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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权力自由化的悲剧作者:木然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2-7本站发布时间:2011-2-7 0:36:32阅读量:222次

这些年大家一直说大学的病像是大学行政化,解决这一病像的根本是去行政化。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更有道理的不是大学行政化的问题,而是权力太自由的问题。大学行政化只要把“化”去了就可以。去行政化只能解决“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滥用问题。去行政化解决权力运用的程度,去权力自由化则既能解决权力运用的程度,又能解决权力运用的性质和边界。与其去行政化,不如限制权力自由化,给权力设置边界,让权力在规则的轨道上行进。

就在不断地喊大学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权力自由化,大学行政化的悲剧实质是权力自由化的悲剧。不解决权力自由化,大学去行政化的同时,又会引来权力的自由化。权力自由化有诸种表现,以下都是例举式的证明。既然是例举式,就难免挂一漏万。

学术变官术。大学的学术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官术的阶梯。一部分人搞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另一部分人当官的目的是为了搞学术。对于前一部分人来说,学术从来不是他们的生命,而是把学术做大了,得到领导的重视,以期领导能封个一官半职。对于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本来就不是搞学术的料儿,发文章很困难,如果让他们从学术起步,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在起步点停滞不前。他们也会分清形势,先当官,后搞所谓的学术。当上官以后,认识的人多了,求他的人也多了,发文章的渠道也多了,一些杂志也愿意投怀送抱,相互利用,所以文章也就发了。

学术自由变权力自由。学术自由就是没有行政的干涉,大学行政干涉得越多,学术越没有自由。毛泽东时期的三十年,由于对学术的粗暴干涉,学术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不知学术自由为何物。“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了文化的命,革了大学的命,白卷先生上了大学,大学教师被扫地出门,学生变成了革命者、捣乱者、破坏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大学大发展的三十年,也是大学行政化得以不断强化的三十年,大学行政化的结果就是学术没自由,权力有自由。权力不但有自由,而且权力自由化。

权力自由表现在教学上,完不成大学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人可以评上全国、省级教学名师。本来权力者不在教学第一线,学校规定的基本课时都不够,讲课表达能力不强,逻辑不强,再加上长时间忙于人际关系,疏于业务,讲课内容不能时时更新,甚至讲课变成了权力者人际关系的吹嘘场所,但却能评上全国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如果真要靠实力评教学名师,让老师作评委,在学校没有权力者介入,恐怕连学校内部的优秀教师都评不上。由于权力的介入,由于权力者的贪婪与无耻,一个校内都评不上的教学名师却能在全国评上,此乃咄咄怪事!

权力自由表现在科研上,论文有人代写。更为有意思的是,如果在学校官当大了,文章不用自己写,别人写,发的时候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如果有硕士生,硕士生代写论文,如果有博士生,博士生代写论文,如果是优秀的教授博士生,那么领导干部就可以这边睡着大觉,那边文章多多。因为学生多,论文多,所以在科研评审上本来自己科研不行,却也能在全国、省级获个一等奖、二等奖、科研指导名师。又因权力者认识的人多,所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省部级重点课题让学生论证,课题通过之后让学生干活,钱却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说一句难听的话,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时候还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而权力教授剥削起自己的学生来,全都是剩余劳动时间。不过权力者也不让学生白干,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自己的学生找个工作,搞一个有名无实的奖励,倒也不在话下。都说名师出高徒,现在则是名徒出高师。

权力自由表现在用权上,那就是用权者的有恃无恐。他们可以巧立名目给自己涨工资,给自己评硕导、博导,给自己评特聘教授,权力教授级别也比非权力者教授高。给自己申请国家特殊津贴,让自己当学科带头人,还美其名曰他们具有领导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让他们把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当成科研的组成部分。上级相应主管部门为了让大学权力者能够评上,有时还搞秘密活动,搞指标到校到人。有的是本来应公开竞标的名誉,权力者本身为了让自己评上,把公开行为变成秘密行为,有的甚至评完了普老师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力回天。上述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既能给权力教授涨工资,又能使每一个环节成为下一个环节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前面权力的滥用又带动权力者在下一个环节权力的更大滥用。比如说,权力教授是权力博导的前提,权力博导是权力名师的前提,权力名师又是权力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前提。权力是获得所有好处的前提。

