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奇案 在线播放:火神派资料汇编（六）

卢铸之(1876--1963)

名禹臣，晚号金寿老人，德阳人。中医内科专家。生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姑父颜龙臣学文习医。后赴成都，拜师于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门下。学成后，从师命遍游各地，一面为人治病，一面深入考察各地人民之体质、生活习惯、水土气候、多发疾病等，还对各种药物的栽培、炮炙、性味、功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光绪末年在成都开设“养正医馆”，正式行医。他继承发扬郑钦安的医理医术，临证经验丰富，内、妇、儿科、针均有独到疗效，以善用辛温重剂治病而在成都独树一帜，有“卢火神”之誉。建国后，曾受聘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医院，任一级主任医师。著有《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心脏病论治》等。

据<<中医人物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p96记载其著作未刊行;另据<<四川.成都风物>>杂志记载卢氏著作多在文革中散失.

卢氏临证实验录序

向天清 搜集整理

医必先明理法而后可言方药，临证之际，望色观神，温声问情，乃至切脉，实本诸理而考之法，以立确切不易之方，胡尽轩歧扁鹊仲景之能事，非空作漫语以欺人也。余身孱弱，先天不足，幼小多病，得颜师龙臣治之而愈，复蒙授以养生之术，轩歧之学，俾从燮理阴阳变化五行之中，取药物之偏性，治人生之疴疾，以为寿世寿民之用。倏忽十年，学渐有进，又承师命赴蓉从郑师钦安学用法用方之诀，三载亲炙，有闻必录，忽郑师它往，命归里，乃携笔记百本再从颜师游，师命别置茅舍，闭户研讨，种花种药，凡与内难诸书相合而为后贤误解者，检阅对勘，无失本源，以反证后贤之非是；而后贤之有所见者，而必耳提面命，示以旨趣，又三年乃出。采药炮制，咀嚼味性，秘求秘求其与身中经络脏腑、薄膜纲（油）、气血要道相通相应为可。百疾痛疴疡相告者，亦必请师斟酌得宜，始依法立方，调配药饵。不一年四方来者亦众，方庆得坐春风，浸淫雨化，日以理论见诸实验，孰知朝露溘至，颜师渺炙，孓立无依，深叹孤陋，乃游诸四方，登山涉水，以证方土异宜，气候变化，采偏救弊，补漏填穴，取天人相应，顾行踪所及，疮痍满目，鲜人悯念，大都兵燹（xian）冻馁之叹，呻吟病榻，求医难效，益知医为当今急需，决不肯自秘其私，坐观伤亡而不救。于是倦游至蓉，本其所学，应人接物，二十余年。所幸理法方药悉守先师奥妙，快己快人。现国家大力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老怀益加鼓舞，余不敏，常与及门相亲，凡疑难难治诸证，集类成帙，以资参证，述余究医经过，实知学医不应专究方药，尤贵理法相通，期能见病知源，使天下人登诸袵席为快。是为序。

        时在公元1956年丙申岁仲秋月 金寿老人卢  书

论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的立论基础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先生致力于祖国医学数十年，精研坟典、博览诸贤，所著《医药简述》一书，医、药思想并茂，论述深入浅出， 尤对附子、干姜、肉桂、麻黄、桂枝、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等十味药品的性味、功效及临床运用阐述精辟，并指出此十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药海浩瀚，而独重此十味者，笔者窃思这是先生学术思想的体现。今不揣浅薄，冒昧将中药十大主帅的立论基础作一探索，庶几循此端倪而能窥先生学术思想之一斑，亦为千虑一得之幸事。

