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大保健: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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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周长篇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相纠缠,这在他长篇小说的主题、人物塑造、技巧等诸方面均有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特点,主要归因于作家心态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也折射出一代作家文学创作难以克服的矛盾与尴尬。
[关键词]鲁彦周;长篇小说;宏大叙事;个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5-0132-04
陈宗俊(1974—),男,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安徽安庆246133)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皖籍作家小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09SK405)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鲁彦周前后共创作五部长篇小说:《彩虹坪》(1983)、《古塔上的风铃》(1988)、《阴阳关的阴阳梦》(1992)、《双凤楼》(1997)、《梨花似雪》(2005)。这些小说都写于新时期,是作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人生与现实的思考记录,其中既有对雷鸣般时代之音的回应与共鸣,也有叙述主体的个人呢喃,“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缠绕纠结,斩不断、理还乱,并使鲁彦周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一
鲁彦周的这些长篇小说规模和时空博大,隐含着时代进程中的历史演变,属于宏大叙事一类。《彩虹坪》和《古塔上的风铃》可以说是姊妹篇,都可归为“改革文学”行列。前者写经济体制改革,后者写政治体制改革。《双凤楼》折射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中国特殊历史,尤其是历次路线斗争历史。《梨花似雪》,则以75万言煌煌巨幅,叙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50年的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1](P109)。这四部作品的主题很明显。写作于1988—1990年间的《阴阳关的阴阳梦》,曾被认为是非现实主义作品,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内容充斥着梦幻、意识流、荒诞等,似乎离宏大叙事很远。但透过这些梦幻与荒诞,故事本身如该书封面介绍的那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挫伤的悲凉图景”,小说主题依然是宏大叙事。因此,鲁彦周这些长篇小说,除《阴阳关的阴阳梦》属于“前革命”记忆外,其他四部小说都是有关共产党的“革命”和“后革命”的宏大叙事。
这种宏大叙事对人物的刻画极为引人注目。我们看到,作家笔下“正面人物”的男性,大都如作家《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式”英雄:他们身材高大魁梧,声如雷暴,善于思考与学习,大都有著作或手稿记录其光辉思想;同时是天生的演说家,而且喜欢“站在岩石上”滔滔不绝。如《古塔上的风铃》中省委书记从戎“在一块突出到水里的岩石上立定”指导工作,《梨花似雪》中师政委方青击毙土豪时“站在林里一块大石上,一枪就把他撂倒了”……人物这种在精神上“神异化”、行为上“全能化”、相貌上“英武化”、道德上“圣洁化”[2](P291)的刻画,与十七年“红色经典”或者“文化大革命”小说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塑造颇为相似。
与之呼应的女性塑造手法相当。同时这些女性大都有很好的“出身”,或是革命子女,或是农民子弟,“根正苗红”。另外,还有一类民间女子也是作家着力正面刻画的对象。有意味的是,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大都是“孤女”。如《彩虹坪》中的邓云姑、吕芹、耿秋英,《古塔上的风铃》中的冯娟,《双凤楼》中的况蓉、曾季素,《梨花似雪》中的卫灵,《阴阳关的阴阳梦》中的寒冰与卜柏英等。似乎孤女更能反映人物性格的顽强与完美,也方能体现出革命对她们的洗礼与炼狱。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的塑造是作家宏大叙事的内在诉求与必然结果。
祖国颂曾说:“当我们着意寻求隐藏在文本中的作家的思想意义、价值取向、善恶美丑、审美标准和艺术表现时,其实我们是在寻找叙事的本质。”[3](P3)以此观之,鲁彦周长篇小说叙事本质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历史进程的想象。体现在个人叙事上就是对“革命”和“人民”的充分认同。①作家曾说,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我讲的责任感是指站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立场上歌颂其应当歌颂的,批判其应当批判的,忠于生活、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向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不良现象作无情的解剖和猛烈的冲击。”[4](P446)
《彩虹坪》中,邓云姑与吴立中离婚时,这位身世坎坷的村姑只讲了三句话,其中第二句是“但愿你能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古塔上的风铃》中姐姐的恋人让琢如姐弟俩“永远不要忘记了人民!人民才是神圣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双凤楼》中燕朋对儿子小载说:“将来长大了,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要忘记人民,一切都要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在鲁彦周这里,“革命”和“人民”是完全同一的,因为“革命”为的是“人民”,“人民”是“革命人民”。这样,作家的“革命”认同和“人民”认同就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二
