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醉饮黄龙实力:历史唯物主义与进化论：哲学玄想与科学理论的区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4:07:43
历史唯物主义与进化论：哲学玄想与科学理论的区别
张雪忠（上海）
【马恩原文】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
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到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共有的缺点。（反杜林论，第67页）
【张雪忠的评论】
一、进化论概说
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中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处于流变过程之中。恩培多克勒说生命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完善的形式慢慢地发展为较完善的形式。原子论者甚至相信只有与环境适合的物种才能生存，这就使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接近自然选择学说。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充分考虑到有关的事实或基于一定的经验证据，一些意见即使有可能碰巧是正确的，也并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许多知识领域一样，希腊哲学家只是提出问题，并对它们作了一番思辨性的猜测。
在西方世界，在进化论被提出并被人接受之前，对于各种各样生物物种的产生，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神创说，认为这些物种都是由上帝为了一定的目的一个一个地造出来的。我们现在责备这些人是很容易的。但在博物学家进行细致的事实调查并获得大量的经验证据之前，只从事物的表面看来，我们自己也可能难以相信，大象、青蛙、孔雀、蝴蝶和老鼠它们竟有着共同的祖先。对于各种各样形态和习性都大不相同的生物，神创论至少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让人省心的说明。
只有等到后来，随着科学思想的不断发展，人们才能看清，神创论实际上是一种假解释。这一学说似乎具有解释一切现象的普遍的解释力，但实质上只不过是把有关的现象用不同的语词复述了一遍，最终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这种缺乏科学意义的假解释，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会经常出现，它的主要特征是将人们经验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归因于一个或一些完全超验的实体，或者是归因于事物的完全超验的属性。神创论就是先设想一个超验的神（一个全能的实体），并将其与经常做出目的性行为的人进行简单的类比，然后把各种生物视为神的意志和行为的产物，以为这样就找到了物种产生的原因。
科学的解释要求十分充分的观察和严厉批判的思想。对于一种解释的普遍性期望越高，观察材料就需要的越多，思想就越需要有批判性。不幸的是，人类总是倾向于在未进行充分观察因而无法找到正确答案之前，就急于对问题进行回答。极度藐视经验的思辨哲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不管是古代柏拉图的理念论（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摹本），还是近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然界只是概念自身运动的外化），都是试图用超验世界（或超验实体）对经验世界进行统一和普遍“解释”的典型代表。
亚里士多德在某些领域（如生物学）把研究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因而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但由于对普遍性解释的迫切追求，使他忘记了自己成功地运用于较小范围中的原则。这位哲学家企图用事物的“本性”，而不是用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事物的运动或变化。其实，除非有某种认识事物本性的独立方式，否则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事物的运动是否与其本性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基于事物“本性”的说明，最终只能沦为一种空洞的循环解释。如果神创论中对神的创造行为的设想可以溯源至柏拉图的理念论，那么其中的目的论则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本性的哲学中找到根源。这就难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能够依次成为基督教的官方学说。
直到今天，人们仍对古代哲学家的见解钦佩不已，因为他们竟然那么早就提出了进化论思想（对原子的预言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但这些脱离经验事实的哲学见解，其实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浮言。今天的人赋予这些哲学见解的“深刻涵义”，可能是那些哲学家自己都未曾想到过的。事实上，只有等到两千多年之后，许许多多不太关心哲学的生理学家和博物学家，经过大量细致而沉静的研究，才收集到足够的观察和实验证据，使得关于生物进化的观念值得科学界加以考虑。
到了达尔文时代，形态学、胚胎发育学、生物分类学上的进展，以及对动物残迹器官的观察和研究，已经为提出一种成熟而具体的进化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照一些动物在胚胎结构和躯体构造等方面所共有的特征，将这些动物个体进行分类，本身似乎只是整理人们关于事物的已有知识，而不能给这些知识增添新的内容。但如果这种整理能够使知识明确起来，并有助于揭示人们所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已经蕴含在人们的认识之中，但却尚未得到自觉的认识和反思），那么分类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因此，这种分类的分析不单是整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能使之系统化。它揭示出人们认识的各个不太部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引导人们做出进一步的推论，这些推论如果能够得到新的观察和事实的检验，就同样能够作为新的知识被人们所接受。
当按照物种相似或差异程度对现存物种进行分类时，人们总是从一个物种进而考虑另一个物种在胚胎结构和机体构造上最接近它的物种，因而就能够得到一个系统的次序，即这样一个序列，在其中每一个物种根据相似关系而获得它的序列位置。在这个序列的最上端是人类，其次是猿类，接着是其他哺乳动物，然后经由鸟类、爬虫、鱼类这样一个系列达到各种形式的海洋动物，最后到最下端的单细胞活机体。达尔文根据这种关于现在同时存在的物种的系统的次序，推论出这些物种发生的历史次序，即生命从单细胞的阿米巴开始，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逐渐发展出各种更为高级的诸物种。
