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战斯图尔特皮肤:亲历一个真实的印度-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 心仪神往

　　印度诗人泰戈尔1916年在致异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广袤的世界充满着思乡之情。”所谓故乡，无非那里有载记着我们熟悉的故事的器物景致，历久而弥新;有我们敬重的亲友师长的身影足迹，虽逝而永在。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最是我思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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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天取经”是我们自幼就熟知的故事;上印度文学课才知孙悟空脱胎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与热衷“少林功夫”不相干，1990年代初，研究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时，我寄情李氏所宗心学的源头禅宗的始祖、在中土首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在广州的闹市步行街“上下九”，伫立在纪念达摩东渡的“西来初地”牌坊和“西来古岸”的碑刻之前，徜徉在“西来庵”(今名华林寺)，不禁浮想联翩。

　　我虽不是佛教徒，也念诵“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冥想那“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师徒讨论佛法的盛况。我知道，恰如著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的论文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第八章“中国与印度”所说，在公元第一千纪期间，中印互动的并非只有宗教和古已有之的商贸，还有数学、天文学、医学、建筑学等等，更有双方破除自我中心而向外看的世界观改变。

　　不过，我仍想有机会时参加印度及尼泊尔的佛教“朝圣”(文化寻根)之旅，在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菩提伽耶，瞻仰巍峨的金刚宝座塔(大觉寺)，拜谒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园(Lumbini)、第一次跟五比丘宣讲佛法的鹿野苑， 以及他的涅槃之地拘尸那罗。遥想菩提伽耶，既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成长的地方，也是今日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地。

　　而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本土虽被印度教教义部分吸收，早已衰落，仍是低种姓的印度人争取平权的社会政治武器。“贱民”出身的著名学者、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安贝德卡(Ambedkar)博士，曾于1956年带领数千追随者改信佛教，抗议种姓制度的惯性存在。

　　据多次访印的郭宇宽先生介绍，安贝德卡博士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作为平等理想的偶像，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9月15日在孟买访问印度科技学院 ，看到会议室主席台上方并排挂着三人的画像，居中的甘地和左侧的尼赫鲁我认识，右边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的是谁呢?有同伴告诉我，他就是贱民出身的那位“印度宪法之父”。)

　　朝佛之旅当然不能不去那烂陀寺。那里是“唐僧”玄奘师从戒贤法师，悟道并说法多年的地方。另一位如今鲜为人知的大唐“三藏法师”义净也在那烂陀寺学习10余年。玄奘是从北方穿越沙漠经帕米尔高原入印，而义净是在玄奘逝世6年后坐船出海，经苏门答腊到东印和中印参访、修学，游历了30多个国家，历时25年，取回经、律、论400余部。他们殊途同归的，是对智慧与真理的不懈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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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他们的教义，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对于那些“舍身求法”的人总该心存敬意。“求法”当然也包括求法之弘扬，如佛教的“普度众生”。我在写《李贽传》时，专门写了一节他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三次会晤。目空古今的李贽对人赞叹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称赞他的汉语作品《交友论》定义“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当”。

　　这个出身名门的意大利人，奉父命进了神学院，为求法传道到印度南部、阿拉伯河东岸的果阿，在那里的耶稣会亚洲传教中心修习四年，然后奉派进中国，由澳门而端州(肇庆)而韶州、南昌、南京，而获准定居北京;通过自鸣钟、三棱镜、日晷等实物将机械、物理、天文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主持绘制《《山海舆地全图》，让中国士大夫认识了世界之大;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由李之藻笔录《同文算指》(数学)、《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等等。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的话说，是“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范例”;用他病逝后，明廷首辅叶向高的话说，是“勿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破例在中国的京师)赐葬地矣!”