一、遵《品》理，两仪统万物；《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两仪，道者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变化规律和法则。《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能弥伦天地之道而曲成万物，但都由一阳爻和一阴爻所组成， 可见两仪生万物而万物悉不离乎两仪。张景岳总结前人之论指出 欲赅易理，理止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闺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 动静也， 奇偶也，闺辟也，总不出一与二也 (《类经附翼·医易》)邵雍所谓“一分为二，分衍万物 是也.就疾病而言，百病发生皆缘于阴阳偏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 。天地阴阳之偏，运气太过不及可致寒暑晦明易位，一变六气而为六淫， 本为万物所赖者反成万物之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 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阴阳之偏，清浊升降逆乱，脏腑出入失常，气血营卫不和，四肢九窍不利而疾病生焉。疾病的发生既由阴阳之偏所致，则疾病之性不出阴阳两端， 诚如李士材云 人之疾病，虽非一端， 皆不外乎阴阳。六经以阴阳概其性，八纲以阴阳为之总，卫气营血和三焦以阴阳为之分。所以张景岳指出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 (清邵葆诚《医易一理》)。吴氏深究阴阳至理， 明万物咸具两仪之变， 临证以明辨阴阳为纲 ，治病以调燮胡阳为要。同为阴证，阴之程度有别； 同为阳证，阳之轻重有殊。轻者为凉为温，重者为寒为热。凉为寒之渐，寒为凉之极；温为热之渐， 热为温之极，寒之极者无如少阴寒化证，热之极者无如阳明经府证。寒之极则现假热，热之极反见假寒。吴氏探明阴阳趋极之变，不但善治寒热重证，于真假寒热证之辨治尤精，每以姜附硝黄救沉疴于危殆，化险恶于重笃，所治验案多令人击节惊叹。张景岳尝云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愈难病 。能疗疑难重证则轻浅易辨之疾不忧；能治阴阳证之极候则温凉平缓之恙不虑。吴氏能历峻涉险， 踏危如平， 诚是悟通两仪之理， 熟谙阴阳之变的结果。疾病有两仪而方药何独不然，《内经》从药物的气味轻重厚薄分属其阴阳属性。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指出：在天地，统体一太极； 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特撰 万物各有偏胜论“和 草木各有一太极论，此即言方药亦分两仪也。 疾病阴阳之偏须赖药物阴阳之偏以正之，徐大椿所谓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 (《用药如用兵论》)。疾病之偏有轻重，药物之偏有微甚，偏之轻者其病轻，偏之重者其病重。轻者投以微，重者投以甚，偏热者奠过姜附肉桂，偏寒者奠过硝黄石膏。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趋阳之极；石膏、大黄、芒硝、黄连造阴之端，虽百药皆具阴阳二性，然无出其右者， 能谙此竣烈之品，则平和之辈自能洞澈。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祜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 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 。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 ；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 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 主帅 ，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大凡治病无外祛邪与扶正， 此治法之两仪也。祛邪以扶正者，犹如贼寇乱国， 攻贼即是安民 ； 扶正以祛邪者， 因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气得复邪气自退，《易》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攻邪者阳也、刚也、霸道也； 扶正者阴也、柔也、王道也。然无论霸道、王道，但能治国平天下，疗疾安五脏， 皆是良法。故《文中子》云 以道王者德也， 以兵王者亦德也 。吴氏崇尚南阳，治病首重祛邪。认为“扶阳祛寒， 宜温而不宜补， 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吴佩衡》)， 故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均为祛邪之剂而无滋补之品。对于表证， 守《内经》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之训，把住 太阳 一关， 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或麻辛附子汤分别擅治，对症下药，往往一汗而解 。(《吴佩衡医案》)对于温热证和里寒证， 悉本《内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及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 之旨立法处方 认为 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 真阴之少火，决不可损 当 壮火食气 伤阴耗液时， 无粮之师， 贵在速战 ， 以承气釜底抽薪 急下存阴，以白虎之甘寒 养阴制阳 ，俾 壮火之气衰 则 少火之气壮 ，这便是益气， 便是养阴。尝云 芒硝最能生金补水，与大黄同用 有滋阴补水 之功，而石膏能清热灭火而救焚 ， 有起死回生之效 。而当少火之气衰，寒从内生或寒邪直中三阴，戕伐阳气时则重在 温扶阳气 ，资四逆辈助少火生气，寒散阳复.便是益气。此所谓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 (《吕氏春秋·论威》)之理，故多藉姜、附、硝、黄而少假参、芪、归、地，此深一层补法，非深究药物气化之道弗可为。故中药十大主帅不特为定国之良将，亦是安邦之贤臣也。