现在的问题是:个人叙事如何较好地来展现宏大叙事?二者间是否完美契合?邵燕君曾指出当下宏大叙事的三个困境:“价值虚无的消极性”、“‘退守民间’的规避性”与“‘形式突围’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乏力”。[5]同样,在鲁彦周的创作中也多少存在上述某些问题,体现着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间的纠缠。
一是“革命”动机的可疑与置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解放是“革命”的唯一归宿,共产党人及其政党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可言。但是,在鲁彦周的这几部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在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征途中,一些党员,如钟波、寒光、方青、黄承等,身上除了大公无私、舍生取义等品格外,很多时候是与之相违背的。这样,“革命”的美好蓝图就被“异化”了,置换成为一些人私欲的口实。《双凤楼》中宫为安、杨秀燕载母子自不必说,就连正面人物燕朋的言行有时也是“分裂”的,典型体现就是他为了已故女友而去强暴另一无辜女性曾季素,不是说这种情况没有可能,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久经考验、时为地委副书记的身上,并以此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这一行动在逻辑上是欠考虑的,“缺少充分的艺术真实性和说服力”[6]。《古塔上的风铃》中,如果说年轻时的李永珍还有一丝革命理想的话,在她成为烈士的遗孀之后,革命便成为她守住名节的“古塔”的幻影,可以说其革命道路在她嫁给寒光之后完全是被动的。“革命”在“异化”后将如何书写?它又将是谁的“革命”?革命在此变得犹疑起来。 二是对于“人民”内涵的模糊。中外学者对“人民”有着诸多不同解释②,但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现代社会,“人民”往往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自然概念。但在文学上,“人民”的概念与内涵往往暧昧不清,可以是普通百姓,也可以是一些反动势力欺压人民时的招牌。在鲁彦周小说中,“人民”主体通常是在“普通民众”这一层面上讲的。但同时,在作家的这些小说中,“人民”的构成往往是变化的,也是不平等的,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时时遭到来自另一部分“人民”的压制。如《彩虹坪》中耿秋英的被捕,《古塔上的风铃》中娟红的死,《双凤楼》中曾季素的死,《梨花似雪》中罗南民的种种不幸等,这些“人民”都遭到另一部分“人民”即当权者的压制。另外,为“人民服务”的事情的解决,不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呼声,而是来自权力的力量,如《彩虹坪》中耿秋英的释放、小说结尾支持土地承包制社论的播出,《双凤楼》中季小纯得以活下来,《梨花似雪》中周丽“莫名其妙”被释放等,都来自权力及其运作,而非人民的正义呼声,更非法制。在这里,“人民”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权力”认同。对此作家似乎缺乏必要的警醒、批判与反思。
三
在叙事技巧层面,鲁彦周的这些小说具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首先是情节设置上的模式化。一是开头与结尾。这几部小说中,开头大都以困难或者矛盾为起始,开始有关“革命”或者“后革命时期”的记忆。其中《阴阳关的阴阳梦》稍不同,小说以青年学生杨星仪随丈夫徐明清回老家阴阳关而开始了噩梦人生为由,描写了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段历史。但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这样看来,这也是一部有关“前革命”记忆的小说。黄子平曾指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开篇“不仅仅是小说的‘话头’,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7](P25),用于鲁彦周这些长篇小说的开端也是相通的。当然,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都是历尽曲折,最终正义力量“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7](P226)。二是小说中心情节上的“路线斗争模式”。这里的“路线”,除了敌我两条斗争路线外,主要是党的内部斗争路线。围绕此大都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其中对待“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路线斗争模式”的极端,如《双凤楼》里,坚持真理一方(以燕朋、况蓉、季朝英为代表)与坚持极左一方(宫为安、杨秀燕载母子为代表)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梨花似雪》中也暗含有“文化大革命”残酷斗争路线间的较量,但阵容不如《双凤楼》里明显。这种情节设置,是作家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某种必然趋势。但其缺陷亦明显——极易导致文本叙事的公式化倾向,同时使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受到损害,最终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
其次是人物塑造上的“扁平化”。鲁彦周这些小说大都设计了类似于“正/反”为中心的二元对立人物模式,如“改革/保守”、“进步/落后”、“革命/反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者“正面人物/中面人物”。人物性格往往缺乏变化,“一根筋”式、“脸谱化”的较多。如耿秋英(《彩虹坪》)在小说一出场,就属于那种为真理而奋斗终生式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人物有点虚假,还不如中间人物吴立中、吴仲曦父子来得真实。另外,作家在塑造正面女性形象时,大都暗含有一个“落难/拯救”的思维模式。这些女性对“落难”者的“拯救”又有几种情况:或是对“落难干部”的拯救,如邓云姑之于吴立中(《彩虹坪》),曾季素、况蓉之于燕朋(《双凤楼》);或是对“落难知识分子”的拯救,如耿秋英之于吴仲曦(《彩虹坪》)、宫珍之于季小纯(《双凤楼》)、李洁如之于“他”(《古塔上的风铃》);或是民间女子对“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拯救,如杨星仪之于徐明清,冰云之于方郁林(《阴阳关的阴阳梦》)等。当然,这些被拯救的对象有时身份是重叠的,但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拯救”不仅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其中包括“性”),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这里,“落难/拯救”模式类似于旧小说和民间叙事中的“民间女子”拯救“落难公子”模式。
