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一﹚

作者: 万广华 2011-04-07 10:41:17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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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不一样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接近二位数的GDP年均增长率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被公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可望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

必须指出，直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的机遇，而这样的环境和机遇很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过去的三十年，西方列强疏忽了中国的悄然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学术界的过失，总认为中国经济有众多问题而不能持续），等到数年前有所觉察继而醒悟之时，中国已经使得不少国家，包括美欧，在经济、贸易甚至投资上对中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性。2008年全球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又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美国窘迫的霸主地位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全球格局变得分外扑朔迷离。有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近邻甚至显得无所适从。

面对这充满变数和错综复杂的世界，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切的根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是进步、是好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之，以保证中国经济能以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15－20年。届时，中国不但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同时还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性下一步，就在于未来的15－20年能否维持经济增长。

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挑战在哪里？

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实，结构失衡是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包括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必须摆脱的一大困境。虽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后不久就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十多年来总是在50％上下徘徊。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走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张的轨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6－7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种与政策走向和政府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了很多年，研究和政策举措都出了不少，但至今为什么没有成效？

第二产业比重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成功输出了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似乎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的攀升也与加入WTO相关。其实，中国经济早已撞上了一堵墙，只是出口给了我们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因为2008年的全球危机已不复存在，而过度依靠出口也给中国经济引入了不少风险。美国储蓄率的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各国对中国出口的挤压，尤其是欧美日印各种形式的围堵，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将使中国靠“世界工厂”寻求发展难以为继。

第二产业比重高居不下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不管成因何在，这个高居不下的比重意味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再也不能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增长。顺便指出，随着产品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越来越小。所以，将来增长和就业的出路都只能在第三产业。但三产扩张的突破口在何处？其比重如何才能从现在的38％上升到50％甚至更高？

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快速上升的不均等。近来的调查表明，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头等社会问题，更不要提它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了。

据经济学界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不断攀升的城乡差异是全国总体不均等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分，消除各个省内的城乡差异可以把地区差异至少减半，而大幅度缩小这个差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我国的不均等问题。

与调整产业结构一样，中国试图解决不平等的努力已经作了好多年，但事实也恰恰相反，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城乡差异，至今仍然在上升。这表明要么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要么没有下对药。

与不均等紧密相关的是内需不足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三大挑战。

国内不少人将该问题归咎于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因此提出了减少企业利润留成和政府税收从而提高劳动占比的建议。

我们认为，内需不足的根本问题是不均等，它导致了有钱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花。其实减少企业利润以提高劳动占比不一定能显著增加消费需求。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这部分企业利润能否渗透到低收入或贫困阶层。二是，即便会，这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归根结底，除非提高劳动占比同时带来不均等的下降，这个提议对增加内需很可能是效果甚微。

其实，收入高低只是影响消费的一方面。同等收入下，消费行为的差别也会引起消费的变动。这个差别在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是在城乡居民之间了。我们知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人更不愿意消费。所以，让农村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城里人，即便保持其收入水平不变，也可以拉动内需。尤为重要的是，农村人成为城里人一般会带来收入的提高和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些都能进一步增加内需。

当然，内需不足是与外部经济失衡、投资－消费失衡等联系在一起的。外部经济失衡也与前面提到的经济结构失衡有关，因为与制造业相比，相当部分的服务业是不可交易的，服务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就能带来消费的提高。所以，如果能解决不均等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升值，贸易失衡和投资过高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有必要指出，结构转型、内需不足和不均等是老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更是许多其它问题的源头，如就业（将来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贫困（是收入分配问题）、三农（缘于城乡差异）、犯罪率上升（与贫困和不均等有关）等。

除了上述的老问题，中国即将或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尽管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定义存有争议，但其内涵大致可以描述为：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同时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商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毋庸置疑，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是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只能依靠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改善效率，别无他法。这三方面都需要人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集聚。

（待续）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