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人小方微博:火神派资料汇编（上）

火神派资料汇编（一） 

上篇——火神篇

 关于中医火神派及其现代的发展

何绍奇

 一、“火神派”的开山之祖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卢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郑钦安，名寿全，钦安其字也。四川邛崃人。生卒年不详，查其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刊印的时间分别是在清同治8年和13年，即公元1869年和1874年，又据《医法圆通》书中提及“余业斯道三十余年”，可以推论出他是道光生人，其著书的年纪，大约50多至60岁左右。据《邛崃县志》，郑钦安出成都名医刘芷塘门下，刘生平事迹不详，看来这又是一位“识用精微过其师”的了。  

　　为什么要称“火神派”？是因为这一派不仅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还不断地发扬光大（如祝味菊用附子治高热心衰，吴佩衡用附子治麻疹险证），历百余年而不衰。

二、郑钦安治哪些病证用附子、干姜  

　　郑钦安说“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治内妇儿科杂病所列病证，就有60余种，加上伤寒温病，则远逾百种之多。诸如咳嗽、呕吐、泄泻、腰痛、头痛、唇口红肿、齿牙肿痛、口臭、喉蛾、臂痛、筋挛、心痛、胃痛、二便不利、淋证、失眠、健忘、胀满、中风、淋浊、痿躄……门类遍及于五脏六腑、外感内伤。其中有些病证，通常无用姜附之理，但他依然照用。

三、郑钦安提及的阴证依据  

　　综合郑氏书中阴证的依据，约有以下13点：  

　   1.少神或无神。  

　　2.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  

　　3.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  

　　4.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  

　　5.语声低弱。  

　　6.唇色青淡或青黑。  

　　7.痛喜揉按。  

　　8.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  

　　9.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  

　　10．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  

　　11．小便清长，大便通利。  

　　12．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  

　　13．脉微或浮大而空。  

　　扼要地说， 突出在一个“神”字，凡是“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

四、郑钦安为什么要强调阴证  

　　阴证之形成，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此外，与饮食劳倦、房室不节有关。还有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不分体质，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误用、多用、久用寒凉滋腻，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尤其是对喉蛾、血证这样的病证，阳证固多，阴证亦复不少，而医者每多忽视阴证。  

　　此外，郑氏几乎在每一病证之后，都要批评市医积习，这一积习便是不独 立思考，不思治病求本，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见血投凉，又多用套路套方，如一见便秘即用大黄、当归、白芍、蜂蜜、麻仁、郁李仁，一见小便不利，便是木通、车前、滑石之类；更视峻药如虎，力图平淡稳当。小病犹可，大病则往往误人。由此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

五、证治举隅（原文节录）  

　　1．喉蛾（扁桃体炎）：喉蛾一证，有少阴君火为病者，或外挟风热，其证心烦，小便短赤，口渴引冷，挟风热则见发热、头痛，治当清热祛风，如导赤散、甘桔汤，重则黄连解毒汤。有脾胃积热，其人必过食厚味，多烦渴引冷，二便不利、口臭气粗，红肿疼痛等，法宜去积热，如大小承气汤之类；有怒动肝火，上攻于肺而致者，其人必胁痛，烦躁口苦，面青，法宜清肝，如丹栀逍遥散、大青饮之类。  

　　因肾气不藏，君火弱不能制阴，阴气上僭，逆于咽喉而致者，其人口内肉色必含青黑色，或惨黄淡白色，痛亦不甚，人困无神，脉必浮空，法宜扶阳，如封髓丹、姜桂饮、白通等方，皆可令服。  

　　近来市习，一见喉症，往往用吹喉散、冰硼散一派寒凉之品，阳证无妨，阴证有碍，认证贵明，须当仔细。

    2．鼻衄：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征，如口渴饮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法宜清火攻下，如大小承气、犀角地黄汤、导赤散之类。  

　　有由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血，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

　　3.疮科：凡疮之生，无论发于何部，统以阴阳判之为准。  

　　阳证其疮红肿痛甚，寒热往来，人多烦躁，喜冷恶热，大便坚实，小便短赤，饮食精神如常，脉息有力，声音响亮、疮溃多稠脓。  

　　阴证皮色如常，漫肿微疼，疮溃多清水，流清脓，黄水、血水、豆汁水、辛臭水，其人言语、声音、脉息、起居动静，一切无神，口必不渴，或渴喜热饮，舌必青滑，大小便自利，其治或以桂枝汤加香附、麦芽、附子，或麻黄附子细辛汤；疮溃而脓不稠，用黄芪建中汤、附子理中汤。阴寒最盛者，可用回阳饮、白通汤或黄芪甜酒炖七孔猪蹄、羊肉生姜汤等。

　　4．痿躄：东垣、丹溪道《内经》“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治痿独取阳明”之旨，专主润燥泻火，但《内经》所论，当是肺热叶焦之由，起于阳明也。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生精生血，化气行水之源也，《内经》谓阳明虚则宗筋弛，明是中宫转输精气机关失职，精气不输于脏，则痿生。以此分处，则治痿独取阳明一语方成定案，即不能专以润燥泻火为准。即有邪火太甚，亦未见即成痿证，果系火邪为殃，数剂清凉，火灭而正气即复，何得一年半载而不愈。法宜大辛大甘以守中复阳，中宫得复，转输如常，则痿证可立瘳矣，如大剂甘草干姜汤、甘草附子汤、参附、芪附、归附、术附，皆可酌选。

六、治验选录 

　　《医法圆通》所载治验无多，且都散见于原文中，从未见有人引用，因此如同浑金朴玉，阅之，弥觉可珍，爰选录四则，以飨读者： 

　　予尝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空，精神困倦，少气懒言，半载有余，予知为元气散漫也，即以大剂吴萸四逆汤治之，一、二剂而胀鼓顿失矣。  

　　又治一男子，腹大如鼓，按之中实，坚如石块，大小累累，服破气行血之药，已经数月，予知为阴积于中，无阳以化之也，即以附子理中汤加桂、蔻、砂、半、丁香，一、二剂而腹实顿消。  

　　一人病患咳嗽，发呕欲吐，头眩腹胀，小便不利，余意膀胱气机不降而返上，以五苓散倍桂，一剂小便通，而诸证立失。  

　　 予恒见中年老妇，每多两手膀痛而不能举，究其所病之由，多起于少年天癸至时，不知保养，洗衣浆裳，常用冷水，以至寒凉伤及经络，不即为害，迨至中年老时正气已衰，兼受一点寒邪引动，而痛斯作矣。予每以甘草干姜汤加鹿茸、桂尖、附子、葱、酒，治之多效。  

七、对郑钦安的评价  

　　郑钦安为清代独具风格的医家，享誉巴蜀，其认证用方，专在“阴阳”上下功夫，对阴证证治，颇多发挥，尤以善用干姜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实医林一代怪杰。  

　　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其所论阴证特征，可供临床者参考，以备一格。  

　　他批评的市习，一见什么病，就用什么病的套方套药，而不问阴阳，不辨证侯，这样的毛病，是医生的通病，我有时也难免不自觉地蹈此覆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阴论医家的地方。  

　　至其用方多是举例，言其大概而已，读者但师其意可也，不可拘泥。

　　

火神派宗师及传人

 

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字软安，四川邛州固驿镇人，生于道光四年，卒于清宣统三年，享看87岁，郑钦安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医刘止唐，先生教其熟读深思《内经》、《周易》、《伤寒》诸书。郑氏穷二余年之精力，探索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论》心法，下及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著有《医理传真》、《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成为后世追奉“火神派”的理论指导。

    郑氏在其著述中，不仅善辩阴阳，擅抓阴阳，同时郑氏在阴阳两纲之中，特别重视阳气，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即亡人也即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也”。故论治时即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为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其说“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有所全消，百病不作。”“真气命根也，火种子也，藏于肾中。”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必首先考虑元气虚实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他善用大辛大热之姜、附、桂之类来治疗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无策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汤、四逆汤治疗诸多杂病百余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因此，后世尊称其为“郑火神”，盖犹昔人知名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郑氏的这种影响在四川一带最为快炙人口，并且形成郑钦安学派，近代称之为“火神派”由此而来。

    郑钦安晚年收一弟子为卢铸之先生，在最后的十余年时间就是由卢铸之先生相伴而度过的。到了清代一末期，郑钦安的第三部书《伤寒恒论》发行，主要是由卢铸之先生参与整理，因不那时郑氏已经九十多岁了。郑氏去世后，卢铸之游学三年后返回四川成都，在光绪末年开设了“养正医馆”。由于卢铸之也善用扶阳药物，临床疗效显著，屡起固疴，享誉巴蜀，世人也尊称其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子卢永定先生，出身中医世家，继承和发扬了郑钦安、卢铸之的学术思想，善于运用大剂量辛温扶阳的姜、桂、附等药物治疗外感疾病、内伤杂病，和父亲一样也被尊称为“卢火神”。在1911年，卢铸之在成都开高了一个“扶阳医坛”，主要讲《内经》、《伤寒》、《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以及郑钦安的三部书。他每周两面次到三次，每次讲一到两三个小时，讲临床医生案，讲中医生经典。那个时候来听课的有云南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以及成都的范仲林、田八味等诸多学者。卢铸之去世以后，卢永定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初期，继续开办这个讲坛，也是开放的，免费的，讲医生理，讲钦安、卢氏学术思想，讲临床所得。在那个时候，成都的唐步棋等也来开始听讲学习钦安、卢氏学术思想。卢氏传人卢崇汉教授，师从其祖父卢铸之先生、佰父卢永定先生，卢崇汉深得祖父二辈悉心教培，医道日进，十七岁即悬壶成都，十九岁已有医名，临证也善用桂附起沉疴大疾，深得扶阳三味，亦有“火神”之称，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和其学生刘力红教授著有《扶阳讲记》一书问世，启开了火神派学术之大业，至益于后世。

     (紫林道人注:本人少年时体弱多病,14岁就好研究道学,气功,医学,武学,周易,所访明师几十位,我在1996年11月16日购得郑宗师的《医理真传》,就发现此书是宝书,并请好友也买了几本,我不但读此书,自己也服了无数次的附子每次10--50克,因我体质是虚寒型,以前每次体虚常常是"满口齿缝流血不止,"睡中口流涎不觉者,何故?"书中就是这样说的.当时请教过许多老师,但都治不好此病,因为大部份老师都是寒凉派.

     在发现此书以前,1993年本人祖母得了胃癌,也一直运用凉派中草药抗癌,结果"病吐清水不止,饮食减,""病人头面四肢瘦甚,少腹大如瓜,唇舌青滑,不思食物,气短."书上也如是说.回想起来真是可怕,以前原来也是个庸医.但现在回头看看,有多少医生还是在如此而运用,所为的名医,自以为是,被自己的"所知障"所困,包括我以前跟过的老师啊!不是我不敬,我是以事论事!

     祖母逝后我也一直在寻访明师,至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地研究各少数民族医药.1997年又找到了一本书《孙秉严40年治癌经验集》他在书中讲到"人的生命,不只是有形的躯体,而且蕴有无形的生机,这个生机,用中医的术语来讲,就是火和热,归结到一点就是阳气.""前来就诊的全国各地的病人,不论是长江以北还是长江以南,也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寒型和偏寒型症侯者最多,约80%(从1000人总结分析中得出).""寒型甲印者占了绝大多数(80%),说明恶性肿瘤病人中体质虚寒的是最大多数."

     之后又读了《医法圆通》,祝味菊的《伤寒质难》,最近又看到网上有许多道友在谈火神派,我也来说自己的体会,我无门无派,道法自然,有好的我就去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李可老中医的经验集》，《祝味菊经验集》《吴佩衡医案》《范中林医案》《中医火神派探讨》《扶阳讲记》《思考中医》我都把他们读了.其实火神派里面他们用药各有特点.但都有共同点,不离扶阳.如同太极拳分为各家.

    以道家的观点,全阴就是鬼,全阳就是仙,阴阳平衡就是人,不平衡就是病人,我很喜欢研究道学,因为他是研究人怎么样长寿,道家主长生,佛家主要研究怎么样往生.所以说医术通仙术,十道九医.我觉得道学更接近我们的生活.道家非常注重于阳气的修炼,你可以看祖师的名字就知道了,如紫阳真人,王重阳,吕纯阳,李真阳等,可见道家仙人很注重于阳气.郑火神在《医理真传》开篇就先讲"乾坤大旨""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可见医道同源!)

 

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

——记成都人尊敬的郑火神

唐步祺

来源：向天清摘自《成都风物---医林佳话》

清代，川省名医辈出，但能卓然成家，著书立说以传世的，实为少见。直至晚清，成都医林中才出了个郑钦安。他长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善用经方治病。尤其是善用大剂量姜(生姜、干姜)、桂(桂枝、肉桂)、附(生附子、熟附子)等大辛大热药救人于危而名震一时，被人们尊称为“火神”。由于年代久远，一般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医学贡献，都不大了解。但我国中医学界，却根据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推崇他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

郑火神原名寿全，字钦安。道光四年(1824)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县)固驿镇。祖父郑守重，是乾隆时的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遂退而团聚一个私馆，教了二十来个大小不等、程度不齐的学生。钦安是一个独子，五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十六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省城成都。其父因屡次困于场屋，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兼名医，号称愧轩教主的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曾赞许他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要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东汉名医，著有《伤寒论》)立法立方的要旨。到了二十四岁(1848)时，就开始在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博览古今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总结经验。中年以后，为将艺术传于后代，除诊病外，就课徒著书。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列举数十条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园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五年后，即同治十三年(1874)又刊行《医法园通》，自叙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园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枝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过了二十年，即光绪二十年(1889)，又刊行《伤寒恒论》就仲景《伤寒论》原文，逐条一一剖晰阐明，言简意赅，在前人近百家《伤寒论》注解外，独树一帜。三书刻版印行，皆得其师门刘氏师兄弟的赞助，藏版于刘氏书屋。三书流传颇广，当时即被人尊为中医中圣手。

 笔者每尝细读其书，服膺其学术造诣，故揣摩其精华之所在用之于临床治疗，效如桴鼓。近年来，曾专门几次走访他的谪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现仅谈他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就不失为一则饶有意义的医林佳话。

 清末同光年间，郑火神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狭窄，很少轿马往来。有一天，一个差官模样的人，从小轿下来，手捧泥金红贴后面跟着四个大班抬着蓝呢大轿。捧泥金帖的差官，躬身向小院内一老妇人间道：“郑老师在家吗?”老妇回说：“郑老师已去晶仙楼喝茶。”差官转身向大班吆喝：“快!到青石桥晶仙楼。”一行人转弯抹角，到了晶仙楼外停下，语问堂倌：“谁是郑老师?”堂倌闲手一指，只见临窗一张桌上，围坐五人，其中有一鹤发童颜，两目炯炯有神的老人。差官立即向前，躬身一揖，捧上泥金红帖说：“知府朱大人，敬请老师为夫人治病，望不吝赐驾，轿在下面恭候。”

郑火神性情孤傲，平日少与大宦之家往来。今见知府以礼来请，慢条细理地向门徒说：“朱知府他知道有我郑某吗?他既以礼来请，只好去走一趟，等我回来讲书，先不要回去。”众门徒躬身起立说：“是。”便送老师下楼，眼看着老师上轿，随差官而去。

 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的知州、县令，纷纷推荐该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在众多的名医中留下六人，长住府衙，以便朝夕磋商用药。他们有的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补溢；有的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以致吐血。先用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加炒芥、藕节、茅根之类，专主滋阴降火，治之不效。继用四物、八珍、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归脾汤等方，轮流服用。每剂药都用贵重药品——高丽参。一剂药最少要二、三十块银元，若是便宜了，夫人一定要闹着说：“便宜无好货，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谁知还是愈医愈坏，非但无效，反而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把医生们急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郑火神当时为人治病，坚持用《伤寒方》治疗，疗效很高，受到一般医生的嫉妒。他对时医又多所贬谪，自《医法圆通》刊行，开宗明义第一篇“用药弊端说”中谓：“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晶药性，悬壶于市，外著几件好衣服，轿马往来，目空一世，并不虚心求理，自谓金针在握，仔细追究，书且点不过两篇，字且书不清几个，试问尚能知得阴阳之至理乎！”故一般医生对郑火神由嫉妒进一步为仇恨，总欲伺机将他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所谓“名医”，虽然说治病不得行，将知府夫人医得来饭不思，茶不饮，看来离阴间日近，距阳世愈远，但开滥条确有本事；几经密议，定下金蝉脱壳，移花接木，输赢都要吃糖的妙计，就串同账房舅老爷举荐郑火神来治。

 账房舅老爷向朱知府说：“姑太太的病，看来确实沉重，但吉人天相，一定可以治愈。城中有个医生，人们称为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此人性情孤傲，必须特别优礼延请才行。”朱知府平日亦曾听说有这样一个火神医生，感到救夫人命要紧，只得放下官架子，做出一付礼贤下士的模样，派差官手痒泥金红帖，用自己坐的蓝呢大轿去接。

 当日郑火神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府衙，朱知府穿着家常便服，在内花厅相迎，拱拱手说；“有劳郑老师，不恭之处，诸祈见谅。”郑火神忙答：“府尊太客气了，命人来唤即可，何必用蓝呢大轿相接!”朱知府说；“拙荆久病，医药罔效，舅老爷淡及郑老师人品学问，医术精湛，不胜钦佩之至，故仰仗高明，以释下怀。”彼此客套一番，知府随叫管家到上房关照一声，说有老师来看病。随后同进堂屋，老妈子打起门帘说：“请里面坐。”知府让郑火神西面凳上坐下，简略地谈了一下病情。老妈子拿了一个小枕放在床沿外，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诊脉完毕，知府便将帐子打起，郑火神的双眼炯炯发光地直盯着夫人苍白的面容。那时已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而舌质淡白、苔腻诊视完毕，郑火神回到书房，喝茶吸烟，闭目沉思，考虑处方用药。

 片刻，朱知府见郑钦安久久不说话，心里毛焦火辣的，又不敢问，稍停，郑火神说：“治下医学浅陋，既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惭愧。暂拟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请府尊定夺。”随即手拂宣纸官笺，用狼毫湖笔在端砚内饱蘸着，写下一首七绝，注明以诗代替病历。

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

 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

 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

 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

处方：

 制附片四两 炮干姜四两 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一看，瞠目结舌，乖乖，这几味药，都大火热药，逼血外溢，岂不帮阎王催命。心里七上八下，但碍于情面，口中连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老师。这病与性命终究有妨无妨。”郑火神笑道：“府尊明察，夫人病到这个地步，非一朝一夕的病候，服此重剂，正是救人于危啊!”

原来知府是浙江入，温病学派在江浙兴起，影响及于全国，病家皆喜服清凉滋阴药味，而恶辛温扶阳之品。故银翘、桑菊、六味盛行，而四逆、姜桂、白通则多摒弃而不用。即使虚弱用补，亦宗朱丹溪，张景岳辈。今见处方，焉有不惊之理。遂走入内书房，与成都府属州县荐来的“名医”商议，请他们出主意是否可用。殊不知这正中他们经过密商，嫁祸于人的脱身之计。都说：“府尊垂鉴，此方有过入之处，非某等愚鲁所能及，请大人将郑某留在府衙，召其高徒来陪，观看夫人服药后的效果，”

 朱知府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随命舅老爷亲去拣药，连忙吩咐厨房备办酒席，对郑火神说：“恕我不恭，不能相陪。衙中又无知医药的人，可否请令高徒来衙侍候。”

 “好，快召徒儿们来共话，正好减我寂寞。”郑火神心中明知府中聚有几位“名医”，现在将自己留下夜宵，又召唤徒儿，不过是要看服药后的效果，把我扣在这里当人质罢了。不多一时，几个门徒一齐来到。酒席摆在花厅上，由舅老爷相陪，朱知府亦出来向郑火神敬了一杯酒。郑火神谈笑风生，频频饮酒，若无其事。然徒弟们则个个焦躁不安，真是食不知味。舅老爷陪坐一阵，对郑火神说：“我还要进内照料，恕不能久陪，请令高徒陪尊师作通宵畅饮，已派四个家人在此侍候。”

 “这着棋真险啊!”一个门徒很有感触地说。

 “不止险啊!还狠毒无比，明明是州里县里几个‘名医’，给知府夫人治病下不了台，平日嫉妒老师，想借刀杀人，一棒把老师打死，拔去眼中钉。”另一个门徒接着说。

 又一满脸愁容的门徒说：“我们都当了人质，不知这出戏如何收场啊!”  

 郑火神很沉着地向众门徒说：“贤契们！不要惊慌，既来之，则安之。朱知府敬重我，礼请为其夫人治病，实为宦场所少，我既敢写出止血诗，选用四逆重剂，实欲一服而止血，救人于危。收场吗?他明天早晨仍要用蓝呢大轿送我回弯弯栅子。下午，仍在品仙楼讲书。贤契们放心，且陪为师饮酒吧！”

 另一间书室里，几个穿丝着绸的“名医”悄悄地说：“夫人把郑火神这一剂药服下去，犹如火上加油，真是名符其实的送终汤，应把‘郑火神’改呼为‘郑瘟神’了!”  

 他们以庆幸的心情期待着内房的哭声。

 “上灯前服药，怎么二更天还没有动静?”  

 “三更了！四更了！怎么仍旧静静的?”

 “真的！郑某有火神保佑吗?”  

 “管他医死医活，我们不是都脱了关系吗?如医不好，则医死知府夫人的，正是火神的一剂催命汤，我们就保住了名医的地位。”

 “州里，县里哪个不知我们被朱知府请来为夫人治病呢?回去身价又高了！”  

 服药前，舅老爷来到上房外，悄悄对知府说：“今晚是最紧要关头，先将高丽参煎汤，以防万一，晚上多派人侍候。”少爷、小姐围坐床前，丫环、仆妇远远地站立着，朱知府躺在太师椅上，直盯着床上的夫人。

 药进口了，众人心情都格外紧张，焦急地望着床上。

 屋内清静得听不见一点声息，檀香送出一阵阵清幽香气，一根香燃过了。

 “妈!好点了吗?”女儿细声地问。

 “嗯，好点！”

 “不热吗?”

 “不热，反而凉爽！”

 “胸口不闷吗?”

 “不闷，较舒畅!”

 “不吐！”

 三更时候，服第二次药。

 “妈！更好点吗?”女儿又问。

 “嗯，好得多了！想吃点东西。”

 丫环忙将熬好的红糖稀饭捧上。

 女儿慢慢地喂了一小瓷碗。

 天亮了！丫环将夫人扶起来，又由小姐缓慢地喂了两小瓷碗稀饭。

 大少爷溜出房外，走向账房：“舅舅！妈病好点了，还吃了稀饭。”

 舅老爷匆忙来到上房问候夫人，立即转身到外书房，躬身一揖道：“郑老师真是华陀、扁鹊再世，妙手回春，夫人已转危为安。”随即呼唤跟班打洗脸水，送茶、敬烟，摆点心，忙得不亦乐乎。朱知府梳洗毕，亦出来向郑火神拱拱手说：“郑老师，高明，高明!改日再谢。”随即呼备桥，送郑老师及其高徒回府。

天下午，师徒们仍在晶仙楼聚会讲书。郑火神即以此病作例来讲解说：“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犹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症候。血症亦不出阴阳二字，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阳虚吐血，即当升者不升，不当升者而反升，由于阳气衰弱，不能统血，阴气太旺，势必上僭，渐干清道，以至外越。古人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教人补火培土以治水，四逆汤力能补火，实为对症之方药，故用之无疑。”

 门徒问：“为何开头即用此重剂，岂不惊世骇俗?”

 “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病者已奄奄一息，真阳欲脱，若不用重剂加逆以回阳祛阴，就不可救了。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

 又问：“四逆汤原方用干姜，今改为炮干姜何故?”  

 “患者系吐血病，用炮干姜(黑色)以温经，血红见黑则止，合甘草又能苦甘化阴，此乃活法园通之妙用。”

 师徒问答，直至傍晚方散。

 过了不久，弯弯栅子小院门口，忽然唢呐锣鼓声，噼噼叭叭的火炮声响了起来，围观热闹的人挤满了一街。只见账房舅老爷从小轿内下来，手捧泥红帖，身后八个亲兵，抬着一道黑漆大匾，一朵绸扎大红绣球花衬出金光闪闪四个大字——“医宗仲景”。四个管家抬着两抬礼品，一抬是茅台、海参等美酒珍馐；一抬是狐皮、绸缎等名贵衣料。帐房舅老爷举起泥金帖子说：“郑老师治好知府夫人重病，府台大人命我送来薄礼致谢，敬请收纳。”  

 一时城里城外的人们，争相传说知府大人与郑火神送匾，火神真是名不虚传！

 郑火神一生注重医德，从无沽名钓誉之心。为贫苦人民治病，多不取钱，自奉亦很俭约，终身未买田地房屋，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因他的医术高超，辨证明，用药精，善用经方，尤其是用大剂量辛热药，姜，桂、附救人于危，人们尊称他为“郑火神”。于辛亥革命(1911年)前夕病殁，享年八十七岁(传说他活一百多岁是不确实的)。由众门徒集资购一穴之地，葬在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墓前立一石碑：“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他的三部医学巨著，长留人间。其中《医法圆通》一书，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院长服膺其学，曾为其排印出版，流传更广。他的门徒，除著名的卢铸之火神外，现成都附近地区，亦有不少中医，或为其再传弟子，研究其著述，从中继承郑氏医学。

 我们从其三部著述来看，非但讲阳虚，善用四逆，理中等方；亦详论阴虚，精于承气、白虎诸方。至于所用药品，既有辛热的干姜、桂枝、附片；亦用寒凉的大黄、黄连、石膏。世人尊称其为郑火神，未免以偏概全，实应从其整个医学理论体系来对其评价，方称允当。现在中医学界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地位，尊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这不仅是成都中医的光荣，也是四川以至全国中医界的光荣。他的三部巨著，是值得我们继承、研究、阐扬的。

  

火神派资料汇编（二）

 

 

注重阳气擅用附子推火神

  张存悌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

　　清末光绪年间，成都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已一年多，诸医无效。成都府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血热妄行；或认为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经人推荐，请川蜀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郑钦安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服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2小碗稀饭。病入坦途，由此而愈。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上述案例知府夫人吐血年余，竟用大剂附子、干姜投治，应手而愈，实在令人惊叹，大开眼界。主治者郑钦安就是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的开山宗师，本案生动体现了火神派注重阳气的思想和擅用附子的独特风格，使我们领略到火神派学术思想的核心精神。

　　火神派释义

　　火神，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火神”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因此，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火神”是等同含意。

　　所谓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

　　火神派诞生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铸之、卢崇汉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于今在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推崇、传承其学者可称方兴未艾。

　　中国医学史上，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举凡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等，千百年来各树一帜，异彩纷呈，至今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理论瑰宝。那么，火神派能否象上述医派那样，称得上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进一步说，它是否具有值得发掘和传承的价值？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独创的学术思想或者特定的研究课题，创新和特色是医学流派的本质，也是医学流派的生命。纵观医史上每一个医学流派，莫不如此，例如寒凉派的火热论，攻下派的攻邪论等。

　　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如补土派的李东垣，滋阴派的朱丹溪等。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遥承)，对其学说或尊崇，或研究，传承和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

　　第三，有一部或几部阐述其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否则无法流传下来。

　　因此可以说，学术思想—人才链—著作和影响，是划分学派的三条标准，或者说是三大要素，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学派。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推重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擅用大剂附子干姜等辛热药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对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年），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年）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时人尊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孙子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著称，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年)，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桃李满门。

　　祝味菊（1884～1951年），浙江人，弱冠入蜀，42岁移沪行医，以擅用附子名噪沪滨，竟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

　　唐步祺（1917～2004年），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15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年），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1950年），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0年)，人誉“刘附子”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以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像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绝无仅有，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

　　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1869年，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医法园通》成书于1874年，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内涵。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对《伤寒论》作了阐释。据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70年间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之高，实不多见。

　　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伤寒质难》等；吴佩衡《麻疹发微》、《吴佩衡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卢崇汉《扶阳讲记》等等。

　　火神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它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火神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证、重证，在全国独树一帜，代有传人，至今犹见兴盛之势。

                 ——《中国中医药报》2007-04-04

 

“火神派”述略 

张存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名医辈出,各显身手。1929年秋,上海一巨贾,因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病势日增,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名医祝味菊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桂、麻、姜之剂,不数日而愈。当时沪上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其医术,更佩服其“具结”担保之勇气。陆渊雷谓“君(祝味菊)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造诣非予所及。”徐相任称他为“国医中不羁才是也”。名医章次公也大为叹服,自谓:“此后一逢先生则奉手承教,俯首无辞。”考陆、章诸公皆为沪上医硕,自视颇高,能说出如此肺腑之语,足见对祝味菊钦佩之情。

    祝味菊(1884—1951),以善用附子著称,人誉“祝附子”,是近代中医史上一个著名流派———“火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借其轶事开头,谈谈火神派。

    所谓火神派,是因为该派风格独特,以善用附子、干姜等热药著称,屡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代有传人,发扬光大,历百余年而不衰,至今犹有余韵。中医史上有金元四大家,有经方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等,千百年来,它们各树一帜,各呈异彩,汇聚而成中医学的丰富源流。鲜为人知的是,在清代末年,四川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火神派。以笔者看来,其理论之精妙,用药特色之鲜明,影响之大都不下于上面各家医派,堪称中医宝库里的明珠,实有发掘之必要。各位同仁若有兴趣或有相关资料,万望不吝赐教。医史证明,凡能创造一家学派者,必有领军人物和几个代表人物,还要有一定的理论著述与相当的临床实践(医案)。这几条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气候,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其领军人物是郑寿全。

    郑寿全(1804—190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誉满全川,《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善用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实医林一代雄杰。传此派之学者,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吴佩衡(1888—1971)南下昆明,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祝味菊(1884—1951)东去上海,沪上医界几无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热病,虽高热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认为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吴、祝二位,驰名华夏,其影响较之郑钦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祝味菊还是第一个提出“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概念者。其它还有华阳刘民叔(川藉沪上名医),以及陆铸之(有火神之称)、补小南、范中林、龚志贤(重庆)、戴云波(成都)等,皆为四川人,这一点颇有意味。其中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25岁)入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的光景,逐步形成温补为特点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才迁居上海,名扬沪上。

    火神派的著述:

郑钦安———《医理真传》(1869年)、《医法园通》(1874年);

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

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

刘民叔———《鲁楼医案》;

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

粗略总结,火神派理论有如下一些特点:

    ①学术上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郑钦安语)

    ②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干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ｇ以上甚至300ｇ,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语),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

    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其它医派如寒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并不专用姜附,其它药当用者则用,并不偏颇,“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铰为成熟的经验,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枣仁等;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必令久煮3ｈ以上,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理论总是抽象的,实践才是具体的。

    下面引用吴佩衡大剂四逆汤治愈重症肺脓疡一案以供玩味。患者海某,女,19岁。因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后,突然高烧40℃以上。经用青、链霉素等治疗,体温降低,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0×109/Ｌ以上。因病情危重,不敢搬动,未作Ｘ线检查,于1959年1月3日邀吴佩衡会诊。患者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指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辨为心肾之阳衰弱已极,已现阳脱之象。治唯扶阳抑阴,强心固肾,主以大剂四逆汤加肉桂,药用:附片150ｇ,干姜50ｇ,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甘草20ｇ。预告病家,服药后若有呕吐反应,且吐后痰声不响,气不喘促,尚有一线生机。药后果吐痰涎,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舌尖已见淡红,苔白滑厚腻,鼻翼不再煽动,咳出大量脓痰,脉象同前。前方加半夏10ｇ,茯苓20ｇ,甘草减为8ｇ。三诊时神清,唇舌指甲青紫大退,午后潮热,仍有咳喘,咯大量脓痰,脉弦滑。前方出入:附片200ｇ,干姜100ｇ,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公丁5ｇ,法夏、橘红各10ｇ,细辛5ｇ,甘草8ｇ。此后病入坦途,诸症均减。经Ｘ线检查,双肺有多个空洞,内容物已大半排空。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葡菌,最后诊为“耐药性金葡菌急性严重型肺脓疡”。仍以附片150ｇ,干姜50ｇ,陈皮、杏仁、炙麻黄各8ｇ善后,1周后痊愈。(《吴佩衡医案》)

    按　此案颇能代表火神派诊治风格,其认症之独到,用药之峻重,皆非常医所及,读来令人钦佩。如此凶险之症,吴氏以其过人胆识,高超医技挽之,令人叹服。若从白细胞20×109/Ｌ、咯吐脓痰、肺脓疡等入手,很可能陷入“痰热蕴肺”的认识中,用些鱼腥草、黄芩之类套方,一般医者难以免此俗套,那就很难想象是何后果矣。 

 