作家曾说:“形形色色的人物,高尚者与卑鄙者,他们都产生于某一特定年代。这个时代赋予他们以个性和独特的处世哲学。作者的职责就在于,怀着热爱和憎恨,用蘸满感情的笔忠实地描绘他们。”[8]这种人物模式的塑造,作家也许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创作的初衷在文本中有时会走向失真,并非总是“忠实地描绘他们”,而“作为观念的人物”[9](P4)存在。因此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就很难再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成为一群负载着特殊使命的形象符号。
四
造成鲁彦周长篇小说这种叙事特点的原因很多,其中作家心态的矛盾是首要的。刘小枫曾将20世纪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五四”一代、“解放一代”、“四五”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其中“解放一代”,他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是中国“第二代”现代知识分子。鲁彦周出生于1928年,结合作家的成长经历来看,当属“解放一代”,是“新时期”的“归来者”。这代人“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组织入意识形态的话语织体和组织机制之中”。[10](P239)也就是说,站在共产党及其诤友的立场上,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激情书写是这代人的自觉行动。虽然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另外,20世纪的中国特殊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等,都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过分关心政治、对家国报以特殊感情。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都是如此。即使到了“新时期”,“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然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基本心态”[11](P14)。 这种创作心态在鲁彦周身上也有明显反映,就是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在《关于<天云山传奇>》一文中,作家曾说:“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我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用人民给我的笔,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到底,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就是我的誓言”。[11](P554)鲁彦周也的确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誓言”。这也印证了作家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来构建他对“某一特定年代”的“热爱和憎恨”的理想。
除了作家主体因素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眼里,“同一性和意识形态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为个人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2](P175)。意识形态通过体制和政权的力量,必然会制约和规范着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在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大都难以摆脱政治的这种影响,从马丁?海德格尔到卡尔?施米特,从米歇尔?福柯到雅克?德里达等。同样,生活在体制内的中国作家们,当个体生命周期与历史的某一片段相遇时,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政治做出选择,持“革命”认同和“人民”认同的作家们在写作中必然会出现鲜明的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代言意识”、“颂赞意识”和“感恩意识”。③鲁彦周也难能幸免。所以杰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命运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3](P235)也正如此,“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及为什么如此言行进行反思”[14](P3)。
通过对鲁彦周长篇小说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作家在当代写作的缩影,也折射出一代人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间纠缠的尴尬。
注释:
①③何言宏在其《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一书第三章中,对此问题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写作从中获益良多,特此致谢并求教于何教授。
