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方特东方神话门票:村庄政治生态：权力、能力、势力-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素闻凤阳小岗村是全国第一个分田单干的村，凤阳的花鼓和凤阳的朱元璋，想必凤阳农村具有独特的地方。我们在凤阳农村半个月的调查确实认识了凤阳农村不少的特点，此次报告就凤阳农村的基层政治生态稍做探讨和分析。           陈村现在隶属于凤阳县小溪和镇丁然社区。丁然社区是在07年的时候新合并的，原本的丁然是一个乡镇所在地，在并乡的时候丁然乡就被合并到附近的小溪和镇了。而原本的乡镇所在的丁然村由原来的三个村（丁然村、陈村、金桥村）并为一个丁然社区。现在的丁然社区有33个自然村，9000亩地，人均土地2~3亩不等，6000人左右。陈村现有人口3000人左右，7个自然村，11个村民组。自然村和村民组分别是陈村（包括前陈、后陈两个小组），小周（周东、周西两个组，在分田之前生产队里闹派性分成了两个队），岗李一个组，湾陈小余（小余一个组，湾陈集体时期是一个组，后来分田时候闹派性分成两个组，到08年的时候只设一个组长又成一个组了），新村一个组（不是原本的军陈人，是58年建丁然水库时候的移民，他们的田是当时附近几个队均给他们的），大朱（朱东、朱西两个组），小吕（一个组）。陈村总有耕地3400亩，而需要上交水库水费的基本上就是村子中的水田，有2200亩。当地的田地比较多，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些数字也并不准确，因为相当一部分村民都在荒山荒坡上开荒种田。           当地自然地理环境一般，属于丘陵地带，交通情况也一般。丁然社区内有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到县城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到小溪和镇上也要二十分钟的车程。虽然，这里的交通条件并不是特别便利，但是这里自古以来农民的流动性都很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农民“要饭文化”盛行。据说，供要饭手法的凤阳花鼓就发源在丁然，当地有句话叫做：“花鼓、小片，丁然的饭碗；春财主、夏光蛋，刀把一撂全要饭”“花鼓小锣钱杆子，是丁然的饭碗子”。当地田地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人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恶劣，而且直到现在，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工矿企业，是传统的靠农业为生的地区。但是，往往是土地收入都养不活这里农民的基本生活。在1960年的时候，这里的大饥荒是非常严重的，饿死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再加上一部分外流人口，1960年之后留在当地的只剩下不足一半的人口。60年的饥荒是这里人民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给这里的社会生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于是，这里的人民有一种“讨要”心理，就是自己生活不开的时候就出去要饭。直到90年代，我们访问过的相当一部分村民还说自己去要过饭。要饭，在这里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底线，还可能用要饭来补贴家用、供孩子读书等，也就是说要饭可能成为了一种兼业行为。           凤阳县的农业生产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由于是丘陵地带，这里的田地并不是像河南农村一样的大田块，它们分部不规则，重要的是，分田到户的时候由于对于田地好坏的考虑，田地被分成了很多小块，一家的田可能有上十块儿；而据说，有一亩田被分给6家这样极端的情况。于是，这里的田地到现在依然是各家之间的“插花田”，不适宜大型农业机械的作业。所以如果是在家种田的话，要付出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大的。我调查期间就经常听到村民讲说“农村没有男孩子不行，种田要体力劳动妇女是不行的”，这是村民对于自身性别偏好的最普遍的解释。不过在这里，农业劳动对于体力的强要求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现在耕地要“小四轮”，但是就是这样的机械一般的妇女也操作不了，家中一定要有男劳动力。           另外，这里的农业生产还有一个特点，即水利农业的特点。1958年的时候，当地修了丁然水库，供应附近地区的灌溉。在之前的生产中，种田灌溉靠的是塘坝，也就是自然或者人工修筑的塘坝。水利灌溉要及时、充分，这样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收成。于是，关于水资源的利用秩序就成了一个真实的问题。而到现在，大部分的农田要用丁然水库的水，据说能够“旱涝保收”，可是重要的是虽然理论上旱涝保收是可行的，但是用水秩序还是人为的。于是这里农业生产中的用水秩序问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关于水利灌溉的问题我将会专门讨论，这里就指出水利对当地社会生态的影响。           总的来说，凤阳农村给我的印象就是土地资源丰富可却非常贫困，贫困引起了村民流动要饭的传统，这个“要饭文化”也深刻影响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也就是农民“没有”的时候就可能会“伸手要”。事实上，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极度依赖，而在水利灌溉上所必须要进行的斗争，这些都已经使得当地的农民有一种特点“斗”，自然环境的贫瘠和地理上的接近使得农民之间的交往非常接近但是总要“斗争”，因为每个人都要在这个现有的生存环境中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以上的这些特点凝聚成了典型的“善分不善和”。凤阳的农民对于集体的的社会主义传统嗤之以鼻，而确实在集体时期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态是非常差的，农民搞不好集体生产，都想要“分”，因为只有分才能更好的维持自身的利益边界，在那个本身就贫瘠的年代，农民的利益边界就是生存底线的问题，于是这里的农民喜欢责任到人，也就是给自身一个明确的利益边界。可是，彻底的“分”并不适合人的生存，人是社会人。于是，在个人间分立和责任到人的基础上，这里的农民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结方式，就是关系。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个人是边界明晰的，而不同层次或者群体之间的交往就依赖一种私人间的关系网络，农民办什么事都需要关系，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关系到现在是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的，农民对于关系的依赖和信任胜于对于正式的组织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凤阳农村的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嵌入在私人关系网络中的。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在新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再加上私人关系网络的牢不可破，这些就被演变为了村庄中紧张的政治气氛，具体来说就是派性斗争。