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正途酥油饼番外: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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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第一部分
在那高耸的城楼之上,明清两朝宫廷的隐密,共和国60多年的曲折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印刻在这座世界第一大广场上,后人是否都能知晓?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尘封,从广场的历史再看到它的现在——
报告之一
打开沉重厚密的天安门历史档案
☆ 广场历史可追溯到600年前待决犯长跪的虎门边有多少冤魂缠绕
☆ 传说李自成进京时向金水桥边的石狮子射箭引来石兽流泪
☆ 满清入关把明朝的承天门改为天安门为何要改此称呼呢
☆ 八国联军进北京据说城楼对面有窖藏黄金引得日军俄军掘砖挖土
☆ 广场3次扩建由T字形变成如今的宏大规模
世人都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位于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自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以来,天安门广场便成了新中国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那一个个雄伟壮观的场面,那一片人山人海的欢声鼎沸,早已经印记在亿万人的心中……
欢声背后却凝聚着多少艰辛和泪水?广场隆隆行进的方队,背后却有着多少故事?
在那高耸的城楼之上,明清两朝宫廷的隐密,共和国60多年的曲折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印刻在这座世界第一大广场上,后人是否都能知晓?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尘封,从广场的历史再看到它的现在——
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广场,当属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大、气势最宏伟的城市中心广场。这不是夸张之辞,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的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坐落在广场北端,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广场中央,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壮丽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东西两侧遥遥相对,毛主席纪念堂和彩绘一新的正阳门城楼矗立在广场南部。整个广场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东起历史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总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百万人举行集会,堪称世界广场之最。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广场,建筑面积都不能与之相比。如莫斯科著名的红场,大小只是天安门广场的1/10。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
讲到天安门,就要讲到北京,是首都的地位造就了这一凝聚天下人心的广场。
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建立的都邑——“幽都”,就在北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夏以前还是部落联盟时期,首领居住的地方一般连城墙都没有,顶多四周挖条沟,再修个土围子,还称不上城市。
北京真正形成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呢?
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北燕,北燕定都蓟城(今北京广安门以北和白云观一带),这便是北京城的前身。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战国七雄中的燕国,也是以蓟城为首都。
现代的出土文物证明,那时的城市还很繁华,已经是当时北方的大都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就成了秦朝的46郡之一。一直到唐朝末叶,这里既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北京曾先后称幽州、燕山府。
公元10世纪,契丹人连犯中原,并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朝,燕京是它的陪都,号称南京。据史书记载,城内繁华程度虽比不上北宋的首都开封,不过宋朝的人士来此一游, 均说景物之盛与南朝已无太大区别。
作为一个大王朝的首都,北京定都的历史应该追溯到850多年前,即金代。2003年,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建城850周年纪念,便是从金中都算起。
从东北白山黑水起兵的金国灭辽、灭北宋后,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从此,这里成了一个割据中国半壁江山的王朝的首都。
后来,元灭金,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立新都,并建新城,改名为大都。这里就成了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并享誉海内外。
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同年9月,徐达大军攻克元大都,元朝统治被推翻。
为了削除前朝的“王气”,朱元璋下旨将大都改名北平府,将大都北城墙向南收缩了3公里,另建新墙一道。1380年,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遵父命镇守北平。
1398年,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是为明惠帝,又称建文帝。此时,镇守北平的朱棣已重兵在握,一心想要篡夺皇位,遂于1399年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史称“靖难之役”。4年之后,叔叔打败了侄儿,夺取了大明帝位,燕王朱棣摇身一变,成为了明成祖,并改年号为永乐。
北京天安门前长街
坐上龙椅的朱棣,并未忘记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北平,并深知逃到塞外的蒙古族残余势力,仍可能卷土重来。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北方,保住明王朝的千古基业,明成祖打算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
一些大臣看出朱棣的迁都意愿后便开始“急皇上之所急”,搜肠刮肚地为明成祖寻找起迁都的理论依据来。据《明成祖实录》所载,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 书朱棣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尊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 为京师。”1403年2月4日,朱棣将北平改称为北京,但在正式迁都前暂称“行在”(即皇帝外出时的行宫)。1406年,朱棣派大臣赴四川、湖广、江西、 浙江等地征集木料,烧造砖瓦,并征派各地工匠、军士、民工,开始了大规模营建宫殿楼阁的浩大工程,直到14年后的1420年方告完工。1421年(永乐十 九年),朱棣颁诏正式迁都北京。
其主要建筑都布置在北京城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两侧匀称地排列许多建筑群,且左右对称。这座成为了北京核心部分的帝王宫阙,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它巍峨壮丽,千姿百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堪称世界建筑的瑰宝。
宫城之外还有范围更大的皇城,筑高大红墙围绕,同样是百姓不得进入的皇家禁地。皇城围墙长3,225丈9尺4寸(约10,753米)。从现今遗留下来的东皇城根、西皇城根、西安门和东安门等地名,我们可大致描绘出皇城的范围:东西皇城根相连,为皇城的北墙(即现在的平安大道位置);东皇城根向南,经过东安门再向南,与东长安街相接,为皇城东墙;西皇城根向南,经过西安门再向南,沿太液池西岸(即现在中南海的西墙)与西长安街相接,为皇城西墙,东西长安街为皇城南墙所在。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皇城的正门——承天门(今天的天安门)建成。这一年,可以算是天安门的建成之始。在皇城的最南端,还建有一座砖石结构3个洞的券门,为皇城的最南门“大明门”,大致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上。
在大明门左右两侧,是两道通脊红墙,分别向东向西,再折而向北,形成一个长540米、宽65米的中央大道。然后红墙再分别折向东、西,与位于今天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门前的两座砖石结构的3洞券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相接,再往北,与天安门城墙一线的皇城相接,形成一个东西长365米,南北宽约125米的横向广场,并与中央大道组成为一个瘦长的“T”型广场。更确切地说,就是由一条倒凸字形的围墙,圈出了天安门广场最早的雏形。
明朝在皇宫南边这种建筑的多样格式,使承天门即后来的天安门前的广场显得布局严整且富于变化,气势也更加开阔。
昔日天安门外同时上演着“金榜题名”和“秋后问斩”明朝初年修起的承天门,是后来的天安门的前身。它雄伟壮观,不过最初它完全是皇家威严的显示物,在它前面既有恩宠又有酷烈,“金榜题名”和“秋后问斩”都在此举行。
在如今天安门的南面,当年还有一座大明门。
大明门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大红门、清东陵大红门相同。因其位于整个皇城的最南端,又素有“国门”之称。永乐年间该门建成时,朱棣命大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满清入主中原后,前明王朝的痕迹必需清除,故将大明门改称为“大清门”。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
明清之际,此门又称“吉门”。意思是只准进喜,不准出丧。就算是皇帝也只有在娶正宫皇后时,大红喜轿才准经过此门进宫,称为“进喜”。而迎娶其他嫔妃,尽管是喜事,也不得进此门,只能用彩车由神武门(今故宫后门)进宫。至于殡葬,即使皇帝、皇后也一律不准从此门进出。
在大清门(大明门)里是著名的千步廊。千步廊是指大清门内,红墙以里,东西两侧建有南北向的联檐通脊、黄瓦红柱、红窗金饰、汉白玉阶基的长廊,东西各为110间,至北端再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东西千步廊各144间。
长安左(东)、右(西)门和东、西千步廊各有不同功用。我国古代历来有“人生四大幸事”之说,即“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天安门前的东千步廊和长安左门,恰恰就是举行“金榜题名”之所。
明清之时,科举制度盛行。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3种,每3年举行一次。直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兴新学后,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考期在8月,分3场进行,考中者称为举人。
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组织,各省举人皆可应考,考期在春季。进京应考的举人首先要集中在大清门内东侧千步廊朝房,考中者称为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只有取得贡士资格者,才能进宫参加殿试。
殿试又称“御试”或“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明初曾在承天门南金水桥畔设试场,后移至黄极殿(今太和殿),清在保和殿。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获得前10名的考卷,皇帝还要亲自过目,考中的被赐予进士。列第一甲前3名者,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殿试两天后,皇帝在太和殿上传呼考中进士的姓名,叫“传胪”。考取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于天安门前听候传呼。“传胪”唱名后,进士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姓名、名次。这就是“金殿传胪”。
考中的进士被皇帝召见后,礼部官员捧着皇帝钦定的“黄榜”,从御道出午门,把黄榜放在龙亭里,在鼓乐仪仗的簇拥下抬出天安门,出长安左门外,张挂在临时搭起“龙棚”里(今南池子南口迤西红墙处),由名列榜首的新科状元率诸进士看榜。
3天后,“黄榜”收回内阁封存。尔后,顺天府尹给状元、榜眼、探花插金花,披上大红彩绸,用仪仗接到城北顺天府衙门里饮宴,以谢皇恩。完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由于传胪前,这些考生无功名可言,一旦传胪后黄榜上名字高中,则犹如“鲤鱼跃龙门”,化鱼为龙。所以人们又称长安左门为“龙门”。
而与之相反,长安右门和西千步廊,则是明清两朝审判犯人的阴森场所,一年一度的“秋审”和“朝审”都是在这里举行。清朝时,刑部在每年5月,把各省判处死刑囚犯的名册、口供和判决汇集,分案列册,于7月初送给皇帝阅览。8月中旬,皇帝诏令三法司会同王侯、大学士、九卿等官员,在西千步廊旁,举行“秋审”。“秋审”之时,由东到西,横列几十张大八仙桌,上铺红毯,判官面北端坐,互审各犯判文,然后再呈交皇帝,而只要皇帝一旦朱笔勾决,该犯的死刑就算最后定了。明代程序也大体相同。昆曲“十五贯”中,善良冤枉的苏戍娟和熊友兰,就是在西千步廊判决的。
“朝审”是在每年霜降前,把北京刑部监狱里的判处死刑的犯人,按照秋审的办法,在天安门西千步廊会审。所有犯人从长安右门下车,排列整齐,由长安右门的南门洞走入,一字跪在“朝审”公案桌前,听候审问。因这些犯人已经受过多次严刑拷打,吃够了苦头,即使明明有冤在身,此时一般也不再申诉了,到这里来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极个别敢冒死喊冤的,必遭至更残酷的严刑,直到打得犯人说不出话来方肯罢休。而极少数由判官查出可疑和缓决的,则被押回监狱。当犯人走出长安右门时,等候在门外的家中亲人,就会在其脖子上挂一串山里红,祝贺犯人又可多活1年。至于那些被朱笔勾决的犯人,一般到该年的冬至清晨,被押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行刑。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进广场,悲伤哭泣,如进虎口。所以人们又称长安右门为“虎门”。
由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担当着不同的使命,故北京人常用“东边掌生,西边掌死”的俗语来描述当时广场东西两门的不同。
大明门南面及千步廊东、西墙以外,虽不属当时的广场,但因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场改建,因此也有必要提一下。
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往南至正阳门(即今天的广场最南端,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至正阳门城楼下这片空地),明清时称棋盘街。在明代是以木栏围着,中间有一东西向路与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相通。从正阳门上居高临下一望,犹如一副象棋盘,东西向通道恰似双方交战的“楚河”“汉界”。清乾隆年间(公元1775年),修葺棋盘街时,拆掉了木栏,换成了石栏。明清之际,这里曾是商贾荟萃、市井繁华的贸易、娱乐之所。
千步廊东、西两侧,则是明朝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遵照文东武西之制,东边设有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多主管人民休养生息;西边设有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史司、锦衣卫(明朝特务机关)等衙门。这便是明人所说的“列六卿于左省,建五军于右隅”。
清代时,这种布局没有太大变化。千步廊东边仍为各部,当时叫户部街,设有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在稍东的兵部街,设立了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并大多沿用了明代旧址。而在千步廊西边,由于清代建立了八旗兵制,不再建立五军都督府,所以这里成为一般街道,街名为右府胡同、左府胡同、中府胡同等。此外,清代在明代锦衣卫旧址上建立了刑部,刑部主管法律、刑狱等事务。为此这条街便称之为刑部街。在这条街上又增设了都察院、大理寺等审理、司法机关,这样管理刑名的三法司就集中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了。
所以,明清两朝,广场两边官置林立,府部对列,或朱衣纱帽,或补褂朝珠,肩摩毂击。且广场两边的官置,又径渭分明,东边的衙门府第,皆为管钱、管王公贵族事务的,有钱有势,故又被称作“富贵街”;而在西边的衙门府第则是主管全国军事法律,属司法审判机关,又有“生死街”之说。故时人常说:“东边掌生,西边掌死”。
今天,明清时代的衙门早已不见了踪影。而当我们漫步在广阔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时,很难想像早年这里曾是操纵人民生死大权之所在!
