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甲医院入职体检:【读史札记】郑翦：唐朝成功的炒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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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敬宗皇帝李湛驾幸南郊，到太清宫拜神，这样的祭祀活动，对于尊崇道教的唐朝皇帝们来说，早已经成为一种例行的公事，本来很平常。对此，《旧唐书· 敬宗本纪》记述的非常简单，只用了寥寥的十一个字：“辛亥，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然而，在这表面看起来很平常的祭祀活动的背后，却发生了一起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使敬宗皇帝这次很平常的祭祀活动充满了神秘色彩。这起事件，《旧唐书·敬宗本纪》只字没提，《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条却记述的非常详细：
　　宝历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翦时主役于御院，忽于县之西隅，见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过路，汝速识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惧，领役人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命发之，则古井存焉。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转传布，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宏规，以事上闻。上既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于马前蹈舞称贺。遂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石，置于井之上，以表神异，其名曰圣瑞感应记。乃赐翦绯鱼袋。
　　原来，敬宗皇帝在驾幸南郑，去太清宫祭祀之前，负责皇帝护卫和起居的长安县主簿郑翦，在行宫的西院值班。忽然来了一个白衣老人对郑翦说：“这下面有口井，是皇帝要经过的地方，你快把他填上，不然你会犯下大罪。”郑翦十分害怕，赶快找人来挖开地皮，一看下面已陷下去了好几尺，原来真有一口古井。惊讶之余再去找白衣老人，已不见了。于是，才知道这白衣老人是神仙。郑翦没敢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但还是传出去了。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把这事报给了敬宗。敬宗在太清宫祭祀完毕回到皇宫，在宫门下马后，宰臣及供奉官们都祝贺皇上平安还宫。敬宗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写文章，命起居郎柳公权写下来刻成碑，竖在那口填实后的古井上，碑文名叫《圣瑞感应记》。敬宗皇帝为此特别赏赐郑翦绯鱼袋。
　　郑翦的这段奇特经历，《太平广记》卷308“郑翦”条也有记述，与《唐会要》所载大同小异，但误把敬宗当成了穆宗，不知何故。我谈不上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品读郑翦的这段奇特经历，第一感觉还是告诉我：这其实不过是一起炒作，一起由郑翦精心策划的、上至敬宗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共同参与的炒作。
　　首先，我们看这起炒作的动因。大凡炒作者，不怕事儿大，就怕胆儿小。郑翦时任长安县主簿，级别从八品，在唐朝庞大的“干部队伍”里，像郑翦这样级别的官员，一抓一大把，要想出人头地，混到“著绯衣，佩鱼袋”——五品以上的地位，通过论资排辈这条正常渠道，就算再有熬的耐性，甚至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也不一定能爬上去，这就需要捷径。而在君主体制的时代，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走“上头路线”，即：获得皇帝这个大老板的赏识。只要获得了大老板的赏识，提职、晋级也就指日可待甚至立竿见影了。
　　其次，我们看这起炒作的时机。“御院”的地面，因为其下有一口古井，导致塌陷数尺，这样的安全隐患，我以为，作为负责皇帝护卫和起居的郑翦应该早有觉察，事实上，他已经早有觉察，可他为什么非要等到敬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的时候才修复，而且还要把这个安全隐患，附会成神的提示呢？这就是时机的把握问题。当时的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的折腾，早已经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了，突出的症结就是宦官专权、党派纷争、藩镇割据，而对于刚刚上台的敬宗来说，资历尚浅，年纪又轻，还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威信，在这个节骨眼儿进行炒作——如此的感情投资，可谓正当其时。
　　再次，我们看这起炒作的方式。唐朝的皇帝大都尊崇道教，奉老子为先祖，民间的道教也十分盛行，所以，拿神仙炒作，无疑是变相抛售“君权天授”，为敬宗贴金，这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舆论鼓吹，不仅迎合了圣意，搔到了敬宗的痒处，也与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吻合，易于被人接受。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如此的炒作，郑翦不仅把皇帝谄媚得很高兴，而且把所有的人都忽悠得信以为真了，自己也获得了“著绯衣、佩鱼袋”的殊荣。
　　郑翦生活的时代，没有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媒体，但郑翦策划的这起炒作，竟然炒的轰轰烈烈，不仅引起了皇帝的关注，还载入了史籍，如此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东西当然有很多，除了他自身的因素外，实在得益于如下五种人：
　　第一种人，推波助澜的人。郑翦把遇到神仙的事儿，最早透漏给的人，很显然，就是那些和郑翦一起填平古井的“役人”。这些“役人”，我猜测，应该是郑翦有针对性选来的，他应该十分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乃至品行：好奇、装不住事儿、扑风捉影、好散布小道消息。所以，通过这些“役人”们的嘴，郑翦达到了表面上“默不敢告”，而心里巴不得这件事儿满城皆知的真正目的。
　　第二种人，加热升温的人。“役人”们是大老粗，不明事理，尚可理解，但作为朝廷的要员，也跟着以讹传讹，就不可思议了。比如，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居然把郑翦遇到神仙的事儿——我的猜测，十有八九是当成一种“祥瑞”报告给了敬宗，从而，把这起炒作从个人的行为转向了政府层面。其实，刘弘规真的相信郑翦遇到了神仙吗？未必。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持这样的信条：我爱真理，但我更爱皇帝。
　　第三种人，满意认可的人。郑翦的炒作，说到底是为了谄媚敬宗，他心明镜似的：即便自己真的遇到了神仙，如果得不到敬宗的满意和认可，也是白忙活。他一开始“默不敢告”，当不乏这样的心理吧？其实，郑翦的担心有些多余了，唱赞歌的人，在那个朝代不吃香？敬宗把这件事儿树碑立传，大肆宣扬，当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看来，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不知谁总结的这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第四种人，变相支持的人。炒作需要人气。韦处厚、柳公权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大臣，敬宗钦点他们两人撰写碑文，是看中了他们文笔和书法吗？是，又不尽然，敬宗看中的更是他们的影响力，用他们的影响力拉拢人气。他们的参与，无疑就是一种代言的广告：我们以自己的人格担保，郑翦遇到了神仙，是真的，而言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敬宗皇帝，是当然的真龙天子。
　　第五种人，随波逐流的人。任何炒作，都带有虚饰的成分，只要你去客观地审视，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郑翦遇到神仙的事儿，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是没人发现疑点吗？不是，是因为投鼠忌器，这个“器”就是敬宗皇帝。因为你怀疑了神仙的出现，就是怀疑了皇权的神圣，就是大不敬。如此的随波逐流，岂止是那些向敬宗皇帝祝贺的“宰臣及供奉官”啊，千百年而后的我们，不是也大有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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