　　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墓碑先后被义和团和红卫兵毁坏，1978年月10月重修。1993年我曾寻访到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内的“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写下《小园无径久徘徊》的凭吊之文。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上海复旦大学5月11日以“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为题举办国际论坛，有学者介绍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明互动”。我则有一个心愿，就是到利玛窦当年修学的果阿邦去看看。我知道果阿的教堂和修道院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仁慈耶稣大教堂是亚洲最主要的基督教朝圣地之一，但我并非基督徒。我知道那块地方，自1498年达·伽马初临，直到1961年12月，印度部队武力夺回果阿等三块葡属飞地的主权，数百年那里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我对葡萄牙风情并无特殊好感，就是想寻访利玛窦的遗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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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写下去，写个大略也要两万字了，且拣最重要的说几句。

　　我最觉亲近最敬佩的当代经济学家，就是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并非因为他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并非他是哈佛大学及剑桥大学教授，曾担任过国际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等学术或政治职务。我服膺的是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笃定不移，对穷人福利的拳拳关怀，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良心”。

　　他翔实严谨地论证，“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生活经验告诉我，他讲的才是实话。福利经济学专著的水准不论，就是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孔子的解释”，也远比中国的于丹们高明。他指出孔子并不提倡盲目服从，当子路问如何事君时，孔子说应对他讲真话，即使这样会冒犯他(“勿欺也，而犯之”);他说许多“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把国家的作用看成家庭作用的延伸，而事实上忠于家庭和服从国家可能发生严重冲突，他以孔子认可“子为父隐”证明之……

　　阿玛蒂亚·森1933年3月出生在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泰戈尔所取。说到泰戈尔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第一人，这位“世界公民”、真正的“东方之子”，他对中国作家郭沫若、冰心等人有着巨大影响，他对中华民族怀着深厚的情谊，1924年访问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不仅是文坛泰斗。南亚专家、北大教授林承节在他的《印度近现史》一书中，专列一章论述“泰戈尔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而不论是泰戈尔，还是阿玛蒂亚·森，最可贵的不是他们的睿智和优雅，而是他们超越名门贵族的善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爱。

　　他俩都出生于孟加拉湾，在加尔各答生活过。而那里还留有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把一生献给穷苦人的阿尔巴尼亚裔的印度籍修女特蕾莎的身影。2009年10月，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她为诺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另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加尔各答是何等地荣耀，令人景仰，它为世界呈现了三位“伟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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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ed)，在古梵语中其敬辞为mahatman，人们进而专用“Mahatma”(汉译为“圣雄”)来称谓印度的国父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带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终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上世纪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涌现;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信念“satyagraha”，英语译成“truth force”，意为“精神的力量”、“追求真理”。

　　他的“非暴力”反抗信念，既有印度教、耆那教等本土传统信仰成分，也上承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非暴力不合作”的人道主义思想、美国作家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行动理念，而下启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南非曼德拉等人领导的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潮流。

　　我们不能以“非暴力反抗”的进步性抹煞一定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英国殖民当局对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的和平抗议运动一再进行严厉镇压，甘地等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也多次被投入监狱;纵令二战期间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阵营而非入侵东南亚的日本军队一边作战，为欧亚两个战场作战的英军获胜作出了重大牺牲，英国人仍拒绝“退出印度”，印度人民自发地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从罢工、罢课到街垒战，一直到1946年2月发生孟买海军大起义之后，印度各族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才被英国当局于次年2月所承认。

　　“圣雄”甘地也不可能是一个超历史的神明。事实上，他从农民利益出发建设乡村社会的理念，他提倡织土布穿土布抵制英货的行动，与尼赫鲁等精英人物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理念相比，是不合世界潮流的。然而，无论如何，他对真理必胜的信念(印地语格言“唯真理必胜”刻在今日印度国徽上)，对独立自由的不屈追求，是令人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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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吧，受印度外交部邀请，我们11名中国媒体工作者于9月中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最廉政高效的工作访问，从早到晚不是在赴访途中的交通工具上，就是在会议室里听介绍、讨论，比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还正经——2000年克林顿到访，还安排参观过新德里之南200余公里的泰姬陵呢。据说因为参访的主题是经济及中印关系，连顺带的历史文化名胜也没有列上参观日程，比如在孟买，连乘车路过壮丽的印度之门、火车终点站也没有考虑，更不用说参观维多利亚花园、威尔士亲王博物馆和象岛石窟这样的文化胜地了。