历史悠久的城楼兴建,满清入关起了“天安门”之名
天安门的建设,最早可追溯到元朝的大都城修建。
在辽阔的千里草原上经营牧业的蒙古民族打进中原,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元朝的“大都”后,在皇宫前便有了修建广场的愿望。
13世纪末期修建起来的元大都,从里至外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大城。元大都宫城旧址比明清皇宫略偏北。其中大城的灵星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T”形宫廷广场,后来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基本沿用其旧址,并在中间建造了今天的天安门。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又参照南京规制营建而成。天安门始建公元1417年,建成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故亦命名为承天门。
初建时,承天门城楼只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四面透风的5座木牌坊,正中挂有“承天之门”的匾额,以示“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首地。
1457年(明英宗天顺元年)7月,承天门城楼遭雷击起火被毁。1465年(成化元年)3月,明宪宗下旨,才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新修建承天门。重建后的承天门城楼由原来东西5间扩大为9间,牌坊式也改建成宫殿式,基本上具有了现在天安门的形制和规模。
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城。当时城内并无抵抗战斗,不过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城内“追赃助饷”造成了一些混乱,一个多月后撤退时又曾纵火,承天门就此毁于火中。
1644年,清军得吴三桂之助,从山海关入关,定鼎中原。据史书记载,顺治帝进入北京时,承天门只剩下了光秃秃的5个城门洞,上半部的城楼已荡然无存。1651年(清顺治八年),顺治帝下令重修承天门,并于建成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
清朝为何要把“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呢?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除采用其他措施外,还在宫殿和城门的名称上大作文章。由于当时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危及着清王朝的统治,清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安”与“和”的策略,以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
迷信的封建统治者一向都讲究起名,清代定都北京后,便将明紫禁城内“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取内宫平稳之意。“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既涵盖了“承天启运”的命名意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还有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3个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以示外安内和。
1987年,人们曾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中,发现了一块有刀痕字迹和木质裂纹的匾额。该匾额中间一行字是满文,左边是蒙古文,右边是汉文。汉文为篆体字,写的是“天安之门”4个大字。显然,“天安之门”是按满语语法直译的结果。据考证,该匾可能是1651年重建天安门之初使用过的。
后来不知何故,匾额上的3种文字改为满、汉两种文字,汉字也由篆体改为楷书书写的“天安门”3字,去掉了“之”字,字体也相应扩大。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匾额上的满文被除掉,只剩下“天安门”3个汉字。期间匾额字体虽几经变化,但木匾并未更换,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有成行排列的60根柱子,而且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清会典》说它“雕扉三十六”,就是每间有4扇油饰红色的凌花窗门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汉白玉栏杆,望柱上有莲瓣瓜头,柱间的栏板为荷瓶雕刻。此外,整齐如龙爪菊一样的斗拱、梁枋有华丽的缠枝莲和宝珠吉祥草彩绘。暗檐处则以青、蓝、绿等冷色与鲜艳的红柱、红墙相对映衬,十分美观。
天安门城楼上,东西各建有3间黄瓦红墙、红窗的小房子,它们是守护天安门城楼护军的住房。其守军将士担负着眺望和守护城楼的重任,天安门的城台由汉白玉的须弥座和砖石组成。须弥座高米,砖台高13米,它用每块42公斤重的大砖石砌成,砖缝内灌以糯米石灰汁,非常结实牢固。天安门总高为米。
天安门城楼的门洞共有5个,即所谓“五阙”。这5个门洞均为券形,门洞大小不一,中间一个最高最宽,高米,宽米,是皇帝通行之洞,旁边的门洞的宽度依次为米、米。券门洞安有两扇朱红大门,门上饰有大铜镀金钉99个和金包龙头铺首。
讲起天安门,人们首先注重的是城楼。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那么,如此金碧辉煌、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又是谁设计的?
有人考证说是蒯祥。
蒯祥生于明初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的家庭里。他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大工匠。蒯祥受其父的影响,30多岁时,工匠艺术造诣就很高。
永乐十五年,明成祖朱棣调集全国所有能工巧匠到北京兴建宫殿。蒯祥以其精湛的技艺而入选,并深为主持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所器重。
蒯祥不仅对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已是炉火纯青。营建宫殿楼阁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明宪宗皇帝也很敬重他。《宪宗实录》记载:“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
永乐十八年宫殿建成后,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到正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逝世,北京的许多营建工程渐次由蒯祥主持。“正统以来,几百营造,祥无不预”(《宪宗实录》)。如对重建紫禁城内三大殿,兴修南池子一带,改建诸司衙署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等,蒯祥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景泰年间营建的大隆福寺(今隆福大厦所在地)最为著名。当时“壮丽甲于在京诸寺”的隆福寺,正殿3尊木雕佛像,镂刻之精,时所罕见。蒯祥在建筑方面超群的技艺,赢得了众口一词的赞扬,被人们尊称为“蒯鲁班”。当时有一张北京宫殿的详图现存南京博物馆,图中还把蒯祥画在上面,以表彰他的业绩。
后来,蒯祥定居北京,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直至工部侍郎。过去北京曾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即因蒯祥住过而得名。
但据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高级工程师、年近古稀的于悼云先生说,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曾经主持建造了南京宫殿的蒯祥是紫禁城宫殿的设计者,这个说法不确切。
其实,蒯祥只是紫禁城宫殿的施工主持人,设计人应该是蔡信。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5年),当北京紫禁城宫殿开始进入大规模施工高潮时,蒯祥才随朱棣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主持宫殿的施工。而在此之前,蔡信已经完成了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了。
与蔡信同时负责营建紫禁城宫殿工程的,还有瓦匠出身的建筑师杨青、石匠出身的陆祥,其后有木匠蒯祥、郭文英、徐果等。
只是宫殿竣工后,蒯祥得到提升,但蔡信却榜上无名,这是由于地位的缘故。
共和时期的牌坊式建筑风格的北京天安门前牌楼。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之一,其中最为盛大的典礼就是“金凤颁诏”。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也就是说,皇帝发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在天安门进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后,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
颁诏又分为“登极诏”和“颁恩诏”两种。前者是老皇帝死后,继位的新皇帝于当天将继位原因和日期向全国宣告;后者是将册立皇后等重大庆典之事向全国宣告。宣告的文件称为“诏书”。诏书是用两尺宽两丈长的硬黄纸,边上饰有金龙,纸内写明诏令之缘由和条款。
在清代,诏书前半部为汉文,后半部为满文,末尾钤皇帝玉玺,再将它卷成4寸(约13厘米)粗3尺(约1米)长,外用金龙云纹之黄缎包袱皮包上,横供于黄架上,并由礼部尚书把它领至礼部,誊抄若干份,分发全国以便向人民宣告。
颁诏仪式由太和殿始。颁诏当天,礼部鸿胪寺官员预先在太和殿内东侧设一张放诏书的黄案,并在丹陛正中设一张黄案。銮仪卫在丹墀上设黄盖(黄色伞盖)、云盘。同时,礼部在午门外设龙亭和香亭,工部在天安门城楼雉口正中设金凤台,在天安门城楼东第一间设宣诏台。
颁诏仪式开始,内阁学士穿朝服,恭恭敬敬地捧着诏书,安放于太和殿东侧的黄案上。皇帝则坐在殿内之宝座上,王公百官行礼之后,大学士捧诏书到太和殿檐下,授予礼部堂官。礼部堂官跪受后,置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上,行一跪三叩礼,然后跪着捧起诏书,由礼部派来的取诏官以及4名随员官,用一个镀金云朵大铜盘跪接诏书,然后将盛有诏书的云盘安放在一座黄色九龙绿亭子里,然后用16名红花衣校尉抬龙亭,最前面还有8名红花衣校尉抬着五彩香亭,镀金铜香亭内燃着檀香,在仪仗、乐队及文武官员的护送下,出太和门、午门、端门,前往天安门城楼。
颁诏仪式的高潮是在天安门。天安门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民意的首地。銮仪卫、校尉将香亭、龙亭置于天安门城楼正中,奉诏官行一跪三叩礼,将诏书捧到宣诏台黄案上。文武百官分成两队来到金水桥南面,面向天安门站着。宣诏官登台,西向站立,先满文后汉文,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礼。
读完诏书,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放在一个镀金四周雕刻云状的圆木盘内,名为“朵云”,来到城楼雉口的正中的“金凤”前,将诏书用彩绳悬系,金凤口衔诏书徐徐而下,以示天子帝王之命令由金凤凰乘云朵自天而降人间,史称“金凤颁诏”。
礼部司官在城楼下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依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恭列香案,率司员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其两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
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金凤颁诏”,是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统帝所颁布的退位诏书。
1912年1月,清隆裕太后慑于革命形势的威力,连续召开“御前会议”,最终被迫同意接受共和政体。在获得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后,于2月12日在养心殿举行的最后一次朝仪上,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共3道,并宣示中外,其内容是:
诏一,关于政府嬗递问题。承认实行共和制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宣布清帝退位,接受共和体制;
诏二,宣布优待皇室、皇族诸条件,以及有关满、蒙、回、藏族对待条例;
诏三,宣布清帝退位后,维持京内秩序及告诫京城、各省疆吏文。
《清帝退位诏书》由张謇草拟,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通过,由唐绍仪电达袁世凯转交清廷,以皇太后和皇帝名义公布。诏书长53厘米,宽厘米,纸质,墨笔书写: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宁,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舆。
退位诏书依旧陈于黄案之上,其仪式依旧,但已没有了昔日的盛况。
宣统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清王朝的覆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宣告结束。而作为历史见证的《清帝退位沼书》已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清廷的退位,使天安门从此结束了皇家建筑的历史。
金水桥、华表与石狮的来历和典故
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横垣着碧蓝如带的金水河及金水桥,一对刚直庄严的华表,一双威武雄健的石狮。雍容典雅的金水桥连同桥边的华表和石狮,与其身后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和面前宽广坦荡的天安门广场,浑然融为一体。
象征天河银汉的金水河,横在天安门城楼前,它的来历大有讲究。
中国古代帝王,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极其讲究风水勘舆。据说,最佳的风水是背靠高山,面临活水,这一点可以从明清两代帝王所精心选定的陵墓地形中,得到生动的验证。
死后尚且如此,生前必更讲究。北京地处平原,但明清两代皇帝在此建筑皇宫时,却一点也不会含糊。紫禁城后不是没有山吗?那就硬是用挖北海之土,也要在宫殿后面生堆起一座人工土山——景山。宫前无河,那就挖渠引水,在紫禁城内外各修建了一条金水河。