二、心肾， 宝阳为要务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天为阳，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在人体心主火居上为阳，肾主水居下为阴。心肾者，坎离也，人体之两仪。日月往来而成昼夜之常，心肾交泰而就五脏之和，《周易参同契》所谓 坎离冠首. 光辉垂敷，故心肾者先天之本也。吴氏强调 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 ，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先天真火乃生命之火种，先天真水乃生命之沃土， 上奉无穷者，唯此真阴、真阳二气而已。二气充足， 其人多寿：二气衰弱，其人多天；二气绝灭，其人则死。指出 世之患脾胃病 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 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若为脾肾两虚……必赖桂附理中以获效，如独用理中汤专朴后天脾胃，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全愈尚属疑问 (《医药简述》)。吴氏在强调先天心肾的同时又尤为注重真阳。认为阳气乃人立命之根， 并延引《周易》、《内经》、《中藏经》及后贤之论以助其说，由于阳者生之本 故 宜常益 。阳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 ，所以当随时注意顾护阳气。纵观历史，横览诸贤， 宝阳之说甚众。自《内经》倡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之论后，继世诸家代有发挥。屈原《天问》云 天式纵横， 阳离爱死 ，道家《丹经》谓 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 ，明季张景岳特作《大宝论》指出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 阳气至重如此不言而喻。因于此，吴氏将一团烈火 的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而列于中药十大 主帅之首，并精研而广用之，且博引陈修园、张隐庵、黄元御、郑钦安等论以强调附子的宏功及早用，重用的必要性。由是可明世称先生为吴附子的深义了。

三、药贵精，治病必求本

方药如林，而吴氏但立中药十大主帅为之干，方立桂、麻、四逆、白虎、承气为之主，若不明治病求本之道，何能以之应百疾?凡万事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故治本之道，非独为医所重，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皆然。《易》云 建其本而万物理 ，孔子云 本立而道生 ； 兵法《三十六计》专有 擒贼擒王计 之论。吴氏尝言 治病必求其本，本周而标自立矣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但摧其坚， 夺其魁，拔其本,则诸症尽除。阳气亢极但用纯阴之剂，不杂一毫阳药，育阴正以济阳：阴气极甚，但用纯阳之剂，不杂一毫阴药，扶阳正以济阴；病在表则辛散以汗，不混一毫里药，表解而里自和，所谓 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 。若不洞察真谛直取其本而面面俱到 广络原野 ，则必事倍功半徒劳而已。明确治病求本之要，又当集中优势兵力并力捣其中坚，方能克敌制胜。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将之伐敌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吕氏春秋。简选》)，只要 简选精良，兵械镭利 (同上)又能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则能 发之则不失，纵之则不当 (同上)；医之伐病，药不贵繁， 唯取其效，但能精选药味，严谨制方， 审之何经受病，何为成积，见之既确， 发直人之病以讨之，何患其不愈 。(《医宗必读》)。若 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 可望去病者 未之有也(王德森《稳当之方论》)。观吴氏医案，其用药不可谓不精，其法度不可谓不严，尝云 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它药品，如果加人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 加人补剂犹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 (《医药简述》)。师克在和不在众 (《左传·桓公十一年》)， 吴起以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此兵不在多，而在勇 (《吴子·励士》)， 故孙膑总结说 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 ， 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尉缭子·兵令》)。若军大卒多而不能斗 则 众不若其寡也 (《吕氏春秋。决胜》)， 所以用药最忌夹杂，因 气纯而功愈速，攻补杂施，弗能专力 (《续医说’处方贵简》)。故吴氏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 反对用药 牛屎拌马粪”， 没有目标， 不分主次， 杂乱相投， 反使药力白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 其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之精良，桂、麻、四逆、白虎、承气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将， 如“纠纠武夫， 公候干城 (《诗经。国风》)， 吴氏 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档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之效 (《医药简述》)。