　　我们从广州出发的4个人，比北京和上海出发的团员要幸运。他们比我们先一天到德里，12日适逢大雨在宾馆呆了一天;我们晚一天回家，19日下午在德里参观了印度门、甘地陵园、红堡和莲花寺等4处景点。总算不虚此行，聊慰我对甘地的礼敬之意了。

　　雄伟的印度门固然壮观，不远处池塘里游船边，小雨中嬉水跃泳的赤身男孩所展现的天然和生机，更令我心动，仿佛看到了我的乡村童年伙伴。甘地陵园在德里东北部，恒河支流朱木拿河畔。那里是他1948年1月30日不幸被刺身亡后按印度教仪式举行火葬的地方。

　　陵园中央所谓的甘地墓，就是一块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长宽各3米、高1米的方形平台，置一盏长明灯，简单朴实而庄严肃穆。络绎不绝的拜谒人群，显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团队，也有一眼可分辨来自印度不同社会阶层的男女老少。甘地无疑既是印度各族人民的精神领袖，也是一位世界级的杰出政治人物。

　　而莲花寺更是人类大同理想的结晶。它是创立于1844年以“人类同源、世界同一”为宗旨的“大同教”，根据印度的国情，以印度的“国花”莲花为基本造型，在1986年建造的，虽然大同教信众在全世界有1000多万而在印度还只有数万人。莲花寺的外观由三层白色大理石雕刻的莲花瓣建成，底座边有9个连环清水池。蓝天下，碧树红花间，显得分外纯朴圣洁。据介绍，庙内是一座既无神像又无任何装饰物的圣殿——中文名“灵曦堂”，只有一排排白色大理石椅供人们落座沉思默祷。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排队未能进殿体验，心里从此却盛开了这朵白莲花。

　　二 最大关切

　　《60年建交 60个思考》中，几位退役将军表达的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侧重，都说得相当坦率。实际上，中印作为两个谋求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邻国，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远远大于竞争与纷争，需要双方的政府与国民都以大局为重，照料各自的重大关切，互相谅解与合作，而避免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在军备竞赛乃战争中两败俱伤，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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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赴印签证，出发前两天，我按出国旅行惯例买短期意外保险。“新华人寿”的L小姐早上在电话中让我下午去，还告诉我保险额有哪些档次可选择;下午我去买，她却告诉我领导说不卖印度行的保险。我对其出尔反尔表达不满，却也没有深想这是为什么。

　　9月12日晚在德里机场，入关检查算是顺利而高效。看着身材高大的警察手持短短的步枪，觉得挺好玩;酷似小孩子过家家，心想，也就是仪式性吧，挺详和的。车到酒店，那阵势如临大敌，气氛为之一变。尽管是酒店自家派到机场接客的礼宾车，也要在大院门口停下来，掀开前后盖接受仪器扫瞄，再通过减速弯道到大堂门口，行李通过安检黑箱，人“搜身”后通过安检窄门。经此“下马威”，随后两天到外交部座谈，到泰姬酒店午餐聚会，看到身挎冲锋枪的警卫人员，看到各机关各单位“八国联军”般各式服装的保安，便不再讶异了。

　　到印度的“经济首都”孟买，住ITC的连锁酒店，进印度进出口银行(EIBI)，进TIMES NOW电视台，警戒森严也在预料之中。可是，到了浦那(孟买东南140公里的城市，马拉塔王国古都)，紧张氛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活动两天，一辆安保车，两个挎冲锋枪的警卫，一直跟随着我们，不论是在大企业，还是经济开发区办公楼，我们开会他们就在会议室外坐着。同伴好奇地问保卫人员，冲锋枪上了子弹吗?32发，给你看看!