金水,古时象征神圣之意。《古今事物考》中记载,帝王阙内置金水河,是表示天河银汉之意,为宫廷用水而开凿,并且早在2,700多年前的周代就已经有了。而目前所保存的最早的一条金水河河道,是在公元961年(北宋建隆二年),凿渠引荥阳水东过中牟县,抵开封之西,架渡槽横跨汴渠,引入皇城内苑。
北京紫禁城的金水,有人认为是元代流入大都的水,源出昌平的金水河。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名称,为此把承天门(今天安门)前的河叫外金水河。明初,北京大城北墙改建,元代金水河上游被切断,城西金水河故道湮废,遂改引玉泉水从德胜门西入积水潭,并开通积水潭与太液池的渠道,新凿南海,引水东下,经承天门前后汇入通惠河,号称“外金水河”。另外又从太液池北端东岸开凿一渠,经景山西墙外,南入紫禁城,过太和门前,而后与外金水河合流,称之为“内金水河”。
谈起金水河,其实还分为外金水河和外金水桥。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因跨越在外金水河上,故又称外金水桥,也叫玉河桥、御河桥。元、明两代所建之桥因水而名金水桥,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年)曾修缮此桥,但没有改变名称。
据《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四载:明初,(天安门)城门桥为木桥,正统年间才开始改建石桥(诏曰:“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但直至明代宗景泰三年方告竣工。
关于金水河石桥的建成,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焦所著的《玉堂丛语》中记载:“金水河桥成,诏宣有德行者试步。”明代宗朱祁钰这一建议,得到众多的廷臣的拥护,廷臣公推礼部尚书杨翥,为第一个试步过桥人。这个故事不仅肯定了杨翥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德行,而且也可看出金水石桥在明朝君臣中的地位。
至于金水桥的设计者,至今没有准确的定论,一般认为金水桥的蓝本是元代宫城的周桥。元代宫城的位置要比明、清的紫禁城偏北,其正门“崇开门”大体在今天故宫太和殿的位置上。周桥就位于崇天门前,其设计者叫杨琼。
杨琼,河北曲阳人,出身于石工世家,他的石雕“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修建周桥时,杨琼的设计方案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并命他监督建造。《故宫遗录》中说: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百石龙,擎载水中,甚壮”。
既然金水桥是以元代周桥为蓝本,吸收了周桥的许多建筑形式,所以有人认为金水桥的设计者是杨琼。
如今宛如彩虹飞跨在碧波涟涟的护城河之上的7座洁白美丽的石桥,以它十分优美端庄的造型,吸引着众多中外游人驻足流连。
至于内金水河和内金水桥,人们平时看不到,它位于午门以里、太和门前的宽阔庭院中。
这条同样是东西流向的内金水河,河身呈规整的弓形,弓身正中是内金水桥。在故宫这片整齐高大、庄严肃穆的建筑群中,这条潋滟轻缓的小河就像一条飘动的绸带,使庄严的宫廷建筑平添了几分神采。内金水河的河堤、河底均用白石铺砌,河身依据不同的地点形势的需要或宽或窄,或隐或现,并用大小桥梁加以装饰。河身婉转舒缓,圆柔美丽,风采动人。
与外金水河相比,内金水河的实际功效远大于象征意义。内金水河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为宫廷内的消防提供水源,二是在暴雨之后,为排泄紫禁城内的积水提供渠道。
排洪泄水,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人们在游览紫禁城时,若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各宫殿的庭院都是中高边低,北高南低,为的是让雨水首先流入四周房基下的石水槽,即“明沟”。明沟需要经过台阶或建筑物时,则在其下开有券洞,券洞又叫“沟眼”,沟眼是地面水穿过障碍物的进口和出口。地面或明沟的水流入地下,需通过入水口。入水口都用方石板镂雕成明清铜币形,即外圆中方镂成五个空洞,可以进水,称之为“钱眼”。“钱眼”是雨水由地面流进地下沟道的入口。
北京紫禁城里用于排水的明沟、暗沟,沟通的干线和支线,纵横交织,沟通各个宫殿庭院,形成一个巨大而完整的排水网络。总的走向是将东西方向流的水,汇流入南北走向的沟道的干线内,然后全部流入内金水河。
而内金水河所在的宽大庭院(太和门外午门里)也是南北高、中间低,院中雨水便直接流入金水河。正是内金水河具有排泄洪渍的显著功能,使得明清两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它,旨令每年都要清理疏浚,使之保持流畅。
但辛亥革命后,金水河便无人问津了,致使河道淤塞,水面污垢腐臭。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要搬进中南海,新中国将在北平成立,于是亘古未有的大清除开始,内、外金水河,在这次大扫除中得以清理。1980年,国家拨款对内金水河再次进行彻底清理,挖出河泥4,700多立方米,1983年,又对外金水河护岸进行了整修。
在金水河上,建有过去年代中等级森严的河上7桥。
如今人们看到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上,架有7座洁白美丽的石桥。其中在天安门前的5座叫外金水桥。而5桥以东以西稍远处,分别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门前,还各有一座石桥,叫“公生桥”。这些石桥造型十分优美端庄,宛如彩虹一般飞跨在碧波涟涟的护城河上。然而,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时,这些石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功用。
天安门为紫禁城正门,进出此门时多为关乎国家重大庆典之活动。而出入天安门就必须经过外金水桥,因此,金水桥与天安门具有同样重要的象征意义。如皇帝命大将统帅军队出师时,就要出天安门,过金水桥,再出长安左门饯行;若是告捷归来献俘,率军大将军及兵部官员则会过外金水桥,穿天安门,面北站定,皇帝坐在午门正中受俘。由此可见天安门与金水桥并在,两者同等重要。
外金水桥由汉白玉石雕成,造型十分端庄、优美,桥面有些轻微的坡度,以其优美的拱面避免了平面造型的呆板。而每座桥的桥身,又是中间窄,两端宽,形成一种双曲线。这些起伏典雅的曲线,出现在垂直方正的天安门宫墙前面,更显得变化多姿。而5座雪白的汉白玉石桥与砖红色的天安门城墙相映衬,更形成了天安门构图上的整体之美。
天安门前的5座外金水桥,正中间的桥面最宽,叫“御路桥”,乃皇帝专用,其他人根本不能涉足。御路桥在装饰上也与其他4座桥不同。其他4桥的栏杆的柱头上雕饰的是荷花图案,而御路桥雕饰的却是蟠龙。紧靠御路桥左右的两座桥叫“王公桥”,再外边的两座为“品级桥”。按清朝的规定,一至三品的文武官员只能从这4座桥上经过。而四品以下的官吏、兵弁工役、苏拉、太监等,当受召需要出入宫廷时,只能绕远去走两侧的“公生桥”。
与外金水桥相呼应,天安门的5个门洞出入也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中间大门为皇帝专用,外边两个为王公使用,四品以下的官吏走最外侧的两个门洞。
在清代皇帝要到天坛和先农坛祭祀时,皇帝的仪仗和辇轿,王公大臣和兵役、太监等先按5路纵队齐出天安门,然后按等级分7路纵队通过外金水桥,到大清门时又合并成3路纵队。这种引路上的等级,明清两朝叫“扈从仪仗”。但按等级经过外金水桥的规定,只是随皇帝出入时使用。平时上下朝,不管是几品官吏,一律走天安门两侧的公生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原皇家太庙)和中山公园(原皇家祭坛)前人流过多,原有的“公生桥”已不能满足需要,故曾经加以扩建。
如今人们漫步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走近宏伟壮丽的天安门时,就会看到金水桥的南面高矗着的一对汉白玉的华表。华表周身雕刻精致,浑圆挺拔,直冲霄汉。再加上柱头上横插着的云纹长石板,更为端庄稳重,平添了一股神秘的动感。衬映在蓝天白云下的华表,显得分外醒目,并与雄伟美丽的天安门城楼一起,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
当人们走近观察时又会发现,华表上端两层略为粗大部分为“承露盘”,盘上有只蹲兽,叫“”。盘下横向对插着两块云板。在华表粗壮的石柱上,雕满层层回环不断的朵云,而云中又盘绕着一条巨龙。龙为四足,每足五爪,雕饰得绰约生动,跃然飞舞,使人真正体味到“矫若游龙”之含义。华表下面是八角形的须弥座,底部为方形石栏,四角有石柱,每根柱上各有一蹲立的小石狮。华表连同须弥座,总高米。
华表为中国文化特有之物,并且拥有着久远的历史。
相传早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已出现了华表,不过那时是用木头做的,叫作“华表木”或“恒表”。表,即标的意思,就是标示道路的木桩,犹如现在的指路标一样。一般是在交通要道,竖一根木桩,上面横插一木块或石片,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这也是“华表木”出现之初的最主要作用。史籍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传说大禹带众人砍伐树林,留下树干,作为测量山川形势的标记。
除了作为路标,“华表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让人们在上面刻写自己的意见。因此又叫“诽谤木”。史籍载,舜的时代就立有这种诽谤之木了。当时的“诽谤”一词的含义,并不是今天造谣诬蔑的意思,而是指议论是非、指责过失,即现在的提意见。由于华表木都设在交通路口,行人过往较多,容易在此议论问题和交换意见。君主若在这里设置“华表木”,就能广泛而迅速地听到民众的呼声,以利于补察时政,泄导民情。
但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阶级社会的出现,老百姓就再也不能在“诽谤木”上刻写什么“谏言”了。曾经可以自由议政的柱身被雕刻上象征皇权的云龙纹饰,安置于皇宫或帝王陵寝之前,作为皇家建筑的一种标志。
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对于这两对华表,北京曾经也流传过耐人寻味的古老传说。
人们把天安门前华表顶上的那只蹲兽,叫“望天”。望天踞在华表顶上,经常注视着帝王出外时的行为。据说,的职责就是劝戒帝王,叫帝王不要荒淫游幸。当帝王外出游幸久久不归时,就说话了:“国君呀!你不要在外面游逛了,赶紧回来处理朝政吧!”为此,人们又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望君归”。由于石又称“望君归”,所以天安门华表也叫“望柱”。
天安门里边还有两座同样的华表,顶端也蹲立着石。不过,天安门外华表上的石面向南,而天安门里边的石面向北,朝着宫殿的方向。据民间传说讲,这两只经常注视着深居宫禁的帝王的行动,并劝戒帝王说:“君主啊,你不要老是待在宫殿里,只顾和后妃取乐。你也该经常出来到民间走一走,了解一下民情。”所以,人们便把这两只叫“望君出”。
这些广泛流传在民间的“望君归”和“望君出”的故事,既表现了人民对自己双手建筑起来的美丽华表的深厚感情,同时,也表达着人民企盼明君的朴素愿望,以及对于昏君治国的不满。
今天天安门前那对华表所矗立的地点,并非明清时代的位置。当时,它们的位置比现在更为靠前。
1950年,天安门广场需要扩展,因此要将这对巨大的华表向后移动6米。可这对华表重达2万多公斤,且在搬动时又不能使它的精美的雕刻受到损伤。于是,如何移动这对华表便成为了一个大难题。
建筑部门在清宫档案材料里发现了搭材匠徐荣的名字,于是决定找徐荣去请教。徐荣15岁就进入了内务府营造司房库,被编入“包衣”(奴籍)。其祖上五代都为宫廷建筑搭架子,曾经给皇宫安上过高大的梁枋,在帝后殡葬中搬运和下葬过沉重的“金棺”。
清王朝覆灭后,徐荣这些曾服役于清廷的人员早已不知去向。工作人员根据档案材料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寻觅,终于在京城北郊辛店村,找到已是64岁高龄的徐荣。而此时,身怀绝技的他已务农多年。
徐荣听完来访者的意图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早就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出点力了。没想到,搭材这门技术还能在今天再显身手。
第二天,徐荣来到华表前,靠着搭材匠、石匠、木匠等人灵巧的手,只是使用简单的杉篙杆子、麻绳和吊链,就将偌大的两个华表换了地方,而且式样和原先不差分毫,安装得十分合榫。正是像徐荣这样默默无闻的搭材匠、石匠、木匠……用自己艰辛的劳动和超人的智慧,创造了像华表这样令人赞叹的杰作,完成了常人不敢想像的艰巨任务!
在天安门前,那两对石狮还有着动人的传说。
两对汉白玉狮子,一对在金水桥北,一对在金水桥南。每对都是一雄一雌,互相呼应。左边的是雄狮,用其右爪在玩弄着绣球;右边的是雌狮,用其左爪在戏弄着小狮子。
两对石狮子,昂头,蹲立,显得姿态雄伟。高超的雕刻技术表现出狮子的特点,粗大的躯体,健壮的筋肉,广阔的前额,卷曲的鬃毛,撅起的鼻子,张开的大嘴,再加上身上披挂的缨络彩带和铃铛,使人们看到的不是凶悍的野兽,而是勇猛之中又透出和善与柔顺。这正是中华民族喜爱的性格和形象。
狮子,古代称为“狻猊”。传说它吼声之下山摇地动,日行500里,以虎豹为食。正因为狮子如此凶猛、如此威武,所以被人们视为百兽之王,成为威镇四方、惟我独尊的王权化身。
到了后来,人们又将来自域外的威猛狮子,与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附会到了一起。民间传说,龙生9子,9子都不成龙。各有所好,各有所用。其中第8子叫狻猊,长相如狮子一般,喜欢烟火,因此被装塑在香炉盖上。由于狮子与这八龙子同貌同名,身价陡然倍增,被我们这个崇拜龙的民族视为神圣、吉祥的象征而受到格外的喜爱了。于是在那些巍峨壮丽的宫殿、庄严峥嵘的府衙门前,就有一对对石狮子雄踞在那里了。
北京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石狮子,尤其是对天安门前的石狮更有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曾炮击天安门,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都曾中炮,至今仍保留着伤毁的痕迹。可能是北京人似乎不愿提起这段屈辱的往事,所以编出赞扬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事,来解释石狮所受之伤。
相传,明末之时,闯王李自成攻打北京城。闯王率大军攻下广安门后,浩浩荡荡地来到前门楼下。此时明军守城的大将是李国祯,不肯开城投降,但经过一场恶战后,情知抵不过闯王大军,便仓皇逃跑了。守城兵将一看将军逃了,便打开了城门,迎闯王进城。闯王一马当先,率领兵将进了前门,过了棋盘街,进了大明门,并一路无阻地来到了承天门前。
农民起义军官兵们都是第一次进京城,看着承天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都觉得新鲜。李闯王和众兵士一样,边走边看。正在这时,一兵卒大喊道:“闯王留神,狮子动弹了!”
闯王听到呼声,眉头一皱,随口喝道:“胡说!石头狮子怎会动弹?”闯王边说边驱马朝东面那个石狮子奔来,来到跟前,挺枪便扎,只听“哨”的一声,石狮肚子上扎了一个枪坑,火星乱爆。
正待闯王收枪之时,一条人影从石狮后面跑出来,直奔西面那个石狮了。众兵卒一看,连忙喊道:“闯王留神,有敌人!”