四、结语

吴佩衡先生在《中药十大主帅》中说：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 与其它药物配伍得当，且不违背辩证论治的精神……不但治一般常见疾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证及顽固沉疴， 亦无不应手奏效 (《医药简述》)。可见中药十大主帅是吴氏在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的结晶重先天， 宝阳气是吴氏毕生的治病思想。 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 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 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故于回阳救逆之中流砥柱— — 附子的研究颇深，且十大 主帅 中温热之剂重于寒凉之品。治病必求其本 是吴氏遵循的原则，临证单刀直人，迳取中军，本之一拨，诸症自溃。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克守的法则。尝引陈修园云以毒药攻邪， 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 ，认为祛邪即是扶正， 攘外即所以安内， 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 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方药精炼为吴氏的用药特点 “药无次序，兵无纪律 (《珍珠囊指掌》)，兵力分散，药力相抵，欲破敌愈病者鲜矣。故吴氏用药不杂掣肘之剂，崇尚仲景方药法度，守之而不泥，变之而不悖， 故郭奇远称道吴氏是真能善读仲景书者(《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续编》)。吴氏中药十大 主帅 的立论基础殆源于他的这些独特的理法方药的医学思想。虽中药十大 主帅 力宏功著， 然如 诊断不确，或配伍不当，则不但无效，而反使病情增剧，变证百出 (《医药简述》)，故吴氏特告诫云 于临证时，应分清虚实寒热，当用则用，有是病用是药……切勿以人命为儿戏 。吉凶生于肘腋，春华发于指下， 峻猛之剂既可起死于瞬阃， 亦能毙命于倾刻，故吴氏之言又不可忽也。古人云 师其法而不师其意。不可谓之能师， 师其迹而不师其神，亦不可谓之能师 ，对吴佩衡先生的学术思想何以学之、师之、用之，或得或失，自可明矣。

解读吴佩衡医案一则

原云南省某医院院长秦x x，住昆明市小南门内绣衣街，有独子名念祖，年十三岁，患伤寒重证，发热二十余日不退。秦精于西医，对其子曾以多种针药施治，未效。又邀约徐、应等数位西医同道会诊，均断言无法挽救。后由秦之门生李x x君推荐，邀余于1948年1月7日（小寒节气的第二天）前往诊视。患儿已发热不退二十余日，晨轻夜重,面色青黯,两颧微发红,口唇焦燥而起血壳,日夜不寐，人事不省,呼吸喘促,时而发迷无神，时又见烦乱谵语,两手乱抓有如撮空理线,食物不进,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通,舌苔黑燥,不渴饮,喂水仅下咽二、三口，多则不吮,脉象浮而空，重按无力。

附片250克 干姜50克 葱白4茎上肉桂15克(研末，泡水兑入)

1月8日复诊，热度稍降,唇舌已较润,烦乱止,但有时仍说昏话,曾呕吐涎痰一次,仍以白通汤加味扶阳抑阴，交通心肾兼化气行水主之。

附片300克 干姜80克 茯苓30克 上肉桂15克(研末，泡水兑入) 葱白4茎

上方服后，当晚整夜烦躁不宁,不能入寐,详查病情，脉稍有力,热度较前稍降,神情淡漠，不渴饮,拟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

附片400克 干姜15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兑入) 朱衣茯神50克 炙远志20克 公丁香5克 生甘草20克

病势已大松，烦躁平定，人已安静，小便转较长,病有转机，是夜又照原方连进,大便始通，泻出酱黑稀粪三次,发热已退去大半,烦乱谵语已不再作,且得熟寐四、五小时,唇舌回润,黑苔退去十之六、七，身热退去十之八、九，大有转危为安之象,照第三方加西砂仁10克 苍术10克 吴萸8克治之

12日诊。服药后大便又泻十余次,色逐渐转黄,小便已较清长，黑苔全退,尚有白滑苔,食思恢复,

随时感到腹中饥饿而索求饮食,继拟下方调治。

附片400克 干姜8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兑入) 西砂仁10克 口芪30克 炙甘草20克 元肉30克

13日诊。大便仅泻二次，色黄而溏,唇色红润,白滑苔已退净,神识清明,食量较增,夜已能熟寐,脉静身凉,大病悉退，但阳神尚虚，形体瘦弱，起动则有虚汗而出,遂拟黄芪建中汤加桂附调理之。

