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k309钢琴谱:南方周末新闻: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2011年02月24日

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
发给书记县长的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2月24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鞠靖


睢宁县“短信问政”能否避免“人走政息”,还是未知数。梁伟驰/制图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王天琦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原来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南方周末记者鞠靖
2010年12月底,江苏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死了。当晚7点,他就接到了农业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水库管理处,马上就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天琦发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只好发短信投诉。三小时后,县纪委和他联系,并派人陪他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语。自从2008年8月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书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到各种短信39595条,办结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2008年7月底,有人给县委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人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半个月,这条虚假短信成了睢宁最大事件。8月7日,当地报纸
《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罚。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这一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他同时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反映问题打电话有时可能领导不便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过治安处罚的发信人也在报纸上现身说法。在这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向县领导发短信》的访谈里,他说:“这次事件中我虽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内心有点郁闷,但只要王书记肯定发信息反映情况这种办法,我还是会发信息给王书记的。”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行近三万份,加印近三万份后仍不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假的,通还是不通?》,睢宁县经济110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该报公布。
“看看是不是真书记”
县委书记和县长手机号码一公布,电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书记”。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信忙到手软。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两个手机,对外公布的手机在秘书手上,由秘书负责处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9月11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览表”。10天后,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时公布的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处理不过来。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磊调到督查室,负责书记县长短信的处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宁县引进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说,那段时间,他每天8小时都在处理短信。典型的处理程序是:书记、县长收到短信后,秘书转发给督查室,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些单位5天内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起初并没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仍不停地发给书记、县长,屡次交办的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有违建”。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三层330平方米的楼房；另一名当事人则私建了10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年1月,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的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另有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对办理情况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朱友强说,对于短信办理情况,有一套专门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这个单位的短信量应该处于递减状态；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决好,我们回访的满意率要高；第三,不能总是有重复短信。”统计显示,从2008年8月开始,书记、县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4万条,回复率100％,办结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个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等问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