“火神派”再述

张存悌

    去年曾写过一篇《火神派述略》 (载本刊2004年3期)，感到意犹未尽，同时又搜集了许多新资料，故而再议这一话题。

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或者说学说，例如河间学派的火热论。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例如补土派的李东垣；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 ，对其学说或尊崇，或信仰，或研究，甚至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第三，必须有阐述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当然还要有相当的临床实践(医案)。这几条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气候，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最主要的学术思想是：重视阳气作用，善用扶阳方法治病，对阳虚阴盛病症的辨识深刻而全面，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在有些方面超过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这一点我将在以后介绍。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寿全。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先生学医达11年之久，继承郑钦安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呼为“卢火神”。儿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永定有弟子黎昌琼，今在成都七院工作，临证亦常用大剂量附子、生姜等品，屡愈顽疾。

另有郑仲宾先生（1882-1942），“少时师承郑钦安”，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蜀中名医，解放前逝世。私淑郑钦安者应该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儿子吴生元继其衣钵，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入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沪上名医。门人有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陈苏生等。儿科名医徐小圃早年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的理论，用药主“清”。后因其子患“伤寒”垂危，自治不效，请祝味菊用附子等药化险为夷，乃虚心向祝氏求教，亦成擅用附子大家。另一沪上名医陈耀堂（1897～1980），亦曾从学于祝味菊，自谓：“余临诊四十年来，平时喜用温剂，而尤常用附子，对疑难重症，则能应手取效。”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善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似乎著于郑钦安，为火神派增辉不少，当然这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87岁，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唐步祺老先生终身钻研火神派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代表人物，其弟子遍及海内外。

范中林、补小南、刘民叔(1897—1960) 等川蜀名医，贵州名医李彦师等，均能发扬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某附子”之称。    其它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1893—1969)、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受火神派影响，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眼界，其它未知的火神派传人更是不知凡几。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象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者，可说绝无仅有，足证其用药风格之鲜明，历代薪传不断，影响堪称深远。单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其它医派都远不可及。

    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了《医理真传》。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陈修园的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是少见的。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唐步祺）； 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余永敏等）；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郑钦安火神派思想可谓薪火相传。其它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

祝味菊：《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素问痿论释难》、《伤寒论霍乱训解》、《肿胀十三方》、《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思想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火神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条件，与其它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火神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证、重证(笔者前曾在《壶天漫笔》中多次介绍)，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代有传人，发扬光大，历百余年而不衰，至今犹有余韵。当今该学派有些式微，是有多种原因的，唯其如此，才有努力发掘的必要。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上)

———火神派案例赏析之一

张存悌

 上期文章“火神派述略”中,谈到火神派善用附子、干姜等热药,之所以如此,他们是有理论为本的。其核心就是“洞明阴阳之理”,“认证只分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郑钦安语)。火神派首领郑钦安首阐其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园通》)“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以大剂附子、干姜为主,则是其主要用药特点。为有助于理解这一理论,下面选析一些火神派这方面的案例,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1　头痛

     邓某,男,成年。初以受寒发病,误服辛凉,病经十几天,头痛如斧劈,势不可忍。午后恶寒身痛,脉沉弱无力,舌苔白滑而不渴饮。辨为寒客少阴,阻碍清阳不升,复因辛凉耗其真阳,正虚阳弱,阴寒遏滞经脉。头为诸阳之会,今为阴邪上攻,阳不足以运行,邪正相争,遂致是症。治以辅正除邪之法,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附片100ｇ,干姜36ｇ,麻黄10ｇ,细辛5ｇ,羌活10ｇ。1剂痛减其半,再剂霍然而愈。(《吴佩衡医案》)

    按 如此暴痛如劈之头痛而能治愈,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郑钦安《医法园通》对此早有论述:“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汤之类,缓则不救。”吴氏正本于此。

 2　牙痛

    孙某,男,38岁。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1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辨为表寒误服辛凉,寒邪凝滞经络,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治宜宣散经络凝寒,引火归元,纳阳归肾,方用潜阳封髓丹加味:附片45ｇ,炙龟板、肉桂(研末,泡水兑入)、砂仁各9ｇ,细辛5ｇ,黄柏、白芷各9ｇ,露蜂房6ｇ,生姜12ｇ,甘草9ｇ。煎服1次,牙痛减轻,夜能安寐,再服则疼痛渐止。2剂服毕,牙龈肿痛痊愈。(《吴佩衡医案》)

     按 此属虚火牙痛,极易误为实火。论其牙龈肿痛,舌尖赤红,确属火热。然从病史看,受寒感冒,服辛凉之剂,旋即牙痛,显然不符。舌尖虽红,但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综合判断,属于“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潜阳封髓丹正为此类证候而设,故而效如桴鼓。全方基本未用止痛药,完全从阳虚着眼,常医难及。

 3　支气管哮喘

     罗某,男,26岁。1962年4月,因风寒咳嗽,痰多,气紧,不能平卧,医院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经治疗病情好转。1963年冬季,咳嗽加剧,心累气紧,动则尤甚,致卧床不起。治疗一段时间,基本缓解。1964年春,旧病复发,遂来求诊。初诊:喉间痰声漉漉,张口抬肩,气不接续,喘时汗出,痰多清稀,精神萎靡,恶寒肢冷,面肿。舌质淡暗,苔白滑腻。此为少阴阳衰阴盛,气不归元,寒饮上逆而致。法宜壮阳驱阴,纳气归肾,以四逆汤加味主之:制附片(久煎)、生姜各30ｇ,炙甘草16ｇ,上肉桂(冲服)10ｇ,砂仁、白术各12ｇ。4剂。服上方后哮喘减,原方加茯苓,以增强利水、渗湿之效,续服5剂。三诊:哮喘明显减轻,继服上方月余。1979年6月追访,患者病愈后,始终坚持全日工作,14年来病未复发(《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本例气急喘促,不能续接,张口抬肩,得长引一息为快,属元气不足之虚证。这与气促壅塞,不能布息,得呼出为快之实证不同。气藏于肺而根于肾,此证虚喘,喘则汗出,动则尤甚,恶寒肢冷,面浮神疲,痰涎稀薄,舌淡苔白,一派少阴虚喘之象。故自始至终,坚持壮阳驱阴,补肾纳气之法,阳旺邪消,哮喘自平,始终未用一味平喘之药,“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中)　

　———火神派案例赏析之二　

张存悌

4  咳嗽(慢性支气管炎)

　  安某,女,54岁。1966年因受风寒,咳嗽迁延12年。每年入秋则发,冬季加剧,甚则不能平卧。发作时服药虽可暂时缓解,但经常反复,日益加重,1978年8月来诊:每日阵发性剧咳,痰清稀,量多,头晕心累,气短,昼夜不能平卧。畏寒恶风,面足浮肿,脸色萎黄。舌质淡暗有瘀斑,舌体胖嫩边缘多齿痕,苔白滑,根部厚腻。此为少阴阳虚水泛,寒痰阻肺咳嗽。法宜温阳化气行水,以真武汤加减主之:制附片(久煎)60ｇ,茯苓24ｇ,生姜30ｇ,白术20ｇ,桂枝10ｇ。6剂。二诊:咳嗽明显好转,痰亦减少过半,呼吸较前通畅,渐能平卧。面已不觉肿,舌质稍转红润,厚腻苔减。以干姜易生姜,加强温中补脾之效,上方续服6剂,诸证显著减轻。以苓桂术甘汤加味善后,诸证基本痊愈,入冬以来,再未重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本例每年秋冬外感,咳必复发,神疲身倦,恶寒肢冷,气短倚息难卧,面色晦滞,舌质暗淡无华,皆肾阳衰微、水饮内停之明证。水寒之气上泛,则头眩、心累;水气停于胸肺,则咳嗽不已,痰涎清稀量多,故气短难卧;水气溢于肌表,故面足浮肿沉重。舌质胖嫩,兼有齿印与瘀斑,舌苔白而厚腻,皆为水泛寒凝之象。投以真武汤,壮元阳以消阴翳,逐寒痰以清水源,以芍药易桂枝者,加速温经散寒,化气行水之功。不攻肺而肺之病自愈,不止咳而咳嗽自平。

5　慢性前列腺炎案　

    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剂,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0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萎,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1977年8月20日来诊:恶寒踡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眠,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萎。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全舌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川附片(久煎)、干姜各120ｇ,炙甘草60ｇ,上肉桂(研末冲服)15ｇ。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复方附子、干姜减至60ｇ;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为治,以四逆并理中汤加味主之:川附片(久煎)、干姜、炙甘草各60ｇ,党参30ｇ,上肉桂(研末冲服)10ｇ,冬虫夏草15ｇ,宁枸杞3ｇ,菟丝子30ｇ,云苓20ｇ。服药10余剂,诸证继续好转。又服10余剂,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证,亦均消失;饮食骤增,精神大振。1977年12月初,病愈而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有套方套药,效果并不可靠。本案服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以大剂四逆汤治之,未用一味清热利湿之药,3个月治愈3年痼疾,令人大开眼界,尽显火神派风格。

6　乳痈(乳腺炎)　

    尹某,女,25岁。1969年春季,产后6天,患右乳急性乳腺炎,经用青霉素和清热解毒中药内服外敷,10余天寒热不退,乳房红肿疼痛日渐加重,遂延吴氏诊治:发热恶寒,体温37 4～39 0℃,头身疼痛,右乳红肿灼热而硬,乳汁不通,痛彻腋下,呻吟不止。寝食不安,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舌淡而含青,苔白厚腻,脉沉细而紧。辨为产后气血俱虚,感受风寒,气血凝滞,又误服苦寒之剂,伤正而益邪,遂致乳痈加重,法当扶正祛邪,温经散寒,活络通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附片30ｇ,麻黄9ｇ,细辛6ｇ,桂枝15ｇ,川芎9ｇ,通草6ｇ,王不留行、炙香附各9ｇ,生姜15ｇ,甘草6ｇ。连服2剂,次日复诊,遍身汗出,夜能安寐,晨起已热退身凉,头身疼痛已愈。乳房红肿灼痛已减其半,脉已不紧,沉细和缓,舌质青色已退而转淡红,苔薄白,根部尚腻。证已见效,余邪未尽,气血未充,继以扶阳温化之法,方用茯苓桂枝汤加味:茯苓、桂枝各15ｇ,川芎9ｇ,通草6ｇ,细辛3ｇ,炙香附9ｇ,薏苡仁15ｇ,附片45ｇ,生姜15ｇ。连服2剂,乳房红肿完全消散,乳汁已通,以黄芪建中汤善后。(《吴佩衡医案》))

   按　急性乳腺炎红肿热痛,发烧,似应辨为热毒之候。然此案发热而恶寒,头身疼痛,是为表证;服用清热解毒中药10余天不效,不支持热毒判断;而精神疲惫,欲寐无神,舌淡而含青,苔白厚腻,脉沉细而紧,则属阳气已虚之证。外见表邪,内已阳虚,故取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治之,药证相符,自然取效。全案未用一味清热解毒之品,确显吴氏火神派功力。

  

火神派资料汇编（三）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下)

———火神派案例赏析之三　

张存悌

 7　石淋　

    黄某,男,44岁。腰痛数年,Ｘ线摄片发现右肾盂结石10粒,小如花椒,大如蚕豆,1958年11月延吴佩衡诊治。腰痛时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疲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水湿不化,内结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四逆汤加味:附片60ｇ,干姜40ｇ,桂枝、茯苓各30ｇ,杜仲、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各10ｇ,北细辛、甘草各6ｇ。服药11剂后,经尿道相继排出结石4粒。Ｘ线复查,原来大如蚕豆者己不复见,此乃温化之功也。继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00ｇ,干姜50ｇ,狗脊10ｇ,薏苡仁、桂枝各30ｇ,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北细辛、甘草各6ｇ。前后服药数10剂,腰痛己不发作,于1959年1月恢复工作。Ｘ线复查,结石仅剩1粒。再以上方加减,最后1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彻底治愈。(《吴佩衡医案》)

    按 肾结石治疗,一般不离海金砂、金钱草之类利水通淋之品,平心而论,效果平平。吴佩衡未用此类套方套药,专从阴寒湿盛着眼,投以大剂附、姜,竞使结石排出,不治石,而治人,确实才高识妙。

8　瘿病(甲状腺左叶囊肿)　

    宋某,女,36岁。体质素弱,常患感冒。1977年5月,发现颈部左侧有一包块,约2ｃｍ×3ｃｍ,触之稍硬,随吞咽活动,无痛感。自觉心累,无其他明显症状。曾注射、口服消炎药,后服中药,均不效。经某医学院附院诊断为“甲状腺左叶囊肿”,建议手术治疗,未允。同年7月初求诊:左侧颈部出现包块已两月。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入夜难寐,手足清冷,恶寒,头昏,舌黯淡,苔淡黄而腻。此为瘿病,其证在少阴,兼太阳之表,法宜扶正驱邪,温经解表,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麻黄10ｇ,制附片(久煎)60ｇ,辽细辛6ｇ,桂枝10ｇ,干姜、甘草各30ｇ。上方服3剂后,包块开始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3味加倍,再服3剂。包块明显变小,舌质稍转淡红,苔黄腻减。又以初诊方续进10剂,包块逐渐消失。(《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本例患者颈侧长包块,触之硬结,不与皮肤粘连,皮色如常,随吞咽而动,确系瘿病。太阳与少阴相表里,风寒湿邪,日久深入少阴,表里同病。阳气渐衰,营卫不固,寒凝气滞,日久壅于颈侧而成结。此案未泥于瘿肿多属痰气郁结,或火郁伤阴之常规。以太阳少阴证论治,温经解表,以畅气血;通阳散寒,以开凝聚,同样收到软坚散结之效。

9　鼻衄　

    秦某,男,64岁。素多痰湿,咳嗽多年。昨因咳嗽气急上气,忽然鼻血不止,注射止血针剂未止。1933年7月11日延吴佩衡急诊:面色惨淡,鼻衄不止,冷汗淋漓,沉迷无神,气息低弱呈奄奄一息状。舌淡夹青而少血色,脉芤虚欲散,二三至而一止。辨为气虚不能摄血,阳虚不能守阴,复因咳嗽挣破血络而衄。病势颇危,有阳气外脱之势,急宜扶阳收纳,若能血汗均止,尚有生机,以参附汤加味急救:附片30ｇ,高丽参10ｇ,炮黑姜6ｇ,甘草3ｇ,大枣(烧黑存性)2枚。服1剂则效,衄减,神气转佳,再剂血汗均己得止。原方加黄芪24ｇ,附片增为60ｇ,连服2剂,唇舌色已红润,脉来和缓有神,继续调理而愈。(《吴佩衡医案》)。

    按 此症一派阳虚欲脱之象,辨之不难。难的是除炮姜一味外未用止血药,而以大剂附片扶阳为主,尽显吴氏火神派风格。

10　经闭　

    胡某,女,38岁。经闭4年,经治疗其效不显,所服中药大多破瘀攻下之品,渐至形寒,肢冷,颤抖,全身水肿,行动须人搀扶,1953年4月来诊。全身皆水肿,下肢尤甚,按之凹陷,遍体肌肉轻微颤抖。头昏,畏寒,不欲食,神疲倦卧,四肢清冷,声低气短。面色青暗无泽,舌淡,体胖,有齿痕,苔薄白,脉伏。此为少阴证经闭,阳虚水肿,法宜通阳渗湿,暖肾温中,以茯苓四逆汤加味主之:茯苓30ｇ,潞党参15ｇ,炙甘草30ｇ,干姜60ｇ,制附片(久煎)120ｇ,桂枝、炒白术各12ｇ。二诊:服完第1剂,小便清长,肿胀略有减轻,每餐可进食米饭1两。继服2剂后,肿胀明显好转,颤抖停止。嘱其原方再进3剂,并以炮姜易干姜,加血余炭30克,返家后续服。月余病愈。1979年7月追访,患者已63岁,自从26年前病愈后,直到经绝,月经一直正常,身体健康(《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此证属脾肾阳虚,阴寒内积,而以少阴虚衰为主。畏寒、肢冷、神疲倦卧,声低气短,面色青暗,舌淡脉伏,皆一派少阴寒化之明症。治以茯苓四逆汤,虽病闭经,未用—味活血通经之品,径予大剂姜附温阳直攻病本,令人大开眼界。分析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所选各案,有一个明显特点,套用一句先贤的话,就是:见喘不治喘,见血不治血,见石不排石,见瘤不攻瘤,炎症不清热,经闭不通经,……“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完全摒弃俗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而是“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均以大剂附子、干姜为治,应当说,这正是火神派的最基本特点,足以予人启迪。当然,疗效才是硬道理,各案疗效实在令人佩服。

 

寒热真假最紧要处(上)　　

———火神派案例赏析之四

张存悌

　  上3期医话介绍了火神派善用附子治病的案例,那确实是“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让我们领略了火神派的风格。其实,最能体现其水平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于对寒热真假证候的辨识上。这主要指假热真寒和假寒真热两种错综复杂、疑似难辨的局面,那才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最紧要处。陈修园言之凿凿:“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火神派各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套辨识寒热真假的功夫,常能在一派热象中辨出真寒,在一派寒象中辨出真热,力排众议,扶危救逆,力挽狂澜,演绎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精彩案例,下面圈点一些这方面的案例以供赏析。

 1　阴极似阳

    杨某,男,32岁,云南姚安人。1923年3月,病发已20日,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10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危在旦夕,始延吴氏诊治。患者“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治之变证,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已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薰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附片60ｇ,干姜26ｇ,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葱白4茎。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附片100ｇ,干姜36ｇ,甘草12ｇ,上肉桂(研末,泡水兑入)10ｇ。服药1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2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0ｇ,半夏16ｇ,北细辛4ｇ,早晚各1剂。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已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黄芪,连进10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按　此案既显吴氏辨证准确,独具慧眼,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实在令人钦佩。其实,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这同样是一辨证依据。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竟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吃梨尚且如此,若进苦寒凉药呢?后果不堪想象。吴佩衡以多年经验总结了阴阳辨证十六字诀,可谓青囊之秘:阴证: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兼见口润不渴或喜热饮,口气不蒸手。阳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

 2　假热真寒

    车某,男,74岁,四川成都人。197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9℃。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氏至家中急诊:阵阵昏迷不醒,脉微欲绝。已高烧三日,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双颧潮红,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倾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制附片(久煎)60ｇ,生甘草30ｇ,干姜、葱白各60ｇ。服上方2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麻黄10ｇ,制附片(久煎)60ｇ,生甘草20ｇ,葱白120ｇ。上方服4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制附片(久煎)60ｇ,炙甘草20ｇ,干姜30ｇ,辽细辛6ｇ。服2剂,余证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本例证似阳热,而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分之际,全面审度,尤重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为范氏独到经验。本例其舌质淡,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断不可误认为阳热,实为阴寒内盛已极,虚寒外露之象。

 

 阴阳为纲，统分万病

——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一

张存悌

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1824—1911)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医学流派——火神派，擅用干姜附子等温热之药，郑氏被尊为“火神派首领”、“郑火神”、“姜附先生”，其传人有吴佩衡、祝味菊等著名医家，当代亦有不少火神派的传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那么郑钦安或者说火神派的学术思想都有哪些呢? 笔者拟对此作些探讨，分题予以论述。

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其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以阴阳为纲，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辨证识病，选方用药等等一切医学问题，由此出发，郑氏所论乾坤坎离、脏腑生克、五行六气、三焦六经、气血水火、外感内伤等均以阴阳为纲，形成非常鲜明而独特的的学术体系和理论特色。因此他“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并把这种观念称之为“阴阳至理”。

 1．阴阳为纲，统分万病 

郑钦安以《易经》、《内经》、《伤寒论》为宗，“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郑氏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因此他“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在郑氏学说中，“阴阳至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部《医理真传》通篇都贯穿着这一学术思想。

“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体现了《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精神和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思想，具有高屋建瓴，执简驭繁的辨证特点，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

“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

“予治一切病证……，只要无外感病形，即握定阴阳盈缩治之，见功屡屡，获效多多，真不传之秘法，实度世之金针。”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分而言之，上中下各有阴阳，十二经各有阴阳；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

“病有千端，漫云易为窥测，苟能识得阴阳两字，而万变万化之机，亦可由此而推也。”

“仲景一生学问就在这阴阳两字，……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

“今与诸公约：病无论乎男女老幼，药无论乎平常奇异，价贵价廉，只求先生认得阴阳，用得恰当，则尽善矣。”

“吾愿天下医生，切切不可见头治头，见肿治肿，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

总而言之，无论何病何症，先求阴阳至理，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可以使医者执纲挈领，不在脏腑五行上追求，不被复杂的症状迷惑，不至陷入“见病医病”的粗浅地步。郑氏在书中屡次批评世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流俗和一见什么病就用什么方，袭用“套方套药”的市习。他们不问阴阳，“不求至理”，一味在“五行生克上追求”，“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悔，诚不若少之为愈也。”“方愈多而旨愈乱”，“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他反复指出：

“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追求。……开口即在这五行生克上论盛衰，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

“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

“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其实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欲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悔，诚不若少之为愈也。”

“至于受病，浅深各有旨归。然分类以治之，未始不当，但方愈多而旨愈乱，若不再行推醒，拈出旨归，将来后学无从下手。当今之际，谁非见肿治肿，见胀消胀者哉。”

“但于阴阳攸分，全无定见，终不若握此阴阳法度，治之庶可无差。”

   “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

归纳以上论述，无不强调阴阳为纲的“至理”，其余“逐经、逐脏、逐腑论之”，“分类以治之”等皆属治标，“旨多反悔”，“方愈多而旨愈乱”，“诚不若少之为愈也”。

总而言之，郑钦安在辨证论治中，坚持突出阴阳这个总纲，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只在阴阳上求根本；不在脏腑五行上绕圈子，只求阴阳两纲之“至理”。套用一句《内经》的话说，就是“谨熟阴阳，无与众谋”，这在历代医家中确实独树一帜，诚如郑氏自述，“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一助云尔。

2.阴阳两纲，各有实据

郑氏在《医理真传》自序中开宗明义，就强调阴阳辨证的地位和作用：“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 他认为，在诊病中“识阴阳”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课题。全书通篇从阴阳角度来阐述医理，探求病因，据证立法用方。“然阴虚与阳虚，俱有相似处，学者每多不识，以致杀人。”既然阴阳难识，那就应该制定、掌握判别阴阳的标准，郑钦安称之为“阴阳实据”，“阴阳务求实据，不可一味见头治头，见咳治咳，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与夫用药之从阴从阳变化法窍。”

那么怎样区分阴阳呢？“三阴与三阳，病形各殊，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全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 这是区分阴阳的纲领，简单说来，阴证所现“纯是阴色”，郑氏经常又称为“阴象”、“寒形”；阳证所现“全是阳色”，郑氏又称为“火形”、“热象”。他总结的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对阳虚证和阴虚证分别作了明确概括，提出辨认要点，他称之为“阴阳实据”，又称 “阴阳辨诀”或“阴虚阳虚秘诀”。这是他数十年临床经验所形成，也是对阴阳学说的丰富与充实。在郑氏学说中，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以后我们将经常提到之。

    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阴象” 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夜，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阳虚，即指虚寒，也包括实寒。

哪些是判断阴虚证的“热象”、“火形” 呢？在“辨认一切阴虚症法”时说：“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外虽现一切阴象，近似阳虚症，俱当以此法辨之，万无一失。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多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 两相对比，“阴色”、“阴象”与“热象”、“火形”，确如郑氏所说，“阴阳二症，判若眉列”。同样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阴虚，即指虚热，也包括实热。

在《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他再一次明确：“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 这就是郑氏所谓的“阴阳实据” 或称“阴阳辨诀”，亦即判断阴虚阳虚的“秘诀”。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他还分别列举3l条阳虚病症，29条阴虚病症，采取问答形式，详加论证，“以便学者参究”。 那么郑钦安是如何凭着“阴阳实据”来判分各种病症的阴阳两纲呢？下面举例证明之。

比如论眩晕，“眩晕一症，有上实下虚者，有上虚下实者，有清阳不升者，有浊阴上干者，有夹虚风者，有夹虚火者，有脏腑偏盛而致者，种种不一。括其旨归，总不出阴阳二字。……其人面白无神，饮食减少，二便自利，困倦欲卧，喜热畏冷，……脉浮无力而空，诸如此类，都属阳虚；……察其人精神不衰，舌黄喜冷，饮食易消，二便短少，……脉实有力而长，诸如此类，都属阴虚火旺上干所作。”

论吐血，“吐血一症，其要有三。有阳虚者，有阴虚者，有因外邪阻滞者。……凡阳虚吐血之人，言语无神，脉息无神，面色无神，气衰力竭，困倦喜卧，不思饮食，咳多清痰……阴虚吐血之人，言语有神，面色有神，脉息有神，吐虽多，不觉其病，咳多胶粘之痰……”     论眼科诸症，“目症有云七十二症，有云三百六十种，名目愈多，旨归即晦。今为之总其大纲，括以阴阳两字为主，余不足录。阳症两目红肿，羞明眵翳障雾，赤脉贯睛，目泪痛甚，小便短，大使结，喜冷饮是也。阴症两目微红，而不羞明，即红丝缕缕，翳雾障生而不觉痛甚，二便如常，喜饮热汤者是也。”

论发斑，阳证发斑，“其人口臭气粗，壮热饮冷，脉大而实，……” 阴证发斑，“其人懒言嗜卧，不渴不食，精神困倦，……”

总而言之，辨认任何病症，“总在考究阴阳实据为要。”“挈定阴阳实据治之，发无不中。”能做到这一点，用郑氏的话来说，“便可超人上乘，臻于神化”。火神派医家如吴佩衡、范中林先生等根据郑氏“阴阳为纲”的理论，积累很多治验案例，笔者曾在“壶天漫笔·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本刊2004年4、5、6期)作过介绍，读者可以互相参看。

    笔者业医20余年，读书临床两未偏废。论读书，勤求古训，医经、各家学说没少下功夫；讲临床，博采众方，辨证务求精细入微，论治讲究丝丝入扣，也曾治好一些病，但遇到一些疑难病症，仍感辨证在疑似之间，处治没有把握，疗效不得而知。尤其是自觉不自觉的陷入到“见病医病”，施以套方套药的框框里，苦于不能提高一个层次，时欲上下而求索。

   自从学习郑钦安学术思想以来，可谓眼界大开，见识大长，收获大增。深感今是昨非，“阅一年则多一年之悔悟”（何廉臣语），深悟从前未能治好之病，疑似不能辨认之症，实乃未识阴阳至理之过也。有郑氏阴阳为纲的理论作根基，辨证务求阴阳实据，治病“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自感心中有据，辨治有谱了。再治病信心大增，疗效大有提高，可称提高一个新层次。下面举几个近期案例谈些体会。

慢性头痛：厉某，男，49岁。头痛反复发作已20年。每年春秋两季多发，本次发作已半月。每次发作先觉头面发热，随之头痛，以巅顶为重，头沉势如带箍，颈部酸痛，嗜困，“迷迷糊糊”，口和，无恶寒。舌淡胖润，略有齿痕，脉滑无力。分析此案，长期头痛，并无表证，当属内伤引致。患者“嗜困，迷迷糊糊，口和”，结合舌脉，一派阴象，其头痛发作前先觉头面发热，乃系阴盛逼阳上浮，属阳虚之阴火，不可视为阳热，因辨为阳虚头痛，以郑氏潜阳丹加吴茱萸、黄柏、葛根治之：附子20g砂仁15g龟板10g炙甘草15g吴茱萸10g黄柏10g葛根15g生姜10片。3剂后各症显减，再5剂诸症悉除。随访迄未复发。

按：该患系老病号，多次头痛发作，余用活血祛风、虫蚁通络之剂，亦能控制，唯不能“除根”，自忖未离套方套药，苦无手段“除根”。今从阴证着眼，不在头痛名目上寻枝叶，只在阴阳上求根本，开手即收佳效。患者说以前也曾服药，从未感到这次这么有效。益信阴阳为纲可作圭臬也。

慢性前列腺炎：刑某，男，25岁。前列腺炎二年余，尿频，夜间二、三次，尿线分岔，无力，尾骶、会阴部、睾丸疼痛，腰腹发凉，畏寒，前列腺指检轻度肿大，性情郁闷。舌淡胖润，有齿痕，脉弦尺沉。此证一派阴寒之象，虽系前列腺炎，不应为西医诊断所囿，当按少阴病辨证用药，四逆汤加味：附子25g，干姜15g，补骨脂15g，桔核15g，肉桂10g，川楝子15g，小茴香10g，川断25g，桃仁15g，红花10g，黄柏10g，砂仁15g，吴茱萸15g，炙甘草15g。5剂后诸痛轻减，夜尿一次，腰凉好转。守方加减调理2个月，诸症若失。

按：以前接治前列腺炎，多从湿热入手，用些套方套药，自知疗效并不理想，然亦别无它法。自接受郑氏阴阳为纲的理念，按照阴阳实据考察病症，“认证只分阴阳”，心中已有定规，不再囿于西医诊断，故而出手即用四逆汤，自知既或不中亦不远矣，取效当在予料之中。深信郑氏理论切实可行。

阴疽痹痛：杨某，男，34岁。一个月前，左膝突然疼痛，痛若针刺，牵及下肢，屈伸不利，夜甚于昼。足凉过膝，不能盘腿，跛行，查左膝内侧长有一包，鸽蛋大小，质软，皮色微红，按之并不痛。饮食二便正常，服过多种药不效。察舌淡紫胖润，脉弦。此症肢膝疼痛，当按寒湿痹证论处；膝侧包块虽肿微红不痛，当以阴疽看待。统而观之，患者足凉过膝，舌淡紫胖润，显系阴症，治痹用桂枝芍药知母汤，阴疽用阳和汤，今以二方合用：附子15g，熟地20g，鹿角胶10g(烊化)，干姜10g，桂枝10g，麻黄10g，白芥子15g，赤白芍各15g，知母10g，苍白术各15g，防风10g，牛膝15g，乌蛇15g，炙甘草10g。服药5剂，诸症均减。续服10剂，疼痛已无，包块消失，痊愈。    

按：膝侧包块虽肿微红，不能以阳热疮肿看待，观其总体脉症，纯系一派阴象，不难认定。所用合方，其实含有四逆汤方意，以其治此阴症，既或不中，离之亦不远。

过敏性鼻炎：蔡某，男，36岁，公司老总。病己10年，鼻流清涕，总揩不止，屡治乏效，甚以为苦。每因操劳则头痛、头胀，眩晕，口和，余无异常。舌淡稍胖润，脉滑寸弱。10年之症，总由营卫失和，肺虚失宣引起。心肺阳虚，每因操劳重伤上焦阳气，下焦阴气上僭，而见头痛、头胀，眩晕等症，口和，舌淡胖润则是阴象实据，投以桂枝汤加味：桂枝10g，白芍10g，葛根15g，附子15g，干姜10g，砂仁10g，麻黄5g，天麻15g，炙甘草10g，生姜10片，大枣10个。5剂后鼻涕显减，守方加黄芪调理2周，症状消失。

 按：鼻流清涕不止显系心肺阳虚，不能统摄津液，兼以营卫失和所致，用桂枝汤加附子、干姜当属正治，收效当在情理之中。若囿于过敏学说，用些所谓抗过敏中药，终是不能治本，不如把工夫用在阴阳上，求得治本之功。

                              

注重阳气，肾阳为本

——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二

张存悌

     郑钦安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从阴阳立论，认为元阴元阳即肾中真阴真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因此他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在此基础上，郑钦安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义，提出火神派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重视阳气，崇尚扶阳。也就是说，在阴阳两纲中，他并非等量齐观，而是特别看重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即元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当然也是人体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

1. 阳统乎阴，阳主阴从

郑钦安认为元阴元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但是在阴阳两纲中，表面上看，阴阳在相互为用的关系中，处于等同地位，互为消长，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消长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却是“阳统乎阴”，“阳主阴从”的现象。因此他认为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阳，阳为主，阴为从，只有阳气致密于外，阴血才能固守于内。二者虽说互根，但又有主次之分。

所以郑钦安特别重视阳气，认为“阳者阴之根”，“有阳则生，无阳则死”。郑钦安推崇辛热扶阳治法，擅用姜附等药，显然都是建立在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其著作中，他反复阐述这些观点：    “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旺一分，阴即旺一分，阳衰一分，阴即衰一分。”    “阳统乎阴，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

    “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人身立命就是一个火字。”

“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

2.肾阳为本，人身赖之

“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坎中一阳”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这是郑钦安在注重阳气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观点。人身阳气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阳，中焦有脾胃之阳，下焦有肝肾之阳，但是，“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他又特别强调肾中阳气的作用，称之为“真阳”、“元阳”、“真气”、“真火”、“龙火”。“肾中真阳为真气，即真火”，在其学说中，他亦反复强调这一点：   “少阴乃水火交会之地，阳气之根，人身立命之主也。……这一点元气澈上澈下，包罗天地。”