附片300克 黄芪80克 桂尖20克 杭芍30克 炙甘草2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总入) 生姜30克 大枣4枚 饴糖30克(烊化兑入)

14日诊。脉沉缓而有神唇舌红润大便泻利已止，小便清长,有轻微咳嗽，腹中时或作痛,拟四逆汤加味治之。

附片300克 干姜100克 北细辛8克 上肉桂11克(研末，泡水兑入) 广陈皮10克 法夏10克 甘草10克）

15日诊。咳嗽、腹痛已止，唯正气尚虚，起卧乏力，继以四逆汤加参、芪作善后调理，服五、六剂而愈，其后体质健康如常

   通读吴氏医案和笔者所加的注释，读者应该可以很清楚病程的演变和治疗，元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下面重点谈谈吴氏的大剂姜附之用。笔者的注释已经点出此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元气蓄积之热象不显就出现了腹泻日行十余次的排病反应，所以所祛除之寒邪当是新浅之寒。如是深寒的旧病复发，由于患者处于春季体质季节，可能性不大。吴氏一起手就是二百五十克的附子，未经小剂量先试服或是用频饮之法。当然，吴氏在如此重症面前是想以附子的雄将单刀直入，以力挽狂澜，是在与病魔争分夺秒。此点笔者可以理解，但是否非用如此大剂才可挽回败局呢？难道面对强敌，只有大兵压上才是唯一的战略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吗？

从全书的论述和医案，读者读至此最起码有这样的认识：即药物是通过激发元气来破寒邪的，真正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是元气的多少，而不是附子量的大小。决不是附子量用了大，破的寒邪必多，胜算的把握愈大。一切都是元气在说了算。该患者正处于生理的春季体质季节，从整个病程的演变可以看出在初诊时是寒实证，以寒为主，相火外越之热象著说明元气还不致于太虚，所以才会有7日第一次面诊，9日晚就出现了腹泻的排病反应，病情危机解除。吴氏在医案的记录中服药的次数没有交待，是一大缺憾。笔者的看法是此案附子当用大量，但不必吴氏所用的如此大量，反之如果是重用炙甘草，附子的用量可以少至三、五十克，通过少量频服，如隔一两个小时服一次，来达到增强药效的目的。如果还要再精益求精，间隔时间的长短依元气的提示而定。

因为从医案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外越之相火的归位是分步骤实施的，元气并不因大剂量附子的短时间突击应用，就会如医者所愿而将相火一次性收纳，元气谆敏之性自会量力而行，瞻前顾后，左右兼顾，制定出周全的战术布置、实施周密的抗邪经过，最后交出完美的答案，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元气非虚至仅能自保的前提下，元气并不会因为用了三百克的附子而盲目地派遣一个师出去宣战，也不会因为医者仅用三十克的附子而胆小至调遣一个排去应敌，所以前面用了三四百克附子出现了排病反应，后面同样用了三四百克附子，却无明显动静。这可不能简单地以邪去正安来作解，而是元气根据自身力量强弱、所要祛除寒邪多少、二者力量比，全面衡量比对后作出的正确判断，才重新下达正确的指令。有的是与医者之意愿相违，有的看似在医者用大量的预料范围内，但却有闲药闲量之过。正因为元气祛寒是分步骤实施的，药物作用于人体后，具体应该激发出多少元气外出应敌，还有一个与附子用量的差距，有时是成正比，有时是成反比，有时不与药物的累加而同步增加，反是原地踏步。所以通过增加服药的次数，但药量减少，配伍合理，药量比与经典吻合，也是少量多次激发元气前赴后继外出抗敌，这是否更符合元气之本意呢？且医者进退更自如，胜算的把握更大。

