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皮炸酸奶用什么蘸酱:抗战格局中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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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格局中的蒋介石

 

民族真正大团结的那6个月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7月17日,作为当时全国的领袖,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7月7日,日军进犯芦沟桥,一位二十九军的军官回忆说:“7月8号早晨,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听到炮响。起床集合点名时,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日本人在打卢沟桥,大家都吼起来了,好!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种心理。我们盼了很久的仗,终于要打了。”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做事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7月29日,日军占领平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还有将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以及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最后,蒋介石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

历史学者唐德刚说:“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真正大团结,只有6个月。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6个月。中国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大家心里愿望一致,都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作家柏杨是河南人,他说:“那时一听说抗战,一听蒋委员长领导抗战,那股热情。那时我们羡慕的就是大刀队,我们唱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现在唱起来还热血沸腾。”

纷争难断的抗战大战略

以前,共产党说抗战是自己打的,国民党则为之忿忿,每到七七纪念都总揽抗战全功,说共产党只是在坐大避战。后来历史学者又说抗战打早了,要不是“西安事变”相逼,放弃剿共,提前抗战,若再拖个一、二年,待中国受德式武器装备训练一百个师,到时再与日战,必不致被打得那么惨,受创那么重,也不会有战后共产党也打败国民党取天下之事。

但唐德刚则从更高的历史角度说:“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同日本的抗战,可能拖两年。中国抗战再拖两年不打,欧战爆发,日本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它是不是选择中国?或它是直接打苏联?若苏联被德日两国夹攻打垮了,那这世界大不同了。丘吉尔讲,世界历史常常是偶然的事件,如西安事变就是很偶然的事。这个偶然事件,影响世界必然的发展。我同张学良讲过多少次,张学良老喜引我的话,唐德刚说的,唐德刚说的。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不是现在这样。世界历史也改变了。”

今天谈起抗日的历史,一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日本。”当初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也说:“我们打不过有什么法子?”日本人曾说:“三个月亡中国。”中国人听了忿忿,但孙中山和蒋介石曾说:“日本人十天内就可亡中国。”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建立了一个头号的东方军事强权,而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则一蹶不振,两国的军力差距以几何级数拉开。如果当时清朝的统治稳定,励精图治,或可一搏,但当时中国已整个衰败了。病入膏肓,从脑到身,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都坏了,徒有个大身躯而已。满清推翻后军阀混战,列强帝国主义也各找代理人,奉系军阀受日人扶持,一旦不受制,日人就把张作霖炸死。奉系曾发展出一套现代化之武力,有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也有飞机等,但军队的素质士气仍不高,此为张学良后来想联共之因,因为他认为“红军能经长征不散”,太可佩了,要是自己的军队不早垮了?因此他叫周恩来派人来整顿他的部队。这种部队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投入军阀内战,郭松龄的反奉败死又削弱了东北军,加上中原大战后的入关,九一八事起东北空虚,日本人第一仗就兵不血刃地占了沈阳。

当然并非说东北军是当时军队中最强的,否则又何至于被国民革命北伐军所败。西北军、两广军队都有勇敢善战的,但整体说来仍差日本皇军甚远。何况是内战不断,正如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说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合则强,反之则弱。”中国的生活条件当时极弱,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蒋十分推崇,也就是认为蒋在抗战中能调动那样低水准的社会条件,坚持到日本战败,不能说战胜,实很难得,足称伟大。

当然,蒋介石也是中国在那时空下出来的领袖,他也有很多的弱点与错误。他领政的合法和正当性也有疑问。北方正统政府说他是叛党军头,共产党又视他是革命叛徒。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则认为他以兵谋篡党,这些矛盾都反映在抗战,抗战中他领那样个军,决那样的策,也有很多失误,但大历史总结看来,他化抚矛盾,调动全国力量,总算保住了国家生机。

