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致通过了党的八大决议。几天后，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想法。

 

报告之七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场上漾起红海洋

☆ 八大刚结束几天毛泽东便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讲了对决议的不同意见

☆ 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举行了八一八接见

☆ 连续8次大接见秩序混乱保卫成了难题只好每次变一个方式以出其不意

☆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不辞而别显露出与毛泽东的分歧

☆九一三事件强烈刺激了毛泽东此后他因身体原因再也上不了天安门

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间，天安门广场又成为国内政治风浪的中心，一次次被红海洋淹没。起初狂热情绪之强烈，一次红卫兵接见后打扫广场，挤掉的鞋子、帽子、书包就能捡几十车！

事后人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走过的最大一段弯路。尽管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的本意是想“反修防修”，并以此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坚持革命精神，确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但由于这场运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再加上错误启用了林彪、江青等人，致使运动最终失控，成为了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这一悲剧，在天安门广场上也留下深刻的印记。
    八大报告刚通过几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便对刘少奇表示了不同意见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致通过了党的八大决议。几天后，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想法。

据刘少奇身边的人回忆说，1956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突然听到旁边的毛泽东说：“国内的主要矛盾还应该是阶级斗争啊！”

刘少奇当时便吃了一惊，马上说：“可是‘八大’决议已经发出去了！”

毛泽东当时陷入了沉思。显然，他对刚刚结束的中共“八大”报告中的观点又有了不同想法。

就在这一年9月，中共胜利地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决议指出：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上建立起来。虽然新中国仍面临着解放台湾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但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新中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尤其是经过10年“文革”经济停滞和30年改革开放飞速发展对比的人们，不仅由衷地感到“八大”决议的正确，更为共和国因误入迷途而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感到痛心。

对党的领导集体一致同意的“八大”决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赞同，不过几天后上天安门时便有了新想法，这自然让刘少奇感到震动。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不一致，也从此开始。

此后，导致新中国步入误区的，恰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由于此前几个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这两个东欧国家的动乱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了某种隐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的话，便是这一担忧的反映。

这一担忧，很快与国内“大鸣大放”中少数人的反党言论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大量的所谓“右派”被揪出，就更证明了阶级敌人远未消灭。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便提出一个新讲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接下来，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党内开展了一场错误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起因是上一年的“大跃进”。1958年，毛泽东希望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摸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尝试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点，并且多次提出纠“左”。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为纠“左”而召开的。

彭德怀等在会上的批“左”言论，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联系到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的污蔑和攻击，再加上康生、林彪等人从中煽风点火，会议议程转为批判彭德怀等人，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

由于庐山会议未能纠“左”，反而反右，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3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而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表示不满，认为在农村刮起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征兆。

1962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有些什么矛盾？要求会议进行讨论。之后，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发言，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无比坚定的口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并将与小说有关联的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再次将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中央委员的同意，并被写入会议决议。而随着会后会议公报的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更加明确地告诫全国人民，如果党和人民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当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的运动开始有所成效的时候，毛泽东对青年问题进行了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之后，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变质分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以这种错误的实践为依据，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在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简称《二十三条》）中写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

据1970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的谈话，在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经认定刘少奇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场政治运动的序幕即将拉开。

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的分歧的苗头，在10年后终于以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由来始末 

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由学生而起，自天安门广场而始。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同样寄希望于青年学生，并且无独有偶地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大军。

讲到天安门广场的那8次大接见，要从“红卫兵”诞生始末讲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于青年问题的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全国各大报纸随即掀起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展开政治性批判的浪潮。这些在全国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充满政治热情和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广大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的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国“文化大革命”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极富政治敏感和冲动。他们一般都是解放前后出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反右”斗争、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使他们初识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并在思想中积蓄着对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渴望。这些青年们认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斗争之中，像传统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辈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

1966年5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也随着夏季的到来而逐渐升温。一部分学生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视为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当时，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浮动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中共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形势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又都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果然，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颠倒黑白地攻击北大校党委，并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恶劣先例。

同日，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声言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文革”期间毛泽东曾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从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京大学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在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年级，一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学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就学校内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议论、分析。据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卜大华回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高中学生。5月初，他们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而与校方形成对立。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并且严格规定，每天下晚自习后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

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经典照片：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向红卫兵们致意。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试图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

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7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于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本人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1966年8月上旬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跃居第2位。在组织上做出重大变动的同时，为了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加“文革”，天安门广场上又召开了大会。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30分正式开始。但天蒙蒙亮时，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已在统一指挥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支持的。本来，聂元梓等7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位置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万计的北京红卫兵的代表。

清晨5时，太阳即将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穿着一套缀有红帽徽、红领章的草绿色人民解放军布军装，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挥手，和群众握手，在人群面前转了一圈。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向广场凝神望着。他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显然，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后，并没有马上登上城楼，而是首先来到了群众中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希望接触群众，以便将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直接诉诸群众。

就在几天前，即8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与在那里庆祝《公报》发表的群众见面。在场的群众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从以后几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就是要给红卫兵组织一个突出的地位。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

林彪和周恩来先后讲话。林彪的讲话声嘶力竭，湖北口音极为浓重。过去人们听说林彪体弱多病，他也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如今登上高位的林彪，似乎底气十足，传说中的病态也都不见了。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显得低调得多。

随后，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分别讲了话。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肯定有着不同的感触。他感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在为共和国的前途担忧。此时，他仍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深感不解，或许以为主要是针对他个人。1967年1月13日深夜，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时，还郑重表示：只要能够解脱广大干部，他可以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请，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只为搬倒刘少奇，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用意。而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搞阴谋，那怕是错误再大，也会给出路的。而刘少奇恰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因此毛泽东也决不会难为他的。但当后来康生、江青一伙用刘少奇“叛党变节”的假证据欺骗了毛泽东后，毛泽东这才最后改变了看法。

刘少奇最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冤案最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靠阴谋手段取代刘少奇接班人位置的林彪，却落得个死无完尸的可悲下场。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8次检阅红卫兵，数目达1,100多万人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检阅了红卫兵。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而且，第一次接见也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人们也还是没有想到排序。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15日第三次接见，还是没有排序，报道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题目是“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

直到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后，才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这篇文中提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4次接见了红卫兵。

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8次接见红卫兵，保卫工作是最困难的任务。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这种大会，不同于多年的“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虽说是革命群众，但也难免鱼龙混杂，真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

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当时的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

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无论怎么动员，群众队伍就是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的方式了。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大会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等到回来后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

当时天安门的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1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本人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还一直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地见到群众。他还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见红卫兵，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主席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风截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

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

有一次，离开会只有10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万一开始后又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关心，可谓是事无巨细。前两次接见，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泽东，照个没完，秩序太乱。周恩来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他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周恩来听到汇报，马上火了，说：“为什么把他们刷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周恩来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每次接见完后，都要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第三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3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出来了，但名次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6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

毛泽东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

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

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纳闷。后来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公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4个鸡蛋、4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

直到毛泽东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

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

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地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11月10、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15公里）。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26日两天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这次，采用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
     “文革”头5年间，天安门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林彪一人 

从1966年8月18日至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紧紧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一个人，便是当时对外报道中所讲的“亲密战友”林彪。

10年“文革”，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5年，几乎就是林彪集团不断上升，不断膨胀，直至最终覆灭的一场大戏。

个人崇拜的发动者林彪生于1907年，比毛泽东小14岁。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毛泽东一直把林彪视为小弟弟，视为得意门生。毛泽东手下将星如云，却对林彪格外倚重和信赖。毛泽东愿意向林彪倾吐心声，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其说是批评和责难，不如说是内心的交流。毛泽东对林彪气急了，也就是一句：“你这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对毛泽东，总的说来是尊重和拥护的。他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打了不少好仗，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骁将。年轻的林彪敬重毛泽东，却又不乏锐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敢于斗胆直陈，勇于谏言。

可是，解放后的林彪变了，变得“顺”了，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昔日那种正常的兄长之谊、师生之谊变味了。

全国解放之初的林彪，基本上是韬光养晦。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林彪的地位并不很高。当时，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邓小平任总书记。不过到了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躺着的病号林彪却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显示出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却越过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成为权力和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

林彪何以能在党内如此神速地升迁呢？当然，他在战争年代有功绩、有威信，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不过在和平时期他升迁迅速，关键就在于他有一套攀登权力高峰的诀窍，就是在各种公开场合极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展开了一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结果是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久，便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之后，林彪又多次鼓吹：“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我们毛主席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是简洁语言的创造者。解放战争初期，他曾将战术原则概括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现在，他又就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20世纪60年代，林彪“创造”的“活思想”这一概念，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当时，林彪所说“捷径”和“一本万利”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在今天，当我们认真回顾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便可看出，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一本万利”的事。

林彪对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赞颂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赞扬了林彪在军队内的作法，他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林彪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后，更加注意宣传毛泽东个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

当时，毛泽东号召大家发扬民主，要求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开出气会”。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也始终没有忘记要“走捷径”，在讲话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粉饰错误。

他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接着，他谈到了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的这一讲话，与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这无疑在毛泽东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针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他写道：“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一次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毛泽东的赞扬，又成为林彪别有用心地推行“个人崇拜”的动力。

早在1960年4月，林彪就指示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并要求《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泽东语录。根据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到了1964年5月，在林彪“走捷径”的促动下，总政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出版，并与林彪提倡选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内大量发行。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林彪认为攀登权力顶峰的时机趋于成熟了，他一方面继续更起劲地倡导和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在不停地窥探机会，寻找上升的台阶，向中国的权力顶峰攀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终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内第二把交椅。从那以后，只要是公开场合，林彪便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毛泽东身边。从那以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辅的党中央”、“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成为当时中国人最时髦的语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了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颇费了一番苦心。

例如，林彪登上天安门，从来都是注意“紧跟”在毛泽东之后的。

1966年国庆节那天早晨，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李文普忙得不亦乐乎，他一方面要照料林彪穿上适宜于当时气温的衣服（林彪穿衣服是随气温的变化而严格掌握增减的。他从不穿棉衣、毛衣，而只穿布料单衣，并根据气温增减层数，以至有时套四五件衣服。这些惟有熟悉林彪生活规律的李文普才能掌握，其他人林彪也不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谨记叶群的嘱托，掌握好林彪从毛家湾出发的时间，不能抢在主席之前，也不能落在主席之后。

“主席动身了！”林彪警卫值班室收到了中央警卫局的通知后，也从毛家湾动身了，目标都是天安门城楼。原来以为，按毛泽东住处与林彪住处和天安门之间的距离来推算，只要同时动身，两人抵达的时间也差不多。可是，由于毛泽东住地距天安门比林彪住地稍近一些，因此比林彪早到了一两分钟。这在叶群看来，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

“你是怎么搞的？”叶群怒气冲冲地质问李文普，“为什么让首长落到了主席的后边？叫主席等首长，这像话吗！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故！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我是照主任（叶群当时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的指示办事的。”李文普解释说，“主任交代，让我掌握好，只要主席动身了，我们就动身。”

“我交代的意思是不能让首长（指林彪）抢在主席前边上天安门，但也不能在主席到后，首长才到呀。首长可以早到一两分钟，在城楼下电梯旁等主席，不能叫主席先到等首长。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边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到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

“是我没理解好！”

李文普认了错，叶群这才停止了喋喋不休的训斥。

从那以后，每逢林彪要去天安门之前，总是这样：李文普通过警卫部门的协助，只要知道毛泽东即将动身，就让林彪从毛家湾出发。这样，林彪到后一两分钟，毛泽东也到了。然后，林彪陪同毛泽东坐电梯上天安门城楼，并总是“紧跟”其后。

又例如，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总是随身带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说是“随身”，并不准确，因为这本《语录》平时由李文普保管，临到林彪“出场”前，李文普才交到林彪手中。

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语录》，不时地左右挥动着。集会一结束，《语录》便又回到李文普手里。至于《语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林彪从未细翻过。《语录》前面印有林彪著名的“再版前言”，那也是出自钓鱼台之手，版权并不属于林彪。

李文普还讲过林彪向毛泽东批送文件的变化。他初到林办时，多次看到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或“送主席批示”。从1967年初开始，“请”和“送”都不再用了，而代之以“呈”字。这一字之改，曾引出一段对话：

叶群：“今后凡由李根清仿首长字体批给主席的文件，一律写‘呈主席阅’或‘呈主席批示’。不要再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了。”

某秘书问：“为什么呢？”

叶群说：“‘呈’字比‘请’字显得更恭敬些。过去封建社会，下文上送才叫‘呈’。解放以后‘呈’字已经没人用了。”

随后，叶群又解释说：

“这对别人不需要，对主席完全可以。主席的地位最高，怎么恭敬也不算过分。特别是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除此之外，林彪、叶群更有一种“紧跟主席”的妙招，叫做“主席画圈我画圈”。这是叶群在秘书们面前正式宣布过的林彪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一条“原则”。

由于林彪本人从不亲自看文件，而只听秘书给他讲，因此该由他表态画圈的文件，这个圈他也不亲自画，而让秘书代画。但叶群严格交代，只有主席业已圈阅或有过表态的文件，在给林彪讲过之后，秘书们才能根据“主席画圈我画圈”的“原则”，把这个圈画上；否则，宁肯把这份文件推出去，也不能由林彪带头表态。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的重大问题时的表态与毛泽东的表态有任何抵触之处，以致造成林彪“一贯紧跟”的假象。

1967年夏，林彪又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一天，他把秘书张益民叫去，口述了一封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6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还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

据说，周恩来看到这封信后，曾表示大可不必。但林彪“突出主席”心切，就绕开中央办公厅，派工作人员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家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人民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如此一来，一举两得，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

1968年夏，林彪坐车出去兜风，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谈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他回来之后，就通过叶群吩咐秘书，必须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这样的事一共干过两次：头一次是叶群亲自带着警卫人员干的；又一次是叶群派秘书李文普和另一名林办工作人员干的。

李文普问叶群：”在大街上公开去撕标语，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被人揪住，怎么办？”

叶群说：“这个，你们用不着害怕。你们穿上军装，坐上汽车，沿市内各主要街道察看，如果发现有宣传首长的标语，就上去把它扯掉。一旦有人查问你们，你们就堂堂正正地打出首长的招牌，说明你是林办秘书，是奉首长的指示这么干的。他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来问。”

虽听叶群这样说，李秘书心中还是不太有底，但实际上也还顺利。他们是在夜深人静之后才上街的，直到天亮后才回来。一夜之间，乘车行程近百里，撕掉宣传林彪的大字标语30多张。中间曾两次被人盘问，李秘书都照叶群的交代如实亮出“招牌”，的确很灵。盘问者看看他们身穿军装，又望了望停在附近的上海牌小轿车，知道来头不善，也就缩口了。

李文普完成“任务”之后向叶群汇报，叶群又拿它作资本到处宣传。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向中央文革报告说，街上宣传林彪的大标语已在一夜之间被人撕掉，据称是林办的工作人员干的，但不知真假。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给予证实，也就又一次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接班人”林彪对毛泽东的对抗公开化，在天安门上竟不辞而别 

林彪对毛泽东的恭顺态度，以1970年庐山上的一场较量而结束。

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被写进了党章。这不仅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进入第4年即1969年后，林彪自认为已是军权在握，羽翼丰满：不仅掌握军权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是他“四野”时的老部下，而且这“四大金刚”以及叶群也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如果说在“文革”初期，基于打倒刘少奇势力进而攫取权力的共同目的，林彪为首的“枪杆子”曾与“上海帮”（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笔杆子”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话，那么，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他们之间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内讧也就开始了。

林彪是靠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因此始终把“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喊得震天价响；江青则靠“文化大革命”起家，一直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居。由于林彪住在毛家湾，“上海帮”住在钓鱼台，因此他们之间又习惯以这两个地名代指对方。

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文革前期，叶群与江青勾结，经常到钓鱼台干坏事。林彪讨厌江青，不让叶群去钓鱼台。林彪对‘四人帮’的印象一直不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到过苏州，到过毛家湾，趾高气扬，要他写讲话稿他不写，推给陈伯达，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我们是亲眼所见。林彪对张春桥很不满意是真的。”

但是，不管是毛家湾还是钓鱼台，他们只能在毛泽东默许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家私。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钓鱼台由于“文革”初期几经挫折，像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造反超过允许范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当成替罪羊抛了出去，因此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学得乖了些。自“文革”以来始终一帆风顺的毛家湾，此时头脑却愈发膨胀。因为在以往的小打小闹的较量中，毛家湾一再得手，而钓鱼台却节节失利，这使得林彪一伙更加得意忘形，得寸进尺。

“九大”之后，林彪虽然贵为“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被写入了党章，但他仍感到了来自“上海帮”的威胁，担心张春桥最终取代自己的地位。为此，林彪集团在从钓鱼台“反水”的文人陈伯达的襄助下，决定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企图借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问题，而将张春桥一棍子打死。

1970年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在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抢先发难。

8月23日全会开幕，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他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8月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

事先，在林彪指使下，陈伯达选编了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材料，经林彪审定后散发全会进行宣讲。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上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这一手确实厉害，众多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一听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立刻火冒三丈，也跟着林彪一伙鼓噪起来，砸烂反革命分子“狗头”之声不绝于耳。当时的情况，就像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林彪的这一阴谋，在1970年7月庐山会议前，叶群和吴法宪的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就察觉出了他们的阴谋。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并为此紧急召见了叶剑英、许世友等军界重量级人物。

这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叶剑英突然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用车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将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公开批判“天才论”，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接着，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5位政治局常委只剩4人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据当事者回忆，当天4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的神情中带着悲楚，林彪耷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

在台下，气氛也空前的紧张。几天前，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在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9月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林立果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空4军政委王维国和空5军政委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在很短的时间里，林彪一伙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完成了“武”的部署。乌云翻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随时可能发生。

对这一切，毛泽东毫不知情。他还期望林彪能回心转意，并给林彪架好了保全面子的台阶。他对陈伯达等人批评很严厉，对林彪却基本上没说什么。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971年1月，毛泽东采取“挖墙角”的策略，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

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林彪在军内长期形成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掺沙子”。

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带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林彪，目的是要林彪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活，给他一个台阶下。

林彪已决意不与毛泽东合作。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又带他们去见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泽东满脸不高兴，只是因为有“四大金刚”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从1970年9月到1971午4月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那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也没有任何表示。毛泽东多次给他机会，他都不予理睬。

1971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上，林彪对毛泽东的不满差点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公开化。

像往年的“五一”一样，这一年的“五一”晚上也举行了焰火晚会。晚上，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西哈努克和夫人等外国贵宾也来了，就是林彪还没来。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他坐的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只有最西侧的位子还空着，这是林彪的位子。

一向细致的周恩来也在寻找林彪，并且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成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并在电话里再三催促。在那个年代，唯一的副主席在如此重大场合不到场，必然引起种种政治猜测。

等来等去，林彪总算是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虽然已是5月的天气，林彪还披着一件军大衣，皱着眉，一脸枯槁的样子，一副委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落座后，林彪与谁也不搭腔，一句话没说。即使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他也没有握手，没有问候，甚至都没正眼看一下，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当时，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城楼上唯一的摄影记者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一进场便抢拍一张，万一再抓不到好的镜头也可以勉强补救。

拍完一张后，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还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他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

当杜修贤再回首时，他不禁僵住了，浑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凝固了——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杜修贤又责备自己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然而，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明天拿什么见报纸？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刚才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当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他仍不时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的目光都开始注意到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并在心中猜测着。

尽管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但杜修贤仍不敢相信，林彪会当着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并不了解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因此也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在所有人之中，最着急的要属周恩来了。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人们的目光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暂且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

警卫员一溜小跑地来到周恩来跟前，轻声地说着什么。听完后，周恩来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原来，林彪已经不声不响地走人了。他既没有和毛泽东道别，也没有和周恩来打一声招呼，便不辞而别。

“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周恩来急了。他关心的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不能没有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否则就要出大事。那时的国内外舆论，总是根据报纸上刊登出的照片，琢磨中国上层斗争的动向。多亏中国当时电视还很少，更没有实况直播，否则也早就露馅了。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气候里，为要反映领袖人物之间“亲密无间”、“紧密团结”的关系，总要有他们融洽交谈的照片。

西哈努克也注意到了，向董必武询问林副主席到哪里去了，董必武回答：“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的最好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城楼上的记者们听说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后，唧唧碴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终于，随着最后一轮礼花的结束，整个晚会也结束了。

“老杜，你过来！”

杜修贤听见周恩来在喊他，赶忙跑了过去。对于新闻报道，周恩来一向关心得很细，肯定是要问照片的事。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问道。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一起走进休息室。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听到这句话，周恩来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负责人们一声不吭。他们因工作关系，都跟周恩来交往多年，却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坐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接着，周恩来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显然在等着回答。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暗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待到一字一顿说完最后4个字后，周恩来戛然而止。大家垂着头，开始散去。

“老杜，你等一下。”

正准备随着人群往外走的杜修贤吓了一跳。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唉！”

一路上，杜修贤都在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当一张清晰的画面呈现时，杜修贤才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了。

后人看来，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军大衣，并且像农民那样双手抄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别无选择！

杜修贤乘车来到西花厅。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他唤了一声，周恩来才停下笔，扬了扬手叫他坐。

杜修贤没有坐，把照片交过去。他不想多占用周总理宝贵的时间。

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着照片。当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后，便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一会儿他问道：“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没有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拍板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还没等杜修贤走出房门，周恩来已将自己又埋进了“文件大山”里。而此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被定格在电视新闻里。不过，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在圈子内的人物得知此事，却已经开始了一些不祥的猜测。

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又向各地下发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批评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次谈话是在1970年12月。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在党内进行传达，表明毛泽东等待林彪自己觉悟的耐心正在动摇。

发明“四个伟大”的人，当时人们都知道是林彪。毛泽东讲这一提法“讨嫌”，不又等于给了林彪一个难堪？

此时的林彪，似乎也选择了公开对峙，根本不想做毛泽东希望的检查。6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康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林彪再次不辞而别，在会谈中间溜出来，萎缩在大厅的角落里。会见大厅里，毛泽东泰然处之，谈笑风生，并不介意林彪的离去。直到会谈结束，毛泽东和客人都走了，林彪还枯坐在那里，丝毫不想掩盖他同毛泽东的对峙。

显然，1970年4月修改宪法到庐山会议是林彪一伙与毛泽东进行“文”的较量。此后直至1971年9月，则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武”的进攻，而在两者之间的这段，则是毛泽东与林彪的对峙时期。

林彪在对峙中根本不想做检查，而是寄希望于武装政变。

林彪父子铤而走险，用“武”的方式夺权的新任务，起于1970年秋庐山会议结束之后，不过其前提可以追溯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常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候。

林立果1967年3月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4个月后，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对于仅当兵3年便一跃而成为一名副师职军官的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敢怒不敢言，但却背地里用一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发泄心中的愤怒：“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1971年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打油诗又被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

30多年后，凤凰台女记者陈鲁豫采访吴法宪时，年近90的吴法宪正在医院重病室进行监护，于是记者采访了其妻陈绥圻。当问起当年提拔林立果之事时，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绥圻回忆说：叶群曾暗示吴法宪，希望给林立果解决职务问题。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考虑到林彪是副统帅，其子安排个副师级职务，也还是可以的。