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专制者的恐惧原则用在学校的管理上,把持不同意见者以各种名义进行打压,通过高压政策进行维稳。大学权力者运用统战的技术水平可能要比统战部还要高,团结大多数,拉拢中间派,孤立少数他们玩得门清儿。他们对于听话的老师总是给予特殊的照顾,让听话的老师更加听话,让不听话的老师变得听话。对于绝不听话的老师,就可以进行无情打击。所以每年组织部考核的时候,总会听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达到忽略不计的地步。在学术无自由,权力无规则的情况下,利用大多数,站在大多数就成了权力者打击报复的手段,也成了权力者拉帮结派的手段。站在大多数也使权力教授有了表面的道义支持。

权力教授还可以玩潜伏。他们派一些上课的学生当卧底,让学生定期向权力教授汇报老师讲课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在权力者看来思想有问题的老师,他们以学生对老师讲课有意见为名打压老师,把本来是个别学生的意见当成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对老师进行打压权力教授的基本套路。

更为吊诡的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权力教授一方面让非权力教授抓学术前沿,而一旦非权力教授到了学术前沿,说了一句学术前沿的话,权力教授又开始对非权力教授产生警觉。不喝茶,就谈话,学术前沿也成了权力教授打人的靶子。在这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萧瀚教授就是一个被打压的范例。

大学也是小社会,名利对于大学老师还是很重要的。易中天先生曾经说大学老师为了独立可以写博客,一方面他有这个资本,再一个方面他已经退休了,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大学体制内人,他已经评上教授了!当然,我没有贬损先生的意思,而是说,追逐名利是所有人的本能,大学老师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追逐名利大学老师可以不择手段。权力者是不择手段的带头人。

权力自由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这里顺便说一句,相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汪晖的造假不是造假,复旦大学朱学勤的不规范不是不规范,北京大学王铭铭的抄袭不是抄袭。大学的权力部门才是真正造假的、学术不规范的、抄袭的重灾区,正因为权力者本身这样做,他们才不敢打假,因为一打假重板子就会拍到自己头上。正是因为权力者不敢打假,所以他们才默许、容忍、纵容教师造假,权力者是大学老师的学术论文造假泛滥的第一推手。想当年,卢梭人品遭人非议,但他的文章能永传于世,马克思因和保姆那点事也让其继承者汗颜,其思想仍然传播,品德造假,学术思想不能假。现在的大学老师当然不能与思想家相比,学术思想不造假是所有搞科研的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不可冲破的底线,因为权力者的参与,没有什么底线不可冲破,没有什么道德可以作为他们裸奔的障碍。顺便说一句,方舟子打假的重心应转到权力者造假上来,把打假用在非权力者身上,显然是舍本求末,没有击中造假的要害。

权力者腐蚀教师心灵的同时,也腐蚀了学生心灵。大学的书桌不是学术的书桌,而是权力者的书桌,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不是学问而是权力,权力本位的观念通过社会的影响,通过大学权力者的言传身教让权力者富有尊严,让教师斯文扫地,学问成了连学生都可以随时痛打的落水狗。学生认为读书无用,学习无用,当官才有用,只有给自己具体利益的人才有用。大学生一入学,就知道谁是院长、副院长,而不是校长、副校长,因为院长、副院长与他们的直接利益相关,能决定他们就业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辅导员制度在如何让学生当官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有限的经验观察,一些学生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和辅导员拉关系,个别学生为了和辅导员搞好关系给辅导员干活可以不上课,家长还给辅导员送礼,个别辅导员甚至因此成了每年的十万元户甚至更多。众所周知,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是到社会找工作的重要通行证。结果是,大学生尊重院长、副院长、辅导员而不尊重老师的风气逐渐形成,教师节也因此变成了院长、副院长、辅导员的教师节。这种情况,至少是地方院校的普遍现象。

阿克顿说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腐蚀人的心灵,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的心灵。大学的绝对权力在滥用、腐败、腐蚀人的心灵方面绝不逊于政治。因为大学权力自由会不但腐蚀人们的物质,而且会腐蚀人们的心灵;不但会控制人们的现在,而且还控制人们的将来和希望。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败坏,那他带给社会的将是更加败坏。因此,解决大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去行政化问题,而是限制权力自由问题。权力一自由,学术就不自由,教师就没有搞学术的自由,学生就没有搞学问的自由。权力一有尊严,学术就没有尊严,只有当奴隶的份儿,或者给权力者充当个脂粉。学术一有尊严,大学老师就没有尊严,甚至会给权力者舔靴子。就是学生,也失去了本该有的青春美丽年华,成为权力者的奴仆。

大学权力自由化问题该解决了,不解决不行了。不解决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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