李自成号称闯王,又哪里会怕这个,早已驱马赶到西边狮子前,一枪扎了过去,枪又扎偏,且又扎在狮子的肚皮上。此时,众兵卒已围住石狮子,并将那人活捉到闯王面前。闯王一看,原来此人就是逃跑掉的明将李国祯。
敌将守将被抓到了,但石狮子的肚子上却永远留下了深约寸许的枪眼。
又有故事说,石狮肚子上的伤并非被李闯王用枪戳的,而是八国联军攻入天安门时,石狮子活了。它勇敢地扑向杀人放火的侵略军,并因此遭到洋枪射击而留下了枪眼,至今天阴雨潮湿之时就会流鲜血呢。
不管这些神话版本如何不同,却都体现出民众对天安门石狮子的关切,表达了人们对于封建帝王和外国侵略军的痛恨。
广场遭遇庚子之劫,民国年间又改建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安门广场如同祖国的命运一样,也经历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年代。
1900年夏天,2万多名八国联军从天津外港登陆后,一路杀气腾腾地向西进犯,很快侵占了北京。
在攻占北京时,八国联军并未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然而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劫掠。侵略军炮轰正阳门箭楼后,又进入大清门,一路残暴地烧杀炮击,更集中射击天安门,打掉了太庙正殿脊上的螭吻,打坏了天安门西边的华表。
接着,侵略军又从天安门杀进皇宫(即今天的故宫),掠去端门楼上的腰刀、撒袋、翎箭等兵器20多万件,掠走乾清宫、中正殿等处书画、玉器、瓷器、玛瑙、珊瑚等1,000多件。更有甚者,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举行了游行阅兵,野蛮地践踏着中国主权和人类文明。
为了炫耀侵略威风,八国联军在广场上进行阅兵,参加阅兵的有俄、日、美、英、法、德、意、奥等国官兵共2,920名。他们先集合于大清门前,接受俄国中将利涅维奇代表各国司令官的检阅。阅兵结束后,侵略军便从大清门出发,穿越天安门、端门、午门后,到紫禁城中游行。他们一路上锣鼓喧天,狂呼乱叫,庆贺联军占领北京,向中国人民示威。
侵略者这次入侵,烧毁了千步廊以及广场东边的兵部、工部、鸿胪寺等衙门。昔日府部对列,朱衣肩摩的国门盛况看不见了。更令人愤慨的是,洗劫北京的各国军队,又常因抢劫和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结果则导致更为残暴的洗劫。俄军火烧户部衙门就是一例。
日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从旁边户部银库里掠走了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的绫罗锦缎并运往日本使馆。俄军见到后便与日军交涉,说户部是在俄军占领区之内,日军将户部存银全部占有是不公平的,如不全部交还俄军,至少也应给俄军一半。日军则强辩道,他们搬运户部银两是在划分占领区之前,当时户部尚不属俄军占领区。这些银两是日军用生命换来的战利品,与俄国无关系,拒绝与俄军平分。
自甲午战争后,俄国因“干涉交辽”而与日本结仇,两军互为假设敌,此时虽然并肩侵略中国,却仍视作敌国。当时俄军见日军不给,也不便继续交涉。恰在此时,风传户部还有大量的窖藏金子,俄军便迅速调兵开赴户部,毁墙拆屋,翻砖揭瓦,结果在窖库中除找到一块日军遗落下来的银锭外,毫无所获。恼羞成怒的俄军一气之下,放火将户部焚烧。后来,俄军又查知义和团曾在户部设坛,便再次调兵,二烧户部,结果整个户部除陕西、贵州、江南三司外,其他皆夷为平地。
再往后,千步廊以东地区又被划作外国使馆和兵营所在地,使得原本是行使中国主权的五府六部,几乎全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中之国。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这样写道: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门,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巷,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木土,修盖兵房、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
至此,被称作“国门”的大清门东边一带,已完全成为了侵略者的天下!使馆界内,由帝国主义驻兵防守。有记载:“使馆界有炮垒的建筑,对阵的设备,而且深其壕,厚其壁……和古雅的皇城对峙……”
天安门广场在庚子之年遭劫之后,满目疮痍,日渐衰败,成为了中国人民百年耻辱的沉重写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于1912年2月正式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治,800年来以帝王为中心的北京城的格局也得到了改变。
当年的中华民国虽然仍是少数军阀和官僚政客专权,不过毕竟有着“天下为公”的名号,不能不对包括天安门在内的北京市政格局进行一些改造。过去专供皇帝、官员、贵族行走的禁区,变成了市民大众自由通过的大道;过去只能由皇帝、贵族享用的园林盛景,变成了市民大众憩息的公园……这是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建设史上的显著变化和重大进步。
天安门广场面貌的改变,始于民国初年。最早更改的便是“大清门”门匾。既然辛亥革命打出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废除大清门改称“中华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关于大清门的门匾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大清门匾是石头做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时,要更换门名,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换个面,在背面刻上“中华门”3个字。但当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3个字。原来,清人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利用了明朝匾石的背面。无奈之际,人们只好刻了块木匾,挂在中间门洞的上方。
这座中华门,现在人们已经看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此门因为横在天安门与前门之间,阻碍效能与视野,在广场扩建时被拆除。
由于清代皇城居于市中心,其高大的围墙严重阻碍着内城交通,一般人穿行东西城,只准从地安门以北和大清门以南绕道而行,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北洋政府于1913年,首先开辟了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神武门与景山之间也允许市民通过,从而打通了紫禁城南北的东西两条交通干线。
其后,北京市政府又拆除了中华门内的东西千步廊及长安左门、右门两侧的宫墙,代之以砖墙,初步形成一个小广场。之后又先后开辟南池子、南河沿、南长街、灰厂、翠花胡同、宽街、厂桥、五龙亭等处的皇城便门。1923年,又决定陆续拆除皇城城墙。
平心而论,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为北京城建设的发展,为市民大众的出行憩息,还是做了一些事的。不过因军阀混战,内部不和,政权频繁更替,城建规划和改造也就缺乏连续性。历届政府或扒城墙,或在城墙上开豁口,或新开城门,致使城墙变成了断壁残垣。
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北京城满目疮痍。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这座原先北洋军阀政府所在的古都后,不再以此为首都,而改其名为北平,作为南京政府的一个直辖市。政治地位的降低,使城市建设更没有了投资来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北平,伪政权又将其改名为北京。日寇铁蹄的践踏,更使北京再度惨遭摧残和蹂躏。仅就天安门地区而言,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以来,凄凉颓败,窗格有一块没一块,红墙凋残,半脱落了皮、门楼正面还贴有“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标语。颓废的天安门广场从此杂草丛生,蒿莱遍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游人都不愿走近……
解放前的北平,仅内城积存的垃圾便达几十万吨,其中还有明朝时的陈旧秽物未清理出去,夏日蚊蝇飞舞,冬春尘土弥漫,真是一幅衰败不堪的景色。
天安门广场喜获新生后,首先清理陈年垃圾
1949年初,镇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与人民解放军平津部队握手言和,古都北平城获得和平解放。
2月3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标志着北平这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封建都城,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入城式由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任总指挥,历时8个小时。入城式部队通过前门大街进入北平。检阅台就设在前门箭楼上。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式的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津区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
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坦克兵部队,浩浩荡荡地走了3个多小时才入城完毕。入城后,部队还特意调整了入城式的路线,向东交民巷使馆区挺进。这个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所霸占并不许中国百姓进入的使馆区,今天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当喷着淡青色烟雾的坦克威严地从这里开过,入城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通过这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尊感,从路旁观望的广大市民心中油然而生。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后高兴地说:“老百姓有了这样强大的武装,任何反动派都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规模浩大的入城式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而饱经沧桑的天安门广场则见证了这场历史巨变。
入城式结束后,北平军管会下设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从国民党北平政府手中,接收了天安门,交接的手续是一把锈蚀的铁锁头。
刚解放时,北平城市里有不少地方,垃圾已经堆成了山,千年古都几乎变成了一座垃圾城。据估计,当时市区内积存的垃圾达60多万吨。天安门广场也不例外。有资料记载,天安门前垃圾堆足有3层楼高,仅留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野鸽子粪,后来清理时就装了几大卡车。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先打扫房间再请客。”这句话虽然是对外交政策而发,却也适用于国内建设。
对古老的北平而言,不但要打扫旧社会留下的精神垃圾,还要打扫几百年的物质垃圾。不然,开国大典都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市内广场举行!
为了给新中国定都做好准备,清除垃圾已是当时北平工作的重中之重。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号召全市党、政、军、民、学、商各界,组成清运委员会,决心用一个清洁、全新的北平城,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于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清除开始了。当时,为加快城内垃圾的清运速度,曾出台了一项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一律不许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上垃圾。
从3月24日开始到6月30日结束,这次清洁大扫除运动整整历时91天,共清除垃圾约万立方米、万吨。通过这次全民性的大扫除,古都面貌焕然一新。
天安门广场的大清理,是在《人民日报》公布了天安门前将开辟为广场、北京将定为共和国首都的消息之后进行的。6,000多名学生自愿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义务劳动,经过连续奋战,最终使天安门广场有了崭新的模样。
1949年6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刚到北平时,还见到天安门广场上堆成小山的垃圾。但到8月底,当他从东北考察回来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变得整齐干净。老先生对此感叹不已,从中也对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的能力有了认识。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接之而来的是对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的整修。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对届时天安门广场的布置制定了具体方案,并责成中央办公厅负责实施。
8月9日,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对这项任务极为重视,专门成立国庆筹备组,由齐燕铭、张致祥、薛子正总负责。同时,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
建设局接受任务后,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充分酝酿、反复研究之后提出了“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工程计划,并将计划发送各有关部门,广泛地征求意见。
建设局将各部门的意见进行综合之后,又将工程计划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了实施方案。
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主要包括5项:
(1)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内的障碍物,平整碾压出万平方米的广场;
(2)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清除楼顶上的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的红墙;
(3)修建一座电力控制的大旗杆,供大典升旗使用;
(4)修补天安门前、东、西3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供大典阅兵、游行队伍通过;
(5)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绿化工程。修整工程务必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整个工程任务重,时间短,且必须按期完成。为此,建设局全力以赴,由副局长赵鹏飞挂帅,集中了全局主要技术干部和绝大部分施工队伍共500多人,调集了局里大部分的机械投入施工。首都各界也踊跃参加义务劳动,与工人们一起,加班加点,保证了天安门广场工程按期竣工。
由于天安门广场修整的第一期工程顺利完成。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钟,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天安门广场自1949年整修后,为满足每年庆典集会之需及伴随着周围新建筑的增加,在全国解放后曾先后进行了3次扩建。
广场的第一次扩建,是以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主体。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大纪念性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场中央执锨破土,以“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虽然人民英雄纪念碑直至1958年5月1日才最终落成,但围绕着纪念碑建设,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作却已随即展开。
1952年8月,拆掉了“千步廊”和长安街上的前、东、西三座门(中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天安门前间距太小的石狮和华表向左右移开,大规模修缮了天安门和观礼台……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铺设了水泥路面。经过此次扩建,天安门广场的面积达到万平方米。
真正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扩建,是在1958年,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的第二次扩建。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有一个心愿:“革命成功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容纳得下万人的大礼堂,使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商计国家大事。”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并且扩建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规划综合方案具体拟制者为赵冬日、沈其。
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央关于要在建国10周年前夕,改建好天安门广场的指示。万里还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的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精的指示。
为了集中群众的智慧,做好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北京市委发动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竞赛。经过归纳、筛选,取长补短,最后综合成一个方案。
1958年10月初,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审看国庆工程模型影片,万里、赵鹏飞等做了汇报:
(1)广场的性质。天安门象征着中国,广场周围的建筑当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2)广场的规模。建国初期,当时天安门广场规模较小,不能满足群众大集会的需要,特别是调度甚为困难,对此,毛主席提出首都建造“百万人广场”的批示。在这次扩建设计上,设计人员首先从实际功能和表现民族气魄这一思想出发,以满足政治活动而确定广场规模要大。
(3)广场的宽度。从天安门至正阳门,广场南北长度为880米,是实际存在的。广场规模设计的关键是宽度的确定。在研究过程中,曾提出了350米、400米、500米3种设计方案,最后确定为500米宽。
(4)广场的建筑布局。在规划布局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案:“品”字型方案——大会堂在中轴线正阳门外,纪念碑左右,分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四”字型方案——以纪念碑为中心,碑北,广场之西为大会堂,广场之东为国家歌剧院,碑南,广场东西分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二”字型方案——以纪念碑为中心,西为大会堂,东为博物馆,东西两侧建筑物以纪念碑为横轴线。最后,综合以上几个方案,结合党中央确定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作为第一批建设工程项目的指示,确定在广场西侧建大会堂,在广场东侧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8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讨论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介绍,会议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施工方案。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与国庆十大工程同步进行,1958年11月正式开工。广场和它周围的道路共铺成了长30万平方米的石料,其中用万平方米的花岗石铺成了长390米、宽80米的游行大道,可通过120路纵队队伍。安装了5个造型美观的九球莲花灯。栽种油松、立柳及元宝枫,铺栽草坪,进行了绿化。到1959年8月底基本完工。扩建整修后的广场奇迹般地变了样,保留并发展了原有的南北中轴线,打通、展宽、延伸了东、西长安街,形成了新的东西交通主干线,两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扩大到40公顷,雄伟、壮丽、宽阔,可供50万人民群众进行集体活动。扩建后的广场规模,就是现在看到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到长安街一段。路南的观礼台和整个棋盘街不复存在。广场东、西两侧分别矗立起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扩建后的广场全部铺上了大块水泥方砖;更换和加高了旗杆;与此配套的东、西长安街拓宽工程以及照明和广播系统同时完工;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已全部建完。
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创造精神。10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雄伟、壮丽、宽阔的广场,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非凡形象,在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1959年10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在面貌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10周年大庆典。