那确是一个不正常的年月，不过吴法宪的自我辩解并不能自圆其说。当时，他还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宣布他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

这可不是一个副师职干部能拥有的权力！

林立果青云直上后，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即由此得名。

1971年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3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

从1971年3月到9月初，林立果、周宇弛、江腾蛟等人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和叶群则缩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静观形势变化，根本不做任何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后近1年来的情况，让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庐山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他有种不祥的感觉，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来，认为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毛泽东决定巡视大江南北，帮助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的认识。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也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汉，开始了他南巡的第一站。27日下午离开武汉，28日到长沙，31日到南昌，9月3日到杭州，10日到达上海。

一路上，毛泽东分别同各地主要负责人即各路“诸侯”谈了话。他在谈话中强调了3条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杭州，毛泽东甚至连火车都没下，就住在车上。他把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找到车上谈话，询问他们对庐山会议的认识。

对于毛泽东此次南巡，林彪也很清楚，与庐山会议有关，也与自己有关，因此他千方百计刺探毛泽东的行踪和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黄永胜等“四大金刚”也是如此。虽然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上，周恩来给他们定了性，但他们仍心中没底，担心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会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行踪和言行十分留意。

最初，林彪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一无所知，因为毛泽东已关照过各路“诸候”，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

直到毛泽东南巡20天后，即9月5日林立果才接到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密报，得到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那天，刘兴元和丁盛对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广州部队参谋长顾同舟置会议宣布的纪律于不顾，当晚便将谈话要点用电话告诉了北京的于新野和周宇驰。于新野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交周宇驰于6日飞往北戴河，将记录稿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后，顾同舟又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成一份长达50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9日坐飞机到北京交给周宇驰和林立果。

林立果得知顾同舟密报的消息后，称赞顾同舟：“起了关键的作用，立了一大功。”

9月6日凌晨6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违背毛泽东的叮嘱，在武汉东湖宾馆把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详细告诉了陪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他当时就觉得有3个印象：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过去高了；矛头指向了林彪。李作鹏当天就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的阴谋已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乘毛泽东在旅途中采取谋害和政变行动。

事后分析，如果当初林彪一伙早点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们的政变准备可能就会更充分，后果也就难以预料。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第一点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双方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点明了毛泽东已将林彪作为这场斗争的对立面的代表，而不是陈伯达；第三点明毛泽东已经准备改组军队，削弱以致剥夺林彪一伙在军队中的权力。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的批评，引起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极度恐慌和不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们想到了谋害毛泽东。

9月6日晚上，北戴河林彪62号（原96号）楼内人心惶惶。周宇驰飞到北戴河，给林彪等人带来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内容的记录稿。林立果后来对人说，林彪听后，当时就抱着周宇驰哭了，哽咽着说：

“我们一家老小就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接下来是更加惊心动魄的6天。

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联合舰队”该是启航的时候了。

9月8日下午，北戴河海滨公路上，一辆高级轿车中速行驶着。车上坐着叶群、林立果和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

叶群问：“你准备得怎么样啦？”

林立果面色严肃，目光阴沉地考虑着什么。听到叶群的话，他点了点头，“嗯，已准备就绪啦。”

 

那个后来被称为“妃子”的张宁，当时完全不了解政治内情，根本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天，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纸上写下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

接连几天内，北戴河62号楼内紧锣密鼓，遥控指挥政变实施行动。

这边林彪盘马弯弓，箭在弦上；那一边毛泽东不动声色，沉稳异常。

从9月3日到10日，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这里是“三国四方”之一的陈励耘掌管的地盘，陈还负责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毛泽东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南巡以来，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活动也并不是都蒙在鼓里。从一路与地方党政军方面的负责人谈话以来，毛泽东也已经洞察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

毛泽东8月31日到达南昌后，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和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程世清还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在汇报中说到近来林彪办公室一些人和事的不大正常的关系，反映了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行动鬼祟，将江南修造厂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不知干什么用。程世清也是林彪在“四野”时的老部下。他向毛泽东谈到，林彪女儿林立衡来南昌时，曾警告他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

毛泽东凭他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觉得事情蹊跷，开始有所警惕。到杭州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根据汪东兴的建议，专列被转移到了绍兴，即转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这样可以少走回头路。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杭州。他对汪东兴说：“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离开杭州站的时候，毛泽东没有通知其他人到车站送行，陈励耘却来了。他不敢同毛泽东握手，也不敢接近毛泽东，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

据陈励耘后来交代，他心里确实有“鬼”。9月8日晚，于新野来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泽东。陈励耘还没有吃了豹子胆，虽然接受了任务，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他整天愁眉苦脸，一看到房间里挂着的毛泽东像就发愁。

9月10日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由杭州发出，18时10分到达上海。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即将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都撤到外围，全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油库，要是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地调了2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中间空4军政委王维国也来了，在休息室里等着毛泽东召见，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许世友、王洪文出来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握手。

在谁都不通知的情况下，9月11日下午1时12分，专列离开了上海。专列风驰电掣日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

9月12日下午1时，列车快到丰台，毛泽东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中，除了谈到沿途已经谈到的内容外，毛泽东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调第28军一个师来南口。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已对林彪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作出反应了。第28军驻在山西，离北京比较远，而京郊还有其他部队。不过，第28军原来是三野的部队，干部多不是林彪的老部属，毛泽东专门点名调这支部队大有深意。

谈话结束后，李德生立即赶到北京军区部署调动部队。

下午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周恩来接到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时，都很诧异，以为出了什么事。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东兴回答：“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还在策划和实施谋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阴谋。他按常规推算，毛泽东往年南巡的规律是国庆节前才回京，这次他却大错特错了。

9月11日晚上，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报告毛泽东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糟糕！糟糕！”并又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代呢？”

毛泽东12日下午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把林立果等人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惊过来。6天来精心策划的看似万无一失的政变计划，顷刻化为了泡影。惊恐之余，林立果赶忙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情况紧急，两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我走后由周宇驰指挥。”

走前，林立果匆匆对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下转移的行动计划。”

至此，“571工程”中的上策——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的计划打上了休止符。

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北戴河莲花石62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惊动了窗外的服务员；林立果则在北京嚎啕大哭，一筹莫展。

林彪认为，毛泽东回到北京，就要收拾他们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62号楼的主人们行动起来了。不久，周恩来封锁林彪专机的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一片恐慌。他们认为，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况且周恩来还说要来看望林彪，再不跑就来不及了。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他们没等车子停稳，便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林立果和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头。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丢在地上。他们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室放下的吊梯一个个住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碰着叶群的高跟鞋。

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启动，强行起飞。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当空军报告林彪乘坐的飞机向北即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时，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稍作沉思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当天夜里，周恩来跟吴德也说过：“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让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周恩来又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要到机场去接。”飞机上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1时5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渐在中国的雷达屏幕上消失。

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请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周恩来陪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后，又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委婉地说：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不敢相信是林彪叛逃了，还在电话中问是谁飞到蒙古去了。周恩来说：“你们还不懂吗？”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后，于13日凌晨2时许，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折戟沉沙，林彪、林立果和叶群等机上9人全部摔死。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从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称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收到报告后，周恩来让汪东兴马上报告毛泽东。

对林彪事件的发生，久经政治风浪的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不过毕竟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党章中史无前例规定的接班人竟史无前例地阴谋政变，乘坐飞机外逃。毛泽东想不到他一直认为很了解的林彪，竟会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那几年在各种场合都时不时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彪。

10月16日和26日，毛泽东曾两次对熊向晖等人幽默地说：“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

毛泽东还缓缓背诵了唐人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九一三”后，毛泽东还戏改了唐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明妃诗”的诗句。这首诗的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明妃”改为“林彪”，变成“生长林彪尚有村”。

1972年，毛泽东用红笔在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3首上，画满了着重线。白居易这首诗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引用这首诗是想说明：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尽管如此，这一切仍不能宽慰毛泽东。林彪的叛逃，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仅是由于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还在于已历时5年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他的主观愿望之间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尖锐。他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却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作新的探索，迎接新的挑战了。

林彪摔死了，毛泽东也病倒了。1971年秋季，毛泽东因感冒引起的肺心病日趋严重，至翌年1月发展到休克的程度。

经过抢救，毛泽东脱离了危险，此后却已经行走困难，在室内行动都需要人搀扶。

1971年预定的国庆天安门庆典取消，此后也长期不再恢复，因为最主要的内容无法进行，那便是毛泽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可以说，“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永远告别了天安门城楼。
    第四部分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

报告之九

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的水晶棺。四名礼兵肃穆为其守灵。

 

广场上建起的伟人圣殿纪念堂

☆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人决定保留遗体虽违反主席的本愿却是稳定人心需要

☆四人帮利用遗体发难人们担心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 纪念堂地址曾在景山中南海北海等处考虑曾一度倾向于建在香山

☆ 90年代后期专家宣布毛泽东的遗体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

☆ 1980年邓小平就建纪念堂一事说建是不妥当的不过认为已建好就不该拆

☆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的业绩陈列后来也进入毛主席纪念堂

天安门刚刚经历了十年风雨，在“文革”结束后很快又发生了广场结构的重大变化。

毛泽东去世第二年即1977年，天安门广场南端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雄伟建筑——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与天安门广场有着不解之缘。毛泽东生前曾数十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由衷热爱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去世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也让这位伟人长眠于天安门广场，与他的人民同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的战友的业绩陈列室也进入纪念堂，名副其实地体现了党的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
    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斗争和风波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宏伟、庄严的毛主席纪念堂座落于天安门广场上。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徐静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在返回医科院的路上，刘湘屏在车里悄悄地问徐静：“小徐，你真的一点不怕？”徐静没有回答，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同志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前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

徐静在苏读研究生期间，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开始竟没有人敢承担保存列宁遗体的任务。直到过了几天，哈尔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气，将任务承担了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还不是一次完成的，防腐和陵墓建设也是逐年完成。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张炳常曾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遗体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一种“军师”的架式，不是提问，而是质问。他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人们担心“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首先是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先对毛主席卧室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然后配制药品和摆放器械，并将操作台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站在四面操作。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已是中午。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陪同他们去吃午饭。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此时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有的喝了两口汤，有的吃了两根豆芽菜，张炳常根本就没有动筷子。随后，3人便急促地赶回房间，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便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来影响大家。

他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2点30分。

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日深夜，几位专家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这时，张炳常向徐静提出建议：“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看看？”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她了解张炳常的想法：现有的3人都来自一个单位，这些经验、措施和方案毕竟是一家之见。多一个人多一家的经验，既可集思广义，也好给3人“壮壮胆”。

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工作。

不到1个小时，谭曾鲁便赶到现场。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奉命赶到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工作杂乱，无人接应，这才姗姗来迟。他一赶到“202”，便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的处理情况满意，未提出任何异议。

9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曾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同志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表现十分不合常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看护。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却毫不关心。她不仅不守在主席身边，反而于9月3日乘专列跑到山西大寨摄影去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点30分，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江青却拖拖拉拉，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防腐小组的4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的第一天，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主席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

室温过低，吊唁的人尤其是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室温高了，对遗体保护又极为不利。这是一对矛盾。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回忆说：

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不知他们安着什么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利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四人帮”抓住，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这且不说，当时参加遗体保护工作的，大部分是“文革”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又将会株连他们，再次被打倒！

而且当时把持卫生口的那位刘湘屏部长，特别爱制造紧张空气。她本人是外行，工作全靠黄树则副部长和吴阶平副院长，却经常当众训斥黄树则。有一天早晨，她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遗体保护技术，外边全知道了。你们说说是谁泄密了？不然的话，就是工业口那些‘小修们’！”又有一天，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见说：“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太多，是否掺掺沙子？可否考虑把上海×××赤脚医生请来。”在场的同志无人理睬她。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看不懂这段文字。所谓的“小修们”，是“四人帮”一伙看着谁都不如他们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医疗制度，试想，遗体保护这样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农村的“赤脚医生”也能够干得了？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用工农兵“掺沙子”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并且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事情。

此时，徐静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机玻璃棺罩的送来。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同志，研究、解决关于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的紧急任务。

韩伯平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3条：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米，需要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有机玻璃棺就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遗体保护得如何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时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同志也回忆说：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午夜，毛主席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9月12日起，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张任恩、刘国诠、丁向东等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负责监测棺内的气体，预报遗体有无腐败物质产生，遗体的防腐是否彻底等，每天都有报表，及时向遗体保护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数据。监测结果表明：棺内条件完全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对叶剑英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办公室主任。它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具有权威性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遗体保护和纪念堂建设的决策性意见，都从这里产生；一切组织措施和工作落实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第3次会议，是听取赴越南考查小组的汇报。那是毛主席病逝后，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情况。林均才同志在抗法战争时期，曾经聘任过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不巧，他们未能看见胡志明的遗体。虽然据越方解释说，是因为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而不能参观，但是联系到当时越南党和政府的亲苏反华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可想而知。

吊唁活动持续到17日，首都先后有30多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机关干部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伟大领袖，瞻仰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
     经过十几年努力，现在宣布“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已经落成，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厅，在各种专用设备的试运行均已达到满意效果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把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时刻。对于如此重大的举动，必须准备相应的一套万全措施。

领导和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了万无一失的转移方案。谷牧、顾明于8月16日向中央写了正式报告，提出“要抓紧抓细，一丝不苟，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而在此之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以生产“解放牌”卡车和“红旗牌”轿车而闻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用半年时间，把一辆红旗牌轿车改装成遗体运输车。遗体运输车车身为黑色，长米，宽米，高米。根据保温要求，车内分前后两室：后室装有制冷设备，用来安放金属棺；前室可乘坐3到4人，装有温控装置。

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司机察勘运输路线。司机在这条路线上也经过了反复演练，对于整个路线，包括它的每一个转弯处，乃至马路上每一处不平的地方，都摸得一清二楚。

整个遗体转移工作，由黄树则、林均才、吴阶平、李志绥、徐静、毛维忠同志负责。参加遗体转移的还有吴蔚然、谭曾鲁、陈遥良、王植南、陈克挂、张任恩、丁向东，以及中央警卫团的陈长江、王祖培等人。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运载毛主席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司机聚精会神地驾驶着车辆，穿过每一处不平的路面，平稳地驶向毛主席纪念堂。整个转移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毛主席遗体移进纪念堂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于当天上午11时升入瞻仰厅水晶棺瞻仰的位置。

从此，大本营设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卫生保护组，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几十名专家奋战一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实现——毛主席遗体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让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远瞻仰。而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住他们的功勋。

毛主席纪念堂组建管理机构时，正式设立了卫生保护室。这是直接从事遗体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虽然卫生保护室的行政管理属纪念堂管理局，但它所从事的遗体保护任务，却直接向中央领导小组负责。

这个室的工作人员由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已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的徐静兼任该室主任，张任恩、张炳常、谭曾鲁教授均为副主任，该室工作人员则有陈克铨、孟洪德、刘国诠、丁向东、江焕波、魏建议、吴全生、张连业、张华等。

徐静博士自从领受毛主席遗体保护任务后，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的爱和绝对的忠诚，都投入到了这一神圣使命之中。她先后担任过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共16年。直到1993年5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徐静虽然从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仍然担任着纪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顾问。用她本人的话说：她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她的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纪念堂，离不开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而纪念堂卫生保护室的所有同志也都像徐静一样，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遗体保护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允许半点疏忽和失误。当时负责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和纪念堂建设工程的谷牧同志，曾对他们讲过：

遗体保护是核心，前线在这里，必须要做好。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如果说我们搞建筑工程，搞不好无非是多作几个方案。多画几张图纸，大不了推倒了重来，而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却不能这样，保护不好是挽回不了的，是不能“推倒重来”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盖那么大的纪念堂还有什么用？！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卫生保护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在日常保护工作中都是慎之又慎。为此，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每项措施都研究得极为详尽，每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对于应用到遗体保护上的措施，他们规定了“三不用”，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不用。他们就是凭着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做到了“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中央要求，要世世代代把毛主席遗体保存下去。他们的工作也将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

多少年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始终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一直负责遗体保护工作的徐静，就曾收到过无数封人民群众的来信，询问这方面的情况，表达对于遗体保护的关切之情。

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对此也很关心，有的还特意到毛主席纪念堂来，要亲眼看看遗体保护情况。国内外报刊杂志也不时从不同侧面报导过一些情况，个别的还不负责任地做出了负面报导，从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博士向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完全稳定状态。她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万无一失地保护好毛主席遗体，管理好纪念堂，并且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前来瞻仰参观。

消息发表后，在城乡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群众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敬仰，并且感谢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辽宁一群众在来信中写道：

我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听完徐静同志讲话，一下打消了我许多不安的心情和疑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有一个终身不移的心愿，就是将来有机会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以表达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当然，更要紧的是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你们把毛主席纪念堂管理的那么好，真叫人感激，我感谢你们辛勤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9年3月，徐静博士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和误解，再次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毛主席逝世后的遗体防腐处理是及时的、科学的、可靠的，为长期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除吸取了以往医学中有关尸体保存的经验外，还吸收和借鉴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和研究成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出土后，周恩来总理曾调集全国许多学科的专家成立了研究小组，对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西汉古尸保存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提取的棺液进行了科学的化验分析。西汉古尸之所以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深埋、低温、避光、避氧和采用许多中草药材。它的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毛主席遗体的保护上。当然，我们所采取的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是通过先进的现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的。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对毛主席遗体的身长、体重经常进行精密的监测。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未缩小，体重并末减少，颜色没有变化。但瞻仰者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视觉差异引起的。遗体与宽阔的瞻仰厅的空间比例，瞻仰者与遗体的距离，立姿与卧姿的高度差异，容易使人产生“小”的感觉，实际上遗体的身长、体重并无变化。至于说到“变色”就更不准确了。人死后的肤色是无血色的灰暗色，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毛主席遗体的面部颜色，是来源于灯光的效果，颜色黄一点、红一点都是通过特制的灯光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彩色配光整容”，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0年10月，毛主席家乡湖南省委《共产党人》杂志社的两位编辑，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采访，关切地询问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徐静局长为此撰写了《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一文，向哺育、造就一代伟人的湖南人民汇报。文章写道：

大家知道，1976年9月9日凌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这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我受命担负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要求做到长期保存，万无一失。这无疑是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从毛主席逝世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专心致志地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而努力工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日夜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如今14个寒暑春秋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毛主席遗体始终处于良好状态，现在保存情况非常好，他的身高、体重、形态、肤色都没有变化，仍如他老人家临终时一样，还是那样亲切安详。这是可以向湖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告慰的。

1993年，准备从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位置上退下，但仍担任纪念堂管理局特邀顾问的徐静，再次就全国人民所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如今，17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郑重宣告：现在毛主席遗体保护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对毛主席遗体保护所采用的方法，是独特的、科学的、可靠的，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科学领域中——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多门类学科大协作的结晶，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非常关怀。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李鹏、乔石、李瑞环、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姚依林、宋平、王震、薄一波、胡乔木、谷牧、方毅、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功，检查指导工作，给予我们很多宝贵指示和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关系人民团结、国家稳定的大事，是不能有任何差池的。中央书记处曾专门讨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乔木同志，生前多次来纪念堂检查指导工作，宏笔题词要求我们要“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做好纪念堂管理工作”，热情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激发了我们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毛主席纪念堂的全体工作人员，是不会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的。
      纪念堂选址在何处？是香山、景山、玉泉山还是天安门…… 

中央决定保留毛泽东遗体并建立纪念堂后，选址在何地便成了反复研究的问题。当年一些人猜测，可能会学中山陵那样在北京西山建堂，然而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总揽全局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遗体保护的决策性意见，均出自这个最具权威的办公室里。为筹划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办公室专门设立了一个“陵墓设计小组”，后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由当时担任北京市建委主任的赵鹏飞和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挂帅。

1976年9月13日，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的当天，即电话通知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8个省市10个单位，要求选派最有声望的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师和工人代表共40余人前来北京，负责陵墓的选址和设计工作。

选址工作刚开始，便众说纷纭，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时选来的是一批最优秀的建筑专家（国家建委建筑科学院5人，北京市规划局和建筑设计院各6人，清华大学4人，上海4人，天津、辽宁、广东、广西、黑龙江、一机部各3人），他们汇聚到北京后，立即成立了选址设计小组，并于9月14日投入到了紧张工作之中。

在近两个月的选址工作中，专家们走访了北京的有关地方，察勘了多处名胜古迹所在地，先后对香山、景山、北海、中南海、天安门广场及其北部一带等十几个地点作了重点调查研究，并先后提出了各种方案和设想。

选址设计组的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理应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地方建造陵墓，让他老人家能够安眠静息。为此，他们设计出“水上日出”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为此，专家们来到中南海、北海、昆明湖……走了一水又一水，寻找着合适的水域。

中南海是毛泽东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里一泓碧水，微波荡漾，岸柳成行，绿草如茵，亭台廊榭，风景秀丽。有人主张将主席陵墓建在瀛台小岛上，然而中南海是全国最高领导中心和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陵墓建在这里会有每日数万人前来瞻仰，势必会影响到此处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再者，瀛台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将毛主席陵墓建在此处也不合适。

北海、颐和园虽然不是中央办公地点，但公园毕竟是人民假日休憩、游玩放松的地方，在此修建陵墓与整个环境和气氛显然不符。

有的专家提出了“山顶红星”方案，并为此又去攀香山、景山、玉泉山，走过了一山又一山。

香山方案曾一度被看好。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由河北省平山县迁至北京后，香山曾是毛泽东居住过的地方，直至同年秋天才迁往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虽然只住过短短几个月，却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作战，商讨和确定了建国大计，拟定和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献。除历史地位重要之外，在此仿照气势宏伟的南京中山陵，依山而建毛主席陵墓，同样可以获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效果。然而，香山虽有山势险峻、气势开阔、景色秀丽、环境幽雅之长，却距北京城较远，给群众带来不便。

景山公园与中南海、北海这些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内最优美的风景区，也是北京过去城内的最高点。站在景山主峰的万寿亭上，天气晴朗时，不仅可以环视北京全城，还可以俯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故宫。景山虽位于整个京城的中心位置，但却距离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较远，也显偏僻。

当依山依水的各种方案纷纷受到质疑后，选址设计组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以北的方案，是把陵墓建在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之北的端门位置上。提出此方案的专家认为，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队伍时，游行的人群面向天安门，同时也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此修建陵墓，不仅不涉及房屋拆迁问题，还有现成的公园树木可以利用。此案的缺点是，陵墓藏在古建筑群中，而且被高大的天安门挡住，广场上的群众根本看不到它。

在选址和设计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8日作出了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式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这一决定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人们开始关注毛主席纪念堂何日建成，也促使纪念堂设计小组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进程。

选址设计小组的专家走遍了京城内外，仍没能找到最理想的地方，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

正当选址一筹莫展的时候，谷牧、顾明等领导多次参加现场勘察，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选址和设计方案，广泛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并就一些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指示。顾明耐心启发小组成员说：“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烈士们到月宫里，吴刚捧出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