“凡人之身皆赖一团真火”，“真气命根也，火种也。”“人活一口气，即此真气也”。

“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成生机。”

“有形之驱壳，皆后天之体质，全赖先天无形之真气以养之。”

“人身立命，全赖这一团真气流行于六步耳。真气乃人立命之根，先天种子也。”

“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

“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

溯本求源，郑钦安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除本于《易经》、《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著之外，他还“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因此历代医家中注重阳气的观点对他不无影响，其中最主要者当属明代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诸家。下面引用一些前贤关于注重阳气的论述，借以看出郑氏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传承关系。

张景岳：“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 “阴以阳为主。” “生化之权，皆由阳气。”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 “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惟此阳气。”（《景岳全书·传忠录》）。明·李念莪：“火者阳气也。天非此火(指阳光) 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指阳气) 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 周慎斋：“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先。”（《慎斋遗书》）对照上面郑氏关于阳气的论述，完全可以看出他与张景岳等辈的认识，似乎一脉相承。 

 明·王昂：“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 清·徐灵胎：“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两家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元气的观点显然是相通的。郑氏曾言，“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与徐、王两家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三

张存悌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证候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虚阳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气上僭，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入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 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1. 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 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夜，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

口气——即口中感觉，阳虚者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夜，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阳虚者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更便于掌握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075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阴阳判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 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方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惜，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我们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对此“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原文268条) 。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既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原文219条) 。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原文350条) 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 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320条) 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 。 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须急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 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 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明晰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火上炎和虚阳外越所致种种假热阴火等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之处。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己；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己”。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阴阳辨诀”、“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下面结合火神派传人的案例来加深对用药真机的理解。

阴极似阳

杨XX，男，32岁，云南姚安县人。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病发己20日，危在旦夕，始延吴佩衡诊治。刻诊：“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己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己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薰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附片60g， 干姜26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入) ，葱白4茎。

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附片100g，干姜36g，甘草12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服药一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二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0g，半夏l6g，北细辛4g，早晚各一剂 (即日进2剂)。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己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口芪善后，连进十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按：此案既显出吴氏辨证准确，独具胆识，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舌白而滑，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郑氏“用药真机”在此正可作为依据。另外，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竞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阳气欲脱之象，吴氏加倍重用附子，不夹任何凉药，挽回此等重症，确有超人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吴氏重用附子，均令先煎2～3小时，以口尝不麻口舌为准，虽大剂量亦不贲事。这一点应该提请注意。

假热真寒

车××，男，74岁，成都市人。197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9oC，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中林先生至家中急诊：高烧已三日，阵阵昏迷不醒，双颧潮红。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脉微欲绝，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

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倾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制附片60克(久煎) ，生甘草30克，干姜60克，葱白60克。 服上方二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麻黄10克，制附片60克(久煎) ，生甘草20克，葱白120克。

上方服四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制附片60克(久煎) ，炙甘草20克，干姜30克，辽细辛6克。服二剂，余证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本例高热，面赤，二便不通，双颧潮红，颇似阳热之象，但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辨之际，特别重视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视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系范氏独到经验，实则本于郑钦安“用药真机”所示阳虚辨诀。本例其舌淡润滑，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脉微欲绝，则系少阴典型脉象。总之不可误认为阳热，实为阴寒内盛，虚阳外浮之象。范氏辨证精细，步步推理，令人信服；先救其里，后解其表，处处以阳气为本，擅用附子，尽显火神派风格。(注：引文均见郑钦安著《医理真传》和《医法园通》) 。

 

郑钦安扶阳思想发微

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

中国中医药报 第2625期

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字钦安(1824~1911年)，四川邛洲固驿镇人。著有《医理传真》、《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于后世。近代有称其为“郑火神”，是火神派的创始人。擅长应用辛热药物，注重扶阳气。

      用八卦原理阐述肾的病理生理

      郑钦安以《周易》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观为指导，用八卦原理来阐述肾的病理生理，堪称“坎—肾”学说。如其《医理传真·卷一》中坎卦诗说：“三天施地润水通，一气含三造化工；万物根基从此生，生生化化沐时中。”认为：“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属于至阴之时，乃人之命之根，真种子也。”郑氏屡以一阳藏于二阴之中为喻，并且把地坎卦的特征紧密地与肾相提并论：“尝谓水火相依而行(水即血也，阴也；火即气也，阳也)。虽是两物，却是一团，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胜合者也。即以一杯沸水为喻(沸，热气也，即水中无形之真火)，气何常离乎水，水何常离乎气，水离乎气，便是纯阴，人离于气，即是死鬼。二物合而为一，无一脏不行，无一腑不到，附和相依，周流不已。”这种阴阳相抱之理，阐发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阴阳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经旨。并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其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正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大宝论》中说：“天一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郑氏在《气血两字作一卦解》中说：“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主命，亦可作一坎卦以解之。”所谓相火，或名命火，或名龙雷火，或名无根火，或名阴火，或名虚火等等，均是肾中真阳的代名词而已。

      郑氏在《坎卦解》中认为：“一阳(指肾中真火)本先天乾金所化，故有龙之名，一阳落于二阴之中(此即为坎卦)，化而生水，立水之极，水性下流。此后，天坎卦定位，不易之理。须知此际之龙，乃初生之龙(龙坎中一阳也)，不能飞腾而兴布云雨，惟潜于渊中，以水为家，以水为性，遂安其在下之位，而俯首于下也。”充分地把《内经》中肾脏水火二性的特征，生理情况下水火相互为用，成为生命源泉的内涵概括的甚为恰当。郑氏认为，若肾中真阳虚衰，“一名元气不纳，一名元阳外越，一名真火沸腾，一名肾气不纳，一名气不归源，一名孤阳上浮，一名虚火上冲，种种名目，皆指坎中之一阳也。”虚火上冲，为“明云水盛(水即阴也)，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飞龙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这种肾阳亏虚，乃“先天真气上浮”，“真气命门也，火种也，藏于肾中，立水之极，为阴之根，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病至于此，乃“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剥削，已至于根也!”

      以阴阳为核心辨治肾阳虚

     《医理真传·自序》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以识症。亦不难于识证症，而难于识阴阳。”《医法圆通·自序》云：“万病总在阴阳之中。”郑氏辨证论治总以阴阳为核心，在辨证阳虚31个问答中(《医理真传》)，一问一答，讲解透彻明白，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如25问曰：“病后两脚浮肿至膝，冷如冰者，何故?”答曰：“此下焦之元阳未藏，而阴气未合敛也。……下部属肾，肾通于两脚心涌泉穴，先天之真阳寄焉，故曰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气散漫，则阴邪立起，浮肿如冰之症即生。古人以阳气喻龙，阴血喻水，水之汜滥，与水之归壑，其权操之龙也。龙升则水升，龙降则水降，此二气互根之妙：亦盈虚消长之机关也。学者苟能识得元阳飞潜之道，何患治肿之无方方哉?当宜峻补元阳，交通上下，上下相交，水火互根，而浮肿自退矣。方用白通汤(附子、干姜、葱白)主之。”

      郑氏认为：“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且“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苔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自当扶阳抑阴。”扶阳，包括上中下三焦之阳，如桂枝、人参、黄芪扶上焦之阳，干姜、豆蔻、砂仁扶中焦之阳，天雄、附子、硫黄扶下焦之阳。郑氏在《医理真传》中还说：“然又有近似实火处，又当指陈。阳虚证，有赤如绛而似实火者。有脉极大劲如石者。有身大热者。有满口齿缝流血者。有气喘促，咳嗽痰涌者。有大小便不利者。”虽外观一切火象，却不可误认为实火，必须细心辨认，只要有所举阳虚病情可凭，仍当用扶阳抑阴之药施治。

 郑氏指出：“真气上浮之病，多与外感阳证同形，人多忽略，不知其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证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阳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疼、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总在这阴象上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三阴之方，以温中、收纳、回阳、降逆、封固为安。”如确系真阳上浮之疾，切不可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助阴以灭阳而促真命损。郑氏在论阳虚数十条中，抓住了阳虚阴盛的特征，临证用大小建中汤、理中汤、潜阳丹、回阳救急汤、封髓丹、姜桂诸方，这些与四逆汤为同一类型，因此郑氏谓四逆汤为阳虚之主方。其所用之方，无论经方、后世方及自创方，都以药味少而分量较重为特点，值得研究与发掘。
  

火神派资料汇编（四）

 

 

郑钦安对麻黄附子细辛汤的阐述

 

在医理真传卷里，先生对此方领悟别具一格，他说此乃交阴阳之方。附子辛热。能助太阳之阳。而交于太阴。麻黄苦温，细辛辛温。能启少阴之精而外交于太阳，仲景取微发汗以散邪，实乃交阴阳也。大家有何看法？如果谁 有用此方交阴阳的 病案就发出来吧，讨论讨论。

    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圆通应用法

    一治忿嚏不已。夫嚏之为病，多缘少阴受寒。麻黄附子细辛汤力能祛少阴之寒，故治之而愈。盖肾络通于鼻，嚏属肾，故知病在少阴也。

    一治腰痛难于转侧。夫腰痛之症，原有数端。今见转侧难者，明是肾藏不温，阴寒滞于内也。麻黄附子细辛汤力能温经散寒，故治之而愈。

    一治周身皮肤浮肿，内冷自重。夫周身浮肿，内冷身重者，盖以先天之阳衰于内，寒湿之邪，即生于内，故见身重内冷。寒湿太盛，则真气不藏，散于周身，无阳以运化，故又见浮肿。麻辛附子汤力能温肾扶阳，祛阴逐寒，故治之而愈。

    一治头脑冷。夫脑为元神之府，清阳聚会之处，如何得冷。其所以致冷者，由命门火衰，真气不能上充。四逆汤力能扶先天真阳，真阳旺而气自上充，故治之而愈。

    一治气喘痰鸣。夫气喘之症，举世皆谓肺寒。不知先天这一点真气衰，即不能镇纳浊阴之气，阴气上腾，渐干清道，故见痰喘。四逆汤力能温下焦之阳，故治之而愈。

    一治耳肿皮色如常。夫耳肿之症，每多肝胆风火。今见皮色如常，明是阴气逆于上也。四逆汤力能扶阳祛阴，治之故愈。

    一治舌黑唇焦，不渴，少神。夫舌黑唇焦之症，多困阳明胃火而作。果系阳明胃火，必现烦躁，口渴饮冷，二便闭塞等情。此则舌黑唇焦，其人并不口渴，却又少神，明是真阳衰极，不能薰腾津液于上。当知阳气缩一分，肌肉即枯一分。此舌黑唇焦所由来也。四逆汤力能回先天之阳，阳气一回，津液复升，焦枯立润，故治之而愈。

    一治喉痛畏寒脚冷。按喉痛一症，原非一端。此则畏寒脚冷，明是少阴受寒，逼出真火浮于喉间，故喉痛而脚冷。四逆汤力能温少阴之气，逐在里之寒，故治之而愈。

    一治喉痛，身大热，面赤目瞑，舌冷。夫喉痛，面赤身热，似是阳症，又见目瞑舌冷，却是阴盛隔阳于外之征。四逆汤力能祛逐阴寒，迎阳归舍，故治之而愈。

    一治吐血困倦。夫吐血一症，总缘地气上腾，升降失职。人身气为阳，主升。血为阴，主降。今当升者不升，不当升者而反升，明明阴血太盛，上干清道。古人云：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是教人补火以治水也。又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是教人补水以治火也。四逆汤力能补火，故治之而愈。

    一治齿缝流血。夫齿乃骨之余，本属肾，肾为水脏，先天之真阳寄焉，以统乎骨分中之血液。真阳不足，不能统摄血液，故见血出。四逆汤力能补肾中之阳，治之故愈。

    一治朝食暮吐，完谷不化。夫饮食入胃，固以胃主。然运化之机，全在先天命门这一点真火，始能运化。真火一衰，即不能腐熟谷水，而成完谷不化，朝食暮吐者。暮为阴盛之候，阴气上僭，心肺之阳不能镇纳，故听其吐出也。四逆汤力能补命门下火，故治之而愈。

    一治足心夜发热如焚，不渴，尿多。夫足心发热如焚，人皆谓阴之虚也。夫阴虚由于火旺。火旺之人，尿必短赤，

    口必饮冷，理势然也。今则不渴而尿多，明是下焦无阳，不能统束肾气，以致阴火沸腾，故见足心发热如焚也。四逆汤力能补火，火旺即能统束群阴，故治之而愈。此病予亲身患过，并治好多人，此法即是丙夺丁光之义也。知得丙夺丁光，便知得阳衰不能镇阴的旨归也。

一治面赤发热，汗出抽掣。夫面赤发热，汗出抽掣，近似中风，其实不是，务必仔细斟酌。如其人本体有阴象足征，即不可当作风热，须知面赤［1］发热者，阳越于外也。汗出抽掣者，阳亡于外，不能支持四维也。四逆汤力能回阳，阳回则诸症自己。

    一治大便下血，气短少神。夫大便下血，固有虚实之分。此则气短少神，必是下焦之阳不足，不能统摄血液。四逆汤力能扶下焦之阳，阳旺则开阖有节，故治之而愈。

    一治头摇，面白少神，夫头摇之症，人目之为风。而予于此症，察其人面白少神，如其为清阳不升，元气虚极，不能镇定也。四逆汤力能扶阳，真阳一旺，即能镇定上下四旁，故治之而愈。

    一治背冷目瞑。夫背为阳中之阳，不宜寒冷。今又背冷而目瞑，明是先天真阳衰极，阴寒内生，阴盛则阳微，故目瞑而背冷也。四逆汤力能扶先天真阳，故治之而愈。

    一治舌腰硬而青。夫舌肿一症，似乎心火旺极，不知舌仲而青，此乃阴寒太盛，逼出真火，欲从舌尖而出，故见肿硬青滑。四逆汤力能补火，祛逐阴寒，故治之而愈。

    一治唇肿而赤，不渴。夫唇肿之症，近似胃火，胃火之肿，口必不大渴。今见病人唇肿而口并不渴，可知阴火出于脾间。四逆汤功专补阳，阳旺则阴火自消，故治之而愈。

    一治鼻涕如注面白少神。夫鼻涕一症，原有外感、内伤之别。此则面白无神，明是真阳衰于上，不能统摄在上之律液。四逆汤力能扶坎中真阳，阳旺自能统纳，故治之而愈。

    一治尿多。夫尿之多，由于下焦之火弱，不能收束故也。惟四逆汤力能补下焦之火，故治之而愈。

    一治周身发起包块，皮色如常，夫周身发起包块，疑似风热阳邪，此则皮色如常，却是阴邪僭居阳位。四逆汤力能扶阳，阳旺则阴邪自伏，故治之而愈。

    一治周身忽现红片如云，不热不渴。夫周身发现红云，人孰不谓风火郁热于皮肤。夫风火郁热之症，未有不发热而即作者，亦未有口不渴，而即谓之火者，此处便是认症机关。予每于此症，认作阳衰，阴居阳位，以四逆汤治之而愈。

    一治发热谵语，无神不渴。夫发热谵语，世人皆谓热伏于心，神无所主也。不知阳症热伏于心，精神不衰，口渴冷饮，小便亦必短赤。此则无神不渴，明是真阳衰极。［眉批］在无神二字上定案。发热者，阳越于外也。谵语者，阴邪乘于心，神无所主也。不渴、无神，非邪火也。四逆汤力能回阳，阳回则神安，故治之而愈。

    一治两目白晴青色。夫白轮属肺，金也。今见纯青［1］，日无白色，是金气衰而肝木乘之也。妻乘于夫，是乾则不振，纯阴无阳之候。［眉批］坎中一点真金即真阳也，人活的即此。多在死例。四逆汤力扶坎中之金，金气一旺，目睛自然转变，故治之而愈。

    一治两目赤雾缕缕，微胀不痛。夫目窠，乃五脏精华所聚之地，原着不得一毫客气。今见赤雾缕缕，疑是阳火为殃，不知阳邪痛甚、胀甚，此则微胀不痛，明是阳衰于上，不能镇纳下焦浊阴之气，地气上腾，故见此等目疾。四逆汤力能扶阳祛寒，阳光一照，阴火自灭，故治之而愈。

    按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予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栀、柏之方乎，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

    这是我老师在临床中治疗的医案，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收全效。

    1，男，49岁。一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经各大医院，遍做各种检查均无明显异常，服镇痛药后，能暂时缓解，停药则复。迁延至今，现头部疼痛频作，遇冷遇风更甚，腰痛时有冷感，舌淡红苔薄白脉沉。诊毕，亦书麻黄附子细辛汤原方一剂。第二日，复诊，头痛大减，凉意若失。效不更方，继守前方治疗，半月而愈。

 2，男，48岁。自述皮肤瘙痒，时发疹块或疹点五年。曾到各级大小医院治疗，前医予抗菌，消炎，抗过敏，中医予清热解毒除湿，效不显，仍常年反复发作，痛苦不己，经人介绍前来就医。症见畏寒，怕冷，背心为甚，气短，胸闷，前臂、背心现暗红皮疹，痒甚，舌质暗红苔薄白，脉沉迟。诊毕，予麻黄附子细辛汤原方一剂。次曰，复诊：述服药半小时即觉全身舒畅，皮疹瘙痒顿减，疹块未见新发，背部冷感顿消，胸闷气短若无。予原方加减续治，逐渐向愈。

 

从郑钦安扶阳思想谈温补（强壮）介入疗法

 

关键词：郑钦安扶阳 温补介入疗法

 

    郑寿全，字钦安，清末著名伤寒学家，四川邛州固驿镇（今成都市邛州固驿镇）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享年87岁。早年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先生，尽得其传。并熟读精研《周易》、《内经》、《伤寒论》诸书，尤其对《伤寒论》有独到见解。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以善用姜、桂、附等温热药著称于世，后来被四川医界咸尊为“火神派”之鼻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瓜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从郑氏对阳虚病的诊断标准看出，扶阳治疗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药物，如理中汤、四逆汤治疗阳虚虚损症，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在中国中医药史上，自唐宋以后，尤以明清至今，以温病学说为中医发展的主流，用药以苦寒轻灵治病为主，扶阳补益也多以和缓的阴中求阳之法为最，真正应用温热之药迅速回阳救逆者鲜。至到近现代，西医药的盛行，抗生素类药物的广泛应用，严重挫伤了人类的免疫力。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思想也多趋向西医靠拢，治病以苦寒药物为主，祛邪治病为本，由此在临床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慢性、疑难等病症的治疗中，往往是治了病而没了命。这与有着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医学治疗原则--扶正才能祛邪，是严重背离的。如果一味地强调治病祛邪，在严重伤害人体阳气（正气）的情况下，治疗有时是前功尽弃，尤其在体质虚弱者的治疗中特别突出。

    郑钦安学术思想的核心即是对中医扶正治疗方法的提倡和发扬。更是对仲景六经学说中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淋漓尽致。三阴症以慢性病、疑难病为多见。郑氏重用扶阳之品提前介入使用。有其奇特的辨证思想及扶阳为主的理论依据。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病人，因此被尊称为“郑火神”。

    自古以来，中医界的许多医者视附子为蛇蝎。郑氏思想的传播在认识上也受到很大的局限，但也有有胆识者，如《郑钦安医书阐释》的作者唐步祺先生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在解放前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笔者几年来对郑钦安扶阳的学术思想及发展的几个分支作了综合研究和分析，并结合唐步祺老师数十年临床的经验总结，认为这是一种温补介入疗法。只要病人表现出有阳虚的症状，不必等到非要出现十足的少阴症，尤其是有慢性病或其它合并症，或一向体质虚弱者可及早采用扶阳温补培养正气，再辅以祛邪，事半功倍。在苦寒药物盛行，西药抗生素类滥用的当今医界，慢性疾病突出，多兼有并发症者在单一治疗无奈的情况下，温补介入疗法将具有一定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不少医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现代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少老年人体质虚弱，慢性疾病多，并发症普遍存在，西医治疗多是针对某一种病症单独用药，不能兼顾。在整体治疗上却无能为力，常规中医临床治疗，多以苦寒之剂应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抗生素类药物和中药苦寒之剂的大量应用，严重影响了人体正常的免疫力，伤害了正气，对进一步的有效治疗和康复人为地设置了医源性和药源性障碍。在辨证的基础上，温补介入疗法的应用将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注:温补原为强壮

 

祝味菊善用附子

张存悌

     细心的读者发现,前5期医话,介绍火神派的案例中,没举祝味菊先生的案例,而祝系火神派大家,这有点奇怪。祝味菊在理论上是典型的火神派,治病“首重阳气,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既使高热病人,只要有阳气不足,均予扶阳,清热与扶阳并重。”他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结论:“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怕多,其要在秘。”“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壮者滋阴为宜,怯者扶阳为本。”“物质不足者滋其阴,机能不足者扶其阳。”火神派象吴佩衡、范中林辈,用方多为伤寒经方,附子用量动则100ｇ以上,风格较为鲜明,这是火神派的典型作派。祝味菊亦宗《伤寒论》,《伤寒质难》为其代表著。但祝味菊用药不同于吴、范,而是自成体系,自有特点,在笔者看来,祝味菊系火神派的“另类”。归纳一下,祝味菊用药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

     ①善用附子,十方而用八九,典型的火神派风格。他说:“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我临床三十余年所遇阳热实证百无一二,里阴(当是阳字———笔者注)虚证较多。”致其用量似乎未超过45ｇ,不象吴、范二位,用量动则100ｇ以上。虽有说法,他“最多用量可达三四两”,但笔者查其治案,一般少则12～15ｇ,多则30ｇ,未见有超过45ｇ者。

     ②善于配伍,他说“我用附子可任我指使,要它走哪条经就走哪条经,要它归哪一脏即归哪一脏。奥秘就在于药物的配伍与监制,引经与佐使。”其常见配伍如附子加磁石,兴奋加镇静,具强壮之功,能抑制虚性兴奋,是其最常见配伍,十有七八,亦即以温阳潜镇为主;附子加枣仁,辛通加酸收,有缓和作用,能调节心血管系统植物神经之紊乱,治心动过速、早搏有效;附子加知母,辛热加甘寒,有温润作用,可治热性病心阳不振而兼口渴欲饮者。更奇者,他还常把石膏与附子同时使用,一以清热,一以扶阳,使其各行其道。对湿温伤寒(肠伤寒)症见高热、神昏,舌黑唇黑,也用附子,但与地黄配伍。很显然,这些配伍都是仲景从未用过的.

     ③他似乎不以经方为主,既或用之,亦是师其意而不泥其方。笔者称其“火神派另类”主要根据上面2、3两点。当然,这丝毫不能减其“火神派”的光彩,相反,恰恰证明了祝味菊风格独到的特点。同时这也说明火神派内部也是风格各异的,绝非一种模式,拘泥不化。事实上,医史中的伤寒派、温病派等也都是派内有派,风格各异的,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祝味菊用附子救治了不少危重病人,笔者在“火神派述略”一文的开头,曾介绍他治愈上海某巨贾就是一突出案例,下面再介绍他治愈沪上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重症以供谈资。

     徐小圃(1887—1961),20世纪30年代即为上海儿科名医,初以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为依据,临证用药以寒凉为主。某年夏季,徐的儿子徐伯远患“伤寒病”,身热不退。徐亲为诊治,然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儿濒于危。亲友建议请祝味菊会诊一决。徐叹曰:“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儿患热病,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徐孩奄奄一息。至此,徐小圃乃请祝来家诊视,但亦未抱希望。祝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徐夫人即至小圃卧室报喜。徐闻叩门声,以为不测,急问:“何时不行的?”待告以病势好转,始知大出所料,即往儿室,细审之与昨日已判若两人。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味菊学医。徐小圃自此也一改故辙,由主“清”到主“温”,成为温阳派,“遂有祝派之称”。按　此案颇有戏剧性,论声名徐小圃不在祝味菊之下,终因功夫不到,未能看透儿子病情。但徐小圃能虚心反躬,从善如流,执意拜祝味菊为师,精诚可嘉。祝味菊学问令人钦佩,门人、私淑者不少,如武进陈苏生几次拜访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竟放弃自己诊务,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味菊门下,足见祝味菊影响之大。

 

“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 祝味菊

 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

    祝味菊先生，名积德，字味菊。上世纪初的“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农历九月十三日(1884年10月31日)，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其祖父紫园公入仕，奉调入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祝味菊就出生在成都市小关庙街。青年的祝味菊寄居在姑父严岳莲处，一边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则习读岐黄之学。祝氏家族虽从紫园公起入仕为官，但因祖上世代均有人业医，所以祝味菊先生从小就对医学有了浓厚兴趣。此后，严公先后延请成都宿儒为其讲授医经，味菊先生亲承严训，课读不缀，阙疑好问，锲而不舍。对于各种问题，事无巨细，必研求其所以然而追根求源。好几次，他的老师竟因不能穷难释而自辞。味菊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1908年，23岁的祝味菊考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学习2年西方医学，因学习成绩优良而得到校方和老师的赞赏。后因学校改组，祝氏遂随该校教师石田氏东渡日本，继续学习，1年后返回四川。他先以西医为业，曾先后但任成都市主政官立医院的医务主任等凡7年，颇有建树。其间曾听讲于卢铸之先生开办的“扶阳医坛”，对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受益颇深。1924年他以避乱为名，来到上海。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但他并未悬壶开业，而是隐迹考察了近1年，并结识了当时的名医朱少坡、徐小圃等。徐小圃是儿科名家，但因仲才(其子)之兄伯远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一夜竟大获转机而痊愈。于是徐小圃改变几代家传的医术，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徐仲才拜师于祝氏门下。当时的名医章次公与祝氏、徐小圃二人交往甚密，虚心向他们学习，也擅用附子。当时还有祝氏最杰出的弟子、著名中医学家陈苏生先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大开茅塞，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成为祝氏学派的得力传人。这些医家形成了上海地区擅用温热药的流派，这个流派，就是“火神派”，当时也有的称为祝味菊是“祝派医学”的创始人。

作为伤寒派医家，祝味菊对张仲景、张景岳重阳学说推崇备至，同时受“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扶阳讲坛”启发下，学习西医后，在将中医与西医汇通时，其重阳学术思想又得到升华。在研究治疗肠伤寒的过程中，祝氏正是看到温病学派医家弃用伤寒温法，导致疗效无法提高，而他自己则将川医的温法加以改进后运用，从而取得较好的疗效。祝氏之善用附子，被誉为“祝附子”，并不仅仅是用药习惯使然，而与他对重阳学说的深刻理解有关。人体疾病，主要体现为邪正相争，治疗疾病，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祝氏认为，这里的“正”，首先指阳气。他说：“所以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正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护真阳者，即治伤寒，此要诀也。”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的篇幅引证《内经》、张仲景、张景岳等有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方方面面的重要意义。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而郑钦安说：“阳气弱一分，阴自盛一分，此一定之至理也”，“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即使高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正因为如此，祝氏在治疗多种病证的时候，十分重视阳的作用。他说：“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都不离乎温法，此我祝氏心传也。”在对《内经》“阴平阳秘”的认识上，祝氏自有看法，即所谓阴平阳秘，仍然体现阳气的重要，他说：“阴平阳秘，是曰平人，盖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诚千古不磨之论也”，多年的研究，谓之“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由此而强调阴阳两者，阳起主导作用。郑钦安说：“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同样也是重阳的作用。根据经典论述和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和体会，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其原因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这种万病重阳学说，不仅与郑钦安所认为的“万病一气论”极为相似，而则用这种扶阳学说理论，“宜温者多，可清者少”对于提高多种疑难杂病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临床意义。

    祝味菊先生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新解》、《病理发微》、《诊断提纲》、《伤寒质难》等。其代表作为《伤寒质难》，此书系由得意门生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反复辨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3年工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2005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在《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中再次出版该书，成为研究祝氏医派的重要文献。

 

祝味菊常用温药方简介

祝味菊擅用温药建功，药方独特。经实践证明疗效很好，现整理如下一些方子共大家研究、参考：

祝味菊，浙江山阴人，世代业医，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擅用温药建功，常能应手而愈。

一、温补。

祝氏常施用于肺结核、阴疽溃疡等内外科疾病。谓“中医治肺结核无特效药物，予之所以能治愈肺病者，全持大剂温补药物，补阳培阴，增气养血，鼓舞自身正气量，以包围病灶与扑灭细菌，因而获得成功，”举例所用药物为：附子、黄芪、熟地、党参、当归、桂枝、炒白芍、磁石、炒白术、菟丝子、仙灵脾、苏子、百部、紫菀、山药、麦芽、杏仁和紫河车等。

二、温潜

祝氏取附子之温与磁石、龙齿之潜而成。凡见咯血、失眠、心悸怔仲、男子移精、女子梦交等症，用之甚验。对伤寒症见神昏谵语，辩证属虚阳上浮者，投附子、枣仁、磁石、龙齿温潜之品取效。

三、温凉并用

祝氏对治中风之资寿解语汤说：“羚羊治脑，附子强心，阳气虚而有脑症壮者最宜。”而附子与石膏则更为屡屡同用，说：“附子性热，可以扶阳而固本；石膏之凉，既可以治炎而解热，又能中和附子之性。阳气不足，炎热不过盛，可重用附子而轻石膏；阳气略亏，炎热颇盛，又可重石膏而轻附子。”可见其运用之妙。

四、温下与温润

祝氏常以附子、大黄和芍药、黄芩汤治阿米巴痢疾。以附子、大黄温下，配白癣皮、海桐皮、生姜皮、陈皮、地肤子、苦参、苡仁等祛湿，治疗湿疹。用附子、桑葚子、黑芝麻、磁石、麻仁、制首乌、枳壳、枣仁、半硫丸等温润法治疗老年便秘。

五、温散

阳和汤是治疗阴疽要方，祝氏治流注和阴寒痹症时常于方中加附子、磁石获效。谓“此方能振奋阳气，祛痹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阳和汤均加附子”。

六、温开

祝氏引《金匮》“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因虚而发，上冲胸间，则胸痹。”认为虚是阳虚气短，根据病情用附子，功效尤捷。

 

祝味菊用药经验

祝味菊为四川名医,论治擅长内科调理。对附子的应用,可谓出神入化,得心应手,足堪师法。祝味菊用附子,每与活磁石或生龙齿、生牡蛎并投 (一般用附子15g,磁石50g,生龙齿和生牡蛎各用50g),如此温阳与潜阳配伍,可以监制附子辛燥升浮之弊。这种温潜结合的配伍方法,补充发展了《伤寒论》中附子的用法,使附子的应用更为广泛。祝味菊还常以附子与酸枣仁、朱茯神配合使用,取其温阳和营,使温而不燥。这与仲景以白芍监制附子辛燥伤阴有异曲同工之妙。《祝味菊先生医案》中,用附子或制川乌治疗的病症有:外感发热(包括发热咳呛、发热头痛、发热神昏、间日寒热)、滞下、会阴胀痛、滞下、失眠、浮肿、中满呕恶、下肢痹痛、鼻衄、咯血、咳嗽、喘促、头昏便闭、病后纳少、病后体虚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其中会阴胀痛用制川乌治疗;带下腹痛初期,用制川乌配干姜、酒制大黄温中导滞(制川乌用15g,干姜9g,酒制大黄6g;儿童减量,用制川乌6g,干姜3g,酒制大黄3g)。腹痛带下瘥后,将制川乌易为附子,去酒制大黄,以温中理脾为主。其他病症,均用附子治疗。祝味菊用附子侧重于温阳,用制川乌则取其温经散寒止痛。祝味菊用附子、制川乌治疗的病证,一般没有明显的畏寒、肢冷倦怠等症状,但舌脉合参,符合虚寒证的特征。这就是说畏寒肢冷并非虚寒证成立的