天安门广场的第三次扩建,是以毛主席纪念堂为代表。
国庆10周年后,人们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进一步发展规划,仍在不断地进行着探讨。探讨的焦点集中在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南部的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这些问题基本上成了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等设计部门的经常性研究课题。
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为了集思广议,还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组织北京及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
探讨的焦点最后集中到“收”与“放”上。“收”与“放”是指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而言。所谓“放”,是使广场宽敞些,未来的建筑面向广场的一面与北边两大建筑取齐。所谓“收”,是使未来的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
“收”、“放”两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最终没有形成结论。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加上长期以战备为中心,广场的改建方案便搁置下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辞世,人们哀思如潮。中共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并将堂址选在了天安门广场。
由于天安门广场北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把纪念堂放在中轴线上,会更加突出毛主席纪念堂的重大政治意义。这样,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从而也解决了争论多年“收”、“放”问题。
纪念堂的堂址确定之后,建筑大军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仅半年多时间,一座方形平顶的建筑物——毛主席纪念堂建成。
由于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拆除了纪念碑南面的花木树丛,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两侧的道路,向南一直通到前门东西大街上,从而使广场的区域向南延伸到正阳门城楼下。改建的结果,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可增到60万人。
此外,在1998年10月31日至1999年6月21日期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北京市曾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造,天安门广场全部铺上了花岗岩地面,扩声系统和照明状况得到了更新和改善,绿地面积增大,金水河喷泉得到改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天安门院内各种设施经过改造和维修而焕然一新。
至此,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以其庄严博大的姿态定型于北京市中心。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广场及其环卫四周的整个建筑群,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构成一幅古今优秀建筑艺术的露天博物馆。她那极富端正、深厚、稳健的特征,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之初的设想。如今,这一设想早已变成了现实。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不仅是中国人民举行盛大庆典和政治活动的地方,也成为普通百姓日常休闲的好去处,政治生活中的庄重、严肃与日常生活的轻松、欢快,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交融。今天,当游客在天安门广场嬉笑着拍照留念时,当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尽情放风筝时,当年轻的妈妈和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广场漫步时,当情侣们席地而坐轻松畅谈时,人们不难发现,天安门广场在威严之外,也有着母亲般的温柔与慈祥。
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人提起天安门,往往都要联想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历史伟人已经去世了几十年,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还始终高挂,并受到人民的敬仰。
自从北平和平解放后,天安门便成为了举行大型集会的主席台,并且开始挂人像。
1949年2月12日下午,即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10天后,20万市民及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和平解放。当时的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发表讲话,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
这一天上午,天安门城墙上挂上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军的巨幅画像。画像宽6尺(约2米)、长8尺(约米),是北平艺专教职员工作团连夜赶绘出来的。
2月12日,毛泽东画像第一次被挂在了天安门城墙上。
同年7月7日,天安门广场又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20万群众冒雨参加了大会,并且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的身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墙正中所挂的毛泽东画像,则是出自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之手。
开国大典前夕,周令钊受领了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随后便与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地点就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地。
他们把巨大的画板竖靠在墙上,画板前搭起了3层脚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他们以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进行了创作。初稿很快拿出,其中毛主席的衣领被画成敞口式样。
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审查初稿后,指出: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因为用于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和他的学生便遵照聂荣臻的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底,画像绘制工作完成了,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幅主席画像就是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应胡乔木之邀请,来到中南海,接受了绘画毛主席巨幅新画像的任务。
曾是延安鲁艺美术教员的辛莽,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画像。由于当时画巨幅人物肖像缺乏经验,辛莽便找来从解放区来的左辉、张松鹤等人协助。画像时,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指挥。
但巨幅画像画完挂出后,一些群众提出了意见:“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
辛莽等几位画家听到这些意见后,又选择了主席一张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这幅画像挂出后,反映很好。
毛主席的画像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一般是在8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到国庆时换上新的。
1953年后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杰出的肖像画家张振仕所画。张振仕求学艰难,绘画功底深厚。他在窄小的侧院里默默作画,一画便是11年,直到1964年,绘制巨幅画像感到力不从心时才停手。
1964年以后的毛泽东画像是由美术公司的王国栋画的。
他绘制的画像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他注重对毛泽东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王国栋在绘制巨像时,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廓,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他画的主席像虽是油画像,但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1949年以来画家们从事毛主席像创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十几年来,经过画家们不断摸索改进和积累经验,有关部门对主席照片几经挑选并做修版等技术处理,到了60年代中期,王国栋在多位画家工作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使毛主席巨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并能普遍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王国栋在绘制主席像时,也曾遇到过不少的难题。例如,因画像巨大又没有整块的画布,只好用3块画布拼接在一起。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贯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这样就影响了肖像面容的美感。为解决画布问题,哈尔滨亚麻厂与天津地毯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
毛主席画像是以稍微倾斜的角度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逢雨雪,画布后的五合板受到浸泡,很快就影响了画像的色彩。为解决这个问题,天安门管理处经过逐步摸索与改进,最后用铝合金板置于五合板后,雨水可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厂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色。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王国栋怀着悲痛的心情绘制毛主席遗像。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毛主席绘制巨幅画像了。他把颜色调得很淡,把无限哀思凝聚于画布上。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城楼上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1992年初,王国栋退休,但他对此早有准备,并从1971年起就开始培养接班人、时年18岁的葛小光。
葛小光在北京市美术公司画油画,后在创作室画毛泽东、孙中山和马恩列斯等领袖像。
葛小光在师从王国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只按一两张照片临摹,很难体现人物的神貌;要更生动、更准确地把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再现在巨大的画布上,光靠画笔下的功夫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他便广泛搜集资料,先后收集了60多幅主席画像,从中筛选出十多张有特点的照片,编成一个小集子,作为画像时参考。
葛小光的画室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积为90平方米,高8米多的铁棚子。以铁皮为材料搭棚主要是为了防火,顶部由半透明的玻璃铺就,是为了让阳光从顶部均匀地透射进来。在这样的画室里工作,夏天暑气蒸人,冬天寒风刺骨。但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保证每年“十一”天安门城楼悬挂崭新的主席画像,葛小光不畏酷暑严寒,如醉如痴地画着。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葛小光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细微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他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
“真像!”这是对葛小光辛勤劳动和精湛画艺的最高赞誉。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高6米,宽米,加上像框,总重量达吨,这在全国、亚洲甚至在东半球,也是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
天安门城楼于1969年秘密重建,后来揭开神秘面纱
如今,每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北望去,只见在阳光照射下,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熠熠生辉。而在广场整体布局上,天安门城楼更是大有“横空出世”之气概,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广场核心建筑与制高点。
可多少人知道,现在人们看到的城楼,其实已经是1969年至1970年重建的城楼。
天安门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正门,曾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又因在历次大型庆典活动中作为主席台而名扬四海,并进而成为了首都北京的代表性建筑和新中国的象征。因此,凡是来到北京的中外游人,无一不想一睹其庄严雄伟之风采。
以开国大典为标志,天安门城楼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给人民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人民爱护她,珍惜她,为了她保持金碧辉煌的容颜,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倾注了深情和汗水。
在全国解放前,天安门城楼与整个北京城一样,已经是破旧不堪,解放后不得不进行几次修缮。
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因时间紧迫,北平市政部门只是重点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鸽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的整修。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这是自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之后,在长达260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主要对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进行了更换,对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的彩绘重新进行了彩画。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工人们竟然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而弹壳上还隐约可见几个英文字母。这3发炮弹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使人不由地回想起我国近代史上屈辱的往事。
天安门城楼经过这次修缮,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市政府为把城楼的大殿装饰得更有气魄,更有古朴典雅的民族风格,决定将大殿内的宫灯全部更换,并决定请一批国画大师为新宫灯作画。
老舍先生闻知此事后,决定为修缮天安门城楼尽一份心力。他亲自出马,邀请到当时最擅长国画的诸多名家——于非、徐燕荪、王雪涛、秦仲文、胡佩衡、溥雪斋等老先生参加这项工作。
这些国画名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奇妙的构思、精湛的笔墨,为巨大的新宫灯四面配画。这些名家的大手笔果然不同凡响,为古老的天安门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1956年,北京市政府又对天安门城楼东北翼角及劈裂、脱样的角梁进行了翻修,并且接长了城台栏杆扶手。为确保天安门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在天安门顶部四周安装了避雷设施。
然而,天安门城楼自1465年(明成化元年)建成后,毕竟已有500年了。5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和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所伤及的绝不仅是表面肌肤,内中沉疴也在情理之中。
在60年代初的一次检修中,技术人员发现城楼大厅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根12米高的巨柱,已经空了近10米。有关人员迅速将这一险情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中央立即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又发现,天安门城楼因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加之市内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已严重下沉,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结论是:问题很严重,天安门城楼应该重新翻建。
由景山向南所看到的紫禁城旧景。
1965年,翻建天安门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在那破“四旧”的年代里,天安门的翻建筹备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
1966年3月的邢台地震,波及天安门,使天安门城楼的结构严重损坏、变形,已有260多年没有进行大修补的天安门,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能。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脚木、划架柱进行了加固,将部分倾斜的梁柱等构件增加了铁箍。
这些,都是些临时应急措施。考虑到保护天安门城楼这一历史古迹的需要,也为了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庆典时的安全,在“文革”狂热的风潮刚刚平息下来不久,1969年国务院决定,拆除旧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模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建筑材料全部更换新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方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于1969年12月15日开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有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适合进行建筑的季节,水泥在寒风中往往没有使用便会凝结。当时选择这个时候动工,是因为明年“五一”节要照惯例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临,不得不抓紧时间施工。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公司组建了天安门工程现场指挥部,组织了4个施工连队。整个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队伍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为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需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用钢管搭架,就需1个月的时间。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方法,用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天棚,将城楼围得严严实实,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不到10天搭好天棚。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个施工期间,尽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隆冬,棚内却温暖如春,昼夜通明。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共组织了拆除、大木安装、屋面(上穴下瓦)瓦、油漆彩画、管道五大战役。
拆除旧城楼,这是开工后的第一个关键项目。