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视为是一种从已知的事物推导出未知事物的假说。物种从简单形态到复杂形态的进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与之相比，几千年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长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段，人们几乎不可能真正观察到自然进化意义上的物种变化。因此，人们只能从一种同时性的系统的次序（基于不同物种相似程度的分类系统），推论出一个历时性的历史的次序（物种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伴随着上述推论出现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生物进化的现象？生命不断从较低形式演变为较高形式，进化好像是一种事先计划好的过程，这一切都可能诱使人们将生物进化视为对目的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达尔文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能够利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理论，为进化的过程提供因果性解释，而无需借助任何目的论思想。
二、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比较
1、理论推论与经验事实
进化论是一种为已知结果寻找原因的推论，它试图对存在于地球上的多种多样的物种的来源提供解释。这种解释本身就是建立在众多经验证据之上的。达尔文举出众多同源构造（即不同生物在形态上不同但具有同一来源的构造）和同功构造（即外表相似但其内部结构和起源不同的构造）的实例，表明博物学家们所追寻的所谓“自然的分类体系”，实际反映的是生物由于不断变异而逐步进化的次序，那些显示不同物种间亲缘关系的性状特征都是从其共同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从形态学上看，同属一纲的生物，其躯体构造模式是相同的，或者说，同纲内不同物种的各对应构造和器官是同源的（各种的昆虫口器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另外，同一纲内不同生物在胚胎构造上的共性也能反映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血缘关系，而动物的残迹器官也常常能指示某种同源构造。
在大量的此类具体观察事实面前，神创论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的空洞和乏力。但基于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之上的进化论，却能为上述观察事实提供更为具体和融贯的解释。但是一种理论假说如果只是能为已知的事实提供一种融贯的说明，它对人类知识的促进仍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也难以获得让人普遍接受的说服力。因为对于各种已知的事实，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提出各种不同的自成体系的说明。这些不同的说明都有可能得到一些人的接受，而某些人之所以接受某一说明，很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种说明符合自己的“口味”。然而，如果某种理论能够引导人们做出以前不敢做出的进一步推论，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发现人们以前所未知的事实（或者说这些推论得到了新发现事实的确证），人们就将会认为，与其它竞争性的理论相比，这种理论更有可能表明了事物的真实情况。海王星的发现之于牛顿的引力定律，光线偏转现象被观测结果所验证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新发现的事实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一种科学理论的典型例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包含着这种推论，并且这些推论也在不同程度上被随后出现的新事实所确证。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就曾说过，“依照自然选择学说，先前一定有无数个中间类型存在，它们以类似于现存变种这样的微细阶元将每一类群中的所有物种连接起来”，但“要找到这些过渡类型则必须在现已灭绝的或已被排挤掉的类型中去寻找”。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尽管在地质研究中一些使许多生物的亲缘关系拉得更近的过渡类型，但地质记录和化石标本都是“极不完备的”。达尔文一方面承认“我们仍未找到现存物种与过去物种间本应该存在的无穷多个级进微细阶元，而这恰是本学说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也较为谨慎地表示，“尽管现存的大量类型是否属于变种仍有疑问，但谁又敢断定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发现数量如此众多的化石过渡类型，以至可以使博物学家们确认哪些可疑的类型可以成为变种呢”。
实际上，随着地质学的发展，人们确实发现不同的地层含有各种不同的化石，而这些不同种类的化石也表明在较高的地层中含有差异较大的生物形式。这就使得人们有理由把地层的空间次序与它们形成的时间次序等同起来。这样，地质学就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时间所达到的动物生命状态的记录，而地质发掘也给人们提供了在现存物种系统的次序中缺失的许多物种的化石，从而取到了补足脱节处所的效果。特别是人与猿之间的缺失环境，已由不断发现的头盖骨标本逐渐补足，因而使得进化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
历史唯物主义据说也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并且也利用了不少历史资料。但是，一项理论若要在科学意义上增进人类的知识，仅仅宣称自己是建立在众多已知的事实之上，这还是不够的。对于已知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人类历史是经济活动方式变迁的历史；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历史；是宗教信仰演变的历史；是各种民族及其文化不断形成和变化的历史；也是各种社会单位（如城邦和国家等）力量不断消长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既能看到经济因素的作用，也能看到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因素的作用。利用精心选择的一些事例，并宣称某一因素（如经济因素）是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基础，这对于真正的科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在人类历史中，一些人能找到经济因素影响政治制度的事例，另一些人就能找到同样多的政治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事例。人们既能在宗教事务中看到经济因素的作用，也能在经济事务中看到宗教因素的作用。建立在经济支配论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算得上一项合理的科学理论，并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一些人们已知的事实（政治支配论、宗教支配论、文化支配论或地理环境支配论等思想，同样也能与大量的历史事实相吻合），而在于它是否有助于人们发现新的历史事实。