必备症状。  

《祝味菊先生医案》中附子、制川乌主要应用于以下几方面:温中达表卫气源于中焦,中焦虚寒,卫气不达,则表邪留恋,症见发热、苔白、脉虚数或浮缓、浮弦、虚浮等。祝味菊用附子、磁石、生龙齿温中潜阳,配合麻黄、桂枝、生姜等,共凑温阳达表之功。兼咳嗽或咳嗽气逆,加法半夏、细辛、白芥子、杏仁、陈皮等降气化痰饮;头痛,加羌活、蔓荆子祛风清头目;苔腻作呕,或苔黑腻泛恶,为痰湿中阻,加姜半夏、炒六曲、炒枳壳、藿梗等化湿消食,顺气和中;湿浊蒙窍,神识渐昏,舌黑而润,汗出齐颈,酌加杏仁、大豆卷、炒竹茹、法半夏、带皮茯苓、藿梗、陈皮、生姜等宣畅气机,芳化淡渗。温解少阳《伤寒论》少阳证之病邪偏于热,因热郁少阳,少阳枢机不利,故有往来寒热、头痛、口苦、咽干、脉弦等症状。故仲景制小柴胡汤以柴胡、黄芩为主药和解少阳郁热。温病邪入膜原,以湿浊之邪为主,故达原饮用柴胡、川朴、草果、槟榔之类开达膜原。对于脾肾阳虚,寒湿郁滞少阳,以致少阳枢机不利之中满呕恶、间日寒热、苔白脉细等症,祝味菊用附子温补脾肾,炒莪术、桂枝、姜半夏、陈皮、大腹皮、生姜、柴胡燥湿散寒,共凑温阳化浊,和解少阳,透达膜原之功。可谓师古而不泥古,善于通常达变。温调营卫营卫不和,其实是营卫两虚所致,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用桂枝、甘草辛甘化阳以实卫,芍药、甘草酸甘化阴以养营,生姜、大枣健脾胃以助营卫之化源。桂枝汤即是通过平补营卫而起到调和营卫的作用。但对于体质虚寒而营卫不和的病证,桂枝汤就显得药力单薄了。对此,祝味菊以温补营卫而达到调和营卫的目的,即所谓温调营卫法。方选黄芪健中汤加减。肺主气,宣卫气,卫气属阳,故用附子、黄芪、桂枝温阳益气,升阳实卫;心主营,营气属阴,故以炒白芍、酸枣仁、朱茯神养心营;营卫源出于中焦,故以炒白术、姜半夏、陈皮健运中州,以资气血生化之源,并使补药灵动不滞。祝味菊的温调营卫法较桂枝汤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并偏于温补,常用于体质虚寒患者外感病后期的调理。若病后纳少,脉细缓,加生谷芽、炒六曲、炙鸡内金等和中开胃之品,既能温调营卫,又可温阳建中;汗多,加重白芍用量;夹痰湿,加白芥子、半夏。温中导滞寒湿伤中,积滞内停所致的腹痛、下痢病症初期,祝味菊用制川乌温中散寒,燥湿止痛,配以酒军攻积导滞,两者配合,成为温中导滞的主药,酌加淡干姜、木香、法半夏、桂枝、大腹皮、苍术、槟榔、吴茱萸、羌活、葛根等以助温中、燥湿、行气、升阳、导滞之力,有时还佐以炮姜炭涩肠止泻。随着滞下的好转,渐减去酒制大黄。待滞下瘥后,转从温补肾而收功,药用附子、肉苁蓉、巴戟天、破故纸、干姜、炒白术等温补脾肾,佐以半夏、生谷芽、大腹皮调气疏中。温中化湿中寒脾弱,水湿内生,下注为带下;溢为浮肿、溲短;中阻为胃痞;浊不降清不升,则为头昏、便秘。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祝味菊认为当从温化。他以附子温脾,佐以大腹皮、带皮茯苓、姜半夏、生姜、炒白术、川桂枝、藿梗、西砂壳等通阳顺气,健脾燥湿,芳化淡渗之品,用药颇为灵动。带下症,加大黄炭、炮姜炭、白鸡冠炭、葫芦巴、桑寄生温肾固涩。温肾化气 淋病后,肾虚气化失司,会阴胀痛,脉细紧。祝味菊认为当用温肾化气之法治疗。制川乌既能温经散寒,又善通利止痛,故祝味菊便以之作为主药。肾主二阴,厥阴肝经绕阴器,故配以淫羊草藿、葫芦巴、金铃子、小茴香、橘核温肾暖肝,以助下焦气化,再佐以黑大豆、车前子、藿梗升清降浊,通利水道。用药全面而严勤。温养筋骨 肝主筋,肾主骨。肝为罢极之本,肾为作强之官。肝肾亏虚,则筋骨失养。临床上由肝肾精血亏虚而致筋骨失养较为人重视,而肝肾阳虚,筋骨失养,常为人忽视。《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读《祝味菊先生医案》后,对此经文的理解就更加感性和深切了。对于肝肾虚寒、筋骨失养的下肢痹痛症,祝味菊采用温阳法治疗。用药以附子、巴戟、淫羊藿、桑寄生、当归、黄芪温肾暖肝助阳为主,佐以桂枝、川牛膝、独活通利下肢经脉,祝味菊温养筋骨法的组方用药特色,有点象地黄饮子,但祝味菊此法偏于温补肝肾阳气,兼能通利经络,而地黄饮子则肝肾阴阳并补,以补肾填精为主,兼以化痰开窍。温阳潜阳 "阴虚则阳亢",但阳亢并不均由阴虚所致。阴虚致阳亢,是阳亢常见的病机,治疗当育阴潜阳,滋水涵木。若脏阳亏虚而上浮,则亟宜温阳潜阳。唐代王冰在注"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时说:"然阳气者,内化精微,养于神气。"心阳亏虚,阳失潜养,而致失眠,脉细迟,祝味菊便仿归脾汤之意加上温阳之药,采用补养心脾,温阳潜阳的方法治疗。药用附子、炒白术、炮姜温阳健脾,茯神、枣仁、龙齿养心潜阳宁神,并佐以生姜、半夏、生谷芽和胃以安神,健中州以资气血生化之源。对于肝肾阳虚虚阳上并,以致络伤血溢,咯血身热等症,祝味菊用附子、补骨脂、菟丝子温补肝肾,扶助元阳;黑锡丹、生龙齿、牡蛎、朱茯神潜敛虚阳;三七、炮姜炭止血;法半夏、苏子、百部、玉蝴蝶肃肺降逆。虚阳上浮,也可见于阴阳两虚,阴不敛阳,阳虚不潜。如王君伤寒已达二候,自汗气促,鼻煽,脉息虚缓,舌润无苔。祝味菊诊为心肾水虚,真阳泄越。用附子、生牡蛎、黑锡丹、生龙齿、朱茯神、破故纸、覆盆子、巴戟天等温肾纳气潜阳的同时,以鸡子黄育阴配阳。     

火神派资料汇编（五）

 

 

有感于祝味菊先生   

    这几天感到有点迷茫，是每人都会必经的心魔，还是自己人为造成的路障？

-------这是我今天上午刚刚在QQ上修改的个性签名。下午，“有点迷茫”的我踏进了图书馆的大门，在里面有幸“结识”了一位仙逝已久、不多为人知却学贯东西、成就斐然的医学大家---祝味菊。

    说实话，这位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仙逝的老人，之前我对其毫不了解，但今天的这次“偶遇”却开始让我对这位老人心怀仰慕之情。手捧这本《祝味菊医案经验集》， 感怀于老人的睿智与气魄，如沐春风。

    祝味菊虽出生于仕族家庭，但从小就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造就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后又攻读西方医学５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医学１年。祝先生是著名的中医学家，同时也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医家，敢于用近代医学解释中医理论，是我国较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家之一，他曾说：“术无中西，真理是尚”。

    祝先生同时也敢于提出中医理论中的某些不合理之处，敢于怀疑已被广泛认可的学术观点。自东汉张仲景以来，《伤寒论》基本统治外感热病，至金元刘完素创建寒凉派及后来的叶吴温病学说，拉开了温病与伤寒争论的序幕。时至今日，很多医家仍奉叶吴的温病之法，但凡温病皆予以寒凉之法，但很多时候却“熟悉疾病之趋势而不能改变其趋势”，为何？

    祝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排斥伤寒法，不敢用温药。在祝先生的概念中，温病只是包含在伤寒范畴之中的一个概念。

    有些热病，发热只是其症状而已，其病因未必与热相关。中医讲，正邪交争可至发热；西医讲，发热可以是炎性反应，是一种应激性的保护反应。可见，很多所谓的温病其实并非热邪所致，若不分青红皂白，皆投以寒凉之品，岂不误之？更甚者，会犯虚虚之戒！祝先生接受西医知识后，了解到发热由致病微生物引起，故伤寒温病并无寒热之别，在治疗上也不以消除发热为目的。

    我们平时所指气虚，实为阳气虚。评价一个人意气凛然，我们常说他一身阳刚之气，没有哪个人会觉得一个阴气很重“娘娘腔”有盖世正气，此为说笑。正邪相争，“正”指阳气，所以益气扶正、治病求本的关键在于补阳气。《內经》讲：“阴平阳秘”，祝先生认为：“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并首次提出了“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观点。

    所以对于一些阴虚阳亢所致的温病，祝先生仍然主张使用温热之品。不局限于虚实，不局限于寒热，祝先生擅用附子、麻黄、桂枝等辛热之品，且取得疗效卓著，也因此获得了“祝附子”的雅号，也有人称之为“火神派”。

    早在数年前我见习期间，一位带教老师不无感触地对我说：“疾病的康复主要还是要看自身的调节能力，药物最多只是辅助治疗而已”，现在想想，此话虽不免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的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就是讲得同样的道理吗？

    祝味菊学术的核心就是本体疗法。他说，人体对于外来的损害具有“自然疗能”。治疗上应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病为主，体质决定胜负的局面。

    为处理阴虚与温药之间的矛盾，祝先生创立了“温阳四法”，即温润、温化、温滋、温潜。其中我对温潜法的感触最深。

    去年我在呼吸科跟随主任门诊实习期间，发现很多咳嗽喘息的病人尤以夜间为重，而很多的大夫不分白天黑夜皆投以相同的方药，很多病人疗效欠佳，或者很多病人白天咳嗽减轻、晚上却不见好转甚至加重。

    见此情景，我当时就想起了失眠的病人。中医讲失眠的一个重要病因病机就是阴虚阳亢，机体兴奋故难以入睡。失眠与夜间咳嗽不都是机体亢奋的结果吗？夜间咳嗽会不会也是因为阴虚阳亢？我当时就在想，如在方药中加一些滋阴潜阳之品，其效果会怎样？但可惜我当时还没有处方权，没有机会作这个探索―――

    今天看到祝先生的温潜之法治疗失眠，眼前一亮，不免有一种如遇故人的感触。祝先生认为不仅仅是气虚阳浮的虚火之症，即使是阴虚火旺之症，二者皆为虚症，如一味用寒凉清火，则犯虚虚之戒。“气虚而兴奋特甚者，宜与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元，导龙入海，此皆古之良法，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与清滋之药也。”主张用附子配伍磁石、龙牡等重镇潜下之品，温阳而潜降。若我今以滋阴潜阳扶正之品配合止咳化痰平喘之法投以夜间咳嗽的患者，假如祝老先生看了，估计还要建议我加上诸如附子之品吧，呵呵―――

另外，祝味菊首次提出八纲辩证，推崇张景岳的重阳学说，提出“伤寒五段论”，“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障，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太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

    祝先生反对伏邪论，其言：“伏气之说，中医之障也。邪正不两立，岂有容邪许久而不发病者乎。”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愚人钝见，正邪相争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正胜邪则无病，邪胜正则染病，其间很多时候都是正邪并存的。就西医而讲，很多病都有潜伏期，或者说很多病在发病之前都有一段“平静期”，当伏邪“打败”正气，疾病自然而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以上皆数小时粗读《祝味菊医案经验集》后的所感所想，祝先生学术深远、医术深邃，非晚辈一年半载所能悟透，今日所言皆因有感于先生的睿智与气魄、加之愚生学习中的一点感悟而妄作！     “有点迷茫”的我好像发现了横在我面前的那道路障！

 

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访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农汉才

 祝味菊(1884～1951),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先祖世代业医,童年随父入蜀,弱冠从其姑父严雁峰襄理盐务于成都,其姑父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以医经。1917年进四川军医学校,攻读2年后,随该校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27年为避战乱至沪悬壶,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祝氏治学极其推崇张仲景、张景岳诸家,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主张中医改革,1937年与上海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1]。祝氏在临床上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祝味菊到上海后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因其学术风格与当世的“轻清之风”迥异,也遭到许多非议,但其影响在江南日渐深远,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祝氏现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门人弟子也都相继离世,他的学术至今流传情况如何呢?其生平及论著是否还有更多可追溯的呢?为此,我们到上海、浙江走访了一些仍然健在的祝氏学生、再传弟子及他们的亲属,并咨询了一些研究祝味菊的专家学者,寻访了祝氏的故乡绍兴,对祝味菊的史实进行了一番实地访查。兹汇集考察所得之要,撰文如下：

一、祝氏在民国医界的影响上海中医文献馆是上海地区名老中医汇聚之所,馆内八九十岁老大夫仍出诊的不在少数,陈熠馆长、陆鸿元教授、陈明华主任都是祝味菊的再传弟子,江克明教授、邓嘉成主任、杨杏林主任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祝味菊作过深入研究。我们的调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陆鸿元教授是原龙华医院院长徐仲才的弟子,他介绍说,徐仲才的父亲徐小圃曾是上海地区的温病派儿科名医,徐仲才的哥哥徐伯远年轻时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竟一夜间大获转机而痊愈。徐小圃为此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几代家传的医术,他不但虚心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拜师于祝氏门下。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温热剂的儿科专家。其二子后也都承袭了此医风。原浙江中医学院的院长何任教授,曾跟随徐小圃学习,他介绍说,徐小圃在处方时无论寒热证,每方必有姜、辛、味(五味子)三药,温热药使用之广泛,已和当时上海“轻清之风”截然相反,且其门庭若市,日门诊量多则可至200余号。然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余瀛鳌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余瀛鳌教授是上海名医余无言之子,幼年随父游于上海中医界。他回忆说,祝氏门诊病人不甚多,无法与徐氏盛况相比。在1962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将徐小圃作为“重阳”、擅“温热药”的一流派收录。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一批擅用附子的名医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形成了具有学术继承关系、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其中就是以祝氏为“鼻祖”[3]。陆鸿元教授还介绍说,当年上海名医章次公才高八斗,几乎无人能令其称服,但惟对祝味菊常称赞有加,钦佩不已。首届全国名老中医学专家颜德馨教授,曾跟随祝氏抄方学习,他介绍说,许多祝氏门诊病人都是一些同僚在束手无策后推荐而去的,祝氏对自己的医术有很强的信心,在临床上的确也经常创造奇迹,救常医所不能救。祝味菊最有名的弟子是著名中医陈苏生(1909～1999)。其7个儿女中惟一继承父业的是女儿陈明华大夫。但其子陈明强、陈明康等对父亲治学经历也非常熟悉。他们介绍说,陈苏生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为师,悬壶不久后就声名大振。但在陈苏生34岁时,其姨丈家中先后3人罹患伤寒,陈苏生多方努力,并遍请中西医名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陈苏生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重研医理。1943年,陈苏生结识了祝味菊,经过几度辩论和长谈,陈苏生大为折服,终于第3次拜师,投于祝氏门下。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当时在中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符铁年就曾楹联祝贺。陈家至今还珍藏着这付对联,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墨迹。正联为:“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入室人”。联中注词为:“苏生仁兄受学于山阴祝味菊先生之门。先生日与讲论,辄笔记之,动数千言。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悉能领默喻达之于文。常谓门弟子中,无出其右者。师弟之间,相得益彰矣。倾出纸属书楹帖,因撰十四字奉赞。癸未新秋铁年符铸两记于脱静庐。”陈明强介绍说,其父在拜师后,益加勤奋。当时祝陈两家相距不远,陈苏生每周至少三次要到祝家探讨学问,常常夜半才归,回家后还要笔录当日之问答,将其命名为“师门问答录”,如此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后整理为《伤寒质难》。陈苏生一生治学严谨,其座右铭至今仍为其子女传诵:“学问如叩钟,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大概也反映了陈苏生在选择《伤寒质难》体裁时的一种倾向。据陈氏兄妹介绍,《伤寒质难》出版时,医学界有很大震动,当时许多名医如陆渊雷、章次公、程门雪等都送来赞贺之词。其中,陆渊雷对《伤寒质难》的偏爱恐怕无出其右了,他以对联赞曰:“弘愿欲除一切苦;奇书不数千金方”。并注之曰:“苏生贤兄同道从我交祝君味菊游,既尽其学,乃播之简编,用传久远。不慧尝获先睹,以《素问》笔调,商贯科学,生面别开,赠之以联,即祈两政。戊子春陆渊雷并识”。其后,陆渊雷进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曾携此书在与会的中西医同道中散发,征求《质难》之质难,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4]绍兴妇儿医院的陈天祥主任研究祝味菊已多年,曾走访过陈苏生。他介绍说,祝味菊当年在上海锋芒毕露,过于开罪温病学派,得罪同道太多,为此也遭到过许多非议和排挤。连徐仲才对其父徐小圃医风的改变也称:“在旧社会这样广泛运用温阳药,颇受非难”。

二、祝氏医学的流传在我们走访上海中医文献馆、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龙华医院、绍兴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的过程中,当问及祝味菊,几乎中年以上的医生和学者都知晓,但他们都更加熟悉“祝附子”的称号,有的还能细述“五段八纲”学说的体系和内容;当问及应用情况时,几乎没有在临床中完整使用“五段”学说的,而对祝味菊的兴趣都集中在对“温热剂”和附子的应用上。颜德馨教授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时,曾跟随祝味菊抄方。他认为祝味菊能够在丁派为天下的上海大胆使用附子,除了他的辨证思路独特外,还与他使用的附子的特殊炮制方法有关。祝味菊一般都使用松花粉炮制的黄附片,而在此之前,上海并无这种炮制方法。黄附片毒性小,往往可用至一两,至于这种炮制方法是否源自四川,尚待考证。在临床中,颜老没有直接应用五段八纲学说,而是发展了祝味菊对正气和温热法的认识,在临床中善于运用附子来扭转正邪相持不下的局面,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如鼻炎、痹证、久排不下的结石等,但往往也都是中病即止。颜德馨教授的弟子邢斌,也热衷于对附子的研究,他已经对近现代一些善用附子的大家作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整理研究,他编纂的30万字《危证难病倚附子———近现代名医运用附子经验荟萃的经验集》也已脱稿。他目前在临床中也积极地探索和实证着附子的应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费开扬教授介绍说,他曾于“抓药的柜台”上“偷习”祝氏方药,他认为祝氏的温潜法常能突破临床上许多常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肝阳上亢导致的高血压,羚角钩藤辈往往不能获效,而附子、灵磁石之配伍运用则常有奇功。何任教授和江克明老师认为祝味菊比较“偏激”。何任教授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曾到祝氏门诊里学习过,而祝味菊的自信和使用附子的胆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克明教授多年从事临床和方剂学的教学,他从方剂学角度对祝味菊的医案有过很多研究。他认为,正是祝味菊这样对附子的“偏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偏”才给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指示了方向。例如,现代对附子“强心”作用的研究,祝氏的临床实践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陈明华主任在临床中一直实践着其父陈苏生的医理医术,她介绍说,陈苏生完全掌握了祝氏医学的精髓后,又根据江南人的体质特点,融会了沈、钟二师的“轻灵”之便,在临床中对温热药的运用更趋稳健,也常能以大量附子之剂速起沉疴。陆鸿元教授认为附子“独任为难”,祝味菊能得力于附子,在于配伍,例如配磁石、龙牡、石斛等,他在临床中也经常采用这些配伍方法,用于冠心病、脑干综合症、脊髓空洞症、异常出汗等,疗效很好,而且也常用于膏方。他还介绍说,目前在上海的许多基层医生如厂医等仍敢于常用附子,而“丁派”医生很少用附子,与他们所面临的病人阶层有很大关系。陈天祥主任认为,附子“出乱”主要是因为它的“浮性”,祝味菊用磁石、龙牡等来配伍,正好达到了“制暴为良”的效果。陈天祥主任是绍兴妇儿医院的儿科专家,鉴于这些经验,他目前对于一些两三周岁的幼儿,也常用10克以上的附子,安全且有效。他介绍说,关键在“配伍”。何时希认为,“《金匮》用附子者18方,与附子相配之药有45种,‘八阵、八法、七方’之类均有,可知祝氏是得仲景真髓,而自多启悟,遂成一家者。”[6]三、祝氏论著祝氏为一代名医,其著作和论文是考察其学术思想的最重要的史料。调查中据杏林主任介绍,祝氏1931年与弟子罗济安编写了《祝氏医学丛书》,其中刊行的有《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诊断纲要》。该书今多馆有藏。1944年起祝氏与弟子陈苏生质疑问难,编成《伤寒质难》6卷,《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于1947年第2期开始连载《伤寒质难》,此刊物至今仍在,1950年上海大众书局将全书成册刊行。但我们在这次实地调查中,发现此书流传极少,《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亦未著录。个别有收藏者,也视为珍藏,绝不外借。另据正在德国从事中医抄本研究的郑金生研究员告知,最近已发现该书的稿本藏德国慕尼黑医史研究所。该稿本中保留了一些最原始的资料,可为我们考察该书的编撰提供直接的材料。另外,我们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室里查阅民国的中医报刊时,陆续发现了十数篇祝氏曾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但生动地反映了祝氏生平的学术活动,而且从另一侧面也体现出了民国期间中医学术交流的活跃气氛、中医兴学办教育的情况及中医界在逆境中积极抗争的风貌,兹引以下:“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论坛”栏目,1914,2(4);“交肠”《神州医药学报》“医话”栏目,1914,2(4);“伤寒论注释”《神州医药学报》“医书”栏目始连载,1914,2(3);“读绍君医政统一论的谈话”《医界春秋》,1927,2(14);“双十节以后应注意的病”《医界春秋》,1928,3(双十节特刊);“金匮新义之鳞爪”《医界春秋》,1944,8(14);“中西医学概论”《医界春秋选》第一集“特载”,1927,(8);“营卫官能之一般病理”《自强医学月刊》,1929,(1);“病理学讲义”《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1);“正气与治疗关系”《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2);“国医之危机”《医报》,1932,(1);“对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之意见”《医报》,1932,1(4);“脉学举隅”《自强医学月刊》,第9,10,18,19期连载;“伤寒质难”《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1947,1(2)开始连载;就职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宣言、施政纲领”,《申报》1936年1月10日。杨杏林主任研究近代中医教育已多年,编写了民国上海三大中医名校的校史《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上海中国医学院校史》、《杏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校史》,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中就有祝氏从教时的一些言论,特别是祝味菊在担任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时的活动及言论。祝味菊生前未辑录和整理临诊医案,但其某些弟子在随诊时曾笔录了部分病案。江克明教授介绍说:祝氏弟子王兆基生前与其交往甚密,王兆基在随诊中积累了许多祝氏病案,王兆基也曾挑选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病案与其共同研究,并将之发表于杂志。王兆基去世后,所有书稿交与夫人,殆其夫人离世,其余的祝氏病案也就下落不明。四、祝氏医学的师承与传承祝味菊的学术理论及临床风格与世迥异,独树一帜,然其中医临床的师承却始终是个谜。书载祝味菊“先祖世代业医,从小耳濡目染”[7],因其故乡绍兴并无类似医派,可知祝味菊并非秉承自家医风。《伤寒质难》载,祝味菊髫龄入蜀,在姑丈严雁峰家长大,自幼喜医。严雁峰曾为其三延名师讲解医经,但每次都因老师回答不了祝味菊的提问而自动辞去,最后严雁峰不得不亲自教他。为了解严雁峰对祝味菊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追寻了严雁峰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严岳莲(1855～1918),字雁峰,清末陕西知名学者、藏书家,后到四川贩川盐,家境富足,其藏书楼被称为“贲园”,内有5万余卷藏书,经、史、子、集皆备,尤以全国各地方志和中医秘籍为两大特色[8]。祝味菊亦称,“中国医籍泰斗在此”[9],且其中有“日本丹波聿修堂丛书、北宋圣济总录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10],严雁峰不但酷爱藏书,而且还亲自点校、编纂、刻印图书。严氏与道士阎永和交好,1900年,他与阎永和、贺龙骧等对《道藏辑要》进行了第二次修订。1908年,严氏编纂了《医学初阶》等,另编有《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内有经传、训诂、音韵、中医药学等内容[11]。祝氏于其家中也尽得其藏而广览之。而在祝味菊的医学思想中,其“重阳理论”、“本体疗法”、“自然疗能”等,都带有很浓厚的道教医学色彩,这也许是受其姑丈的影响。另有一些学者把近代四川地区一批善用温热药的医家称为“火神派”,如郑钦安、吴佩衡、卢铸之、沈绍九、曾彦适、祝味菊等[12],吴佩衡后到昆明行医,把一些附子的用药经验带到了云南,也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祝味菊在四川是否与他们有过交往或师承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祝味菊一生学生颇多,入室弟子也较多,陆鸿元教授称,其入室弟子约有20多人,如罗济安、王均仪、陈苏生、胡觉人、康立人、徐仲才、王兆基、徐伯远、王云峰、郑邦达等,有许多人都成为建国前后中医界承前启后的栋梁之材。另外,陆老还介绍,祝味菊与弟子胡觉人的口音被传为趣事,胡觉人曾是大公报的记者,后跟随祝味菊学医,胡觉人是四川人,幼年迁至绍兴,师徒二人一个是“讲四川话的绍兴人”,一个是“讲绍兴话的四川人”,彼此相映成趣。陈明康介绍说:1951年祝味菊因喉癌去世。1950年祝味菊患病后,诸弟子曾陪其到宁波一寺庙烧香祈愿并合影留念,这大概就是他们师徒几人最后的合影,陈家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照片。陈明强还介绍说,祝味菊的子孙均未承医业。在绍兴,我们走访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绍兴县卫生志》,负责中医历史人物调查和整理的董汉良、陈天祥、郑钦荣等老师,他们当年为编纂曾专访过祝氏的一些入门弟子。陈天祥主任从陈苏生处得知祝味菊病逝后其族人将其回葬于绍兴。董汉良教授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祝氏家族中尚有一人于绍兴业医,目前在绍兴中医界已不再有祝氏家族中人了。另外,为寻访其故居,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祝家桥”的遗址[13],祝家桥已被一无名新桥代替,但仍有一“祝家岸”的牌坊极不协调地与一片新式楼房并立,这里已变成纺织厂的宿舍区,原来的祝氏家族早已迁散,其族谱也毁于“文革”。以上是关于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的实地访查报告。今年适逢祝味菊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微薄的工作来表达后学纪念之情。   

火神派资料汇编（六）

 

 

卢铸之(1876--1963)

名禹臣，晚号金寿老人，德阳人。中医内科专家。生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姑父颜龙臣学文习医。后赴成都，拜师于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门下。学成后，从师命遍游各地，一面为人治病，一面深入考察各地人民之体质、生活习惯、水土气候、多发疾病等，还对各种药物的栽培、炮炙、性味、功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光绪末年在成都开设“养正医馆”，正式行医。他继承发扬郑钦安的医理医术，临证经验丰富，内、妇、儿科、针均有独到疗效，以善用辛温重剂治病而在成都独树一帜，有“卢火神”之誉。建国后，曾受聘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医院，任一级主任医师。著有《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金匮要略恒解》、《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心脏病论治》等。

据<<中医人物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p96记载其著作未刊行;另据<<四川.成都风物>>杂志记载卢氏著作多在文革中散失.

 

卢氏临证实验录序

向天清 搜集整理

医必先明理法而后可言方药，临证之际，望色观神，温声问情，乃至切脉，实本诸理而考之法，以立确切不易之方，胡尽轩歧扁鹊仲景之能事，非空作漫语以欺人也。余身孱弱，先天不足，幼小多病，得颜师龙臣治之而愈，复蒙授以养生之术，轩歧之学，俾从燮理阴阳变化五行之中，取药物之偏性，治人生之疴疾，以为寿世寿民之用。倏忽十年，学渐有进，又承师命赴蓉从郑师钦安学用法用方之诀，三载亲炙，有闻必录，忽郑师它往，命归里，乃携笔记百本再从颜师游，师命别置茅舍，闭户研讨，种花种药，凡与内难诸书相合而为后贤误解者，检阅对勘，无失本源，以反证后贤之非是；而后贤之有所见者，而必耳提面命，示以旨趣，又三年乃出。采药炮制，咀嚼味性，秘求秘求其与身中经络脏腑、薄膜纲（油）、气血要道相通相应为可。百疾痛疴疡相告者，亦必请师斟酌得宜，始依法立方，调配药饵。不一年四方来者亦众，方庆得坐春风，浸淫雨化，日以理论见诸实验，孰知朝露溘至，颜师渺炙，孓立无依，深叹孤陋，乃游诸四方，登山涉水，以证方土异宜，气候变化，采偏救弊，补漏填穴，取天人相应，顾行踪所及，疮痍满目，鲜人悯念，大都兵燹（xian）冻馁之叹，呻吟病榻，求医难效，益知医为当今急需，决不肯自秘其私，坐观伤亡而不救。于是倦游至蓉，本其所学，应人接物，二十余年。所幸理法方药悉守先师奥妙，快己快人。现国家大力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老怀益加鼓舞，余不敏，常与及门相亲，凡疑难难治诸证，集类成帙，以资参证，述余究医经过，实知学医不应专究方药，尤贵理法相通，期能见病知源，使天下人登诸袵席为快。是为序。

        时在公元1956年丙申岁仲秋月 金寿老人卢  书

 

论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的立论基础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先生致力于祖国医学数十年，精研坟典、博览诸贤，所著《医药简述》一书，医、药思想并茂，论述深入浅出， 尤对附子、干姜、肉桂、麻黄、桂枝、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等十味药品的性味、功效及临床运用阐述精辟，并指出此十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药海浩瀚，而独重此十味者，笔者窃思这是先生学术思想的体现。今不揣浅薄，冒昧将中药十大主帅的立论基础作一探索，庶几循此端倪而能窥先生学术思想之一斑，亦为千虑一得之幸事。

一、遵《品》理，两仪统万物；《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两仪，道者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变化规律和法则。《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能弥伦天地之道而曲成万物，但都由一阳爻和一阴爻所组成， 可见两仪生万物而万物悉不离乎两仪。张景岳总结前人之论指出 欲赅易理，理止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闺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 动静也， 奇偶也，闺辟也，总不出一与二也 (《类经附翼·医易》)邵雍所谓“一分为二，分衍万物 是也.就疾病而言，百病发生皆缘于阴阳偏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 。天地阴阳之偏，运气太过不及可致寒暑晦明易位，一变六气而为六淫， 本为万物所赖者反成万物之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 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阴阳之偏，清浊升降逆乱，脏腑出入失常，气血营卫不和，四肢九窍不利而疾病生焉。疾病的发生既由阴阳之偏所致，则疾病之性不出阴阳两端， 诚如李士材云 人之疾病，虽非一端， 皆不外乎阴阳。六经以阴阳概其性，八纲以阴阳为之总，卫气营血和三焦以阴阳为之分。所以张景岳指出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 (清邵葆诚《医易一理》)。吴氏深究阴阳至理， 明万物咸具两仪之变， 临证以明辨阴阳为纲 ，治病以调燮胡阳为要。同为阴证，阴之程度有别； 同为阳证，阳之轻重有殊。轻者为凉为温，重者为寒为热。凉为寒之渐，寒为凉之极；温为热之渐， 热为温之极，寒之极者无如少阴寒化证，热之极者无如阳明经府证。寒之极则现假热，热之极反见假寒。吴氏探明阴阳趋极之变，不但善治寒热重证，于真假寒热证之辨治尤精，每以姜附硝黄救沉疴于危殆，化险恶于重笃，所治验案多令人击节惊叹。张景岳尝云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愈难病 。能疗疑难重证则轻浅易辨之疾不忧；能治阴阳证之极候则温凉平缓之恙不虑。吴氏能历峻涉险， 踏危如平， 诚是悟通两仪之理， 熟谙阴阳之变的结果。疾病有两仪而方药何独不然，《内经》从药物的气味轻重厚薄分属其阴阳属性。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指出：在天地，统体一太极； 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特撰 万物各有偏胜论“和 草木各有一太极论，此即言方药亦分两仪也。 疾病阴阳之偏须赖药物阴阳之偏以正之，徐大椿所谓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 (《用药如用兵论》)。疾病之偏有轻重，药物之偏有微甚，偏之轻者其病轻，偏之重者其病重。轻者投以微，重者投以甚，偏热者奠过姜附肉桂，偏寒者奠过硝黄石膏。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趋阳之极；石膏、大黄、芒硝、黄连造阴之端，虽百药皆具阴阳二性，然无出其右者， 能谙此竣烈之品，则平和之辈自能洞澈。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祜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 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 。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 ；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 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 主帅 ，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大凡治病无外祛邪与扶正， 此治法之两仪也。祛邪以扶正者，犹如贼寇乱国， 攻贼即是安民 ； 扶正以祛邪者， 因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气得复邪气自退，《易》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攻邪者阳也、刚也、霸道也； 扶正者阴也、柔也、王道也。然无论霸道、王道，但能治国平天下，疗疾安五脏， 皆是良法。故《文中子》云 以道王者德也， 以兵王者亦德也 。吴氏崇尚南阳，治病首重祛邪。认为“扶阳祛寒， 宜温而不宜补， 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吴佩衡》)， 故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均为祛邪之剂而无滋补之品。对于表证， 守《内经》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之训，把住 太阳 一关， 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或麻辛附子汤分别擅治，对症下药，往往一汗而解 。(《吴佩衡医案》)对于温热证和里寒证， 悉本《内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及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 之旨立法处方 认为 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 真阴之少火，决不可损 当 壮火食气 伤阴耗液时， 无粮之师， 贵在速战 ， 以承气釜底抽薪 急下存阴，以白虎之甘寒 养阴制阳 ，俾 壮火之气衰 则 少火之气壮 ，这便是益气， 便是养阴。尝云 芒硝最能生金补水，与大黄同用 有滋阴补水 之功，而石膏能清热灭火而救焚 ， 有起死回生之效 。而当少火之气衰，寒从内生或寒邪直中三阴，戕伐阳气时则重在 温扶阳气 ，资四逆辈助少火生气，寒散阳复.便是益气。此所谓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 (《吕氏春秋·论威》)之理，故多藉姜、附、硝、黄而少假参、芪、归、地，此深一层补法，非深究药物气化之道弗可为。故中药十大主帅不特为定国之良将，亦是安邦之贤臣也。