首先是攘外还是安内之争。如果要安内剿共,就要与日本妥协,但日本又在“共同防共”之名下,一再扩张侵略;如果要攘外抗日,就要与苏联合作,停止剿共。这也是张学良与中共想打通西北,求取俄援之因。中国打不过,只有寻求俄援及后来的美援。战后雅尔塔密约外蒙的独立和今天台湾的问题都源于此。德国一直在抗战中调停中日的冲突,德国军事顾问到欧战开始才撤,淞沪抗战有人就怪蒋介石听了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依托上海”,结果中国1/5的军队,还是精华,断送在淞沪会战。
抗战前,蒋在联苏还是剿共间举棋不定,蒋得陈立夫、张冲在苏联的电报,可令红军输诚,联共抗日。但蒋仍想先消灭红军再谈联苏,结果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张学良逼蒋抗日,斯大林也力主保蒋。蒋重获新生,共党输诚,他也下了抗日的决心。

豪赌抗日的决心与本钱少的打法

大战略之难断如此,战术上也是一样。国民党常责共党在抗战中假打以保全实力为主,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不认真打只想看住共产党,胡宗南的西北大军40万就是如此,但战场上打或撤涉及太多考虑,抗战重要将领郭寄峤记述“忻口会战”就谈及此。郭是东北军出身,曾参加郭松龄反奉之役,后来做新疆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到国防部长。他是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叔岳父。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与上海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并列的的三大战役之一,平型关大捷也是此一会战的一部。当时第二战区长官是阎锡山,副长官是卫立煌兼前敌总司令,郭任参谋长。由于晋军军长李服膺,擅自弃守大同,蒋电令阎将李处决,郭说:“‘闻李服膺系阎长官外甥,阎长官以守备大同,是属临时决定,原无长远设施,自难长期支撑,恳先免予处决。’但中央一再不准,阎长官遵令忍痛将李军长处决。在激战中中央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及旅长郭廷珍等三人,从峤的指挥所驰往前线阵地视察,被敌机枪迫击炮射击,同时殉国。翌日,委员长蒋公曾由苏州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卫将军,‘如不能支持,可后撤’。卫将军询我,我即接电话向蒋公陈述‘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一切不如人,必然不利,但晋省概属山地带,由北平到太原,全属山道,此地不打仗,吾人将无处可与日本人作战,中央已答应将孙连仲冯钦哉两军拨来,目前请委员长严令各军,迅速开来,我想我们可以把阪原兵团消灭,至少亦能毁其大半,在国际上可以增加我们一点荣誉,现在不能撤退。’委员长旋答曰:‘可以,你们相机决定。’在蒋公指挥作战,能如此放宽,由部属相机决定,殊属难得。”

郭寄峤与朱德关系很深,见蒋介石都是他陪着去,他到台湾还常引朱德批蒋批毛的话,王铁汉将军劝他不要讲,以免蒋不悦招祸。他说:“从1937年冬迄1942年春我离开第一战区时期,敌军比较重大总攻击,计14次,每次使用兵力,约五、六师团左右或以上,而约在1940年夏季攻势时,适值大雨滂沱,到处山洪暴发,交通隔绝,此役在太行山中南部之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师徐海东旅,集中条山之中央军十四集团军、豫军等,均有极多斩获,敌死伤甚众,俘敌官兵亦数百人,后勤补给汽车两纵列,并有营妓500余人。战斗结束后,不数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到我中条山指挥所,告诉我:‘下午徐海东旅长(该旅属刘伯承一二八师,师有十二万余人,每旅有四万余人)要来见你。’二、三小时后,徐海东由朱德陪同来见我,我首对徐海东说:‘你此次在太行山战役,很有功劳。’朱德在旁边说:‘可是有功劳,但搞糟了。’我很奇怪,问朱德:‘为什么?’朱德说:‘我们本钱少,照他这样打法,不久便打光了,所以毛主席叫他到延安去再受训。’这一段话在我的头脑中印象很深,这一战役杀伤敌人不少,俘获亦多,十八集团军徐旅本身伤亡大约4000人左右,他们所用的战术是分段、切、截、追杀,大约与在赣南打法差不多,不过日军火力大,战志坚强,故结果十八集团军牺牲亦不少。这一点,我特别要写出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军事教育和作指挥官的人们,要个别研究,战斗中,盲目勇敢,愿意牺牲官兵生命,是不应该的,最后结账,必然失败。共产党人海战术,北方冯玉祥打仗的大刀队战法,对装备拙劣火力微弱的敌人,是有效的。对重装备,火力强且有制空权的敌人,那便是自找过分损伤。在今日科学武器时代,战场上多是面式火网,不能用落伍战术随便把官兵生命牺牲,企图侥幸的成功。”