比如，不妨假设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缺失了一个时期（如现在所谓的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情状，但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或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推断。如果后来人们又幸运地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一时期历史记载，并且其中的内容至少大致与上述推断相吻合，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比其他包含不同推断的历史理论更为可靠。否则，人们就将认为，它也只是着重从某一方面对已知的人类历史进行的描述和刻画，它所赋予经济生产方式的支配一切的重要性，只不过是基于特定的社会主张而做出的一种主观评价。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把伴随着人类社会中各种其它因素一同变化和发展的经济因素，武断地视为支配着其它一切因素的理论。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为马克思主义辩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济决定论。他们应该读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的话：“每一个时候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如果他们还要对“归根到底”这四个字进行“辩证”的解读，那就请他们再听听恩格斯本人的告白：“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我的主张从未超越这一点。年轻人有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马克思和我对此有部分责任。我们在反对对手时不得不强调主要原则，我们并不总有时间、地方和机会来赋予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因素以应有的地位。”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试图告诉人们所谓原始社会的状况，但他们煞有介事和绘声绘色的描述，与其说是严谨的科学推测，不如说是动人的文学想象。他们关于“私有制随着剩余财产的出现而出现”的论断，甚至包含着根本性的错误。即使是在毫无剩余物品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仅够维持氏族或部落成员生存的物品的消费，也必需经过一个将物品私有化的过程，尽管这些物品在消费之前的私有状态极为短暂。当然，这并不排除氏族或部落成员共同或轮流使用一些具有长期利用价值的工具，但这种情况同样见诸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准此而言，不同生产水平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私有财产，而仅在于私有财产的数量、范围、持有方式、持续时间和归属状况等。一些人之所以不断提出各种仇视私有财产，并以消灭私有财产为目标的乌托邦思想，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
2、理论预测的限度
尽管被一些人认为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最科学的理论，但历史唯物主义既没有帮助人们发现新的历史事实，也未曾被发现的历史事实所确证。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创立者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言之凿凿的预言。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小资产阶级者们不能正确评价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历史意义。他指出，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创造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赋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预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这确实是一幅令人向往的关于人类生活的美好画卷。恩格斯对自己的预测显然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依据的是马克思发现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成就可以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相提并论。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看看进化论是不是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以及达尔文是不是敢于像马克思那样，对物种未来的进化前景做出如此确定的预测。
所谓规律，科学家指的是通常以“如果…，那么…”的假言判断形式所表达的必然关系。对一则规律的表述可以区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初始条件和结果。规律中包含这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即只要初始条件得到满足，相应的结果必然会伴随而来。因此，对规律的了解，有助于人们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但仅凭对规律的了解，并不能进行任何现实的预测，人们必须同时确定规律所涉及的初始条件是否已在现实中出现。就规律而言，结果对条件的伴随必须具有可重复性，这种可重复性把规律与偶然的巧合区别开来。比如，我刚喝了一杯水，天空就响起了雷声，这一不可重复的巧合并不足以显示规律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必然的因果性规律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在理想情形中或在理想对象上有效。人们与之打交道实际事物，最多只在高概率的限度内是可预测的或可控制的，因为人们实际上很能知道参与某一事件的所有因素，或者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式，也不可能详尽无遗地描述各种因素之间的全部因果结构。任何规律的建立都包括一个概括的过程，即所谓的归纳。规律被认为对所有同类的情形都有效，因此所包含的内容总是比实际观察到的为多。但实际上不存在逻辑上有效的从特殊到一般的演绎。对于一般性或普遍性，只能加以猜测而决不能从逻辑上进行推论。所有的规律都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的普遍有效性和真实性永远都是假设性的，它们的真实性永远也不能绝对地肯定。
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并不代表上述意义的一项规律。进化论的基本含义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地球上的生命与曾经存在过的不同，这些生物都是从与它们不同的共同祖先经过“有改变的传代”而来的。进化论是对过去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猜测（在这方面和神创论是一样的），它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能够得到大量观察经验的支持（在这方面不同于与经验证据无关的神创论）。但进化论毕竟只是对一个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因而并不是一项规律，并且这一描述本身也是极为概略的。
