二十四年十月旬，农历九月初，时令已是深秋，在绥远，不但是已凉天气，且颇有寒意。我在百无聊赖中，又遇到这种季节，心情上难免有些落漠。想起来就会使我不安的，是因为我一个人的不争气，而牵连到很多人受累，这算什么，卽便能苟活，也见不得天日，与其长此负疚，不如早日挺身而出来谋求补救，只要「绑架勒赎」的罪名不成立，就不致于有死罪，至于违纪部份，充其量坐几年牢是了。我和家兄一商量，他也鼓励我这么做，这才提高勇气，不再迟疑，收拾行装，再度遄赴北平。到了北平之后，原想找到范行，通过他的联系，先与「北平站」区长，同时也是我的知交老友张炳华（炎元）先生见一次面，请教他该当如何，再决定以后的步骤；可是到他住过的青年会一问，据说，范行已在数月前搬走了，结果扑了一个空。非要想办法找到范行不可，否则就和「北平区」联系不上了。上一次是从江汰清那里打听到范行居址的，这一次，再去找江汰清试试看。殊不料找了四、五天才把江汰清找着，一打听，她说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范行了，听说已经去了上海，是真是假，可就难以猜测了。旣然找不到范行，再想别的办法找「北平区」。差不多把从前在我担任「北平站」站长时所知道的地方，都询问遍了，仍然没有找到。这大概就是「走投无路」吧？也曾经有过买张车票一路回转南京的念头，可是总有些踌躇不前，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于是不顾「泄密」之嫌，竟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投入邮筒，直接寄给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雨农先生。信内的措辞，已记不清楚，大意是：「我愿意回来接受处分，唯一的要求，是请派连谋（良顺）兄到北平接我，如蒙允诺，良顺兄抵平后，在世界日报上登一小启卽可。」我写这封信给戴先生，实在斗胆之至，谁都知道他是绝不容许犯了错误的部属接受处分前还要讲什么条件的，尤其是指定报纸公开登广告，以及写信不留通信处等等，更会惹他生气。可是我终于作了一次尝试。说到为什么单派连谋来接我回去这一点，也是我的小心眼，因为我和连良顺兄的私交甚厚，他之参加军统局工作，是我介绍给戴先生的，戴先生对他也相当器重，如果他在当中再多说几句好话，对我必然有利；更深一层，万一情势对我太坏，比如说要处以极刑的话，我相信他会放过一马，叫我不要去，而且也只有他有此魄力，而敢于这么做。我懂得，人家会说这是徇私，可是我内心却认为是他的义气。信寄出之后，心情开始不安，患得又患失，惟恐招致更严重的后果。平常都用「煎迫」二字以为形容，诚然。大约过了八、九天光景，世界日报果然出现了一则小广告，登的是：「仁风兄；弟已抵平，现住花园饭店，盼速来晤，良顺。」不错，「周仁风」正是我用过的化名。老连果然来了，我好高兴，不会是假的吧？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花园饭店，接过了一听，果然是良顺的声音，那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说：「立刻就来。」东城离着西城辟才胡同好远，坐人力车差不多走了四十多分钟才到。这四十多分钟实在太长了，它给了我一个反省的好机会，假如当初稍稍慎重一点的话，何至于弄得如此狼狈！好几年不见，良顺兄还是那么明快爽朗，他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我现在任职于武汉警备司令部，接到电报才赶到南京，戴先生把你写的信拿给我看，原来是你叫我跑一趟，在公在私，义不容辞，所以我就来了。」 