领导的启发，给选址设计组的全体人员，指明了选址和设计的方向，引导他们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对众多方案的反复比较和论证，设计组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坐落在广场北端的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已经成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象征。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毛主席曾多次在这里检阅过群众队伍，检阅过人民军队……早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将来要“让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经过3次大的整修扩建，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可见，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光彩夺目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宏伟建筑群体，使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内容更加鲜明突出，雄伟壮观。

总之，设计组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地方。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等问题的汇报后，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范围虽已缩小到天安门广场及纪念碑以南，专家们仍提出了3个方案：

一、与纪念碑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纪念碑。此方案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含义。

二、与正阳门接近的方案，即纪念堂紧靠正阳门。此方案不妥之处在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三、天安门广场最南端的方案，即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与广场北端的天安门遥遥相对。但这将使纪念堂紧邻喧闹的大街，与其庄严肃穆的气氛显然不符。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现存的且保持完好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不仅丰富了广场南面的轮廓线，而且起到了分隔前三门繁华区的“影壁”的作用。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终决定将纪念堂建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位置上。

最后确定的选址，实际上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这个位置处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使得纪念堂和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又由于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相对较小，把它建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两大建筑之间，宛如“众星捧月”，更加突出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

纪念堂的设计工作与选址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特定地点的周围环境，制约着建筑的形式与布局，因此，专家们在选址的同时，也在研讨着各种形式的建筑方案。由于时间太紧迫、太宝贵，他们往往是白天到现场勘测，夜晚回来考虑设计方案，驻地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在最初产生的建筑设计方案中，大多绘制的是陵墓形式，有墓有廓，陵寝结合，并以实体为主，基本上没有柱廊。即使有柱廊，也多采用短而粗的柱墩；有的则以短柱托起大块方形的花岗石实体，上面覆以党旗。还有的以延安窑洞或五角星为主题。而在设计瞻仰厅的构思上，大都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方案都过于陈旧，不能很好地来体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一生。

谷牧副总理审阅后指出：在考虑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时，要注意和剥削阶级统治者的陵墓建筑划清界限。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对立的关系，他们的陵墓建筑，总要显示他们是神圣不侵犯的统治者。因此，从外国的金字塔，到我国的地下宫殿，都给人以阴森压抑之感。而现在我们是要设计建筑一座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一生的纪念堂，它既要庄严肃穆、又要雄伟开阔。

顾明也提醒大家：毛主席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崇敬与爱戴，要从建筑整体来体现。苏联的列宁墓以及保加利亚和越南的，都相差不多，上边是检阅台、接见厅，这是否合适？我们要有创新，要结合中国历史，要有时代精神。

所有这些，都给设计者以启迪，他们又设计出多种类型的方案：

第一类是柱廊式方案，采用周围列柱，柱廊两端为实墙，列柱中间嵌以实墙等等。柱廊式方案气势挺拔有力，层次分明，富有表现力。

第二类是群体式，使纪念堂为一组建筑群，外轮廓线饱满，气势壮观。

第三类仍是无柱廊式的方案。

1976年10月下旬，方案设计进入了第二阶段，八省市的设计人员分别回各省市征求意见。在京单位则有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建筑雕厂的建筑设计专家和部分建筑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组成了设计组。设计组通过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请有关人员广泛评论后认为，柱廊式方案不仅与天安门广场四周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相协调，而且容易做到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因此，其他类型就没有再发展下去，而集中力量研究探讨柱廊方案。在分析柱廊方案的基础上，对影响大体型的屋顶形式提出多种设想。为了保持我国纪念性建筑的传统形式，台基采用分层。为了从天安门广场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纪念堂，体型采用了正方形。

当年曾参加选址和方案设计工作的华德润（原基建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在其撰写的《三十个日日夜夜》回忆文章中写道：

1976年初秋，人们的心情格外沉重，我们的祖国蒙受了巨大的不幸，继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毛主席又离我们而去。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当年9月末，我奉上级指示，带两名政治、技术条件都好的工程师去前门饭店集中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规划设计工作。全国26个单位多所大学。14个设计、研究院、所和6个委、局、厂）选派出59人组成规划设计组，由北京市赵鹏飞副市长负责，其中有很多人是全国声誉很高的设计大师和建筑界的权威人士。

赵鹏飞副市长向全组人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要求参与设计的全组人员，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方案设计报中央审定。会后，以单位或地区划分了若干小组，立即开展工作。3天后交出了第一轮方案，经过全组评议后再做第二轮。这里的工作是不以白天黑夜为界限的，只有一日三餐是正点开餐，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投入到设计中去了。困了就睡一会儿，醒了就再画。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陈植总工程师、陕西第一设计院洪青总工程师都已年过古稀，他们也都亲自动笔彻夜不眠的绘制方案。人们的眼睛都是红丝一片、就是在就餐中也是边吃边交换设计中的意见。第一轮的方案，比较多的有类似天坛式的圆顶建筑，有太庙式的大坡屋顶。但经过三轮评议后，大家的方案就有些近似，意见趋向一致，一个高台阶、高柱、顶的方案被大家接受了。因此，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了有关领导人面前。他们一面听取着有关人员的汇报，一面注视着眼前的建筑模型，议论着各种方案之长短……

这次集体审查确定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纪念堂就正式建在天安门广场南部——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即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正阳门以北。

第二，基本上肯定了三种设计样式，要求再作修改后，正式报中央审定。同时提出，纪念堂一定要设计得坚固适用，庄严肃穆，美观大方，有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要方便群众瞻仰，利于遗体的长期保护。

第三，这项工程意义重大，时间很紧，要精心组织、精心施工。

此后，国务院“九办”和纪念堂设计小组，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于11月12日报经中央审定，正式确定了纪念堂建筑方案。用他们的内部话来说，就是“综合方案”。这个方案确定纪念堂的建筑形式为正方形，八开间，重檐屋顶，两层红花岗石台基，绕以汉白玉栏杆，廊柱为正方形抹小角。总高度为米。

一个选址恰当、造型雄伟、符合需要、获得各方满意的方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了。

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丰硕成果。曾担任过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回忆当年参加总体设计时的情景，至今仍兴奋不已。他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回忆》一文中写道：

我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和赵鹏飞等同志听完谷牧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要求，长时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此时，我禁不住想起过去为毛主席设计中南海住宅的情景，想起为他老人家建设北戴河休养建筑的情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现在要建设的却是和毛主席永别的工程，心中感到非常难过。

当时，对这个工程的概念，我一时还摸不着边际。我是瞻仰过列宁墓的，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要求，显然是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若是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领导大家把这个工程建得十分完美，让毛主席虽死犹生。但是，周总理先故去了，毛主席又离开了我们，“四人帮”还在那里横行，也许会更加肆无忌惮，或许会对纪念堂工程乱加干扰，一时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像建设人民大会堂一样，对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全国人民关心的重要建筑，首先是请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来京进行方案探讨。

经各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研究，最初提出的修建地点有三个：一是香山，二是天安门广场，三是景山。起初，大家提出的方案，香山和景山方案的建设规模都很宏大，天安门广场方案的建筑体形也很庞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衷心怀念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有的建筑方案几乎把天安门广场南半部全部占满了，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

在所有专家当中，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教授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二层高的建筑。杨庭宝教授冷静地考虑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环境，考虑到纪念堂应该是天安门广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规模合理，才能突出纪念堂的光辉形象，使它千秋万代闪耀着光芒。杨教授所作的方案，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在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提出方案离京之后，留下有清华大学、西安设计院、建工部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的教授和建筑师，负责综合各方案之长，提出实施方案。但是，当时有关地下工程保密很严，建筑师们不了解；纪念堂除群众瞻仰活动外，还可能有些什么活动，一时谁也说不清；还有，纪念堂的管理工作、遗体保护、警卫工作等，既要十分有效地进行，又要适当隐蔽，不能干扰瞻仰这个主题，布置相当复杂，各位建筑师一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当时负责施工的总指挥李瑞环同志焦急万分，因为设计方案不定，一切将无从下手，他一天催几次，让我们尽快拿出实施方案。赵鹏飞同志和我也急得直冒火。

在这种情况下，经和赵鹏飞同志商议，由我动手，在各位教授和建筑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交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伯义建筑师画出了正式方案。这个方案是65米见方的平面，后来经大家进一步研究修改，增加了警卫和管理用房等，平面增大为72米见方。经谷牧同志请示叶剑英、华国锋同志，纪念堂工程实施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接着，下一步的设计工作和挖槽工作也就开始了。

在进行纪念堂总体设计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纪念堂的正门朝北，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都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感到这样似乎不妥。

经大家研究，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怎样解决呢？大家一时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还是赵鹏飞同志提出一个想法，就是把纪念堂庭院的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之中，背向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各向里压缩20米，成为现在的这种格局。

1976年9月18日下午，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群众队伍就是这样布置的，效果很好。
      万人拼搏，半年间在广场南部建起纪念堂 

早在1976年10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主持召开国务院“九办”第六次办公会议。在讨论纪念堂选址和设计方案时，他强调指出：“要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建成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堂，使广大群众都满意，时间是比较紧的……现在就要以北京市为主，着手筹备设计和施工机构，组织施工队伍。”18日，谷牧又明确指示：“建设纪念堂的施工力量，以北京市为主，大包干，可以搞一个指挥部，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11月9日，北京市正式成立了以李瑞环同志为首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批准了由13人组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临时党委。李瑞环任党委书记兼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对纪念堂工程建设实行一元化领导。

参加纪念堂工程建设的有：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建筑公司，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北京市政一、四公司，北京市机械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供电局、园林局、电信局，北京市政工程处等54个单位，共计55,700多人，称得上是千军万马上战场。

各参战单位都拿出了自己的精兵强将，并分别建立了分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自承担的工程任务。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还特意选派了400多名优秀石工参加工程建设。

1976年11月24日下午，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竖立着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是八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工地周围排列着醒目的红色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参战的各路人马，早已英姿焕发地列队在广场中心。大型的推土机、打桩机、载重汽车、电铲等施工机械，整齐地排在各个施工现场。参加奠基仪式的首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其他各界代表也齐聚工地，等待着奠基仪式的开始。

下午4时10分，一长溜汽车缓缓驶进天安门广场。

车停稳后，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先后下车。他们一律穿着军大衣，在工地边站成一排。

吴德主持了奠基仪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发表了讲话。华国锋讲话完毕后，便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走到花岗岩雕刻成的奠基石旁，挥锹培土。当轮到农民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时，只见他向还未退尽老茧的手掌上啐了点吐沫，双手一搓，便熟练地攥起铁锹，只3下，就把奠基石盖了近一半。他朝身后看了看，见还有不少人在等着，才依依不舍地放下铁锹离开了……

从此，万众瞩目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正式动工了！

担任工程总指挥的李瑞环，在万人誓师动员大会上提出：一定要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纪念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决心、有信心搞好这项工程，要在方法、作风上和这一工程相适应，要求大家从设计到施工都要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标准和水平，要在1977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周年前全部完成。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技术复杂，工期要求紧，要求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全心全意扑在工程上。他的讲话和动员报告受到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热烈拥护。全体参战人员精神旺盛，信心百倍，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实现领导的要求，不辜负人民的嘱托，一定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

整个工地热气腾腾。塔吊林立，马达轰鸣，高高的打桩机把工字钢砸到地基深处；一台台挖土机伸出巨爪，快挖猛铲；凌空飞舞的塔吊、大型起重机的长臂划过半空，把建筑材料送到工人身边。运土的载重汽车，车轮滚滚，穿梭往来。战斗在工程现场的人们，心里就像燃了一团火，手上有使不完的劲。他们把对毛主席无限怀念的深情，倾注在工程的建设中。寒冬时节冰冻的硬土，都融化在军民并肩战斗的汗水之中。开工1个多月，这个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的工程的第一阶段的挖基础和打基础柱的任务，就提前10天胜利完成。

第二阶段由北京市第三、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承担的主体建筑结构工程的地下部分接连紧张施工。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17天就完成了原计划1个月的施工任务。参加建设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指战员，个个生龙活虎，专打硬仗。这个队伍里，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而在工程施工上却都完成了任务。

1976年年底1977年年初，北京出现了多年少见的严寒低温，可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却到处一片红火，热气腾腾。纪念堂最关键的主体结构工程，就是在那隆冬季节施工的。一个深夜，当市民们都熟睡的时候，工地上的工人们却正同呼啸的大风顽强地搏斗着。他们正是靠着这种苦干、实干、拼命干的精神，在两个月内就把纪念堂全部地下工程的结构胜利完成。在整个工程进度到第4个月时，这座宏伟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就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为保证纪念堂工程抗震能力达到9度以上的要求，在有的关键项目上，鸡蛋粗的钢筋绑扎得密如蛛网。在有的部位，钢筋之间的最大空隙只有8厘米，刚够插进一根震捣棒。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钢筋中，又需要一气浇进8,0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担负这项施工任务的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齐心协力，找到了克服震捣困难的办法，终于按时、保质地完成了浇灌任务。

在那半年的时间里，施工大军完成的工作量惊人：拆除和拆迁房屋万平方米；挖运回填土方114万多立方米，相当于人民大会堂工程的4倍多；打桩4,200多根；绑扎钢筋万多吨；完成钢筋混凝土浇灌万多立方米；支架模板万多平方米；安装大理石、花岗石等各种石料万多平方米；修建各种管道万多米；铺砌各种路面万多平方米；安装各种机电设备5,000多台件；植树万多棵……

这项工程要求九度以上的抗震设防，仅钢筋混凝土量，就相当于30多万平方米框架结构建筑的用量。除主体建筑外，还有庞大的地下工程、天安门广场地上地下改建、扩建工程。况且，工作量大和工期紧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以主体建筑为例，除去水晶棺及其专用设备安装、特种工艺装饰、设备综合调试和室内布置等所需时间外，要保证实现中央提出的“1977年9月9日瞻仰万无一失”的要求，但用于建筑工程的时间最多只有6个月左右，工期很紧。再加上有限的施工面积的制约，不能同时上更多的人，复杂的施工工序，影响着进度的加快。庞大的地下工程制约着整个建筑的展开。大量的市政公用工程和园林绿化、正阳门修缮等，只能在工程后期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全部搞完。整整4个月处于严寒的冬季，给施工和生产都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整个工程正是要在这种最不利的施工季节，在不能从容准备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在有限的工作面上，进行一场多兵种大兵团的联合作战，高质量地完成一项难度前所未有的施工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那些精心组织的指挥者们和英雄的建设者们战胜了，谱写了一曲振奋民族精神的“大兵团协同作战”的凯歌。

181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人们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1977年5月24日，这项万众瞩目的伟大工程终于胜利竣工了。从1976年11月24日奠基到竣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使这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巍峨大厦屹立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创下了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毛主席纪念堂是一座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它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相近，风格谐调，互相辉映，从而构成了广场上统一的建筑群。纪念堂正门朝北，与纪念碑面向一致，与天安门城楼遥相对应，更加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

毛主席纪念堂底部长宽各105米，总高米，总建筑面积为2万多平方米。纪念堂四周为庭院绿化带，纪念堂主体在庭院中央，使之更加富有纪念性建筑庄重、严谨的特点。庭院外围四周留有30米到70米宽的活动场地，可使原来容纳40万人的天安门广场扩展到60万人。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时，毛主席纪念堂四周将为广大群众所环绕，象征着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群众之中。

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体形，采用了平面呈正方形，四周环绕柱廊，立面严格对称的造型。这种具有我国独特艺术风格的体形，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建筑物的中心地位，而且端庄平稳，气势壮观，充分体现了建筑物特定的主题思想。纪念堂钢筋混凝土的主体结构外面全部用花岗石作贴面，突出了建筑物简朴、刚强的特征，给人以庄严肃穆、坚实牢固之感。纪念堂的屋顶，采用了我国纪念性建筑的重檐的传统形式，四角微微上翘的挑檐，两层宽边的琉璃瓦檐门，既保有鲜明的民族建筑风格，又具有现代建筑的特色。整幢建筑物色调明快、简洁，中黄色的琉璃瓦双檐，浅黄色的墙面，枣红色的台基，洁白的汉白玉栏板以及柱廊后浅蓝色的玻璃窗，使得建筑立面层次分明，自然素雅，肃穆庄严。

毛主席纪念堂的高度和宽度，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的。为了避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金水桥畔看到纪念堂上面重叠着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有适当的高度，既能够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要同纪念碑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不能过高。为此，经过视线分析，才得出纪念堂高度为米。这个高度和广场其他建筑物的高度大致谐调（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为40米，两侧为米，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为33米，一般高米），从建成效果看，这个高度也是恰当的。经过视线分析，确定出纪念堂的面宽为75米，由于纪念堂矗立在纪念碑和正阳门之间，从广场上看去，最长视距是700米，最小水平视角在6度以上，所以，无论从广场的任何一个角度眺望纪念堂，都是清晰相宜的，尤其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更佳：38米高耸的纪念碑身略略突出于33米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座建筑一竖一横，相互衬托，更显雄伟；而纪念碑与纪念堂合成的建筑轮廓，也更突出了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毛主席纪念堂根据功能的需要，共分3层。首层有安放毛主席遗体的瞻仰大厅，还有北大厅和南大厅。在瞻仰厅的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对称的陈列室，毛泽东、周思来、刘少奇、朱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业绩就陈列在这里。二层为展览室、电影厅。地下室为机电设备用房、库房以及办公用房等。
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生前住地

为方便群众瞻仰，纪念堂的台基高度定为4米，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相仿，分上下两层。台基的台帮全部使用位于红军长征经过的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给人以稳固和庄重的实感，它与天安门的红墙台座遥相呼应。

用红色花岗石做石料，也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建国10周年建设人民大会堂时的想法，只因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石料而未能实现，而到建设纪念堂时才得以发现。这些一块块经过精心磨光的红色花岗石更显得光亮而又庄重，它象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奠定的红色江山，坚如磐石，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当你踏入毛主席纪念堂的北大门之前，抬头仰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建筑物正上方中间，镶有一副洁白的汉白玉金字巨匾。巨匾四周雕有精致的花纹，中间匾额上镶着由华国锋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6个金光灿灿的银胎镏金大字。以此对称而建的南大门正上方也有同样一块巨匾。每副巨匾宽米，高米，由8块汉白玉石组成，除巨匾两侧各镶一块汉白玉外，6个银胎镏金大字各占一块。最大的“席”字，高米，宽1米，其他5个字均为1米见方，每块汉白玉石重1吨。

沿着用花岗石铺设的甬道缓慢行进，经过两层平台便到了北大厅的门厅。门厅入口处有三樘包铜大门，闪耀着紫红色光彩的大门还有3座，分别安装在东、西、南门的出入口处。每樘大铜门自重约7吨，卸下门扇，仅门框的自重就有近5吨的重量。这是上海虹光建筑厂全体职工精心制作的。

进入大铜门，便是北大厅的门厅，在门厅的两侧，摆放着插有“五针松”的两个精巧别致的大花盆。这两个花盆可来之不易！

197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消息迅速传到祖国各地。随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支援纪念堂的各项建筑材料纷纷运到北京，遗憾的是惟独没有台湾的。1977年7月的一天，一件重约160公斤的绿色蛇纹大理石运到纪念堂工地。大理石的质地很好，色彩绚烂，很有特色，而且做了细致的精磨和抛光工艺处理。

接着，传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这件大理石是用来建造纪念堂的，一定要用好。原来，1977年6月，党中央收到了台湾旅美爱国华侨方锦台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为表达台湾省旅美爱国同胞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无限怀念和崇高敬意，经过多方研究协商，现从台湾购得台湾独有绿色蛇纹石8块，献给毛主席纪念堂使用。”

但此时，纪念堂的主体结构已按照设计全部竣工，将这件大理石附加在建筑的任何部位，都会显得很不协调。后经几位专家商量后，决定将大理石制成一对花盆，并把它放在显著的北门厅两侧，让大家一进门就会看到这两个寄托着台湾同胞和海外赤子一片深情的珍贵礼物。

穿过门厅便是北大厅。北大厅宏伟壮观，气度非凡，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友好来宾，举行悼念仪式等纪念活动和五洲宾朋献花致敬的地方。北大厅的面积为平方米，可供600人至700人举行纪念活动。大厅迎面是一座3米多高的用汉白玉雕塑的毛主席坐像。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全身洁白无瑕，光泽清润，面带微笑，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安详亲切。当你进入北大厅仰望到毛主席雕像时，就会感到毛主席与你亲切交谈，犹似站在毛主席身旁亲聆教诲一样，使人回忆起毛主席生前的音容笑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座毛主席雕像作品是几个省市的老中青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完成的。他们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北京画院雕塑家张松鹤，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塑家孙家彬，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厂雕塑家白澜生、刘润方，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克庆、曹春生。后又由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厂花费了近3个月的时间翻制模型而成。

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教授回忆当年参加毛主席雕像创作时说，他的初稿设计就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左腿跷在右腿上。当时就有同志讲：“毛主席跷腿坐在沙发上，太随便。人们来纪念堂瞻仰他，他却跷腿而坐，太不谦逊太自大了吧！”但叶教授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文革”期间那些“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式的雕像都是刻意将毛主席神化。而跷腿而坐，不仅是毛主席本人的习惯，也最能体现他轻松自然、落落大方、亲切慈祥、诙谐幽默的真实性格。纪念堂里的雕像，就是要把被神化了的毛主席，还原为人民领袖平凡而伟大的本来面目。

果然，在第一轮的审稿中，否定了所有站像，无论是穿中山装的、穿大衣的、站立的、行进中的等等。又经过几轮评选和审查，最后审定通过了跷腿坐沙发的方案。中央领导同志还评价说，这个坐姿的方案“好就好在表现了毛主席的常态，主席平时最喜欢这样坐在沙发上与人亲切交谈”。

在北大厅，毛泽东坐像背后的墙上，悬挂着一幅用绒绣制作的《祖国大地》壁画。壁画长米，高米，总面积170平方米，约350公斤重。画面以祖国的壮丽山河为主题，气势磅礴，象征着毛泽东思想永远普照祖国大地。画面近处是崇山峻岭。由近及远，潇洒蜿蜒，东接大海，西边雪山起伏，阳光普照大地，青山绿水，气象万千。

从北大厅两侧的金丝楠木雕花大门向南行，就进入瞻仰厅。瞻仰厅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大厅，厅长米、宽米、高米。这里是纪念堂的中心，也是纪念堂的核心部位，毛泽东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瞻仰厅的建筑尺度适宜，室内环境雅静，好似一间日常生活的卧室。厅中央是水晶棺，当你进入厅内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主席正在休息，体现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瞻仰过遗容的人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瞻仰厅，通过两侧的楠木大门进入南大厅。南大厅面积230平方米，厅的正面是汉白玉贴面墙，墙面用52块汉白玉大理石组成，高7米，宽12米。墙面上镌刻着毛泽东1963年1月书写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手迹。墙壁下陈列着绿色花盆，共12只。这些花盆来自云南特有的绿色大理石。盆内插着“五针松”。每只花盆的图景，都是大理石自然条纹天然而成的革命圣地。

