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三﹚

作者: 万广华 2011-04-21 10:58:41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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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80%的中国人口将住在城市。

2030，12亿城市人口？

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6.2亿。借用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5亿，所以，80％城市化率的提议，意味着从现在到2030年城市人口增加5.8亿，达到12亿。

即便赞成快速城市化的不少人也会认为这过于激进，美国的城市化率直到2000年才达到80％，2009年也不过为81％。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9亿。更为激进的麦肯锡，也只提出到2030年有10亿人生活在城镇。12亿，这可行吗？

2030年达到80％的城市化率不但必要，而且可行。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人多地少，本来就应该比美欧澳大利亚等国更需要集聚。

其次，与绝大多数步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农村“人人有地”的制度安排使得在短期内加速城市化成为可能。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个人的事实，决定了农民离开农村处置这笔财产时政府是有发言权的，但农民拥有长久使用权，又意味着他们放弃这些土地时应该能够获得一定的补偿。这些补偿可以用于分担城市化的成本。

在其它国家，城市化加速可能带来贫民窟等问题是因为国家财政无法承担，而移民个人又不可能分摊城市化成本。其实，城市化成本是制约城市化速度的重大障碍。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高于其他可比的国家。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5亿进城农民工的客观存在。

根据最近的官方统计，离开农业的农民工为2.25亿，其中7500万离土不离乡，1.5亿属于城乡移民。这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没有携带父母儿女，而他们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打工者的收入。换句话说，客观上，有3亿－4亿生活在农村的人口 （主要是儿童、老人、妇女和病残人士）是依靠城市经济来支撑的，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增加。

也就是说，城市经济今天就已经承载了3亿－4亿的农村人口，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允许或帮助这1.5亿已经生活在城市的移民在城镇安定下来，并逐步让3－4亿的家属与亲人团聚，并在城镇安居乐业。

这里的关键是分步骤和有选择地让移民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保障性住房。我们认为，用5－10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情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能够成功解决这4.5亿－5.5亿人的移民问题，我们离80％的城市化率目标就不远了。

必须指出，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工，他们愈来愈适应城里的生活，思想越来越活跃，对公平和正义的诉求也愈发强烈。不快速解决这些人的城市化（户口和社保等）问题，包括给予相当的国民待遇，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我们知道，早期的农民工在经济不景气或必要时常常返回农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时的意识还停留在“城市不是我们的”阶段，另一方面，他们本来就是务农的。但时至今日，愈来愈多的农民工已经不愿意或根本上就回不了农村（没有田，没有务农的技能或兴趣，或没有农村社会资本），这一点已经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有所表现。

将城镇人口从2009年的6.2亿增加到2030年的12亿，意味着城市人口年均3.2％的增长率。而1998至2009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4.1％；2000－2005年间，东南亚的这一数字为3.4％。不管横向还是纵向相比，3.2％的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拿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来说，其2009年户籍人口1379万。如果与其它城市同比例增长，80％的城市化率需要上海的户籍人口在2030年增加到3722万。3722万是那时全国人口的2.48％。

考察一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最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比重，我们发现，不到2.5％的比重是偏小的。2009年，日本东京的人口为1298.9万，是全日本的10％，而首尔的人口为1040万，是韩国的21％（可以提一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可以容纳3亿人口）。

对于移民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工作和住房。20年后80％的城市化率是否在就业上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联合国的估算，2030年中国人口为15亿，赡养率为1（亚行的估算高于1）。这就是说，到时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为7.5亿。假设80％在城里，城市部门需要提供6亿的就业岗位。而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已经达到4.56亿，增加到2030年的6个亿需要年均增长1.2％。

2003－2007中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为4％。换一个角度，1.2％的就业增长，在GDP保持8％的速度下，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15。根据粗略的估算，2003－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38。其实，0.38是比较低的，与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不无关系。美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7，而在1980年代，东亚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72，1990年代为0.68。

至于住房问题，则比较困难，居高不下的房价自然而然地把很多移民挡在城外。可以从几方面多管齐下：下大力气改变必须拥有住房的传统观点，提倡有房住的生活方式；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专门划拨低收入住房补贴；部分移民通过常规的房产市场解决住房问题；认真研究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挂钩跨区交易以解决住房和城市化成本的问题；研究农村耕地的使用权价值如何实现与处理的问题。

2030年的中国

其实，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很大，这个差距蕴藏着数十年的赶超空间。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中国会继续追赶。第二，在中国境内，东中西的差异及城乡差异也意味着巨大的追赶空间。第三，在我国，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大约在年均2％左右，还可以增加。第四，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服务业的比重2009年只有38％。这个滞后也代表了增长潜力。

但所有这些潜力或空间都需要城市化的推动。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将逐一放松，这又能帮助政府腾出手来，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考虑，中国在今后的15－20年可望保持8％的增长速度。

如果忽略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长达到10％，第二产业保持6％的增长，到2030年，中国的三产比重可望调整为8％－36％－56％，城乡收入比可以下降到2左右（如果乡镇企业不发生大规模迁移，这个比率会更小）。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全国的基尼系数不会超过0.35。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为170万亿元，人均11万。假如汇率到时趋近4.1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1.5倍，但人均27000美元的GDP仍将落后于美国。

显然，城市化道路这步棋走好了，就可以解决区域、城乡、产业、贸易失衡，也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城市化进程的延缓和减速，只能使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完）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