我急于想知道的，是戴先生的态度如何？有过什么具体的表示没有？良顺兄说：「一切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就不会来了。」我听了感到好一阵轻松，不过，一块石头没有落地，心总是悬着的。当天晚上，良顺兄邀到「北平区」区长张炎元先生、区书记毛万里先生，共同请我吃了一顿晚饭，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叙旧之聚，可是因为我的心事重重，很少开口，使得这个场面热闹不起来。他们三位，好象有默契似的，也绝口不谈正题，其最妙的法子，也只有多喝几杯了。我是有酒就喝，居心喝个痛快，醉倒了更好，就此狂饮起来。当我神智尚清的时候，曾有意的把话题引到「北平站」的一般状况上面去。尤其是关于人事调动的情形。可是不待我多说，他们又把话题叉到别的地方去了。可能是有意回避也说不定。后来，已经喝得糊里胡涂，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想都想不起来了。笫二天，连良顺兄陪我撘津浦路蓝钢车径赴南京。我门坐的是头等卧铺。对我「礼遇」之至，征其实，无妨说是一次「起解」却也恰当。到了南京，凑巧戴先生杭州公干去了，良顺兄又陪我在安乐园酒店开了一个房间，等了两天戴先生才回来。连良顺兄再陪我到鸡鹅巷去见戴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尬尴的时刻，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也是一个无可逃避的时刻。戴雨农先生依然和往常一样，先握过手，让我们坐了，然后等他发话。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估计他会大发脾气，可是没有，他很和蔼的对我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团体，自必有它维系存在的团体纪律，我如果不处分你，不但别人会说闲话，对一般同志也没有交代……」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还准备再说下去，良顺兄揷嘴说：「恭澍兄，你借这个机会修养一个时期也好，我想戴先生宽大，顶多也不会超过一年。」戴先生听了连良顺所说的，显得很不高兴，他转对良顺兄说：「是你决定的一年？」良顺兄笑了，可是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我为了表示一点气慨，打开缄默说：「事情本该由我来负责，我回来就是诚心准备接受处分的，一切请戴先生决定好了。」有一句话我想说，可是没有说出口来，那就是为受累的朋友说情。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未免太做作了，又何况我也没有置啄的余地。戴先生没有再多说什么，过去的事，他只字不提，他站起来指示说：「你自己去和刘乙光联络好了。」我一个人先走出客厅，只听到良顺兄又和戴雨农先生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楚。过了一下，良顺兄赶上来在我背后拍了拍，安慰我说：「多多珍重，绝不会超过一年的，到了时候我一定前来接你出去，今天我就要回汉口去了。」我们走到大门口，刚巧遇见刘乙光同学，也许他正在等我也说不定。我们不仅是军校同学，在洪公祠受训也在一起，结业后这是笫一遭相遇，可是却在如此情况之下，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等我把戴先生的意思转述给他时，他答应让我回去整理整理东西，洗个澡，剪短头发，明天上午他会陪我一块去报到。这个地方叫羊皮巷，是一所旧式的矮平房，看外表，和一般的住家没什么分别，走进一道黑灰色的木板门，里面站着一名便衣警卫，向右一转，有两间狭窄的办公室，此处的负责人早已站在门口接待我们了。待我抬起头来仔细一看，站在门口接待我们的那个人，正是侯子川，他是「北平站」最早吸收参加工作的通信员，因为他提供行动线索，致不能再在北平立足，所以调回南京另派工作，想不到今天「管理」我的就是他。 

侯子川一看见我，脸都涨江了，其实，应该脸红的是我，可不是他。他让我坐了，倒了一杯白开水，嘴里想说什么，可是当着刘乙光的面又觉得碍难，所以期期艾艾的没有说出来。刘乙光是侯子川的上司，他特别关照侯子川尽可能的对我加以「优待」。所以为我在大统间里辟了一个单间，也就是一个人独居斗室，真格的，这似乎倒有点「虐待」，因为我太孤单、太寂寞了。侯子川告诉我，按规定不许道出真名实姓，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姓名的编号，我的编号是「一六二」。因是之故，在洗脸盆、濑口杯子上也都注上了一个「一六二」的号头。其实，这仅是一个形式而已，过后，同窗好友们在私底下全都自我介绍了真实身份。当天晚上，值勤的警卫在交班清理人数时，推门进来了，他对我笑了笑，把一包东西摆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看此人长得高大黑粗，非常面熟，一时想不起是在那里见过的。待我打开那包东西，里面有一小包茶叶，一盒点心，另外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旧属陈国瑞恭候」七个字。噢，他是我在天津制裁吉鸿昌一案中出过力的临时人员，事后保送到南京来受训，追忆前尘，真是不堪回首。没有人召我「谈话」，也没有人开庭「审讯」，更没有人叫我写「自白书」之类，这是此番坐牢的一大特点。

还有，最使人承受不了的，是不宣告刑期，不但我一人如此，在押的人个个如此。所以在押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刑期百般的猜度，也是每日必修的一项课题。有人说，这与守法期间的行为表现有关，但考验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侯子川日常巡视时，总对我作一个礼貌上的微笑，可以看得出故意避免和我说话，我也很谅解他的苦衷。有一天，是星期日，管理人员轮班休假，侯子川趁此空档，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小坐，我们这才有机会比较畅快的谈了一次话，我从他所透露的情况中，知道了不少事情。此处的非正式名称叫「乙地」，关的都是自己工作同志，也就是执行违反团体纪律的地方，大体而言，刑期都不重，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释放出去。在「乙地」之外，尚有「甲地」，是个特别优待的地方，完全采行家庭式，除了不许出门之外，其它的禁制一切从宽，听说杨小姐就关在那里。侯子川口中的杨小姐也就是我妻杨xx。

