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外出百度云:徐友渔：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公正与平等理论3

    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理由有点不好说出口，但还是有一定道理。富人可能有这么一个考虑：假定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的，就是我的初始获得是正当的，满足了诺齐克的第一个条件，来源是正义的，假定这样的话就一毛不拔，因为我的来源是正当的，你除了在道德上谴责我以外，我可以不给穷人任何施舍与资助。但我觉得所有有理性与有远见的富人都会这么考虑的：假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穷人会不会因为嫉妒，就会对生活产生种种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拿出的一笔钱就是拿出一笔赎金，说直白一点就是，富人应该拿一笔钱出来买一个安定团结。但又有个问题，如果是富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单个富人这么做的话，它不会形成一个制度，只是很明智的富人才会这么做，那么太多的富人就有一个心理——你们学经济的就很明白这一点，“搭便车”的情况就会出现。所有的富人就会说，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买安定团结，穷人就满意，穷人就不造反了，任何人都希望别人拿这笔钱出来，这是一个“搭便车”的行为。假如情况是这样的话，前面讲的拿钱来买安宁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我这种思路推到最后，实质就是：在富人内部为了防止大量的人要“搭便车”，他们必须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必须在制度上强迫富人拿钱出来。因为我一个人拿钱出来是不行的，另外一些人可能要“搭便车”。这是第二个论据，就是富人要拿钱出来。

    第三个就是政治上的形式平等一定会导致经济上的平等。为什么呢？所谓政治上的平等就是一个人有一票，不那么富裕的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这么一群人是可以控制议会，控制议会就可以控制立法程序、强迫富人。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柯亨、罗尔斯没能证明富人应该拿钱出来，这不是讲道理的问题，别人选票就多，而选票多合法性就是成立的。我们每个人有一票，比尔·盖茨那么有钱还是一票，假定比尔·盖茨不愿意把钱拿出来的话，他只有一票，我们有一百万穷苦人民，我们一百万人选自己的政治代表，选总统或参议院、众议院代表，通过的法律就是规定比尔·盖茨应该把钱拿出来，整个过程在法律程序上是合法的。实际上我认为西方做到的平等，从当初二三百年来自由至上到现在自由让位于平等，实际上靠的是我说的第三条。所以我认为这第三条论据不但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实际上西方也是这么做的。每个人一票，穷人票数比富人票数多，最后多数人可以控制议会，控制议会以后可以通过合法的立法程序，比方高额累进税这种制度，达到平等的结果。

    我大概介绍到这里，我最后想说的是这些理论要运用到中国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中国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当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些大思想家们的思想时非常感兴趣，比如德沃金这本书，是2002年出的，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西学，2001年我在国外就把这本书念完了，当时我很自豪。当我回来想介绍这本书时，2002年中译本已经出现了。现在我们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吸收西方这种知识是非常快的。这也是我愿意给你们讲这个的原因。我们对国外最新的、最重要的东西跟踪得非常快，而且了解得也很多，这种事层出不穷。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如果我们中国人还是像以前那么照搬洋教条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不好的倾向。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学者就认为谁掌握的西方最新的、最时髦的东西越多，谁就是越有本事，而且生搬硬套把这些东西用到中国来。像我刚才跟你们介绍的，你们应该能感到，他们这种思想实际上离我们是很远的，是在他们那种宪政体制下诞生的，是解决他们财产合法得来以后均贫富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道理何在？他们的问题是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与他们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他们的理论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应该知道这么一些理论；第二，帮助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就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不赞成我们中国出现的那些倾向——我学了一点西方理论就可以在中国夸夸其谈，我就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要艰苦得多，更费脑筋一些，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必要的，但说到底也只是起参考价值的作用。

    我就说这么多，我希望我没有说清楚或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能给予指正；如果大家听了我这种介绍，有什么想法和问题，我们可以交流。（掌声）

    问题一：你对中国传统社会和谐与公正思想有什么评价？

    答：第一，我必须很老实地向你承认我自己的专长是“西学”，如果说到“中学”的话也许今天我得向你请教。但是你一定要问我的话，我就只能很肤浅地谈一些，也许可以引出你更好的话题。我的想法可能你不满意，并可能受到你的批评。

