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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公社体制（15）
福建寿宁县平溪公社曾采取五种办法处罚群众：（一）不给饭吃；（二）组织辩论（即开斗争会）；（三）“炒花生”（即把人围起来，将其推来推去，变相打人的一种方式）；（四）封闭门户（从家里赶出来不给住的地方）；（五）送集训队劳动教养。该县有不少公社组织“四敢”（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际就是敢捆、敢吊、敢打、敢“炒花生”）队，并依靠其强迫群众办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福建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在河北一些地方，县上、公社都设有劳改队，并将劳改的批准权下放到大队一级。
1958年8、9、10月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之际，全民大炼钢铁也进入关键时期。钢铁产量的高低，曾是当年衡量“超英赶美”计划的重要指标。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外，还重点讨论了钢铁生产，最后确认了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并将之写进了此次会议发表的公报，正式向全世界公布。这时，靠正规的钢铁企业显然已经无法完成全年1070万吨的任务，就只能发动群众，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即小高炉、土办法、群众运动）。于是，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钢铁生产，人数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可以说，农村的主要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钢铁生产去了。
除了大炼钢铁，这一年各地还办起了一大批地方工业，各个人民公社也纷纷办起自己的社办企业，如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缝纫厂等，又占用了一大批劳动力。1958年，全国新修公路15万公里，其中2/3是由人民公社修建的。仅京广、津浦两条铁路沿线，就先后发动了150万民工参加复线建设。所以这一年秋天以后，真正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青壮年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此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已经成熟的庄稼却因劳动力不足而无法收回，以至于湖北有些地方到了腊月二十七还在田里收谷子。还有的地方，人手少，但干部搞强迫命令，要求限时将农作物收回，群众害怕批斗，更害怕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竟采取红薯、花生拔掉蔓就称已收回等办法去应对。这一年实际上有大量的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粮食生产“放卫星”，各地纷纷向上级报告粮食大丰收，国家粮食部门也信以为真，在制定1958年至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时，按照各地的增产报告，确定本年度的征购数量。由于不少地方的粮食大丰收是“放卫星”放出来的，实际产量比1957年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但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只得打肿脸充胖子，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也充作征购粮。加之鼓吹“敞开肚皮吃饭”，搞寅吃卯粮，多吃了不少粮食，且浪费严重，导致各地公共食堂粮食紧张，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公共食堂停伙、社员外逃的现象，也有一些地方社员出现浮肿和不正常死亡。
几年后，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并举，乱子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