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游戏客户端在哪:人大代表的集体失语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据我的经验观察，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群体性事件中，人大代表都没有公开出席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表态。不但没有出席，就是连一句话都不说，连一个立场都不表。按理说，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喉舌，所以得为人民说话。也许有人说，人大代表平常不说话，话都放在两会上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大代表平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哑巴。可就是在人大上说的话，也基本上是雷人的话，不是贯彻领导的讲话，就是握手、举手、拍手、照相、拉关系，很少看到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尤其是面对媒体的讲话，更是空话连篇，感觉是在公开向领导表忠心。总之是应该说话时不说，不应该说话时乱说。如果上上下下的代表都在每年的一、二、三月份说，其它的月份不说，其它月份的代表玩潜伏，不说话，那就是一定得了季节性的集体失语症。

　　有意思的是，在一、二、三月份，尤其是三月份本来应该发生群体性事件最多的时候反而显得群体性事件最少的时候。三月份只所以最少，是因为全国人民政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地方的在此之前已经开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本来是让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人表达的最佳时期，可是为了官员的脸面，为了政绩，为了不给国家抹黑，群体性事件几乎都消失了，全国一片太平。所以国家领导人在这开会的时候想听到下面的真话都难。下面的真话是什么，群体性事件的人表述的最清楚。正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听不到真话，所以才有很多的雷人提案，比如环保从小孩子抓起，从我做起。人大代表不能总批评国家，总得为国家着想。我们想到的国家领导人都想到了，不辜负人民的嘱托之类不着调的话。

　　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平时不说话，就把一些人推到风口浪尖中去了。这些人包括有良知的媒体人员、维权律师、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都以批评见长，如果让这些人解决问题，恐怕大都没这个本事。大话一点说，除了维权律师干点实事外，其它的人都是务虚的，批评社会是他们的长项，解决问题是他们的短项。如同马克思，他本人经常批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批评型的思想家，但对于社会如何建设，他提出的措施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践了，都失败了，却没有一个成功的。孙中山对马克思的评价就比较中肯，他说马克思是一个病理学家而不是个医理学家，就是说马克思找到资本主义的病根，但就是不会治。就如同我们知道某一个人得了癌症，癌症的部位也知道，但治病还得靠医生，还得是好医生，遇到一个二百五的医生，死得更快。

　　就说于建嵘，他本来就是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人大代表的缺席(恕本人不知他是不是人大代表)他瞬间成了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上访者把他视之为包青天式的人物，造成了上访者的错位。包青天的死结在于建嵘那里又增加了一个死结，死结中的死结难以求解。上访者本来找的就不应该是他，上访制度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果有现代独立的司法制度，有专职化的人大代表，上访者具有内在的自觉的公民意识，于建嵘也就不会承载那么多本来不应该承载的东西。一个公民被外在地捧成传统文化的非公民，并成为当代的“施粥者”，这是一个时代的悖论，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人大代表为民说话，就得既要说也要做，先说后做。说要批评地说，本来批评政府就是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之一。你看人家外国的议员，总是把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拿在手，搞得首相、总统、行政部门的官员总看议员的脸色行事。可笑的是，由于人大代表不是专职化，人大代表平常都从事自己的专业，所以到了全国人大都不知什么叫立法权。财政权在行政部门手里，所以监督也就没了物质基础，说话也就变成了表忠心的话，还没等批评政府，只是批评一闪念就把自己给吓着了。人一没钱，说话也就没了底气，做事更得花钱，要说要做都得有钱，批评政府就成了稀缺产品。所以看到西方议会开会时议员总是侃侃而谈，看到中国人大代表开会时总时顾左右而言其它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事了。这些年来，也没听说人大代表就群体性事件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平时不说，开会时更不说。一说就怕伤了和气，回到地方没有办法交待，何况人大代表都是政府恩赐的，而不是人民真正选举出来的。恩赐的人大代表说官员不高兴的事，下次的代表就不是他了，到北京和领导人握手的机会都没有，留下的一定是阿Q和吴妈没上成床的遗憾。

　　有趣的是，人大代表有很大一部分官员，这部分人可以称之为官员人大代表。这些官员人大代表都是地方既得利益者自封的，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本人。这部分官员人大代表甚至是群体性事件的制造者，在追求GDP的冲动中，在强征土地、强制拆迁的过程中，他们身先士卒，这批官员人大代表想让他们成为群体性事件中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是群体性事件的制造者，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压制者。官员人大代表代表的是官员的利益，是为官员说话，如果是为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说话，反而显得不伦不类。

　　群体性事件是人大代表与群众互动的机会，也是与权力博弈的机会。人大代表如果在群体性事件中表明自己的建设性观点和建设性立场，不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因代表本身的权威性而成为吸纳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渠道，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渠道，被权力者人为地阻断了。

　　什么时候群体性事件出现时，人大代表可以公开人大代表的身份说话了，人大代表也就真是人大代表了。那个时候，当官的肯定不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已经专职化了。那个时候，当官的把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搞好，好坏不是自己说的，是人大代表说的，官与人大代表各司其职。那个时候上访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司法独立了，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个时候，于建嵘们就学学马克思，批评社会，回归知识分子的天然本色。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但那个时候一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