鉴于新建城楼要保持原来的形制和规模,所以拆除旧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既懂经纬仪又机灵的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他和测量局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地测量。在之后的拆除工作中,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需照原样画下图来,并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
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在拆除工程中,人们发现了数百年前的镇楼之宝。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质结构,拆之前断掉全部电源。姚来泉师傅带着两个人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他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他在最中央的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里面露出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轻叩了一下木盒,说道:这是金丝楠木的。然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姚师傅从里面拿出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来仔细端详,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从里面拿出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用手指一捻,变成了朱红色的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后说道:是朱砂。此外,盒中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说道:就这些东西了。
当时,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道:这是百年真朱砂啊!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后全部上交国库。
到新建城楼时,姚师傅也没忘记在原来放“宝盒”的位置,放上一件当代“避邪物”。他精心准备了一块17厘米高、12厘米宽、3厘米厚的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并用金箔贴字,耀眼明亮。姚师傅将汉白玉石字体朝南、小心翼翼地插进混凝土里1/3处。这块汉白玉石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拆除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大木安装。
最初从旧城楼上拆下来的木构件,都经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交给北京光华木材厂按图纸进行加工。据北京古建筑公司的工人讲,翻建天安门时斗拱所用木料都是楠木,来源于东直门城楼。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制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至于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有上千种规格,上万个部件,上下垒叠,纵横交错。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径米,最细的也有米,每根12米长。那些重7吨以上的,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也只能拉一根。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运输成了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两架飞机吊太危险。最后许多木料都是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色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
木工活完毕,便是油漆彩画。所有描龙画凤的制作都经过严格的1麻5灰13道工序。最后贴金箔,重修的天安门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俗话说“一两黄金盖一亩”。此话虽然夸张,但却道出了黄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金箔薄如纸而锋利无比,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就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他亲自听取汇报,审阅图纸,多次批示有关工程的请示报告,使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例如,在施工当中,“文革”中红极一时的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总理表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做。
又如,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政治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是,“金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
重建天安门城楼,斗拱尺寸加大,又调整了屋顶的举架,增加了屋面的坡度,在两檐之间加高87厘米。这种加高,只不过是根据木结构建筑因年久下沉的比例,使天安门恢复到原有的米高度。加高后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很难察觉到,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吸收了明朝的建筑手法,加高了斗拱的斗头部分,使飞檐更加上翅。这样,不仅使天安门显得更加雄伟高大,而且还使挂在重檐之间的国徽得以昂头,显得更加庄重。
最后一道工序——挂国徽。直径米、需8个人抬的国徽由北京雕刻厂完成。当时周恩来对挂国徽十分重视。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这个关。
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姚来泉师傅。当他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检查通过。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一丝一毫不能偏差。测量局的同志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高级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国徽的位置——整整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重建的天安门城楼,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
重建天安门城楼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整个工期112天。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10层作业,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完全保留了她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并按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据统计,有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时用工达2,700多人,此次重建的施工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重建工程于1970年4月7日全部竣工。4月11日下午3时,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视察。在城楼上,日理万机的总理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望大家,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设得这么好!谢谢你们。”
视察完重建的城楼后,周恩来与工人们亲切握手道别。这年“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登上天安门,因外界还不知道城楼已是重修的。
几经风雨,1984年共和国迎来35周岁生日。为迎接改革开放后的重大庆典,作为阅兵庆典的主席台天安门城楼,再次得以修缮。
天安门城楼大殿厅内,安放了重新制作的17盏古雅的大型玻璃宫灯。其中正中大厅中的一盏玻璃灯重450公斤,其余16盏均为350公斤。每盏灯皆呈6边形,6角各引出一盏伞形小灯,别具特色。乳白色的玻璃灯罩上绘有金龙图案,古朴庄重。
在这次修缮天安门城楼时,技术人员提出天安门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座古建筑,只有用传统的图案才显得和谐与自然,才能与天安门的地位相符。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那里,万里当即拍板改画“金龙和玺”彩画,这一决定,终使天安门城楼上恢复了殿内原有的彩色风貌。
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修建得精致华丽,对称于大殿两侧,显得大方得体,增添了整个城楼的宏伟气势。这两个耳房实际上是电梯房。
城楼西侧的电梯,安装于开国大典前夕,是一部土电梯;东侧的电梯,安装于1970年。1989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将天安门上的旧电梯换上了性能良好的奥迪牌电梯。
红色是天安门的主体颜色。多少年以来,天安门上所用的红色涂料一直是铁红粉,也就是红土的浆液,人们称之为“广红”。“广红”的特点是古色古香,深沉大方,用在天安门这座古建筑物上,更加显示出城楼的尊贵和雄伟。但铁红粉粘合度太低,涂到墙上,日晒之后容易粉化,而雨天之后,墙上就会出现“泪痕满面”的迹象,墙脚下还会积下红水。晴天之后,漆皮开始剥落,严重影响天安门的形象。
为解决这一现象,众多厂家和技术人员开始攻关。80年代初,七六一厂工程师罗明富率先攻克。他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发现古建筑物的外表质地十分疏松,涂料需要有特殊的附着力和渗透力。经过他不懈地努力,适用于天安门等古建筑的专用漆——815型古红漆,终于在1983年研制成功。这种漆具有不反光、不褪色、耐寒冷、耐日晒、耐雨淋等优点,而且色调与铁红粉类似,明快而不妖艳。815型古红漆,如今已成为修缮天安门的专用漆。
1991年,天安门城楼上装置了238组立面泛光照明设备。
1992年,又在城楼上安装了14道光芒四射的灯。
1994年,天安门及两侧红宫墙进行了大规模地修缮粉刷,新式大红灯笼取代了旧灯笼,更换了城楼地毯和大厅内壁画,厅内的红漆木柱、菱花格窗也全部进行了油饰。
历史上的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宫廷的大门。
天安门的背后的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帝王居住的地方,天安门城楼则是一道壁垒森严的大门岗。在明、清两代,普通百姓莫说进紫禁城,就连“T”形广场上的大明门(大清门)或东西长安门都不许接近。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那巨大的拱门终于打开。普通人可以自由地穿过金水桥,走进昔日的皇家御地,去参观金銮殿了。但天安门城楼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却有着极其严格的管理。
当时,不要说寻常百姓不可能上城楼,即便是长年工作在天安门管理处的人员也绝不能随便登楼。所有为天安门城楼做日常保洁或维修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并在中央警卫局备案。而且他们每次登楼前,均需用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得到许可方能登楼,并且还要对登楼人员、登楼时间及所做工作,进行详细的记录。显然,这是与中国确保中央领导人绝对安全的制度体系相适应的。
然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民主、民权意识也在中国增长。更可喜的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意识,也在某些领导人那里出现了松动。198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曾经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可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毕竟还不够开放,胆子还不大,李先念的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得到响应。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4年。海内外的各界人士心中向往的,仍是开放天安门城楼。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老人,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30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以前谁想过可以进入中南海参观?现在不已经实现了吗?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这封信感染了胡耀邦总书记,也受到了当时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重视。万里、胡启立圈阅了此信,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办法报中央审批。”
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到批示后,立即责成天安门管理处着手办理,从售票、存包到参观路线以及各种安全措施都几经研究,又与天安门警卫部队认真协商具体办法后才确定下来。
有关部门在研究过程中,仅就是否允许观众带照像机一事,就反复磋商了好几次。在最初的方案中,从安全角度考虑,规定参观者一律不许带照相机。但方案上报后,有的领导认为,群众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希望合影留念。如果不设专门的摄影点,又不允许群众带相机,群众会感到遗憾。允许群众带相机,虽增加了保卫工作的难度,但却符合群众的意愿。为此,最终决定参观者可带相机,除大厅内禁止拍照外,天安门城楼上可随处留影。
开放城楼的工作在一步一步地进行着。1987年国庆节后,天安门管理处接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业的正式通知: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这一年是国际旅游年。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得以满足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心愿,也就成为当时北京市旅游局薄熙成局长的最大心愿。
为保证天安门城楼准时开放,天安门管理处的同志们已奋战了数日。他们将大厅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楼梯、平台、大厅等所有游客行经地段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
城楼大厅中的大型屏风,是做隔断用的,没有画像之类的装饰。这次他们为开放,特地在屏风上张挂了一批著名国画家所绘山水、花鸟画。天安门城楼刚开放时,在大厅东侧所悬挂的是一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4位伟人头像的油画,1991年换成悬挂至今的《人民万岁》。而西侧悬挂的则一直是油画《开国大典》。此外,大厅里的座椅、茶桌、挂钟等,也都按国庆大典原样陈设。
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在游人登楼前,北京市旅游局在城楼上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剪彩开放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人们仿佛真的只把天安门城楼的开放等同于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开放。
这一天早晨7点多,天安门登楼售票处前,75岁的东四人民商场退休的老会计高锡武第一个站在了售票窗口前。9点整,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售出,票价10元。
高锡武老人素衣布鞋,缓步登楼。作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座不寻常的城楼的第一位普通人,老人接受了薄熙成局长馈赠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和一张证书。同时接受这份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游人卡特夫妇,他们是最早登楼的外国旅游者。
天安门开放第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就有2,000多人。这一年,登楼人次就达60多万。再往后的8年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次激增至1,147万,其中不仅有中国普通百姓、外国游客,还有卡斯特罗、细川护熙、金泳三等著名人物及50多位外国部长级以上嘉宾。
天安门城楼的开放,拉近了人民群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为此,国内和国际各大通讯社都及时播发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消息。
天安门城楼,从此揭开神秘面纱,向人民开放!
第二部分
当中华民族的滚滚历史长河奔流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和献身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愿望,终于在这一年得以实现。
报告之五
筹备开国大典选定天安门广场
☆ 中共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五大领袖宏论建国定都
☆ 毛泽东何时第一次登上天安门不是10月1日而是7月7日
☆ 讨论国旗时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杠的表现出对黄河的眷恋
☆ 新中国成立原定为1月1日后因斯大林提意见和中央反复考虑决定提前
☆ 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开始有两种方案天安门和西苑机场如何定夺
当中华民族的滚滚历史长河奔流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和献身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愿望,终于在这一年得以实现。一个崭新的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共中央确定首都定在北京,开国大典的地点也选在天安门广场。
在西柏坡山沟里,共产党领袖们感到胜利比预想来得更快
1945年春天,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经预言:党的“八大”一定会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召开。
同样是在“七大”上,朱德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那一天讲过,我们不想等到儿子一代才取得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的百万“土八路”。但毛泽东偏偏就敢蔑视蒋介石那数百万美械大军。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就能预见到灿烂的前景并把握胜利的进程,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而历史进程也恰恰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当人民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绝大部分主力后,在中国农村苦苦奋战了20余年的共产党领袖,将目光瞄向了城市,并且开始着手筹建新中国了。
1948年春天,毛泽东离开陕北,不久到达河北的西柏坡,1年前撤出延安时分开的中共中央五大领袖又会合在一起。
所谓中共“五大领袖”,是指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产生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其中任弼时同志因病于1950年10月不幸去世,50年代初期到“文革”前人们只提毛、刘、周、朱4个人,也就是现在百元人民币上的图案。
此时,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已迫在眉睫。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和华北战场,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江北主力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厄运。随着军事形势的迅即变幻,蒋介石政权的丧钟已被敲响,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之时,毛泽东曾设想过半年之内我军大胜,必可议和。不过他也说过,准备打15年。所谓“15年”,不过是极而言之,即准备好美国出兵直接干预中国内战。到了1947年春天,国民党驱逐了中共代表,议和便不可能。同年秋天,毛泽东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到了1948年夏天,毛泽东提出5年胜利(从1946年算起)。然而,解放战争的进程却比人们的预料还要快。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此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微笑着对战友们说:“原来预计5年打垮蒋介石,现在看来可以大大提前了,可能再有1年我们就可以坐江山了!”