白通汤证历代医家都认定阴盛戴阳证。方中附子量虽较四逆汤中附子用量为少，但却是生用。生附子的应用我没有经验，但不经炮制通行走窜必强，相同的体质下激发元气之量必多。网上有病家和医家用过者，比较生炮附子的区别时，曾言及生者破内寒，炮者走表，如是大剂量长期服用于破寒，性燥。我的理解是炮附子性燥一说是否与元气蓄积证的识别有误或是炙甘草的用量有关？总之，白通汤用生附子不伍用炙甘草，必要体实元气不太虚才经得起如此峻猛之剂而无驱逐元阳或浮阳上扰之忧。如是虚寒证以虚为主而致的戴阳现两颧潮红游离不定可否再予辛散选用白通汤？用之元气能否进退自如，既能守住自已的大本营又能祛寒？通过前面的论述，读者自能给出答案。所以我们在比较诸四逆类方时，一定要有元气多少的概念，不可以戴阳格阳一以统之，否则临证时鲜有不偾事者。因此四逆汤用于虚寒证时，不论是否有戴阳格阳等相火不位证是为首选，因其以炙甘草为君而顾及元根的本位，不因姜附之用而有离脱之虑。白通汤用于元气不太虚者，也不必定见有戴阳之证才选用之，而应以寒闭体实的寒实证为指导，一切以元气多少为指南。此诚如浅田宗伯言“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治寒盛遏阳，厥逆无脉，脉伏不出，自利烦躁等证，是寒闭也。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治虚寒之甚，脉微欲绝，手足厥逆，反不恶寒，下利清谷，里寒外热等证，是虚寒也。”（《伤寒辨要笺记》）胡希恕也有相同的看法：“白通汤主用发汗的葱白，虚寒盛极于里，依法势在必禁，试看下利清谷、四肢厥逆、脉微欲绝诸治，均用无葱白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而无一用有葱白的如本方者，就是这个道理。”（《经方传真》）

 回头再来看吴氏此案首诊给出的白通汤加肉桂。我就不明白，既然选用诸四逆类方中辛散走窜力最强的白通汤以破寒闭，为何还加用肉桂？岂不与白通汤名白意为葱白为君、名通意在破寒闭通经脉的立方之本意相违？话说回来，不加用肉桂，患者稚阳之体经得起白通汤重用附子的如此辛散之剂吗？好在有肉桂拖住元气之根且从始至终都不离不弃。既然加用肉桂是为了拉住元气，又何必重用附子而不用炙甘草呢？不知吴氏当时的思路如何，为何选用白通汤，又为何加用肉桂，凭什么指征加用，其间又为何加用生甘草，仅仅是因为见有烦燥一证就易方为茯苓四逆汤，且不加用人参？此案从始至终如果原方药一样，不用肉桂会如何呢？如不加用肉桂应以何方应之？我的看法是治以四逆汤，炙甘草量一定要大于姜附量，如此姜附量就不必大剂如吴氏之用了。虽说此案是寒实证，以寒为主，寒闭致相火不位，格阳戴阳均见，白通汤为正选，但要考虑到患者才十三岁，还是稚阳之体，元根因于药物易于脱离，所以还是以四逆汤之用为首选。我无意否定吴氏的治疗，但读者应该也可看出吴氏对元气的认识有限，对四逆汤白通汤的区别应用仅局限于临证经验所得，加用肉桂是歪打正着之举。吴氏作为大剂量应用附子的开路先锋，对其医案的详加解读，目的在于让读者明白附子不是不可大量应用，但更多的情况是不必大量应用也有佳效。

《关于附子运用的一些问题》一文，是笔者2004年在网上发表的一些帖子的汇总，其中部份是向三七先生请教的内容，结合此书的论述可以看出笔者在应用姜附剂的认识的轨迹。三七先生是我非常欣赏的应用附子的高手，在2005年之前，先生也常以大剂的附子应用于临床，并曾以身试法。2005年始渐以小剂姜附剂的应用为主，疗效更好。笔者在2005年之前的附子之用起手就是三十克，不效就以三十克为单位累加，最大量用至三百五十克，百克以上的已是常用量，效与不效均有，见效快和能治愈者并不是附子用量最大者，用量小也有速愈者。更多的情况是药量与药效不成正比，甚则元气蓄积证未出现，附子的毒性或壮火食气证先出现了。遇到了几次反面的教训，就开始反省已之过，特别是在认识到四逆汤中炙甘草之用后，彻底地从之前只进不退返回到从小量用起，开始试用小量姜附剂的疗效，不想效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外。于是在临证中才慢慢学会倾听元气的声音，与元气朝夕相守，渐渐地听懂了元气的语言，直至目前自认为成为元气新交的朋友。目前笔者附子的用量一般以1克、3克、6克、10克、15克、20克为常用量，极个别寒实证患者，累加至一百克服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效果不显，就改以灸法，因为灸法的应用易为患者自已根据情况调整，医者少了附子中毒和壮火食气之虑。当然，直至目前，我仍不排除临证有一起手就需要应用大剂量附子的病情。当用之时，我想我会狠下重手，对于当重拳出击寒邪，我不会心慈手软。

