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杨宗纬简谱: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1

郁建兴】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自1988年罗尔斯《正义论》汉译本出版以来，政治哲学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吸引了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当性论证，对一些发展理念、道路、模式、后果的批判，对一种良好制度秩序的吁求等等，都促进了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发展。
2006年国内哲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学者们主要关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而在最近几年已开始转向全面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思潮，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第二，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凸现了“全球正义”、“全球民主”、“全球公民社会”等新议题，一种“全球政治哲学”渐成思潮。对此，学者们给予了积极回应。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日益受到重视，马克思学说中的政治哲学遗产，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解读。
本报告拟从译介、论坛、论著等三个部分对2006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报道，同时兼顾此前的一些重要文献和活动。
一  译介
翻译、介绍西学名著一直是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向中国引入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也在于从译介工作中可以体现出中国学者关注的层次和视域。译介工作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哲学领域，最近两年译介工作的动向是：从关注思想大家和学术主流转向包括古典与当代、主流与支流的全面译介，政治哲学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的交叉研究成果受到重视。
伴随着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出版，中国学者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内译介西学的重镇，近年来不断再版西学经典，如霍布斯的《利维坦》；也重译了一些经典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尼科马可伦理学》。“经典与解释”一直是刘小枫、陈少明等的理论目标，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出版了他们主持编译的卡尔·施米特多种政治哲学著作，如《政治的概念》、《宪法学说》等；华夏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经典与解释”的多辑论文集，如《柏拉图的真伪》。此外，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一书200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莎蒂亚·B.德鲁里的《列奥·斯特劳斯与美国政治左派》一书，则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激烈批评。
中国学者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趣还体现在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底推出李宏图主编的“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其中包括昆廷·斯金纳的《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斯金纳与博·斯特拉思主编的《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斯金纳与尼古拉斯·菲利普森主编的《近代英国政治话语》，詹姆斯·塔利的《语境中的洛克》，凯瑞·帕罗内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等。
在当代政治哲学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万俊人编的《罗尔斯读本》，其中节译了罗尔斯《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公共理性再探》以及与哈贝马斯论战的重要章节和论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读本。
译林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系统译介，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人文与社会译丛”，最近两年的两辑译丛基本囊括了多元自由主义者以赛亚·伯林关于政治哲学的主要著作，如《现实感》、《启蒙的时代》、《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出版尽管姗姗来迟，但在近年有加快的势头，继《阶级斗争》之后，《知识分子的鸦片》于2005年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由何怀宏主编的“人文译丛”，近两年多译介经典民主理论著作，推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民主及其批评者》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已出版3辑。在最近两辑中，自由主义的著作仍是重点，如理查德·贝拉米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威廉·A．盖尔斯敦的《自由多元主义》、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威夫特的《政治哲学导论》。与此同时，译丛也包括了一些非主流的政治哲学思想，如菲利普·佩迪特的《共和主义》、罗伯特·沃尔夫的《为无政府主义申辩》等。此外，译丛还包括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著作以及一些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前者如约翰·凯克斯的《反对自由主义》、约翰·格雷的《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后者如艾伦·伍德的《新社会主义》、尚塔尔·墨菲的《政治的回归》。而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一书则为我们提供了对现代各种“主义”的详细介绍和评价，与前些年出版的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相得益彰。
在政治哲学家的传记方面，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一书，新星出版社推出《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扬—维尔纳·米勒的《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和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等主编的《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等，这对于开展这些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2006年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译介还体现出了一些新的亮点：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正义、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民主等新议题不断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全球化译丛”于2005年推出戴维·赫尔德的《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而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由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的论文集《国家与市民社会》在2006年推出了增订版，其中主要增加了“全球化与市民社会”专题。
左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始受到关注。前面提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者尚塔尔·墨菲的《政治的回归》；此外，何怀宏主编的“人文译丛”在2006年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克劳斯·奥菲的重要著作《福利国家的矛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者阿克塞尔·霍奈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等。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趣增加，可能将使长期以来政治哲学研究中“有西无马”现象得到改观。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政治学界。它一经出现，即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兴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推出了由俞可平、陈家刚主编的“协商民主译丛”，其中包括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詹姆斯·博曼的《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主编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和约翰·S.德雷泽克的《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该译丛的出版，既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于民主议题的强烈关怀，也体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的某种动向。