②如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认为,仅“人民”一词的含义就至少可归纳为六种:(1)人民字面上的含义是每一个人;(2)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3)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4)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5)人民是绝对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6)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的大多数人。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唐先田.彦周先生是一座山[A].1949—2009:安徽作家报告(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4]鲁彦周.鲁彦周小说散文选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5]邵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J].南方文坛,2006,(6).[6]苏中.人性的视角——《双凤楼》管见[J].淮南师专学报,1999,(3).[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8]鲁彦周.真实?朴素?自然[J].钟山,1983,(6).[9](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美)弗?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关键词]鲁彦周;长篇小说;宏大叙事;个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5-0132-04
陈宗俊(1974—),男,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安徽安庆246133)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皖籍作家小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09SK405)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鲁彦周前后共创作五部长篇小说:《彩虹坪》(1983)、《古塔上的风铃》(1988)、《阴阳关的阴阳梦》(1992)、《双凤楼》(1997)、《梨花似雪》(2005)。这些小说都写于新时期,是作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人生与现实的思考记录,其中既有对雷鸣般时代之音的回应与共鸣,也有叙述主体的个人呢喃,“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缠绕纠结,斩不断、理还乱,并使鲁彦周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一
鲁彦周的这些长篇小说规模和时空博大,隐含着时代进程中的历史演变,属于宏大叙事一类。《彩虹坪》和《古塔上的风铃》可以说是姊妹篇,都可归为“改革文学”行列。前者写经济体制改革,后者写政治体制改革。《双凤楼》折射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中国特殊历史,尤其是历次路线斗争历史。《梨花似雪》,则以75万言煌煌巨幅,叙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50年的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1](P109)。这四部作品的主题很明显。写作于1988—1990年间的《阴阳关的阴阳梦》,曾被认为是非现实主义作品,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内容充斥着梦幻、意识流、荒诞等,似乎离宏大叙事很远。但透过这些梦幻与荒诞,故事本身如该书封面介绍的那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挫伤的悲凉图景”,小说主题依然是宏大叙事。因此,鲁彦周这些长篇小说,除《阴阳关的阴阳梦》属于“前革命”记忆外,其他四部小说都是有关共产党的“革命”和“后革命”的宏大叙事。
这种宏大叙事对人物的刻画极为引人注目。我们看到,作家笔下“正面人物”的男性,大都如作家《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式”英雄:他们身材高大魁梧,声如雷暴,善于思考与学习,大都有著作或手稿记录其光辉思想;同时是天生的演说家,而且喜欢“站在岩石上”滔滔不绝。如《古塔上的风铃》中省委书记从戎“在一块突出到水里的岩石上立定”指导工作,《梨花似雪》中师政委方青击毙土豪时“站在林里一块大石上,一枪就把他撂倒了”……人物这种在精神上“神异化”、行为上“全能化”、相貌上“英武化”、道德上“圣洁化”[2](P291)的刻画,与十七年“红色经典”或者“文化大革命”小说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塑造颇为相似。
与之呼应的女性塑造手法相当。同时这些女性大都有很好的“出身”,或是革命子女,或是农民子弟,“根正苗红”。另外,还有一类民间女子也是作家着力正面刻画的对象。有意味的是,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大都是“孤女”。如《彩虹坪》中的邓云姑、吕芹、耿秋英,《古塔上的风铃》中的冯娟,《双凤楼》中的况蓉、曾季素,《梨花似雪》中的卫灵,《阴阳关的阴阳梦》中的寒冰与卜柏英等。似乎孤女更能反映人物性格的顽强与完美,也方能体现出革命对她们的洗礼与炼狱。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的塑造是作家宏大叙事的内在诉求与必然结果。
祖国颂曾说:“当我们着意寻求隐藏在文本中的作家的思想意义、价值取向、善恶美丑、审美标准和艺术表现时,其实我们是在寻找叙事的本质。”[3](P3)以此观之,鲁彦周长篇小说叙事本质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历史进程的想象。体现在个人叙事上就是对“革命”和“人民”的充分认同。①作家曾说,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我讲的责任感是指站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立场上歌颂其应当歌颂的,批判其应当批判的,忠于生活、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向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不良现象作无情的解剖和猛烈的冲击。”[4](P446)
《彩虹坪》中,邓云姑与吴立中离婚时,这位身世坎坷的村姑只讲了三句话,其中第二句是“但愿你能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古塔上的风铃》中姐姐的恋人让琢如姐弟俩“永远不要忘记了人民!人民才是神圣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双凤楼》中燕朋对儿子小载说:“将来长大了,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要忘记人民,一切都要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在鲁彦周这里,“革命”和“人民”是完全同一的,因为“革命”为的是“人民”,“人民”是“革命人民”。这样,作家的“革命”认同和“人民”认同就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二