唐步祺先生生平简介

唐步祺医师，生于1917年，卒于2004年，享年87岁。四川省永川县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

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于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唐氏幼承庭训，习郑氏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之门，继问难于任应秋氏。行医半个多世纪，精于辨阳虚阴虚症，妙于应用姜、桂、附子，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氏先有《咳嗽之辨证论治》专著问世（1982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晚年历时十五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与《伤寒恒论》。阐释融原著之理法方药与临床运用创新于一体，医理既得真传，医法又极实用。该书出版之后，海内外反应强烈，谓其能自成体系，独立医林。

自行医以来，个人或集体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海外弟子还邀请两赴欧洲，一赴新西兰讲学授徒，其门人广布国内及欧、亚、澳洲。

唐步祺“火神派”的传播者

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

　　唐步祺(1917～2004年)，当今“火神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其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先生。唐步祺幼承庭训，习郑钦安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教授之门，听学于“卢火神”卢永定先生“扶阳医坛”，继问难于任应秋教授，行医半个世纪。精于伤寒与郑钦安学术流派，擅于辨阳虚阴虚证，妙于应用姜桂附，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氏服膺郑钦安之学，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研究，曾几次走访郑氏嫡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唐氏晚年历时15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阐释完成，先后付梓，自1991年3册分别出版以来，受到各界好评，后又将郑氏三书统一体例，合为一本，定名为《郑钦安医书阐释》，1996年四川巴蜀书杜出版，2004年由该社再次修订出版，阐释郑钦安著作并与自己临床理法方药创新于一体，医理既得真传，理法方药又极其实用，特别是一些自己应用病案和治疗具体体验，出版之后，受到临床者的高度关注与研习，深受海内外医家赞赏，谓其自成体系，独步医林。该书对郑氏原著精勘细样，订正错讹，按节进行阐释，并附有自己的验案约40个，在该书的序、跋文中，唐氏还对郑氏学说作了初步的归纳整理，这些对于传承、研究火神派成为及其重的文献和依据。就此而论，唐氏可谓是用心最专，用工最勤，成绩最著，时间持久，理论联系临床，资料丰富而详实，称得上是火神派郑钦安先生最忠实的传人与发扬者。