政治哲学研究的多元来源在阿马蒂亚·森的著作受到重视这点上更好地得到了体现。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被纳入“当代实践哲学译丛”于200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套由应奇主编的译丛还包括了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的《民主与分歧》，查尔斯·拉莫尔的《现代性的教训》，奥诺拉·奥尼尔的《迈向德性与正义：实践理性建构性解释》，芭芭拉·赫尔曼的《道德判断的实践》，希拉里·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以及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第三种自由》等。
二  论坛
最近两年，在中国举行了多个有关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和论坛，吸引了很多学者参加。一些会议和论坛还邀请了多名外国学者、海外中国学者与会。这些会议和论坛的举办，表明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已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这里选取其中三个重要论坛进行报道。
200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以“哲学与公共政策”为主题的世界哲学日论坛。在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认为，民主是社会成员为利益妥协而安排的妥协程序，有了这样一种程序，民主才会获得合法性，稀缺社会资源能在民主体制下不至于被强势群体独占，由此保障社会和谐。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指出，政治义务是公民的政治素质，这种政治义务由三个来源构成，即回顾和自愿的理由、公平游戏的理由以及服从正义的理由，政治义务来自于多重理由的复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公正与社会公正两种主张的看法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认为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的分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尤其是要反思长期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认为，中国哲学传统资源中的一些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语境下的哲学问题研究，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哲学研究领域中，不应否弃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要实现“中西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张旭副教授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友爱政治学”出发认为，当代人们的公共生活已经从社会人或政治人堕落到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导致公共生活被行政部门和国家机器管制，人们缺乏公共政治参与的热情，因此必须回归古典的政治伦理。通过这次论坛可以看到，随着正义、平等、民主、弱势群体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等社会政治目标在当代中国的凸现，有效整合西方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推动、改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学者们的理论和实践目标。
2006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于天津联合举办了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
在这次论坛上，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建构起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回应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指出，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课题是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的中国化从而实现中国政治传统的当代转化。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与哲学批判同等重要，我们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北京大学王东教授通过阐释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即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国家的异化与职能、新型民主专政国家，指明了它们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问题，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认为，深化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需要转换研究范式，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从宏观政治哲学转向微观政治哲学。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以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为例，指出杰索普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后学科”、结合规范分析与实体研究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借鉴。南京大学王浩斌教授认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重视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苏州大学任平教授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突显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哲学，以回应“全球治理”、“全球正义”、“全球民主”等热点讨论。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认为，马克思与罗尔斯之间的思想张力表明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和谐社会的提出体现的正是当代中国对社会正义的迫切需求。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通过解读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平等、公平、正义问题关注不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2006年9月17～19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协办的“2006·北京政治哲学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哲学联合会主席、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车仁锡（Cha  In -suk）教授指出，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使贫困国家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也日趋严重。消除自由主义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让越来越多的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当今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印度尼赫鲁大学校长阿罗拉（Arora  Balveer）教授阐述了印度政治哲学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并讨论了联邦制民主面临的诸如党派同盟化、平等协作的挑战、经济自由主义与国际化浪潮带来的冲击等问题，指出形成调和各种利益的复合型政府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圣母大学多尔迈（Dallmary  Fred）教授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正经历着变形和重新规划，即由传统的绝对的国家主权向更多的相互依赖和职能共享而转变，相应地，公民特征也发生转变，人们要求一种更加多样化的或者“多样的公民权”。为了提供可靠的法律效力的保护，我们需要进行全球机制的更新和加强“全球管辖”，但这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严峻问题——全球化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这也是政治哲学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
在这次论坛上，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以历史分析的方式，对政治哲学中从对古典的自我理解出发以现代眼光衡量古典问题进行了质疑，同时也质疑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显学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教授则对罗尔斯“无知之幕”这一原初状态的起点进行了批驳，进而提出原初状态应该以真实世界为基础，这样才能使原初游戏的试验完成从逻辑推理到现实的转换。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认为，哲学中的实践理性不要保持价值中立，而要在意识形态中立前提下为符合理性的价值辩护。他还提出了进行价值判断的实践理性11条初始原则，以此为基础，对诸如医疗卫生与经济建设、技术与生产力、“真相”与社会责任、教育目的与“社会需要”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领域中实践理性倒错现象进行了分析。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具体考察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在他看来，中国早期社会以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利同构为特征，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这就衍生出关于天和民、天和礼、天和德的关系的论述。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展开了关于人性与主义的六个问题：一是关于经济人的预测；二是关于大小共同体与“爱有差等”；三是认为最典型的进化论是法家思想；四是所谓“三个和尚不自由”；五是认为人性局限，这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共同之处；六是关于民族性差异与所谓人性的底线问题。
