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壁纸批发电话: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王衍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姜文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他用“姜文化的电影语言”演绎着自己对历史的记忆，以全新、颠覆性的视角来重新讲述历史。姜文的三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以极具个性化的电影语言，构筑起独特的个人话语空间，消解着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直指那段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动荡、荒谬、压抑的历史。
    ［关键词］姜文;个人话语;权威叙事;消解
     ［中图分类号］I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042(2010)10-0022-03
    Destruction of Authoritative Narration with Personal DiscourseWANG Yan-ying(Literary Colleg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Abstract:Movies by Jiang Wen are strongly stamped with his own characteristics，in which herecounts the history from a fresh destructive perspective and shows the audience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by means of the Jiang Wen-style movie language．In his threerepresentative works，In The Heat of the Sun，Devils on the Doorstep and The Sun Also Rises，Jiang Wen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ative narration of history with a special personaldiscourse，and in this way Jiang Wen retells the turbulent and oppressive history of absurditythat cannot be removed from the memories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Jiang Wen;personal discourse;authoritative narration;destruction
      在中国电影史上，姜文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个性化导演，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印记”，可以称为“作者电影”。他以全新的、颠覆性的视角来重新讲述历史，用 “姜文化的电影语言”演绎着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记忆。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到《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摈弃了传统历史叙事模式，拒绝历史的既定结论，以极具个性化的梦幻般、斑驳陆离的影像修辞构筑起独特的个人话语空间，构成了对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嘲弄着历史的“客观性”，表达了对个体人性的深切关怀和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思。在其执导的影片中，个人话语对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主要通过人物塑造上的去英雄化和叙事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显现出来。
    一、人物塑造上的“去英雄化”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在以往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取材于“文革”的电影一般都侧重于表达批判黑暗、欢庆新生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述路径中，曾遭遇不公而仍矢志不渝的高大、完美、富有责任心和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往往成为众多电影表现的对象，如《庐山恋》中的耿锋、耿桦父子，《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
    作为姜文导演生涯的开山之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样以“文革”为表现素材，但是在电影中已没有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中那种具有历史担当意识、推动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完美英雄形象，而部队大院中一群懵懂的少年成为影片表现的对象。马小军们的“父辈们”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继续闹革命，因而在“父辈”缺席下的马小军们处于没有社会和家长管教的自由状态，每天的生活就是逃课、打架、溜门、撬锁、拍马子……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原本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胡老师，导演却让他在厕所撒尿、和学校女同事调笑无意间被马小军窥见，使其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望远镜的视域中显得异常滑稽可笑。马小军的母亲是一位知识女性，导演也没有让这一人物承担起批判或反思的重任，而是让她在对丈夫远行、儿子不归家的愤恨中不停地咒骂，悲叹自己的人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人物是日常的、世俗化的，正是这些日常的、世俗化的人物使姜文电影中对“文革”的讲述更具历史的质感，表现了他对个体人性的关怀。