虚假举报短信不少
最初一段时间里,虚假短信不少。
督查室一位副主任说,公布手机号码之初,反映失实信息的短信占20％至30％,还有很多侮辱谩骂、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的内容。时任县禁酒办主任荣保翠说,县里机关禁酒后几个月,共接到短信举报反映机关工作人员违规饮酒23次,但只有5次是属实的。工作人员反馈核查情况,结果发现举报手机不是没人接听,就是已经关机了,有的接听人说根本不知道这事。2008年12月中旬,睢宁电视台曝光了一位仝姓妇女。她因为“捏造事实,发送短信,诬告陷害他人”被行政拘留10天,全县为此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大讨论。2009年4月,睢宁县公布《大众信用管理办法》,建立睢宁县个人信息数据库,将个人信用等级分为A、B、C、D等级,按照“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原则,对评估结果进行使用。包括发送虚假短信在内的行为,被视为不守信行为,会在媒体公布,并影响当事人的就业、贷款等日常生活。这一办法后来被媒体报道,引发轩然大波。
办法公布后半个月,王天琦收到一条短信,举报污染严重的镀锌企业,称某人违规镀锌,得到了某局的通风和保护。两天后王天琦收到这位举报人父亲的短信,说“今天得闻犬子举报镀锌的事情非常生气,我因为在工厂工作,家远,疏于管教孩子,以一个老党员请王书记宽恕孩子,今后一定严加管教”。紧接着举报人自己又连发短信,称“我非常后悔,不该目无王法,随意造谣,影响睢宁人的形象,影响民风建设”。
睢宁县每月的短信分析显示,到2010年2月时,每月的不实短信还有30条以上,但从2010年4月之后,不实短信几乎消失了。
也有一些短信则让书记、县长哭笑不得。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一毛钱维稳”
2010年,睢宁县财政收入是2007年的4倍,成为江苏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江苏省信访工作先进县。而在2007年,睢宁还是江苏省的“人民来信之乡”、“信访重点管理县”。
简单地从技术层面看原因,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有了短信,谁还愿意花时间写长篇的信?你就是写给省委书记,还是要转到下面来,时间很长,而我们只要五个工作日就给答复。”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涉稳信息的快速传递和不稳定因素的快速消解。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将这种变化称为“一毛钱维稳”:“就是一毛钱,而且短时间,效率高,领导第一时间看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在唐健看来,那些给书记、县长发短信的人,就像深入社会每个角落的触角,政府能够及时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政府该干什么,从而及时地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2009年年底,短信平台密集收到反映拖欠民工工资的短信。书记、县长批示,责成建设局解决问题。建设局工作组找到相关老板,民工工资问题很快解决了。“很多地方年底都有民工堵门、下跪的事情发生,睢宁就没有。”查阅2010年底的短信记录,反映拖欠民工工资的短信极少。
提及这个案例,一位县领导就会想起初来睢宁任职时。当时,一位老副县长对他说,“老弟啊,你就准备搬自行车吧。”他以为这是告诉他睢宁很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老百姓经常会拿破旧自行车堵政府的门,一堵一天,连想吃饭都出不去。
县教育局长梁龙卫也将睢宁信访减少的关键因素归结为短信。“如果没有短信,群众的问题反映到省里、市里我们还不知道,等反馈回来叫我们调查,影响已经造成了。”更典型的案例是当地的禁酒令。县委规定干部工作日午间禁酒。有意思的是,自从公布禁酒令,县里的禁酒办没有抓到过一个违规的,但通过群众短信举报,却抓到了18个,既有镇长,也有局长。
规定出台7天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到睢宁视察。中午吃饭时,有领导发现桌上没有小酒杯,便示意服务员拿酒杯。结果王天琦跑到省领导面前说,我们这里中午禁酒,客人可以喝,我们不陪。
甚至还有人用短信息给县领导“通风报信”。2010年11月,县委正在召开常委会,工作人员急匆匆走到王天琦身边,递给他一张纸条,大家都知道有大事发生了。纸条内容很简单,一条发给王天琦的短信说,有人正在调查他,让他小心。
工作人员后来找到了发短信的人,原来是一位普通妇女。当时清华大学一个社会调查团到睢宁暗访,从徐州坐上开往睢宁的汽车后,给乘客发放关于睢宁的调查问卷,问大家是不是知道书记的手机号码,有没有给他发过短信。
如果一把手换了?
在睢宁,南方周末记者接触了众多给书记、县长发过短信的人,多数人都担心,一旦书记、县长换人,短信这样的事就会“无疾而终”。
但王磊比较乐观。他说,一开始是领导要取信于民,但等到大家发现领导认真了,他们也当真了,这时候再想撤,就难了。2010年7月,王磊和督查室主任彭燕分别调离,而继任者没有及时在报纸上公布当月短信办理情况。结果,王天琦收到众多短信,质问“为什么不公布短信了”。督查室后来不得不补登。王磊说,短信能够坚持,最根本的动力还是群众和舆论推动。
朱友强说,每个月、每个季度,督查室都有短信分析,对于书记、县长来说,这些分析既是评判下属工作是否合格的标准,又是寻找工作重点的路标。
睢宁县原来没有公交车,只有出租车。众多短信要求成立公交公司,方便群众出行。之后县交通局筹组了交通运输公司,通过招商引资,成立公交公司,城区公交车很快开通。
睢宁县邱集镇的倪其柏得知千百度鞋业要扩大投资,就给王天琦发了条短信:“我有项目要谈,急!”半个小时后就有回复。县里派一位副县长陪他去和企业谈判,最终把这个项目拉到了睢宁。
与“短信问政”相伴的,并非全是正面评价。如果审视“短信问政”中的“杀手锏”,对虚假短信的治安处罚、刑事处罚,不可避免地带有惩治过重的疑云。而对发信人的公开曝光、电视忏悔以及信用评级,则自始至终伴随着侵犯私权的批评。离开了主要领导的推动,这些制度能否坚持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