本文就试图从90年代开始形成派性的陈村政治来看当地的村庄政治生态，并且期望在这种政治生态的论述中发掘一些可供解读的关键词和可供分析的内部关系。           派性的产生：偶然与必然           陈村是原本的丁然乡中著名的“问题村”，用当地乡村干部的话说就是他们村子人际关系复杂，派性斗争严重，工作不好做。军陈的派性是从何产生的呢？这关涉到陈村的两个关键人物：从85年开始就在乡里给乡长书记“开小车”的陈德，他曾经在92年左右的时候被下派到陈村做了2年的书记，他一直开车到06年；还有一个是1994~2000年的陈村书记周德龙。[1]           事情应该从陈德下派军陈任书记说起。92年之前，军陈的书记是李明海，李明海是一个“心肠软，怕得罪人”的人，他说要让自己去硬扒别人的粮食，就“干不下去”。李明海从80年代开始任书记，有10多年。到90年代的时候，“乡里干部认为李明海办事不行，手段太软”，[2]就把陈德下派到村干书记。而当时的陈德给乡长书记开车，是个非常有权的角色，之前，陈德没有在村子里任过任何干部。可是陈德经常在乡里活动，他与乡里各个部门都很熟悉，“光办好事，村子里谁家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打架斗殴派出所拘留，陈德去了就能把人领出来”[3]。按照陈德的说法是，“当干部是亏本的，关键是人的个性。群众有困难我帮忙，我与乡里熟悉，能够说得上话，就给群众帮忙。不像是有的干部要办事就得拿钱。”当然，让陈德办事的一般都是与陈关系亲近的人，但是靠着这种在乡里的权力优势，确实有一部分村民认为“陈德人品好，爱帮助人”[4]，但是也有一部分村民认为“陈德不老实办事，仗着自己在乡里开小车以势压人，在村里还有一个情妇”[5]。           据陈德讲，当时他与黄书记[6]关系不错，被下派村里当书记，但是乡里车子照开。陈德开始认为“下去当书记也没多大意思，但是原来的陈村各项工作老是搞不上去，就想着自己下去干也可以，但是要我配班子，这样要是干不好我负责。”黄书记同意了他的说法，陈德就下去当书记了。当时配的班子是陈德书记，周德龙在之前是村里的会计，被陈德任为村主任，陈志平（陈德的本家叔叔，现已去逝）是副主任，陈宇宙（陈德的本家哥哥，在村里名声不好，据说作风问题不好）是文书。对于当时任周德龙做主任，陈德似乎有点委屈，说自己想要平衡力量就扶持周德龙，但是后来周德龙与乡党委金书记[7]搞好了关系就与自己作对，不记得当初自己的提拔，他说“周德龙与乡党委书记金书记关系密切，他为当书记就与金书记关系好”。陈德对于自己在村里工作的成绩还津津乐道说，“我干第一年的时候陈村的各项工作就是全乡第二名，第二年是第三名，第三年没干到底”。陈德对于自己不干书记的解释是，农村工作不好干，没意思，没有在乡里开车舒服。           陈德之后就是周德龙的书记，当时的班子成员是陈志好（湾陈村的，与陈德是一个份下的叔侄关系）村主任，陈宇宙文书，张陈琳会计。周德龙说“陈德是给乡长开小车的，是我村里的，到我村里时候排斥我，他活动陈宇宙、陈志好、张陈琳这帮人做我的动作，当时的乡党委书记都对他有看法。陈德与张陈琳两人眉来眼去，水费这些都收不上来，被他们赌吃喝去了”。而陈德说“周德龙收农业税的时候每人加了3元，这事情后来被查出来了，但是却不干事情，他借农户的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周德龙因为加3元钱被查出来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说“当时多报了3元钱，犯了错误，下了一年。当时就是我们村干部举报的，乡里做工作让我自己主动写辞职报告。”对于自己的错误，周德龙并不认为是错误，他说“当时税费任务很重，村里有很多交不起钱的，交不起党委就会给我们压力，所以不做手脚根本完不成任务，其实党委都知道情况”。而我对其他村民的调查得知，当时出来举报周德龙的是村主任陈志好，而据说是直接到县里举报的。有人暗示我说，与陈德关系好的黄书记是被提拔到县里做干部了。           总之，从陈德下派军陈当书记，周德龙做主任开始，两派的对立和斗争就逐渐凸显出来了。陈德的下台与当时乡党委黄书记的调离，和周德龙与后来的金书记关系好有关；而周德龙的下台直接就是因为有人去举办他每人多收了3元钱。然而，在村庄政治的场域中所不同的是，陈德在村庄政治舞台培植了多个干部，陈志平、陈宇宙、陈志好、张陈琳、以及后来的朱宏伟[8]，而周德龙在陈村似乎一直都是单枪匹马在作战，这不仅让人产生疑问，周德龙到底在依靠什么进行村庄工作呢？           来看周德龙和陈德两人的家族情况。周德龙是小周庄人，小周有周东、周西两个队，大部分都是姓周的，并且周姓都是一个老祖宗。但是这里的基本认同单位是“份下”，也就是“一个老奶奶”，即一个祖父的子孙。小周庄有三份，其中大份和三份是人数较多的，他们之间集体时候闹派性而分为两个队，其中二份人很少，就是周德龙一家人。于是，周德龙一家和一些小姓当时就让他们自愿选择，想到那个队就到那个队。也就是说，周德龙在小周庄上能够构成自身“势力”的兄弟和堂兄弟是很少的。对于此，周德龙的看法是“当队长的人一定要是兄弟多的，或者愿意吃苦吃亏的小户也可以。但是做书记就要有水平，兄弟少的人也能干，关键是操作人，要会做人，做好事，人际关系要摆平，什么事都能干。”           陈德是军陈的前陈队的，前陈有三个大姓：陈、魏、邓。税改之前一个姓就是一个村民组，据说是为了工作好做。陈德本人是兄弟两个，他还有四个堂兄弟。他在农村的家族也并不大。           那么，两派中的这两个主要人物到底在依靠着什么活动呢？很明显，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乡里有人”的重要性。陈德与黄书记的关系好，与后来的金书记却搞不好关系；而周德龙却与金书记关系好。关系好就会支持在村子中的工作，必须要有乡里的支持，村里的工作才能干下去。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是陈还是周，他们与两个书记的关系都是工作上的关系，也就是在村里工作支持与否的关系，没有私人间的关系。周德龙认为“陈村总体上是没有什么背景的，都是当地人在搞工作，当地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事。”周德龙的意思是指，他们两人都没有像丁然社区的刘书记一样有一个妹夫在县里做办公室主任，另外一个妹夫在丁然水库做领导这样强的“后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官场中的私人和亲属关系是一种永久的关系，因为你不可能选择你的亲戚，所以官场中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是一个最强的关系类型。而在工作中也可能建立关系，比如陈德与黄书记的关系、周德龙与金书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为了推行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当然，凭借这重类型的关系在工作中也可能有用，但是这种关系却并不牢固，于是陈德与周德龙在彼此的斗争中谁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优势。           很显然，陈德在村庄中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培植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势力”，所以既然他在村子中不任职别人也不能小看，用周德龙的话说就是“什么不干，说话算一半；什么不当，说话管满庄”。所以，后来虽然与周德龙争书记的并非陈德，但是村民们依然认为两个派性的主要人物是陈德和周德龙。周德龙虽然利用亲属关系的情况并不突出，但是据说相当一部分党员都听周德龙的。于是，陈村的派性斗争一直延续了下去，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下派干部：军陈8年的政治生态           周德龙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陈志好的上告而受到处分，并且停职了。但是村里的工作还要有人主持，当时县乡里要考虑村庄的稳定，不可能让对方一派的人上台掌权，于是县里就下派一个书记魏正。