三  论著
与出版译著和举行论坛的同时，一年多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多部（篇）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和论文。
第一，在研究著作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徐向东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英的《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张凤阳等的《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龚群的《罗尔斯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和俞可平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其中徐向东的著作旨在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梳理和反思。该书考察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观念，阐释了阿马蒂亚·森、科恩对正义、平等、功利主义、道德要求的反思以及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评述了麦金太尔关于相对主义、传统美德、普遍伦理的思想，最后重点考察了罗尔斯“政治中立性”、“正义即公平”的自由主义理念。该书还讨论了世界主义及其 “正义困境”问题，强调正义的世界主义即是要尊重每个人的平等价值，平等地对待他人。
欧阳英的著作对西方政治哲学史进行了谱系学阐释，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涉及众多思想人物和理论。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分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指出早期政治哲学可归结为共同体、城邦政治、正义、平等四种模式，近代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在于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理论与实践的理性分离，而现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实现了四个突破：政治与道德、权力与权利、个体与整体、理论与操作的剥离。作者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在实现思维模式突破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当代“困顿”，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成就并没有真正超越19世纪。最后，她将西方政治哲学解构为国家、权力、价值三大基本内容，正义与政治、民主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三大主题。与欧阳英思想史式的阐释不同，张凤阳与其合作者选取“自由”、“宪政”、“政治动员”、“社会记忆”等22个关键词，通过概述每个关键词的最初意蕴、理论嬗变以及其中的各种争论和发展，揭示出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面貌和当代发展。
龚群的著作是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在解读《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文本基础上，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有机的整体性研究，全面检讨和阐发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主题、方法、理路等，并讨论了罗尔斯的批评者的贡献。
俞可平的著作通过考察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推进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书中指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具有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多头管理、政府规制、制度匮乏、现实空间狭窄等主要特征。作者认为，国家和政府首先应当尊重公民社会，通过制订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对民间组织进行正确定位和合理分类，正确引导、合理规范，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期刊论文方面，也有较为可观的成绩，其论述的重点与前述译著、论坛、研究专著大体相当。罗尔斯政治哲学是常论常新的论题，近来对其分配正义、代际正义思想的讨论引人注目，如万俊人的《从政治正义到社会和谐：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当代政治哲学反思》、欧阳景根的《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陈焱光的《罗尔斯代际正义思想及其意蕴》、杨通进的《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罗尔斯正义原则中隐藏着父权主义，缺失“家庭正义”和“性别”，因此我们需要修正其原则，表达女性的正义诉求，如郭夏娟的《重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施特劳斯也是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学者们较为关注施特劳斯对哲学与政治的张力、智慧与实践的脱离的反思，如张文喜的《列奥·斯特劳斯：哲学与政治哲学》、何怀宏的《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学者们认为，尽管施特劳斯揭示出了“现代性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施特劳斯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还应重点研究其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时代背景，如犹太情结以及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影响，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美国右派政府政策之间的联系等。
汉娜•阿伦特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也备受关注。涂文娟在《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述评》中对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做出了一个概述，并指出阿伦特政治哲学涉及广泛但未形成体系，留给我们的是启迪而非答案。在2006年，阿伦特对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受到了较多重视，如王寅丽的《“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陈高华的《哲学与政治：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之思》。他们认为，阿伦特批判传统政治哲学因“苏格拉底之死”而恐惧城邦政治生活，导致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理论与实践、政治与哲学之分离，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对人类事务多样性的“惊异”。任剑涛在《政治决断、政治行动与制宪权：施米特、阿伦特革命解释的效度分析》中，将施米特与阿伦特合论，认为他们对于革命与制宪关系的论述受限于他们的政治认知、生活经历、政治期盼和价值取向。他们的不同论说都是想借助于政治革命来讨论制宪问题，将政治、道德与法律的三元复杂关系，做了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处理，从而落入了将法律政治化或道德化的陷阱。这无论为阿伦特研究还是为哲学与政治关系研究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古典政治哲学研究方面，较重要的期刊论文还包括马云志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包利民的《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对苏格拉底悲剧一个再思考》和《伊壁鸠鲁对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摇撼》、曾裕华的《哲学与政治：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阐释》等。这些论文大多论及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或困境。
公共哲学的兴起是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何怀宏在《公共哲学的探索》中认为，西方思想大家关于公共问题的探讨渊源已久，从近代的卢梭、康德到当代的李普曼、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之间有着一种“公共哲学”的理论传统。周菲在《当代欧美公共哲学研究述评》中指出，公共哲学在当代欧美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共同体主义三种主要倾向。杨仁忠的《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及其政治哲学意义》则认为，只有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和分析才能剥开“公共领域”的不同意蕴，把握它们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万俊人在《公共哲学与现代媒体》中指出，现代社会是公共哲学与公共媒体联姻的社会，公共媒体要以宽容的姿态积极参与干预，以便培养个性化的公共哲学。