二、心肾， 宝阳为要务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天为阳，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在人体心主火居上为阳，肾主水居下为阴。心肾者，坎离也，人体之两仪。日月往来而成昼夜之常，心肾交泰而就五脏之和，《周易参同契》所谓 坎离冠首. 光辉垂敷，故心肾者先天之本也。吴氏强调 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 ，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先天真火乃生命之火种，先天真水乃生命之沃土， 上奉无穷者，唯此真阴、真阳二气而已。二气充足， 其人多寿：二气衰弱，其人多天；二气绝灭，其人则死。指出 世之患脾胃病 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 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若为脾肾两虚……必赖桂附理中以获效，如独用理中汤专朴后天脾胃，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全愈尚属疑问 (《医药简述》)。吴氏在强调先天心肾的同时又尤为注重真阳。认为阳气乃人立命之根， 并延引《周易》、《内经》、《中藏经》及后贤之论以助其说，由于阳者生之本 故 宜常益 。阳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 ，所以当随时注意顾护阳气。纵观历史，横览诸贤， 宝阳之说甚众。自《内经》倡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之论后，继世诸家代有发挥。屈原《天问》云 天式纵横， 阳离爱死 ，道家《丹经》谓 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 ，明季张景岳特作《大宝论》指出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 阳气至重如此不言而喻。因于此，吴氏将一团烈火 的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而列于中药十大 主帅之首，并精研而广用之，且博引陈修园、张隐庵、黄元御、郑钦安等论以强调附子的宏功及早用，重用的必要性。由是可明世称先生为吴附子的深义了。

三、药贵精，治病必求本

方药如林，而吴氏但立中药十大主帅为之干，方立桂、麻、四逆、白虎、承气为之主，若不明治病求本之道，何能以之应百疾?凡万事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故治本之道，非独为医所重，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皆然。《易》云 建其本而万物理 ，孔子云 本立而道生 ； 兵法《三十六计》专有 擒贼擒王计 之论。吴氏尝言 治病必求其本，本周而标自立矣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但摧其坚， 夺其魁，拔其本,则诸症尽除。阳气亢极但用纯阴之剂，不杂一毫阳药，育阴正以济阳：阴气极甚，但用纯阳之剂，不杂一毫阴药，扶阳正以济阴；病在表则辛散以汗，不混一毫里药，表解而里自和，所谓 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 。若不洞察真谛直取其本而面面俱到 广络原野 ，则必事倍功半徒劳而已。明确治病求本之要，又当集中优势兵力并力捣其中坚，方能克敌制胜。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将之伐敌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吕氏春秋。简选》)，只要 简选精良，兵械镭利 (同上)又能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则能 发之则不失，纵之则不当 (同上)；医之伐病，药不贵繁， 唯取其效，但能精选药味，严谨制方， 审之何经受病，何为成积，见之既确， 发直人之病以讨之，何患其不愈 。(《医宗必读》)。若 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 可望去病者 未之有也(王德森《稳当之方论》)。观吴氏医案，其用药不可谓不精，其法度不可谓不严，尝云 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它药品，如果加人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 加人补剂犹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 (《医药简述》)。师克在和不在众 (《左传·桓公十一年》)， 吴起以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此兵不在多，而在勇 (《吴子·励士》)， 故孙膑总结说 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 ， 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尉缭子·兵令》)。若军大卒多而不能斗 则 众不若其寡也 (《吕氏春秋。决胜》)， 所以用药最忌夹杂，因 气纯而功愈速，攻补杂施，弗能专力 (《续医说’处方贵简》)。故吴氏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 反对用药 牛屎拌马粪”， 没有目标， 不分主次， 杂乱相投， 反使药力白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 其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之精良，桂、麻、四逆、白虎、承气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将， 如“纠纠武夫， 公候干城 (《诗经。国风》)， 吴氏 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档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之效 (《医药简述》)。

四、结语

吴佩衡先生在《中药十大主帅》中说：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 与其它药物配伍得当，且不违背辩证论治的精神……不但治一般常见疾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证及顽固沉疴， 亦无不应手奏效 (《医药简述》)。可见中药十大主帅是吴氏在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的结晶重先天， 宝阳气是吴氏毕生的治病思想。 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 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 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故于回阳救逆之中流砥柱— — 附子的研究颇深，且十大 主帅 中温热之剂重于寒凉之品。治病必求其本 是吴氏遵循的原则，临证单刀直人，迳取中军，本之一拨，诸症自溃。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克守的法则。尝引陈修园云以毒药攻邪， 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 ，认为祛邪即是扶正， 攘外即所以安内， 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 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方药精炼为吴氏的用药特点 “药无次序，兵无纪律 (《珍珠囊指掌》)，兵力分散，药力相抵，欲破敌愈病者鲜矣。故吴氏用药不杂掣肘之剂，崇尚仲景方药法度，守之而不泥，变之而不悖， 故郭奇远称道吴氏是真能善读仲景书者(《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续编》)。吴氏中药十大 主帅 的立论基础殆源于他的这些独特的理法方药的医学思想。虽中药十大 主帅 力宏功著， 然如 诊断不确，或配伍不当，则不但无效，而反使病情增剧，变证百出 (《医药简述》)，故吴氏特告诫云 于临证时，应分清虚实寒热，当用则用，有是病用是药……切勿以人命为儿戏 。吉凶生于肘腋，春华发于指下， 峻猛之剂既可起死于瞬阃， 亦能毙命于倾刻，故吴氏之言又不可忽也。古人云 师其法而不师其意。不可谓之能师， 师其迹而不师其神，亦不可谓之能师 ，对吴佩衡先生的学术思想何以学之、师之、用之，或得或失，自可明矣。

 

解读吴佩衡医案一则

原云南省某医院院长秦x x，住昆明市小南门内绣衣街，有独子名念祖，年十三岁，患伤寒重证，发热二十余日不退。秦精于西医，对其子曾以多种针药施治，未效。又邀约徐、应等数位西医同道会诊，均断言无法挽救。后由秦之门生李x x君推荐，邀余于1948年1月7日（小寒节气的第二天）前往诊视。患儿已发热不退二十余日，晨轻夜重,面色青黯,两颧微发红,口唇焦燥而起血壳,日夜不寐，人事不省,呼吸喘促,时而发迷无神，时又见烦乱谵语,两手乱抓有如撮空理线,食物不进,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通,舌苔黑燥,不渴饮,喂水仅下咽二、三口，多则不吮,脉象浮而空，重按无力。

附片250克 干姜50克 葱白4茎上肉桂15克(研末，泡水兑入)

1月8日复诊，热度稍降,唇舌已较润,烦乱止,但有时仍说昏话,曾呕吐涎痰一次,仍以白通汤加味扶阳抑阴，交通心肾兼化气行水主之。

附片300克 干姜80克 茯苓30克 上肉桂15克(研末，泡水兑入) 葱白4茎

上方服后，当晚整夜烦躁不宁,不能入寐,详查病情，脉稍有力,热度较前稍降,神情淡漠，不渴饮,拟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

附片400克 干姜15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兑入) 朱衣茯神50克 炙远志20克 公丁香5克 生甘草20克

病势已大松，烦躁平定，人已安静，小便转较长,病有转机，是夜又照原方连进,大便始通，泻出酱黑稀粪三次,发热已退去大半,烦乱谵语已不再作,且得熟寐四、五小时,唇舌回润,黑苔退去十之六、七，身热退去十之八、九，大有转危为安之象,照第三方加西砂仁10克 苍术10克 吴萸8克治之

12日诊。服药后大便又泻十余次,色逐渐转黄,小便已较清长，黑苔全退,尚有白滑苔,食思恢复,

随时感到腹中饥饿而索求饮食,继拟下方调治。

附片400克 干姜8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兑入) 西砂仁10克 口芪30克 炙甘草20克 元肉30克

13日诊。大便仅泻二次，色黄而溏,唇色红润,白滑苔已退净,神识清明,食量较增,夜已能熟寐,脉静身凉,大病悉退，但阳神尚虚，形体瘦弱，起动则有虚汗而出,遂拟黄芪建中汤加桂附调理之。

附片300克 黄芪80克 桂尖20克 杭芍30克 炙甘草20克 上肉桂20克(研末，泡水总入) 生姜30克 大枣4枚 饴糖30克(烊化兑入)

14日诊。脉沉缓而有神唇舌红润大便泻利已止，小便清长,有轻微咳嗽，腹中时或作痛,拟四逆汤加味治之。

附片300克 干姜100克 北细辛8克 上肉桂11克(研末，泡水兑入) 广陈皮10克 法夏10克 甘草10克）

15日诊。咳嗽、腹痛已止，唯正气尚虚，起卧乏力，继以四逆汤加参、芪作善后调理，服五、六剂而愈，其后体质健康如常

   通读吴氏医案和笔者所加的注释，读者应该可以很清楚病程的演变和治疗，元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下面重点谈谈吴氏的大剂姜附之用。笔者的注释已经点出此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元气蓄积之热象不显就出现了腹泻日行十余次的排病反应，所以所祛除之寒邪当是新浅之寒。如是深寒的旧病复发，由于患者处于春季体质季节，可能性不大。吴氏一起手就是二百五十克的附子，未经小剂量先试服或是用频饮之法。当然，吴氏在如此重症面前是想以附子的雄将单刀直入，以力挽狂澜，是在与病魔争分夺秒。此点笔者可以理解，但是否非用如此大剂才可挽回败局呢？难道面对强敌，只有大兵压上才是唯一的战略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吗？

从全书的论述和医案，读者读至此最起码有这样的认识：即药物是通过激发元气来破寒邪的，真正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是元气的多少，而不是附子量的大小。决不是附子量用了大，破的寒邪必多，胜算的把握愈大。一切都是元气在说了算。该患者正处于生理的春季体质季节，从整个病程的演变可以看出在初诊时是寒实证，以寒为主，相火外越之热象著说明元气还不致于太虚，所以才会有7日第一次面诊，9日晚就出现了腹泻的排病反应，病情危机解除。吴氏在医案的记录中服药的次数没有交待，是一大缺憾。笔者的看法是此案附子当用大量，但不必吴氏所用的如此大量，反之如果是重用炙甘草，附子的用量可以少至三、五十克，通过少量频服，如隔一两个小时服一次，来达到增强药效的目的。如果还要再精益求精，间隔时间的长短依元气的提示而定。

因为从医案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外越之相火的归位是分步骤实施的，元气并不因大剂量附子的短时间突击应用，就会如医者所愿而将相火一次性收纳，元气谆敏之性自会量力而行，瞻前顾后，左右兼顾，制定出周全的战术布置、实施周密的抗邪经过，最后交出完美的答案，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元气非虚至仅能自保的前提下，元气并不会因为用了三百克的附子而盲目地派遣一个师出去宣战，也不会因为医者仅用三十克的附子而胆小至调遣一个排去应敌，所以前面用了三四百克附子出现了排病反应，后面同样用了三四百克附子，却无明显动静。这可不能简单地以邪去正安来作解，而是元气根据自身力量强弱、所要祛除寒邪多少、二者力量比，全面衡量比对后作出的正确判断，才重新下达正确的指令。有的是与医者之意愿相违，有的看似在医者用大量的预料范围内，但却有闲药闲量之过。正因为元气祛寒是分步骤实施的，药物作用于人体后，具体应该激发出多少元气外出应敌，还有一个与附子用量的差距，有时是成正比，有时是成反比，有时不与药物的累加而同步增加，反是原地踏步。所以通过增加服药的次数，但药量减少，配伍合理，药量比与经典吻合，也是少量多次激发元气前赴后继外出抗敌，这是否更符合元气之本意呢？且医者进退更自如，胜算的把握更大。

白通汤证历代医家都认定阴盛戴阳证。方中附子量虽较四逆汤中附子用量为少，但却是生用。生附子的应用我没有经验，但不经炮制通行走窜必强，相同的体质下激发元气之量必多。网上有病家和医家用过者，比较生炮附子的区别时，曾言及生者破内寒，炮者走表，如是大剂量长期服用于破寒，性燥。我的理解是炮附子性燥一说是否与元气蓄积证的识别有误或是炙甘草的用量有关？总之，白通汤用生附子不伍用炙甘草，必要体实元气不太虚才经得起如此峻猛之剂而无驱逐元阳或浮阳上扰之忧。如是虚寒证以虚为主而致的戴阳现两颧潮红游离不定可否再予辛散选用白通汤？用之元气能否进退自如，既能守住自已的大本营又能祛寒？通过前面的论述，读者自能给出答案。所以我们在比较诸四逆类方时，一定要有元气多少的概念，不可以戴阳格阳一以统之，否则临证时鲜有不偾事者。因此四逆汤用于虚寒证时，不论是否有戴阳格阳等相火不位证是为首选，因其以炙甘草为君而顾及元根的本位，不因姜附之用而有离脱之虑。白通汤用于元气不太虚者，也不必定见有戴阳之证才选用之，而应以寒闭体实的寒实证为指导，一切以元气多少为指南。此诚如浅田宗伯言“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治寒盛遏阳，厥逆无脉，脉伏不出，自利烦躁等证，是寒闭也。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治虚寒之甚，脉微欲绝，手足厥逆，反不恶寒，下利清谷，里寒外热等证，是虚寒也。”（《伤寒辨要笺记》）胡希恕也有相同的看法：“白通汤主用发汗的葱白，虚寒盛极于里，依法势在必禁，试看下利清谷、四肢厥逆、脉微欲绝诸治，均用无葱白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而无一用有葱白的如本方者，就是这个道理。”（《经方传真》）

 回头再来看吴氏此案首诊给出的白通汤加肉桂。我就不明白，既然选用诸四逆类方中辛散走窜力最强的白通汤以破寒闭，为何还加用肉桂？岂不与白通汤名白意为葱白为君、名通意在破寒闭通经脉的立方之本意相违？话说回来，不加用肉桂，患者稚阳之体经得起白通汤重用附子的如此辛散之剂吗？好在有肉桂拖住元气之根且从始至终都不离不弃。既然加用肉桂是为了拉住元气，又何必重用附子而不用炙甘草呢？不知吴氏当时的思路如何，为何选用白通汤，又为何加用肉桂，凭什么指征加用，其间又为何加用生甘草，仅仅是因为见有烦燥一证就易方为茯苓四逆汤，且不加用人参？此案从始至终如果原方药一样，不用肉桂会如何呢？如不加用肉桂应以何方应之？我的看法是治以四逆汤，炙甘草量一定要大于姜附量，如此姜附量就不必大剂如吴氏之用了。虽说此案是寒实证，以寒为主，寒闭致相火不位，格阳戴阳均见，白通汤为正选，但要考虑到患者才十三岁，还是稚阳之体，元根因于药物易于脱离，所以还是以四逆汤之用为首选。我无意否定吴氏的治疗，但读者应该也可看出吴氏对元气的认识有限，对四逆汤白通汤的区别应用仅局限于临证经验所得，加用肉桂是歪打正着之举。吴氏作为大剂量应用附子的开路先锋，对其医案的详加解读，目的在于让读者明白附子不是不可大量应用，但更多的情况是不必大量应用也有佳效。

《关于附子运用的一些问题》一文，是笔者2004年在网上发表的一些帖子的汇总，其中部份是向三七先生请教的内容，结合此书的论述可以看出笔者在应用姜附剂的认识的轨迹。三七先生是我非常欣赏的应用附子的高手，在2005年之前，先生也常以大剂的附子应用于临床，并曾以身试法。2005年始渐以小剂姜附剂的应用为主，疗效更好。笔者在2005年之前的附子之用起手就是三十克，不效就以三十克为单位累加，最大量用至三百五十克，百克以上的已是常用量，效与不效均有，见效快和能治愈者并不是附子用量最大者，用量小也有速愈者。更多的情况是药量与药效不成正比，甚则元气蓄积证未出现，附子的毒性或壮火食气证先出现了。遇到了几次反面的教训，就开始反省已之过，特别是在认识到四逆汤中炙甘草之用后，彻底地从之前只进不退返回到从小量用起，开始试用小量姜附剂的疗效，不想效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外。于是在临证中才慢慢学会倾听元气的声音，与元气朝夕相守，渐渐地听懂了元气的语言，直至目前自认为成为元气新交的朋友。目前笔者附子的用量一般以1克、3克、6克、10克、15克、20克为常用量，极个别寒实证患者，累加至一百克服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效果不显，就改以灸法，因为灸法的应用易为患者自已根据情况调整，医者少了附子中毒和壮火食气之虑。当然，直至目前，我仍不排除临证有一起手就需要应用大剂量附子的病情。当用之时，我想我会狠下重手，对于当重拳出击寒邪，我不会心慈手软。

 

唐步祺先生生平简介

唐步祺医师，生于1917年，卒于2004年，享年87岁。四川省永川县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

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于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唐氏幼承庭训，习郑氏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之门，继问难于任应秋氏。行医半个多世纪，精于辨阳虚阴虚症，妙于应用姜、桂、附子，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氏先有《咳嗽之辨证论治》专著问世（1982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晚年历时十五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与《伤寒恒论》。阐释融原著之理法方药与临床运用创新于一体，医理既得真传，医法又极实用。该书出版之后，海内外反应强烈，谓其能自成体系，独立医林。

自行医以来，个人或集体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海外弟子还邀请两赴欧洲，一赴新西兰讲学授徒，其门人广布国内及欧、亚、澳洲。

 

唐步祺“火神派”的传播者

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

　　唐步祺(1917～2004年)，当今“火神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其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先生。唐步祺幼承庭训，习郑钦安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教授之门，听学于“卢火神”卢永定先生“扶阳医坛”，继问难于任应秋教授，行医半个世纪。精于伤寒与郑钦安学术流派，擅于辨阳虚阴虚证，妙于应用姜桂附，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氏服膺郑钦安之学，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研究，曾几次走访郑氏嫡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唐氏晚年历时15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阐释完成，先后付梓，自1991年3册分别出版以来，受到各界好评，后又将郑氏三书统一体例，合为一本，定名为《郑钦安医书阐释》，1996年四川巴蜀书杜出版，2004年由该社再次修订出版，阐释郑钦安著作并与自己临床理法方药创新于一体，医理既得真传，理法方药又极其实用，特别是一些自己应用病案和治疗具体体验，出版之后，受到临床者的高度关注与研习，深受海内外医家赞赏，谓其自成体系，独步医林。该书对郑氏原著精勘细样，订正错讹，按节进行阐释，并附有自己的验案约40个，在该书的序、跋文中，唐氏还对郑氏学说作了初步的归纳整理，这些对于传承、研究火神派成为及其重的文献和依据。就此而论，唐氏可谓是用心最专，用工最勤，成绩最著，时间持久，理论联系临床，资料丰富而详实，称得上是火神派郑钦安先生最忠实的传人与发扬者。

　　《郑钦安医书阐释》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郭子光教授所说：“工于文，精于医，学验皆优。其对郑氏著作研究有素，不惜数十年之精力，逐条逐句，细勘点校，并附间释，旁征博引，彰明义明，展现奥旨，又将自己实践所得融于其中，足以学之所用，确非随文释义者可比。”其可谓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唐步棋先生“无限钦佩郑氏之学验俱丰”，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其学术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郑钦安医书阐释》中，多系维护、阐释郑氏学术之论，发扬光大扶阳学说，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归纳郑氏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三：一是阴阳为纲，尤重心肾阳气；二是百病不离六经气化：三是联系实际，阐释伤寒精义。唐氏在阐释郑钦安三书的同时，对郑钦安的诸多内容进行点评，昭示“火神派”学术思想精华的内涵，把其精髓内容进行详细的述评，特别是附有自己的临床验案，是其重要的贡献之一。理论上唐氏宗郑氏之学，实践中不仅善于运用郑氏倡导之法和推荐之方药，并且多次说到，“多年临床考验，确信其真”。作为“火神派”的传人，唐氏自然擅用附子，而且用量很大，自谓：“临证数十年来，以善用姜桂附闻于世”，“对阳虚诸种病症，用姜附少则30g，多则达250g，从未发生任何副作用，真是药到病除”，乃至被誉为“唐火神”。唐氏多次提到的方药，多系郑钦安推荐与创用之方，主要是四逆汤、附子理中汤、补坎益离丹、麻黄附子细辛汤、干姜甘草汤、潜阳丹、封髓丹、白通汤等。在应用中不仅多附有自己的亲身体会，且多有创新思想。如唐氏应用干姜甘草汤治疗各种血证，“都先用大剂甘草炮姜汤加血余炭，屡用屡效。然后审察病情，按法治之”，这里面其中包涵着当辨证不能确定是否阳虚之时，先用该方药进行试投，无异常反应则可放胆应用辛热重剂，可谓是临床经验丰富。如果说反映唐氏“火神派”学术思想的精髓，则出版于1981年的《咳嗽之辨证论治》更能代表其创新之作，正如任应秋教授在其序中所说：“唐君步棋，集所学所验，成《咳嗽之辨证论治》一书以示余，见其亦以外感内伤作为治咳嗽之两大门类，而内伤一类，又以虚损分治，与余之论有所合，实亦得治咳嗽之机要。细观其处方用药，既有祖述，亦有化裁，不泥不杂，允执厥中，确是一本论治咳嗽的佳作。”咳嗽一证临床颇多难治，唐氏把“火神派”思想应用于该病的辨证论治之中，处处维护人的阳气，善用姜附桂三药，特别是多有新的体会，并创用自己的一些新方，如新订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加麻黄汤等，他多钟情于附子理中汤应用，把其应用于咳嗽的多种阶段治疗，特别是在病后调理过程中，创用附子生姜羊肉汤，对于慢性咳嗽病症的巩固治疗确实是最佳的方法。唐步棋先生毕生研究郑钦安的学术思想，是“火神派”的忠实重要传人，颇得“火神派”用药心法，不仅把姜桂附应用得出神入化，还使“火神派”在当代得以传播。

　　唐步祺先生研究郑钦安之学，为“火神派”的传承与发扬付出了终生之心血，《郑钦安医书阐释》不仅为传播郑氏学术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郑氏理论与临床有机结合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为学习与研究郑氏的扶阳重阳学术思想提供了捷径。

　                ——《中国中医药报》2007-05-25

 

“唐火神”治犬案

向天清

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发到这里有点不太合适.但很有意思.与大家一起分享,权当笑料.同道们也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2001年夏天的一天,一个怀抱小狗的中年男子在众多病人中一直不予近前,直到其他病人相继离开,他才走向前来自云其为唐师早年治愈病人之友,慕名而来,有事相求,唐师曰请讲.扶其怀中小狗,随拿出携带的一本《实用养犬大全》笑曰 :近日小狗外感,鼻塞,不食,还打喷嚏,跑遍成都几大宠物医院打针输液无效.我实在没法了,求您给治治吧 .

 唐师曰没有经历过,不予诊治.恳求道:这是一只价值四万的名犬是我的宝贝,帮帮我吧.一听此言唐师更是不予诊治.继续恳求道:唐老师啊,小狗也是一条生命呀.您就当它是一个孩子,您就给治治吧.  

 唐师听罢,思忖片刻.唉!那我就试试吧.不过说好了,治小孩我有经验,治小狗可没经历过.好,好..........  

 小狗的主人满意的笑了.

 唐师随即开方:麻黄5克,附子15克,细辛2克,干姜12克.半夏苏叶防风各10克.取药两副满意离去.

 第三天,小狗的主人喜滋滋地前来报告:唐老师,您的药真管用.您看小狗好了,是不是再调调脾胃.

 师父也愣了,如此捷效.随开白术12克,干姜12克,党参10克,甘草10克,焦三仙各10克,两副.后来电话告知彻底好了.万分感谢唐老师.接罢此电话,师徒相视,哈哈大笑.

 师徒二人继续讨论医学.师曰你看,狗本为热性动物也让抗生素给整的.成了阴盛阳衰.

 2002年冬天的一天跟师侍诊,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忽然想起就是那个小狗的主人,随问起小狗的情况.一直很好.

结论:当前阳虚的不止是人,动物也如此.滥用抗生素的结果贻害无穷.苦寒中药也如此.    

火神派资料汇编（七）

 

 

中医“火派”传人卢崇汉　　

    卢崇汉，虽然有时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门诊看病，但是找遍导医的名中医介绍栏，看不到他的名字。这不是中医药大学的工作疏忽，而是他自己不愿意。是没有自信？认识他的人不论怎样评价他，都绝对不会说这人不自信；相反，倒是他的绝对自信造就了他的声名卓著、也惹来了争议。他就是四川中医“火神”卢铸之的嫡孙，成名甚早，“小火神”的美誉使他成为“火派”的主要传人。但是，他的“不合时宜”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不愉快。他不愿出书，把一些想跟他学医的人拒之门外；他嫌跟媒体打交道“费神”，听说来采访的记者是个“年轻女娃娃”，就有闭门谢客的意思。两番采访中，记者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人是为中医而生的：凡是与中医无关的，都是不投机的话题。因此，我们对卢崇汉的描写，不得不从“火神”卢铸之说起。

     师从“医圣”郑火神闻名成都　　

    卢崇汉的爷爷、“火神”卢铸之是四川德阳人，中医世家，少时先随名儒颜龙臣学文，中过秀才，与清朝末代状元骆成骧是学馆的师兄弟。１８９０年，卢铸之随四川邛崃人、中国近代研究《伤寒论》南派代表人物、在晚清被川人尊为“医圣”的郑钦安学医。出生于１８０４年的郑钦安崇尚仲景六经方略，善用（干）姜、桂（枝）、附（片）等辛温药，被人尊称为“郑火神”。

由于卢铸之儒学根底深厚，追随郑钦安学习期间，参与了郑钦安的重要代表作《伤寒恒论》的整理出版工作，为自己行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被指名招进四川总督府邸，给喜怒无常的总督锡良诊病；卢铸之隔着蚊帐给总督大人摸脉，几服药就解除了病痛。锡良送给卢铸之一面“杏林春满”的金匾，轰动一时，３０岁就已经在成都有了名气，被人誉为“医林圣手卢火神”。

19岁小“火神”攻克疑难症

38岁的黄勇（化名）是重庆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身强力壮的他却突发怪病——双脚剧烈疼痛，像被火烧一样，痛过后双脚冰凉发乌。重庆的医院诊断患的是脉管炎、红斑性肢痛症。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病情却没有得到缓解。痛起来连杜冷丁都没用！建筑公司将黄勇送到了成都治疗。一个多月后，还是没有效果。为避免危及生命，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的黄勇含泪答应截肢。此时，成都的朋友向黄勇推荐了一名卢姓医生，黄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找到了卢崇汉。

可是当卢医生来到病房时，人们却惊异地发现，他不过是个19岁的年轻人，脸上透着稚气。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相信他能治好这种怪病。面对人们的疑惑眼神，卢崇汉从容地对病人望闻问切。他问得十分详细，切脉的时间也很长。好一阵，卢崇汉说话了。他说，黄勇患的是红斑性肢痛症。从临床症状来看，应该辨证为痹症。从舌苔脉象上看，属风寒湿痹。由于患者工作疲劳后淋雨涉水，故使风寒湿邪闭阻筋脉关节，使气血不畅，不通则痛。“这病能治”，他肯定地说。　　接着，卢医生挥笔开了一张处方，这可把随行的卫生所医生吓了一大跳：“生姜3两，桂枝2两5钱，附片3两……”随行大夫清楚地知道，在药典上，附片的用药规定为：一般不超过15克，因为附片含有大量的乌头碱，其毒量达2毫克就可致人死亡，10克附片就能达到这个量，而卢崇汉竟要用整整3两（即150克）！　　

随行医生连连摆手，黄妻也十分紧张。这时，黄勇说话了：“我吃！”黄妻只好将药买来熬好，又忧心忡忡地把药喂给丈夫。服药后，病人睡着了，这一睡就睡了8个小时。3道药下去，疼痛下去，温度下降。1个多月后，黄勇共服了卢医生水药20剂，末药一剂，病奇迹般地痊愈了，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卢崇汉的家，感谢这个年轻医生。　　这个卢崇汉就是“火神”卢铸之的孙子。他3岁时，爷爷卢铸之把药名写在纸板上，教他认药名识字；接着教他背汤头、写处方。在家学渊源的环境熏陶下，卢崇汉对“火神派”医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祖父的引导下，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

     声名卓著26岁成南京名医　　

     1973年，26岁的卢崇汉来到南京的江苏新医学院学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去上大学的他竟成了那里的“名人”。

事情还得从一名曾在成都工作过的南京某部领导人说起。这位老同志患病后，回到成都找“卢火神”的传人医治，当他得知“卢火神”的嫡孙就在南京时，立即赶回南京，将卢崇汉从学校请到自己家中。　　这位老同志患的是面神经瘫痪，口眼变形，面部一侧不停抽动，并伴有萎缩性胃炎。看了病症后，卢崇汉表示，他虽然可以治，但他现在还是学生，没有处方权。出于对“卢火神”的信任，老同志仍决定让卢崇汉医治，并商定对外保密。　　

于是，卢崇汉连续为患者开了内服有姜桂附的“火神派”处方，外用祖传太乙神真火（灸条），不到一个月，患者多年的病痛竟解除了。患者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称赞卢崇汉：“不愧为卢火神的传人。”　　

老同志把卢崇汉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一位抗日战争的老英雄、老领导，因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等，躺在床上40天高烧不退。至刚至烈超剂量药自己先尝　　然而，年轻的卢崇汉开出的处方令在场的保健医生大吃一惊：“什么？附片90克！这绝对不行！”卢崇汉却十分沉静，他向患者和在场的人讲解说：“病人虽然是高烧，但同样是有阳不足的一面，有阳虚上亢，虚阳上浮；在脉象上反而是沉伏的，因此要用阳化阴。卢铸之的《本经药性配合阐述》中说，附子大辛大温大毒，至刚至烈……”卢崇汉的话还没说完，保健医生就打断了他，“90克的附片会闹出人命的。”卢崇汉说：“附片先熬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去麻味后再与其它药物同熬，其毒性自然就消除了，但药用价值还在。”这剂药方是用还是不用？病人、保健医生、家人都拿不定主意了。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卢崇汉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先按处方把药抓来，我当着大家的面熬药，熬好后我先喝。”他说，人体内的循环大约是6个小时一次，他愿意服药后在这里待上6个小时，看自己是否中毒。就这样，卢崇汉在众目睽睽下喝了那碗含有90克附片的中药。1个小时过去了，6个小时过去了，卢崇汉安然无恙。　　这时，一位医学院的领导说，既然别的药不能解决问题，就试用小卢的药，只是做好西医的抢救准备就行了；在场的省卫生厅领导同意了。吃了卢崇汉的药后，病人当天晚上体温开始下降，3剂药下去体温恢复正常。3个月后，病人恢复了健康。医学院特许边学习边看病　　

医学院的学生开中医处方为人治好了疑难病，这可是大新闻。于是，关于卢崇汉有没有处方权的问题，医学院领导专门开会讨论。最后决定，以医学院的名义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为一个在校学生破例授予处方权。主管部门批示同意。此时的卢崇汉成了南京街头巷尾议论的名人。一时间，来找卢崇汉看病的人和车在医学院里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为了让卢崇汉有时间诊病又不影响上课，学院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某些政治学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特权”啊！后来见来找卢崇汉的人实在太多，学院又规定，患者必须持单位介绍信，交学院批准后才能看病，每次最多20人。　　

由于卢崇汉大剂量使用辛温药物，当地药房不敢为他的药方配药。于是，由卫生管理部门出面，向各大药房“打招呼”，凡是卢崇汉开的处方，一律按处方剂量配药。　　

正当卢崇汉在南京的名气如日中天时，4年的学习结束了。他婉言谢绝了南京方面的挽留，回到了四川，从此，开始了他在成都传奇的从医生涯。

    【档案】　　

卢崇汉1947年4月出生于四川成都，现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任职。主要著述有《郑钦安先生学术思想研究》《著名医家卢铸之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中医健脑》《论〈周易〉的恒动观对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影响》《温通化瘀止痛汤治疗痛经206例》《论卢氏运用附子的指导思想》《扶阳安髓止痛汤治疗阳虚阴火牙痛217例的研讨》及《红斑性肢痛症的中医治疗》。

 

