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到犍为汽车时刻表:国民党眼中的延安整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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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国民党中宣部的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企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到了国共决战阶段,蒋介石迫于形势,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主张借鉴其经验以重振士气。他在退台初期开展的改造运动,更是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延安整风的启发。
近年来,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研究大多是集中探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原因和过程,主要着眼于中共方面,而较少揭示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事实上,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态度颇为微妙复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诋毁到借鉴的转变过程。梳理此间的曲折脉络,或许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延安整风之影响的认识。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仅有王续添所撰《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该文着重谈的是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并未涉及国民党最初的诋毁态度。
一、《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其一,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析延安整风。如叶青在《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一文中就写道:“很明白的说,……这是共产党内毛泽东派与陈绍禹派斗争的表现。必须知道,共产党在陈独秀派开除,李立三派倒台,罗章龙派失败以后,只有毛泽东派和陈绍禹派之存在。……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特别是在学风和文风方面含有打击陈绍禹的意思,并且非常明显。……我以为毛泽东对于陈绍禹们的反对是很有力的。陈绍禹们在共产党内纵还可以苟延残喘,亦必遍体鳞伤。所以毛泽东底三风运动,对于共产党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他自己则颇能解决问题。他必然压倒‘理论家’的陈绍禹们而成为党中唯一的最高领袖。”(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
其二,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
与此类似,《解放日报》
其三,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接着又虚伪地表示:“我们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本着朋友之谊,欣闻毛泽东先生在焦头烂额之后,来这一套整顿三风的自我批判,……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打算,总希望共党真的能把三风整顿好。”最后却话锋一转:“但是共党怎样整顿三风呢?这是共党前途的关键。可惜我们看遍了共党的文件,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结果。”(金子文:《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中央周刊》第4卷第45期,
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
在这一问题上,朱敩春的《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一文论述最详。他首先针对整风目标指出:“它的目的,据说是在改进工作,团结干部。这个目的,我看不易达到。”然后从整顿学风说起:“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教条,在娘胎里就注定是马列主义或马列恩斯主义。……尽管共产党善于宣传,毛先生并尝把马列主义包上一层‘新民主主义’的糖衣,倾销式的散播到民间去,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始终没有雅兴去欣赏他们的烟幕。……共产党是否有决心去整顿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呢?没有。共产党在宣传上无论玩的什么把戏,最后仍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第三国际怎样会允许它放弃马列主义呢!而且马列主义虽不为中国人士所欢迎,但共产党之所以还成为一个政党,还是靠的马列主义这个法宝!”最后他总结:“共产党还是一个封建的集团!……直到现在,有老干部与新干部之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争,军队工作干部与地方工作干部之争,闹得危机四伏,有劳毛先生起来大声疾呼地喊救命。……其实就整个共产党而论,它根本是宗派主义的残余代表,独立于中央,割据。共产党本身既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它的党员如何能免于宗派主义的作风!毛先生不肯放弃边区,交出军权,服从国家政令,那末他的一切宣传,一切反宗派主义的努力,都是假的,都是徒劳的!”(朱敩春:《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4卷第46期,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文章在立论上均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都将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主观主义。这一方面是其强词夺理的话语模式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整风决心亦估计过低。至于喋喋不休地要求取消边区,则更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舆论造势。
二、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的领导干部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实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为哄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国民党“中统”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后来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此前不久,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抢先于6月将《野百合花》在重庆翻印出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读者•作者•编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
在此期间,《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分别发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
由上可知,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媒体热衷于炒作这一事件。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苏德邻:《一个党外人士的话》,《新华日报》
显而易见,这些诋毁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挑衅性。对此,温济泽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忆道:“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三、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50页。)“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蒋介石:《本党今后的责任和努力方向》,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69页。)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2页。)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费了不少口舌专门论及延安整风。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他发起这个运动用意何在,内容如何,本党同志素来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个人当时虽曾注意,但是因为那时正值抗战军事紧急,无暇与各党员同志详细研讨。……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的中心资料,探讨他们的战斗技术,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3页。)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而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他们这种彻底研究不断改进的精神,正是现代化科学的精神。”他还指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86、387页。)
总之,蒋介石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中共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借鉴延安整风尚未付诸行动,便丢掉了大陆政权。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决心仿效延安整风,在1950年开展了国民党改造运动。为了确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并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四种书籍,企图借鉴中共整风的方法,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参见李松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在具体操作层面,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党的高中级干部则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这两个机构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如出一辙。蒋介石还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将研究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本党改造纲要》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显而易见,改造运动的许多方案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话语都从延安整风得到不少启发,以至于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而这恐怕是当初那些刻意诋毁延安整风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