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赵匡胤和朱元璋:南方周末新闻:从造炸弹到建学界-2011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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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炸弹到建学界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王东杰
■文化解码
□王东杰
理想的政治是以健全的学识为根基的
1914年6月,以辛亥革命的“稽勋生”身份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发表了《建立学界论》一文。文章提出,中国虽有不少人拥有国外大学学位或前清功名,但无人“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为圭臬”,视作权威,故实无“学界”可言。西方强国则不然,“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伍。舍其本业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惟一旦“天下有大故,或疑难非常吊诡之事出”,则就深造所得,“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启瀹社会,裨益政府,有功世道不浅。
任鸿隽认为,国运与学界相表里,“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知”。凡“学术修明”如英、法、美、德诸国,皆能“杰然特出,雄飞于大地之上”；没有学界的国家,“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因此,欲救中国,必从建立学界始。而学人之所以有用于世,端赖其平日离群索居,“委心专志”；若急于用世,则是“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一旦达到目的,便“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实不足言学。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
用过去的读书人常常面临的进退出处四字来说,任鸿隽笔下理想的学人显然更偏于“退”和“处”,但这与他本人在辛亥前的作为颇不同。那时他是个狂热的革命党,昂扬激烈,“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买军火,学剑术,就连选读应用化学专业都是因为要搞暗杀、造炸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只读到本科二年级的任鸿隽马上“抛弃了学校,抛弃了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书物,手中提了一个小小的衣箱,离开新桥车站,回向革命战争正在澎湃进行中的祖国来”。
那时的任鸿隽一定以为革命收功日,即是中国再造时。但这种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很久。回国后,任鸿隽来到武昌,第一次看到了革命军的真容:“大殿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军士不用说了,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则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袍,头上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执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我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上下来的”,而不由疑惑:“以如是军人其果能成革命大业耶?”自然,用政权易帜衡量,辛亥革命毕竟是成功了,但革命后的政权未必像想象的那么美好。1912年夏,任鸿隽曾短暂出任唐绍仪内阁秘书,目睹这群深负众望的名流在开会时“除了闲谈一阵无关重要的话外,竟难得看见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深感失望。
知道了任鸿隽的这段经历,再来看文章结尾一段,真可谓句句着实:“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顾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刬绝之不遗余力。卒之政治上之建设,亦攘攘终年,靡有定止。则吾国人学识之不足,亦大可见矣。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焉。余窃有惑焉,作《建立学界论》。”其实,任鸿隽终生也未曾完全忘却政治,至少政论写了不少。但革命后的反省也使他清楚地知道,理想的政治是以健全的学识为根基的。不从这个看起来最迂阔但实际上也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做长期不懈的建设工作,而欲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方式改变社会,则政治不但无用,且很有可能被误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行文至此,想到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妨再讲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开始后,王照曾对康有为说:“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则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1930年,王照对胡适谈起此事,说:“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王东杰
■文化解码
□王东杰
理想的政治是以健全的学识为根基的
1914年6月,以辛亥革命的“稽勋生”身份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发表了《建立学界论》一文。文章提出,中国虽有不少人拥有国外大学学位或前清功名,但无人“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为圭臬”,视作权威,故实无“学界”可言。西方强国则不然,“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伍。舍其本业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惟一旦“天下有大故,或疑难非常吊诡之事出”,则就深造所得,“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启瀹社会,裨益政府,有功世道不浅。
任鸿隽认为,国运与学界相表里,“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知”。凡“学术修明”如英、法、美、德诸国,皆能“杰然特出,雄飞于大地之上”；没有学界的国家,“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因此,欲救中国,必从建立学界始。而学人之所以有用于世,端赖其平日离群索居,“委心专志”；若急于用世,则是“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一旦达到目的,便“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实不足言学。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
用过去的读书人常常面临的进退出处四字来说,任鸿隽笔下理想的学人显然更偏于“退”和“处”,但这与他本人在辛亥前的作为颇不同。那时他是个狂热的革命党,昂扬激烈,“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买军火,学剑术,就连选读应用化学专业都是因为要搞暗杀、造炸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只读到本科二年级的任鸿隽马上“抛弃了学校,抛弃了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书物,手中提了一个小小的衣箱,离开新桥车站,回向革命战争正在澎湃进行中的祖国来”。
那时的任鸿隽一定以为革命收功日,即是中国再造时。但这种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很久。回国后,任鸿隽来到武昌,第一次看到了革命军的真容:“大殿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军士不用说了,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则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袍,头上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执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我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上下来的”,而不由疑惑:“以如是军人其果能成革命大业耶?”自然,用政权易帜衡量,辛亥革命毕竟是成功了,但革命后的政权未必像想象的那么美好。1912年夏,任鸿隽曾短暂出任唐绍仪内阁秘书,目睹这群深负众望的名流在开会时“除了闲谈一阵无关重要的话外,竟难得看见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深感失望。
知道了任鸿隽的这段经历,再来看文章结尾一段,真可谓句句着实:“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顾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刬绝之不遗余力。卒之政治上之建设,亦攘攘终年,靡有定止。则吾国人学识之不足,亦大可见矣。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焉。余窃有惑焉,作《建立学界论》。”其实,任鸿隽终生也未曾完全忘却政治,至少政论写了不少。但革命后的反省也使他清楚地知道,理想的政治是以健全的学识为根基的。不从这个看起来最迂阔但实际上也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做长期不懈的建设工作,而欲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方式改变社会,则政治不但无用,且很有可能被误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行文至此,想到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妨再讲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开始后,王照曾对康有为说:“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则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1930年,王照对胡适谈起此事,说:“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南方周末新闻:从造炸弹到建学界-2011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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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5月26日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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