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劲爆下载: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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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 中国学术

界接触到康德哲学迄今为

止恰好整整一个世纪。最

早是二十世纪之初, 梁启

超在日本写了大量介绍西

方学说的文章, 其中有一

篇就是论述“近世第一大

哲康德”的学说的。与此

同时, 王国维也正在日夕

浸沉于康德的著作之中,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在他早期的《静安文

集》中。他是中国最早正式攻研并绍述康德哲学的人。但后来王先生转

治文学、史学而放弃了哲学研究。随后西方思想学说大举被介绍给中

国,大学的哲学系已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可惜的是,康德的大著《纯粹理

性批判》一书迄无一部真正可读的中译本。这部书在上个世纪的三十

年代已先后有胡仁源和蓝公武两种译本,但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

所云,中译文比原文还要晦涩难读,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了的。

一般讲哲学史或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 如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

治思潮》) 自然免不了有论康德的专章, 但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讲康德哲

学的专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仅有郑昕(秉璧) 先生的《康德学述》一部,

内容大致即是他在课堂上的讲稿。任何读哲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

一种看法: 讲哲学是绕不过康德这一关的, 无论你同意他与否, 你必须

要过这一关。否则的话,就不免闹出例如把智性认同于理性,把智性认

识认同于理性认识之类的错误的笑柄。

及至四十年代早期我这一辈人做学生时, 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

《纯粹理性批判》,读的还是Meiklejohn 或Max Mueller 的英译本,另外也

参看A. K. Smith 的《纯粹理性批判释义》一书作为导读。有时候读得有

点晕头转向,就连什么是constructive 和什么是regulative 也搞不清楚,而

且《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似乎还有那么多的经院哲学的论证风格, 使

人感到闷气。我曾有一次向老友王浩感叹过: 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

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他说:不能那么说,我们的凭借比王国

批判的哲学

哲学的批判

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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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要好。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确实,康德本

人就明确地说过, 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 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

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读了牛顿和卢梭的书之后, 确实觉得康德也

不像原来想像的那么难以理解。

开始读康德也曾听人谈过康德思想的重点乃在于其实践理性批

判,而不在于其纯粹理性批判。无论如何,看来似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

一书要比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更好懂一些, 而且还似乎更进一步地

启迪了读者的认识:哲学的论断只能是纯形式的,因为惟有纯形式的才

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当时已知牟宗三先生努力在把康德引入儒学。

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 无论是牟先生还是海外其他新儒家都没有可

能接触到。记得仅有一次与贺麟(自昭) 先生闲谈往日哲学界的故事,贺

先生提到, 三十年代初牟先生在北大曾是贺先生班上的学生。作为四

十年代初的学生, 我们大多都没有接触到过康德的第三批判和所谓的

第四批判。

解放后至“文革”的大约二十年间,哲学界是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其实是《联共党史》中的一节) 为圭臬的,任

何哲学都要放到这个尺度上面来加以审核: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

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对前人做出一个鉴定,才算是研

究, 而成绩也就仅限于此而已。记得我译帕斯卡尔(B. Pascal) 的《思想

录》( Pensées) 一书写了一篇序言, 出版社拿给一位专家去审定, 这位专

家看后大为不满地说: 这么一篇文章, 连个唯心论、唯物论都没有说出

来! 五六十年代哲学界的主要工作似乎就在于为前人整理出一份排队

的名单。每一家思想的归属,就这样都有了定案。然而对哲学问题本身

的探讨却难以深入进行。要感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已对康德

做了定论, 所以康德幸免于被一棍子打死, 虽则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学术界似乎只有对哲学的历史研究而没有

对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所谓哲学研究大抵是以考据笺注代替了义理

探讨。差不多二十年之间,有关康德的工作只有关文运(琪桐) 先生译的

《实践理性批判》和唐钺先生重译的《道德形上学探本》以及宗白华、韦

卓民合译的《判断力批判》。韦译部分号称是译自原文,其实全系由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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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译,而且连英译本的错误也还译错了,使人不忍卒读。此书足以代