卢崇汉扶阳安髓止痛汤治疗阳虚阴火牙痛217例   

附片60g、上肉挂l2g、木蝴蝶2Og、黄柏18g、砂仁15g、骨碎补15g、松节15g、牛膝15g、炙甘草6 干姜(炮)25g组成的扶阳安髓止痛汤治疗以形寒畏冷，神疲倦怠，牙痛局部撇肿或不肿，局部周臣皮色不变或虽熟赤但红不鲜活，热不灼手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阳虚阴火牙痛 217制，结果临床痊愈。提示临床上不应忽视圆阳虚阴火所致之牙痛。笔者应用自拟挟阳安髓止痛汤治疗阳气亏虚，阴火上冲所致的牙痛，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I．1 一般资料

    本资料共217倒，均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199O～1995年门诊病人。其中：男性112例，女性lO5例；年龄最小者l9岁，最大者86岁，19～29岁者22例，3O～39岁者25例，4O～49岁者32例，5O～59岁者65例，60~69岁者5l例，7O岁以上者22例；牙痛局部不肿者33例，牙痛而局部肿者184例；起病急骤者64例，起病缓慢，疼痛反复发作并加重或病程迁延1周以上者153例。经西医口腔科诊断为牙髓炎者66例，根尖周围炎者5 例，牙周炎者4l例，冠周炎者2l例其余36倒发病后未经西医口腔科诊治。

1．2 诊断标准

(1)全身有诸如形寒畏砖，腰膝酸软，神疲倦怠，头晕耳鸣，面热或热赤，口干但不思饮或饮少。舌苔白而水滑或黄润、黑润，或白腻苔坐底罩黄，舌淡嫩或舌红反多津，脉沉细微或浮弦虚数无力等肾阳不足，阴火上干的症候表现。

(2)局部有牙痛，微肿或不肿，周围皮色不变或热赤，但红不鲜括，热不灼手等症候表现。以形寒畏冷，神疲倦怠，牙痛局部微肿或不肿，局部周围皮色不变或虽热赤但红不鲜活，热不灼手为主要诊断依据，其余可作为辅助诊断依据。

2 治疗方法

    用自拟扶阳安髓止痛汤加减治疗。药用：制附片6og(先煎2小时) 上肉桂12g 木蝴蝶20g 黄柏18g 砂仁15g骨碎补1 5g 松节1 5g 牛膝15g 炙甘草6g 干姜(炮)25g 水煎服。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临床痊愈： 牙痛及局部肿胀和阳虚阴火症状消失。好转；牙痛及局部肿胀和阳虚阴火症状减轻。无效：诸症无变化。

3．2 话疗结果

    本资料217例患者服用扶阳安髓止痛扬治疗后，全部达临床痊愈标准。其中服药2～3剂痊愈者75侧， 占34．56 ；服药4～5剂痊愈率l 28例占58．99 ；服药6剂以上痊愈者l4例，占6．45 。

4 病案举例

    李某某．男．65岁，退休工人。1989年11月24日初诊自述牙痛反复发作1月，加重3天。患者近1月来出现牙痛，无固定性上下或左右疼痛。3天前牙痛加重，曾在某医院口腔科诊断为“牙髓炎”．采用消炎、止痛治疗后，牙痛未能减轻t前来我处诊治。诊见右齿龈及右侧面颊略红肿扪之微有灼热感，痛剧时放射至右侧头痛；咽喉干痛不思水饮，神疲腰瘦；大便秘结，小便黄，纳差；舌质淡，舌苔白腻罩黄，脉沉细略措。证属阳虚阴火上千，用扶阳安髓止痛汤加白芷15g、法半夏20g。患者自述服完第2剂后右齿龈及右侧面颊肿痛大减t头痛及咽喉干痛消失 续用上方去白芷、法半夏再进2剂．其齿龈及面颊肿痛全消。随访2年．未复发。

5 讨论

5．1 牙痛是口腔疾患中最为常见的病症之一。历代医家对此症．多从风热、风寒、胃热、虚火、气虚、虫龋论治，从用虚论治者极少。本资料2l 7例牙痛患者，就诊前大部分曾接受除补阳之外的各种中医疗法，但疗效却并不理想，笔者应用扶阳抑阴之安髓汤对其进行治疗，并取得了麈好的效果。说明在临床上因阳虚所致之牙痛。是一类并非少见的型。

5．2 本文所论阳虚牙痛之病机及诊断依据，均出于清代医家尤在泾所论。尤氏《金匮翼》云：牙痛“亦有肾虚阴火上冲作痛者，其候手足玲．腰膝软痛t气上冲，头面热色赤，颈筋粗大，舌不大赤，龈不甚肿”。笔者承尤氏此论，并继承了近代四川医家郑钦安、卢铸之等有关扶阳抑阴的学术思想，又结合自身多年实践经验．拟定了扶阳安髓止痛汤。

    扶阳安髓止痛汤用附子温肾扶阳．并助砂仁、炙甘草、黄柏封髓纳气，肉桂引火归元，炮姜苦温与牛膝、木蝴蝶相台，使虚燥得化，虚热下行；配骨碎补、松节引药人齿，且使牙髓安宁．牙龈肿痛消失，全方共奏扶阳安髓止痛之效。

5．3 本资料21 7例患者．从年龄段分析，4o岁以上者170例一占78．34 ，说明扶阳安髓止痛汤在中、老年患者中适应面较大。这可能与人过中年，肾气渐衰，阳气易虚有关。但是，也应当指出，应用此方，必须严格掌握其中的适应症，切不可一见中、老年患者便乱投此方。

 

传道录

（卢崇汉与刘力红）

2006年5月7日

【编者注】

传道录是师徒之间的对话，“师”就是本书作者卢崇汉先生，“徒”是著名中医学者刘力红教授。刘力红从拜卢崇汉为师以来，和其师父开始了不间断的 “师承学术对话”，全部对话录音，记录下“师承实况”的全部过程和每个细节。这项“师徒学术对话”完全纪录的工作，是中医学术“师承教育”之纪录与传播的崭新形式。

    刘力红（徒）：师父，今天想问您两个病人，一个是您这次到南宁来看过的一个食道癌的病人，男性，55岁，这例病人术后已经五年了，

    三年前转移到左锁骨上及纵隔，左锁骨上的转移灶形成了恶性溃烂，溃烂处有鸡蛋大的一个洞，长年流脓，恶臭不堪。溃处连及左肩臂疼痛，活动受限。精力渐差，饮食及睡眠还不错，大便要一周左右方解，但无所苦。纳后脘略胀。他这次是4月17号入院，入院时舌很淡，苔中根白厚腻，脉右滑尺浮，重取关寸全无，左脉无根。当时考虑他是元气衰败之象已露，惟有保固元气，方有挽回的希望，所以为他处了下方（单位皆为克，下同）：

制附片75（先煎）生白术15 砂仁20 陈皮15 法半夏20 朱茯神20 黄芪60 当归15 党参30 干姜45 炙甘草10

    这个方服了13付以后，又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白芷15，加白芷主要是考虑到他局部溃烂流脓的情况。加减前后一共服了18付，总的情况还是有明显的好转，一方面表现在精神体力比过去强了，纳后脘胀的情况基本消除，大便的情况也有改善，尤其是溃烂处较原来小了一些，流脓也明显的减少。

    您这次看过以后，在上方的基础上作了改动，用了：

制附片75 生白术15 砂仁15 黄芪50 陈皮15 生晒参10 杭巴戟20 菟丝子20 炙甘草5 生姜60

    这个方用了7付，溃处又有明显的好转，脓进一步减少。现在的问题就是疼痛没有改善。原来他每天吃两粒止痛片，最近增加到了三粒。对于肿瘤的疼痛，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处理，也是今天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是希望师父点评一下上面的方药是否恰当。

    卢崇汉（师）：你这次的处理基本是对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效果出来了嘛。病人发病到现在已经五年，而且后三年出现转移，左锁骨上溃烂长期不愈，加上脉气无根，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病人的精气已经衰败，机体已经没有能力来修复破损之处。你初诊号脉，右尺已现浮象，这说明不但元精衰败，且有越脱之象。我看你初诊案中写了“唯保固元气，以图万一”，这是很贴切的，这说明你抓住了根本。根本抓住了，才有可能言其它。而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保命！现在不是治病的时候，是保命的时候。怎么保命呢？就是要固护住阳气，固护住精气。你的处方是在四逆法上作了扩充，路子是对的，但显得杂了些，方子一杂，纳下的力量就会变弱。法夏、朱茯神、党参这些现阶段完全可以不用，方子精纯一些好，古人说，力专则效宏，就是这个意思。另外，方里面一加当归，就变成从气血上走了。从气血上走可不可以呢？补益气血对这个病当然也会有帮助，但是明显地觉得浅了一个层次，对这一类的病人，我们的着眼点如果浅了一个层次，那么挽回的希望就会少去很多，所以应该深一层去考虑，应该从精气上去着眼。我把当归去掉，换成巴戟、菟丝子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接下来是你提到的疼痛的问题，肿瘤的疼痛与其他的疼痛有共同的地方，当然也有区别，区别一个是它有一个肿物在那里压迫，另外就是肿瘤病人的阳气普遍都很差，有的甚至达到了衰败的程度。那么，共同点呢？就是气机阻滞不通畅，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不通则痛”。但是是什么因素导致气机阻滞呢？肿物的压迫显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有相当多的肿瘤病人，尽管肿瘤很大，但却并不疼痛，这说明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

    对疼痛的认识，我们最好是回归到经典上。《素问》专门有一篇讨论疼痛的文章，叫《举痛论》，里面举了十四种疼痛做例子，其中十三种疼痛都是因寒而起，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了疼痛的主因是寒！所以对治疼痛就应该始终抓住“寒”这个主因。为什么肿瘤病人的晚期，很多都会出现疼痛呢？因为到了晚期阳气大都衰败了，阳气一衰，内寒即生，加之又有一个肿物在那里，疼痛的因缘也就具足了。但同是疼痛，为什么肿瘤的疼痛就这么难弄呢？这里关键还是阳气的问题，由于阳气衰败，内寒不断产生，内寒不断，疼痛的主因也就不断，痛因不除，痛果当然也就难止了。

 

业医感悟  

卢崇汉

   （卢崇汉先生在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讲座《业医感悟》的文字整理）

    大家下午好，我由于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我用四川话，稍微速度慢一点，大家能不能听懂。所以很对不起。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利用自己的宝贵时间，来参与这一次的交流。

    刚才，唐院长他做了一些介绍。在昨天晚上呢，给广西中医学院的同学也做了一个讲座。那么今天呢，原本也是谈谈业医感悟的一些内容，但是呢，今天讲的内容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因为大家都是临床医师，已经在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刚才同样谈到了郑钦安与卢氏的关系。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临床用药方面，为什么要大剂量的使用姜桂附？那么我做了一个对用姜桂附的范围的一个统计，我们通过对这个统计，然后再来看，为什么要这样用。

    我在临床上用了一年的病例，这一年的病例一共涉及了，就是治疗了2745人，一共接待了20013人次，一共开出了20076张处方。就一年的时间。那么在整个治疗，在治疗这两千多人的病例里面，它涉及的病种有83个，就涉及了各科病种。在整个用药，全年用了42味药。整个的治疗有效率在98%以上。那么这个98%，就是凡是在病历上没有复诊的病人，都算无效。由于没有复诊就不能够了解到是什么情况。包括感冒没有复诊，都不算有效。临床治愈率在92%。那么这个临床治愈率有什么标准？这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患者的自我临床症状消除。再一个标准，就是通过西医的化验检测结果，最后化验检测结果完全正常，这样才算是治愈。

    在20076张处方里面，用生姜，一般都谈到用姜桂附，用生姜的处方，这个生姜包括了干姜，煨姜，还包括了筠姜（就是湖北筠县的一种姜），那么整个生姜，就是用姜的处方一共是20016张，也就是全年只有60张处方没有用生姜。

   用桂枝，包括了用肉桂，官桂，一共是19852张处方，这当中还包括了桂枝、官桂同时使用，还包括了桂枝、肉桂同时使用。

    在用量上，生姜的用量在30克到200克之间，干姜的用量在25克到90克之间。桂枝的用量15克到75克之间。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在15克到30克之间。

    制附片，制附片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附片，熟附块，它都属于制附片。一共用了19423张处方。在全年的处方里面，它占了96.8%。制附片的用量在60克到250克之间。

    在这里谈到的就是姜桂附，为什么要用姜桂附？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姜桂附？带着这个问题，我从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反复考虑。其它医生为什么没有这样用？为什么我们能这样用？那么，这样用的姜桂附以及其它的辛温扶阳药物组成的方剂，它的理论指导思想是什么？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就发现了，它还是源于一样?D?D中医基础理论，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上，可能存在者一些差异。

    为什么附子（辛温大热，有毒），凭对附子的这种研究，在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有的呢，谈到了，如果是长期的，大剂量的使用附子，可能会耗气，伤血，甚至于燥伤肾阴，所以就告诫后人，只能够短暂的使用，不能够长期的服用，并且提出了“非身凉，四肢厥则不可用”“非危证不用”。这实际上就限制了对附子的广泛性的使用了。因为前人有这个告诫。

    但是郑钦安先生，卢铸之先生，卢永定先生，他们，连续行医一百多年以来，他们是大剂量的，长期的在使用附子，使用桂，使用姜。所以，当时都称他为“姜附先生”，称其为“火神”。但是，从钦安的《伤寒恒论》，《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对于中医基础理论这方面来讲，为什么要这样用，没有明确的把它说透。因为这个问题，我与任应秋先生，与叶桔泉先生（南京药学院院长），以及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郭子光先生，跟他们都进行了交流，当然他们也提出一些看法，但是，也还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能够自圆其说。

    我最后得出一个看法，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提出了中医阴阳学说，它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大家都公认了机体的阴阳之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在先秦的时候，先秦诸子百家在他们的一些著述里面，也明确的谈到了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在《周易》，它的论述，在这个著述里面，它明确的谈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能统天。”坤元呢？在论述坤元的时候，它提出了“乃顺承天”。它强调了什么呢？在这个著述里，它强调了“阳”在万物的生命活动当中，它应该居主导地位。“阴”应属于从属地位。并且在《乾凿度》里面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说明阳气是构成我们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原动力。如果没有阳气，也就不能够温煦化育，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够独立存在，更不能够发展壮大。在《内经》里面，实际上重阳的思想也是很突出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它指出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真阳之气，才能够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说明了什么呢？展开来看，这就说明了阳气对我们人体生理病理影响。不管是生理上或者病理上，它都有其广泛的影响，它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心没有阳，血就不能正常地运；脾没有阳，水谷就不化；肝没有阳，就不能正常地疏泄，不能正常地藏血；肺没有阳，宣降的功能就会失常，不能正常地宣降；肾没有阳，就可以导致浊阴凝闭。

    所以，阳与阴，就是阴阳的升降之理，卢氏崇尚“阳气宜通”（一个重要的问题），始终保持在“通”的状态。阳升，阴才能正常地降；阳降，阴才能正常地升。阳气的布运，如果没有阳气的布运，阴阳的升降就不可能。阳气的布运，反过来讲，它是阴阳升降的必备的前提条件。

    在疾病的病因、病理方面，卢氏认为，很多疾病的病因病理，都是因为机体的阳气的虚损、郁结，或者邪气伤阳。这样导致的发病。

   在治疗方面，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卢氏强调扶持和温通阳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治疗原则。

    郑钦安先生，他对《周易》，对《内经》，对《伤寒（论）》，以及后世的一些医家，他对他们的理论都做了比较深刻的一些研究。在他的《医法圆通》当中，他提到：“仲景立四逆，此方不独单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得知此（如果能够悟得这个道理，那么对姜附的运用，就能够运用自如。）”当然他也提出来由于不知道“立极之要”（不知道姜附的功用），所以并不是他不懂用，而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用，为什么要用。在他的《医法圆通》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余非爱姜附也，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了。”如果学者能够洞达阴阳之理（就是能够判明阴阳之理），自然会头头是道。就不可能会出现姜附不给用的情况，姜附不能用的情况发生。

    也不难理解咯， 郑钦安先生提出来的“立极之要”，“阴阳之理”，谈的是什么？它实际上包含了从自然界到人体都是以阳为主的，以阴为从的道理在里面。 正如我们人体，以及对自然界的天文，气象，历法的认识，以及万物的生长存亡的变化，都决定和依赖于太阳。这里面的实质，我认为，中医的阴阳学说的实质，实际上它也受其影响，应该包含在里面。

    钦安的弟子卢铸之，也就是我祖父，他在他的著述里面就谈到了， “人之生存，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立，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说的‘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那么这是经典的语言了。关键是要能够知道里面的奥秘。那么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阴阳的虚实、变化的盈缩都随五行变化当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从这个人体来讲，一刻都不停息。

    他最后谈到了：“ 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大纲领 。”他谈到的这个纲领（这个是指他在这一篇著述里面谈到的纲领），这个纲领到底是什么？实质上啊，他是提示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体阳气之极端重要性。

    我们人体生命有活动，它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就是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都是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也就是在阴阳的动态平衡的、阴平阳秘的状态也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的动态平衡，以阳为主导的阴平阳秘。

    从生理和病理上来看，生理活动，它是病理变化的一个基础，因为病理就是生理一种异常状态的反映。如果我们明确了阴阳它在生理活动当中的主从关系，这对我们去认识和分析病理状态的的各种矛盾，以及能够确定正确的诊断以及治疗，都是相当重要的。

    就生理上而论，从生理上而言，维持生命的这种正常的生存，它应该依靠的是阳气。因为它关系到生命的强弱与存亡。因为人体各个脏腑，各个组织器官的一切生理活动以及精，气，血，津液，它们的化生、运行也都离不开阳气对它们的温煦、推动、气化、固涩。由于阳气它在人体生命活动当中，它是占了极其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占了主导的这种地位。

    在病变的过程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阳气。李念莪他在《内经知要》里面有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他说得还很中肯。“ 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如化？以天无日等矣 。”这就说的很直截了当。

    也可以这样讲，在人体的生理方面，阴阳二者的关系始终应该是阳气占主导地位。而在病理方面，那就是阳气为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关系遭到破坏了，而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

在临证上的阴虚，它的本质仍然是阳的不足。这阴阳二者（阳的不足）关系遭到了破坏，阳气化生阴精的功能受到影响，从而才会出现阴阳这两者协调关系失神，要调整这个失神的状态，仍然不能够脱离重视我们人体阳气的这一根本。

姜桂附，对于阴虚病人，只要 配伍适当 ， 不但不禁用，反而还能起到辅助协同的作用。不但它不会伤津耗液，而且它还能够促进津液回生，从而起到阳生阴长的作用。

    这里就有刚才我对一年，用一年的病例进行的统计，如果这么多病种，这么多病例，按照中医诊断的标准（目前的教材）（因为我在中医药大学上两门课，一门课是《中医诊断学》，一门课是《中医基础理论》），如果是按照现在的给同学们作讲座，那里面有很多都属于（辩证属于）阴虚的类型、的证型。那么为什么要用姜桂附？当然，我在作为要完成教学工作的情况下，我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超出教学大纲的内容了。

    在这个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卢氏提出了“ 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 。”的这一种学术见解。 谈到治病立法应当以扶阳为核心。 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 所用的药都是以姜桂附为主的药。这样，使其用附子，则温通阳，暖命门。温坎水，破阴翳。附子可以说它应该是扶阳第一要药。

    对于附子的运用，尤其为卢氏一门所推崇。在这里我只很简单地介绍一下。如果要把整个这个讲了呢，时间比较多，花得太多了。

    我写了一个东西，今天呢，当然我主要从这个东西里面抽掉了一些内容，这个东西是《论周易与中医学的壮阳观》，这个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给任应秋先生能够进行商榷的一篇文章。当然他当时也很认可。因为当时我是读了他的《阴阳五行》那本小册子，我提出了这些看法。

    为什么用姜桂附？姜桂附在临床上怎么用的？我就简单的就是举几个病案。而且大家都是临床医生，大家都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了。这几个病案呢，一般来讲就不应该用姜桂附的，为什么要去用？

    前列腺增生，这个是常见病。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啊，当然这是西医的病名了，中医不是，中医叫“癃闭”。它是中老年，男性的一个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往往小便次数多，小便量少，小便量细，排尿等待，尿不干净，甚至于严重的那么就是小便完全闭塞不通。真正临床上，常常很简单的把它归到膀胱湿热的这个范畴里面。因为它出现的症状确实象我们教科书上所学的，就是膀胱湿热。你不能说同学辩证不对。用八正散，用导赤散等等这一类的方剂，但是往往效果不是很理想，并不是没有效果，但是效果不理想，效果不持久。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个病，它并非就是那么简单，就单纯就是湿热所导致的。

   原来的朱丹溪，他在《丹溪心法》里面，他就认为，与气虚有关，与血虚有关，与痰，与风痹，与湿热都有很大的关系的论述。并且提出了气虚，用参，耆，升麻；血虚用四物汤；痰多用二陈汤。在《丹溪心法》里面，他提出了这些比较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法。

    明代的张景岳，他把小便不通，也就是癃闭的病因归纳为火邪结聚小肠膀胱，这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原因；再一种呢，由于败精，槁血，阻塞了水道；再一种就是由于真阳的下涸，气虚不化；以及肝强气热，膀胱闭阻。他把它分成了这四种类型，这四个导致癃闭的原因。并且他还很详细地去阐述了气虚而导致癃闭的病理基础。他讲：“膀胱为藏水之府。”（而水是怎么样来的呢？）“由气以化水。故有气斯有水，水之出也，由水以达气，故有水始有尿。”临床上，景岳他就强调了，治气虚而闭，应该得气化。所以他制定了左归，右归，六味，八味，这些都能治疗癃闭证。

    在后世，也在不断的总结，并且也有所遵从。但是这效果也不尽人意。

   郑钦安他在《伤寒恒论》里面，他有一段话，但是又往往被忽略，就是读到《伤寒恒论》，一带就过了。它是：“少阴腹痛，小便不利者，寒结于下，不能化下焦之阴也。”原文呢，是主真武汤。这是在伤寒论的第82条。以及《伤寒恒论》里面的21条。（学生谨按：见于《伤寒恒论》少阴上篇15条，《伤寒论》原文316条下。）都谈到了真武汤。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是由于……（此处卢先生去写黑板了，呵呵）

    用真武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重寒水阻滞而设。是寒水阻滞了。所以他提出来，告诫学者啊：“学者不可固执，总在扶阳驱阴为要。”这看起来很简单。就这两句话。

    前列腺的肥大，前列腺的增生，它之所以多出现在中老年，说明了这个病，它是人到了中年老年以后，体内的阳气衰减了，因为体内的阳气衰减，气化不及所导致。由于气化不及，这样就可以导致水湿的停滞，可以循少阳三焦下注前阴，可以潴留和凝聚，最终导致前列腺的增生，肿大。因为中医没有前列腺这个器官的名称。因为肿大夹塞尿路，这就造成了小便的困难，严重的可以闭塞不通，导致癃闭。

    对于这个病，从标与本来看， 肾阳的虚衰，气化不足应是本，而尿路的受压，阻塞不通是其标 。所以抓住本不放，应温阳化气，利水泄浊。 真武汤 是仲景为少阴阳虚，水湿内停而设的。用在中老年的前列腺肥大，效果往往很理想，效果往往很好。

    在 临床上，我常常用真武汤之意去进行化裁。改白芍，而用仙灵脾（也就是淫羊藿），因为这个方剂，用辛温大热的附子，壮肾阳，能够扶腾肾水，能够使真阳之气旺盛，这样呢，气化行，而浊阴才能消，浊阴才能制匿；用生姜，可以温胃散水；用白术可以运脾除湿，脾的运湿的功能得到改善，使其水才能得到正常的制约，生姜它还能够开宣肺气（生姜的作用很大），能够启上闸，从而达到开水源的目的（“肺为水之上源。”）。用茯苓，淡渗利水，通调三焦，这样可以导浊外出。用仙灵脾（也就是用淫羊藿），可以引阳入阴，可以启阴交阳，可以通利血脉，可以解除筋束的挛急，从而达到畅通水道。这样的一种组合，使其五脏的功能都能得到确实的调整，并且又重在壮气化之阳，启气化之机。由于壮阳之力更专，所以匿浊之效就更宏。用药并不多。但是由于很专，很直接，所以效果往往很好。

    对于前列腺增生，如果我们在对这个病的辩证上，在对这个疾病的思考上，仅仅是以排尿困难的这种征象，对其在病性上的诊断价值不大。

    如何才能够判定它属于少阴阳虚所导致的呢？可以从 舌、苔、脉 这三者来确定。如果 舌体胖，舌质淡，有齿痕，舌苔滑，舌苔腻，舌苔白，或者是白苔做底，面燥黄苔。从脉象上来看，脉象以沉迟，沉缓，沉阻，都可以判定出少阴阳虚。 这个看起来，这个判断它，很简单。 都可以判断它水湿壅滞，属于阴寒阻滞，这是一种极其可靠的辩证依据 。

    因为体内的气血精津是流动不息的，气血充足，我们的舌，我们的苔，我们的脉就应该很正常。舌体的变化就不可能很大，也不可能变大。如果水液、浊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化解，最容易潴留壅滞于舌表现出来，所以舌往往有齿痕。 一旦舌有齿痕，更能够判定它是水湿壅滞的一个铁一的指征。舌苔的白滑，可以说，它是由于阳虚，失于真阳温化的一个表现。舌苔的白腻，也可以说它是阳虚寒湿阻滞于下焦的一个表现。舌苔的燥黄，就是白苔做底，面燥黄腻苔，往往提示这是由于素郁日久所导致的化热，虽然化热，它的本质仍是阳虚不足，这一点在临证上，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脉沉，这很好分辨，是由于阳虚所导致的。 如果这几者都存在，从舌，从苔，从脉，我们能够判定它是阳虚湿滞的病机，这样完全能够成立。

    我随便抓来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1988年当时看的一个病人，1988年的7月19号，这个人是日本人，叫江藤，58岁，男性，他是日本文都省一个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官员，他患了前列腺的增生，肥大。他小便的排泄困难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近两三年来加重，这种加重他自己形容，到下午就不得了了，上午还好一点，到下午（这个喊做公务的时候），憋不住，频繁的上洗手间，晚上好办一点，但是晚上他上洗手间的时间也太频繁了，一个晚上要上十五六次，基本上无法正常地睡眠了，小腹表现是膨胀的，小便解起来很细小，没有冲击力的，他每一次小便，这个上个洗手间，起码得花三五分钟，为啥呢？等待！很困难。在北京，在日本，在美国，西医采取了治疗，但是治疗最终呢就动员他做手术，但是他又怕做，他怕的原因是什么，后头他夫人告诉我，因为他夫人很年轻，他58岁了，他大他夫人20来岁，他夫人才30多，不到40岁吧，因为当时医院讲，如果做这个手术，可能会影响他的性功能，可能会影响。所以他就担心。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好办。所以他就改用中药。在日本，在北京，在上海，请中医治疗，连续服用了很长时间的中药，用茯苓啊，泽泻啊，前（苡）仁啊，木通啊，这一类的药物，用的很多，那么有没有效呢？有效果。改善了，好转。用了100多副中药，刚刚吃的时候，效果明显一点，但是时间稍微一长一点，不行了。效(果)又没有了，又还原了。他相当痛苦。他遇到成都美领馆（美国领事馆），美领馆的友人（有一人）叫他到成都来找某某某，他说可能有效果，这样到的成都。我当时看了这个病过后，从外观上来看，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病的人，但是从舌，苔，脉这三点上，舌呢，胖。舌质呢，淡。舌边呢，明显的齿痕。舌苔呢，白，滑腻。（这么一个苔）。脉呢，沉缓，但是重取无力。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肾阳虚衰，水湿留滞。治疗的方法就是温阳，行水，利水。就是用真武汤。一领方子，他一看到，哎呀，才这几样药啊？！当时开的方子是：

     制附片75克，生白术15克，茯苓25克，淫羊藿20克，生姜60克。

    就这几样药，他也认真地吃了。当时吃了第一副，他就感觉到尿量每一次增加了，每一次尿量增加了，他的次数就减少了，并且解起来通畅一些了。三副药过后，整个尿量很通利，夜尿呢，起来一天尿两次，但是仍然还是感觉到排尿的力度还欠佳。在二诊，在原方的基础上加用桂枝25克，用了第二方过后，排尿的力度增加了。第三诊， 加砂仁15克，这样起到了纳五脏之气归肾。 整个的治疗，后面虽然还看了好几次，基本上治疗的方药就这些。一共三十副药，不到三十副，整个情况完全改善。精神明显的……这个精力增加了，旺盛了，排尿完全正常了，夜尿还有，每天晚上有一次夜尿，但是没有睡不了觉之苦了，他就说一次夜尿能不能都没有，我说：“可能有点困难了，因为你的年龄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当然如果再继续的治疗呢，也可能完全一次夜尿都不起。对于这个病人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但第二年，他又到成都来了，他到成都来，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是乙型肝炎。通过一年的时间的这种观察，他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过去的症状了，完全好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他好的病理学的依据，就是他没有给我，他做超声波的检查，前列腺到底是不是还大，没有得到这样的。我说，以后你再回去检查一下，你的前列腺到底有多大？以后没有回音了。这是对前列腺的治疗。就是我举个例子。

    那么再一个，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方剂很简单，就三样药。我在临床上应用呢，是称其为麻黄附子细辛法，把它化裁了来进行使用。这个方它出于《伤寒论》。辨少阴病脉症并治，原“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而使用。这一张方呢，它是用来治疗阳气虚，还有感受外邪者，就是在阳气虚的状态下，感受到寒邪，出现了邪正相争而导致的发热，以及阳虚出现的脉沉，脉紧的症候。全方就三样药，就麻黄，附子，细辛。从三样药来分析看呢， 用麻黄，辛温发热，能够表散风寒，能够开宣肺气；用附子，能够壮元阳，补命火，它能够收逐深陷的寒邪；用细辛，能够走经窜络，我们称其为，细辛为“胎原始”，它能够入髓透骨，能够启闭开窍，它既可以助麻黄用于表散风寒，能够开通上焦的清窍，还有助于附子去温暖命门，去拨动肾中机窍。 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方， 它具有极其强大的宣肺散寒，温通肺阳，开窍启闭的功力。 那么用来治疗什么呢？ 可以用来治疗寒邪困阻肾阳，窒塞清窍而引起的疾病 。往往能够起到极铁的疗效。

    这个病例呢，我从几个病来看，但是这几个病，从表面上看来，有点不扒谱。

    比如暴哑，就是病来得很突然，说不出话来了，一点声都发不出来了。在88年的12月7号，接到了一个从汶川，从我们四川汶川，也就是都江堰还要朝里面走100公里左右，这个山里面，这个大山咯，阿坝藏族自治区的病人，他是一个56岁的男性教师，由于两个月前，突然降大雪，因为这个地方十月份就开始降雪了，当时他穿的衣服穿得很少，受寒了，就没有做准备，出现了这些表证，头痛，项强，恶寒，他当时又没有其他的一些医疗手段，有解热镇痛片，所以当时他就超剂量的，开始服了一片没有用，后来就连续服了三片，就是剂量很大，服下去过后，就出大汗，汗一出，头痛减轻了，但是第二天，说不出话来了。声音完全哑了。当然就惊慌了，马上到医院去，第二天到医院去，但是治疗没有好转。所以到成都。当时我见到这个人，块头（就是身体啊）还比较大，比我个子还高，很壮实，但是由于这个疾病折腾了他三个礼拜了，人感觉得很疲倦，人有倦容，讲话，由于他听不见，所以讲话的时候就讲得相当大声，想讲大，又讲不出来，就很费力的想讲，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听到他讲话，就呵哈咯呵哈的，最后就改用写，他是怎么怎么情况，他写的症状呢，头痛，项强，身痛，微微恶寒（恶寒有点），咽痛，舌质是淡红色，舌苔是白、润的一个苔，脉沉紧。当时从他的表现，临床的症状看，以及从他的舌脉来看，所以当时我认为，他是由于寒中太少二阴所导致的暴哑，那么治疗的方法呢，就是用宣肺、温肾、暖脾。用药呢，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当时用：

     制附片75克（当然 制附片一定要先煎两小时，要去其麻，要煎熟，煎透，由于它如果没有煎熟，煎好，会含有乌头碱）， 麻黄15克，辽细辛15克，生姜60克。

    这个方子吃了一副，出大汗，头痛，项强，身痛，恶寒明显的减轻了，声音能够发出来一点点了。两剂药，吃完过后，头痛，项强，身痛，恶寒完全消失了，声音恢复正常了。但是微微感到乏力，有乏力现象，所以在原方，这已经不叫原方咯，去麻黄，去掉细辛，加桂枝30克（生），淫羊藿20克，砂仁15克。又吃了两副，体力完全恢复了。一共四副药。在成都呆了5天。完全好了，回汶川。