走出南大厅，顺两层平台的台阶而下。当你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请你注意，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台阶！在这个台阶里，埋藏着原国家体委潘多、贡戈巴桑等12名登山队员，在建设纪念堂时送来的一块珠穆朗码峰顶的岩石标本。根据他们的意愿，纪念堂建设者们将这块来自世界屋脊的岩石，于当天下午14时45分搅拌在混凝土内，珍藏在这个台阶之中。当你踏上这块台阶时，好似站在了珠穆朗玛峰峰顶，眺望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辽阔的国土，温馨的气候，绵延的山脉，众多的江湖，漫长的海岸，富饶的海洋，丰富的矿藏，茂密的森林，秀丽的风光……

走出纪念堂的南铁门，就会望到北京历史悠久的城门——正阳门。修缮一新的正阳门北侧的左右两边各飘扬着15面红旗。这30面红旗代表我国1977年行政区划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显示出我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团结奋斗，向着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

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凝聚着千千万万个建设者的心血、寄托着全国各族人民深情的伟大工程，终于以它神奇般的速度，提前落成了。

工程量如此巨大、难度也前所未有的纪念堂建筑，能够仅用6个月时间即告竣工，靠的是什么？正如当年指挥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靠的是毛主席的“灵气”。这股“灵气”，就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就是人们的拼博、奉献精神，就是上百个单位打破行业界限的大协作精神！

纪念堂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已故领袖献上的一份厚礼，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深深怀念之情。

1977年4月，当纪念堂建设进入尾声之际，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首任局长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曾绍东。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切实做好毛泽东遗体的保护、设备管理维修、安全警卫以及接待内外来宾、组织群众瞻仰等工作。

7月16日零点，纪念堂由建筑单位正式移交给管理局管理。随后，为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各项专用设备，经过多次反复的综合运行试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各项技术参数都达到了预定要求。纪念堂的管理运行机制，也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起来，各类技术人员相继进入了工作岗位，具备了承担各项任务的能力。

8月18日，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内。

8月20日凌晨，毛泽东遗体从神秘的“769”保护室，顺利地移进纪念堂，并在当天上午升至可瞻仰的位置。

为毛主席遗体保护和兴建纪念堂费尽心血的谷牧副总理以及刚在党的十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先后来到了纪念堂，检查了各个部位的工作。当他们看到毛主席遗体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对各项准备工作表示满意。谷牧兴奋地说：“看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提前完成任务，明天就可以接待瞻仰了。”

至此，万事俱备，人们都在翘首以待，等待着毛主席纪念堂的正式开放，等待着瞻仰毛主席遗容。

1977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在纪念堂北庭院隆重举行。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毛主席纪念堂四周，松柏青翠，鲜花盛开，整个纪念堂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显得格外庄严宏伟。纪念堂北门的柱廊上，挂着一幅巨大横幅——“隆重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南门外正阳门两侧的30根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红旗。

当天下午，首都各界群众代表1万多人，陆续来到纪念堂北庭院。他们当中有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的代表。毛泽东的亲属毛岸青、邵华、李敏、孔令华等也来了。与会代表胸前佩带着白花，整齐地列队在庭院中间。

纪念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下午3时，叶剑英宣布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军乐队高奏《东方红》。

在肃穆的气氛中，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缓步走进纪念堂北大厅，在毛主席坐像前敬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参加大会的党政军人民代表大会敬献了花圈。毛主席的亲属也敬献了花圈。

献花圈以后，全场肃立、默哀，沉痛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接着，华国锋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的时候说过，‘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怀有同样的感情。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有如伟大的灯塔，冲破了黑暗，照亮了并且永远照耀我国革命的长远的征途……”

大会在《国际歌》的歌声中结束后，与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瞻仰厅，瞻仰毛泽东遗容，向遗体鞠躬致敬。

随后，参加纪念大会的各方面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代表们，列队进入纪念堂内，在毛主席坐像前鞠躬致敬。许多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泪流满面，直至痛哭失声。大家在肃穆的气氛中瞻仰了毛泽东遗容。

隆重的纪念仪式至此结束。毛主席纪念堂从这一天起，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泽东遗容。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的举行，标志着纪念堂正式对外开放。据此，有人说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是纪念堂的第一批瞻仰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此之前，纪念堂已经接待了3批尊贵的来宾：

第一批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会议的工作人员。

1977年8月22日晚8时，“十一大”代表们分批陆续到达纪念堂庭院，大家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从北门拾阶而上，步入宏伟瑰丽的北大厅，在毛主席的汉白玉坐像前肃立、鞠躬、致敬，向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共和国的缔造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接着，他们从东、西两侧缓步进入瞻仰厅，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们心情激动，眼噙热泪，许多人都痛哭失声。这些代表有：乌兰夫、方毅、李德生、陈锡联、余秋里、彭冲、许世友、耿、陈慕华等同志。这是毛主席纪念堂接待的第一批内宾。

在此之后，当时正在北京做客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牛满江、何炳棣先生，听说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全部落成，也纷纷要求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一睹这位伟大人物的风采。他们的要求被批准了。8月30日，他们3位作为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第二批来到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他们在毛主席坐像前深深地鞠躬致敬，然后进入瞻仰厅，缓步走过毛主席身旁，向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他们百感交集，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侮辱，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因此被人看不起。然而，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唤起了华夏民族的觉醒，并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压迫、被欺凌的境遇，炎黄子孙也从此扬眉吐气。抚今追昔，他们又怎能不从心底里敬仰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呢？

第三批瞻仰者是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主席铁托及其随行人员。1977年8月30日，铁托总统首次访华，实现了中南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毛泽东和铁托均为历史伟人，且神交已久。毛泽东生前就对铁托不畏霸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表示赞赏，称他的“骨头是硬的”。铁托总统对于毛泽东也非常敬佩，曾多次表示要访问北京，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如今毛泽东已先他而去了，心中留下了许多惆怅和遗憾。铁托到京的第二天，就由李先念副主席陪同，特意前来毛主席纪念堂，看望这位神交已久的领袖。他怀着尊敬的心情，在毛主席坐像前献了花圈，肃立致敬。进入瞻仰厅后，当他走过毛泽东身旁时，曾几度停留，仔细端详着面容……这次瞻仰，使铁托有幸成为了毛主席纪念堂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谈到纪念堂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 

毛泽东的遗体保留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对纪念堂的建设也自然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泽东遗体、毛主席纪念堂又将如何呢？

天安门广场历来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类似人体神经末梢一样的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10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并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异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事后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北京。善于捕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让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用她的笔向外界宣传一下。

于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车驶入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法拉奇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相互问候过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的手势。法拉奇也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随即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她静静地倾听着。邓小平拿起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去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画像。由此可见，法拉奇始终关注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睛雨表”。

邓小平则从容谈到：“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两次进行，共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邓小平自己也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还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邓小平也曾先后9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自己的意见。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3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决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道：“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时间讨论了《决议》，并在党内4,000人参加讨论的基础上定稿，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再次进行推敲，最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主席纪念堂建造的主持者华国锋，也一直与这个建筑联系在一起。

12月26日和9月9日，是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在每年的这两天，毛主席纪念堂都会毫无例外地接待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就是毛泽东逝世前所选中的接班人——华国锋。

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省交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共产党。曾任区游击队队长等职，参加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任交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9年夏，华国锋随解放军南下，后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湖南湘潭县是毛泽东的故乡，华国锋作为毛主席家乡的“父母官”。

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先后担任过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59年，毛泽东到长沙并回家乡韶山，此间认识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并给他留下了忠厚、老实的不错印象，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于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于2月出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确立。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让人民永远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仍是大会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说：“毛泽东钦点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4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华国锋对自己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却很少离开北京，也从不议论时政。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对于这个称呼他感到很自然。

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他是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是他的恩师，毛主席纪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来的，他对此怀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毛主席纪念堂”这几个字也是华国锋所题，他不担任领袖后许多题字都被换下，而这几个字却保留下来。

华国锋虽然深居简出，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毛主席纪念堂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1977年9月以后，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人们都企盼着能够到北京去，参观庄严雄伟的纪念堂，看望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办好这件事，国务院“九办”和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和办法，并报请中央领导小组批准。

这个办法规定，首都地区的群众，按照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驻京单位、北京市各部门，分为四大系统，各大系统分别设立“瞻仰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本系统的瞻仰事宜。纪念堂每周开放5天，每天4小时，共接待1万人左右。各系统的瞻仰办公室，按照分配计划，提前到纪念堂管理局办理集体入场的“瞻仰证”，一律有组织地进行瞻仰活动。

北京地区的群众瞻仰问题解决了，那么全国各地的人们怎么办？毕竟毛主席纪念堂是全国人民的纪念堂。1977年9月7日，党中央作出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的军民代表，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通知下达后，反应极为强烈，立即受到各地区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各地区的军民代表陆续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北京市各有关部门和纪念堂管理局对进京代表的食宿、交通等作了妥善安排。在他们当中，有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红军，有毛主席视察过的先进地区的代表，有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先进工作者，有各地区的社会著名人士和少数民族的代表。

能够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是他们向往已久的事情。济南军区代表宋欣清说：“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两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最悲痛的时刻是去年9月9日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最难忘的时刻是这次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他们在瞻仰过程中，心情都十分激动。许多人在毛主席遗体旁深深地鞠躬、再鞠躬；许多人痛哭失声，泪水模糊了眼睛，未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后悔不已，诚挚地要求再看一次；许多人将要离开瞻仰厅时，舍不得离去，一步一回头，热泪往下流……此情此景，令在场的纪念堂工作人员也深受感动，同时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将那些悲痛得步履难移的人，搀扶出瞻仰大厅。

不少有幸进京瞻仰的代表，还不忘给已故领袖带来礼物。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代表何美娟，受全校师生的委托，带来一壶毛主席当年在校经常洗冷水浴的井水，亲手浇灌在纪念堂的青松树下，把全校师生怀念毛主席的感情融进青松，时刻陪伴着亲人毛泽东。驻守在长白山的空军雷达兵，精心挑选了红松籽、葵花籽，取了一壶天池的清泉水，委托代表带来北京，浇灌在纪念堂前的常青松树下，表达全体指战员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决心。

纪念堂正式开放以后，群众的反应极为强烈，纷纷写信要求上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然而，中国有着十几亿人口，大家都想来，这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办到，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的炽热感情。1978年7月，基于各地老红军、老干部的迫切要求，党中央批准并安排他们分批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有万多名老红军、老干部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1984年6月以前，毛主席纪念堂一直采取开放初期所确定的那种“按口组织，凭票参观”的接待办法，每年接待150万人左右。按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却远远满足不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许多进京办事，探亲、旅游的外地人，特别是那些千里迢迢专程来到北京，想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纪念堂的人，却因找不到“瞻仰票证”而被挡在栅栏门外，只能望堂兴叹。

为此，有多少人心中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干部，曾8次来北京想要瞻仰毛主席遗容，都因为搞不到瞻仰证而未能如愿，只好在纪念堂门前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深深地鞠个躬，然后悻悻地离去。也有人还专门带来了土特产品，放在栅栏门口，朝纪念堂方向深深鞠躬，算是祭拜了毛主席，然后转身离去。

纪念堂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每当看到风尘仆仆的人们失望地在纪念堂门外徘徊、张望，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中央花了那么大代价修建起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此而做出了无私奉献，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瞻仰毛主席遗容吗？而至今许多人却可望而不可及！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徐静局长率先提出：现在全国都在改革开放，我们也要改革，也要开放。纪念堂要面向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我们能否取消票证，一律凭工作证、身份证入场，使那些普通百姓都能有机会瞻仰。纪念堂的领导者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了彻底开放的方案和措施。

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瞻仰心愿，中央批准了纪念堂管理局的报告——对外开放，凭介绍信、身份证、工作证入内。1984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毛主席纪念堂实行新瞻仰办法》的消息。从此，这种方便群众的开放办法，一直沿用至今。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源源不断地进入纪念堂，从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静静走过。纪念堂的工作人员看到群众满意的表情，心中泛起了无限的喜悦。

纪念堂的大门打开了，全国各地的群众汹涌而来。每年的7、8、9三个月，是纪念堂接待任务最繁重的月份，平均一小时要接待9,000人，瞻仰者在瞻仰厅的时间一般为26秒，平均一天达5万人次。这些数字说明，毛主席纪念堂始终是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快30年了，但他却在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人们仍然像他生前那样热爱他、敬仰他，把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作为自己真挚感情的寄托。

毛主席纪念堂前的巨大人流，在北京城可算作是一个奇观。人们从纪念堂北门前排成四路纵队，辗转向北延伸，由人民英雄纪念碑西边绕过，然后折向东，再折向南，队尾却已排到了纪念堂南门外正阳门附近，望不到尽头的人流蜿蜒数华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排队“长龙”了。对这个蔚为壮观的宏伟场面，许多外国观光者无不感到好奇和惊讶，摄像机、照相机对准人流拍个不停。他们对中国人民对毛主席感情之深表示钦佩，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表示赞赏。

最初几年，纪念堂里地毯上常见到一块块泪水洇湿的痕迹，那是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毛主席的遗体失声痛哭而留下的。

一位蒙古族汉子，身背一麻袋肥硕全羊做成的各式礼品来到纪念堂，请示放在主席遗体前祭奠。纪念堂工作人员表示不能收，他却坚持己见。经反复做工作后，他才将麻袋收回，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纪念堂。

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一位刘姓男子，每个星期天都要带着他的一对双胞胎前来瞻仰，每次都要买上一束花。这是他母亲在他赴京前的叮嘱。

一队藏族少年十分引人注目，带队的赵维东老师告诉我们，这91名藏族孩子是从西藏日喀则地区赶往山东济南西藏中学上学的。孩子们大都是翻身农奴的后代，都知道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一到北京就嚷着来看毛主席。在毛主席遗体旁，孩子们深深地鞠躬，一双双充满稚气的眼睛流露着专注的神情。

一位藏族干部将自己在深山采集到的一棵野生大灵芝送到纪念堂，以表达自己对大恩人毛主席的一片怀念之情。

李银桥，这位毛主席当年的卫士长用颤抖的声音讲道，1962年当他要调离主席身边时，毛主席曾深情地对他说：“银桥，我死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十几年来，他每年在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都来纪念堂看望毛主席，直到自己也走完了人生之路。那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其他同志也都是如此，他们对毛主席怀有一种更深的感情。

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讲述了一件尤为让人感动的事：今年春天，徐静在瞻仰遗容的人流中发现有一些盲人，上前一问，才知他们来自承德。可瞻仰毛主席遗容要靠眼睛，失明的人……？一位盲人回答道：“是的，我们是看不见。但我们只要在毛主席身边感受一下，也就满足了。”

徐静局长接着说道：“十几年来，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感人事太多了。大学入学的新生把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四个革命业绩纪念室作为开学第一课；新党员到毛主席像前举行宣誓仪式，少先队员来纪念堂开主题队会；新婚夫妇来向毛主席献花；还有些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看毛主席最后一眼，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人摆脱贫因，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却仍然深厚如故。1988年，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一行3人，赴广东选购涤纶花。东莞市委、市政府决定不收款，无偿奉献4,000余束、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花，以表达东莞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1991年8月的一天，纪念堂的工作人员收到深圳某公司“万怀东”等18人寄来的一笔款99元，简短附言中写道：“……拜托你们，代我们买一个花圈，敬献于毛主席遗容旁——饮水不忘开井人，永远怀念毛主席！”

一天上午，在长长的人流中，服务员忽然发现有位50多岁的农民身上还背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正缓缓地登上台阶。服务人员赶忙跑过去，反复叮嘱道：“老人家，慢走，慢慢走！”两位老人走进瞻仰大厅，望着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遗体，说了一声“毛主席啊”，便“哇”地一声哭了，哽咽了好一会儿，才吐出“您放心吧！”哭声和泪水震撼着大厅，感染着所有的瞻仰群众。这是一对父子，来自湖北黄石，80多岁的父亲腿脚已经不灵便了，硬要儿子带他来纪念堂。这位解放前的老贫农，旧社会当牛做马20多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他出了苦海。今天，他特来告诉毛主席：“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家已脱贫致富。这与您老人家分不开，若不是您在世时号召我们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哪能抗得了旱灾和涝灾？毛主席呀，这几年我们还享着您老人家的福嘞！”

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同学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空前的伟人，但对他研究得还不够，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介绍得也不够。我们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并不意味着将他从伟人的位置上搬到凡夫俗子的位置上。我们这一代对毛泽东知之不多，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应该给后人补上这一课。我希望能有一批更详细、更深刻的高质量的著作出版。”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约有万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据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孙向东介绍，自1977年9月9日开放至今，毛主席纪念堂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瞻仰者人数已超过亿人次。目前，毛主席纪念堂平均每年接待瞻仰者600万人次，高峰期每天的接待量约为4万到5万人。2003年10月3日，纪念堂瞻仰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万人。

毛主席虽然已经逝世近30年了，但人民却仍然怀念着这位伟人。毛泽东将作为一段历史，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中是很少出国的，既没有“留洋”的经历，也没有像其他政治活动家那样频繁出国访问。毛泽东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访，都是去了苏联。一次是1949年新中国创建初期，为祝贺斯大林70岁诞辰，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另一次则是1957年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然而，谁都不可否认，毛泽东对世界了如指掌，是驾驭世界风云的大师，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在他逝世后，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友好人士纷纷撰文怀念他，赞扬他的伟大功绩、崇高情怀和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后，又成为世界五大洲宾朋贵客向往和关注的“热点”。各国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间的各种代表团，都把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作为访华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观光客，许多人也都不愿错过到纪念堂一睹这位伟人风采的机会。

自毛主席纪念堂开放以来，已先后接待过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233万人，其中包括26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3个议会、外交、军事、经济、文化、青年、妇女等重要代表团，还有许多民间组织、著名国务活动家、国际友好人士等等。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友谊。毛泽东生前多次会见过他，进行过多次无拘无束的交谈。1979年5月3日，他同夫人莫尼克公主来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敬献了花圈。他走过毛主席身旁时，眼含热泪，感情激动，深深地合十鞠躬，向他的老朋友致敬。之后，他又多次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和毛泽东的会见，他说：“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一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在谈到毛主席的著作时，西哈努克说，“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日本议员冈田春夫在毛泽东逝世后，撰文回忆他1960、1964和1967年3次拜会毛泽东的情景，他写道：“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家……可以说他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伟大的政治家，他那和蔼可亲、从容不迫的伟大形象和充满信心的声音，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忘不了……我这三次会见的感受，简单地说，就是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并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有人说，见到了毛主席的人，就像是被他那无限的伟大气魄迷住了一样。他的气魄之大，是我们无法比拟的。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的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

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在毛泽东逝世后，曾撰文回忆他和毛泽东的会见。他写道：“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来说，同毛泽东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他的非凡一生中所发生的事件，宛如一系列高大的里程碑矗立在悠悠岁月和人民的记忆中……半个世纪来，他一直是他的国家的人民的领袖；四分之一世纪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40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20世纪70年代初，曾发生过著名的“乒乓球外交”，而运筹“小球推动大球”的决策人正是毛泽东。这个事件，推动了中美这两个长期敌对大国之间的和解，实现了东西方两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和尼克松的第一次握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回忆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称赞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说毛泽东思想“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通过战略上的洞察力，战术上的灵活性，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在中美和解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他又多次访华。毛泽东逝世后，1979年4月27日，他又来到纪念堂看望毛泽东。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全过程。他认为这是“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说毛泽东“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提起毛泽东与西方人的关系，理当首推埃德加·斯诺。他的《西行漫记》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书。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和毛泽东的至深友谊无人可比。他每次来中国，都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36年，斯诺到延安第一次采访中共领袖时，给毛泽东拍的那张戴着红军帽的照片，至今还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室里。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说：“在中国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人曾像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但领导一场社会革命获得成功，而且写下了这个革命的历史，制定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在一种新的文化中实践了自己的哲学，这种新文化对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可惜，埃德加·斯诺于1972年先于毛泽东而去了，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毛泽东逝世后撰文纪念他，1977年10月又专程前来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著名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56年回到中国后，曾亲自走过红军长征的路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她的名著《早晨的洪流》，把毛泽东的生活道路与中国革命历史结合起来，从毛泽东的幼年时期一直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逝世后，她撰文谈“个人对毛泽东的探索”，并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向她所崇敬的毛泽东敬献了花圈。她在文中写道：“我关心的，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而是中国人民。在旧中国长大的人，都不能忘记旧中国那种可怜的、遭人凌辱的过去，更不会忘记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这些人民以前遭到剥削和压迫，现在变得精力充沛，感觉到自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我回忆起在那些旧岁月里，毛泽东是如何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一项宏大、艰巨、影响遍及寰宇的事业，而且成功了。他逝世了，但可以说，他也生活在我们的未来，因为他的境界往往超越了眼前的时空。人们将惋惜他的逝世。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谈声笑语了。他是一个最为谦逊但又非常有自信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用虚荣来战胜他。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有礼貌的人，但对虚伪或奸诈却有无比的仇恨。他胸襟广阔，但又密切联系群众。我为了能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感到高兴。”

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道夫·弗朗克先生是中国人民真诚的好朋友，也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常客。从1959年第一次访华起，弗朗克先生曾先后57次来中国访问，他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2次受到周恩来接见，陈毅、李先念等都曾会见过他。他热爱新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5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建设，他把自己在铁路工作上的两项发明，无私地赠送给我国铁道部；60年代，他不顾国际上和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坚持对华友好，领导卢中友协做了大量对华友好的工作；70年代，他先后推动和组织了卢森堡政府领导人、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访华，有力促进了卢中友谊和相互了解。1979年卢森堡大公访华时，特邀他同行。为了表彰他为卢中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1988年卢森堡大公授予他一枚“OFFICER”勋章。1990年，中国对外友协将第一枚“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勋章颁发给了他。同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亲切地会见了他，赠送他一盒红参，并对97岁的弗朗克先生说：“你来中国过100岁生日，我在中南海宴会厅为你举办生日宴会。”

弗朗克与毛泽东是同龄人，比毛泽东大7个月，对毛泽东感情极深。毛泽东逝世后，他每次来华访问都要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1992年9月17日，99岁高龄的弗朗克，再次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徐静局长热情接待了他，陪同他在毛主席坐像前敬献花圈，并一起照相留念。在瞻仰大厅里，老人面对安卧在水晶棺中的老友毛泽东，激动万分，痛哭失声，感情之深，令在场的人莫不为之动容。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老人表示，“那一年我一定要来，因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又叮嘱徐静局长：“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不单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还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他。”

      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解放后党的第一代领袖群体聚一堂 

毛主席纪念堂的最初主旨，是保护毛主席遗体让人民群众瞻仰，同时在纪念堂内的各展厅展示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同志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充实毛主席纪念堂的陈列内容，更好地体现我党我军以及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使纪念堂成为一个宣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革命领袖集体丰功伟业的庄严场所。

1979年3月3日，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副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同志到毛主席纪念堂视察，同时到二楼参观了《毛主席珍贵文物陈列》。3月20日，他们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充实毛主席纪念堂的陈列内容，建议写道：

毛主席纪念堂的二楼，有10间房屋尚待布置开放。为了研究如何利用，我们曾前往视察，并结合毛主席生平展览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纪念馆问题进行过讨论。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我党我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将永远怀念。当然，革命领袖是一个集体，我党我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一个集体，毛泽东同志和这个集体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我们建议，毛主席纪念堂应当成为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革命领袖集体的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名称不变）。