当时的主任还是陈志好，会计是张陈琳。魏正是带着3万元钱的致富资金下来的，但是据说“这些钱被魏正个人给用了。当时修桥是群众集的资，他们就做假发票，陈志好是主任也批了，就到乡财政里报销。后来会计也说3万元钱被魏正个人拿了，后来乡党委就对魏正有看法。到05年换届选举的时候魏正就被调到另外一个乡了，现在在乡司法所里干事。”[9]           下派书记并不是村庄中的人，他做事可能比本村人更不顾及面子和乡情，因为“上面来的人，干几年就调走了”[10]于是，魏正在军陈当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比原本两派中的一派当权所引起的问题更严重。据说“05年的时候，张陈琳收了水费没有上交水库，有2万多元。当时魏正的弱点已经被张陈琳和陈志好等人掌握了，于是他们才敢不交。05年秋天选举的时候都换届下台了，于是钱也不交出来。”[11]在02和05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因为两派的斗争始终选不出书记，于是一直都是下派干部在做军陈的书记。05年的时候魏正被调走，乡里又下派了刘华来做书记，刘华现在是副乡长。再到08年选举的时候就并村了，军陈被并到了丁然社区，于是两派谁都不可能做干部了。           下派干部、蹲点干部在当地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集体时期就有很多蹲点干部。就陈村2000~2008年的下派干部来说，下派干部是因为本村的派性斗争而选不出书记而需要下派的。在上级领导的逻辑中，下派干部于是就拥有了一个超脱的身份：因为不是本村人，所以就没有村庄内部复杂的派性关系，所以就能在两派之间开展工作。也许这种逻辑确实存在，可是下派干部也拥有另一套现实的逻辑，因为不是村子中的人，下派干部办事和工作的时候可能更不顾及情面。所以，下派干部有可能表面上平息村庄中的派性斗争，使得村庄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村庄的治理要良性运作靠下派干部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当地特殊的政治生态下，下派干部是作为上级对于村庄中派性斗争的救济机制而存在的。而因为派性斗争相当普遍，而下派干部在当地也就相当普遍。           派性的延续：村庄选举           因为在90年代村庄中形成了派性，陈村的选举就非常有意思。当地的选举，党委会的选举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是选举一把手的。02年选举的时候，魏正是下派的“第一书记”，党支委是可以选举出一个“第二书记”的。当时党支委成员有三个：朱宏伟、朱宏仁、张陈琳。这三个人中，朱宏伟与陈德有亲戚关系，而张陈琳与陈德则是情人关系。朱宏仁据说只干了两年就不愿意干了，后来周德龙就顶替朱宏仁重新进入党支部工作。02年选举的结果是朱宏伟被选中，但是“上面没宣布第二书记，不宣布就没办法”[12]。到05年选举的时候三个支委委员是朱宏伟、周德龙、张陈琳，又是朱宏伟被选中，但是又没有宣布。朱宏伟认为，当时自己只要去乡里活动一下送点钱，乡里就会宣布自己的，但是自己认为那样当干部没有意思，就没有去乡里。但是显然，在两次选举中，朱宏伟是得到陈德的势力的支持的，而周德龙也在积极活动。于是，虽然几年之间都是外派的书记，但是村庄内的派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问题是，后来上台的朱宏伟为什么就不能像下派干部一样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层面进行村里的工作呢？朱宏伟自己说，“我在98年进村里做计生专干，当时我是比较中立的，不想参与到派性斗争中来，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是周德龙好像认为我与陈德有什么关系，就在村里处处为难我，于是我就被划分到了陈德这边。后来我做工作也会得到陈德的支持。”于是，在村里干事人必须会有一个立场，这就是派性，能够把所有的干部都卷入其中。           而在08年选举的时候，陈村的派性斗争到达了顶点，因为这次选举的时候陈德不再像以前一样支持别人选举，而是自己跳了出来要参加选举。陈德在06年的时候因为与乡里金书记意见不和，开小车也不让了，被“清理”回家了，而金书记与周德龙关系密切。据说，陈德是为了争一口气，不让周德龙干干部的。但是08年选举的时候还夹杂着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要撤乡并村。因为在集体时期以前，陈村就是与附近的遥湾村是一个大队的，后来两个村子分开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定的是陈村与遥湾村要合并为一个村。           据说，08年的春节之前，陈德就开始为选举做准备了。“他为岗李队的5个党员一人送了一条“红双喜”的烟，并且请客吃饭。但是军陈的党员大部分听我的，不听他的。”[13]当时的情况是，军陈的陈德、周德龙和遥湾的张学同都要竞选合并之后的书记，而且陈德与周德龙似乎都势在必得，他们的态度就是就算自己当不成也绝不能让对方当上了；而遥湾的张学同也是乡里领导非常看重的一个村干部，据说张学同“脑子灵活，很会办事”。而当时的情况是陈村的党员数量比遥湾的多一些，按照正常考虑应该是军陈的人当选。但是军陈又是两个人在争，于是为了确保军陈的稳定，也为了保住张学同书记的位置，乡里就决定让陈村与丁然村和金桥村合并为丁然社区，而遥湾村与附近的大洋村合并为新的遥湾村。这样，遥湾的张学同就可以保住书记的位置，而陈村的党员与丁然村的是不能比的，丁然村有100多个党员，而陈村只有37个党员，在家的只有17个。这样的话，不论是周德龙，还是陈德都不可能竞选上做书记了。其实，乡里领导也明白，陈村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当书记都是做不稳的，因为两个人各自已经在村庄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说“选举就是干部的事情，不是群众的事”[14]，但是选举中的派性却把几乎所有的群众都牵涉其中。据朱宏伟介绍，周德龙的“势力范围”在后陈、朱东、岗李、小吕和湾陈的一部分人，而周德龙所在的小周的大部分人反而不选他。剩下几个村民组就是陈德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是陈德本人的关系，因为自从97年开始，陈德就已经搬到丁然街上住而不在村里住了，但是陈德在村子中却有一些私人关系，比如说现任的朱宏伟，以前的张陈琳、陈志好等，这些村庄中举足轻重的人再活动其他人就可能形成自身的“势力范围”。           按照选举程序来进行，先进行村委会选举，再进行党委会选举。当时选举前，丁然、军陈、金桥几个村的主要干部就做在一起商讨选举的事情。当时他们已经达成协议说哪几个人参加村委会选举，哪几个人参加党委会选举，并且已经初步定了名额。当时他们商量的结果是，金桥的书记刘云富竞选村主任，丁然的吴志新、刘传富竞选副主任，军陈的周德友和丁然的刘春将竞选委员，丁然的毛宗平竞选文书。军陈的周德龙、朱宏伟，丁然的刘传坤，等人竞选党委会。而第一轮的村委会选举并不顺利，原因是有人根本不按照事前安排好的人员分部来办事。据说，村委会选举的时候原本定的是金桥的刘云富的主任，但是军陈的陈德为了遏制周德龙，就极力支持刘云富。其实，这时候因为并村的问题已经定了，陈德也清楚自己参加竞选也不可能胜过丁然的刘传坤，于是他改变了策略：就是支持有希望的别人竞选，总之是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周德龙竞选成功。具体来说，就是陈德到处替刘云富拉票，导致其他干部极大的反感。周德龙说“选举之前金桥刘云富、丁然的几个干部和我，我们就商量让刘云富做主任，但是后来陈德为了让刘云富胜过我就到各队各村帮刘云富拉票，我们几个就有看法了，越是拉票就越让他选不上。结果是丁然社区共3000多票，他们只拉到了80票，不能当选。后来我当面就对刘云富说，‘我们都是同意你干主任的，都怪陈德给你拉票，反而就不让你干了’。”