作为科学家的达尔文并不曾认为自己的进化论是一项规律，更不会热衷于预言现有物种在未来的进化结果。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收集和比较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以验证进化论作为对已发生的历史过程的推测是真实的。为了回答他的理论可能引起的各种质疑，达尔文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探察事实，包括亲自观察和搜寻各种证据。为了使生物进化论得到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达尔文甚至不惜推迟20余年发表自己的学说。
谦虚谨慎的达尔文可能做梦都不敢断言，现有的物种未来将进化成何种样子。因为即使自然选择作为一般的原理是真实的，人们也不可能获知自然选择所起作用的各种细节，以及与物种进化有关的各种具体事实。达尔文十分清楚自己并不能说明物种变异的具体原因，他说道：“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所能够说明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但急于从少量事实中概括出普遍和确定的结论的哲学家，却常常缺乏这种可贵的谨慎和谦逊品格。达尔文就曾这样简要评论进化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对待每一个问题时的推论方法和我的思想体系完全相反。他得出的任何结论从来就没有让我信服过，每当我读过他的一段议论之后，我都反复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需要钻研五、六年的题目。”
如果人们真要根据进化论对物种的未来演变进行预测，最多也只能说各种物种仍将继续进化，新的物种将由现有的物种经过演化而产生，一些物种也将陆续地灭绝，就象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正如达尔文所言：“根据过去的事实判断，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哪个现生物种可以维持其原有特征而传至遥远的未来，而且只有极少数现生物种可能在遥远的未来留下它们的后代。” 至于哪些物种将有幸留下后代，这些后代又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谁能做出可靠的预言呢？
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出于科学家的谨慎而不敢做出大胆的预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却满怀豪情，为人们许诺了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认为自己的预言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他的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概括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应当承认，在任何人类社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及包括法律和政治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等三方面的因素。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之中，人们既能发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社会制度这一方向的作用力，同时也能发现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一种社会理论当然可以特别突出某一方向上的作用关系，并对这种作用关系做出概括的表述。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得重要作用，是很少有人会加以否定的。但一般地强调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其它方面的作用，并不代表弄清了其中的具体和真实的作用机制。这种一般的概括更不构成可以让人们对未来做出具体预测的规律。
人类历史进程与生物的进化过程一样，只是一个单一的持续性事件。对这一单一事件的概括性描述并不能构成一项规律。人们可以举出各种理由，表明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都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这实际上是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共同特征。历史决定论者总是想在一个单一性事件发生发现一条总体性的规律，并以此作为对未来进行预言的基础。但他们显然是误解了规律的性质。一方面，对一个单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做出的描述，并不构成假言判断形式的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可以说包含着各个方面的十分复杂的内容，因此不可能由一两条一般的规律所支配。
不过，尽管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并无规律可言，但人们仍有可能在其中发现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关的规律。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尽管是单一而不可重复的，但其中某些方面却可能会经常出现大致相似的情形。例如，人们完全可以用规律的形式，来表示供求变动与物价变动之间的关系。但就人类社会生活总体而言，其中包含着太多具体而复杂的内容，人们既无法探究到在各个方面起作用的具体规律，也无法掌握各个方面的现实而具体的细节，因此不可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明确而可靠的预言。正如在气象学上，尽管人们掌握了不少气象学上的具体规律，并积累了许多过去的气象资料，但对各地未来天气的预测，不管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精确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马克思曾经认为，《物种起源》一书可以作为他“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在理论研究中依靠粗陋的、不加反思的简单类比，是多么经常和严重地阻碍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能够真正理解进化论的科学意义（而不是竭力利用它支持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以及它在预言作用上的局限，他们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社会预言表现的那么自信。实际上，马、恩二人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本身就包含着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必如，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将被消灭，而恩格斯则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存在明智的分工。不过，恩格斯从来就不曾具体讨论一下，分工是否明智的标准是什么，以及谁能够通过何种社会机制在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实行一种明智的分工。