现在的问题是:个人叙事如何较好地来展现宏大叙事?二者间是否完美契合?邵燕君曾指出当下宏大叙事的三个困境:“价值虚无的消极性”、“‘退守民间’的规避性”与“‘形式突围’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乏力”。[5]同样,在鲁彦周的创作中也多少存在上述某些问题,体现着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间的纠缠。
一是“革命”动机的可疑与置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解放是“革命”的唯一归宿,共产党人及其政党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可言。但是,在鲁彦周的这几部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在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征途中,一些党员,如钟波、寒光、方青、黄承等,身上除了大公无私、舍生取义等品格外,很多时候是与之相违背的。这样,“革命”的美好蓝图就被“异化”了,置换成为一些人私欲的口实。《双凤楼》中宫为安、杨秀燕载母子自不必说,就连正面人物燕朋的言行有时也是“分裂”的,典型体现就是他为了已故女友而去强暴另一无辜女性曾季素,不是说这种情况没有可能,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久经考验、时为地委副书记的身上,并以此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这一行动在逻辑上是欠考虑的,“缺少充分的艺术真实性和说服力”[6]。《古塔上的风铃》中,如果说年轻时的李永珍还有一丝革命理想的话,在她成为烈士的遗孀之后,革命便成为她守住名节的“古塔”的幻影,可以说其革命道路在她嫁给寒光之后完全是被动的。“革命”在“异化”后将如何书写?它又将是谁的“革命”?革命在此变得犹疑起来。 二是对于“人民”内涵的模糊。中外学者对“人民”有着诸多不同解释②,但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现代社会,“人民”往往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自然概念。但在文学上,“人民”的概念与内涵往往暧昧不清,可以是普通百姓,也可以是一些反动势力欺压人民时的招牌。在鲁彦周小说中,“人民”主体通常是在“普通民众”这一层面上讲的。但同时,在作家的这些小说中,“人民”的构成往往是变化的,也是不平等的,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时时遭到来自另一部分“人民”的压制。如《彩虹坪》中耿秋英的被捕,《古塔上的风铃》中娟红的死,《双凤楼》中曾季素的死,《梨花似雪》中罗南民的种种不幸等,这些“人民”都遭到另一部分“人民”即当权者的压制。另外,为“人民服务”的事情的解决,不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呼声,而是来自权力的力量,如《彩虹坪》中耿秋英的释放、小说结尾支持土地承包制社论的播出,《双凤楼》中季小纯得以活下来,《梨花似雪》中周丽“莫名其妙”被释放等,都来自权力及其运作,而非人民的正义呼声,更非法制。在这里,“人民”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权力”认同。对此作家似乎缺乏必要的警醒、批判与反思。
三
在叙事技巧层面,鲁彦周的这些小说具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首先是情节设置上的模式化。一是开头与结尾。这几部小说中,开头大都以困难或者矛盾为起始,开始有关“革命”或者“后革命时期”的记忆。其中《阴阳关的阴阳梦》稍不同,小说以青年学生杨星仪随丈夫徐明清回老家阴阳关而开始了噩梦人生为由,描写了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段历史。但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这样看来,这也是一部有关“前革命”记忆的小说。黄子平曾指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开篇“不仅仅是小说的‘话头’,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7](P25),用于鲁彦周这些长篇小说的开端也是相通的。当然,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都是历尽曲折,最终正义力量“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7](P226)。二是小说中心情节上的“路线斗争模式”。这里的“路线”,除了敌我两条斗争路线外,主要是党的内部斗争路线。围绕此大都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其中对待“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路线斗争模式”的极端,如《双凤楼》里,坚持真理一方(以燕朋、况蓉、季朝英为代表)与坚持极左一方(宫为安、杨秀燕载母子为代表)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梨花似雪》中也暗含有“文化大革命”残酷斗争路线间的较量,但阵容不如《双凤楼》里明显。这种情节设置,是作家内在思想感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某种必然趋势。但其缺陷亦明显——极易导致文本叙事的公式化倾向,同时使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受到损害,最终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
其次是人物塑造上的“扁平化”。鲁彦周这些小说大都设计了类似于“正/反”为中心的二元对立人物模式,如“改革/保守”、“进步/落后”、“革命/反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者“正面人物/中面人物”。人物性格往往缺乏变化,“一根筋”式、“脸谱化”的较多。如耿秋英(《彩虹坪》)在小说一出场,就属于那种为真理而奋斗终生式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人物有点虚假,还不如中间人物吴立中、吴仲曦父子来得真实。另外,作家在塑造正面女性形象时,大都暗含有一个“落难/拯救”的思维模式。这些女性对“落难”者的“拯救”又有几种情况:或是对“落难干部”的拯救,如邓云姑之于吴立中(《彩虹坪》),曾季素、况蓉之于燕朋(《双凤楼》);或是对“落难知识分子”的拯救,如耿秋英之于吴仲曦(《彩虹坪》)、宫珍之于季小纯(《双凤楼》)、李洁如之于“他”(《古塔上的风铃》);或是民间女子对“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拯救,如杨星仪之于徐明清,冰云之于方郁林(《阴阳关的阴阳梦》)等。当然,这些被拯救的对象有时身份是重叠的,但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拯救”不仅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其中包括“性”),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这里,“落难/拯救”模式类似于旧小说和民间叙事中的“民间女子”拯救“落难公子”模式。