    这个病案， 就患者本人来讲，他身体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强盛，但是他毕竟已过中年，阳气逐渐逐渐衰落，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由于突受其寒，所以由太阳而直达少阴，加之他又过服了发汗的药物，所以这就使其阳气更损，肺窍就更加闭塞，声音的哑就更严重。 那么这个病的病机核心是什么呢？ 它的病机核心就是少阴经的凝闭所导致的，就是少阴经脉凝闭而导致暴哑。 所以用麻黄附子细辛加生姜。效果比较好。这是一例。

    再一例，是暴聋。是突然的听不见了。95年。因为这种病呢，在临床上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得到。95年的1月14号，我接待一个女性病人，王某，36岁，成都人，她是由于双耳突然听力障碍，听不见了，她讲，这个发病经过是怎么的呢？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她洗全家的衣服，就是所有东西她洗，结果在洗的过程当中呢，停电了，洗衣机用不了了，所以就改用手洗了，由于洗的相当多，所以时间也就很长，恰恰又是在隆冬，成都的冬天还是很冷的啊，所以在冷水当中浸泡了将近3个多小时，到下午，她就开始恶寒，发热，出现耳鸣，甚至耳鸣如哨音一样，但是这个耳鸣的声音一旦停止了，她是耳鸣，但是突然间停了，没得耳鸣了，听力减退了。到第二天早晨，她的两只耳朵都听不见了，一点声音都听不见。那么马上就到了华西医科大学的耳鼻喉科，后头又看神经科，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没得效果，仍然两个耳朵听不见，家里就着急了，她本人心里头就很怕了，怎么耳朵就听不见了，就聋了呀。我想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哪个遇到，心里面可能都会是一种打击。当时我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看到她身体本身就比较瘦弱，精神也比较差，目光，看到啊，黯淡，面色呢？青灰，听力基本上没有，跟她讲话完全听不到，也是靠写。通过写，她能说出来。当时唯一表现的一个临床症状就是她微微感到有点恶寒，身痛，但是都不明显。嘴唇略略发紫。舌质略略绛。苔白，薄腻苔。脉，沉紧脉。同样的，根据她的临床的表现，我认为，她也是属于 寒邪直中太少二阴， 治疗的方法仍然是温肾，宣肺，佐气，暖脾。也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

     制附片90克，麻黄15克，辽细辛15克，生姜75克。

    就这四样药，也是吃了一副药过后，出汗，这个出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自己描述，就突然的，她自己觉得这个耳朵就突然一声硬响，嘣的一声响，她说不到3秒钟，一下完全这个声音就听得到了。第二剂药过后，恶寒，身痛就完全消失了，但是精神还不足，还乏力，也是还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肺气已宣，肾气已通，脾阳上越，所以用了附子理中汤。吃了三副药，得到恢复。

    这一个病案，它当时正是成都的隆冬天气，也就是在零度，零下一度左右，长时期的，因为3个多小时在冷水当中，这样就导致了大寒袭虚的一种局面，导致寒邪直接中太少二阴，伤伐脾，肺，肾这三脏的阳气，所以导致凝闭经隧，发为暴聋。就耳本身来讲，耳为肾窍，肾气不能够上通于耳，这样就会使其气滞窍闭，这样就会导致聪明顿失，就耳失聪了。但是它的病机核心是什么呢？这个病的 病机核心仍然还是寒凝窍闭，经气憋阻， 所以在治法上仍然宗温通为法，仍然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

    再一个，暴盲，就是眼睛失明了。1975年，我当时在南京，75年的1月25号，周某某，这个人是个干部，男性，43岁，他实际上就是在元旦节这一天到公园去，游玄湖，南京有个玄湖，他实际上去救一个落水的儿童，当时报纸还进行了宣传，在那个（时候）南京是零下七八度，我记得当时相当冷，他能够跳到那个玄湖里面去把那个小孩救上来，那就不简单。他讲，在25天以前，因为救一落水儿童，全身湿尽了，上岸过后，虽然有很多人给他准备了更换的衣服，但是他始终感觉寒冷浸骨，他当时的感觉就这样。当然，也就没有在公园里游玩了，就赶快打道回府，就回家了。回家以后马上就拥被而卧，但是一直没有温暖过来。所以就导致彻夜不寐。彻夜不暖。到第二天醒来，他自己感觉两个眼睛怎么就昏黑了呢？怎么就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了？仅仅存的是光感。并且还出现了头痛，一身的疼痛，恶寒。当时他就很惊吓了，惊吓不在于一身痛，是在于两个眼睛看不见了。马上就到医学院的眼科检查。到眼科一检查，双眼以及眼底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颅内检查的结果出来，也没有问题。由于没有问题，所以说（从西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治疗起来就很麻烦。就收住医院，治了一个多星期过后，没有一点改善，照样的双眼失明。后头就予用中药，用中药呢，有中医眼科。用一些补肾填精的一些药物，也没有效果。这样就一直拖咯，到20多天。后头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看这个人啊，精神比较差，（由于毕竟病了20多天了），面色也欠红润，面色有点青白相间，有一种气不足的一种面色。他自己讲啊，全身有一种就是不灵活的感觉，就说恶寒呢？又不明显。总觉得一身不灵活，不自如。两眼仅仅有光感，数指都不可能，连手指都看不见，但有光感。当时从他的舌苔来看呢，舌是淡而润，苔呢，是白腻苔，脉呢，沉细，略紧。这实际上啊，当时我认为，他虽然，他当时来看病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寒的症状，但他仍然属于寒邪直中少阴所导致的这种暴盲。治疗呢？用宣肺温肾的方法。也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用：

    制附片90克，麻黄15克，辽细辛15克，生姜95克。

这个方，他吃完一副过后，感觉身上有汗出，但是汗很少，微微有一点点汗，这个汗一出了，他一身的这种不灵活，不舒服，就是说，说讲不是很明显，不灵活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就没有了，一身也不痛了，两个眼睛的光感增强了。一副药下去过后，光感增强了。服第二副过后，他能够数指，能够辨清在一米以内的人了。在原方5剂过后，双眼的视力恢复到正常。

    这个病，为什么我还是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呢？因为他的这种起因啊，是由于严冬入水，这样可以了解到，知道他是受寒相当重，要去救一个人，不是下去就能把人就抓得起来的，他还要在水里面有一个过程，这样就使其寒邪能够直中，从而伤伐肾阳，闭阻肾气，导致他的整个机体出现紊乱。因为肾，是元气之根，它受藏五脏六腑，受藏五脏六腑什么呢？受藏五脏六腑之精。肾气闭阻，这样就能够导致元气就不能够正常的通行，所以五脏六腑之精这样就不能够上输于目而为之精，所以他的视力会发生严重的障碍，会出现两眼盲而无所见。 这个病证的病机核心同样的，它仍然是寒凝闭窍 。就抓住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来处理疾病。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考虑是由于精血亏少所导致的，决不要去用一些滋腻填塞的药物。仍然应该以温通为法。如果滥用滋腻，反而真气闭阻。

    从这三个，我举的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我过去也讲过，但没在这里讲。这三例啊，它都并非是先天性的，理化性所导致的。多数是理化性导致的，多数是先天性导致的，导致的失音，失聪，失明。或者呢，它也并不是由于精亏血少，窍失所养所发生的。或者呢，它是由于邪阻气遏闭窍而发生。如果精血亏少，它应该属虚；如果是邪阻气遏，它应该属实。实证发病往往是比较急剧的，虚证呢，发病往往比较缓慢。暴聋，暴哑，暴盲，从它的发病来看，它应该属于实证。只是从发病的这个角度，它应该是实证。

    因为手太阴肺经，它到喉部，我们人的音声之气呢，也在于喉。喉，它又是肺的门户。肺又能主气，是音声之源。所以暴哑多责之于六淫犯肺，肺失宣发。那么采用的方法呢？开宣肺气，这是一种治疗方法。

    足少阳胆经，它循耳后，入耳中，出耳前，所以暴聋一般也责之于六淫邪气的闭阻。胆经气机的滞塞，往往在临床上多用清利，疏通少阳的法来治。

    肝，开窍于目，经脉上连目系，所以暴盲啊，多责之于肝经火郁、气遏、血闭、血瘀，那么采取的方法呢，大多数都采用疏肝、清肝的法则。

   用这一些方法，来治疗这几种病。可以说，去针对一般的外感病人，一般的清窍闭阻，它应该有效果。但是对于重证，这种重证是就伤寒重证来讲，往往很难于取效。

    这几例，我使用这种法则去治，从其它的生理来看， 从肾的这个角度来看，肾藏五脏六腑之精，而五脏六腑之精呢，它又都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肾又开窍于耳；经脉呢，它穿膈、入肺、循喉咙，到舌根，与我们的发音，与我们的听力，与我们人的视力，都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 再加之这几例病，它都有一个前因，就是 都为寒邪所伤 。它有一个前因。寒为阴邪，它最能损伤人体的阳气， 重寒，大寒这样侵袭人往往能够长驱直入，直中三阴。一旦伤太阴，就会出现吐，逆；伤厥阴，就能够导致挛痹，寒疝；一旦伤少阴，就可能会出现失音，耳聋，目盲。

    从这几者来看，都是因为寒邪中人导致经气的收引凝固，闭阻了人的关窍而导致发病。因为暴聋，暴哑，暴盲在临证当中，我提出来，它都属于寒邪直中少阴，上滞窍虚，下闭肾元，所以往往要伤伐肾阳的病机是最常见的。所以提出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进行治疗。这就是我说从麻黄附子细辛汤，实际上也涉及得到姜桂附，在姜桂附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不离这种思想指导来进行使用。

    我在想，如果是，这种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是用量再减轻，用量少，会不会有这种效果，我没有去试过。附片用15克；细辛用3克，用5克；麻黄用10克。那么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效果，有没有这么立竿见影，这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试验试验。

    这一次，我在来之前，我算了一笔帐。我这个算帐呢，因为大家都是搞医的，就是中医现在啊，怎么能够发展壮大它，当然这个跟这个用姜桂附呢，扯到一边去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能够提高，就是在各个，不管你是哪一个流派的，你宗哪一家，能够怎么样来振兴，来振奋中医？那么，来振兴、来振奋中医，首先要提高疗效，要有人气！怎么才能有人气呢？那么就要涉及到医技的水平。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我今天上午在仁爱分院去看了一下，病人还是很多，一天的门诊量可以达到一千多人左右，据说，一附院的门诊量就更高了，可以达到三千以上的门诊量。当然如果门诊量再高，再高一些，那就当然就更理想咯。那就整个医院就象赶节一样。那就不得了。我到华西医科大那里，那里真的是象赶节一样，那里一天的门诊量接近八千人，一天的门诊量八千，那就是比较厉害了。人流量可以说是完全都不断。如果我们一附院，我们的这个一附院的门诊量来讲，如果能够达到，一天能够达到五千、六千的门诊量，那就很不得了了。那么怎么来支持这个门诊量？我觉得就应该有好的医生。这样才会在某个局域，就是在病人心中，他有一种，那么就是有一种向往。我有病，我就要去求中医。中医的疗效要好。

    中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医它，如果能够解决好，能够治疗很多的疑难杂症，不光是一般的常见病，像是感冒病和一般的病，可以一天两天就自然就应该没有问题咯。就是再严重的疾病，去治疗也不过就是十天半月、一个月，就觉得明显的改善了，这样得到病人的信赖。如果都能，大家都能达到，我希望每一个医生都能达到。当然它还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昨天晚上，也是在这个讲课上），如果这个政策，当然就涉及了这个政策的政策面再开放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就是比如说挂号费再提高啊，那么这样，那肯定的，大家的积极性就会更强，本来我也是一个医生，那么并不再，就是说分心去搞其它的什么事情，就应该有很好的这种经济效益了。

    我就是算了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每一天能够达到五六千的病人量，那么我们的整个全年的用的中药的配方，我谈的是中药的配方，不谈西药和成药，那么就可以，就是光是在医院的配方，配出去的方，就可以达到一亿五千万左右。不算其它的治疗手段。这样呢，也给老百姓就减轻了医疗费用的负担。因为中药相对便宜。这个如果是，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的看病贵，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解决，我想政府肯定也会支持。当然这个是，我在这个地方说的话不算数。是提出来给大家，是题外话了。

今天给大家一起交流的内容也就到这了，谢谢大家。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与运用

——卢崇汉在首届扶阳论坛的演讲提纲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

扶阳的基本概念

   “扶阳”的“扶”字，清·阮元解释为：《助也》、“护也”、“治也”，意指“扶”有帮助、保护、调节治理之义。而“扶阳”一词本身就具有宣通、保护、温助、调理阳气，从而使人体阳气宣通、强盛之含义。从钦安、卢氏其著述的内容来看，以及200余年的大量临床治疗中，他们始终贯穿了这一精神，并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临床实际，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方法和具体的方药。如病邪有伤阳之势则以防为急务，而用阻断损阳病机的措施，阳虚者则大剂量温扶其阳，阳郁者则宣散其阳，阴阳之气不相顺接者则扶阳而使其通达，阳气不达则枢转其阳气以达邪等等，这都是钦安、卢氏扶阳思想的具体体现。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阳主阴从观

    人体阳气的生理病理早在《内经》中就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并把阳气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今人通过研究，还观察到全日食中病人产生的症状，都可以阳虚或阳气受到干扰来解释，更说了阳气犹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所比喻的人体内的“一丸红日”，故扶持和保护阳气，应是防治疾病的基本精神。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卢氏的扶阳思想，没有脱离阴阳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卢氏认为，中医阴阳学说的核心，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阳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人体的阳气存之则生，失之则死。早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些著述中，就可以找到很多重阳的思想基础。如《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代表一切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消长、转化的矛盾关系，以促进事物的发展，然而，《周易》在提示阴阳二者的对立制约、依存互根和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中，始终强调了阳的及其重要性，在《周易·彖传》论述乾元时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天统”，论述“坤元”时则说：“乃顺承天”，《周易》强调了什么呢？它强调了阳在万物生命活动中居主导地位，而阴居从属地位。并且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说明了阳气是构成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物质本源。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够独立存在，更不能够发展壮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了阳气的健运，才能导致事物的生生化化，才能发挥事物本身应有的作用，说明《周易》的根本核心，始终强调阳的一面，认为没有阳就无所谓一切事物的生生化化，生长壮大。《周易》对于一切事物的解说，认为没有阳物质的动，导致阴阳二气的相推相感作用，就无所谓一切事物的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始终强调了阳的重要性，也可以认为这是《周易》对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内涵。

    《周易》的重要思想给先秦诸子的唯物哲学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一切有形物质都是由无形之气变化而成的观点，如《庄子·至乐篇》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荡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管子·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说明了精是更精微的气，乃由气所产生而成，精气在人体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然而生成变化仍是由阳的作用而导致的阴阳二气相推相感作用的结果。

    先秦诸子的论述，由于不是专门的医学著作，也就不可能对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论述得相当详尽，但是这些认识的形成，却为《内经》作者的重阳观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出，从《周易》阴阳学说的创始，到《内经》形成医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员了。

    对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认识，《内经》作者同样强调了阳的重要性，并从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上进行了阐述，从而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这与《周易》和先秦诸子的重阳哲学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就是，《内经》作者用阴阳来分析一切事物的功能以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一个概括，这里的“阳生阴长”是说明一切事物的生长功能，“阳杀阴藏”是说明一切事物的收敛功能。从自然界来看，春夏的阳气旺盛，万物随旺而得以生长发育壮大，秋冬阳气衰减，万物亦随阳之衰减而伏藏甚至死亡。结合人体生理病理而言，阳气旺盛，可以促进吸收而化生充足的阴精而体魄健壮，阳气衰减，吸收迟缓，则阴精的化生亦必导致减弱而体衰。

    正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说：“易之变化参乎医……医之运用赞乎易，”“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用易者所用在变，用医者所用在宜。”我们在〈内经〉的很多篇章中可以发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很显然地说明这是《内经》作者继承了《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对宇宙变化的规律进一步做了明确的阐述，说明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离不开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和不断运动是一切事物生长、变化和消亡的根源，充分揭示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

    正如清代的扶阳宗师郑钦安先生（其弟子卢铸之先生称颂尊师“为仲景后第一人也”，其也被中医界公认为“火神派”首领。）在《医理真传》中说：“阳长一分，阴即随之长分，阳衰一分，阴亦随之衰一分。”阳为阴之主，气为血之帅，气行血随，气滞血瘀，私心杂念停血停，这说明了在阴阳两者的关系上，必须发阳为主、阴为从的道理，也可以认为这是人体的正常生理。

    阴阳的功能不外乎“阳化气，阴成形”，这里所说的“气”，指的是气化功能，“形”指的是有形的物质，这充分说明了一切生化机能是无形的，属阳的范畴，阳能化生力量，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都是靠阳的功能来化生，阴能构成形体，虽然这是固有的性质和功能，但作为形体由小而大，由弱而强，也仍然离不开阳的生化功能所起到的作用，故阳能化生阴，使阴的形得以逐渐强壮。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以继续向阳转化，并且“阴”物质可以通过“阳”的作用而不断地合成和积累，这实际上也说明了“阳为阴之主”的关系，说明了在阴阳的这一相对的统一体中，阳是主要方面，阴处于次要、从属地位。

    环顾自然界，太阳的存在对宇宙间所有的行星的运行，对地球、天文、气象、历法，以及对万物的生长化收藏无不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人体的阳气，在生命开始之进起，就体现于生、长、壮、老、已的全过程，可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机体的运行与生存靠阳气。若人体阳气受损，则会生机衰竭，贼风数至，邪气弥漫，苟疾丛生，严重者会夭折生命。

    就人体生理病理而言，阳气为人体生长、发育、繁殖之根源。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风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这里的肾气，实际上就是人体之阳气，它贯穿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整个生命过程。阳气充盛，则人体的生机亦随这而衰。阳气还是人体各脏腑组织、经脉发挥正常功能及精、血、津液输布的原动力。五脏六、十二经脉得阳气的激发而各行其职，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人体的呼吸、语言、声音、耳能听、目能视、鼻能嗅、脑能思维、以及肢体运动、筋力的强弱，皆与阳气密切相关。人体的精血津液的化生，输布及代谢产物的传送与排泄，也全赖阳气的作用才能达到生化不息。肌体之所以能温、水谷之所以能化、升则以养神，达下则以柔筋，都离不开阳气。阳气布散于肌表，可以抗御外邪，卫外为固，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者卫外而固，也。”所以凡邪气能够中人，皆因人体阳气不足所致。

    李念莪在《内经知要》中说：“阴主内守，阳主外护，阳密于外，则邪不能相侵，而阴得以固于内也。”说明了阴精所以能固守于内营养内脏，全仗阳气的卫外作用，如果阳气不能发挥固密于外的功能，阴精也就无以自安于内了，阳不外护，则外邪可以乘机入侵，从而导致脏腑气机紊乱。如伤寒邪入皮毛，继而传经入里，造成内脏气机紊乱，病变百出。这是由于阳不卫外，使阴不能内守的结果。若人体阳气固密，在外则邪气无从入侵，在内则机体内脏精气平静不乱，从而维持了人体正常生理状态，可以认为，要使人体阴阳相对平衡协调，阴阳虽然各有所主，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阳气，说明了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阳气最为重要，最为关键。若我们能保持机体阳气的旺盛，就能获得健康之体。

    华佗《中藏经》说：“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阴宜常损，阳宜常益，顺阳者生，顺阴者灭。”张景岳在《传忠录·辩丹溪》中说：“阴主杀”进一步地论说：“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而况乎无阳乎，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所以，天地万物之生长、衰退、死亡，无不由阳所主宰。若一旦打破了人体正常的“阳主阴从”的阴阳相对平衡协调的生理状态，就会导致以阳为主导的“阴平阳秘”的关系失调，从而发生疾病。若阳气虚于外，则机体失其温煦肌肤，抗御外邪，卫外为固之功，易为六淫之邪所侵而发病。若阳气虚于内，则导致机体脏腑功能动力减弱，精、气、血、津液的化生和输布失常，十二经脉运行无力，精身津液的化生不足而形成人体虚衰之病理变化。

   《内经》的重阳思想，对后世医家在理论和临床上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张仲景在撰述《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时，继承和发展了《内经》重阳的思想，他在《伤寒论》中明显述及阳气损伤的条文将近二分之一，112个处方中凡用有温、热药物的处方共有85个。可见损阳伤正的病理和证治在论中十分突出。仲景在六经证治中极其重视把好太阳、少阴两关，强调太阳的阳气在发病中首当其冲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与《内经》一脉相承的。仲景始终遵循“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说明了在阴阳二者关系中，人体阳气在生命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阴阳胜负的病机中，实际上体现出人身阴阳之气，互为其要，但仍然以阳为主。

    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学得《内经》和仲景的重阳奥旨。他们在其著述中强调治病重视阳气，尤其重视扶阳，究其所论，贯穿了唯物辩证思想，在辩证论治中倡导扶阳，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扶阳学术思想和原则，而在扶阳学术的渊源上，钦安、卢氏几代扶阳的积极倡导者，继承和发展了《内经》和仲景的理论精神，在继承上，他们通过对疾病的辩证论治过程中反映出了对《内经》和仲景重视最气的继承性，而不采用生搬硬套的方式，因而在六经病证论治过程中，处处贯穿着扶阳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理论应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把《内经》和仲景重阳的思想转化和制定出众多能针对疾病各病机阶段的治疗原则、方法和不同的扶阳方剂以及使用大剂辛温扶阳药物，从而使医者能便于掌握运用，这也是钦安、卢氏最为伟大的成就，可以说，钦安、卢氏对《内经》和仲景重阳思想的继承，是一个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扶阳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就是主张“治未病”，使其阳气旺、脏腑功能方能强健。精、气、血、津液旺盛，机体抗病力强，邪气乃不可干。在临床治疗中，若能早期使用扶阳的方法，即可使人体阳气不致于受损，就能把很多疾病消除于萌芽状态，乃不致于发病。通过扶阳的方法，使五脏之间、脏腑之间相互协调、安和，从而阻止疾病的互相传变。扶阳还可把握住疾病的进一步发展趋向，能增强机体的康复能力，使其早日痊愈。所以我们倡导扶阳首先要重视预防和消除损阳的因素，始终保持人体阳气的充盛，在治疗疾病的各阶段中注意保护阳气，消除各种损阳因素，以达邪去正安的目的。

避免医源性损伤阳气

    医源性损阳主要指过度的使用寒凉药物，或汗、吐、下法，误治、失治、以及祛邪过度而损伤阳气。若失于及时的治疗，延误病机，也可能导致疾病的深入而损阳。如外感表证，未能及时正确的治疗，有可能内传入里、损阳伤正，医者应把握时机，及时正确地治疗。再一方面，若用祛邪之法，亦必须把握尺度，以保护阳气。汗、吐、下法不可过度，经免损伤阳气。

消除病理性损阳因素：

    临床中任何疾病，都存在损阳伤正情况，如外感病中损阳伤正的病变产生于邪正相博的各个阶段中，因此要消除病理性损阳，必须谨守病机，充分重视祛邪，在六经病中，他们各自的病变特点又使消除损阳的方法不尽一致太阳病为邪正相争于表，但失治、误治均有伤阳内传或造成变证的可能，而治又以汗法为原则，用桂、麻二方，可发汗祛邪，使表邪解而正安。阳明病中邪热与正气斗争剧烈，采用清、下为手段，由于邪热盛实的病机本身即能耗气伤津，而且，一旦正气不支，则病有入阴的可能，甚或津沽亡阳，清下两法能祛邪泄实，则津液自保，阳气亦能困之而安。少阳病，正气稍弱，邪入半表半里之间，枢机不利，以和法代表。既枢转气机，又祛除邪气，排除了“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的可能。三阴病以阴邪盛，阳气不足的病理为普遍，故多采用温散寒邪、温扶阳气等方法，针对损阳伤正的病理，使阳复寒去，达到扶阳的目的。

把握太阳、少阴两关：

    外邪致病，太阳首当其冲，也可以说是外邪损阳伤正的起始点，若能及时正确的治疗，则邪去病愈，若失治、误治则邪气伤正而内传，所以防治太阳病是外感病中的关键环节，在仲景的《伤寒论》中太阳篇列条文183条，几乎占了全书条文的一半，对太阳经腑证、兼证、变证论述及其周详，可以说是辨治入微。而位处六经病理层次最浅的太阳病与层次最深的少阴病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太阳与少阴有经络相聒、腑脏相关的表理关系、正如郑钦安先生讲，太阳之底面即为少阴，少阴真阳，蒸化太阳经气，可以说是二者内在联系的核心，所以治疗太阳病，应处处慎防伤及少阴之阳。因太阳病风寒伤阳易传入少阴，医者治疗，必须谨慎。若能把好外感病的太阳关，对于保护阳气尤其是少阴阳气非常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发扬了《内经》“善治者、治皮毛”的“治未病”的思想。

    病入少阴就会危及真阳，故阳虚寒盛之证为少阴篇的主要征候，如真阳衰微而见“手足厥冷”，“下利清谷”或阴寒盛极格阳证及戴阳证等，而使用四逆汤类处方比比皆是，仲景反复告诫医者，“少阴病是生死关”，“阳存则生，阳亡则死”，使用扶阳治疗必须积极、主动、果断，若待少阴阳衰危象俱备方施回阳救逆之法，则往往药力能济。所以在治疗上，宜急不宜缓，只要抓做疾病前期的苗头，就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决不可等闲视之。

宣通与温补是扶阳的两大法门：

    阳气的不断运动，可使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官窍的诸多功能得以实现，因此在治疗上，一方面要保持阳气运动的宣畅，另一方面对阳气的虚损又应温扶，显然阳气的病变往往同时涉及两个方面，但在具体疾病的病机上各有侧重，论治上也就各有特点。

    三阳病证务使阳气宣通，三阳属三阴之表，往往属于疾病的早中期，邪正机争较为剧烈，阳气在抗邪过程中，容易因病邪阻滞而造成运行障碍，故赵献可说：“凡外感病者，俱从郁看”，三阳病的这种病理特点决定了治疗中常常采用祛除郁闭的外邪，消除病理性淤滞和调理人体气机的原则，务求保持阳气宣通。具有代表性的宣通阳气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温散法：

    风寒之邪郁闭在表，不仅阻滞阳气正常出入运行，并可损伤卫阳，表现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证，以麻桂二方为代表的温散法既可以发汗祛邪，又鼓舞阳气外出抗邪，邪气去则阳气出入自然恢复正常。体表阳气被寒祛闭郁较盛，还可影响肺气宣降功能，出现“无汗而喘”，“喘而胸满”，以及郁闭之阳抗邪欲伸而见“发热”、“脉浮而数”，甚至郁而化热而兼见烦躁症，都可以采用本法。

调枢法：

    调理少阳枢机也是调节阳气运行的重要方法，阳气运行不畅，枢机不利，是少阳病理的主要方面。正如仲景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博结于肋下，正邪分争”，这当中，“相搏结”、“分争”最能体现枢机和利的病理状态。而通过调枢，是为恢复少阳阳气“可出可入”的生理状态，用小柴胡汤为基本方，通过调枢，可以促进阳气的正常升降，如小柴胡汤可治“心烦喜呕”“不大便而呕”，所以仲景说“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三焦通畅，气行无阻，自可周身戢然汗出而解。阳气升降出入正常，也就改善和促进了阳气御邪功能，调枢可使阳气振奋，祛邪外出。从而产生扶正祛邪的作用。

通阳法：

    三阳之中，太阳为寒水之经，若病邪深入于腑，而导致主水障碍，可造成蓄水证，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津液不能随阳气上布则口渴，方用五苓散，通阳化气行水，使水道通畅，阳气气化正常则诸证可除。此外，阳气功能受到影响，水饮湿邪往往由之而生，又反过来阻碍阳气的运行，造成三阳病中的一毓兼证，如风寒表实兼水饮喘咳用小青龙汤，少阳证兼水饮内停用柴胡桂枝干姜汤，都兼用了通阳之法。湿邪还可与热相合致病，如阳明病湿热发黄，小便不利，用茵陈蒿汤清利湿热，湿热去，三焦通利，阳气运行方可恢复正常。

    在三阳病中，宣通阳气并不拘泥于以上的方法，如阳明病热邪郁阻胸膈，可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就明显阻滞气机。阳明经证，邪热壅盛，可妨碍阳气的运行，甚至郁阳不得以外达而出现“厥深者热亦深”，如“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的治法。至于邪聚热结，腹满胃实的阳明庥实证，则阳气被邪实壅遏更为明显，故以清下二法为主，有效祛除邪热，才能使阳气宣通。

    三阳病中，阳气易因邪气侵袭而运行受阻，宣通阳气的意义在于使病病邪去，阳气宣畅，正胜而病愈。

三阴病重在温补阳气：

    病至三阴，机体抗病能力衰退，多表现为阳虚寒证。

    如太阴病，以寒湿内困，脾阳虚损，运化失职表现为纲。太阴篇所述八条条文，全都含有中阳虚损的病机在内，故治疗“当温之”，用方不离四逆汤、理中汤，以温扶脾肾之阳，燥湿祛寒而痊愈。

    少阴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纲。其病机不外心肾阳气虚衰，气血不足，阳虚不能振奋精神。少阴病变以损阳伤正为主，故温扶阳气极为重要。但在具体论治中，又因阳虚病机不同而变化。如脾肾两虚，中外兼寒者，治宜四逆汤，以温运脾肾之阳。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治宜通脉四逆汤通达内外阳气。阴盛于内，格阳于上的，治宜白通汤宣通上下阳气。阴盛阳虚兼水气浸渍，治宜温肾阳、利水气，选用附子汤或真武汤。

    厥阴病，处于，两阴交尽之地，故其病当阴寒极盛，但是，“重阴必阳”“寒极生热”在此阴极之中，却包含阳热来复机转，他的病机虽然错综复杂，但不外乎成无已所讲的“厥为阴气至也，热为阳气复也。若能把厥、热作为辩证要点，从阴阳消长视为机转。只要阳气复，乃可愈。即使阳复太过有热化之变，也不能否定这一规律，尤其在危亡之际，往往阴寒盛极，消亡阳气，一旦阳不复生，厥逆不还，便有阴阳离绝之险，治当温扶阳气极为重要。

宣通阳气与温补阳气既的区别，又有联系：

    宣通是针对阳气被郁，运行不畅而言，温补是针对阳气虚损，失于温壮而言，二者是有区别的，但临床病变错综复杂，运行不畅，和失于温壮往往是阳气病变的两个方面。故治疗中，当重视两方面共同互济的联系，宣通阳气使阳气运行宣畅，可以促进和发挥阳气的功能，如辛温解表祛邪，宣畅阳气，使卫阳营阴得以和调；温壮阳气也可以促进阳气的活动力，如温阳化气，气化水行，使阳气畅旺。三阳病中扶阳以宣通为主，但又不拘泥于宣通，若病有伤阳之候，温补亦必不可少，如太阳病误伤中阳，见胸满微恶寒证，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使宣通中兼以温补。在太阳病变证中，不少病证属于损阳伤正而导致的，故治疗中温补方法应用相当广泛。三阴病中扶阳以温补为重，亦不拘泥于温补，若阳虚而病理产物淤阻，常又兼以通阳。如寒湿中阻，身目为黄，治疗当于寒湿中求之。厥阴病中，阴虚寒厥，“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往往采用温补振奋阳气以通阳。通过区别宣通与温补在于更好地认识其规律，抓做二者的联系，这种认识才能更为深刻，才能灵活有效地用于实践。

    从古人的唯物哲学观和《内经》的医学观来看，卢氏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二者相对平衡的结果，而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以阳气为主的阴阳对立统一协调的正常生理关系遭到破坏所致。郑钦安先生在《医理真传》中说：“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自然百病不作。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重生。”著名中医学家卢铸之、卢水定在著述中说：“人之生成，纯在于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气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等奥义，认明阴阳之虚实，变化之盈缩，刻刻都随五行运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无一刻停滞，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纲领也。”这个“纲领”，实质上是提示人们要认识到人体阳气的极端重要性。

    在以上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力主扶阳的学术见解，在辩证论治之中，当始终遵循扶阳为治病要诀，其“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卢氏倡导医者应以“治未病”为本，主疑义“养生治病，以扶阳为纲，保天下众生长寿健康”。所以卢氏几代业医，所用药物多以辛温扶阳之品为主，使人体的机体五脏六腑安和，经脉畅通，气血调畅，生机勃勃，乃达祛病延年，健康长寿。

治未病——兼论扶阳的运用问题

——李可在首届扶阳论坛上的演讲

昨天是冬至节，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特殊变化，所以没有跟大家一块儿，很对不起！

关于这次治未病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总的来讲，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对待生命与疾病的战略观点，因为世界上一切的疾病的产生，首先是人体本气致病。而无病先防，有病早治，是中医对待疾病的战略手段！内经预防为主的思想在世界医学文献上最早出现，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光辉思想，现在和将来永远要指导人类的生命活动。