于是，村委会选举中，村主任没有选出来，选出了副主任吴志新、刘传富，以及几个委员。朱宏伟认为，虽然村委会选举没有选出主任，但是选出了副主任就算是选举成功了。总之，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意外就影响到了党委会的选举，后来的党委会选举就不按照原来的商讨进行了，其中刘传坤、刘云富、周德龙、吴志新、朱宏伟都要参加党委会的选举。刘传坤以绝对的优势成功竞选了党委会书记，丁然的吴志新以刚刚过半的票数赢得了副书记的职位，而其他的几个人都没有过半。其中刘云富和周德龙的票数相同，都是36票。据说，这次的选举中陈德也还是在为刘云富拉票，周德龙说，选举当天陈德站在村口到处对人说不让选周德龙。           选举结果一出来，一切都定板了。军陈的陈德和周德龙以及朱宏伟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都竞选失败了。陈村现在就只有周德友竞选成功了丁然社区的会计。因为军陈的双方都没有竞选成功，所以似乎选举一结束，所有的事情都恢复了平静，周德友和陈德两个派性的中心人物都没有什么动向。丁然社区的干部告诉我说，周德龙对于本次选举是有一些看法的，因为自己没有竞选成功。而我在周德龙的语气中也读出了不满，他一直在抱怨说陈德在替别人拉票，整个选举都是陈德搞乱的等等。陈德在街上住，他并不是党支部成员，其实陈德跳出来积极参加选举就是为了出口气，让周德龙干不成干部，实际上陈德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陈德的晚景也并不好，他唯一的儿子当兵回来因为谈恋爱精神出了问题，现在家里什么事也不能干；而陈德的亲弟弟前些年也出了车祸去逝。陈德说这几年自己家里是“倒霉”了。总之，选举后的陈村显得异常平静，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虽然说双方都没有竞选成功，但是并不是说村庄内的派性可以就此结束。事实上，现在陈村中周德龙、朱宏伟、魏学翠（陈村的计生专干，05年上台）还是党委会成员，他们也依然在做村里的工作。周德龙自己说党委会考虑自己让为村里工作的，但是要有一个过程，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安排进党委做正式的职位。而丁然社区的吴志新副书记则认为陈村的朱宏伟年轻，办事踏实，比周德龙“听话”，所以吴副书记有意培养朱宏伟做干部。于是，选举后的干部也并不就是陈村真正的“当家人”，还是原本的几个村干部在做军陈的工作，只是现在的工作由丁然社区的干部来安排，他们几个干部之间并不产生正面的接触。也可以说，如今的陈村各项工作已经部分恢复了日常性。           可以说，陈村的派性斗争从90年代产生，08年的选举使得派性斗争到达了顶点，如今派性活动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陈德与周德龙是两个中心人物，刚开始两人的矛盾是以村两委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后来就演变成为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两个人因为都有一部分村庄资源，于是两个人就演变成为了两派之间的对立，这可以从选举中甚至可以划分出来的“势力范围”得到证明。所谓“势力范围”，其实就是要看组长或者党员与哪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一点，那么选举的时候就可能被划分到这个人的势力范围。这个关系可以是各种关系，比如说，湾陈和小余的组长都是周德龙当书记的时候提拔的，而小余的陈志好在本自然庄不会做人等，这一切都使得湾陈和小余可以成为周德龙的势力范围。还有比如说大朱村，朱宏伟在朱东，他包本组的工作，但是朱西的人实际上与朱宏伟的血缘关系很近，但是朱西却是周德龙的包组干部，是周德龙的势力范围。周德龙在干书记的时候，儿子的腿病是朱西的一个人用民间偏方治好的，所以周德龙对朱西有一点偏向，这一切都使得朱西的人听周德龙的话。再比如说前陈和后陈就是一个听周德龙的，一个听朱宏伟的。而周德龙所在的小周组，反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听周德龙的。           其实，所谓“势力范围”也就是在选举的特殊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气候，这种政治气候其实是根据干部的斗争需要而形成的，正如周德龙的话“选举就是干部的事，不是群众的事”。其实，相当一部分群众说自己并不与对方的干部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自己总是要被划分出来一个立场。于是，原本两个干部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各种关系网络所扩散，于是派性斗争的政治气候就一直在村庄中存在着。           而对于周德龙和陈德两个派性的中心人物来说，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牵涉到具体的利益，因为如果说有点利益冲突的话也是以前的事情了；也不像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派性斗争，因为两人所能调动的家族资源都非常有限。两人都是村子中有面子的人物，绝对不允许对方压过自己一头，因为谁也并不比谁更有势力，所以两人之间的斗争才可能一直延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派性是没有家族背景和历史渊源的，是“两个人的派性”。而且，派性发生的场域也是集中在村庄政治中，比如说选举是一个最集中的体现，派性的斗争并不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也不会发生在村庄公共事务以外的领域，它也并不真正能够调动起来群众之间的派性。可能在选举时期不同的村民群体被划分为不同的派性集团，但是这样的划分是为了“两个人派性斗争”的需要，它与农民群体（特别是村民组之间）本身的矛盾也许相关，但是关系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着陈德和周德龙两个中心人物而形成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两个“关系场”的交集，而非两个群体的斗争。换句话说，这个派性是因为两个人各自动员关系网络而形成的，而非由两个家族或者两个群体具有结构性的矛盾而产生的。但是显然，这里的“关系场”实际上包含有家族的因素的，但是又不仅仅是家族，因为家族内的亲缘关系（特别是一个老奶奶下的）可以构成一种有力的关系，进而成为资源动员的有力方法；而其他的关系，比如说与上级的关系，与各个村民组长的关系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动员资源的有力手段。总之，“关系”成为了当地资源聚焦和动员的主要方式。于是，关系就成为了理解陈村派性斗争的关键词。           生产队政治：家族作为一种势力           如果说村级政治是一个关于“关系场”中的较量，那么生产队中的事情就“实在”了许多。这个“实在”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生产队中的关系类型明显的向宗亲关系倾斜。周德龙认为，能够干队长的一般是生产队中的大姓，或者是能够吃亏吃苦的小姓。大姓的人多，人多就是政治，大姓容易干事，横三竖四都行。一喝酒就爱打架，打架的时候小姓人当然怕了。兄弟几个就是一块的，没理也说有理。周德龙认为，这个势力问题必然要牵涉到计划生育，因为很明显，兄弟多势力就大，势力大了村庄中的生存空间也就大了。这个情况是理解这里计划生育工作难做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说在2000年之前，当地大规模打工经济出现以前，当地打架斗殴的情况非常多，但是后来因为医疗费的问题，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打架在现在的农村已经非常少了。