作家曾说:“形形色色的人物,高尚者与卑鄙者,他们都产生于某一特定年代。这个时代赋予他们以个性和独特的处世哲学。作者的职责就在于,怀着热爱和憎恨,用蘸满感情的笔忠实地描绘他们。”[8]这种人物模式的塑造,作家也许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创作的初衷在文本中有时会走向失真,并非总是“忠实地描绘他们”,而“作为观念的人物”[9](P4)存在。因此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就很难再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成为一群负载着特殊使命的形象符号。
四
造成鲁彦周长篇小说这种叙事特点的原因很多,其中作家心态的矛盾是首要的。刘小枫曾将20世纪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五四”一代、“解放一代”、“四五”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其中“解放一代”,他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是中国“第二代”现代知识分子。鲁彦周出生于1928年,结合作家的成长经历来看,当属“解放一代”,是“新时期”的“归来者”。这代人“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组织入意识形态的话语织体和组织机制之中”。[10](P239)也就是说,站在共产党及其诤友的立场上,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激情书写是这代人的自觉行动。虽然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另外,20世纪的中国特殊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等,都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过分关心政治、对家国报以特殊感情。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都是如此。即使到了“新时期”,“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然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基本心态”[11](P14)。 这种创作心态在鲁彦周身上也有明显反映,就是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在《关于<天云山传奇>》一文中,作家曾说:“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我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用人民给我的笔,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到底,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就是我的誓言”。[11](P554)鲁彦周也的确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誓言”。这也印证了作家为何热衷于宏大叙事,来构建他对“某一特定年代”的“热爱和憎恨”的理想。
除了作家主体因素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眼里,“同一性和意识形态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为个人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2](P175)。意识形态通过体制和政权的力量,必然会制约和规范着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在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大都难以摆脱政治的这种影响,从马丁?海德格尔到卡尔?施米特,从米歇尔?福柯到雅克?德里达等。同样,生活在体制内的中国作家们,当个体生命周期与历史的某一片段相遇时,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政治做出选择,持“革命”认同和“人民”认同的作家们在写作中必然会出现鲜明的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代言意识”、“颂赞意识”和“感恩意识”。③鲁彦周也难能幸免。所以杰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命运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3](P235)也正如此,“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及为什么如此言行进行反思”[14](P3)。
通过对鲁彦周长篇小说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作家在当代写作的缩影,也折射出一代人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间纠缠的尴尬。
注释:
①③何言宏在其《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一书第三章中,对此问题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写作从中获益良多,特此致谢并求教于何教授。
②如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认为,仅“人民”一词的含义就至少可归纳为六种:(1)人民字面上的含义是每一个人;(2)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3)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4)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5)人民是绝对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6)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的大多数人。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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