表康德晚年成熟的体系,实在大有重译的必要,何况改革开放业已二十

年,迄无一个可读的译本,未免令人遗憾。

一九六六年起“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似乎已谈不到读书,更谈

不到研究,然而事实上却又不尽然。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个例子。友人

李泽厚兄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之初泽厚

兄幸免于介入矛盾,实在是难得的幸运。随后在干校偷暇完成了此书。

它不但是一部我国论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表达

了一个真正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的思想。很长时期以来, 国内学术界

似乎已经没有思想家, 要直到这时学人中间才有一位真正有自己思想

的思想家脱颖而出, 实在足以令人欣慰。毕竟中国思想界还在孕育着

一派活泼泼的生机,并非是只有一片万马齐喑或万马齐鸣而已。此后,

他一系列的著作一一相继问世,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一

个人的思想总是与自己时代的背景相制约的, 无论是同意或不同意他

的思想或论点, 但任何人大概都无法否认他的著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

上的重大价值、影响和意义。

改革以后的二十年来,有关康德的著作又有了韩水法先生《实践理

性批判》的新译本, 承他赐我一册, 我阅后还曾向他提过一个小小的建

议。此书最后结论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即日在天上,德在心中之语) 说

到人心中的道德律时,原文为“immer neuer”。关译本此处作“天天在翻

新”,然而“翻新”一词在汉语中往往用于“花样翻新”,颇具贬义;韩译本

作“始终新鲜不断增长”,似稍觉辞费。我意以为此处莫若径用古语“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简作“日新又新”, 似较贴切。沈叔平兄译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也在同时问世。而此书竟为沈叔平兄一生绝

笔。老学长齐良骥先生毕生专攻康德,数年前先生遽归道山,而他所

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至今未见出版,诚为憾事。另外,颇为意外的

则是在“文革”的百学俱废的年代里,却竟然出版了康德的《自然通史与

天体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译名《宇宙发展史概论》, 上海, 一九七二

年) ,或许是因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它有过很高评价的缘故。以上

译文都谈不到如某些人所要求的什么明白流畅或通俗易懂。这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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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问题,也有文体问题。翻译的首要条件在于忠实于原文,不仅在文

字上,而且也在文风上。十八世纪思想家们的文风往往冗长沉闷、拗口,

而其力度恰好就存于这种拗执厚重的文风之中。学术思想著作毕竟不

是儿童文学或通俗读物, 而是往往要负载一长串的推论演绎。如果要

求译文简单明白,那就最好不必读学术思想的著作,还是去读通俗读物

或儿童文学吧。试想如果把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译得通俗流利,

那还是康德、黑格尔或马克思吗?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要求译文。另外,老

一辈的学者冯文潜(柳漪) 先生和沈有鼎(公武) 先生均对康德有深湛的

研究。惜乎先生一生从不从事著述; 先生著述极少且未曾提及过

康德,若干年来几乎不曾写过什么文章。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

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

“文革”初期,自己并未投身于运动,甘当一个“逍遥派”,整整有两

年的时间蜗处家中陋室,偷偷又阅读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即

《导论》、《探本》和《考察》) ,自我感觉较青年时别有一番会心之乐,遂径

直往下阅读了他晚年的所谓“第四批判”,感触甚深。康德晚年的思想,

其兴趣的重点显然有转入人文(政治与历史) 方面的趋向。当时他已年

逾古稀,倘能假以时日,仍不是没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第四批判来。

不过,目前已经传世的这几篇文字,已经足以构成一幅第四批判的雏形

了,是故卡西勒径直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而自己却竟然是在“文革”

的动乱之初, 方始有缘读到他这几篇重要文字的。当时的感觉仿佛是

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过去所读过的一些历史哲学的著作都不如他的这

几篇那么地深切著明。例如卢梭曾慨叹过: 要为一个国家立法是那么

艰难,必须是一个天使的民族而后可。而康德则反其道而引申其义说:

那并不需要有一个天使的民族。哪怕是一群魔鬼也可以, 只要他们有

此智慧。这一论点表现出了何等之高明的智慧!卢梭为天使说法,另有

的哲人在为某一部分人说法, 而康德则是为包括魔鬼在内的一切众生

而说法。卢梭是要强迫使人自由(他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而康德却

更跃进一层, 直要使魔鬼成为天使。这一思想的跳跃真可谓青出于蓝

而冰寒于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所喜欢称引的

那种“世界公民”(Weltburger) 的面貌。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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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先验性更仿佛格外无比地保证了它是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的。