周德龙说，过去的人打架多，大部分是20~30岁之间的人打架，现在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家里年纪大了就没有那个个性了。那时候小周队里有一起打架的，是因为98年二轮承包重分土地而分出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队长，他有亲兄弟4个，堂兄弟7个；而另一方是兄弟两个的。结果，这两兄弟的胳膊都被打断了，是队长二儿子打的。当时派出所的人也来了，人家直接说够上判刑的，而兄弟俩还不敢告要调解。周德龙对于兄弟俩要调解的解释是，不论是谁都要在这个庄上生活，都要生存，如果告了矛盾更大了，以后的生活中肯定自己的麻烦更多。           在大朱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周德龙蹲点的朱东生产队曾在90年代后期的时候发生过一起强奸案。朱四民的儿子28岁的时候由于家里穷还没有娶上媳妇，有次看到本队一个10多岁未成年的小女孩就强奸了。两家的情况是，朱四民有亲兄弟4个，堂兄弟十五六个，据说他们一个祖奶奶的就占到生产队里一半人，而且队长朱四清就是朱四民的亲兄弟。而女家就是单家独户的，兄弟少。事情发生之后，女家是愿意调解的，因为女家也是那个生产队的人都要生存，但是女家又与丁然街上的刘传富有亲戚关系，刘传富是丁然的书记刘传坤的堂兄弟，势力很大，刘传富坚持要公安来处理这个事情。于是这个事情却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而朱四民的儿子听说之后就外逃了。据说，女家在没有抓到人之前是愿意调解的，但是抓到人之后调解不调解就不是女家的意见能够左右的。周德龙说：“大家都是要生存的，如果因为女家要把别人送到监狱里，整个社会都不会同情的”。当时大朱庄里有一个老太太，是他们本队里年龄比较大，很有威望的人，老太太说“跑了好啊，跑了就算了”，当时本队的朱后俊也在，朱后俊就评论了这个事，说“抓到就得判刑”。后来的几天，朱后俊家的房子和草堆就莫名其妙的失火了，刑警队的人都来了。周德龙说“怀疑是朱四清干的，他与朱四民是亲兄弟。但是刑警队的人来了也差不出来最后也不了了之。当时烧火的时候都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朱四民家的势力太大了，而生产队里的人都在生存。”然而，朱四民的儿子还是被抓回来了，判了7年刑，前几年据说找人花了一两万让出来了。于是这个事情使得朱东队内部关系更加复杂和紧张了。           于是，我们在这两个90年代发生的事情中看到了当地的生存逻辑：因为都是要在这个地方长期生存的，所以如果两家势力很不对等的话，弱势的一方一定不会与强势的斗，甚至他们都不愿意借助国家正式权力等外部力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都是要长期生存的，弱者不忍气吞声的话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有更多的麻烦。在这种生存逻辑中，兄弟堂兄弟多就是势力，穷没有问题，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都相差不到哪去，人多才行。           但是，如果是两家的势力对等又该如何呢？           在陈村，我发现生产队的合并和分开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小周队在集体时期是一个生产队，在分田到户之前分为了周东、周西两个生产队；湾陈在集体时期也是一个生产队，也是在分田到户之前分为了湾前和湾后两个生产队，到今年合村的时候因为生产队的事情比较少，就只设了一个队长，也就相当于湾陈又成为了一个生产队。此外，前陈生产队的情况也有代表性，前陈有三个大姓，在收农业税的时代每个姓都设了一个队长，后来农业税取消了就只设了一个队长。生产队中的分与合是势力对等的双方斗争的结果，一般与大家庭之间的斗争有关，也可能与大家庭与各个杂姓的联合有关。下面分别论述以上几个生产队的情况。           小周生产队绝大部分人都姓周，周姓是一个祖宗的，分为三个份下。到现在也只有10来户小户。周德友说“周东周西是77年分的队，那时候是因为生产队里干活产生的矛盾，主要是户与户之间，一个队的工作不好做，分为两个队工作就好做了。大概的情况就是大户欺负小户，大户与大户之间的矛盾等。”           周德友是大份下的，也就是周德友的祖父（当地叫做老奶奶）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三个份子的谱系如下：           大份子的谱系：                      小周庄除了上面周姓的三个份子之外，还有一些小户人家，他们与三份的周姓没有亲缘关系，或者关系已经很远了。到现在有12户小户，分别如下：           周上海：5个儿子——5户           周德章：周上海的侄子，2个儿子——2户           周德强：2个儿子——2户           周德强叔叔：2个儿子都外迁，户口还在——2户           周德宏：一个女儿招的女婿，有2个儿子——1户           周上为：2个儿子——2户           以上这些就是小周队整个的家庭结构情况。从周家的谱系结构来看，大份子和三份子的人比较多，二份子到现在基本上就剩下周德龙一家子了。而事实上据了解，集体时期小周队的矛盾基本上就发生在大份子和三份子之间，而后来分队的时候也基本上是按照两个份子划分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据周德友介绍，他1960年记事的时候小周队也才50多人，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饿死的、外流的人很多。60年代的时候生产工具差，条件落后，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是小户担任队长[15]，具体来说就是周上为的大哥是队长。周上为队长之后还有一个小户的人家做过队长。周德友说，“实际上小户干队长也要靠大户来支持，要带他们犁田、耙地不让小户操心，否则工作就很难做”。但是，后来小户当队长还是不行，有很多工作做不下去，于是就让大户当队长。那时候的队长换得勤。最开始是三份子的周善金的队长，大份子周德友的大哥是副队长；后来三份子的周善贵队长，而周德友大哥是副队长；再后来周德友二哥当队长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周德友二哥当队长时候配了两个小户的干部，这两个小户“干活可以，三份子的人就不服”[16]，当时周德友的哥哥让三份子的周善贵等人加入领导班子，但是他们不想干了，就想捣蛋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三份子的人不想干，想要破坏原有的规则和形势呢？           周德友说，当时三份子在外面有人，吃得开。比如说，三份子有人当时在村子里开拖拉机，当时拖拉机很少，开拖拉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并且说话也管用。还有三份的周善中是当时丁然公社的团书记，当时三份子有个大嫂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这些都使得三份子的人想要占他们的势多得一些好处。于是，在进行生产队权力配置的时候三份子就有人开始不买账了，他们不干的意思就是，“离了我，你们是干不成的”，在大份子的人当干部期间，三份子的人就越来越多的捣鬼了，后来相互之间不信任形成了以大份和三份为主的两派。           周德友说，当时小周队里的派性斗争大队干部也都知道，但是不好处理，就移交到公社里处理。为什么大队干部不好处理呢？因为村里的妇女主任、公社团委书记都是三份子的人，大队的处理意见很可能一不小心就被驳回，与其说自动找没面子的事做还不如直接移交上级来处理。当时的情况是，公社书记是支持周德友哥哥的工作，70年代的时候村子中住有工作队，他们也支持大份子的工作。也就是说三份子的人想掌权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他们也有靠山不愿意屈从，于是就想分开队来搞。