恩格斯曾经表示，试图面面俱到地讨论实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过程和方式，那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他情愿留给别人去做。但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所做的预言越是广泛而明确，所需考虑的因素就必须越是具体而细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表示，人类的生产方式仍将像过去一样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仍将不断地影响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疑问。但如果他们想要预言生产方式的具体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一副未来生活的画卷，人们当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更具体的论证细节。
仅仅关于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类比，人们就可能会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支配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关系的斗争法则（姑且不考虑不同物种之间也可能存在共生和协作关系），必然也是人类这一物种内部的法则呢？为什么人类内部的斗争得以进行的载体一定是阶级，而不是民族、教派、国家或种族呢？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使物种更趋多样化，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就一定会使阶级消灭呢？如果物种之间的斗争同样存在于物种之内，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否也存在于阶级之内呢？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到底到何种社会层面为止呢？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得到细致的研究和认真的回答，人们就没有理由去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预言，包含着值得重视的可靠性。
3、科学理论与否证性经验证据
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假说，必须能够通过对应规则推导出若干经验性命题，并且这些命题往往是该理论所特有的，如引力定律对海王星存在的推论，或相对论对光线偏转的推论。如果这些推导出的经验性命题能够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认，那么相关理论假说的合理性就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反过来，如果经验性命题与经验证据不一致，理论假说的合理性就会收到怀疑。
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检验结果既可能是对理论的确证，也可能否证。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考虑理论的缺陷何在，并考虑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正，比如缩小其原先的适用范围。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也可能完全放弃被经验证据所否证的理论。
自达尔文发表生物进化论以来，这一理论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并使更多的人接受进化论思想。但同时，更深入的研究也使人们看到这一理论所包含的缺陷：第一：在寒武纪的开始之时，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和脊索动物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了，而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短短的几百万年时间里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新物种；第二：在分子水平上，许多变异(突变)并不是外在环境作用的结果，也不显著地影响生物的生存能力，这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第三：某些遗传结构本身具有适应意义和进化意义，能够在自然选择的力量所不及的情况下，“驱动”生物进化；第四，达尔文从马拉克那里接受的“获得性遗传”学说一直未能得到科学实验的验证。
这些疑问可能尚不足以完全推翻进化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不断加深人们对相关科学题材的认识。但上述质疑足以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象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并不是确定无疑的真理。因为，否证性的事实出现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假如说人们能够在比被认为是众多现有物种的祖先更古老的化石中，发现和现有物种在形态和构造上相同的动物（如在古猿之前的化石中发现了现代人的化石），进化论必将受到决定性的打击。
其实，作为一个严谨和客观的科学家，达尔文本人非常清楚事实证据的力量，特别是它对理论的否定性力量。他曾以科学家的诚恳态度说：“除了一些生物，如空棘亚目物种、斑点楔齿蜥、蟑螂、蜻蜓之外，就总体而言，化石物种反而比其现今的同类物种更加复杂多样。有如其它一些‘活化石’，它们完全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对进化论所假定的生物物种是趋于变化的学说实在是一个疑点。……化石记录是能够推动反对本学说的最明显和最严肃的反证之一。并且在种与种之间也没有过渡物种（缺失链）…这对我的学说构成强力的压抑。”
哲学或神学信仰（它们常常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对待经验证据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它们往往不会受到否定性经验证据的影响。比如，进化论对神创论（这是作为信仰的宗教侵入科学领域的不幸事例之一。这种情况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又破坏了宗教的名声）的打击很大，但它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进化论把难以成立的神创论信条摧毁，甚至可以说是对神学的巨大贡献，不久神学家和教士们都先后认识到，把世界的创造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比他们以前说设想的更加奇妙和神秘。可见，由于信仰涉及的是人们对知识边界以外问题的看法，其合理与否并不能由经验事实加以检验。面对任何不利的经验事实或科学知识，信仰者总是能够利用一些“辩解性的附加假设”来予以容纳。
建立在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其实就是一种类似神学的哲学信仰，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支持无神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们显然未能对科学方法上的自然主义与哲学的自然主义加以区分。今天人们所从事的科学在方法上是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的，即坚持用自然因素解释自然界，在科学研究中拒绝引人超自然的力量来对事物进行解释。另一种独立的自然主义，即哲学的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是信仰），认为宇宙仅由物质和能量所组成，而没有独立于为物质的或超自然的存在、力或因素。