建议具体提出，“在二楼的10间房屋内，依次陈列我党建党以来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影响巨大、功绩卓著的革命先烈的塑像、画像和巨幅照片，并酌量陈列某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实物、手迹、模型等”，在二楼南大厅“可布置放映有关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的纪录片”。

1981年10月9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到纪念堂视察后，也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将纪念堂现有空闲休息厅、会议室辟为陈列室，陈列胡耀邦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列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辈的照片、生平简介。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建筑物，又能使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们有机会参观纪念室，以表达对老一辈革命家和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各界著名人士的崇敬心情。这是革命传统教育很好的内容。如果您（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原则同意，可否批转有关部门研究设计陈列事宜。这样做花费不大，但却能满足广大人民的心愿。”

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这些同志的建议，于1982年12月16日召开了第25次书记处会议进行审议，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

第一，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等6个单位负责筹备工作，并抽调人员组成毛主席纪念堂陈列室筹备小组。小组由文献研究室李琦同志和党史研究室胡绳同志牵头。

第二，除开辟毛、周、刘、朱生平事迹陈列室外，还陈列哪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迹，由筹备小组提出方案，提请中央决定。

第三，陈列室力争在明年“七一”或至迟在明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90周年纪念日对外展出。

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迅速得到落实。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在和有关单位商量后，于1983年2月1日召开了“毛主席纪念堂陈列室筹备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书记处的决定非常正确，意义重大，完全符合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并决心把它作为一项严肃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筹备小组除组长李琦、胡绳外，其成员还有：文献研究室的何敬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中央档案馆的王明哲、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沈庆林、军事博物馆的马仲廉、军委办公厅刘振杰、北京市委宣传部李筠、毛主席纪念堂的徐静、贺光界等。筹备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各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整个筹备班子，集中了我国最有声望的党史专家、文博专家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中央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制作大型展柜和陈列设施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天津、北京、河南等省、市委的支持，上海、北京专门派出了优秀的技术工人到现场施工。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围绕着纪念堂陈列室的设置以及究竟应收入哪些历史人物，筹备小组感到十分为难。原方案拟在纪念堂一楼增设4个陈列室，分别陈列毛、周、刘、朱的生平事迹，楼上各室分别陈列党内外其他人物的简介和照片。这个“党内外其他人物”颇费思量，有谁没谁，孰前孰后，都很难拿捏。

最后，筹备小组认为，考虑到在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史中，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英烈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党内外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很多，要确定一个进入纪念堂陈列室的名单确非易事，而且许多人物在各地都已有纪念馆或故居展览，纪念堂内再设实际上已是重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4位老革命家，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其他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他们一生奋斗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党的历史的集中体现。因此，筹备小组建议，只增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并报请中央书记处审批。

1983年8月22日，中央书记处审议并同意了筹备小组提出的方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

总体方案确定后，陈列室筹备小组便据此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进度，专家们和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团结协作，日夜兼程，终于在10月上旬将纪念室的陈列基本布置就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承制的文献纪录片《光辉永存》也已提前完成。

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本同志用了2天的时间，审查了4个纪念室的陈列内容，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修改意见。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4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室终于全部完成，以崭新的内容、鲜明的特色陈列呈现在人们面前。李琦、胡绳同志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各方面的专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我国党史界和文博界密切合作的结晶，是80年代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丰硕成果。

这四个纪念室从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四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其一，整个陈列内容，集中地反映了4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它不是一般地介绍历史伟人的生平事迹，而是突出了他们为革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这就区别了一般性纪念馆或故居展览的内容。其二，主题鲜明，立意准确，文字简练，一目了然。按照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专题的办法介绍革命领袖们的功绩，既照顾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又突出了他们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功绩和历史作用。文字简练，没有长篇大论，使人一看就懂。其三，文物、文献并用，充分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陈列品以文物、文献、照片、手迹为主，不求多求广，而是用少而精的关键展品起“画龙点睛”的作用。陈列品中有1/3是党内历史文献，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与广大群众见面的珍品。这些文献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历史进程，真实地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贡献。其四，形式与内容和谐而统一。形式设计刻意求新，版面布置美观大方，主题内容突出鲜明，大型铝制玻璃展柜庄重典雅，气势壮观，这在当时的博物馆陈列中是很少见的。

1983年12月13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集体审查毛、周、刘、朱四位革命领袖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文献纪录片《光辉永存》。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乔石、薄一波、王鹤寿等领导同志，都曾先后前来审查，这种异乎寻常的集体审查。表明了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他们看后都非常高兴，对4个纪念室的陈列内容一致表示赞赏，认为它完全符合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精神，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特别对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文献纪录片《光辉永存》评价很高，认为时间不长、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生动感人，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影片。

毛主席纪念堂经过充实以后，内容更加丰富了，人们到这里不仅可以瞻仰毛主席遗容，而且可以参观毛、周、刘、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使纪念堂成为一个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毛主席纪念堂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纪念堂更加名副其实了。

1983年12月24日，首都各报在头版通栏报导毛、周、刘、朱革命业绩纪念室筹备就绪，将于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的消息，同时还登载了新华社记者的专题文章《勋业永存，光照千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巡礼》以及各纪念室的介绍和部分照片。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从1983年12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一直受到国内外来宾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人们在一件件展品前驻足细看，仿佛亲身回到了那惊心动魄的历史时空。人们通过展览中“点睛之笔”的介绍，真正了解了4位伟人在每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伟人们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变得愈发高大，愈发生动。

人们到毛主席纪念堂来，不仅可以瞻仰毛主席遗容，一睹这位历史伟人的风采，而且可以参观4位老革命家的纪念室，缅怀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了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道路，重温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艰苦历程，学习和继承革命领袖们的伟大思想和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从中受到鼓舞、启迪和教育，激励我们不忘历史，珍惜今天，放眼未来，坚定不移地沿着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时光飞逝，中国成功改革20年后，迎来了21世纪的曙光。然而，就在中国人民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之时，不幸又失去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最后两位伟人——邓小平和陈云。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批准在毛主席纪念堂增设邓小平、陈云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同时对1983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使纪念堂成为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业绩的重要场所，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是全国解放后党中央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他们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实现国家统一、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纪念室的陈列重点反映了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要历史功绩。陈列内容丰富，展品十分珍贵，其中许多是有关部门或亲属保存下来的原物或原件。据统计，6个纪念室共陈列文物102件、图片490张、文献224件。在陈列形式上，采用了较先进的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每个纪念室都增设了等离子超薄电视和电子资料触摸屏，可播放展现伟人风采的资料片，调阅反映伟人思想、风范的格言。

此外，从1983年就开始在纪念堂二楼电影厅播放的纪录片《光辉永存》，也将被一部更加充实丰满的《怀念》所代替。这部纪录片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联合制作，总长20分钟，采用浓缩的手法和生动的画面，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一革命领袖群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再现了他们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感人场面。新影厂主管艺术的副厂长张建华说：“我们遇到的困难不是找不到资料，而是资料太多了。短短的20分钟要表现6位伟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新影厂几十年来积累的新闻资料浩如烟海，所以每个镜头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可以说，这部不到20分钟的片子是新影厂两代摄影师汗水的结晶。”

毛主席纪念堂增设纪念室工程和调整布展内容的工作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局等18个单位，并得到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关心和帮助。

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新增和调整后的毛主席纪念堂6个纪念室正式向群众开放。

在这里，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曾经风雨同舟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再次团聚在毛主席纪念堂。

     第五部分 自1949年开国大典大阅兵后，中国每年的国庆节都要举行阅兵。不过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大阅兵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庆阅兵活动从此停止。

报告之十一

广场上的14次大阅兵见证了军队现代化进程

☆ 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又愉快又不愉快部队装备陈旧装甲车开到城楼西熄了火

☆ 经过5年努力国庆5周年庆典上受阅部队全部换成苏式装备

☆ 国庆10周年大庆带五字头的新式武器纷纷亮相而且基本都是国产

☆ 35年大庆邓小平乘车检阅部队战略导弹通过广场举世瞩目

☆ 国庆60周年江泽民检阅部队人们看到导弹个头小了威力更大了

国庆阅兵，是一个国家极其隆重的军事仪式，是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的显现。当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时，毛泽东登上城楼检阅了刚刚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英雄部队。从这时起直至1959年，他在这个雄伟的广场进行了11次正规的国庆阅兵。此后，邓小平、江泽民又分别在广场上进行了一次阅兵。

天安门广场的阅兵，是按照国际上现代阅兵的惯例，为分阅兵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阅兵式是阅兵首长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分列式是由受阅部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领导人或贵宾的检阅。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没有在天安门前乘车阅过兵，都是在城楼上检阅通过的部队。当年的人民解放军官兵，都把能到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作为最大的幸福，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镜头也永远成为亿万人民不能忘怀的历史画面。

自1949年开国大典大阅兵后，中国每年的国庆节都要举行阅兵。不过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大阅兵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庆阅兵活动从此停止。直到25年后，中国才在国庆35周年（1984年）和建国50周年大庆（1999年）时，举行了两次规模空前的大阅兵。天安门广场的每次阅兵，都是新中国武装力量的展示，都有新装备亮相。人们往往是从阅兵来了解中国军队的发展变化，看到振奋人心的雄姿……
      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又愉快又不愉快”，受阅部队虽意气风发却装备陈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很重视阅兵。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当选为主席的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等领导人在县城东郊的叶坪举行了当年这一新生的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开国大典”。

为防止空袭，阅兵在傍晚举行（当时敌机因技术水平差不敢夜航起降），一个师的红军部队和军校学员穿上新制的军装，通过在旧祠堂边临时搭起的检阅台，接受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随后军民组织了盛大的提灯游行。从留下的历史照片和当事者的回忆看，第一次参加阅兵式的毛泽东表情显得有些忧郁，因为此时召开的赣南会议，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正对他的一些正确主张进行指责，造成心情不愉快是可想而知的。

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检阅过奉命南下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359旅。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平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时毛泽东站在刚刚缴获的美制吉普上面，检阅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和警卫北平的第41军的“塔山英雄团”等部队，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乘车阅兵。

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因苏联人拍摄的彩色胶片随后在饭店因吸烟失火而不幸烧毁，如今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经常目睹的只是中国摄影师拍的那些黑白片。从这些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到广场上万众欢腾之时，毛泽东的表情却始终凝重，脸上很少出现笑容，此刻的心情按他自己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毛泽东后来解释：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当时在天安门参加检阅的英雄部队，也显现出“很落后，很穷”的情景。展现在广场上的装备是日制九七式“老头坦克”、150毫米“花炮”和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这些缴获的“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开不动的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

开国大典的这次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组织程序进行。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海军的一个方队由东北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选调人员编成；陆军各方队由步兵第199师、独立第207师第619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编成；空军的一个混合飞行梯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所辖的P-51型歼击机中队、蚊式轰炸机小队和PT-19型、L-5型教练机小队编成。受阅部队共万人。武器装备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地面、海上到空中，使陆、海、空三军浑然一体。

看到受阅部队装备陈旧，国家领导人心中自然蒙上一层阴影。不过据卫士长李银桥等人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很兴奋的，足足站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阅兵的最高潮，是新建的人民空军的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此前看着阅兵，人们只闻军乐奏响而屏息无声，此刻从广场和城楼上突然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欢呼声，毛泽东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因为从这一新军种的亮相看到了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又一次登上天安门，检阅了第二次国庆阅兵队伍。此时国内外形势严峻，尤其是朝鲜战局在半个月前的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恶化，炮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在国庆节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朝鲜领导人请求中国出兵救援的信。此时，因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气焰增高。国庆节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报告，破获了一起以国外特务准备在庆典时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并搜到1门解放前遗留下的旧迫击炮。

在过去革命战争中便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气慨的毛泽东，此时虽然日夜思考对策，却仍镇定自若。在上天安门前，他对周围的人说，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参加阅兵的部队只是换上了新军装和大沿帽，所携带的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杂式轻兵器。比较有特色的，是骑兵部队以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这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国庆阅兵式上发布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乘机进驻中国领土台湾的局势，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阅兵式后，首都人民40万人进行了盛大示威，历时3小时25分钟之久才全部从检阅台前通过。

这一天在城楼上，毛泽东虽然心情并不轻松，却还是面容镇定。结束了检阅后，他回到中南海颐年堂住所，便召开研究出兵朝鲜的会议，经过多少个彻夜不眠的讨论，终于在10月上旬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虽然存在美国对中国内地实施空袭的威胁，1951年和1952年国度节在天安门仍举行了阅兵，毛泽东都照例参加。

1951年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的高级军官。这次阅兵中还出现了民兵大队，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

在1952年国庆阅兵中，公安部队首次参阅，还有160辆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步兵方队。

1953年国庆阅兵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该次阅兵仪式上，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使用的是苏制“卡秋莎”火箭炮。

1954年国庆阅兵，是在全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部队编成和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受阅部队有军事学院方队，步兵学校方队，炮兵学校方队，工兵学校方队，坦克学校方队，水兵方队，航空学校方队，公安部队方队，野战军抽组的步兵师、摩托步兵团方队，内蒙古军区骑兵五师抽组的骑兵团方队，伞兵方队，高射炮和探照灯方队，炮兵师方队，三轮摩托车方队，航空兵梯队等共万人。

当天，刚刚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军兵种参加了检阅，受阅部队的武器结束了过去的不统一状态，全部上标准化、制式化的苏式装备。111架苏制战机组成了航空兵编队，也低空从广场上掠过。这一天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同站在左右的国外来宾——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朝鲜首相金日成谈话。这时，共和国正在凯歌中前进，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

1955年国庆阅兵时，刚刚授衔的官兵们穿着有军衔的新式服装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军容焕然一新。

1956年国庆阅兵在大雨中进行，受阅部队乘坐中国刚刚生产出来的解放牌汽车通过广场，精神振奋势气高昂，当时还有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观礼。

1957年阅兵时，中国新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通过了天安门。

1958年国庆受阅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事学院和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空军、海军等军事学校的将校学员。

1959年国庆10周年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次阅兵。这一年10月1日的阅兵规模比以往大，准备工作也比较早。当时，天安门广场已扩建一新，整个广场较5周年国庆时扩大了倍，达40万平方米。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

当天受阅的徒步方队有：军事学院、石家庄步兵学校等编组的院校方队，海军长山要塞区编组的水兵方队、北京军区3个野战军编组的步兵师方队。

当天受阅的车辆方队有：2个摩托化步兵方队，空军空降兵教导师组成的伞兵方队，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方队，空军高炮师、雷达探照灯团组成的100毫米高射炮和雷达探照灯方队，122毫米加农炮方队，130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方队，中型坦克、重型坦克和152毫米自行火炮方队，100毫米自行火炮方队。

当天的空军飞行梯队，由1个轰炸机师、4个歼击机师和高级航空兵学校抽组而成。

这次阅兵与5周年国庆阅兵相比，取消了骑兵、三轮摩托车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为24人，受阅总人数增加1/3。受阅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国产的，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空军受阅编队由5周年时的3机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由111架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到150米。

最令人兴奋的是，解放军带“五”字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克、歼五型歼击机等也纷纷亮相，而且基本都是中国自产。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装备的核武器及远程导弹。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中苏之间刚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激化。

当天，除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外，还有来自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60多个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阅兵时，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彩色纪录片中可以看出这位开国领袖虽偶有笑容却比较勉强。虽然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此前党内刚刚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和经济困难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中苏关系也趋向恶化。中国国防事业的常规装备虽有飞速进步，但在发展尖端武器方面却受到苏联的限制。在毛泽东身边的贵宾赫鲁晓夫，便嘲笑过中国庞大的民兵只是“一堆肉”，并利用核技术援助作为政治施压的工具。这一年6月间，苏联通知中国，在核武器技术援助方面“推迟两年”。在这次国庆节期间，中苏领导人会谈时又发生了激烈争吵。赫鲁晓夫为了报复，竟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翌年夏果然实施），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城楼上的毛泽东听到这话，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随后便同身边另一位外宾胡志明谈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定了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决心。他在党内便说明：“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1959年国庆阅兵是中国单纯的常规装备检阅的终结，向“两弹一星”的迈进更大步地得到展开。

1960年夏天，因“左”的方针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恶果显露出来，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全党共渡难关，毛泽东也决定带头不吃肉。在这种形势下，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说，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后来的政治动乱，又使阅兵制度在20多年间中断。

1966年“文革”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又出现在国庆通过天安门的队伍中，不过从严格意义讲只属于参加游行性质。这时行进的指战员手中拿着的是语录本，也没有严整的队列训练，只是在1969年国庆紧张的战备气氛中手持半自动步枪做了几个集体刺杀动作。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在紧张状态下中央临时决定取消了解放以后天安门国庆游行的惯例。此后毛泽东的身体状态也很不好，再也不能上天安门。
     35周年国庆大阅兵，展示改革开放后的国防新面貌 1984年35周年国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陆海空三军威武之师。

1984年10月1日，在共和国的第35个金秋，节日的北京也向世人展露出最华美的风姿。

大街小巷上，早已摆出的成千上万盆鲜花，姹紫嫣红，竞相开放，尽情地渲染着节日的喜庆。宽阔笔直的东西长安街上，鲜花和彩旗交相辉映，将人们的目光焦点引向了天安门广场。

北京的秋季，晴空万里。新近粉刷过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壮观雄伟，气势恢宏。城楼上，8盏大红宫灯显得格外醒目。城楼两侧，8面红旗迎风飘扬。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城楼红墙的正中央。

天安门广场上，14个大红宫灯气球并排高高飘起，气球下悬挂的14个金色大字分外醒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黎明时分，等待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6个方队早已依次排列在东长安街上。队伍整齐的如同刀切一般。

从四面八方汇集的群众队伍相继进入广场。巨大的人流在国庆指挥部的指挥下，秩序井然地进入指定的位置。在广场前部，10万名青年正利用他们手中的各色花束，轮番变幻出各种巨大的图案：时而是金色的国徽和1949～1984，转瞬之间，又被变成绿底白字的“祖国万岁”，或红底白字的“振兴中华”、绿底白字的“保卫和平”、红底黄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也已站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此外还有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在内的华侨代表和港澳台同胞代表、各国驻华外交官、在京的外国友人、帮助我国工作的专家以及前来参加中日友好联欢会的3,000多名日本青年，也被邀请到观礼台上。

人们都在静静等候着国庆盛典的开始。

这一天的上午9时30分左右，邓小平来到了天安门。他身着一件深灰色中山装，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进城楼休息室，他就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拱手祝贺节日，并同大家热烈握手。

9时40分，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越南老朋友黄文欢，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五彩缤纷的气球腾空而起。

上午10时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大会开始了！

1,200人组成的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国歌。28响礼炮震天动地。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心的旗杆上迎风招展。

这时，邓小平健步走下天安门城楼。一辆黑色红旗牌敞篷轿车，缓缓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停定在桥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挺立在这辆阅兵车上。

此次阅兵总指挥由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他乘坐检阅车迎上前去，向三军统帅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大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乐队奏起了阅兵曲。在阅兵总指挥的陪同下，邓小平乘阅兵车，缓缓向东面的阅兵方阵驶去。邓小平频频挥动右手，向列队的指战员们致意，安装在阅兵车上的扩音器不时传来他亲切的问候：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阅兵车所到之处的方队官兵，则齐声响亮回答：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

随着阅兵车从一个方队走到另一个方队，最高统帅与士兵之间这样的应答反复多次。

这大概是阅兵式中最动人的场面了。画面和声音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展现在亿万人的面前，使人们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邓小平与普通指战员之间真挚、朴素的感情。

一位40年前曾在大陆坚持反共立场、现居澳门的作家写道：“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军队的统帅首先向受检阅的官兵问好的。中外古今的阅兵礼，照例是受检阅的官兵高呼万岁的，从凯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沙皇到凯瑟琳，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华盛顿到罗斯福，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以及许多国家的阅兵礼，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已经成了惯例，而唯一的例外，是邓小平。他将慰问官兵的感情，渗杂在阅兵典礼中，堪称人类军事史上的创举。”

自1959年后，25年以来的首次大阅兵，不是一次普通的阅兵式，而是检阅改革开放6年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迈向现代化、正规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军队终于走上了正规化建设的道路。1980年底，邓小平决定搞一次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检验我军进行现代化防御战争的能力。他指示：“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上都要有，通过训练提高部队的实战水平。”

1981年9月13日至18日，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进行了一次方面军防御作战实兵演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空军及后勤、医务人员共11万多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多门，飞机285架，汽车1万多辆。

9月19日，参演部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邓小平在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发表了阅兵讲话。就在这次讲话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3年前的阅兵历历在目，3年前立下的誓言犹在耳畔。今天，盛况空前的建国35周年大阅兵，就是对几年来我军革命传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总检阅。

10时18分，邓小平检阅完毕后，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发表了重要的国庆讲话：

“35年来，我们不但结束了旧时代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了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应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面貌更焕然一新。在全国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蓬勃发展，其他的工作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同各国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文化经济关系，如同我们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

邓小平还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讲话，为中国现在和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10时33分，分列式开始了。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检阅开始进行。这是中国自1959年国庆阅兵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受阅部队这一天全部换上了新式军装。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高级将领们身上穿的还是旧式的确良军服。它毫不掩饰的表明我们的军队当时正处在变革的交替之中。

这次受阅部队1万余人，各种作战飞机117架，导弹189枚，装甲车205辆，火炮126门，火箭布雷车18辆，汽车2,216辆，组成46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42个，包括1个仪仗队，6个军事院校方队，5个徒步方队，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武装警察各1个方队，2个302反坦克导弹方队，7个炮兵方队，1个火箭布雷车方队，一个532轮式装甲输送车方队，2个63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方队，6个坦克方队，1个海军导弹方队，2个地空导弹方队，1个战略导弹方队，男女民兵各1个方队。

这次各种受阅武器装备共28种，全部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其中19种是新装备，具有现代水平，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

分列式开始后，行进在最前面的是由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他们护卫着八一军旗，率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紧随仪仗队之后，是6个军事院校的方队。它们分别由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年轻学员们组成。这些未来的将军们走在受阅部队的前列，本身就是中国军队素质的象征。

在军事院校方队之后，是5个步兵方队。当他们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行至天安门前时，由肩枪齐步走变为端枪正步走。醒目的雪白手套，衬托出动作的整齐划一，无论是横看，纵看，斜看都是一条线。中国一直是传统陆军大国，步兵不仅有着辉煌的战功，而且今后仍将是国防的中坚力量。

水兵方队走过来了，这是由北海舰队组成的队伍。魁梧英俊的水兵身着白上衣，蓝裤子，手握冲锋枪，踏着威武雄壮的正步通过天安门，展现了共和国海军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头戴绿钢盔、身着伞兵服的空降兵方队来到了天安门前。这是一支英勇的部队，其前身是第二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并曾在朝鲜战场威慑敌胆，震惊中外。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需要，这支部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空降军。空降兵是一个现代化的兵种，在未来不分前后方的现代立体化战争中，将担负格外重要的使命。