当地人喜欢说“队小好领导”。           这个分队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并不是说大份子和三份子的人都是分为不同的队。他们说“愿意到哪个队就到哪个队”。基本上是大份子周西队，三份子是周东队。大份子中周德友父亲的大堂兄一家人在分队的时候却到了周东队。周德友的解释是，“那个堂大伯看那边风头高些就喜欢往那边凑热闹。比如说他去生产队要挑草，又不通知队长，知道了就要罚他，他就不服，就到那边去找人支持。这些事情是讲不了理的。”于是77年分队的时候他家就选择去周东队。几户小户也是自愿选择去哪个队。周上海一家人到了周西队。那时候周上海还小，人也少，三份子的人仗着人多欺负过他家，于是到分队的时候就到了周东队。总之，几户小姓按照各家自身的情况分队是，周上海和周德强几户去了周西队，而周德宏和周上为去了周东队。人员分配如此，队里的财产也分得很清楚，比如说田地、牲畜、生产工具、荒山、塘坝等都按照人口数量分开了。分队后，周东的队长是周善金，周西的队长是周德友二哥。           分开队之后确实平静了，大份子和三份子之间的牵涉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解决了，周德友说分开后再有矛盾就是私人之间的了。于是，从小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势力相差不大的双方要闹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分开。           再来看湾陈的情况。           湾陈的姓氏结构还要复杂一些，有一个大姓——魏，其余的都是小户或者小姓。现在魏家分为五个份下：其中魏宗宽父亲兄弟两个的后代分为两个份下。大份是魏宗宽一家，他兄弟三个。二份是魏开宣一家，老人85岁了，有三个儿子还有三个侄女，大侄女在家招的女婿。三份的人就剩下魏开发了，魏开发因为早年家里穷，没有娶上媳妇，在40岁的时候为小余队里一个死了丈夫的妇女“招夫养子”。四份魏开元有兄弟两个，魏开元三个儿子，而弟弟魏开洋有四个儿子。五份是魏开通一家，他有三个儿子。           湾陈的小户也有几家。现在湾陈的队长就是由小姓王德全担任。王德全有兄弟6个，他是老四，其中老五作为上门女婿招给人家了。还有两大家姓王的是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土改时期从外乡搬来的，王家老大有5个儿子，死了一个招给人家一个，现在家里有兄弟三人；王家老二王长春家有3个儿子。姓陈的是陈川西一户。姓李的是李志宽一家，他有两个儿子。姓郑的是郑传名、郑传会兄弟两个。还有姓周的一家都已经外出不在家里了。           湾陈同小周队的情况一样，60年代的时候都是让小姓的人干队长，也就是王德全的父亲是队长。据魏宗宽介绍说，那时候生产队粮食不够吃，一年每人才分200斤，他说“以前的干部都是文盲，是上面指定让做队长的。队长没文化，生产搞不好，群众穷了只能去要饭”。魏宗宽读过书，有文化，又入党了。当时他在乡里的文化室做事，主要是排演戏等文化活动，他做了12年。村里乡里认为像他这样的文化人能够培养。当时乡里有两个蹲点干部在湾陈，他们来给魏宗宽做工作，认为魏宗宽姓大，并且有文化，只有让他做队长。于是魏宗宽就回生产队做队长。72年的时候魏宗宽就做了湾陈的队长，但是当时就是把队长给换了，其余的副队长等干部都没有换。魏宗宽说“原来的干部不服我，也不服从条约。”所以，实际上一开始魏宗宽的队长就当得有些费劲。因为有文化，魏宗宽说自己搞农业生产的时候就讲究科学，注重施肥技术、优良品种和农药等。魏宗宽说，他干第一年的时候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原来亩产只200斤水稻或者小麦，后来一年就到亩产700斤了；第二年产量超过800斤。那时候魏宗宽成为了乡里的名人，并且兼任乡里农科站的站长。           但是魏宗宽担任队长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特别是湾陈队的小姓。魏宗宽说自己当队长的时候生产搞得好，群众分的粮食多，分给群众之后生产队里还有一些余粮，就是“超购粮”，不是分给个人的粮食。魏宗宽说，“就是因为分粮食的时候闹的矛盾，没有粮钱就拿不到粮食。那些超购粮是给乡里干部的，他们也不够吃，我就给他们了，按照国家政策超购粮只能给一家，不能分给私人的。乡里也给钱了，比国家的收购量要贵一些。但是他们都说我是拿粮食去送人情”。实际上，队长和群众之间，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矛盾都在积聚。但是真正使得魏宗宽下台做不成干部的却是更外的一件事情。           魏宗宽现在把收周四文这一户引起的问题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挫折，可是这个挫折却有可能使得他就远离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周四文是原来丁然水库到附近断桥村的移民，70年代的时候因为魏宗宽生产搞的好，群众粮食就分得多，于是周四文就想要搬到湾陈来生活。周四文的姑爷陈汉城是当时县里的干部，陈汉城与乡里书记孙水山关系好，他就让孙水山安排周四文一家到湾陈落户。但是魏宗宽不愿意接收，孙水山就很生气说“离了你魏宗宽，地球就不转了？”魏宗宽现在说自己当不成队长就是因为这户人家。随后，孙水山就找来村干部宣布魏宗宽不是队长，撤掉队长是没有经过乡党委的。最后这户人家还是搬来了。当时乡党委其他成员不服，不同于孙水山的意见，乡党委说湾陈不能没有队长，现在位子空着。总之是74年湾陈就没有队长了。75年的时候孙水山就被调到县里做干部了，当时陈汉城是县委书记。后来，丁然乡里又来了一个书记叫王青照。当时湾陈还是没有队长，党委研究了湾陈的情况，非常感动于魏宗宽的能干，说魏能用，于是就把魏宗宽调到了另外的前陈队做队长，并且说要把前陈队作为“样板队”，做个整个公社的榜样，并且有意培养魏宗宽做支部书记。魏宗宽在前陈干了一年的队长，其间乡书记王青照和信用社主任曾国寿在前陈做蹲点干部，三个人一起吃住，关系好。他们共写了三个报告上去说要魏宗宽人军陈书记，但是当时孙水山做区书记就是不批。于是魏宗宽的书记就没有做成，后来队长也不做，就回家去了。           再来看湾陈队的情况。魏宗宽到前陈当队长之后，队长一直空着。其间，湾陈分成了两个派性，魏家的一派，其他小户和杂姓是一派，在76年的时候因为实在没办法生产就分为了两个队。分队的时候也有一点小插曲，二份的魏开俊跟其他的杂姓分为了一个队。据说，魏开俊没有儿子，在家招的女婿是原来队长的儿子，就是王德全的大哥。他们可能觉得这层关系更近一些，于是就要求与杂姓的一个队，并且由魏开俊任队长。魏家的是有魏开江任队长，魏开江不是魏家五份之一，他们是出了五服的。           这样，由于原本队长魏宗宽的政治原因，湾陈没有了队长，于是内部的派性斗争很快就在大姓和小户联合之间形成，并且由此分为了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一直到08年并村的时候，由于组长的任务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于是在湾陈就只设了一个队长，就是王德全。我曾问过王德全，小姓当组长靠的是什么？王德全的回答是自己干事能吃亏，不要人钱，不要“讨人家巧”[17]，群众都相信他，有问题愿意找他来处理，不偏不倚。魏宗宽给同样问题的解释是，王德全与周德龙是一派的，周德龙在任的时候提拔王德全做组长一直到如今。不管怎样还是基本上印证了我上文中提出的观点：队长一般是要有大姓来做，如果是小姓做队长就是吃亏吃苦型的。           前陈的情况我并没有很系统的了解到是怎么回事，但是别人的说法也就基本上是与家族势力相关的。前陈有三个比较大的姓：魏、陈、邓。魏宗宽说；“我76年到前陈做队长的时候是三个队，一个姓都有一个队长，我去后就合并成为一个队了，都听我的话。当然，我汲取了在湾陈做队长的经验，班子成员不能与我不一条心，我重新配了一套领导班子。这样在前陈工作实际上比在家里当队长省心多了。以后我走了湾陈是一个队也都没有分开。”但是据前陈现在的队长陈恩喜介绍，前陈队在02年之前都是三个队长，也就是三个生产队，并且分田的时候就是三个队，总之，前陈在魏宗宽之后合并为一个队的时间并不长就又分开了。