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种子在线搜索:南方周末新闻: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二)-2011年04月14日

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二)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14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万广华

■外部观察
□万广华
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出路:城市化
多年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认真分析,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一个更为根本的症结有关———城市化严重滞后。找到了这个症结,问题的出路不言而喻:大力推进城市化。
首先,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皆需要人的集聚,通俗地说,生意跟着人群走,而不是人群追随生意。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能持续的,也是无效的。
国外的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腾飞一段时间后,制造业会向中小城市转移,但服务业却总是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可以推断,如果中国的城市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必定大幅度上升。
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其次,城市化能帮助解决收入不均等这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大幅度缩小城乡差异可以使收入分配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而大幅度缩小地区差异不能将基尼系数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尽快尽早处理城乡差异都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缩小或消除城乡差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两个途径,没有第三条路。
一是通过二次分配,将城市部门“蛋糕”的一小块切下来给农村(只能是一小块,大块切不了)。这个途径是中国一直推崇的,但直到今天,城乡差异仍在扩大。这个切下来的一小块(即税收)的大部分必须回到城市去或供全国共同享用(如国防、外援和中央政府开支)。在城市化率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下,寄希望于通过二次分配,由城市反哺农村来解决城乡差异问题,根本没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剩下的另一途径就是帮助农村人进城安居乐业,让他们与城里人竞争分享城市的产出。这显然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至于内需的扩大,无论是致力于增加劳动在GDP中的比重,还是提高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亦或改变农村人的消费行为,都要求城市化。
最后,前面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也与城市化有关。
从根本上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综合生产率,而受制于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不能任意增加的事实,第一产业是典型的边际回报递减和缺乏规模经济。加上对农副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的事实,注定了第一产业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低于其它部门。这样一来,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里的第二、三产业,也即城市化本身就可以带来综合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需要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城市化能够增强具有不同背景与专长的人群之间智慧和思想的撞击,促进发明创造。另外,技术推广和采用也需要多种技能的配合和各种资源的汇聚。
第三,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本身就是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而大城市的生产率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说,中国只有把城市化这条路走好了,辅以强有力的科研开发支持,才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缘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宜从2009年的46.6％提高到2030年的80％。解决了上述的一系列挑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为何城市化要提速?
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考察它对效率(增长)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进行。其实,很多政府干预需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取舍或平衡,但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先看看城市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全国的不均等可以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和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其它国家相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内部的不均等一直低于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就区域差异而言,城市间的不均等只是农村区域间不均等的一半。
根据作者和其他人的研究,城市化达到80％时中国的不均等可能减半,至少下降三分之一。届时,基尼系数大约为0.3-0.35(这个过程中,快速上升的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和贫困由城市平移到城市的可能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部门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其实,中国城乡3.6∶1的收入比(最高城市上海与最低农村的比在10∶1左右)也说明了城乡生产率的差异。这个差距和沿海－内地的收入差一样都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过去20－3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庞大的农民工有关,只是这些农民工身在城市,却不是市民而已。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的生产率尚有提高的空间。通过城市化把农民工和将要进城农民的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力的水平,不但能使我国的GDP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将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城市化的必要性还可体现为减轻就业压力。中国长期“保八”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就业,而在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下“保八”,只能投资发展制造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恶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盲目上项目等。显然,通过城市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使8％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能够持续,而且可以缓解就业问题。
另外,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占比的意义不大,因为这时从企业挤出利润给劳动力,大部分受益的人会是城市居民。反过来,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提高劳动占比就可以惠及低收入人群。
最后,欲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也需要快速推进城市化。农民工非市民化是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隐患的根本所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将大部分农村居民移到城市后,农业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加上二次分配的力度和可行性的上升,城乡收入差异会大幅度下降。
这不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农村下一代的教育和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可以推算,8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3亿农村人口和至少1.5亿的农村劳动力。按照一个劳动力耕种30亩地计算(周朝时期人均耕地为30亩),18亿亩的耕地只需要6000万的劳动力。这1.5亿劳动力如果能尽心尽力经营农村经济,完全可以满足粮食安全和乡镇企业的需要。(待续)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