　　离开浦那前，三位女记者强烈要求找家大超市购物，出国一趟总得给同事亲友带点礼品嘛。全程陪同的外交部新闻联络官辛格先生，开恩同意给她们三人15分钟进一家名为Puna Central的超市，男人们就在外等着吧。超市院墙的正门不开，须从侧面进院子;先在停车处的大树下分男女接受开包和搜身检查，我们呆在那里看着无一例外;然后再上超市大楼台阶在进口处接受机场般的安检。到浦那机场(全印有300多家机场呢)返回德里，我差点进不去，因为我把机票行程单没当回事，不知放哪里了。殊不知在印度仅凭护照是进不了机场办登记手续的，我从德里飞孟买时随大流没有用心记住这一点。幸亏辛格先生找出了复印的行程单，我才通过了机场进口处的安检。

　　我们后走一天的4人，强烈要求19日白天看看德里，辛格先生说他要先回家，我们不能不同意，加之上午大雨，我们只好等下午出发。下午两点多到了红堡，它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帝王沙杰汗从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迁都德里后修建的皇宫，不用一木一钉，全用红砂石和大理石建成，恢弘壮丽，虽然内宫宝物早被波斯王劫掠一空，毕竟城堡宫殿架构犹在。这里也是印度独立时升起第一面国旗的地方。可是，我们只是到了护楼前的广场拍了几张照，辛格先生就让我们急匆匆地离开了。

　　不就是要相当人民币30元的门票吗?比北京故宫值得多了，我掏4人的票钱也没一点问题嘛，心里不禁埋怨辛格先生敷衍我们。——等到回宾馆，电视台正滚动播出，两名台湾电视节目摄像师，于当天11时许，在红堡附近的著名景点贾玛清真寺门口遭遇枪手袭击，中弹受伤;印度伊斯兰激进组织“印度圣战士”声称枪击事件是他们所为。至此，才明白辛格先生的用心，才明白红堡、莲花寺那些旅游景点的大门口为何也不掩饰紧张气氛，才明白这些天的安检、冲锋枪手，不是存心吓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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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一查，除了我所知道的，继1993年、2006年孟买发生的大规模恐袭事件之后，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在孟买发生的，潜入印度的卡萨布等10名枪手进行的连环恐怖袭击，主要针对外国人特别是美英籍人员，造成至少195人死亡、近300人受伤;今年2月13日晚，浦那市一家德国面包房遭到炸弹袭击，造成9人死亡和32人受伤，其中遇难的外国人也是来自中国台湾。《印度时报》今年5月4日报道，根据阿萨姆邦警方情报，至少有2批恐怖分子、大约140人利用斯里兰卡渔船，通过西海岸潜入印度，可能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

　　作为个人，我不怕恐怖袭击，而相信死生有命，不出国不旅行我们被醉驾者撞死于街头或住宅区的概率远高于在任何国家遭遇恐袭，别说印度，就是伊拉克、阿富汗，有机会我也要去“叹世界”。但印度政府当然不能也不会这么想这么做 ，它要对自己的国土安全和社会安定负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其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严重关切。当我们在印期间，作为外交部的客人，他们自然宁愿让我们抱憾没参观人杂目标大的文化名胜，也要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们只是几个普通的媒体工作者，而非官方代表，亦不是南亚问题专家，在我看来，安排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或东亚司官员与我们座谈，安排几个媒体及出版界人士、中印关系专家与我们交流观点，就足够了。但是，接待方不仅安排了这样两次会谈，还专门安排了外交部秘书(前任驻华大使、自信很了解中国的拉奥奇夫人)和部长与我们会见并交谈，另有印度防卫研究与分析学会(IDSA)研究人员、专家与我们讨论，国家安全顾问(也曾任驻华大使、会听会说汉语的梅农先生)在他那栋警备超严的办公楼与我们交谈。而据报道，今年1月受邀访印的中国记者团，也安排了与外交部长、环境部长等印度政府高官的会见，并与印度的媒体以及两大智库——印度三军研究院和印度外交事务委员会人员交流。