作为一个读者, 在一种仿佛是受到了启蒙(enlightened) 的心情之下, 更

深刻地体会到了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 然而真理

却仍然是一个。”(卡西勒《卢梭、康德、歌德》,普林斯顿,一九六三年,97

页) 于是我就开始偷偷地进行翻译, 当时只不过是逃避空虚、聊以自娱

而已,从未梦想到过有一天居然能出版。其后宣传队进驻,我被关入牛

棚,苦中作乐遂不得不告中止。三年后,尼克松访华《, 参考消息》登了一

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又摆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社会契约

论》,表明中国是不会废弃人类文明的经典的。卢书原系拙译。受到这

则消息的启发, 干校归来后, 我遂把康德的八篇论文全部重校过, 加以

整理,送交出版社,并径以《历史理性批判》为书名。出版社方面却认为

这不是康德的原名,遂正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然而不意一拖又是

十有五年,直至一九九○年才发行问世,诚可谓命途多舛。此后,我又译

了康德早年的《对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译名作《论优美感与崇高

感》) ,迄今又已六年,或者不久可以问世。日前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

会上得晤老学长王玖兴兄,因询及由他主编的六卷《康德文集》,据他告

我前三卷进行顺利,而《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即是他的译文。这是一位

毕生精力尽瘁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工作不但对他个人是

一项深厚的回报,而且也是对我国学术界重大的贡献。以上所谈,仅限

于大陆情况。关于台湾,我所知甚少,只知道研究康德者,代有其人,朱

高正先生即是其一。

纯粹理性如果不经过一番自我批判, 则其所得到的知识就只能是

武断的形而上学;同理实践理性、判断理性、历史理性也莫不皆然。然而

在思想史上还不曾有人对历史理性进行过一番自我批判的洗炼。有

之,应该说是自康德始。自然,他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有些是带根本性

的(如历史认识能力的有效性) ,并没有解决。有些论断,也难以为后世

的读者所同意。不过这项自我批判的工作却是历史理性认识之不可或

缺的一项前导(prolegomena) 。康德奠定了一个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人

类的思想和文化只能是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础之上前进。如果真的是彻

底砸烂了一切旧文化、旧思想,人类就只好是倒退到原始的蒙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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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指政治上的专政, 不是思想上的专政。

思想上的专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难道你有可能

专得一切人都按你的想法去思想?

一切思想都只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不过,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确实是不大好读。我时常想,假如我们读康德能换一个顺

序,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第四而第三、第

二以至于第一, 或许就更容易领会康德哲学的实质。今见高正先生所

著《康德四讲》, 重点在于评论康德的第四批判, 颇有与鄙见不谋而合

者,因而深感虽然隔海两岸,但心理攸同并无二致,颇有“逃空虚者, 闻

人足音,固然而喜”的欣慰。高正先生全书文思精密、深入浅出,相信读

者当能由此领会到一个更真实、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的康德。这应该

说是功德无量的事。

二○○一年春北京清华园

(《康德四讲》,朱高正著,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见《读书》二○○一年六期上倪

梁康先生大作《“作家就是写作困难

的人”》, 谈论现代德语文学大师穆齐

尔及其未完成的代表作《无个性的男

人》,读后颇受启迪颇多感悟。先生

文后特补记云: “在即将发表这篇随

感而发的文字之际, 我始终还没有亲

眼看到有关《无个性的男人》中译本

的任何预告或消息。”先生这一补

记写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其

实, 也就在先生写这一补记的是年

是月, 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荣昌先

生翻译的《没有个性的人》已由作家

出版社正式出版。

先生的译书名《无个性的男

人》与先生所译书名《没有个性的

人》不知对于原文的表达哪个更恰切

一些。但从中文的运用表意方式来

看, 似乎还是先生的译名更为妥帖

些。盖因穆齐尔的“无(没有) 个性”应

该是针对整体意义上的现代人类, 并

非仅只是针对现代社会的男人们而

言的。在文中,先生说:“自己的一

个心愿是迟早有一天要把《无个性的

男人》这部书译出来。”现在虽然已有

张荣昌先生之译本先行问世, 但再多

一个上佳的译本又有何妨呢?

《无个性的男人》与《没有个性的人》

王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