伴随着清脆、嘹亮的口号声，女卫生兵方队走了过来。姑娘们身着绿色上衣、蓝色裙子，脚下的皮靴拍打着地面，踏出一声声震慑心魄的足音。“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全国解放以来的历次阅兵中，女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阅兵序列中。

紧接着，人民武装警察方队，男、女民兵方队相继通过天安门。徒步方队之后，反坦克导弹、炮兵、火箭布雷车、步兵战车、装甲运送车、坦克、自行火炮、地空导弹、反舰导弹、潜地导弹、岸防导弹、战略导弹等摩托化、机械化方队接踵而来。

开在最前面的是在反坦克导弹方队，由16辆反坦克导弹车组成，每辆车上装载着3枚反坦克导弹。

紧随其后是两个火箭炮方队，前一个方队由40管的122毫米自行火箭炮组成，后一个方队由30管的130毫米自行火箭炮组成。

接下来是火炮方队，由新型122毫米榴弹炮和130毫米加农炮组成，共32门火炮，均以国产大型汽车牵引。

火箭布雷车方队紧随其后开了过来。它们由16辆火箭布雷车组成，每辆车装载8枚火箭布雷弹。

随后进入广场的是步兵战斗车和装甲输送车方队。开在最前面的是1个轮式装甲输送车方队，后面是3个履带装甲输送车方队。在第2、第3个装甲输送车方队中，每辆车的最后两名战士，每人肩扛一具导弹发射筒。

接着是由108辆坦克组成的6个坦克方队。前4个方队共84辆坦克，一律为草绿色，后2个方队的坦克涂有土黄色和草绿色迷彩，显然是为南方、北方不同地貌所着的隐蔽色。

随后是装甲自行火炮方队，由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箭炮和自行加农榴弹炮各16门组成。

紧接着开过来的是海军导弹方队。第1排车上装载着4枚舰舰导弹，第2排车上装载着4枚潜艇水下发射的潜地导弹，第3排车上装载着4枚岸防导弹。这些本以水面、水下舰艇为载体的导弹，为了展示的需要，而被暂时搭载在了汽车上。

接着是空军导弹方队，32枚地空导弹车排成整齐的8个排面通过广场，欣长神勇的弹身直指苍穹，随时准备歼灭任何侵犯领空之敌。

在空军防空导弹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空中检阅也同时开始了。

广场上空800米处，领队长机和8架护卫机飞临上空。领队长机是1架轰6飞机，8架歼教5型飞机分列两旁并拉出绚丽的彩烟，在向祖国人民表达着美好祝愿。由18架轰6型飞机组成的空中第2梯队紧随其后，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在空军第1、第2梯队受阅的同时，战略导弹方队的9辆巨型黄河牵引车，载着庞大的战略导弹通过天安门前。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首次公开亮相，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在战略导弹接受检阅的过程中，空中第3梯队的32架强5型飞机分编为4个中队，低空掠过天安门上空。接着，第4梯队的32架歼7型飞机，编为5个中队，在战略导弹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同时，呼啸着飞越天安门上空，向人们展现着中国强大的空军阵容。

此时，北京周围各机场和受阅航线上云低雾浓，能见度只有100多米，参加受阅的又都是各型高速喷气式飞机，且编队大、距离小，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苦练，技艺精湛的空军飞行员们，准确安全地完成了受阅任务。

值得自豪的是，今天所有接受检阅的武器装备全部都是中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35年前开国大典阅兵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多为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各国制造的都有，被称为“八国联军”。国庆5周年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虽已较为整齐，但却基本上是苏式的。国庆10周年时，受阅的武器装备已基本国产化，但仍有少量苏式装备。今天，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不仅全部是国产，而且种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标志着我军在现代化进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一个个摩托化、机械化方队的车轮碾压着天安门前的花岗岩路面，发出震人心魄的轰鸣声。人们在振奋之余还惊喜地发现，某些过去保密的先进武器装备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仪式上，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战略导弹方队正通过天安门广场。

其实，早在国庆节之前，秘密武器参加阅兵的消息就已传出。每逢天安门前进行阅兵彩排时，就有外国武官来到东单街头乱转，希望能够提前看到甚至就近观察。当时，在北京外交圈内，还流传着苏联官员受到路障旁守卫导弹的士兵的盘问，想装成英国人蒙混过关的笑话。今天，性急的外国武官们终于如愿以偿。

一队队新式武器第一次脱去神秘的面纱，公开展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的阵容。但人们可曾想到，为了这一天，共和国走过了一段何等艰难的历程，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在几亿人吃不饱肚子的困难情况下，中共中央硬是顶住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压力，毅然决定让耗资巨大的核尖端项目的研制工作继续下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有专家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家目标的追求上，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到求强（军事强大），到求富（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正是看到了军事强大是政治独立的保障，所以才有了当年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所表达的“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能佩服第一代领导核心决策的英明。如果不是当年咬紧牙关拥有了核威慑手段，中国又那能有今天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

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目的，仅仅是防御性的。但是，当年由于受中苏关系和世界形势紧张的影响，中国从50年代后期就一直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中国的积极备战以及对于核大战的无畏态度，竟被世界误认为是“好斗的势力”。

70年代末，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他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及时地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长期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尽管如此，他也深谙手握武器才能保卫和平的道理。

早在60年代，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就大力支持国家搞尖端武器的攻关。他鼓励从事核科研工作的专家们：“方针、政策已经决定了，就靠你们去执行了。你们大胆地去干吧，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由我们担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初衷不改。198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近期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问题》的通知，要求从实际出发，贯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原则，在近期内首先发展陆军主要短缺的武器装备，同时尽力完善、改进战略核武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陆海空军终于有了相当数量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拥有了足以保卫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国防力量。

今天，阅兵式上新式武器的亮相，并没有给人留下“好斗公鸡”的印象。因为中国多年来为谋求和平所作的真诚努力，已经化解了各种误解，使世界舆论终于对中国有了新的评价：

“中国不是侵略性的国家。这个巨大的国家安分守己，它是容易满足的，防御性的，但也始终准备抵抗任何侵略者并给以进攻性的打击：1962年对印度，1979年对越南。”

“中国作为第三大国的崛起，使世界和平更加稳定，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缩小了。”

“邓小平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是不容怀疑的，世界和平的曙光正在东方冉冉升起。”

如果说，25年前的历次阅兵具有备战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加紧经济建设的今天，邓小平要求此次阅兵展示“新一点、精一点、好一点”的武器装备，则是想告诉世界：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

10时50分，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在欢快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开始了。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万人组成的仪仗队，簇拥着国旗、国徽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塑像以及体现前进目标、时代精神、民族信心的各种横幅、彩车，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仪仗队之后，是在“联产承包好”横幅引导下的农民队伍。他们有的吹着唢呐，有的敲着太平鼓，有的在跑旱船，有的在耍中幡，一派喜气洋洋。不少农民还穿着笔挺的西服，展示出他们刚刚获得的富裕。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农民也因此最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惠和成果。60年代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正是靠着“包产到户”挽救了濒于崩溃的中国经济，使新中国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尽管这一政策在其后的十几年中受到批判，但事实却证明它是激发8亿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出路。

1980年9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1980年第75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村形势迅速发展，为其后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夺取政权时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再次成功地运用到了今天的经济改革上来。

今天，农业大军作为游行的前导方队，这不仅象征着中国是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而且象征着农业战线首先开创了改革的新局面。望着这支队伍，邓小平高兴地对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农业队伍。”

西哈努克禁不住夸赞道：“中国的农业搞得好，是因为阁下领导和中国的政策好。”

邓小平笑着说道：“标语上写得很清楚，是因为政策好。”

农业大军过后，接着是工业、科教队伍。

在大学生方队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在行至天安门前时，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

顿时，从城楼上到观礼台上，从广场上到电视机前，无数双眼睛都发现了这个特殊的镜头。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按动快门，抢下了这一珍贵镜头。

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看到这个横幅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平您好”这4个字，如同一阵清风，一扫过去“拥护”、“万岁”的高调，最真实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敬意。人们在公开场合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正是这种平等的称呼，才真正体现出普通知识分子与最高领袖之间心灵上的相通。

国庆节前夕，北大28楼宿舍里，生物系81级的学生栾晓峰、常生、于宏实、郭庆滨、杜杰等聚在一间寝室里，兴奋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游行。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有人倡议说：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使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平同志给我们带来了校园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我们写一个横幅，来表达一下大家对小平同志的崇敬和拥戴之情吧！

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同学们找来了一块白床单，没有大笔，就用一小团布沾着墨来写。大家原准备写“小平同志您好”6个大字，却因床单长度不够，最后只好去掉了“同志”二字。但写好后大家一看，认为这样反而效果更好，显得更加简洁、醒目和亲切。

第二天，他们怕横幅被领导发现不许带，就将它夹藏在花束中，带进了游行队伍。当他们接近金水桥时，突然把“小平您好”的横幅展开并高高举起。游行队伍立刻沸腾了，同学们都驻足不前，面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时，有人喊道：“小平同志看见我们啦！”果然，小平同志真的在向他们频频招手呢。方队中的每一个大学生都激动得欢呼、跳跃起来。

当天，新华社就此事作了报道。

两天后，《人民日报》也作了报道。

北大校园里，未能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当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后，一个个激动万分，奔走相告。一时间，“小平您好”横幅成了未名湖畔的中心话题。

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刘能源，10月2日晚也特意赶到宿舍祝贺他们：“你们的行动，道出了全国大学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

当然，对于这件事，一些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事先游行指挥部一再强调不准带任何私人物品参加游行，特别不准带文字的东西。幸好当时打出的是“小平您好”，成为一件好事；若是打出别的什么口号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学生做得不错，其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反映出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摄影师把这个动人的场面摄入了镜头，留下了永恒的记录。这个闪光的瞬间，将永远留在北大学生、中国学生的历史上。

人们热爱拥戴邓小平，是因为当时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

美国《时代》周刊从1927年开始，每年评选一位对当年世界事务最有影响的新闻人物。到1985年为止，只有9个人物曾两次被评为新闻人物，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分别是1978年度和1985年度。

《时代》周刊年终挑选封面人物，是每年的一件重大事情。由于参加挑选意见者是该杂志的编辑、记者与驻各地的特派员，竞争相当激烈。董鼎山在1986年1月1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记述了邓小平第二次中选《时代》封面人物的经过：

1985年度的选择早已于11月间开始。先是四五个高级编辑（副总编辑级以上者）随便闲谈，讨论《时代》各地记者与工作人员的非正式票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得到最多。由于南非的骚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黑人主教图图以及关在牢内的黑人革命领袖曼德拉的名字也有人提及。里根总统的提名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并未引起《时代》各高级编辑的热心支持，原因不少。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人物，但是他在日内瓦与里根的会谈，并没有在核子裁军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此外，他不过是苏联的传统性领袖，并没有什么特色。

就在这个时候，在《时代》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这时，恰逢《时代》的首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编辑会议请他发表意见。邓肯举出下列几个理由，表明他推荐邓小平为1985年度《时代》封面人物的立场：

一、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深受人民欢迎。世界1/4人员的生活将受影响。

二、世界1/4人员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三、中共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四、这个转变，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这样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尚在犹豫不决、疑惑不定的几个高级编辑说服了。他们投票一致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度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最后一关是要通过《时代》的太上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此职位原属已故创刊人鲁斯）。葛仑瓦德问了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答：中国一般人民都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答：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

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代表团于10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谈过。显然他自己也获得了深刻印象，用不着编辑们用大力来说服他。

“好吧，就用邓小平吧。”他作了决定。

在《时代》周刊1986年第1期（1月6日）上，发表了“封面新闻”介绍邓小平，并刊登出编辑部文章，说明评选的考虑。该刊说，参加评选的编辑们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倡导的改革在改变历史进程方面要超过1985年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邓小平倡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改革成功，将在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和不可估量的后果。邓小平实行的改革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隔短短几年再次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难以相信。在改变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得上邓小平。
     50年大庆阅兵，是半世纪以来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战胜了重重困难，经受住无数考验，夺取了一个个胜利，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由弱小变为强大，转眼间迎来了建国50周年的华诞。

回头看看，才知道中国的路走出了多远。江泽民说，这次庆典是检验我们成就和力量的庄严典礼。国庆大典，给了人们回顾和反思的契机，中国用了半个世纪，走过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的路程。今天，中国的份量，中国的国力，中国的前景，任何人都不能等闲视之。

为迎接建国50周年庆典，从1998年11月3日开始，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及城楼进行了长达237天的大整修。这是建国以来，天安门广场的第4次大规模“整容”。

整修工程之一，是彻底更换天安门广场的地面。

1958年为迎接共和国10年大庆，曾使用3万多平方米的花岗岩石材，铺成了宽80米、长390米的游行大道。共和国因当时财力有限，只能将有限的资金首先解决阅兵道路，整个广场只铺盖了水泥方砖。

水泥方砖的更换周期为20年，花岗岩地面使用期则长达50年。今日的国力与4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为此，北京市决定不再对广场水泥方砖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借50年大典的东风，将广场原有的水泥方砖，全部换铺成花岗岩方砖。

天安门广场地面所用花岗岩方砖，每块长1米，宽50厘米，厚15厘米，而原有的水泥方砖为50×50厘米，因此地面换装后，将显得更有整体性。这次施工还在花岗岩方砖下垫了15厘米的混凝土层，使广场地面更加平整和坚固，即使是坦克从上面驶过，也不会对广场地面有任何损伤。

更换广场地面的工程由北京城建集团承担，而他们也在施工中创造了施工精度的奇迹。整个广场地面铺石面积为万平方米，但当铺到最后一块花岗岩方砖时，剩下的尺寸是×厘米，恰好是一块方砖的位置。为此，项目经理韩滨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要争取鲁班奖！”

当记者问起如何能将万平方米的地面铺装误差，神奇般地控制在1毫米之内时，韩滨介绍了他们的绝招：先找到广场北端的中心点，即甬道中点，再向两侧辐射铺展，用一个巨大的方格网将整修广场覆盖，每个方格边长为5米，然后按照排砖图排下第1块砖，它就是这个小范围内的基准砖，“按照这种排法，广场上任何一个位置的误差都在1毫米之内。”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们的施工质量检查方法：赤脚踩在地面上，感觉铺砖平整度。国江生是这次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的质量监察员。他告诉记者，光着脚用脚心感觉地面平整度非常敏感，一般很细微的凸凹处都能被发现。

建国后的50年中，天安门广场曾经历过4次改造，干了一辈子市改工程的国江生老人，4次改造工程全部参加了。他说，过去施工都是一锤一斧地干，每天最多只能铺30平方米左右，现在全部半机械化了，施工进度就自然就快得多了，铺装质量当然也强多了。另外，过去石条之间是用水泥勾缝，夏天冬天因热胀冷缩而极易产生裂缝，而现在采用沙子勾缝，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新铺过后的广场地面上，还多了一个个厚玻璃遮盖的小方块。这是特为广场埋设的地灯。夜晚，若将这些地灯点亮，再配上广场周围竖立的64根华灯和重新恢复的广场四角的4根高杆灯，整个广场就会变成灯光的海洋。

整修工程之二，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整容”。

竣工已有40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只在1991年3月进行过局部修缮，整个基座和碑身都已暗痕斑驳。因此决定对纪念碑进行首次彻底清洗，使其旧貌换新颜，再现始建之初的英姿。

清洗工作前，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还专门召开了论证会，请来了古建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一同进行了多次分析研究。最后确定，根据碑体的不同部位和石材质地，采用不同的清洗材料。

清洗工程中最难的部分是纪念碑的大理石雕花基座，40年来累积的雨水锈蚀极难清除。为彻底清除这些“陈年老垢”，工人们先刷上一层酸性清洗剂，再盖上一层纸闷敷半小时左右，然后再用清水冲上十几遍。使用这种方法，每个工人每天只能清洗1平方米的面积。

而汉白玉的栏杆和浮雕，则绝对不允许使用药液，只能用清水一点点、一遍遍地清洗。至于纪念碑上的镏金大字，工人们则是用棉花醮着特制的药液轻轻擦拭出来的。

整个工程完成后，一座如同刚刚建成的崭新的人民纪念碑，神奇般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整修工程之三，广场增设绿地。

据天安门广场管理委员会介绍，为了倡导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次整修天安门广场，特意在东西两侧的中心位置分别各增设了1块南北长160米、东西宽30米的绿地。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外，也分别增加了两块莲花池。夏季一到，朵朵盛开的荷花竞相开放，为整座广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和风拂过，游人还能闻到丝丝沁人心脾的花香。

虽然广场上新开的两块绿地减少了每年“两会”期间的停车面积，但毕竟召开“两会”的时间较短，天安门广场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供游人游玩的地方。新辟的几块绿地使得整个广场更加美丽，内容也更加丰富了。

除了广场中心绿化外，在天安门广场南端——正阳门与箭楼中间，也开辟了一块巨大的绿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公共汽车站停车场，此处不但因乘客多而显得混乱，而且每天近百次的公共汽车绕着古老的箭楼建筑穿行，也给这座重要文物带来了极大的污染性损毁。因此，这块巨大绿地的开辟，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另外，为了维护广场卫生和增强游人的环保意识，这次整修还在广场摆放了标有“废品”和“可回收物”字样的垃圾筒，以便游人分类丢放垃圾物品。

而广场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的树根处，也被加盖了铁格子护栏。这一措施既可防止因土壤被行人踩实而影响树木生长，又可阻止暴雨直接冲刷树木基部土壤而造成水土流失，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防扬尘作用。

为方便游人，这次整修还特意在广场东西两侧的人行道边，增添了不少透明式电话亭。这样，因没带手机而急需打电话的游人，就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因找不到公用电话而犯愁了。

当然，整修天安门广场，为天安门城楼“整容”是必不可少的。据介绍，这次城楼改造包括粉刷城楼及两侧的红墙和东西观礼台处的红墙，粉刷总面积达万平方米；更换城楼内的电梯；改造70年代初在城楼上安装的避雷设施；对城楼及城台上的部分结构进行维修，对城楼上70年代初安装并一直使用的电源设备进行改造；改造城楼内的消防安全设施；更换城楼前后廊、前后通道的护栏；整修天安门城墙正面的两条大标语；天安门城楼的每块黄色琉璃瓦进行擦洗等。

在此次维修中，还重新制作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宫灯，更换了城楼上的勾边灯，改进了城楼的照明系统。

与此同时，也没有忘记天安门城楼的周边建筑。建于50年代的观礼台排污系统进行了改造，对观礼台室内的墙壁进行了喷涂，门窗进行了油饰。对天安门后的东、西朝房进行了重新粉刷和油饰，并把过去紧邻主道两旁的工艺店铺和餐饮市场进行了拆除。

整修后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如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一样，将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迎接共和国50周年庆典。

公元1999年10月1日，雨后的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修缮一新的城楼金碧辉煌，高悬檐间的国徽金光闪闪，城楼红墙上悬挂着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彩色巨幅画像。城楼廊柱间的8个大红宫灯和城楼两侧迎风招展的8面红旗，更增添了无尽的节日气氛。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画像。两侧是红底白字的巨大标语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

34个大红灯笼造型的气球飘浮在广场上空。2个直径7米的巨大气球，分别悬挂着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篮，象征着今日中国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其余的32个气球分布在广场四周，象征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广场上彩旗林立，随风飘展，增添了节日的喜庆。10万名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手持花束，在广场上组成红底黄字的巨大的“国庆”字样图案。

一道壮观的绿色长城，沿天安门侧畔绵亘向东，一眼望不到头。排列在长街之上的陆海空军、人民武装警察、预备役和民兵的17个徒步方阵、25个战车方阵，似挺立的峰峦，如坚固的城垛，巍然屹立。此刻，132架战鹰编成10个空中梯队，也已分别在华北7个机场待命起飞。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前的廊柱上悬挂着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距1999年12月20日还有80天。”

从金水桥至天安门城楼已铺设了红地毯。纪念碑到国旗杆之间，也被一条宽10米的红地毯连接了起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地区的首都50万军民翘首以待，期盼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共和国在走过50年历程之后，天安门城楼首次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检阅台。

上午9时58分，在军乐队奏响的欢快迎宾乐曲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尉键行、李岚清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庆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主持。

10点整，主持人宣布：“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

随着50响惊天动地的礼炮轰鸣，人们的目光齐聚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名年轻的国旗手肩扛国旗，在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的护卫下，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平台出发，通过天安门中轴线，向国旗基座走来。

平日，国旗护卫队都是从天安门城楼出发，由北向南，走向旗杆。今天，行进方向自南向北，并特意铺了10米宽、240米长的红地毯，把国旗护卫方队从纪念碑引向升旗区。

200名官兵组成的整齐方阵，簇拥着一面五星红旗，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来，从纪念碑上镌刻的无名英雄和死难烈士身边走来。他们的神情是何等严肃，他们的脚步是如此铿锵有力，仿佛他们就是往日战火硝烟中的幸存者，从无数倒下的战友手中接过这面旗帜。在场数十万人的目光追随着这面火红的旗帜移动，直到升旗手把国旗在空中奋力一展，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10时15分。天安门广场万众屏息，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天安门前。

一辆红旗敞篷轿车，缓缓驶出天安门城洞、驶过金水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站立在敞篷车的正中央。

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上将军姿严整，向江泽民主席行军礼并大声报告：“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在阅兵总指挥的陪同下，江主席乘检阅车驶上东长安街，向受阅方阵驶去。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

望着渐渐远去的检阅车，人们不禁想到，这是多么相似而又多么难忘的情景啊！

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号召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解放全中国！他向世界讲过自己富国强兵的梦想。

15年前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站在这里阅兵。他放眼世界风云，要求这支军队迈向正规化和现代化；并于次年宣布，裁军百万，使这支军队走上精兵、高效之路。

今天，江泽民又站在这里，号令三军向新世纪迈进！

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10年间，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建军思想，并根据新形势提出我军建设的总要求，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实行军事斗争、军队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制定了军队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了巨大进步。世纪之交，解放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庄严检阅，必将激励人民军队更加意气风发地向新世纪迈进。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江主席洪亮的声音在长安街上空响起。这句句问候如和煦春风，温暖着三军将士的心。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如惊雷回荡，似山呼海应。万人组成的受阅队伍，此起彼伏地发出响亮的呼喊，表达着对这位首次国庆阅兵的军队最高统帅的敬意。

检阅完毕，江泽民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检阅我们成就和力量的庄严典礼。江泽民主席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了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和世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泽民说，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

江泽民强调，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江泽民讲话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广场上图案也迅速变换，呈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绚丽场景。

10时36分，阅兵分列式开始了。17个徒步方队、25个车辆方队、10个空中梯队将由东向西，依次从天安门前通过。

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组成的仪仗方队（又称护旗方队）。156双军靴合力地敲击着大地，156支钢枪闪烁着坚毅和威严。当三军仪仗队以威武严整的军容军姿，护卫着八一军旗正步通过天安门时，脚下的灰色大道顷刻间被染成了绿、白、蓝三色。

解放军仪仗大队自1952年组建以来，不仅出色地完成了2,000多次国家和军队的仪仗司礼任务，部队全面建设也取得了突出成绩。1992年3月2日，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中央军委授予仪仗大队“军旅标兵”荣誉称号。1997年7月1日零点，他们在香港升起了庄严的五星红旗。