　　我理解，在这种场合，这种浅表性的短时间交谈，虽然言及中印巴三国关系，不回避克什米尔问题、中印领土争端及达赖喇嘛等任何新旧敏感话题，双方尽可能坦诚地发言，但都不可能与已公告的官方立场相距多少米;简言之，这主要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姿态，是加强沟通和互信的善意显示。我在这篇短文所能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印方对国土安全特别是反恐问题非常关切，希望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特别希望我国在印巴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其实，印方的观点就写在驻华使馆出版的中文月刊《今日印度》上：今年6月号有国家安全顾问尚卡尔·梅农在第九届亚洲安全峰会上的演讲《安全新内涵》，那是一个关于亚洲安全合作的表达;今年4月出版的特刊《60年建交 60个思考》中，几位退役将军表达的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侧重，都说得相当坦率。实际上，中印作为两个谋求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邻国，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远远大于竞争与纷争，需要双方的政府与国民都以大局为重，照料各自的重大关切，互相谅解与合作，而避免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在军备竞赛乃战争中两败俱伤，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三 疑似炫耀

　　这是出于宗教的悲悯之心，还是出于不以乞讨为耻的某种宗教文化传统?是政府官员觉得自己先就亏欠了无家可归的国民，还是有意炫耀印度的迁徙自由?无论如何，孟买市政当局将面对巨大的“外来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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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看过美国大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对孟买的贫民窟之丑陋早有思想准备，从德里飞孟买，一出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两边的棚屋之众多之寒碜，仍然叫我们目瞪口呆。往来机场的公路就像一条平常的街道，既不宽阔又不专用，车多车杂自然走不快，两边的“风景”可以让你看得闭上倦眼。

　　左边的房子还有个模样，底层是些小店小铺;右边则多是用各色废旧木板、金属板、塑料及说不出名的材料而搭盖成的棚屋，一窝一丛，在多雨的南方或呈黑色或呈青苔色，好似弃置的旧船上附著的已无生命的生物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好理解，不论是机场路还是普通公路，车来人往就有商机，便于谋生，交通要道两边自然是芸芸众生争趋之地，中外人同此心。

　　机场公路就这般素面朝天地“迎宾”，市区又如何呢?次日早上，从我们下榻的酒店出发到滨海大道上的印度进出口银行去，一路在市区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沿途又是看够了“贫民窟”(这个词沿袭自我们过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专用语，我们自己的则叫“棚户区”)。不过，这些破屋子并不成片，多是杂处在西洋式新旧楼宇之间。

　　想这孟买，如果不算1534年葡萄牙人的到来，1661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孟买所在岛屿作为嫁妆送给英国，仅从1668年它们被转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殖民时间就长达279年，远早于上海“开埠”，远久于上海的“西化”。

　　孟买西洋建筑之多之广远超上海，如果没有这些贫民屋煞风景，搞一下“穿衣戴帽”、“美化”、“亮化”，其壮观不仅天津的租界区“五大道”、广州的沙面半岛，就是浦西全上海的原租界区也没法相比。能够说贫民屋与洋房共处，展示的是反帝反殖胜利的成果吗，就像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及贵人豪商的宅院在中国革命成功后一度变成了工人市民居住的大杂院?印度人或者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是很想祛除殖民地色彩的，1995年就将“马邦”首府孟买名称由Bombay更改为Mumbai;只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同时把许多地标性文物景点易名却并未歇斯底里地砸烂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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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印度进出口银行到宝莱坞电影城去，途经新近落成的班德拉—沃利跨海大桥，这座印度首座开放式斜拉桥是全印基础建设的最新代表作，8车道5.6公里长，桥梁主塔高度相当于43层楼，据说可抗超125公里时速的暴风，6米高的海浪也不会影响桥面通行。当你惊叹这样雄伟的建筑之时，却可以看到海岸边，黑色礁石上成片的贫民窟。多么有损城市乃至国家的“形象”呀，怎么就没有人来管一管呢?是诚实不欺，还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多一处少一处无所谓了?