1947年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曾让专门负责保管中共中央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师哲,把同“远方”来往的电稿和密码全部烧掉。就连师哲提出挑选几份最重要的文件贴身保管的要求,他也没有答应。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险恶了,毛泽东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
现在,毛泽东或许会为此而感到些许的后悔,要是能留给后人,那该是多么珍贵的史料啊!他边笑边摇头:“没想到老蒋这么不经打呀。”
之后,毛泽东进驻北平后,又曾对人幽默地说过:谁也没有想到1949年1月,就可以看到梅兰芳的戏。
以杰出的领袖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在鸦片战争100年后,实现了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和浴血奋斗的目标——彻底争回中国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仅此一条,就足以使毛泽东的名字永远列于中国伟大民族英雄之榜首。
建国在即,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变。从1948年的九月会议到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几次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而七届二中全会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它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参加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31人,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东北区的主要负责人因交通限制而未能到会)。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结束时说:
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未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也无结论。现在战争已有2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来讲了。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形势和任务问题。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它指出:
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建立新中国所要解决的各种基本问题,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设想。毛泽东在发言中,用其特有的生动形象的语言,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去年九月会议已经决定。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28年,再加2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会堂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幕。
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
在开幕会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此后,由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着重强调的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毛泽东指出: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他还说,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同时,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刘少奇、任弼时也都围绕着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这一根本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和群众一起观看节日焰火。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新任务,朱德在发言中指出:军队要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这也是个大转变。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将来管理生产,搞生产建设也要靠他们。
关于当前的财经工作,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会后,周恩来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精通中国历史和谙熟中共党史的毛泽东,一向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提出“不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以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歌功颂德现象。
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清廉与俭朴,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曾讲过这样两个故事:
党中央迁到西柏坡时,毛泽东身上的毛衣毛裤,也不知穿了多少年了,上边已经出现了不少小洞和大窟窿。一天,毛泽东又让公务员韩桂馨给他补。小韩说没法补了,提议买点新毛线,给他重新织一身。但毛泽东却不允许,还是照旧穿着让小韩补过的旧毛衣毛裤。
多年来,毛泽东无论是洗脸还是擦脚,都是用同一条旧毛巾。李银桥觉得西柏坡比在陕北条件好了,便向毛泽东提议,买一条新毛巾擦脸,旧毛巾擦脚。毛泽东却幽默地说道:“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了。”李银桥灵机一动,又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而毛泽东摇头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来的钱我看就能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做出了榜样。他从不以自己是党中央主席、最高统帅而在生活上搞特殊。这样的故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毛泽东强调永远以马恩列斯为师,并告诫不要当李自成
党的“七大”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在此之前,也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毛泽东在告诫全党务必谦虚谨慎的同时,自己也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强调: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
毛泽东又解释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指当时正被美国占领),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在结论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8年8月13日,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吴玉章,1878年生人,早年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年长,曾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并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亲历了中共建党以来的5位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深深感受到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并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他对毛泽东的推崇,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党内的普遍想法。
然而,毛泽东却有着更为清醒的头脑和更为严谨的思考。8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毛泽东又特别注意了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
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结束之际,毛泽东在大会总结时,从12个方面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值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
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发展速度太慢,对工作会有损失。如何保证党的质量呢?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这“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他说: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此外,七届二中全会还谈到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要人员的配备问题。毛泽东说:具体人员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考虑:毛、周(指毛泽东、周恩来)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弼时(指刘少奇、任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在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时,毛泽东对首都设在何地也有考虑。
建立一个新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
毛泽东开始考虑首都地址,始于从陕北转进河北平山县之际。
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就定都问题曾同周围的同志们谈过,已经开始属意于北平。据徐向前回忆,1948年秋天他同毛泽东见面时,谈到太原不得不打,而毛泽东强调北平尽量不要打,并考虑以后在这里建都。
1949年2月王稼祥从东北到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同他又有过一次谈话。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后来详细回忆了谈话的内容。
应该说,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此时,春节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不断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认为这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又迎来了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夫妇。
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王稼祥曾是王明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到中央苏区后,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逐渐从中分化出来。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遵义会议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坚决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被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对于王稼祥在关键时刻,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所作的贡献,一直念念不忘,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毛泽东说完话,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说罢,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如能和平解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却又点燃一支烟后,郑重地说道:“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史上,定都最多的有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是从经济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对此问题考虑已久,因此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至于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不宜作为京都。”
毛泽东听后一笑,表示赞同。
王稼祥排除了上述城市,最后说道:“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果然,同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后正式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中午1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大家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上几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毛泽东进驻北平之后,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告诚全党“不当李自成”。
进京后,他看了梅兰芳、刘连荣主演的《霸王别姬》。当毛泽东看到项羽与其爱妾虞姬生离死别一场时,他激动不已,眼含热泪;当听到项羽悲怆、泣凄、绝望地喊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时,他心情沉重又意味深长地对卫士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为此,他号召全党所有领导干部都看看这出戏。当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蒋介石老窝南京时,他更把以上思考锤炼升华,写出“宜将剩勇迟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教导全党从李闯王、西楚霸王这两面镜中得到借鉴。
1949年3月23日,春风拂面,阳光明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看。”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有人抢着回答道。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也格外激动。
“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心中想着,更加坚定了定都北京的决心。
刘少奇访苏与开国大典提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在世界站住脚,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承认。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可能指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立即承认,因此在当时,只能寄希望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1948年春天,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表示想访苏,希望就重大国际问题和新中国建国问题交换意见。不过当时斯大林担心消息泄露,会影响苏联同美国的关系,更加剧对峙的紧张局面。于是,斯大林回电毛泽东说,考虑到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请毛泽东留在国内主持大局,由他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意见。于是,随后便有了米高扬于1949年2月秘密到西柏坡一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主要是争取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毛泽东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3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刘少奇等人,要求对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两国人民和两党之间的战斗友谊。即使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也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接待安排和会晤规格层次都很高。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一行被安置在奥特洛夫斯卡娅大街8号公寓。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大资本家为著名女歌星建造的豪华住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招待国外高级领导人的地方。
当天,刘少奇一行稍事休息后,便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斯大林亲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手问候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
宾主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十分友好。宴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
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研究拟定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具体内容,并由王稼祥整理出一份内容翔实的书面报告。
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苏联通”,因此,报告起草得比较顺利。
报告分四个部分:一、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问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三、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四、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报告于正式会谈前交到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很认真地看了这份报告。
1949年7月11日晚10时,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以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瓦廖夫。
会议由斯大林亲自主持。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谈话进入正题。
斯大林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你们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都看了,没有问题。因为执行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他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他特别强调,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为了表示客气和尊重中国主权,斯大林也表示,只要中国同志提出,苏军马上可以撤出旅顺。
其实,这时斯大林仍希望苏联驻军留在旅顺。中共中央考虑到自己也缺乏全面接收那里防务的能力,也不要求苏军马上撤出。
之后,斯大林又专门谈到了中国。他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弱者、穷者强大起来了,就没人敢轻易挑起战端。”
这次会谈决定: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制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具体文件;苏联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和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苏联派电影摄制人员到中国前线帮助拍摄影片;分批选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等。
至于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
这次会谈取得了成果,尽欢而散。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建议中国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租让权。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吉亚风味的羊肉汤、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
斯大林充满情感的话语,感动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斯大林有些激动,连忙说:“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接着他又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刘少奇十分谦虚、十分诚恳地对斯大林说:“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然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当刘少奇回国时,苏联第一批50名专家随他同车来到了中国。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围绕国号出现争论,开始毛泽东喊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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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时,国号是什么呢?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新中国的国号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9月25日,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23人,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原来,中共中央是想向这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长者求教。他们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同凡响。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并特意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3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了午宴的主题:原来是为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且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发言。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大革命时期,夫妇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随后,年届83岁的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简称中统)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直人快语,痛快淋漓。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随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等也都相继发言,主张不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并表示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但必须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也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说明:
“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但若在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无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在行文上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会上的态度形成了一边倒之势。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接着,宴会开始。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但代表们也同样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确定代表国家尊严、象征的国旗、国徽、国歌等事项,是一项紧迫、庄重、严肃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全国人民对此非常关心。
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建立并进行分工后,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组长由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担任,成员有张奚若、郑振铎、郭沫若、陈嘉庚、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
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第六小组立即着手工作,并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刊登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具体要求是:一、要有中国特征,含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二、要有政权特征,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三、形式为长方形,且庄严简洁;四、颜色以红色为主。
直接向人民征求国旗、国徽图案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作家和其他行业的人们纷纷应征,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国旗图案稿件如雪片飞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新政协筹委会就收到国旗设计图案近3,000幅。
筹委会在北京饭店413房间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在应征的稿件中,设计构思大体符合国旗3个条件的,主要是由五角星、镰刀、锤子和嘉禾齿轮等几种图案组成。基本可归纳为4种情况:一是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二是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三是旗面为红色或2/3红色,加黄或红五角星,四是竖条旗面左上方镰锤、五星或齿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最终把其中38幅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给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毛泽东在紧张繁忙之中,十分关心国旗方案的审查情况。
一天晚上,毛主席宴请爱国人士。席间,曾多次参加过国共谈判的政协委员张治中问他:“主席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杠的。”
毛泽东一向对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因此对这幅象征着黄河的图案情有独钟。
但张治中却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红底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图案上中间这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是变成了分裂国家分列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
毛泽东沉吟了道:“这倒是个问题。看来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第六小组座谈,38幅国旗的图案陈列在会场。大多数代表虽然倾向有黄河符号的图案,但也仍感到不够圆满,一时也拿不准主意。
具有艺术眼光的田汉突然眼睛一亮,来到编号第32的图案前,仔细端详起来:在红色的旗面上,铭刻着五颗黄星,一大四小,顶端还有镰刀斧头。他高举这张图稿,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接过图稿,认真地审视,感到非常满意,高兴地说:“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与会者也一致赞同,最后议定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面加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什么特点。例如苏联的镰刀、斧头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还有4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镰刀斧头。”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五星红旗的式样说:“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9月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又一次会议上,最后确定32号图案作为提交政协大会审议的国旗样式,并对五星红旗作了说明:红色代表革命,五星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当周恩来主持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五星红旗的图案顺利通过了。这天怀仁堂主席台上,挂出了大幅的五星红旗图案,满台生辉,掌声雷动。
当时的大会决议案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后将名称“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并将原设计中的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关于五星红旗的象征说明,是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写的;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的。
而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却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市民曾联松。
曾联松出生于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并写得一手好字,早年曾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前,曾联松在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现代经济通讯社任秘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通讯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新筹建的华东供销总社还没正式启动。这一个月,曾联松闲着,但从来也闲不住的他一直想干点什么。
7月14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照例拿起当天的《解放日报》,一则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小组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
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冲动:我能不能试试?但一瞬间,他又犹豫了。中国之大,人才之多,这样大的事能轮得上我吗?中南海此时正云集着一代大师徐悲鸿、田汉、贺绿汀等人,我又算什么?
这时,曾联松的入党介绍人、大学老同学黄大明鼓励他说:“这件事很有意义,你应该努力去做。”老同学的话使曾联松备受鼓舞,他深知国旗对于正在寻求强国之路的祖国意味着什么。此后,他脑中便在时刻不停地构思着代表新中国的旗帜。
启事对国旗图案设计提出4项注意,但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要求呢?曾联松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10多天里,他时而浮想连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曾联松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意思在国旗上表达出来。为此,他设计以红色象征革命;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以4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以五星结构象征政权特征的考虑定下以后,接着考虑如何表达中国特征。为简洁起见,力求寓意于五星之中。他将五星结体排成椭圆形,像海棠之叶,寓表疆土版图;4颗小星则兼指4,000年历史和文化;星呈黄色象征黄色人种。构思至此,他开始得意起来。
最后设计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曾联松剪好大小五颗星,在旗面安排各种布局,注意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当安置到左上方时,顿感全局豁然开朗,眼前星辰金碧辉煌,神州河山辽阔。凝视着这个图案,他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图案画稿完成后,曾联松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入信套,立即投寄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他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事业管理局去工作,之后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在心上了。
9月29日,当《解放日报》头版第一次套红刊出国旗图案时,已经因忙于工作而把这件事淡忘的曾联松突然呆住了。报上没有刊登设计者的名字,但那图案已分明跟自己的设计图完全相像,所不同的是他在大星中放上镰刀和斧头的图案,而这上面却没有。这倒底是不是他设计的那幅?如果是的为什么没人通知他?如果不是的为什么又那么像?
1950年9月,曾联松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他,询问国旗设计情况。他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随后,他便收到了建国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曾联松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11月1日,他又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当时的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曾联松感谢妻子对自己废寝忘食设计国旗图案的支持,用这笔奖金,首先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
曾联松的名字虽不为人们普遍知晓,但他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早已为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所熟知。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方案能够出自一位普通公民之手,这恰恰显示了新中国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949年7月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召开小组会议,决定对国旗、国徽图案提出公开征集的同时,还提出征集国歌歌词问题。为做好此项工作,筹备会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评选委员会。关于国歌的评选,除本组组员分别参加外,后来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歌词、歌谱的评选工作。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没有国歌呀!
政协一届会议召开期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座谈会,国旗的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但当讨论到国歌问题,会场出现了冷场。大家一致认为,国歌要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风貌,要在短时间创作出理想的国歌是非常困难的。
正在大家苦思而没有良策之时,著名爱国人士、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徐悲鸿语惊四座: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对夫人廖静文谈起过,自己准备向会议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廖静文听后马上反对:“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恐怕不好吧?”徐悲鸿说:“这有什么不好?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徐悲鸿刚刚说出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他认为用这首歌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周恩来的发言后,也站起来说,我想起以前我在美国时,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的,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在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用这支歌代国歌,也可以用以纪念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在美国时,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就曾对我说过,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少美国中学生、小学生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风云儿女》)中学会了这支歌……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他接着又说:“一支歌曲好坏与否,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一番介绍,使在座的人对《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建议获得很多人的赞同。
但大家也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提出了质疑,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
接着,毛泽东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现在虽然全国解放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在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代表加上来宾近千人,因在当时的北京找不出这样大的礼堂,只好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院子里立柱加顶,将宽敞的院落及四周的门廊连成一体,改造成为北京最大的会堂。
1949年9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634名政协代表,以及300多名来宾,聚会在怀仁堂,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大会会场被布置得庄严大方。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巨大会徽,两侧稍低处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两旁是数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7时整,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会场时,怀仁堂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间长达2分钟之久。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后,会场内响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场外鸣放54响礼炮,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
礼炮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致辞充满着自豪之情,字里行间透出一个伟大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历史眼光: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致开幕词后,随后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讲话。接着,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相继发言。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首先代表主席团和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和设立6个分委员会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他还代表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谈了这样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为什么没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规定出来;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人民同国民的分别;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
9月27日、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议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把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今年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9天。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后,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闭幕词的最后,他高呼: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完满成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选定天安门为开国大典地点,使它永远与新中国同在
毛泽东首度登上天安门是什么时候?