    我不怎么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中国的圣贤在他们的观念里追求和谐，这是一致的。比方孔夫子或者先贤们在他们的哲学里都有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里阐述和谐超过西方哲学家，这点我还是知道的。他们更重视和谐，我们社会上各方面的人都想把这种思想挖掘出来，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方面我觉得有些资源还是非常有用的，这种资源实际上西方没有，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客观上我研究“西学”，而且我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呆过，我感到西方与中国确实有个差别，西方特别讲究的是差异与竞争，尤其在做学问中间发现，中国人做学问最喜欢说的是我的想法与别人一样，就是“英雄所见略同”，或者中国人特别喜欢说我的想法与哪一个先贤哲人是一样的；西方完全不一样，我甚至觉得西方完全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任何地方都在强调我与你不一样，任何时候都要说我的东西要超过你，西方的学术论文从来没有说我同意谁的观点。中国人的学术论文通篇是说我这个想法是符合哪一个思想的。西方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思想各有优缺点。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和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东方重视和谐这种思想有一些东西是西方所没有的，这是我们先贤哲人在传统文化上给我们遗留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是优于西方的。西方也有很多，比方古代的毕达哥拉斯，他讲究“数”也讲究“和谐”，有大量的这种论述。但中国这种论述——由于中国的这种语言、这种思维方式，它特别能打动人，举个例子，在西方我们也可以谈团结、谈友谊，但你听听中国人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这种说法对我们有感召力，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东西强有力得多，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中国讲究和谐比西方的优点要多一点。而且哪怕是同样的思想，中国这种表述也更能打动人。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就更有感召力，更能打动人，就比西方那种说法更能使人在道德上自觉地实践这些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我们大量的人把我们先贤哲人的和谐思想提炼出来，就断定中国的社会特征是和谐的，这点我就不承认了。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两点：第一点我并不认为它很和谐，或者说爆发战争的频繁性并不比西方好；第二，中国人的和谐是牺牲了人的创造性与智慧，牺牲了人的活力取得的，中国与西方这种差别确实是很大的。它为了一个和谐，为了一个安定团结，实际上牺牲了很多别的东西。我们是特别想避免争论，特别想避免矛盾。而在公正的思想上（这可能是我的偏见了，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觉得中国不如西方。尤其是我比较熟悉亚里士多德，当他讲到公正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论述比孔夫子的理性化的程度、深度要高一些，而且我觉得西方更看重这一点，因为亚里士多德这么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公正是德性的全部；不公正不是邪恶的一部分，不公正是全部的邪恶。”也就是在对古代中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的时候，我觉得公正的份量在西方思想家中的比重要高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谈到具体的论述的话，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公正的时候，在把公正、平等与别的东西进行对比的时候，他的论述要充分一点。我觉得这是避免不了的，我是学西学的，我可能把西学理解得多一点。我先很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不对请你指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再谈下面的问题。我这种观点你完全可以批评，因为我知道我知识上或是认识上还是有偏见的。（掌声）

    学生：非常感谢！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态度。

    问题二：李泽厚先生判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是思想淡出、学术突出的时代，哲学界也时闻“贫困的哲学”的呼声，你也对思想界在操作层面上作了充分的估计，你对在座的听众，包括这些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期望？

    答：我觉得这跟今天谈的东西离得比较远，但我还是愿意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对中国现在思想和学术的一般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还是愿意发表一点评论。这种观点比较重要，而且与李泽厚的观点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是这样的，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状况在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有个非常尖锐的对比，李泽厚、王元化、陈平原都论述了这一点，我自己在《东方》杂志1994年也谈到这个问题，专门谈到中国的思想学术在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有个很强烈的对比，谈出这种对比来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给社会思想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李泽厚有这么一个总结，陈平原也有类似的思想，说八十年代是以思想为主，到了九十年代思想淡出了，没有思想家了，反而产生了大量的著名的学术家、学者，就是大家埋头去做学问。有些人说得更极端一点，说九十年代中国产生了很多专家，但是八十年代那种思想家就没有了。这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八十年代是一种讲“主义”的年代，就是需要宏观地谈应该怎么样。比方八十年代文化里面谈得最多的叫“美学热”，美学成了八十年代的显学。八十年代谈的都是一些大道理，比方西方的主体性问题应不应该有？比方存在主义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有没有？谈的都是这些大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思想家“天马行空”的时代，因为八十年代的背景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李泽厚没有说明这一点）。七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是与世界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的时代，是人性与人权遭到践踏的时代。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觉得很遗憾，李泽厚没有谈到这一点），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性全面恢复的年代，那时候就是要从宏观上谈问题，要做的是对人性的根本恢复和肯定，谈的必定是大道理，谈的问题必定是主义。但是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后来紧跟着九十年代东欧发生政治巨变，尤其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就发现，中国静静地走向了这种市场化，搞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变成另外一种问题了。比方上大学的问题、大学产业化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公费医疗的问题、卫生保障的问题。也就是说，八十年代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人到底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因为有wenhuageming这样一种背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大量的具体问题出现了，这种问题有一些是公共政策，涉及到我们社会制度怎么安排的一些基本原理。在这些问题上，到九十年代，知识界（八十年代我自己就很活跃，参与做了很多事，起了作用，我对这些情况很清楚）最后为什么会转？我自己就是一个转变的典型，八十年代我是纯粹搞哲学的，九十年代为什么搞政治哲学？因为我觉得光谈主义，谈萨特、谈弗洛伊德、谈海德格尔根本是不够的，谈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九十年代浮现出来的实际问题，我们需要实证地解决很多问题。在这种问题上，李泽厚是带着惋惜和批评的态度说的——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他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思想家高于学问家。我觉得九十年代不是“天马行空”地畅谈主义的人仍然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更具体，他们不是谈“内圣”而是谈“外王”。九十年代的整个主题是制度安排的整个原理，与八十年代基本上谈人性、人的主义这种抽象的对人的肯定是两回事，实际上不是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应该是两类思想家的区别。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罗尔斯、谈到诺齐克，他们不是像维特根斯坦或者像弗洛伊德那种主义，但他们也是思想家。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那些在抽象意义上对人性或者对审美情趣有一些肯定的人才是思想家。实际上对社会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应该怎么样，真正的踏踏实实实现正义原则，实现社会公正，或者在哪一种意义上实现社会安排得更平等，思考这种问题仍然是思想家，而且我认为一点不次于“天马行空”的思想家，所以我并不认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我觉得李泽厚没有认识到，由于时代变化了，另外一种思想家出现了。我觉得我这种看法应该更准确一些。