关于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论辩是本年度政治哲学研究的又一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正确对待共和主义的复兴，不应夸大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自由观之间的分歧，更不能认为当代共和主义是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以及“两种自由”之争的超越。两者既有差别亦有联系，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共和修正派还是现代共和主义、当代共和主义，都与自由主义具有同一政治传统。代表性的论文有刘训练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察》、叶海涛的《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刘擎的《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徐友渔的《共和主义冲击波》。也有学者强调共和主义的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在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弊病和政治参与冷漠上的理论贡献，佩迪特提出的“争议民主”比商议民主更能激发理性共识的形成，如应奇的《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试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而肖滨在《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一文中，提出共和主义走出当代困境的三大战略选择是：“以共和权利为行动依据、以公民竞争为激励要素、以公民的爱国情怀为情感动力”。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断凸现了“全球正义”、“全球民主”、“全球公民社会”等新议题。一些学者认为，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与罗尔斯万民法中所提倡的世界正义相比，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可行性，康德是第一位对世界一体化做出理性回答的政治哲学家，世界正义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更加重视康德的思想资源，如韩水法的《权利的公共性与世界正义：世界公民主义与万民法的比较研究》、张政文的《欧洲世界主义传统、康德世界、公民理论与全球化》。陈红英认为，罗尔斯所主张的万民法站在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之上，它并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一种不具备现实基础“虚幻的乌托邦”。刘志云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证明，不断成熟的国际社会已初步具备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世界“正义环境”。
也有学者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相结合的意义上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公民社会等。郭道晖的《公民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郁建兴、周俊的《全球公民社会：一个概念性考察》、周俊的《全球公民社会：理论模式与研究框架》等文章凸现了全球公民社会无论作为一种现实力量还是一种研究框架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2006年第6期推出了“全球化与国家理论”专题研讨，其中发表了郁建兴、肖扬东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国家建构》、陈炳辉的《奥菲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分析》、何子英的《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到熊彼德主义竞争国家：杰索普论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出路》等论文。这表明多年来相对比较沉寂的国家理论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激活，并且开始涉及“中国问题”。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渐成热潮，是本年度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事件。它不仅表现在译著、论坛等方面，在期刊论文方面，数量也有较大增加，而且研究领域有了较大拓展。
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创新方面，《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发表了反映天津论坛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陈晏清的《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郁建兴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衣俊卿的《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以及孙正聿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此外，这方面的重要期刊论文还包括杨晓东的《返本归真：重读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启示》、衣俊卿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王南湜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正义问题：一种复合正义论论纲》、张文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反贫困的政治哲学向度》、王新生的《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等。通过这些论文，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哲学维度得到了发掘与解读，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传统得到了有效的克服与超越。
国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郁建兴等在《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适用性》和《从资本、阶级到策略、治理：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等文章中，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杰索普的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论文集为研究对象，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已经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复兴。一些学者聚焦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孔明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陈炳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周凡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付文忠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解读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较多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它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要认清它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批判精神的根本放弃。
纵观一年多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在人物研究上，罗尔斯的中心地位没有动摇，但是施特劳斯、阿伦特、伯林、施密特、阿隆、达尔等政治哲学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研究主题上，自由、民主、正义、共和、公民社会等是常论常新的议题，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之相关的“全球正义”、“全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全球化与国家”等新议题日益凸现；在理论资源方面，自由主义仍然得到最为重要的关注，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始实现复兴。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一格局可能将得到延续。如何处理好“文本解读”与中国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改变重文本、轻现实，或“外国人谈中国问题，中国人谈外国问题”的倾向，可能是中国政治哲学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和重建而言，学者们也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而要认真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的新理论，积极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积极参与当前的重大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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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