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中坚持自然主义的方法，并不表示他也认同哲学上的自然主义。比如，笛卡尔是近代最早倡导在自然科学中坚持物理主义方法的哲学家之一，但他却始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其它的例子也包括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同样，有一些科学家是哲学自然主义者，并不意味着科学必须要以无神论为前提。但科学每前进一步，机械主义的力量总是会被人过于高估，唯物主义者也总是不加反思地对这些科学成就加以利用。其实当新知识被完全消化以后，人们就会看出，那些与信仰及生命的意义有关的旧问题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十八世纪的法国机械主义者以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可以得到待牛顿的力学成果的支持，十九世纪的德国唯物主义者则以为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支持。但进化论虽然可以说明生物通过何种途径从早期的形态发展到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物种，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基本意义，或意识、意志、道德情绪与审美情绪等现象，却不能有所说明。至于哲学上的存在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或无物存在），进化论更是与其无关。实际上，达尔文本人本着谦逊的精神，对于他的研究成果的哲学意义，常常默然不置一词。
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类未知的领域，宗教信仰总是会有其存身之地。如果我在这里说，因为人们不能证明神绝对不存在，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存在神的可能性，严肃的无神论者可能又要指责我了。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忘了，恩格斯对待自生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路·巴斯德在1860年用实验证明，在装有营养液（有机液）的容器中，微生物（细菌、小菌、纤毛虫）是从早已包含于容器中或从外部空气中落到容器中的胚胎发展起来的。当巴斯德得出结论说，不仅活的微生物不可能自生，而且根本不能有自生现象，恩格斯却认为“巴斯德的这些实验是毫无结果的：对于那些相信自然发生的可能性的人来说，他绝不能单用这些实验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自然辩证法，第273页）。
唯物主义天真地、武断地认定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企图用物质的性质或作用来说明意识。但这种努力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因为所谓物质本身有感觉的说法，只不过是把需要说明的东西假定下来，即把需要回答的问题重述了一遍而已。唯物主义经不起任何批判哲学（甚至包括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质疑。可是，由于它合乎人们未加反思的常识，并且也简单易懂，于是就被不少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而接受下来。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经验证据的关系，与神学信仰基本上是一样的。通过对不遵循矛盾律的所谓辩证法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任何经验事实面前都能自圆其说。例如，一方面断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容纳任何社会的任何经济政治现象。但它却不能帮助人们真正解释或预测任何经济政治现象。而在马克思等人的一些预言落空之后，他们的门徒的反应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反思，而是忙着构造一些“辩解性的附加假设”来为其进行辩护。马克思曾表示，那些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将率先实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但直到工业革命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那些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信徒们的辩解是，这些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因而推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但它的灭亡最终却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象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一样，永远都处在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的另一边。
更为有趣的是，在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有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成果，甚至有可能被禁止传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很大程度受益于列宁极力攻击过的马赫的思想）和量子力学就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因为它们要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空无限的观点，要么使物质和力等概念在物理学上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和神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中世纪是何其相似。那时候，在胆敢解释在宗教上敏感的某些事物之前，科学不得不等待宗教的批准。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对自己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修改，并增添了许多附加假设，从而又能与新的科学成果相容之后，这些科学成果重又被宣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例如，有些人认为，列宁把物质定义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使其能够与物理学上的新发现相适应，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定义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这种把需要论证的结论隐藏在前提之中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循环论证罢了。这些人更不知道，像门徒对待教主的学说那样对前人的思想进行辩解式的阐释，对他们的错误见解赋予一些牵强附会的意义，并把这些错误说成是对后人经过科学研究加以发现的事物的英明预见，是绝不可能使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前进半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