    在这种意义上谈到对诸位有什么期望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期望就是我们除了学好自己功课以外、或者是老师教好自己功课以外，对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应该知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像井底之蛙一样，就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不知道《红楼梦》、不知道《西游记》、不知道曹雪芹，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在高等学府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如果你不知道罗尔斯，不知道诺齐克，那是有点说不过去的。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搞西学的，所以觉得这很重要。你必须知道当代公认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公平、对平等问题大概有一个什么回答，也许你并不能知道他的整个论证——那是很复杂的，但是你大体上应该知道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期望就是对中国的现实的一些问题还是应该有所知道。我昨天在云南民族大学作的演讲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列举了十多个方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比方社会公正问题、如何迎接全球化的问题、大学改革问题、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问题——比如有人提出九十年代由于商品经济，这种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比方中国思想界也跟着西方学术界觉得科学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实际上是科学精神给人文精神造成了破坏。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不满，也有很多期待。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思想界在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别人是怎么想的，你的看法也许太感性太直观了，也许有人考虑得观察得比你更多更深，也许别人援引的思想资源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谈贫富差距，或者是谈医疗改革制度不合理，或者是谈大学入学的招生标准不合理等种种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思想界都有长期的、热烈的、尖锐的讨论。当我们发出各种抱怨和不满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心态就会更好一些，有些问题也许是我们想错了，也许是我们没想错，但我们只想了一两步就完了，或者想偏了。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知识界有大量的这些问题，是我本来就关心的，但是别人考虑得更多，那么这些事情也非常重要。当然说到底的话，我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学者。我在社科院，首先必须把本专业做好，如果我有大量时间和各种机会，我可以给各种报纸写很多评论，我可以在外面出很多风头，但我会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我认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一个学生首先是一个好学生，一个教师首先是一个称职的优秀的教师，在这之后，如果你对社会的不公正有看法，甚至你想谈，都可以。我对自己是这样要求，我对你们也是这样要求：一个人不应该不务正业，首先把正业务好。所以我拉拉杂杂谈了这三方面：不要做井底之蛙，对中国现在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第三就是首先要把正业务好了，再去关心别的事情，这是我的一点体会。（掌声）

    问题三：请徐先生谈谈温家宝总理替民工讨工资事件的意义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是正义吗？

    答：我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南方和首都的很多报纸发表评论，我对中国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所以出现温家宝总理这个事件的时候，第一点我感到欢欣鼓舞与欣慰。由于我比较了解情况，这个情况实际上令人非常愤慨。农民工工资那么微薄，而且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付出了自己生命或是身体才得来的，几乎没有一个单位照章办事地给农民工工资。由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农民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他不付就不付，你没有办法的，强制的一方往往是政府。有的表面上是包工的欠钱，实际上是政府欠了包工的钱，包工再欠农民的钱。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果温总理忽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他能亲自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鼓舞、非常令人欣慰的。因为没有温总理这个行动的话，大量弱势农民工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些强势集团是非常蛮横的，不给就不给，不管是资方还是政府这一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温总理这个行动是非常及时的。虽然话又说回来，他作为十三亿人的总理，没有管到这个事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他不做这个异常举动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他做了这个举动又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引不起中国社会的关注，整个官僚机构根本不会采取切实行动来做这个事，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我没有发表意见，我非常同意我的很多同行发表的一个意见：这一个举动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也不解决问题，靠一个政治领袖单独的行动也许对这一件事、对这个时期的事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涉及到一个体制问题。任何一个体制问题靠一个开明的政治家的单个行动是不行的。涉及到体制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相当于有千万条绳索把人捆起来，也许每一方都觉得自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需要比这种总理亲自出来过问农民工工资更带建设性、更带制度性的事情，这方面更是重要，要认识到这一步才够。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我高度评价这个行动，另一方面这么一个小事情要总理出来解决，况且总理出来以后从大局上来说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严重就严重在我们要在制度上进行一些艰苦的变革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