紧随其后的是国防大学方队。国防大学是一所集中体现中国军队特色的合同指挥大学，是中国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将军的摇篮。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三八作风”，成为这所学校的校训、校风；邓小平亲笔为这所学校题写校名；江泽民10多次亲临该校视察。国防大学坚持以创新精神办学治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级军事人才。

由石家庄陆军学院组成的陆军院校方队走了过来。该院创建于1937年，前身为晋察冀抗日军政干校。60余年间，为中国军队培养输送了14万余名军政兼优的陆军指挥军官，先后有80多个国家首脑、军队将领到该院参观访问。

绿色陆军院校方队过后，雪白的海军院校方队进入了阅兵区。该方阵由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成。该校是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建校50年来，为海军培养输送了3万多名军政指挥军官，造就了100多位将军，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

随后是上绿下蓝军装的空军院校方队，由空军指挥学院负责组建。该院1958年组建，40多年来为空军部队培养了2万多名中级以上指挥军官，其中有100多位将军。近年来，他们着眼未来，在培训体制、组训方式、教学体系上进行了全方位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接下来是两个集团军步兵方队。两支部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其卓越的战功。今天，他们代表陆军步兵官兵，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不论哪一支队伍，不论你横看、竖看、斜看，每一个排面都整齐如一人；头线、胸线、臂线、脚线都笔直如刀削。一看就知道是支久经训练、纪律严明的“王牌军”。

接下来是两个海军方阵。走在前面的水兵方队，全部由海军潜艇学院学员组成。他们曾于1959年、1984年两度参加国庆首都阅兵，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检阅。紧随其后的是身着花蓝色海洋迷彩服的年轻的海军陆战队方队。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这是一支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19年来，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能力不断提高，出色完成了许多特殊使命和急难险重任务。

接下来是2个空军方阵。走在前面的是头戴蓝色头盔的空军飞行员方队，由空军某飞行学院学员组成。该院是空军第一所飞行院校，50年来，从这个学院走出6万多名飞行学员和100多位将军，先后培养出“学雷锋标兵”朱伯儒、“抗洪英雄”高建成等英模人物。

紧随其后的是身着花白色城市迷彩服、由空降兵某军组建的空降兵方队。该军是一支作风顽强、所向披靡的英雄部队。特级英雄黄继光、上甘岭特功8连代表着他们辉煌的过去；和平时期，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特别是在1998年长江抗洪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随后是佩红十字臂章的女兵方队，由白求恩军医学院学员组成的。这个学院前身是著名的白求恩学校。在国庆35周年首都阅兵盛典上，这支女兵方队首次亮相，便圆满地完成受阅任务，受到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通令嘉奖。

接下来是2个武装警察部队方队。走在前面的是武警警卫方队，紧随其后的是头戴橄榄绿头盔的特警方队。武警部队是中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武警部队自组建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参加抢险救灾、支援祖国经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武警警卫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组成，平时担负着首都各类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任务。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的武警部队特警方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

随后进入检阅区的是身着灰绿色制服的预备役部队方阵，由北京陆军预备役某师组建。预备役是为战时实施快速动员组建的部队，平时寓军于民，战时转为现役部队，是中国国防力量的一支新军。预备役部队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预备役部队的风采。

由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民兵组成的男民兵方队走过来了。首钢民兵有着光荣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建国以来，他们曾先后6次参加了国庆首都阅兵，多次完成迎送外宾、军事汇报表演等项任务，为首都民兵和全国民兵增添了光彩。

走在最后面的一支徒步方队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头戴红色贝雷帽，身着大红色的翻领纯毛西式套裙服，白衬衣、红领带、白腰带，黑色的长筒高腰皮靴，每人右臂上都佩带着“中国女民兵”的臂章。她们像一片红色的巨浪，在激流中翻腾。

女民兵方队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在北京享有“首都民兵之花”的美誉。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中，她们有着辉煌夺目的历史，曾先后12次参加国庆盛典等重大礼仪活动，接受过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检阅和接见。

红色巨浪之后，是锐不可当的钢铁洪流。

17个徒步方阵刚刚通过，坦克的隆隆声便从天安门东边传来。25个机械化方队正准备接受检阅。

坦克方队一马当先。第1坦克方队由北京军区某装甲团的中型坦克组成。该团在全军军事大比武、邢台抗震救灾、华北军事演习中都有出色表现，还多次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位”。

第2坦克方队由济南军区某装甲团组成。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辉煌业绩的部队。在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所属1营和1连分别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坦克营”和“英雄坦克连”荣誉称号。该方队驾驶的坦克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新型主战坦克。

第3坦克方队为新型主战坦克混编方队，由北京军区某装甲团组成。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时，这支部队曾驾驶着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代主战坦克，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检阅。今天，他们又驾驶着中国军队两种新型的坦克，展示了中国军队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这个团还是装甲部队中的一支迎外部队，先后接待了195个国家和地区、6,900多人次的参观访问，以过硬的军事素质展示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随后是3个战车方队。履带式步战车方队由北京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团组成。这是一支在平江起义中诞生的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先后经历了井冈山斗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从这个团队走出了170多位高级将领。

履带式装甲输送车方队由北京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团组成。这是一支满载历史荣誉的部队，红军时期曾参加过4次井冈山反“围剿”，解放战争中曾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的战斗中立下不朽功勋。1950年首批入朝参战，屡建奇功，“万岁军”威名传遍朝鲜战场，是一支令入朝美军谈虎色变的钢铁部队。

轮式装甲车方队由济南军区某团组成，这个团的前身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北伐中被誉为“铁军”，曾参加南昌起义、井冈山反“围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打到海南，立下了赫赫战功。70多年来，从团队走出了170多位高级将领。

紧接着，反坦克导弹方队、履带式122自行榴弹炮方队、履带式120自行滑膛炮方队、履带式152自行加榴炮方队、履带式122自行火箭炮方队、履带式4管25自行高炮方队、轮式122自行火箭炮方队、155牵引加榴炮方队、双35牵引高炮方队、野战防空导弹方队等依次通过天安门主席台。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钢铁方阵的开进，观礼台上爆发出阵阵热热掌声，人们惊喜地看到，今年阅兵式上展示的几乎都是首次亮相的新装备。

在欢快的《人民海军向前进》旋律中，海军方阵开了过来。海军的3个导弹方队由国产新型舰空导弹、两种新型舰舰导弹组成。载有蓝白相间的海军导弹的出现，它给广场带来大海的清新。这类导弹细长而小巧玲珑，是90年代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具有低空反导弹能力的舰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它们的首次亮相，向世人揭开了我海军新型舰载武器的面纱，宣告人民海军装备已经跨入了高科技、信息化、电子化的新时代，拥有了空中、海上、水下全方位打击能力。

半个世纪波澜壮阔，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新的跨越。海军装备技术已发展到以核潜艇、常规潜艇、大中型导弹舰艇和海上专用飞机为主；作战武器已发展到以火箭、导弹为主。驰骋在万里海疆上的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艇都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

目前，中国海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由水面舰艇兵、潜艇兵、航空兵、陆战兵和岸防兵五大兵种组成，形成了海、陆、空、潜、岸基、海基相结合的海上综合防卫作战体系，作战能力大大提高。自1985年以来，海军先后12次派出舰艇编队出访16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随后是两个空军地空导弹方阵。16台白色导弹发射车，16台深绿色一车四箭新型导弹发射车的先后出现，引来观礼台上一片惊叹。这些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防空武器，与航空兵部队共同构成了保卫共和国领空的立体防线。

中高空地空导弹方阵由空军地空导弹兵某师组成。该师组建于1959年，组建当年就击落1架侵犯我领空的RB－57D高空侦察机，以后又击落3架U－2高空侦察机。中远程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地空导弹兵某师组建。该师是应急作战部队，他们研究高新技术条件下防空作战的战法，培养出一大批能驾驭新装备的专家型军官。

在激越的《火箭部队进行曲》中，中国武库中最具威慑力的现代化装备终于揭开了面纱，中国战略导弹方队登场了。走在前面的是两个常规地对地导弹方阵，紧随其后是中程、远程地地核导弹的两个方队。1984年10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首次露面便震撼了世界。15年过后，历经高新技术打磨锤炼，中华长剑更加锋利！

在今天的国庆阅兵中，人们惊喜地发现：中国新一代战略核导弹的个头变小了。战略核导弹由大到小的变化，显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和质量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在国庆阅兵现场，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指挥员告诉记者，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发展成“掌心天外揽一手，挟雷射天弹指间”的现代化军队。不管是在深山丛林，还是在大漠戈壁，发射车拉着导弹可以在简易道路上跑，停在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上支起架子就可以打；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都能以比过去快几倍的速度完成发射。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壮大，中国已形成核导弹与常规导弹兼备，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多种型号配套的武器系列，具备了全方位、全天候的战略核反击作战能力和对各种重要目标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新型核导弹装备部队，标志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是中国强大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打破核垄断、核讹诈，遏制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强后盾。

随着受阅部队一批批通过，广场上的组字背景也不断变换出长城、和平鸽等图案和“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等字样。这5句话是新时期江泽民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新要求。

面对人民军队的新阵容，天安门城楼上的杨成武老将军感慨万千：“我们的军队发展变化真是大啊！”作为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部队的副总指挥，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受阅部队的几个数字：海军只有2个排，空军只有17架飞机，在受阅的16,400名官兵中，技术兵仅占总数的3%。全军500余万部队，绝大多数是步兵。

在空军防空导弹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空中检阅也同时开始了。参加今天空中受阅的各种战机132架,10个飞行梯队首次由三军航空兵联合组成。

“飞过来了！”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人们的目光齐聚天安门上空。由1,000余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奏响了《中国空军进行曲》。首先飞过来的是飞行编队的领队梯队，它实际上就是今天大阅兵式上的蓝天“仪仗队”。

领队机梯队由1架轰炸机和8架歼击机编成九机楔队。梯队长机是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师长高艾平，护卫机由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担任。8架红白相间的战鹰英姿飒爽，以刀裁斧切般的铁阵，威武地护卫着巨大的轰炸机，飞过天安门上空，呼啸般的航迹将一硕大的“人”字镶嵌在天幕上。“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吴国辉以右长机的位置飞在最前列。15年前的今天，他与队友们一起飞过天安门上空。今天，他又率领这支蓝天“仪仗队”，第二次接受了共和国的检阅。

紧随其后的是有着“空中力神”称号的轰炸机梯队。18架轰炸机编成6个三机楔队，依次飞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受阅的是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和海军航空兵某团。轰炸航空兵某师曾出色地完成了首次空投原子弹、氢弹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重大任务。

接下来是加受油机梯队。2架加油机和4架歼击机编成2个三机楔队，在天安门上空表演了空中加油。参加受阅的是空军歼击航空兵某师和加油机团。歼击航空兵某师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曾击落击伤敌机9架，涌现出“空中英雄”刘维敏、“空中骁将”岳崇新等英模。加受油机列装部队，标志着中国空军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随后呼啸而来的是歼击轰炸机梯队，6架新型的作战飞机编成箭形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受阅的是海军航空兵某师。他们今天驾驶的飞机，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集歼击、轰炸于一身的全天候作战飞机，素有“空中飞豹”、“民族之鹰”之美誉。

接着是有着“空中坦克”称号的强击机梯队，由12架强击机编成3个四机楔队，低空掠过天安门上空。强击机腹部有装甲，采用低空飞行对地面之敌实施攻击，是敌地面部队的克星。参加受阅的是空军某强击航空兵师。该师曾驾驶强击机执行过重大科研试验任务。

之后是歼击机梯队，由20架不同型号的歼击机编成。参加受阅的部队分别来自空军2个歼击航空兵师。他们都是具有辉煌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曾击落击伤敌机70多架。

接下来飞过的是被空军官兵称之为“空中美男”的新型歼击机梯队，由24架新型歼击战机编成。参加受阅的部队来自空军2个歼击航空兵师。其中一个航空兵师是空军第一支航空作战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90多架的辉煌战绩，张积慧、李永泰、李汉等著名战斗英雄都出自这个部队。另一个师也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再往后是空中“魔鬼”新型战斗机梯队，由12架战机编成。参加受阅的是空军歼击航空兵某师。该师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涌现出赵宝桐、王海、孙生禄、刘玉堤等战斗英雄和“王海大队”、“英雄中队”等模范战斗集体，是战斗英雄最多的航空兵师。新的历史时期，该师战斗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1993年，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中央军委为该师记集体一等功。

最后飞过的是首次参加大阅兵的陆军航空兵的武装直升机梯队。天安门上空铁翼飞旋，10架武装直升机和15架勤务攻击直升机，分5个楔队驾长风而来。被誉为“空中轻骑兵”的陆军航空兵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新兵种，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作战能力的空中突击力量。今天的陆军送走了战马，迎来了战鹰，使地面“猛虎”第一次具备了立体作战能力。组建10多年来，曾圆满完成扑灭森林大火、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300多次急难险重任务。

世纪大阅兵，是中国军人向祖国的汇报，向世界的展示。没有什么能比阅兵的脚步声更能激起一个民族的自尊自豪和爱国激情。这次阅兵将给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鼓舞，同时也将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阅兵显示中国国防同过去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恰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举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次盛大阅兵，它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有着强烈民族尊严的主权国家，她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共同社说：

在国庆节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是1984年以来时隔15年后的第一次。作为以国家主席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班子”来说是首次。

美联社则评论说：

中国今天展出了它的一些最新军事装备，突出表明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27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在日益增强。这些武器包括：

东风－31导弹：这种过去从未展示过、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大型洲际导弹是在今年8月进行试射的。“东风”导弹的射程为8,000公里，能够打到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美国官员说过，中国不可能在几年内部署这种导弹，不过有一位专家说，今天展示的这种导弹表明，它可能在两年投入使用。

T－90坦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库中重量最重，也是速度最快的坦克，它的速度能超过每小时60公里。在今天的阅兵式中展示的这种3人乘坐的坦克预计将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种坦克重量轻，但是防弹钢板厚，能够抵御猛烈的炮火。

苏－27战斗机：最近几年，中国投入大笔资金购买了这些俄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并且签订了一份12亿美元的协议，自己至少再生产100架。这些配备了重型武器、鼻子像秃鹰的先进的苏－27战斗机增加了中国的空中力量。

“飞豹”歼击轰炸机：这是中国制造的歼击轰炸机，只在去年的珠海航空展上露过面。“飞豹”的航程为3,650公里，这种2座位歼击轰炸机最初是为了用来攻击舰艇的。但是军方下令进行改造，认为“飞豹”（也称JH－7）的重量太重了。

中国还在阅兵式中展示了自行研制、由轰炸机改造而成的首批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服务使得中国空军能够发动较远距离的攻击。

中国还展示了类似于法国“飞鱼”的海军导弹、反舰艇导弹和中国自己制造的地对空导弹。

香港《星岛日报》10月5日报道：

新中国50周年阅兵向外传递的最大军事信息是：中国已有能力在战略上阻吓美国在军事上介入台海冲突……

这次国庆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的最大特点是向外界表示，中国已可自行研制与装备有近、中、远程等系列的导弹核武器。特别是小型化的，射程达8,000公里的东风31型战略核导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导弹已有很强的机动性，可用于水中发射，以及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该型弹头由核潜艇携带，可以从太平洋打到美国的任何地方，再配合上东风5型等大型战略导弹，已经可以对美国军事上针对中国的行动，进行极为有力的战略核反击。由于中国导弹机动性增强，美国的侦察卫星已无法准确侦测中国的导弹发射地点，使美国的反导弹系统难以发挥作用。

此外，中国的东风21型、M9、M11等型号的中程导弹，其射程与打击的准确性，可以令任何进入台湾海域的美国航空母舰及大型军舰遭受毁灭性打击。其中，东风1型导弹采用先进的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命中误差为200米，射程更超过1,800公里，如装上中子弹头，打航空母舰是一打一个准，可以消灭整个航空母舰群。中国这次还展出各种反舰与防空导弹，如射程为150公里的海鹰3型反舰导弹，具有自动找寻目标和贴近海面的超低空飞行能力，一枚就可以击沉或重创一艘3,000吨级的驱逐舰。射程超过150公里的飞天2000型、S300型防空导弹，都将对任何进入台湾海域上空的军机形成巨大威胁。其中，飞天2000型地对空导弹，是新式的反辐射导弹，该导弹拥有一个宽频雷达导引头，可以清楚准确地探测到敌方预警机与电子干扰机发出的电磁波，随后“顺藤摸瓜”将其击落。由于该导弹本身不发射电波，从而大大减少了被敌方发现的可能。该种导弹是台湾与美国空军现役的预警机的“克星”。

该专家称，1996年大陆举行对台军演期间，中美两国的军机与军舰曾在台海上空发生多次对峙。中国海军的两艘91型核潜艇也曾出海，逼迫美国的“独立”号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逼使美国航母向后退100海里（约185公里），退出中国核潜艇的攻击区。此外，从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上起飞的两架“熊猫”战斗机曾飞到浙江的舟山群岛上空，对解放军演习进行侦察与挑衅。对此，中国空军在芜湖机场的两架苏27战机立即起飞拦截，美机在对方战机性能大优于己方之下，只好落荒而逃。

在50周年大庆的阅兵结束后，上午11时14分，国庆群众游行开始。这是15年来，中国首次举行盛大规模的国庆群众游行。由50万人和90部彩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将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共庆共和国50华诞。

走在最前面的是“国旗”、“国庆·年号”、“国徽”3个仪仗方阵。

伴随着嘹亮的《歌唱祖国》音乐声，国旗方阵刚刚进入观礼台的视野，立即引起观礼嘉宾和广场群众的热情关注。只见由1,000名身着国庆礼服的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在行进到达天安门东华表时，突然齐刷刷举起10个红绸条幅，组成一面长25米、宽17米的巨幅国旗，无数棕黄相间的花束，盛开在国旗四周。顿时，一片火红的海洋展示在人们眼前。

3个仪仗队方阵过后，欢乐的游行队伍依次展示了“开国·创业”、“改革·辉煌”、“世纪·腾飞”3个主题，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了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大好形势，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努力、满怀豪情迈向新世纪的精神风貌。

38个方队、90辆彩车，绵延不绝，重温了共和国50年的奋斗史，展示出民富国强、民生幸福的生动画卷。随着游行方队的通过，广场上的背景变换出“祖国万岁”、“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奔向新世纪”、“民族团结”、“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和平发展”、“祖国明天更美好”等字样和图案。

从正在驶过天安门城楼的90辆精美彩车以及游行队伍华美的服装和道具上，何处不在写着中国的变化！

50年前，中国人均粮食仅209公斤，钢产总量仅16万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曾感慨道：“衣被甚少，新中国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那时，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吃饱肚子。随后是30年的埋头苦干，初步建立起共和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搭就了中国巨人的骨架。游行的彩车中，“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主题，抒发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豪迈。

如果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邓小平则使中国人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之路。当中国人解除思想禁锢后，世界转瞬间就变得明亮起来。

邓小平使中国的羽翼日益丰满。他始终坚信“发展是硬道理”。他坚定不移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实现了温饱，体会了富裕，并将中国经济引入了快车道。

江泽民接过了邓小平的旗帜，成为继往开来的第三代领导人。他全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鼎盛时期。他为国人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首共和国50年走过的路，没有人怀疑这个前景。1952年到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加到近8万亿，增加了100多倍。2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更以年均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汇储备居第2位，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跨越。

中国人的生活在50年中连上台阶：吃饱穿暖不再是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是寻常家庭。今天，丰盛的菜篮子、温馨的现代化居民小区成为90辆游行彩车中十分亮丽的造型，展示的就是今天的好日子。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而一位外国政要也由衷地感叹：“想想过去50年中国的变化，没有人敢预言未来50年中国会发生什么。”

未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眼前开过的这辆彩车描述了中国21世纪的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目前，中国已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已于5年前提前完成。剩下的是第三步战略目标——到下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再翻一番。

连攀3个台阶后，再回首品味中国的实力，中国人的自豪感想必更加浓厚和更加强烈。

在群众游行队伍的前两个部分（“开国·创业”、“改革·辉煌”），分别出现了新中国前两代领导人的画像。毛泽东的画像取材于5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小平画像则取材于15年前的国庆阅兵，邓小平正向受阅官兵亲切招手。

而在群众游行队伍的第三部分“世纪·腾飞”中，人们首次在公众场合见到了新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画像。

上午11时48分，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的群众游行队伍第50号彩车上，树立着一幅宽6米、高10米的江泽民画像。画面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作报告的情景。这是一幅巨大的写真照片，画面上的江泽民神采飞扬，富于活力。

三代领导人的画像同时出现在国庆游行队伍中，这还是首次。

前来参加国庆盛典的旅日华侨蔡建国认为，出身于知识分子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以往10年的主政生涯开始，依靠自身特有的领导才能和领导集体的强有力工作，使得处于西方严厉制裁的中国逐步摆脱困境，尤其是在近年来的对外交往中，江泽民所代表的大国形象，日益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这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最后一辆以“奔向未来”为主题的巨型彩车驶了过来，14,000名手持鲜花和气球的少先队员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向前进行，象征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

当方阵来到天安门城楼前时，万只五彩气球腾空而起，5万只和平鸽飞向高空，少先队员们欢呼着涌上金水桥，向着天安门城楼激动地跳跃着。城楼上，江泽民等满面笑容地向孩子们挥手致意，庆典气氛又一次推向高潮。

12时5分，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结束。在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频频向广场和观礼台上的人们招手致意。

与15年前的35周年国庆庆典相比，今年群众游行方队少了29个，游行彩车也少了近10辆，然而今年国庆的气氛一如当年隆重热烈。

夜晚的天安门广场变得更加美丽。

设置在广场东西两侧的20台探照灯光柱直刺夜空。成千上万盏华灯齐放光明，莲花灯、轮廓灯、地灯、卫星灯、射灯把天安门广场照得近似白昼，妆扮得美妙绝伦。

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地面上最耀眼的建筑物是被几百盏灯簇拥着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最庞大的发光体是2个各长50米的巨型灯箱，功率最大的是天安门城楼下8盏24千瓦的照明灯。在空中，探照灯、激光器的光束交相辉映，编织出一个五光十色的巨型光罩。

晚上7时50分，江泽民、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人民群众共度节日之夜。

晚8时，贾庆林宣布联欢晚会开始。

主持人话音刚落，五彩缤纷的礼花即腾空而起。有着“世纪颂歌”、“东方之光”、“祖国颂”等美好名字的新式礼花，从天安门广场等11个燃放点，同时喷薄而出，竞相绽放，在北京的夜空中勾画出一片片绚丽的彩霞。

整个广场被划分为9个联欢区。由“贺神州普天同庆”、“吟中华流光溢彩”、“颂祖国万众欢腾”3大部分组成的大型文艺演出揭开序幕。金水桥前是长278米、宽60米的中心表演区，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万多名演员，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尽情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