　　离开宝莱坞车奔浦那市，走的是近郊另一条马路，两边比市区有更多的贫民屋，可以看到马路边人行道上，有一些比贫民屋更贫的临时搭的遮雨篷，一两块塑料布之下，席地而坐的女人抱着孩子。根本就没有“城管”。

　　当时我忽然想，这是出于宗教的悲悯之心，还是出于不以乞讨为耻的某种宗教文化传统?是政府官员觉得自己先就亏欠了无家可归的国民，还是有意炫耀印度的迁徙自由?无论如何，孟买市政当局将面对巨大的“外来人口”压力。问题不仅在于市政官员们是以消极还是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人口压力”(孟买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取代东部沿海的加尔各答成为全国第二大市，自1991年印度搞经济自由化以来，大孟买人口已达2500万之多，为全国贡献了工人岗位的10%、所得税的40%、关税的60%、中央特许权税的20%，“人心所向”是孟买吸引力和活力的生动表现)，他们必须面对社会及城市管理体制的刚性约束。官员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好恶来设计并用铁腕改变他人选择的运程。

　　其实，俗人爱虚荣、权贵好华丽搞粉饰，是人类共有的弱点。中国的隋炀帝为向外番夸耀天朝的富丽，不惜花大把真金白银营造盛世气象;俄国的波将金将军为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不也在她考察所经路线的视野内，用纸板、帆布和颜料营造繁华景象吗?

　　加拿大籍第二代印裔移民吉檀加利·科拉纳德，6岁离印，成年后每年都回祖国居住，她在《文化震撼之旅·印度》这本书(张文渊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写道：新德里为了举办高规格的国际活动，牛和贫民窟里的穷人都被赶出大街，集中用拖拉机运到农村去。“但是活动结束之后，这些人不但回来了，而且回来得更多。他们回来时乘坐的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雇用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是雇来进行高架桥建设以及新德里装饰工程的。这些人还会一直住下去。”(第19页红字部分)

　　我读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这分明是官民妥协而合演的“形象工程”喜剧，我挺同情德里市政府的。印方所雇全程陪同我们的华裔翻译叶女士告诉我们，去年底，为迎接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强拆建在公共土地上的贫民窟，一些人的栖身之处被铲除，无家可归的贫民只得露宿街头，一名卖气球的男子被冻死;此事经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对政府强拆措施的强烈抨击，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诺在拆除贫民窟之前为居住者找到新安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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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当权精英也曾想用政治铁腕推进变革。1975年6月27日晚，总理英·甘地广播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随即逮捕反对派议员，全面审查新闻;紧急状态期间提出并实施包括节制生育、整顿城市等五点被认为激进的措施，结果使执政的国大党声誉一落千丈，于1977年3月丧失了独立30年来一直保持的执政地位。

　　孟买当局今天何尝不想改变市容市貌呢?但他们不能硬来。据同行的《新京报》记者谢来单独采访(9月26日报道)，孟买机场扩建就遭遇了“拆迁难”。负责该工程的住房发展和基础建设公司(HDIL)称，由于收购土地十分困难，计划于2011年竣工的日期已获准推迟到2014年。今年9月初，“马邦”政府宣布将于3个月内为孟买起草一份“住房计划”，其目标就是整合现有的廉租房和贫民窟拆迁计划，为此该邦住房部已经成立了一个有23名成员的住房指导委员会，确保住房改造计划能有效执行。

　　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新近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坦承，我国的“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印度则相反，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土地城市化。显然这是由现实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权私权力量对比强弱不同等因素而形成的，至于历史原因那就说来话长不谈了。孔夫子说得好：“过犹不及”，两种不均衡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所接触的人里，中印双方看对方，都有怀着优越感的人。我方有人颇瞧不起人家大城市有贫民屋，却“看”不到我国贫困地区多有泥巴房，或不知人家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比我国小(今年，广东和世界银行合作研究的“缩小广东城乡贫富差距”课题组的报告公布：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14名，但广东贫困线人均785元，比越南低20.4%，比蒙古低55.3%;广东的基尼系数为0.394，高于越南的0.344、印度的0.368);印方则有人不客气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断言自己的发展后劲将比中国持久。