    在表现抗战题材的影片《鬼子来了》中，姜文仍然以去英雄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表现出他对传统的宏大叙事、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的消解。以往表现抗战题材的影片如《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闪闪红星》等，都通过塑造抗日民族英雄展现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抗争史。而在《鬼子来了》中，英雄人物则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台村民不再是奋起抗战、与抗日战士鱼水情深的抗战志士，他们没有民族意识、敌我意识，只是一群被恐惧困扰、被生存挤压的普通村民。他们私藏日本战俘花屋小三郎、汉奸董汉臣，既非出于国仇家恨，更非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由于那个自始至终含混不明的“我”所交付的任务。于是在等待那个神秘的“我”来取人的漫长过程中，一系列荒唐滑稽的悲喜剧不断上演。村民们最终在中国农民的惯性思维支配下相信了日本战俘花屋小三郎所谓的“换粮” 计划，在中日“军民大联欢”的狂欢中遭到了日本人的血腥屠杀，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后。“历史”之外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对命运的不能自主在影片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太阳照常升起》讲述了1958—1976年共和国最为沉重的一段历史。影片仍然呈现了英雄人物的缺席，有的只是疯妈、小队长、梁老师、林大夫、唐老师和他老婆等小人物的不同命运，展现的是那个时代的疯狂留下的伤痕。失去爱情、心灵干涸的疯妈通过不断地爬树、上房，反复吟唱那首愁肠百结的《黄鹤楼》，试图将自己封锁在已然逝去的爱情的幻梦中。父亲只剩下照片中一个失去了面孔的幻影，母亲的世界也向他关闭，无根的小队长通过各种方式不停地寻找他的身世之谜，而真相却永远扑朔迷离。当疯妈神秘失踪后，唐老师和唐婶来到村子，成为小队长象征意义上的父母，但是最后小队长和唐婶的偷情却使虚构的亲情化为虚无。影片惟一的“英雄”———疯妈的恋人，却是“最可爱的”假面人，他用英雄的称号换取了疯妈的爱情。随后，他又用此骗取了许多姑娘的忠贞和爱情，最后因此而丧命。

“英雄”、战争在此成了骗取爱情的工具和伪装。
    二、叙事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在姜文的理解中，历史的真相和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一种充满虚构和想像的叙事，是一种叠加着人类现实渴望和梦想的记忆机制”。这也正暗合了克罗齐的论断:“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姜文在电影叙事中放弃了传统历史叙事中清晰的“客观”表述，在他的电影中，身份不明的人物、时而打断叙事进程不断修正自己记忆的叙事者、不断被打乱又重新组合的历史碎片以及象征、反讽、黑色幽默等视听语言的运用，使影片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传达出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模糊多义的个人化理解，构成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表达着导演对人性、民族和历史的哲理化的思考。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把对马小军们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时代背景记忆化，影片通过成年马小军画外音的形式来展开叙事。随着成年马小军对故事的讲述，每当观众对他的讲述信以为真的时候，他就跳出来打破观众的这种“真实感”，使观众分不清何为真实、何为虚幻，从而留给观众更多的想像空间。
    姜文打破了以往历史叙述的线性方式，一方面对历史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把历史记忆化，从而达到重新构建历史的目的。姜文不断创构着自己独特的电影话语，用个性的话语重新述说历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展现的是“文革”期间部队大院里一群“无父”孩子的自由狂欢，而他们的父辈们正在影像背后进行着另一场政治的狂欢。影片正面呈现的是马小军们成长过程中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血腥暴力和道德边缘的性暴力，而在这背后隐藏着的东西需要观众去思考和探求。
    在《鬼子来了》中，影片采用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手法，破坏了传统抗战叙事的严肃性和庄重性，以小叙事的方式给挂甲台的村民设置了一个道德的困境，“日本人也是人”，“我对得起你，你还能对不起我，人心都是肉长的”，马大山的这种思维惯性正是他的传统的道德约束的恶果，也正是这种蒙昧和无知导致了全村被屠杀。影片对日本人的表述也脱离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从个体“人性”的视角重新叙述。
    影片中日本中尉花屋小三郎最初信誓旦旦“向天皇以死效忠”宣言，当死亡真正擦肩而过时，天皇的神圣已荡然无存，为保活命让董汉臣叫他骂天皇以博取马大山们的宽恕。正是这种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使姜文的叙事有了更大的张力，从而使影片的内涵更具多义性和模糊性。
    姜文的模糊性叙事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表现得更为彻底，电影的剧情遍布费解的迷局，人物形象似真如幻，疯癫与梦呓、真实与幻觉、交错的时空、人类欲望的夸张展示……影片完全打破了常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对历史碎片不断拆解又重新组合，使影片留有许多空白，处处暗藏玄机。疯妈梦呓般的语言让人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不知是人是鬼的李叔对“过去”的叙述总是与疯妈的讲述南辕北辙。不断寻找父亲的小队长，却只在母亲的结婚照上看到一个没有面孔的影子。唐老师和唐婶之间、唐老师和林医生之间重复上演极为相似的暧昧的“把鞋子变大”的故事、“手摸了屁股”还是“屁股摸了手”的永远无解的谜题。
    姜文对电影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一直想拍“来劲”的电影，正如他说的，他想拍自己的电影，像王朔的《动物凶猛》、尤凤伟的《生存》和叶弥的《天鹅绒》都仅仅是个载体，这些电影在他脑子里很多年就有了，只不过这些作品适合他的想法，因此《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就产生了。
    姜文的作品更多地对历史和民族有着哲理化的思考，对生命和人性的拷问，“我认为崇高的，值得人去付出的，是探讨生命意义的作品”。姜文说他的电影创作其实是对其心理的治疗，是对自己心灵的抚慰。
    电影是姜文对生命、民族和历史的个性书写和思考载体。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姜文接受专访:我追求电影比追女人耐心多了［EB/OL］.［2007-08-13］．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kjwh/ylmb/ylysj/200708/13/t20070813_12520415_3．shtml.
    ［3］姜文访谈．给自己拍的电影最能感动人［N］．羊城晚报，2003-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