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尽情地跳着唱着，分享着建国50周年的喜悦。广场上先后施放了4次礼花，将节日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当晚会主题歌《祝福你，祖国》响起时，第4次礼花绽放在夜空，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了。孩子们将手中的彩绸抛向空中，将一束束鲜花撒向周围的人群。随后，鼓舞人心的《歌唱祖国》乐曲奏响，10万人齐声高唱，将晚会欢乐喜庆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晚10时，国庆联欢晚会结束。

但广场上的人群并未立刻散去。他们在等待着特殊的降旗仪式。在平时，天安门前的国旗与太阳落山而同时降下。但今天是国庆节，普天同庆的天安门广场又如何能够没有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22时54分，36名国旗护卫队官兵列队跨过金水桥，走向旗杆。此刻，整个天安门广场庄严肃静。

23时，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在万众注目中徐徐降下，上万名参加国庆联欢晚会的演员及群众参加了降旗仪式。

明天，五星红旗将伴随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一同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新中国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也将无愧于整个人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不仅全中国举国欢庆，它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节日。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就有1,000多名受中国政府邀请前来参加新中国50周年庆典的海外华侨华人。当他们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事时，更是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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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显示中国国防同过去比已不可同日而语（5）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0月12日10:55 新浪读书

倪铁平是以奥中友协华人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应邀回国参加国庆典礼的。他一到北京就受到热情接待，观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祖国颂》，出席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举行的欢迎来京参加国庆50周年活动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的盛大招待会，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盛大的国庆庆典和联欢晚会等一系列活动。处处感受到普天同庆、唱响祖国颂歌、踏上世纪征程的盛典气氛。

此情此景使得身为海外游子的倪铁平，心情格外激动，心潮无比澎湃，双眼噙满了泪水，身上热血沸腾。祖国的日益强盛，关切着旅居海外华人华侨的社会地位，十几年在海外飘泊奋斗种种经历浮现眼前，他从心底里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真是祖国繁荣昌盛之日，亦即是我们海外游子扬眉吐气之时啊！”

南澳大利亚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邱维康已经十几次参加国庆观礼。他说：“我一生当众流过3次泪，一次是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第二次是香港回归祖国，今天是第三次。”他的父亲今年也接到了参加国庆观礼的邀请，但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亲临会场。邱维康遵照父亲嘱咐录下了庆典活动的壮观场面。

参加今天庆典活动的海外华侨华人都非常激动，几乎全部在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庆典场面。有些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后面的人就着急地喊起来。很多人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生怕有一丝一毫的错过。

李晓和来自德国，是国务院侨办邀请的“海外百名博士团”中的一员。他上午在天安门观看了阅兵和游行，但吃过午饭，一回到房间，便又打开电视观看重播。他说，上午离得远，有些场面看不清楚，现在补课。学习过飞机专业的他看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时非常自豪。他说，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完全有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他认为，海外对中国的一些报道是片面的，今天的阅兵和游行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风采和崭新面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响起来了，载有毛泽东巨幅画像的彩车驶入人们的视线。加拿大华人李云祥情不自禁地跟着乐曲哼唱起来。“当年我也扎过国庆彩车。当时我们是用一辆解放牌汽车改装的，十分简陋，上面写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离开祖国几年，这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王肇中，60年代曾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参加过国庆活动。对比30多年前，他有3点最深感受：第一，更多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游行彩车中展示了不少百姓生活的场面，有老人也有新婚夫妇，一片温馨；第二，有鲜明的时代感，有很多高科技的内容，显示了中国的发展；第三，广场披红戴绿，布置得像个大花园。

当“改革·辉煌”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法国陈氏兄弟公司总经理陈克光忍不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即使在国外，我们也能时刻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与发展。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为促进中法交流做努力，开始法国人兴趣并不大。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强大起来，很多法国企业家、文化团体都希望来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有希望的市场。”这次，陈氏公司4兄弟同时受到邀请上了观礼台。上一次4兄弟见面，是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典礼上。

美商中经合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刘宇环在观礼台上一直寻找着科技方队，他与北京控股合作的风险投资在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出生在北京的他多次回家，每次都感觉北京在变，除了城市建设之外，人的精神、观念也在变。

美国华商总会会长池洪湖，今天特别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他说，自从9月底来到北京，心情都不能平静，一直盼望着这一天。

更多的海外华侨和华人，却无缘来到北京亲眼目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但他们也以同样兴奋的心情，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祖国50周年盛典。

北京天安门庆典之时，正值美国深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商务工程博士生张宽，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从深夜一直观看到凌晨。

50门礼炮响彻寰宇。三军将士行进的步伐声和坦克、装甲车、导弹运载车的轰鸣声震撼大地。34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彩车花团锦簇，蔚为壮观。万名少男少女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头，万只和平鸽和五颜六色的气球飞向蓝天，气势又是何等恢弘！看到这一幕幕电视画面，他由激动到亢奋，情不自禁热泪滚滚。

15年前，他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参加35周年游行的情景历历在目。以后他到美国留学，时间愈久思念祖国愈切。如今在荧屏上看到雄伟壮丽的广场，神采奕奕的领袖、意气风发的人民，他激动得久久难以成眠。此刻他的强烈感受是：“中国真的越来越强大了！”

天同此理，人同此心。看过北京十一庆典电视转播的旅美侨胞，无不为祖国走向繁荣富强而欢欣鼓舞。

当晚9时许，巴尔的摩华人协会会长曹先亭和夫人备好水果啤酒，和应邀前来的七八位朋友坐在客厅的100英寸的投影机前，锁定直播北京庆典活动的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当江泽民主席乘红旗轿车检阅威武文明之师，一列列装载新式武器的战车驶进天安门广场时，这批中年人像孩童般兴高采烈，喜形于色：“真棒！真带劲！”新型的地地导弹登场，大家更是目不转睛地看个够。曹先亭忽然有感而发：“中国敢于向世人展示自行研制的新一代尖端武器，看‘窃密’论者还有什么话可说！”

担任巴尔的摩中华学校董事长的曹先亭是个热心肠，也是个有心人。直播一开始，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录相带派上了用场。第二天一早，几盘“十一”庆典的录相带就被朋友借走了。送走朋友，他立马通知中华学校的全体师生和家长：“本周日将在中华学校所在的陶森大学梯形小礼堂，播放北京国庆阅兵游行录相，万勿错过机会。”

一位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同胞告诉记者，他一家三代昨晚看了有线电视的北京庆典节目。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军人们所显示出来的军威和旺盛士气。依他的经验，士气旺，打仗就胜了一半。

在大都会纽约，桑兰的监护人谢晓虹、著名律师莫虎、华人女作家莫利亚3家，应张宏喜总领事夫人弓占荣之邀，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副总领事邱绍芳、唐庆恒、王稳定、侨务组负责人赵连玉、瞿忠文等一同观看中央电视台国庆实况转播。

盛大的阅兵式和壮观的游行队伍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有的注意到国家领导人始终站在天安城楼上，并不时向群众招手致意，说明他们精力充沛，堪当重任。有的说，只用50年就告别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时代，自行设计出现代化武器装备，令所有炎黄子孙引以自豪。谢晓虹还评论说：阅兵式给人以“攻时无坚不摧，守时万无一失”之感。

康复中的桑兰今天一早给谢晓虹发来电子邮件，向她尊敬的长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在场的一位一直为桑兰牵肠挂肚的男士立即拨通越洋电话，向桑兰表示问候。桑兰在电话中说，我最近病了，但今天很开心，晚上还要去天安门看烟花哩。

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工作的褚明圻先生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天来，酒店的美国同事都在谈论中国的变化。他觉得今天中国人真的可以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地站立起来了。他举例说，从早到晚，我们哪里能离得开中国商品？一觉醒来，看看几点了，钟是中国制造；要喝咖啡，咖啡壶是中国制造；穿上鞋上班，鞋也是中国制造。他因此感到做一名堂堂的中国人的自豪……

全球华人衷心期盼着中国更加强大，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天安门前的世纪盛典，也同样是海内外华人的共同节日。
  

 

 60年大庆新世纪大阅兵，壮我国威、军威 

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共和国第14次大阅兵。展示的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制和生产，90％是第一次公开展示。其中，机动雷达方队、后勤装备方队、巡航导弹方队均为首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

公元2009年10月1日，60华诞的新中国迎来了一个灿烂而崭新的黎明。

这一天，保存着古老记忆和年轻感觉的首都北京，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被鲜花、彩旗和数10万张笑脸簇拥着，隆重、喜庆而祥和的氛围充满整个绚丽多彩的天安门广场，并辐射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感染着13亿喜气洋洋的中国人民。

这—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翘首期盼着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首都大阅兵！

黎明前，由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武装警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14个徒步方队的5,000余名官兵，30个装备方队的500多台车辆，列队东长安街，绵延两公里多。黎明前，12个空中梯队的15个机型151架飞机分别在华北地区的8个机场待命起飞。黎明前，以解放军军乐团为骨干，从全军抽组的千人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国旗区完成集结。

金秋十月，甲子盛典。三军列阵，铁甲生辉。受阅部队将以强大的阵容和恢弘的气势，向全国和全世界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我军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

10时整，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开始。随着60响礼炮在天安门上空回荡，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激昂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庄严象征，那是新中国对世界的和平宣誓。

当主持人宣布：“阅兵开始！”时，阅兵副总指挥邱金凯中将下达了“标兵就位”的口令。由三军仪仗队组成的60名标兵肩枪齐步走过金水桥，分四组同时正步在天安门两侧就位，每人间隔5米。60名标兵，60个坐标，60尊雕像；标准的军姿，铿锵的节奏，成为阅兵前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熠熠生辉的亮点。随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乘坐的检阅车从天安门城楼缓缓驶出。与此同时，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中将乘坐的陪阅车自徒步方队西侧转弯向西行驶。检阅车与陪阅车在相距5米处同时停下。

整个天安门广场寂静无声。

房峰辉总指挥向胡锦涛主席行一个标准的军礼：“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房峰辉。”

胡主席微微点头，下达口令：“开始！”

在阅兵进行曲中，胡主席检阅车在前，阅兵总指挥陪阅车在后，由西向东检阅三军将士。当检阅车到达受阅方队右前方45度位置时，方队指挥员下达“敬礼！”口令。指挥员行举手礼，受阅队员行注目礼，庄重而深情地迎候胡主席。

“同志们好！”“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啦！”“为人民服务！”

这声音汇成涛声巨浪，在长安街上空反复回响。这声音把军人和祖国的炽热情感紧紧地焊接在一起。

阅兵是展示国威军威、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重要庆典仪式。 首次在首都国庆阅兵中亮剑的巡航导弹方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举行了3次具有影响的阅兵。一次是1934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举行的“八一”阅兵；一次是1944年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359旅奉命北上开赴抗日前线时，在延安机场举行的阅兵；第3次是1949年3月25日，在北京西苑机场举行的隆重阅兵仪式。这3次阅兵为开国大典大阅兵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把阅兵列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开国大典至国庆10周年，新中国每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国庆阅兵。1960牛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1964年国防部颁布的军队队列条令中，首次出现阅兵条款。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及其它方面的原因，中国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直到1981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阅兵。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曾13次以阅兵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向祖国母亲汇报。如果说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站起来的庄严宣誓；那么，国庆35周年阅兵，就是党领导人民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阔步前进的政治昭示；而国庆50周年阅兵，则是党领导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象征。

新中国60华诞阅兵盛典，是新中国走进新世纪的第一次国庆首都阅兵，是历次国庆首都阅兵中最强大的阵容，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部队。

这次阅兵盛典是对建军82年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发展的庄严检阅，也是党领导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

以一流的组织领导，一流的武器装备，一流的训练成果，一流的精神面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全社会奉献一场精彩的阅兵盛典，是受阅部队的愿望，也是三军将士的心声。

阅兵，是人民子弟兵献给祖国母亲60岁生日的珍贵礼物。

阅兵式结束后，胡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了重要讲话。随着经久不息的掌声落下，阅兵副总指挥邱金凯中将宣布：“分列式开始！”

几十万观众激动地向着东长安街眺望——受阅部队走过来了！

走过来了！走过来了！他们沿着漫漫长征的英雄足迹，披着巍巍太行的烽火硝烟，踏着滚滚长江的汹涌波涛，穿过战争与和平的峥嵘岁月，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光荣使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了！

在激昂的乐曲中，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人们首先看到了飘扬的“八一”军旗。

军旗，是胜利的标志，是荣誉的象征。军旗上浸染着多少先烈的血迹，军旗下集合着多少中华儿女。今天的军旗格外鲜艳，格外耀眼，格外引人注目，她昭示着人民军队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永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永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她像一团不熄的火炬，引领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护卫着“八一”军旗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是闻名遐迩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支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特殊部队，代表国家执行了3,000余次仪仗司礼任务，他们先后在香港、澳门升起了庄严的五星红旗，见证了香港、澳门回归诅国的辉煌盛典。在北京奥运会、北京残奥会上升旗上千次，创造了历届奥运会升旗“零失误，零误差”的奇迹，令世界叹为观止。今天，他们高擎军旗，以威武的英姿、崭新的阵容，雄壮的步伐，向世界展示着共和国的形象和人民军队的风采。 

紧随而来的，是陆军学员方队。我军院校建设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发展全局的高度，担当起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培养新型军人的重任，为新型军事人才成长、成才造就优良的学习训练环境，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历经82年探索发展，形成了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衔接、军事教育与依托国民教育并举、国内培养与国外培训结合的新型教育格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由“红一师”组成的步兵方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部队，也是这次国庆阅兵中唯一步兵方队。我军先后进行了6次大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员额由600多万精简到230万，陆军逐步实现了“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在精兵之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首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的特战兵方队，给天安门广场带来猛虎啸月般的威严。这支年轻的部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它是应付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的“拳头”和“尖刀”力量，具备实施全方位、全天候侦察监视和遂行空中渗透、引导打击、夺控要点、潜水登陆等三栖作战任务的综合能力，同时担负着迎外交流任务，素有“响箭”的美誉。

参加过历次国庆首都阅兵的大连舰艇学院的海军学员方队走来了。目前，我军干部队伍中％达到本科学历，％具有研究生学历，全军作战部队师团领导95％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全军部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91名，有7,400余名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未来我军军级领导应该是博士、师级领导应该是硕士”的期盼，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如奔腾的浪花，似流动的海洋。水兵方队像一只洁白的方舟，从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和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劈波斩浪，雄伟驶来。这是最年轻的受阅方队，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满怀豪情向共和国60华诞献上青春的祝福。

阔步走来的海军陆战队方队，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

英姿勃发的空军飞行学员方队阔步走过来了！多年来，从一个个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先进的军校中，走出了将军，走出了专家学者，走出了我军人才方阵和战略实施发展的目标与希望！

看！一个个军人，如山一样挺拔，阳刚潇洒。一个个方阵，如刀切剪裁，巧夺天工。横线、纵线、斜线，线线笔直。枪线、胸线、脚线，线线壮观。这是一幅世界上美不胜收的图画，这是一个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听！这气壮山河的口令，这铿锵有力的脚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节拍，是一个民族的强音。

阅兵是军人最崇高的荣誉。为了这一刻的精彩，100多个日日夜夜的封闭训练，一次次严格的考核、合练、预演，受阅队员们究竟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承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艰辛，赢得了多少成功的喜悦和赞誉，阅兵村的太阳作证，阅兵村的月亮作证。还有那些预备队员们，他们付出了与正式队员一样的努力，最终却只有目送战友们通过天安门，但他们同样是骄傲的。生命中有了阅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后悔。

激情的天空，诗意的伞群，由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威武走来。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汶川大地震中人民空降兵5,000米高空的舍身一跳，为中国军人塑造了一幅惊天地鬼神的生命雕像，也为英雄的新一代空降兵铸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二炮兵学员方队走过来了！日益壮大的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在载人航天、“嫦娥”探月等高新工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英姿飒爽的三军女兵方队走过来了！女兵女兵，普通一兵又不普通。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们和男军人一样冲锋陷阵；在和平年代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她们和男军人一样无私奉献。在蓝天、在陆地、在海洋，都有她们温馨的笑容和挺立的身姿。她们是军中花，却不娇媚；她们有女儿情，却不娇贵。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刚毅，书写着共和国女兵的辉煌历史和无悔人生。

把泪水写进日记，把汗水凝作荣誉，把踢破的一双双皮鞋作为参加受阅最珍贵的礼物，把阅兵村的军旅生涯化作人生的永恒记忆，把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都化作对祖国母亲炽热的爱！

在受阅方队里，在阅兵保障队伍中，有父子，有夫妻，有父女，有翁婿，有姊妹花，有亲兄弟。然而，一旦在阅兵村集结，他们的关系都瞬间改变成战友，因为他们共同的使命，是为了祖国的荣誉。

武警方队走来了，预备役方队走来了。他们是中国武装力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钢铁长城的一道屏障。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穿红色裙服接受检阅的女民兵方队是这次阅兵方队一道亮丽风景。参加受阅的女兵员分别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各机关、国企、外企、私企、学校等106个单位，其中7个妈妈队员，8位大学生“村官”队员。队员中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8岁，平均21岁。她们把五彩斑斓的生活融进绿色的方阵，她们在阅兵村积累着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们以80后、90后的蓬勃朝气，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徒步方队渐渐走出观众的视线，而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却永远在人们心中回荡。

如群山列队，似江河奔腾。看！装备方队以崭新阵容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坦克方队、战车方队、炮兵方队、地空导弹方队……铁流滚滚，战车隆隆，金戈铁马，气势恢弘，受阅车辆威武整齐，受阅乘员军姿如铁。马达声与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大阅兵，刻下了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和共和国成长的每一步足迹：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受阅部队以步兵、骑兵为主，海军仅占方阵两排，空军只有17架飞机，16,400名受阅官兵中，技术兵仅占百分之三，武器装备大都是历次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35年前的“万国牌”已全部换为“中国制造”，反坦克导弹、箭炮等现代化兵器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海军、空军及装甲兵、炮兵的方队大大增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露面震撼世界。国庆50周年阅兵，95％的武器装备为国产新装备，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标志着我军建设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型。

国家的强大为军队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军队的强大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这次国庆首都大阅兵，受阅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制，90％的装备是首次亮相，集中反映了国家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人民海军的舰空、反舰、岸舰导弹方队开过来了。

60年波澜壮阔，60年风雨征程。进入新世纪的人民海军已发展成为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和陆战力量等组成的综合性军种，按照中央军委“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海军积极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大批新型潜艇、驱护舰和飞机等主战装备相继列装，努力构建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

大海，曾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和屈辱。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0余次，入侵舰艇超过1,800艘，侵略者的军舰在我国的内陆江河肆意横行，—个古老的民族在血泪中呻吟。滔滔大海作证，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

近年来，人民海军舰艇编队出访五大洲几十个国家，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作为一个崇尚和谐的国度，无论中国海军如何发展，积极防御的根本性质始终不会改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本立场始终不会改变。

遥望碧海蓝天，战舰满旗招展，忠诚的海军将士正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向天安门致敬。

机动雷达方队、通信兵方队、无人机方队、后勤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体现了这次阅兵参阅要素更加齐全，装备类型更加多样，兵种专业更加全面。

我军由骡马化到摩托化，由摩托化到机械化，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的铿锵步履，在这气势如虹的方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二炮兵装备方队，以恢弘的气势、强大的阵容向国庆献礼。地地常规导弹、长剑巡航导弹、地地核导弹等5个方队，依次通过天安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长缨在手，敢缚苍龙。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按照“核常兼备、有效慑战”的战略要求，实现了由单一核部队向核常兼备、固定阵地作战向机动作战发展，战略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明显增强，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大国长剑。其锋必利。战略核力量是共和国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随着我军战略武器装备的发展，遏制战争危机、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定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浩浩荡荡锐不可挡的装备方队，像一座流动的钢铁长城，是—个古老民族的强劲延伸。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首都大阅兵高潮迭起，现场观众目不暇接。

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

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人民空军，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已发展成为拥有航空兵、地面防空兵、空降兵、通信兵、雷达兵、电子对抗兵、技术侦察兵、防化兵等兵种的战略军种。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空军认真贯彻“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思想，积极推进由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型，防空和空中进攻作战能力、远程精确打击和战略投送能力明显增强。

人民空军始终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努力建设一支与国家国际地位相称、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现代化空军，构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蓝天长城。 

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八一”飞行表演队。蓝天骄子携雷霆之势，舞空中芭蕾，展空中雄姿。此时此刻，华夏子孙都在凝望，五洲四海都在瞩目。凝望一个大国空军的风采，瞩目一个伟大民族的腾飞。

紧随而来的是预警机梯队，该型预警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化主战装备，填补了空军武器装备的空白，大大提高了低空远程探测能力，增加了空中作战指挥控制手段，扩大了作战指挥范围，大幅提升了空军的信息化水平和体系作战能力。

轰炸机梯队飞过来了！加受油机梯队飞过来了！歼轰机梯队飞过来了！歼击机梯队飞过来了！

60年来，人民空军日日夜夜，巡航和守卫着祖国领空。在抵御外敌空中入侵的斗争中，在保障重大科研试验任务时，在抢险救灾的紧要关头，人民空军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达轰鸣，万钧雷霆，3个直升机梯队低空飞过来。在未来战争中，直升机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以其广泛的战场适应性、战术灵活性等优势，担负着低空侦察、兵力输送、对地攻击、空降空投、搜索搜救等任务。在反恐处突、抢险救灾、航拍测绘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承载着重要使命。

轻骑比翼；气贯长虹。三军直升机梯队从北国边陲、南海天涯，从莽莽戈壁、巍巍高原，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面八方，云聚而来！

这是一组威风壮观的空中编队，这是一支特殊的空中突击力量。它们与蓝天浑然一体，与大地遥相呼应，为共和国60周年大阅兵，描绘了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图，谱写了一首雄浑磅礴的空中交响曲！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最后飞抵天安门上空的教练机梯队，驾驶高级教练机的全部是女飞行员，长空花木兰、云天娘子军，与男飞行员比翼齐飞，在万米高空赞我河山。她们以娴熟的技术翱翔天空，以浪漫的激情写意蓝天，以独特的巾帼魅力接受祖国母亲的庄严检阅！

呼啸蓝天；壮志凌云的空中梯队，显示着中国空军整体作战的强大威力！人民空军将不断向着新的高度奋飞，以豪迈奔放的蓝天航迹，书写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壮丽篇章！

这是一首动人心魄的豪迈诗章！这是一曲震撼大地的军威交响！这是人民军队用荣誉书写的历史！这是全军将士用忠诚铸造的辉煌！

人民为之欢呼，军人为之骄傲，祖国为之自豪，世界为之瞩目！

回眸历史，凝望未来。人民军队在有效履行神圣历史使命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丽凯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当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大火肆意蔓延的时候，当洪水凶猛泛滥的时候，当地震灾难突如其来的时候，当非典疫情肆虐危害的时候，当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时候，人民子弟兵总是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在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活动中，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军人的身影。人民军队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脚踏着祖国大地，背负着民族希望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辱使命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的人民军队！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人民军队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让军旗告诉国旗，人民军队永远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钢铁长城！

让历史告诉未来，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依，本质之所在！

让中国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将致力与各国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新世纪大阅兵辉辉煌昭示：一个以强大国防和现代化军队为柱石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加生机勃勃地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