除了甲乙两地，另在老虎桥陆军监狱中，划出一个单独的部份，专为羁押重刑犯而设，称为「丙地」，据说，王文和那个祸根刘兆南都关在里面。我问侯子川，如果想和我家里的通个消息可有办法，侯子川指点我，等陈国瑞当班的时候，你跟他商量，他一定有办法，因为他轮班值勤，有时候也会派到「甲地」去。侯子川表示，他对我的事实在无能为力，也不敢特别的照应我，等选个适当的日子，由他安排在办公室里叫几个菜请我吃一顿。我们这次谈话，我想了解的几个重点问题，都有了答案，同时，他也给了我一个希望，希望着偷偷摸摸的吃一顿。可别小看这顿吃，除了一份很重的人情之外，在坐牢的人来说，当他失去自由，想什么都想不到手的时候，能有「一口」吃的，也可以满足一下子，又何况是大嚼「一顿」呢！盼了好几天总算盼到陈国瑞夜里当班，我提起带个信给我家里的事，他满口答应了。于是赶快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他带给关在「甲地」的内人。其内容无非是告诉她我已经回到南京，不会太久就可以出去了。还想多写几句安慰话，可是又怕教别人看了不好意思。说到坐牢，已经坐过多次了，可是以这次最为平静，虽然对刑期是否为一年还有点嘀咕，可是心里总觉得绝不致超过一年。有时曾领悟到：刑罚之所以判处坐牢，其含意就是要在全部人生中，抹掉这段空白的时间，至于「反省」一类的说法，动听而已。  二十五年夏初，照「乙地」的记录，一共关了我五个月零七天。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那天中午过后，侯子川突然隔着木栅栏呼唤我，他悄悄的对我说：「陈先生，请卽刻收拾东西随我来，张炎元先生在办公室里等着呢。」我心跳得好厉害，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抱着一些东西随着侯子川来到他的办公室，张炳华兄笑眯眯和我握手，他打趣的说：「去年我在北平送你上火车，今天我又要送你上火车了。」他接着又说：「戴先生有手谕，派你到天津去负责，他因有事，已经到杭州去了，临行前交代书记长张毅夫兄代表他请你吃晚饭，为你饯行。一切详情，到了晚上毅夫兄自会相告。现在，我先陪你去开一个旅馆，有什么话到了旅馆再说。」并没有办什么手续，就这样随同张炳华兄离开了羊皮巷「乙地」，算是恢复了自由。在路上，炳华兄告诉我，他已奉调回到南京局本部任职，今天来接我，并非奉派，因为看到戴先生手谕，才特地请求前来一尽友情的。我们到了中央饭店，炳华兄出去打电话，我趁机会先洗了一个澡，不大功夫，有人敲门，推门一看，欣喜若狂，想不到我妻来得那么快，我们分别差不多一年半，她为我吃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说来实在愧对之至。炳华告辞去了，他嘱咐我们暂且不要出去，等一会就派军接我们去赴宴。这顿饭吃得并不自在，最大的原因是饭后就要起程，我一再要求多在南京停留一天，目的是在看看老朋友，也好对过去这段抱憾的事有个交代，可是说什么也不答应。代理书记长张毅夫交给我一包东西，其中有到了天津之后的联络办法，与戴先生通报的密码本，以及两张头等卧车票，和一笔治装用的特别费。对今后的任务等等，说是到达后另会指示。这等于官复原职，只不过换过了一地方而已。最特殊的一点：这一椿公案自始至终，没有人公开议论过，或是当面批评过。  

笔者脱离工作一年半，有许多事情都无从知晓，又何况隐居在偏远地区的归绥城。复职「天津站」站长后，才渐次的星星点点的文书情报参考资料中，看到一些有关石友三的记载，时在民国二十五年七月间。当时，华北局面特殊化，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将军独撑大局，并且在极不寻常，备受压力的情况下和日本军方打交道。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外交折冲」了，只是敷衍、应付、拖延时间而已。接下来再说那个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二十四年十月，日本人在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石友三仍然受日本人的驱使，往返于天津、大连之间，为组织「华北军团部」而奔走。但以逾越了日本方面所定的活动范围，乃被日人驱逐至津，不许再去大连。石友三并不因此而稍戢，遂又向天津日本驻屯军活动，企图再起。二十五年二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要求宋哲元畀以名义，但以石友三之通缉令仍未撤销，宋无法予以任用。二十五年七月，日本方面又有「扶助石友三成立华北自治军」之说，惟未成事实。二十五年十月，宋哲元由平抵津，与天津日本驻屯军改制升格后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会晤。田代曾当面再度要求宋哲元任用石友三，并畀以军职。宋哲元遂于十月十九日明令发表石友三为「冀北边区保安司令」，其司令部设于北平安定门外黄寺。并划昌化、顺义、通州边缘地带（通县城内为殷汝耕伪冀东政府所在地）为其防区。宋更拟由察哈尔调保安部队一团至平归石指挥，并预定在黄寺开始编训，以助其成军。宋哲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还有许多幕后的原因。至于如何报请中央撤消其通缉令的，我们没有再作进一步的探索。石友三「归正」后，宋哲元曾密令石部收复冀东。石表示请宋再借调二十九军一部武力，用他个人名义进攻冀东，成则请宋转请中央位以「冀东区行政长官」；倘或失利，亦可拋开二十九军暗中策动的关系，由他自己担承，以免日军有以借口而不利于宋。宋尚在犹豫中，此一消息又为日军获悉，仍加强戒备，提出质问，此一收复冀东计划，因而胎死腹中。在当时，笔者很想透过人事关系，去问问石友三看，究竟他把先鸿霞、老褚二人怎么样了？可是就连这点照说可以办得到的事，都因格于大环境而没有做到。我们──包括整个工作组织在内，实在愧对忠烈的牺牲者，而笔者本人当然要负更多的责任。

七七抗战后，石友三所部随同二十九军南撤，为时未久，石又生歹念，终于明正典刑了。平心而论，这也是一个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者的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