西方医学界在本世纪初提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十大医学难题，他们经过100年的奋斗，没有成功，基本失败了。十大医学难题大致有这么几个大类：心脏器质性病变，癌症，脑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一系列症状），肺结核，糖尿病系列病症，免疫缺陷病，血液病，慢性肾衰，运动神经元疾病，艾滋病！面对这十大医学难题，有些西医对我说"你们空谈什么治未病，就像遮羞布，一个挡箭牌，我们束手无策的疾病，你们也没有什么高招。"当然这都是一些属朋友的。我就对他们说，我说"同志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懂中医三千年的历史，现在所说的十大医学难题，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早在张仲景的时代、孙思邈的时代，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解决，这个距今2000年左右。"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的传承发生了断层。宝贵的医学遗产没有能够继承下来，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医处在四面围剿的困境中，为了寻找出路，最早选择了中西会通，拿我们民族的东西、拿东方的东西向西方靠拢！然后进一步搞科学化、现代化，最后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这些情况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这就不必细说了。

那么中医复兴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是现代，而是2000年前的古代，不是西方，而是东方，中医的生命的灵魂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走易经与内经结合（而绝对不是中西医结合）。是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一整套的理法方药，统病于六经之内而囊括百法，是攻克世界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我在基层第一线从事中医工作52年，我在青年时代，通过读左积云《伤寒论类方会参》，从中得以见到一些他所引用的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思路精华，血液元阳为生命之本的观点，以后读民国初期，实验系统古中医学派创始人彭子益的著作，得以领悟，凡是病都是人体本气致病的原理。中气为后天之本，中气为生命支柱，12经（也就是五脏六腑）的经气好像轮子，中气的升降带动了12经气的旋转，于是生命运动不停，当升则升，当降则降，是为无病，一旦中气受伤，升降乖乱，就是病。彭子的理论源自于河图五行理论，到他逝世前发展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他在伤寒理论编进一步指出五行中土为中心，运中土可以溉四维，带动中气升降源源不断的供应五脏，以生命的活力，火可以生土，假使脾胃病用本药治疗无效，就要益火之源以生土。先天阳气是属火，命门之火叫阳根，阳根一拔，生命之无延，这两位前辈一个重视先天，一个重视后天，如果把两者融合结合起来，将使古中医学更能够为完备。他更明确指出，中医的医易结合，伤寒论的全部奥秘，一个河图尽之矣，一个河图的道理包括了中医所有的道理。他是一个整体。它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医学成为一个有系统的医学科学理论，这个贡献很大。在当时取缔中医消灭中医的潮流当中，把古代中医的精华保留下来！（11'）

我学医的经历就是受两位前辈的启发引导，然后走上了中医的路子，在52年的实践当中，逐渐的破疑解惑，经过彻底的洗脑，脱胎换骨，逐渐有所领悟，最后运用伤寒论和古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对十大医学难题中几个门类大约11种病，进行了攻关。我现在简要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供大家参考，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把各位的经验贡献出来，共同复兴中医。

第一个大类是器质性心脏病，包括风心病，肺心病，冠心病，扩张型心肌病，据统计，全球每年死于这个疾病有500-700万人。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心脏病威胁已经非常严重。且有低龄化趋势，有些十多岁的小孩有得心脏病，与现在的生活习惯，盲目引进西方饮食，大量的吃麦当劳，喝各种饮料有很大关系。这些病在我一生当中大约治过有6000例，其中1000例以上，是现代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放弃治疗的，经过治疗后这些病人基本救活，基本恢复健康！所以在器质性心脏病的领域，中医基本取得完全的成功！

现在把这四种心脏病的治法叙述如下：

第一类风心病和肺心病：我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本气先虚，风寒之邪外侵，正气无力鼓邪外出，反复受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最后深附在三阴经的本脏，成为半死半生的格局！（根据内经的理论，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犯人，病体阳虚，如果阳气不虚，不会受侵犯，即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总的来讲：阳虚十占八九，阴虚百难见一，寒实为病十占八九，火热为害十中一二，世多真寒证，又多假热证，辨之稍有差异，生死攸关。总的一句话，病因虽有多端，总根源只有一个，人身皮毛肌肉，经脉官窍，五脏六腑但有一处阳气不到，就是病，这个可以统摄所有病的主要病因。

这个阳气：先天肾气，后天脾胃之气结合在一起的混元一气！很难分清哪个是中气哪个是先气。肾气又称元阳，命门真火，生命的根基和原动力。所以易经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通俗讲：有了太阳才有了生命，阳气就是人身的太阳，从养生治病的经历来看：阳萎则病，阳衰则危，阳亡则死；所以救阳，护阳，温阳，养阳、通阳，一刻不可忘；治病用药切切不可伤阳。所以古人云：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求之于肾就是救阳气。

我记得读傅青主时，一段话，治疗大出血之后怎么样来挽救，原话是"已亡之阴难以骤生，未亡之气所当急固"大出血之后，损失的血不能马上生出来，但是一旦阴损及阳，阳气一散，这个人生命就终结了。所以说"已亡之血难以骤生，未亡之气所当急固"这是治病的要点。（20'）

再下来讲胃气，一般叫中气，先天肾气和后天中气的关系：后天无先天不生，先天无后天不立。内经：五脏皆禀气于胃。所以引申出重要的原则：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古人比喻：脾胃如釜，肾气为釜底之火，肾气就是肾阳。所以易经对后天脾胃：大哉坤元，万物资生。所以一个先天，太阳是万物的开始，脾胃是保证人体生生不息的重要脏器，所以结论是厚德载物，这是赞扬脾土，所以后世治法补中土以溉四旁，中气运转，五脏得到保证，元阳就保住了。凡是脾胃病，假使理中不效，速用四逆，就是补火生土！中气伤犹可救，肾气伤，彭子益叫做：拔阳根，从根拔起，生命终结！

从以上个点，归结为：脾肾为人身两本，治病要以顾护两本为第一要义。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说，治病的时候，假使你错了，宁可错以误补，不可失于误攻，误补犹可解救，误攻则噬脐莫及（表示悔恨到了极点），从这话里可以体会这位老先生在临床中一定走过很多弯路，一定犯了好多错误，世界上百行百业难免错误，唯独我们医生不能错误，一旦错了就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以上这几点我们要铭心刻骨，时时牢记，切切不可忘记，这就是治未病的思想！本来中医治病就是以本气为主，以人为本。不管任何病，本气强的，受邪从阳化热化实，本气虚的，从阴化寒化虚。中医治未病的思想，虽然是养生的大道，但治病的时候我们是始终遵循的一个道理。

那么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怎么治疗，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了解了风心、肺心病的来路，是从太阳之表而来，都是外感。还有一句话：这是我读各家伤寒论注时发现，他们都具有这种观点：病的来路就是病的去路，病从太阳来，通过各种方法，再把它透发出去就好了。不要见病治病，不要见到现阶段的东西，花费了很大力气，不知道来龙去脉，抬手动脚就错了。

内经关于病因有这么一段话："邪风之至，急如风雨"四时不正之气，侵犯人体的时候，急如风雨，防不胜防。我们应当怎么办？下面讲了"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经治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出自《阴阳应象大论》，讲得非常明显，病入五脏，就是半死半生的格局，这是内经的结论。这就是病的来路。所以无怪乎，现代医学从产生到现在不足200年，西医同道没有把问题解决下来，这是可以同情的！（30'） 

对于病因方面，《灵枢百病始生篇》作了补充，描述了百病由浅入深层次，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寒邪侵犯人体之后，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腑入藏。而且由于反复受邪，外邪一层层堆积起来，每次病外邪去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再次病右取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每次这样，如果我们治疗错误，就帮了病的忙，所以内经结论说"上工取气，救其萌芽"这是治未病的观点。疾病最初进入人体轻浅表层，就是伤寒论太阳经，所以太阳经条纹最多，误治最多，救误方法最多，所以我们知道了来路，也就知道了疾病的去路，治疗就是让他从哪来，到哪去！这就是治未病的思想在临床的应用。你知道来龙去脉，就不要见病治病。就是说不管前因后果，不管人体体质强弱，反正我是治病，结果就要治标害本。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汗法，解表法，在八法为首，汗法不仅仅是出汗，而是开玄府，通利九窍，托邪外出！

这样就有个问题，既然诸症当先解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治未病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治则。那么解表是不是应该用麻黄汤？这又是一个治未病的问题！因为用麻黄汤治外感，恰恰犯了见病治病的毛病，因为你不顾人的本气，现代人的本气无一不虚，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亚健康状态等等。所有的外感病全都夹有内伤。所以单纯解表，麻黄汤之类的方法不能用。外感内伤同时发病，就是伤寒论太阳少阴同病。大家都清楚，应该采取固本气，开表闭，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很虚的话可以加点人参。

这里说明一点，我用方子，凡是用古方就必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折算方法，就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15.625克。如果少于此量，就不能治大病！关于古方，特别是伤寒论的剂量问题，过去大家都讲，好多古人认为仲景方不传之秘在于剂量。我在一生当中，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误打误撞，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在60年代初期从甘肃回到山西，曾经治过7例心衰。心衰毫无疑问是少阴病主方四逆汤，但是用四逆汤这些人都没有救过来。以后我就想伤寒论四逆汤原方是，炙甘草2两，干姜两半，生附子一枚，生附子毒性超过制附子5倍以上，一枚大约大者30g，小者15-20g，一两照3倍来计算，四逆汤用制附子，起码3-5两左右，就是古代剂量！但是从明朝李时珍开始，对古方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古今度量衡变化不太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最后来了个折中，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也就是古方伤寒论只用到原方量的四分之一，这样就等于把伤寒论阉割了。（40'）

我怎么样能发现呢，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就抬回家准备后事，然后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当时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开了三剂药！我说回去以后给他煮上吃，看情况，如果四肢冰冷全身冰冷，吃了药后温度回来，就可能就回来。结果第二天他又来找，说我妈情况很好，已经能够坐起来，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同时自己张罗着要下地帮媳妇做点家务活。我说不对，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他当时，老太太病重的时候，手忙脚乱，又要准备后事准备老衣服，又要熬药，所以三副药熬在一块（一笑）。一副一两半，三副就是100多克，这就误打误撞，病人好得很快，据他儿媳告诉我，因为她急急忙忙，药熬得过火了，剩下不多一点，加了水量不够，过一会喂一匙，喂了四十多分钟，老太太眼睛睁开，药吃完了，老太太第二天就下炕了，所以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用药这么大剂量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这个大家过虑了，这个剂量，我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做的，一直到81年7月，我们国家考古，发掘出东汉的度量衡器--权。当时发现有量液体的，量固体的，量粉末药的方法，很全面。最后经过一些学者，特别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作了系统的总结。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奥秘后，我就逐渐的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为什么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治不了病。查来查去，从李时珍开始就是现在的小方子，几钱几分，虽然可以治好些个病，但是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45'）

我治以上两种病的思路方法，来路就做这么个交待，供大家参考。

两种病的症候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咳、喘、肿、全身痛，按六经来讲就是表里同病。风心病，就是金匮要略乌头汤证的虚化，肺心病，就是小青龙汤证的虚化。所以我治这两种病就是以这两张方子为基础，结合病人当时的体质方面主要的缺陷，先救本气，保胃气，固肾气，用张仲景留下的方子来来探索治疗的方法。

我治风心病我的一个常用方：

生北芪120-250g  制附片45g制川乌30g黑小豆30g  防风30g桂枝45g赤芍45g炙甘草60g麻黄10-45g（说明一下，伤寒论麻黄汤的剂量是3两，折算下来抛掉尾数是45g，很吓人，这么燥烈的东西，会不会引起亡阳，不会。我在最早的时候45g麻黄另煮，按照伤寒论的煮麻黄的方法，先煎去沫，我们煎麻黄很少见沫，因为剂量太小，一两以上，水开了一分到一分半钟左右上边有一层沫，10g左右不会有沫，另煎出来放到一边，用本方的时候每次兑麻黄汁三分之一，得汗止后服，去掉不用了，有些人45g仍然出不了汗，有些特殊病120g麻黄才出汗）辽细辛45g后下十分钟，红参30g蜂蜜150g生姜45g大枣12枚，九节菖蒲10g

    这就不是乌头汤原方了，我们知道经方是不可以随便加减的，当时在我初用附子川乌时自己心中也没有把握，自己煎药来尝，尝到多少分量的时候出现毛病，出现问题。为了万一发生中毒，准备绿豆汤，蜂蜜。实验的结果结果30g50g根本没有问题。当时我很年轻，三十一二岁，以后我对后代也是这样交待，我的学生，凡是有志于恢复古中医的同志，首先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体会附子什么味道。（50'）

04年，在南宁，刘力红教授带着好多研究生，都是每天起来，单纯尝附子。看看到底人体对附子的耐受有多大，究竟有什么反应，看看会不会像现在科学成分讲的附子有没有那么大的毒性。其中有很多同志在每天早上尝附子的过程中，就治了他好多病！不晓得力红是不是跟大家讲过。我们这代人用附子都有亲身经历，我们的弟子都是首先自己去尝药。在治疗中，一旦经过辩证，立出方子那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当时方子里用防风蜂蜜黑豆都是为了解毒的，这样就有副作用就是药的力量减弱了。所以同志们要试我的方子，还是用原来的方法，等到你有把握的时候，就可以不要这些东西。

另外关于细辛，伤寒论基础剂量是三两 45g ，我用这个量用了40年，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有些特殊的病，特别是接受了河北名医刘沛然老先生的经验之后，最高时用到120g，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唯一的缺陷细辛味道太大。我们用的辽宁产的北细辛，我多次喝这个细辛，都恶心。我今年6月份，有一次突发中风。我自己开方子，就是小续命汤，加细辛附子。当时说话都困难，舌根都发硬，昨天我又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没有和大家一块儿来听卢老师讲。

细辛的问题大概是在宋代，出现的这个错误，而且讲话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个看守犯人的，有一个犯人自杀了，发现旁边放着些药，他鉴别后认为是细辛粉，所以后世就流传细辛不过钱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说张仲景超过他多少倍。所以我们用药要遵照神农本草经的理论和原则，我们看病、辩证要遵循《内经》，《伤寒论》，医圣张仲景的方法，而不是后世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这些方法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不会出问题，只要你辨证准确。而且自从我和力红认识以后，外界找我看病的非常多，特别是山南海北，有的在国外，经常平均每天打十几个危重急症的电话。我说只要你找到方法以后，怎么样整没怎么样用，然后这些人都治好了。这个并不奇怪，不要大惊小怪，附子并不是现在讲的这么可怕，畏附子如蛇蝎，你中医你无所作为，你不但治不了急症，治不了大病，救不了性命，你连个方子都不会开。所以把治未病的东西，当作这么大的题目来做，太悲哀了。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大家放心。

还有一件事，河南一个40多岁的妇女，她有个男孩，13岁，从生下来后可能由于脑部受伤，就发癫痫，一直多年没好，最后听到北京某医院有进口一些现代的新药，可以治这个病，他就到那儿把药买好了，买好以后，医院就告诉他，这个药有很大的毒性，不平安，最好住在医院来用，因为他十几年来一直在给孩子治病，山南海北跑遍全国各地，花钱就海了，也没有在意。回去给小孩吃了以后就突然昏迷不醒，四肢冰冷。回来要求医院抢救，医院没有办法，说这种病我们没有办法，可巧他在北京买到我的那本书，按书上破格救心汤大剂，取了一剂，住在小旅馆里求人说好话，找了个电炉子熬好。给孩子一点点灌，看能不能醒过来，能不能活过来，最后把药关进去孩子救活过来了，有个特殊的事，他的癫痫从1岁到13岁每年犯，严重的时候一天三到四十次，最后一剂大剂破格救心汤喝完以后，从北京回到河南，再没犯过。这个事我没有和本人联系过，他找我，她说要不是这本书的话，我得孩子就完了！她就找到山西出版社的郭博信，郭博信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人要表示感谢给你寄钱，问你的地址，我说你就说不知道算了。（掌声60'）

我讲这个事，他一个无知的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他糊里糊涂就用了，可惜我们在大问题上不敢"糊涂"。还有好些通过通讯咨询，用大剂量附子治好的这种病，太多了。在05年时，延安保育院最早的第一任院长，这位老同志病了，是由肺癌，胃癌，转移到胰头，最后并发心衰，北京方面建议他们找我。力红知道这事。当时周围有几位同志就劝我，这事不要冒险，他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个老革命，他是对国家有功的人，他在战争时收养的21个孤儿其中有17个是少将。他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你这么几千里，贸然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个方子，你把他吃死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说这种同志我们更应该想尽办法救他，根据我的经验，不会出问题。告诉力红就把这个东西发过去，老太太吃了药，第三天就下床了。但是他是好多种癌症，阴阳气血都竭绝了，以后我还专么去看过他一次，最后活了三个多月，死在什么情况呢？我离开新疆以后，西医说好容易身体情况大有好转，再用化疗的方法把它攻一下，把它消掉不是更好么？最后大剂量化疗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家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信心，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宝贵的方法，不是骗人的，绝对无害，我们古代的中医，为什么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为什么古代中医大病小病都看，而且最擅长治疗急症。这是由于历史上原因发生断层，没有传承下来，我是很偶然机会误打误撞碰出来的，经过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稳妥可靠，而且05年后以后凡是用大剂量附子长期服用的病人，我让他们每月作生化检查，看看又没有肝肾损害，全部没有。而且长期的血尿，尿蛋白，经过长期温阳，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这个方子，凡是出现筋骨疼痛，肌肉麻木疼痛拘挛，加止痉散，就是全蝎6g、蜈蚣3条打粉冲服，坚持一段，就可以把风心治过来，而且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顽固的心衰，脑危象这个方法都可以救过来。另外吃中药的同时，配合培元固本散，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啰嗦了！

治疗肺心病的常用方：肺心病实际上就是小青龙汤证虚化，所以就用小青龙汤加味，因为寒邪深入少阴。所以要用附子细辛。

麻黄10-45g  制附片45-200g 辽细辛45g高丽参15g研粉冲服 （高丽参为什么研粉冲服，因为散剂比汤剂慢，可以把下陷的中气，从下边慢慢提到上边，对喘症有用）生半夏45g（大家不要怕，我一辈子用的生半夏，书上写为的是1吨，实际我每月平均剂量30到50公斤，和附子情况差不多，比生南星多一点，绝对不会出问题，这是张仲景告诉我们的，大家要相信医圣是不会错的，所有伤寒论的方子半夏都是生半夏。生半夏后面有个洗字，就是用开水冲一回，为什么制半夏治不了病，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制半夏的制作过程，清水泡15天，泡到发酵，再加水加白矾，又15天，然后拿姜、甘草或到一块，再泡15天，共45天，制出来的半夏纯粹是药渣子，治不了病。再一个问题，根据神农本草经，半夏治病是辛以润之，它为什么能通大便。我用生半夏先是洗一洗，洗下来的水是黏糊糊的，滑的，那个就是通大便的。凡是辛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产生津液，附子大辛，他可以生津液。左积云老先生评价附子就是通阳生津液，阳生阴长。我知道卢老师的观点也是，阳不生，阴不长，所以生半夏绝对无害，民初的张锡纯老先生就是用生半夏，近代的朱良春老先生，也是用生半夏治病，生半夏治病非常快，刚才介绍的这两种病用制半夏完全不会起作用。）

干姜30g    五味子30g  制紫苑15g  制款冬花 15g  柯白果打20g肾四味各30g炙甘草60g桂枝 赤芍各45g

这就是我常用的小青龙加味的方子，这个方子曾经治过几个肺间质纤维化，现在还有一个，在北京住协和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他儿子着了慌到山西找我去了，他吃到7服药时，就把氧气去掉了。最后这个人好了没有，现在我还不敢断言，还要见见面才知道。

这两种病发展到重危急症阶段时，就用大破格救心汤！这个破格救心汤就是我在学习伤寒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东西，我所以加山萸肉，龙骨、牡蛎，主要是为了敛，我发现四逆汤，虽然以炙甘草为君，2两炙甘草仍然不能扶土，扶土的意思就是用土来覆火，阳气回来以后不久又散了，就是因为三阴里头厥阴病开得太厉害，疏泄过剩，阳气一回，相火又散开了，所以山芋肉敛厥阴之气，治疗心衰，在四逆汤类方里头这是比较可靠的一张方子，很稳定，凡是治好的病人，很少反复！（76'）

冠心病的治法有所不同，因为病机不一样，根据症候归纳分析：我认为它主要是痰、湿、瘀、浊，邪踞胸中阳位，和高血压道理一样，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头为诸阳之会，那是阳气最旺盛的地方，怎么会被阴邪所包围？就是阳气不到，阳气虚了，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绝对不是阴虚火旺等等，如果用那个方法对待这一类病，就错了！

基础方就是破格救心汤的中剂再加生半夏45g生南星30g，如果出现痰堵得厉害胸憋得厉害就合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45g薤白30g加白酒2两事先浸泡薤白，雪丹参120g檀香、降香、沉香各10g砂仁泥30g桂枝45g桃仁泥30g麝香 0.5g冲服，北京同仁堂苏合香丸，一天1-2丸，这方子里有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乌头附子这一类，这是斩关夺隘的方子，力量大的方子，控制心绞痛，治疗冠心病晚期频发心衰，见效快。相反相激，调动机体自身的对抗外邪的力量，中医治病就是在保护、启动病人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用附子剂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毛病，很多不舒服，或吐或泻，那都是人的元气逐渐恢复，可以和体内的敌人，干一仗，正邪相争，这不是坏现象。病人吃了这药后十分难受，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打十几个电话，凡是有我弟子的地方他们就负责解释了，有的地方就写成很简要资料，来一个病人以后就发一份，看了之后心中有数，就不会发慌。（80'）

治疗冠心病的培元固本散，要加藏红花和生水蛭。

清代火神郑钦安传下来的这套东西是我们医学宝库里的一朵奇葩，是非常造福全人类。我们讲以上的东西现在西医没办法。我们现在解决的这些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能想到中医目前的状况，适当的引导，中医复兴之后，世界人民都会受益（掌声）

关于心脏病的一大门类，基本就是这样，这不是我的东西，这都是老祖先，历代传下来，由医圣张仲景写在书里面，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误打误撞的用了一下，就用出这么些明堂，大家要深信不疑。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也是个心脏病人，名叫张志立，他是青岛远洋公司船长，他一生就是非洲几个月，其他地方几个月，常年海上生活。在05年做体检发现心脏扩大二分之一，压迫左肺，感到呼吸不好，他没有查的时候无所谓，反正海上潮湿很厉害，检查完了，西医把实际情况告诉他结果吓坏了，还不定啥时候和你们说拜拜。情绪压力很大，他是我老乡，灵石人，跑回灵石住了45天，基本就是以上方法，不过他用的奔豚汤比较多，突然肚脐下有一股气上来，人要昏过去，实际上元阳虚，冲气不能下守而上奔引起的，就用温氏奔豚汤。前后45剂药，附子从200g增加到450g，吃完以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回去跑到青岛医学院又做一次检查，大夫就跟他讲了，"我们原先误诊了，你不是这个病，这个病，从古至今完全不可逆转，绝对好不了"。他又到别处检查，和他原先的片子进行对比，完全是两回事，扩大二分之一的心脏完全复位了。所以我们中医对心脏病这个大难题，可以解决（掌声）。

还有急性肾衰合并心衰，这个病人就是中央电视台12台导播小白的爸爸，他家是山西人，得了这个病之后301和协和下的结论，这个病是个无底洞，慢慢养吧！他就跑回山西来了，因为他是肾衰合并心衰，用麻附细的过程，没有功能的肾小便是清的，45剂一个多月后，小便发臭，混浊，他父亲吃药的过程惊心动魄。反应很大，几乎要死了，邪正相争也非常厉害，当然剂量也比较大。最后这个病人，心衰肾衰都基本痊愈，现在功能恢复很好，已经2月没有透析！这就是梁浩从网上，和小白沟通一下，告诉我结果。所以我感觉，温阳的方法，托透伏邪的方法，可以解决中尉急症。如果我们很好的再深入研究探索，可以攻克好些现代医学没有办法的东西。

真正就是毛主席当初说过的"如果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有所贡献的话，那首先是中医！"（掌声）

我这材料准备了7大门类，这一大门类讲得就差不多了，今天还是不太舒服，不断地流口水，谢谢大家！（掌声，以下是主持人穿插的话，引出下一位演讲者吴佩衡长孙吴荣祖）

【附】李可老先生在会议讨论中回答关于大小续命汤的问题

刘力红：请李老谈一谈大小续命汤在中风使用中的把握问题（李老专程回宾馆拿了材料，中间由卢崇汉回答提问）李老风尘仆仆把材料拿回来了，把这个宝贵的经验向大家介绍，现在大家欢迎！

李可：关于大小续命汤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在2000年以上，是古代治疗中风的一个经方，但是现在用得少了，为什么，这和中医向西方靠拢，最早搞中西会通，中西会通派有个重要人物，张山雷，写了两三万字的文章，重点批判这个东西。加上现代药理认为：其中附子麻黄桂枝有升高血压的弊病，基本就被禁用。我曾经和力红谈过，我要给大小续命汤平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大小续命汤中间差不多，大续命汤多了一个生石膏。

我这次6月份在深圳中风以后，当时右侧麻木，舌头发硬，讲话困难，回去就开始吃这个药，半个月就基本恢复，恢复到目前程度，最近有点累，昨天又冬至，冬至阳生，古人讲交节病作，伏邪外出，有点不舒服。休息了一晚，就度过去了，吃了点儿苏合香丸。

介绍这两个方子：续命煮散《千金卷八诸风门》，这个方子是在孙思邈老人家近100岁时写的，他自己中风了，整天被病人包围，劳累了。然后就病倒了，这个病有些什么表现呢？

    吾尝中风，言语强涩，四肢朵颐，出此方，（他自己开的，让她弟子给他煎好）日服四服，十日十夜服之不绝，得愈。古代写书的，还没有谁自己得了病以后写出来，所以这个病，孙思邈最有发言权。

主治诸风无分轻重，节至则发，比大小续命汤更广泛，可以治急中风，慢中风，中风后遗症。

    麻黄、川芎、独活、防己、甘草、杏仁各三两，肉桂（紫油桂较好）、附子（生附子比较好，我这次就用的生附子）、茯苓、升麻、辽细辛（原来只有细辛，我感觉辽细辛还是比普通的细辛效果好）、人参、防风各二两 透明生石膏五两，白术四两（一两等于十五克）打成粉，一天14g，绢包，煮出来的汤如白开水，药出不来，我就改成两层纱布，我考虑绢包，是但取其气，不让药末漏到汤里，但是我感觉漏出一点来问题不大。加生姜45g，1000ml水煮到500左右，一天分四次服。３小时一次，如果病很重，就可以加倍。24小时不断药。

    对于出现中风的预兆，或手指麻木，或肌肉跳动抽搐，比较重的麻木，就可以用它预防。

急性期用此方也有效，需要加减，先用三生饮生南星生半夏生川乌，用150ｇ蜂蜜，适量水煮好后加九节菖蒲30ｇ，麝香0.5ｇ把病人救醒以后再用这个方子来纠正四肢偏瘫。

还有一个大续命散：主八风十二痹。（包括类风关，甘肃流拐子病，最后人完全不能动。）偏枯不仁，手足拘挛，疼痛不得伸屈，头眩不能自举，或卧，苦惊如堕地状。盗汗，临事不起（阳痿），妇人带下无子，风入五脏，甚则恐怖，见鬼来收录，或与鬼神交通等等的这些毛病。

麻黄、乌头、防风、油桂、甘草、川椒、杏仁、石膏、人参、芍药、当归、川芎、黄芩、茯苓、干姜等分，研末，酒服方寸匕，（2.7ｇ）3g，bid，不知稍加，加到以知为度。出现一些轻微反应为度，口舌麻木，不至于引起其他问题。

可治：中风后遗症，类风关，癔病，各种精神神经症状（与鬼神交通，鬼来收录），男子阳痿，女子宫寒无子，各种抑郁症（可以使肝阳升发，少阴的阳气得到升发）。我治100多例抑郁症，基本就是四逆汤，逐日加附子量，到一定程度，出一身臭汗，就有说有笑了，这个很奇怪，而且得病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环境压力比较大。我还计划用这个方子，试用于运动神经元疾病（这是个顽症，这个东西不但外国人治不了，我们也治不了），这个方子加等量制马钱子粉，看看会不会对这个病起到一定的效果。

在南通会议时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引发的思考》我扼要的讲一讲，关键点：麻黄桂枝附子在高血压中能用不能用？用了后有什么后果？破疑解惑，如果这个解决不好，谁也不敢用。

2000秋，我一年轻弟子，治了一个农村农妇20多年高血压，其夫为煤矿老板，有钱在外边胡作非为，女的就生气，突然蛛网膜下腔大量出血，出血后不久，双眼什么也看不到了。这种暴盲，按照六经辨证，属寒邪直中少阴，当时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出了大汗，血压就好了，第二天，可以看到人影。人也醒过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麻辛附按照现在医学观点，是升高血压的，为什么能治出血，而且对20年的高血压有这么好的疗效。当时我有这么一段话：麻桂升压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列为脑血管病的禁药。而麻黄汤却能治愈高血压岂不成了千古奇谈？用了药出大汗后，第二天所有的症状都解除。当时弟子中医根底不深，学眼科的。解释不了。那个书印刷时印错了，印成我的病案了。

古代治疗中风，大小续命汤，收录在《古今录验》。是个古代验方。孙思邈在唐代就注明，流传时间很长，《金匮要略》也收录，可见效应毫无疑问，就是机理，为什么大汗出后，血压下降，脑水肿减轻，小便也多了，病好了后，８年时间，血压稳定，一劳永逸。当时考虑的是暴盲，少阴直中，他没有想到这么好的效果。

刘力红：大家欢迎（掌声）刚才做了一个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更详细的应用我们期待下次再展开。

我的感受，李老要为大小续命汤平反，是他切身的感受，因为他自己中风，腔隙性脑梗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治疗的。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误区，麻桂升散，血压高脸红好像也有升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血压高就只懂得平肝潜阳，镇肝熄风！不知道辛温的东西可以起效，麻桂还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在思考中医里也谈到这个问题，血压为什么高？实际上就是机体有阻滞，机体是非常奥妙的，因为有阻滞，需要高的压力，才能够供养末端，这是个物理的道理。一般的药达不到末端，用西医的方法终身的服药，你高了我不给你高，使机体末端始终处于缺血的状态。末端这个指令，我这边不够吃了，赶快给我送吃的，这样一个指令始终存在，所以药要不停地用。现在出了一身臭汗，这个就好了，这些阳药，卢老师也讲了：扶阳就是两个，宣通和温补，这其实就是宣通，把阻滞拿掉，不需要那么高的压力就可以灌溉了，所以我们要去读懂机体这个系统。对高血压，我们向李老给我们的启示，再次表示感谢。（掌声）

刘力红代问：大家都知道，李老是善用大剂量的附子治疗急危重症，请问李老，您在善用大剂量的方子效果非常好，但也有一些人人用小剂量治疗同样疗效也很好，请问剂量的大小您是怎样定夺的？尤其是对附子、细辛一类被认为有毒药物是如何定夺？

李答：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根据我的经验，在我的治疗初期，治疗急危重症的时候，其中有６例心衰患者，在救之后很快就死了。后来一直冒打冒撞，经过详细的印证，我发现在急危重症这块，用小剂量的话只能是隔靴搔痒。大家好像是有一种误解，这么多看来有毒的药物，会不会中毒？我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只要辩证准确，大量药物是不会中毒的，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是救命仙丹，相反，辩证不对，很小剂量也会出事的。据我一生见到的危症没有一个是小剂量药物能够治疗成功的。中药的毒性是有针对性，中医的治病是以寒制热或以热制寒，是相对的。假如他是个寒证，用多大的量也不会过，假如他是个热证，是个假寒证，你辨证有错，用再小量的附子他也受不了。我在治病的过程中，也曾想向前辈学习他们那种轻灵，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这也许是我的功力不够！

刘力红：李可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辨证准确了，不会因为大剂量导致中毒，因为中医的治疗是以偏救偏，但是如果你没有辨证准确，不该用，那就是很小的剂量他也要中毒，他老人家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例子，他用了那么几十年的附子，他本人开的方子里没有出现过过附子中毒，反而倒是他参加过抢救乌头碱中毒的，就是别人用了出问题，他去抢救。别人用的量是很小很小，可是中毒了，这就说明了当用不当用的问题，最关键是这个。所以大家更多是应该学习如何把握当用不当用，切忌片面地追求大量或是轻剂量。

    汉光中学网友评价：李可先生是行道者，不是论道者。中医之所以低迷，是因为大家论的多行的少，中医之所以死而不绝，是因为还有像李可这样的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