　　世事国运白云苍狗，我看，都不要以己之长较人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才是正确的进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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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说一下，在浦那市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内，我们参访了中国“三一重工”印度分公司。其高管之一Zeng Zhihong(曾志宏?)给我们介绍了该厂在印度的运营状况。

　　如何征地的?由“马邦”政府授权经营的开发公司与当地农民签约租地99年后转租给我方，据悉征的必是非农耕地，租价必得每一农户同意签约，还要给他们先找好安置处，并雇用他们的人员。我们随后参访了一家开发区管理公司(这种带国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公司在“马邦”有140多处)，与Z所言一致。

　　如何与当地官方打交道?国内来参观的官员问浦那市长是谁，我们不知道，没打过交道。除了照章纳税，雇当地律师处理相关业务，雇本地代理人与海关打交道，我们只管自己的生产与营销。

　　如何处理劳资关系?辞退印方的技术人员阻力小，他们容易找到工作嘛;辞退普工很难，一般是退回印方的劳务公司给他们另派可适应的工作，而再给我们派人来。工人罢工怎么办?发生过一次国内的劳务派遣工罢工，要求与本公司在编员工同工同酬。本公司实行的本是同工同酬，但派遣公司是营利性的(而非政府办的促进就业组织)，从他们的收入中扣了“中介费”……

　　四 不可思议

　　临行前，印方送我们一袋印度政府旅游局北京办事处印制的关于印度的资料。袋子上印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印度”，英文是Incredible India.查金山词霸，Incredible 译意是“<口语>难以置信的”。我感觉中文译成“不可思议的”更得体更有水平。它既不同于“令人惊奇的”、“奇妙的”(wonderful)有太强的广告式自夸色彩，又强调了印度的神秘而值得探访，似乎说印度“不可思议”，你可以去感知去感受呀，乐在过程，妙在不言中。

　　我感受的不可思议，第一条是在孟买，在浦那，街头路边，除了明显的标示穆斯林的头巾或白圆帽，锡克教男子的缠头布，男女老少的人们极少戴帽子，更不用说打遮阳伞、戴斗笠，只见到几个建设工人或学生模样的人头上有顶西式帽。须知，孟买和浦那与我国三亚纬度并不多，都在北纬18度左右。别说三亚的妇女在太阳下戴斗笠还要用布围脖颈，我国北方男子头上还要用毛巾打“英雄结”呢。我们小时候在夏天科头晒几天就会满头长疱，搞得脓呀血的。这里的人怎么就这么经晒?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说到水，出发前就有朋友一再警告，到印度一定要喝名牌的瓶装或罐装水，万万不可喝当地凉水和街边的饮料。有位在印旅行过的华裔朋友劝肠胃不好的我别去印度，说她闹急性肠胃病差点牺牲在那里了。我自然是百倍小心没出事，但如今仍想不明白当地人为什么就没事呢?那几天报上说克拉拉邦和德里的男人预期寿命都有七十几岁，这跟我国差不多。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向人求解：印度社会传统一向重男轻女，不说印度教早有“萨蒂”(将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烧死)的恶俗，直到现代才被坚决禁止，就是女家要出不薄的陪嫁这一条也够厉害了，千百年来他们是怎样保持男女性别比例大体平衡的?须知，我国的传统尽管重男轻女，落后地方直称女孩为“赔钱货”，但女方家长一般是向男方索要彩礼的，就这样还出现不少溺女婴、B超后流产女婴的父母，今天在农村男女青少年性别比严重失衡呢。