陈恩喜对于以前三个队的解释是，那时候交税，每家必须要有一个组长，这样有利于交税。而现在组里基本是没什么事情了，队长也没什么事情，于是就设一个队长就行，也不会有什么矛盾了。           陈村11个村民组中的这四个组都牵涉到分与合的问题，应该说比重是比较高的。重要的是，就算是其他没有牵涉到分队问题的生产队中，势力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在生产队的层面上，以份下为单位的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势力问题。能够产生矛盾的一般是生产队内部，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生产队之间是不同的核算单位。生产队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在外界法律不介入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以弱者的退让为结果，其原因就是长期形成的“生存逻辑”。另一个是势力相似者之间产生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冲突一般是以“分开”为结果的，因为都有点势力，所以谁也不肯退让，否则会失去面子，于是就只好分开。当然，这两种情况也都是依赖于观察生产队内部的势力对比情况，事实上，如果说外界（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及再往上的权力机构）的权力运作影响到生产队的政治的话，那么生产队内部的势力对比情况就只能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力量而存在。就像是上文在讨论派性斗争的时候，我们把派性的运行看做是“关系场”的运作，实际上也可以把关系场的运作扩散到生产队一级。所不同的是，生产队中的关系场是以份下为基础的家族关系为基本力量的，外界的权力关系网络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介入到生产队内部的关系对比之中的，一旦介入对于生产队内部的关系将会有所改变。                       村庄政治生态：权力、能力、势力           对于陈村的政治事件叙述至此，我们对于当地的政治生态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看法。我认为，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就是权力、能力、和势力的相互作用，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政治运作逻辑。比如说，生产队一级的政治就是一个关于势力的政治，这个势力是以份下为基础的家族关系为基本力量的；而村级权力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具体来说可能就是搞关系和平衡能力的问题；不管是村级还是生产队一级，只要一牵涉到上面的权力问题原本的政治生态就可能改变，这个权力是借助于国家的正式权力而形成的，但是它的加强却有赖于当地私人关系网络的强有力运作。然而，在权力、能力和势力之间并不是一道鸿沟，他们有着沟通的渠道，特别是对于权力与能力、权力与势力，这个渠道就是上文讲到的关系场。           权力           在当地，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就表现为背景、后台等东西。具体来说，就是村干部要想把位置坐稳，县乡里“有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或者说，因为有关系有后台，权力才可能形成；关系和后台是权力形成的基础。           这个“有人”的意思是“有关系”，但是关系也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工作关系而形成的良好关系，比如说某个村干部或者某个组长在任的时候与某个乡里领导关系好，其实就是哪个乡里领导支持某个人的工作，上文讲到了周德龙与乡里金书记的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而陈德因为在乡里开小车与乡里各个部门熟悉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由于工作关系而形成的良好关系当然很重要，这是下级开展工作和获得功绩的非常有利的资源。但是这个关系并不牢固，一旦工作关系解除了，这个关系就有可能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就只能发生在具体的政治事件和工作场域之中，它不可能延展到其他的领域。           能够延展到其他领域的关于类型是另外一种，就是带有亲属性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某某有亲戚，或者某某的亲戚的亲戚在县乡里工作，只要是通过亲戚关系引起的关系，这个关系资源就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亲戚关系是不可逃逸的，所以这个关系也是不可逃逸的。因为亲戚关系是有一个远近的问题的，所以在官场中利用这个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个强弱的问题的。也就是说越亲密的亲属关系越有用。用他人的眼光来看就是，某人的亲属官越大，这个亲属与某人越亲近，那么在别人看来某人的背景和后台就越大，那么某人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也就是越能“吃得开”。丁然社区的刘传坤书记就是一个例子，刘的一个妹夫是县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妹夫是丁然水库的领导，刘传坤自己也兄弟四个，并且堂兄弟多，其中一个堂兄弟刘传富也是丁然社区的副主任，这一切都使得刘传坤在丁然社区甚至丁然一带的地位牢不可破，据说乡里书记见了刘传坤都要让三分[18]；而其他村干部，比如说周德龙等人提到刘传坤的时候就说，“他的势力太大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比”。刘传坤的势力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别人办不成的事情他能办成，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他敢干；因为有后台，其他干部对他就比较老实，不敢捣蛋，总有一大群人对他献殷勤跟他攀关系。因为这些权势就大了，并且刘传坤本人也是个有手段的人，所以威信就自然形成了。           在当地，官场的规则就是一个关系的规则。当地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买账”，买账就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也就是干部办事要有买账的人，别人不买账是办不成事情的。为什么会买账？都买谁的帐？买账的问题就是一个关系和派性的问题。就算是公共权力的运作也不存在公共性的办事规则，因为总会遇到买账不买账的问题。所以，当地人对公共权力根本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依靠公共程序办不成事情，他们相信的是关系，只要能找到一种关系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当地人都明白当地的形势，所以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某人很有能力，但是没有关系，当地人虽然可能看重他，但是并不一定选举他，人们说“就算把他选上了，他也做不久，办不成事情，肯定会有人捣乱把他搞下台，还不如不选。”能够干部做长久的都是有关系和后台的，没有关系和后台，就会有人捣蛋。陈村的情况就很典型。