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是在开国大典的那一天,即1949年10月1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的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雨交加,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但风雨阻挡不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之后,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
接下来,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演讲。
晚上9时20分,当毛泽东、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这么多市民见面。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时,不少北平市民就认定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在这一天进驻北平了。街道两旁的欢迎人群眼巴巴地望着没有尽头的浩大队伍,以为后面就会出现毛泽东的身影。
显然,他们要失望了。因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还远在太行山区的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直到50多天后,才出发赶往北京。
现在,他们终于见到毛泽东时,又怎能不激动万分。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的人民发自内心地向他欢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
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1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不肯散去。人们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地高歌着、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个雨夜的盛况向世界宣告: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得到全中国人民真心拥护的,而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是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成就一切伟业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而一个崭新的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了。
1949年“七一”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并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举行开国大典,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件事一定要办得圆满。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非常重要,但阅兵仪式如何安排,尤其是在什么地方进行,则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的场所和程序。
作为开国大典三大项目之一的阅兵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盛典。为搞好阅兵活动,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又专门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杨成武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方案很快就拿出来了,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行进通过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的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送交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周恩来仔细看过后,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更主要的是,在天安门阅兵,有一座现成的阅兵台——天安门城楼,上面可以容纳参加怀仁堂里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而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阅兵前,部队容易集中;阅兵结束后,部队也便于迅速从市区消失。
缺点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众多,当日附近交通要中断4小时以上;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大排面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1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但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1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10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而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的气氛就难以隆重,阅兵式的宣传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另外,对阅兵部队而言,因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供进退,也有不便之处。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1个月了!
随着开国大典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周恩来经再三考虑后,最后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仪式,并在报告上用毛笔签署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由朱德同志担任。

九月二日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听了周恩来关于阅兵地点的情况介绍和分析后,同意在天安门前进行阅兵仪式和开国大典。
于是,经毛泽东最后拍板,选定天安门广场作为开国盛典的集会地点,天安门城楼成为了开国大典的主席台。
天安门城楼大“整容”,领袖亲手升起五星红旗
大阅兵
当天安门被定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后,修葺天安门城楼工作便迫在眉睫。
天安门城楼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巨大的城楼砖残瓦断,多年未曾装修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以及金黄色的琉璃瓦顶蒿草丛生,雕花的门窗东斜西歪且残破不全……
虽然直至9月初才最终确定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不过早在8月9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就已作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在新政协会议精神的感召下,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市民怀着主人翁的责任感,立即投入到整修天安门的紧张劳动中,使得破败不堪的天安门焕然一新。
接下来便是典礼会场的布置工作。人民共和国与封建王朝有着本质的不同,开国大典中的天安门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大典筹备委员会决定在天安门城墙上加上两个巨幅标语,标语内容由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所拟定,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侧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建国1周年时,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两条标语均出自钟灵之手。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就誉满全城,延安墙上的标语,几乎都是他写的。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刷标语,钟灵拿出了全部的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米)。虽然这时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为照顾大多数人的习惯,经研究还是使用繁体字。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钟灵在实际测量中还发现,天安门的9间门楼很有讲究。它们并不是一样宽窄,但是人们视觉中左右4间都是对称的,这是明代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依次递减。钟灵也把这一技巧运用在标语设计上,将“政府”二字紧了一些,并收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国徽图案尚未定稿,于是决定开国大典时,暂挂一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此标语也同样出自钟灵之手。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开国大典筹委会决定在城楼前东西两侧、金水桥以北搭起两座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外宾观礼。由于时间很紧,搞永久性建筑已不可能,便用杉篙、木板搭起了两座临时性看台。观礼台搭建完工后,为检验其牢固程度,曾专门调来部队站满看台,并在上面蹦蹦跳跳,做到了万无一失。
当开国大典会场确定在天安门后,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张致祥,30年代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据说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将的开国大典指挥之一。至于张致祥是怎么被周总理“相中”,指定为开国大典指挥的?至今已有70年党龄的张老回忆说:“1949年第一次文化界代表大会时,我是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受到了总理的接见,大概是那时候给总理留下了点印象吧。”
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找来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的肖野和森茂,要求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来。肖野和森茂这两个日本人早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肖野40岁上下,森茂刚30岁出头,但两人的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确属一流。
肖野和森茂虽是日本人,但由于日本民间保留了不少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也就受到了这方面的艺术熏陶。而来到中国参加革命队伍后,则更贴近地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
他俩从设计一开始,便想到了中国宫灯,并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的确,中国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了专管宫灯之官,叫司坦。民间传说鲁班营造宫殿时制作了宫灯,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肖野、森茂从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农村多年的生活中得知,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一个星期内,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草图。草图上送审批,最后一直呈送到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副主席非常欣赏这8盏太阳般的宫灯。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在仔仔细细看完之后,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并指示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京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北京城,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恰在此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
这句话提醒了苏凡,苏凡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苏凡走进了故宫博物馆,想在清宫档案中找出希望。万幸的是,苏凡还真在档案中找到了线索,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
几天的疲劳顿消,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这位老艺人。老艺人明白了他们来访的意图后,看了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了城楼,3天3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
“十一”的前一天,8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完成了。它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个宫灯高米,直径米,周长米,重80公斤。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全部消失了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国大典上的天安门城楼,8面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飘扬,朱红色的廊柱间红灯高悬,神形兼备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正中门洞上方,两侧是宽大的巨幅固定横标。这全新的装饰赋予天安门全新的政治含义,把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映衬得容光焕发,气宇轩昂。
这8盏大红灯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并一同走过了45年的岁月。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将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
以旧换新势在必然,但旧的灯笼怎样处置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天安门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城,也是世人瞩目的地方,不要说是一对宫灯,即使是一片瓦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
4对宫灯卸下来了,其中的3对交由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而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一对灯笼将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1995年2月17日中午,将被拍卖的两个大红灯笼,装上了一辆超长卡车,运到了北京朝阳区体育馆地厅入口处,并被吊装高悬起来。这是46年来这对宫灯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以外的地方。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这是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拍卖,此次拍卖限于境内机构。在拍卖大厅内虽只有七八家参加竞拍,但众多的文物爱好者和新闻记者的介入,使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9时15分,拍卖开始,首次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五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300万,这对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就是一个惊喜!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
的确如此。继300万、330万、350万之后,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位立即跟出800万,随后又追加到1千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片刻寂静之后,18号又举牌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
场上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3遍后,终于敲下了拍卖锤。
此时,时针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7分钟,从10万元起价,在7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人们不禁要问,手持18号牌位,以1,380万元获得大红灯笼的人是谁?他就是操着南方口音,第一次就报出300万元的那个瘦弱的中年人,他叫宣国宜。
宣国宜38岁,农民出身,曾在农村搞过种植棉花的试验,后来从事共青团工作,到北京来之前在宁波市政府工作。在拍卖场上,他的身份是“中华百亭鱼乐园”的总经理。
“中华百亭鱼乐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距颐和园10公里,在香山西北侧,是浙江省宁波市“金鹰集团”在北京投资的旅游、度假、垂钓、娱乐中心。鱼乐园占地1,000多平方米,有江南风格的亭台楼阁100多座,故名“中华百亭鱼乐园”。
宣国宜以“中华百亭鱼乐园”总经理的身份以1,380万元的天价购得这对宫灯之后,立刻成了“焦点”人物,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众多的新闻记者围住了他。
一位记者抢先问道,你觉得这对宫灯值1,380万元吗?
宣国宜非常严肃地说:“值!中国文物是无价之宝。这对与共和国共同走过45年的宫灯,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这不是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的。”
另一位记者问道:“宣先生,你将把这对宫灯安置在哪了?”
宣国宜说:“这对宫灯将留在北京,挂在鱼乐园的门楼上,让全国人民和海外人士参观,并让这对宫灯继续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
成为新闻人物的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宣国宜最后说:“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会好好照看这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宫灯的。”
1995年2月26日,天安门工地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与中华百亭鱼乐园举行了隆重的宫灯交接仪式。
在开国大典上,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一开始就很重视,并做了认真研究和周密布置。
最初的升旗打算是,在旗杆下设2名升旗手,听到升旗命令后将国旗缓缓升起。后来考虑到升国旗仪式,是新中国诞生的标志,第一面国旗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才更有意义。可是,毛主席既不便到广场上去拉绳升旗,又不可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拉绳升旗。于是,大家想到了电动升旗。据说,电动升旗的点子是建国后当过外贸部长的李强提出来的。
可是,电动升旗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中国人几乎全都不知道这项技术,仅有个别人从外国画报上见过。问问建设局吧,他们承担了天安门广场的电线安装任务。
果然,有一个电力工程师答应试试看。他叫林治远,后来担任了开国大典自动升旗装置的总工程师。而市建设局的另一位建筑师钟汉,则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两人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首先是确定旗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位置。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天安门旗杆工程是从1949年8月份破土动工的,边设计边施工。旗杆的土木工程比较简单。但他们当时没有给国旗卫兵留出入口,卫兵出入都必须翻越栏杆,很不方便,就这样延用了40年。
接下来是旗杆的制作。当时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到制作旗杆的合适材料很不容易。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米。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4种型号,再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2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保证焊接结实。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请示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米的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为此,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作为自己的助手。两人开始全力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两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的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米、宽米的巨大国旗,送到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装置,偏偏这时出了故障: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后,马达没有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和梁昌寿都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惊闻后,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当时的木制消防云梯高度有限,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所差的高度只能由人顺杆攀爬上去。但顶端的细钢管根本支撑不住大人的重量。最后还是把在一边玩耍的天顺营造厂经理的孙子唤来,叫小孩子爬上旗杆,这才取下卷成一团的国旗。
此时已夜深。林治远、梁昌寿两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在经得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开国盛典离不开奏乐,而且需要一支特大型军乐队进行演奏。
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军区政治部军乐队的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并分别担任联合军乐队的正副指挥。
当时,华北军区政治部已拥有一支近80人的大型军乐队,但仍不能满足天安门广场演奏的需要。为此,又加进了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共100人的军乐队,组成了一支拥有200人的特大型联合军乐队。
说起华北军区政治部军乐队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前身)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3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高兴,赶紧请示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并建议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上用场。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队的指挥。
两年之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新组建起的乐队成员也是参差不齐。他们之中,有的没有受过正式训练,有的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只能靠死记硬背才能把曲子记下来。而训练时间却只有3周,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阅兵指挥部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军乐队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色。整个乐队编成20×10的方队,将5面大鼓和5个大镲相间地排列在第一排中间,两旁各配5面小鼓。这样,不仅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联合军乐队组建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于使用什么乐曲作为阅兵典礼乐曲,一直定夺不下。
当时有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沿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因此主张采用苏联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
3方各持己见,意见一时难以集中。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部。随后,杨成武将罗浪所列曲名并连同3种意见上报给阅兵指挥部总指挥聂荣臻定夺。
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最终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并请中央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潇洒地写下“以我国为主”5个大字,周恩来欣然“同意主席的意见”。
当时罗浪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3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以我为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开国大典上鸣放28响礼炮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鸣放礼炮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国家礼仪。根据国家惯例,鸣礼炮21响是最高级的礼遇,一般用于欢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下依次为19、17、15、13、11等响。通常礼炮都取单数。
那么,新中国的庆典礼炮为什么要鸣放28响呢?在政协筹备会议上,一位代表曾就此提出质疑。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召来了大会筹委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当时华北军区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
毛泽东似乎随便地问道:“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唐永健何等聪明,立刻心领神会地说:“主席,我起草一份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毛泽东微笑着表示同意。
很快,一份简明扼要的说明报告递了上来: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艰苦奋斗28年,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28响礼炮就是党的28年光荣历史的礼赞。毛泽东阅后,感到满意,随即指示并转发。
国歌的演奏是开国大典军乐演奏的核心。
由于国歌迟迟未定,军乐团早就对有可能成为国歌的《东方红》、《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进行了充分的演练。但直到9月27日,代国歌才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而且出乎意料的又是军乐队从未演练过的《义勇军进行曲》。
时间本来就够紧的了,偏偏负责通知罗浪的张致祥因太忙了,28日这一天竟然忘记告诉罗浪,直到29日天快黑了的时候才慌忙打来电话:“哎呀,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国歌已经确定了,是《义勇军进行曲》。”
罗浪赶紧找人抄分谱,自己则挑灯夜战,给代国歌作节奏式的低音配器。由于匆促,只能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
30日下午,距离开国大典只有1天时间了。正忙于其他重要工作的罗浪实在脱不开身。焦急的他只好挂通了西总布胡同军乐队的电话,对正在负责演练代国歌的分指挥张志功说:“你把电话对准乐团,让我听听”。直至感到满意后,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
演奏曲目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的通讯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决定以手势通知军乐队。
开国大典前,军乐队已提前列队在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的总指挥,罗浪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屏息凝神,微微昂首,紧盯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张致祥。身后,两位分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浪,再向后,近200名军乐队员们盯着分指挥,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辉煌时刻的到来。
14时50分,驱车赶至天安门城楼的领袖们拾级而上,1分钟,2分钟……5分钟,就在毛主席登上最后一阶楼梯的一瞬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张致祥迅速转身面向广场,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看到这一手势后的罗浪,迅即举起右臂,左右两个分指挥的指挥棒也被牵动了,刹时间,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有些书上曾写道,当时张致祥是甩了两下红绸子发出的信号。50年后,时任总指挥的罗浪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1949年大家都戴的白手套,1950年才想到用红绸子。直到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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