　　2

　　拉奥奇夫人在会见我们时强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多元的、骄傲的、独立的国家”。我理解，她强调“世俗的”，不是否定印度是众多宗教汇聚的“博物院”，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是说印度不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说印度是“多元的”，不是一般地说文化多元，而是强调在这个人种多、地域广、民族多、语言复杂、生活方式差异大的国度，包容性强，宗教和思想自由，广义的文化色彩丰富。

　　不论大都会德里、孟买，还是中等城市浦那或沿途乡镇，可以看到男人服饰的多样性，尤以锡克教男子俊美多姿，而成年女子绝大多数裹传统的纱丽，赤橙红绿蓝白，争芳斗艳。据吉檀加利·科拉纳德那本书说，印度人能根据妇女的着装看出她来自哪个地区，信仰什么宗教，说什么语言，甚至能推断她早餐吃什么。细分到这种程度，如果固化了，正面说是多元共处，反面看就过于保守了。

　　印度社会的传统保留得多，是利还是弊，见仁见智，很可能是利弊互见。殖民者虽然16世纪就来到了印度，但直到1858年英国政府才收购东印度公司(这笔钱由印度人民出)，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此前英政府主要目标是做生意赚钱而不想管理印度事务，更无意改进其社会结构。

　　事实上，直到独立前夕，印度仍有封建割据的土邦554个，占全国面积的2/5，人口的1/4;1971年，印度议会才决定正式取消土邦王公的特权和年俸。从1949年到1970年代，印度多次立法进行和平的渐进的土地改革，但问题远未完全解决。这些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和风俗习惯演进的速度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我注意到，电视等传媒的广告上，宝莱坞电影拍摄现场，男女中小学生的校服，都明显地西洋化了。随着经济自由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度推进，印度社会传统的变化将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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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说的细节还有，在德里在孟买这样的大都市，各种车辆都有平等使用道路的权利，公交车轿车出租三轮车摩托车都在大马路上跑，跑不快，但从未堵塞过，即使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可谓乱中有序。在浦那跟随我们两天的警车，也不曾用过警灯警笛，与我们在国内开会做地方政府的嘉宾大不一样。

　　德里孟买的私家车通常很小型，与我国上市不久就差不多淘汰了的菲亚特和奥托车差不多个子。哪像我们的北京人从自行车时代一步跃入私家车时代，还嫌用省油且少占位的小型车没面子?

　　最令我眼睛发亮的是看到印度人用的世界地图，三一重工分公司也入乡随俗：那地图与我们关于东方西方的地理概念很一致，美洲和大西洋一看就是在西边，而我们用的世界地图最西边是非洲，美洲在东边，还和利玛窦时代差不多(当时他不能不把“天朝”摆在世界中心，让中国不高兴呀)。至于民房未见加铁窗防盗，商店购物刷信用卡不用密码，这并非印度特色，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我在印度一周大体可以诉诸笔墨的所见所感。我意识到极其片面。比如，我见到了外交部相当于常务副部长的“秘书”拉奥奇夫人，我知道现任总统帕蒂尔是女性，已故总理英·甘地是女性，10多场会议都有女性，甚至与防卫研究所的交流也有女学者发言，这是否就代表印度社会已实行男女平等呢?

　　2005年逝世的印度前总统科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出生于南部喀拉拉邦乌扎沃尔村低种姓的“达利特”家庭，他获得的政治地位可以代表印度社会的进步方向,但能表明社会平等已成现实吗?我们所熟知的盲人摸象寓言，源自印度耆那教的故事。我坐在汽车里隔着玻璃窗，看了印度的两三个地方，完全没有进入市民社会，更没有接触传统主导的乡村生活，因此对印度的了解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算是看了象鼻子一眼吧。

　　2000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印时前往泰姬陵参观的路上，陪同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他说：“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另一种是没有去过的。”我虽然去了一趟印度，仍旧属于“另一种人”。随笔杂志的海帆女士与李公明教授等人，2004年自费到印度自由行了20天，她回来出版了一本《印度诱惑》诱惑我。她笔下描绘的印度我基本没看过，

　　这一趟回来印度对我的诱惑更强了。等着吧，我还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