最重要的淞沪之战,李宗仁说:“检讨淞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

台湾名外交家陆以正就说:“八一三开始,政府中央军是精锐尽出,在上海拼命抵抗了三个月。事实上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都摆到那去,都打完掉了。这在当时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eww。但那是值得的,因为你只有这样子,才能使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尤其是八一三后,第二天八一四,我们空军第一次出来,到黄浦江上去炸日本停的军舰。那人心真是振奋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都还可以流眼泪。”

忍辱负重的结果,得道多助的胜利

抛开种种关于抗战的战略、战术争议,其实说到底抗战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张学良说:“如果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限量。”

柏杨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们全班哭成一团。认为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才几岁啊,小学二年级,七八岁。”

陆以正说:“我们那一代从小到大,受日本人的侵略,对每个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都非常反日本。而在台湾那一代,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人,那时他在做日本的皇民,所以完全不一样。我起先是在开封长大,九一八时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第二年一二八,我们家刚好搬到上海,住在济司斐尔路。那时日本人打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抵抗得非常激烈。真是以非常落后的武器,对付非常精锐的日本部队。那时我们住在沪西,越界租路的地方,看浦东那边晚上的炮火,房子烧得红红的,这印象之深刻,到现在不能磨灭。”

陆以正也看到了八百壮士的坚忍不屈:“四行仓库就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四个银行联合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正好在苏州河边上,所以派了一个营副叫谢晋元,带了几百人守在这个地方,挡住日本人。等到军队完全撤退后,四行孤军就没法再打下去了。公共租界为了人道原因,就让他们过桥到公共租界这边来,名义上把他们缴械。我记得就在上海沪西胶州路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集中营,把他们收容在那地方。结果这个地方反而成了抗战人的圣地。这些人关在那个里头,每天早晨还升旗,我常常与同学被带去参加升旗礼、降旗礼去劳军。那对我们是非常振奋的东西,国家抗战的象征。事实上那升旗典礼,非常的简单,是一个号兵吹个喇叭,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去。”

抗战初期,英美袖手,苏联有偿援助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包括1000架的飞机和5亿元美金,这笔珍贵的援助,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联俄抗日,西安事变的基本目的达到了。蒋介石领导抗战,坚持到底,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但是更不应忘记的是,自助才能人助,如果中国撑不下来,重庆一失,苏联可能拿下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各省,与日本瓜分中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波兰。
名教育家高梓说:“那时很了不起,可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敌忾同仇,打倒日本。天一亮就听到唱这个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那个时候很振奋,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在青木关马路边上,看着那些青年,站在卡车里开着走,真了不起。”
“那时我们处在一种劣势。但我们抗战的意志精神非常的强烈。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人口比他们多,多多少倍。我们只要打死一个日本人,我们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就是这样想的。一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那时在精神生活上可说比现在活得还充实。大家很苦,可是不觉得苦,觉得很快乐。觉得很有希望。”

不管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是如何成王败寇,屈辱以终,他在对日抗战中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坚持到底,终得胜利,实在是功在国家。

 

最后的陪都 

60多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

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8年之久而享誉世界。重庆的受难和荣耀,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那段历史已尘封60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喋血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订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蒋中正以最高军事当局身份下达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移驻重庆。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转移重庆。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独撑东亚战局的国际外交舞台。

1938年12月9日,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

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4日两天,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经历了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年6月5日,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中正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中正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场,356,267人英勇负伤,24,025人杳然失踪,刘湘、绕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川军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抗战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

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变得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

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