　　《郑钦安医书阐释》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郭子光教授所说：“工于文，精于医，学验皆优。其对郑氏著作研究有素，不惜数十年之精力，逐条逐句，细勘点校，并附间释，旁征博引，彰明义明，展现奥旨，又将自己实践所得融于其中，足以学之所用，确非随文释义者可比。”其可谓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唐步棋先生“无限钦佩郑氏之学验俱丰”，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其学术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郑钦安医书阐释》中，多系维护、阐释郑氏学术之论，发扬光大扶阳学说，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归纳郑氏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三：一是阴阳为纲，尤重心肾阳气；二是百病不离六经气化：三是联系实际，阐释伤寒精义。唐氏在阐释郑钦安三书的同时，对郑钦安的诸多内容进行点评，昭示“火神派”学术思想精华的内涵，把其精髓内容进行详细的述评，特别是附有自己的临床验案，是其重要的贡献之一。理论上唐氏宗郑氏之学，实践中不仅善于运用郑氏倡导之法和推荐之方药，并且多次说到，“多年临床考验，确信其真”。作为“火神派”的传人，唐氏自然擅用附子，而且用量很大，自谓：“临证数十年来，以善用姜桂附闻于世”，“对阳虚诸种病症，用姜附少则30g，多则达250g，从未发生任何副作用，真是药到病除”，乃至被誉为“唐火神”。唐氏多次提到的方药，多系郑钦安推荐与创用之方，主要是四逆汤、附子理中汤、补坎益离丹、麻黄附子细辛汤、干姜甘草汤、潜阳丹、封髓丹、白通汤等。在应用中不仅多附有自己的亲身体会，且多有创新思想。如唐氏应用干姜甘草汤治疗各种血证，“都先用大剂甘草炮姜汤加血余炭，屡用屡效。然后审察病情，按法治之”，这里面其中包涵着当辨证不能确定是否阳虚之时，先用该方药进行试投，无异常反应则可放胆应用辛热重剂，可谓是临床经验丰富。如果说反映唐氏“火神派”学术思想的精髓，则出版于1981年的《咳嗽之辨证论治》更能代表其创新之作，正如任应秋教授在其序中所说：“唐君步棋，集所学所验，成《咳嗽之辨证论治》一书以示余，见其亦以外感内伤作为治咳嗽之两大门类，而内伤一类，又以虚损分治，与余之论有所合，实亦得治咳嗽之机要。细观其处方用药，既有祖述，亦有化裁，不泥不杂，允执厥中，确是一本论治咳嗽的佳作。”咳嗽一证临床颇多难治，唐氏把“火神派”思想应用于该病的辨证论治之中，处处维护人的阳气，善用姜附桂三药，特别是多有新的体会，并创用自己的一些新方，如新订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加麻黄汤等，他多钟情于附子理中汤应用，把其应用于咳嗽的多种阶段治疗，特别是在病后调理过程中，创用附子生姜羊肉汤，对于慢性咳嗽病症的巩固治疗确实是最佳的方法。唐步棋先生毕生研究郑钦安的学术思想，是“火神派”的忠实重要传人，颇得“火神派”用药心法，不仅把姜桂附应用得出神入化，还使“火神派”在当代得以传播。

　　唐步祺先生研究郑钦安之学，为“火神派”的传承与发扬付出了终生之心血，《郑钦安医书阐释》不仅为传播郑氏学术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郑氏理论与临床有机结合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为学习与研究郑氏的扶阳重阳学术思想提供了捷径。

　                ——《中国中医药报》2007-05-25

“唐火神”治犬案

向天清

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发到这里有点不太合适.但很有意思.与大家一起分享,权当笑料.同道们也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2001年夏天的一天,一个怀抱小狗的中年男子在众多病人中一直不予近前,直到其他病人相继离开,他才走向前来自云其为唐师早年治愈病人之友,慕名而来,有事相求,唐师曰请讲.扶其怀中小狗,随拿出携带的一本《实用养犬大全》笑曰 :近日小狗外感,鼻塞,不食,还打喷嚏,跑遍成都几大宠物医院打针输液无效.我实在没法了,求您给治治吧 .

 唐师曰没有经历过,不予诊治.恳求道:这是一只价值四万的名犬是我的宝贝,帮帮我吧.一听此言唐师更是不予诊治.继续恳求道:唐老师啊,小狗也是一条生命呀.您就当它是一个孩子,您就给治治吧.  

 唐师听罢,思忖片刻.唉!那我就试试吧.不过说好了,治小孩我有经验,治小狗可没经历过.好,好..........  

 小狗的主人满意的笑了.

 唐师随即开方:麻黄5克,附子15克,细辛2克,干姜12克.半夏苏叶防风各10克.取药两副满意离去.

 第三天,小狗的主人喜滋滋地前来报告:唐老师,您的药真管用.您看小狗好了,是不是再调调脾胃.

 师父也愣了,如此捷效.随开白术12克,干姜12克,党参10克,甘草10克,焦三仙各10克,两副.后来电话告知彻底好了.万分感谢唐老师.接罢此电话,师徒相视,哈哈大笑.

 师徒二人继续讨论医学.师曰你看,狗本为热性动物也让抗生素给整的.成了阴盛阳衰.

 2002年冬天的一天跟师侍诊,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忽然想起就是那个小狗的主人,随问起小狗的情况.一直很好.

结论:当前阳虚的不止是人,动物也如此.滥用抗生素的结果贻害无穷.苦寒中药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