军陈整体上来说都是没有背景的，于是派性斗争才会愈演愈烈，并且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上台，有一派上台另一派一定想办法把对方搞下台，于是当08年选举的时候两派都没有成功的时候村庄中就似乎恢复了平静。相反，如果是有关系和后台的，就算不选他，他也一定能当干部，所以还不如选他给他个人情。                家里或者亲戚有人在县乡里做官是当地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为什么呢？政府中有人当官，办什么事情就方便了，不仅仅是政治中的事情，甚至是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只要牵涉到政府部门的，只要有关系才能办。当地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叫做“家里没有关系，好多事情就想不到了”，这与英山农民爱说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山人说“穷有很多事情就想不到”。为什么在凤阳农村，没有关系好多事情就办不成呢？这与当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或者说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办事潜规则：只要是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单个百姓是没有能力的，只有通过关系才行。比如说，救济粮的发放，相当一部分群众抱怨说自己家里没有关系再穷也领不到；同样是退役军人，别人有退休补贴，有人没有就说是自己家里没有关系。还有在确定低保和五保的时候，村干部也有抱怨说实际上自己能做主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就直接到县乡里找关系要求低保了。也有群众抱怨说，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跟干部有关系，或者送钱就能生，跟干部没关系就一定按照政策来执行。因为私人关系通向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并且当地人屡试不爽，所以关系就成为了当地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并且关系甚至延展到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那么，现在来讨论权力的来源问题就比较清晰了。记得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分别论述了社会权力来源的四种因素，宗教、经济、政治、民族国家。这种分析是基于西欧社会的农业社会历史的经验分析，当然也是一种大的分析。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小的政治系统中分析权力的微观来源的问题。当然，从宏观层面来看，现实的权力来源是国家正式权力，因为只有国家赋予了一些人正式的权力身份（干部）他才能够行使权力。实际上，在我少有的调查经验中，河南和安徽农村的农民是最看重“干部”身份的两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的特性可能是政治统帅社会，但是具体情形就决然不同。           在凤阳农村，干部一般是有权力的，是真正掌握实权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产生一手遮天的情形。百姓要做什么牵涉到公共事务的事情一定是要通过干部来进行的，但是这个“通过干部”的途径却是特别的，这个途径是一个关系的途径，不管是由家族引起的关系，还是亲属关系，抑或是工作时候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认为，关系加强了权力的实施，权力也是靠关系来运作的。也可以说，私人关系网络实际上是镶嵌到正式的权力关系中的，正式权力关系的对决实际上“关系场”的对决，权力与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河南农村却不同，河南的基层干部也是有权力的，可是这个权力却来自于“上面”，也就是国家意识的层层下传。我在另外一篇关于河南的报告《村庄政治生态：国家性、自治性》中认为河南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由于工作而引起的工作关系，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牵涉到私人关系，但是他们办事的程序和性质却必须是工作性的。如果说河南的政治意识比较强，那是因为国家意识贯彻的比较彻底；而如果说凤阳的社会也是政治权力当道，那么这个地方政治权力却是依靠私人关系网络抬举烘托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河南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然来自于层层下传的国家意志，而安徽凤阳地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虽然也来自于国家意志，但是它的具体运作却是由私人关系网络来联结的，所以当地人表面上是对干部权力的看重，实际上是对由于私人关系而联结的干部权力的看重。也可以说，河南地方政治运作的程序也是国家性的，而安徽地方政治运作的程序却是地方性的（具体来说就是私人关系性的）。           就此我们可以认为，凤阳基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国家，但是权力的运作和加强却是来自于私人关系网络；而河南基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运作都具有一定的国家性。           能力           权力在凤阳的政治生态中实际上是专指关系和后台，但是在农村有关系和后台的毕竟是少数，虽然这少数人可以利用权力资源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大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的百姓和干部都是没有这样的权力资源的，大部分人都还是要在当地生存的。如果说权力是村级及其以上的政治运作的潜规则，那么能力的问题却也是直接面对群众的村干部所不能逃避的重要问题。村干部的能力问题实际上是在当地如何做群众工作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夹杂着太多上文所讨论的权力问题，但是能力还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凤阳农村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复杂，家族势力以及权力关系等多种因素交错，这些情况给村干部提出的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周德龙认为，村干部的能力问题主要是平衡能力，具体也就是平衡人际关系的能力。           上文在讨论生产队政治的时候认为，生产队中的势力问题实际上就是以份下为单位的家族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最终都要由村级干部的介入。村级干部在面对生产队层面的问题时还是有一定的超脱性的，有超脱就好处理问题，麻烦的是自身也纠缠其中的问题就不好处理。上文曾讲到过魏宗宽70年代在自己的生产队做队长的时候矛盾问题产生很多，但是后来到了前陈做队长却做的很好，这是因为魏宗宽在前陈的超脱性，遇到一些事情他可以不带有立场来处理，而群众也因为他是外人就没有对他个人偏好的怀疑。同样，村干部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注意站在一个超脱的位置，因为位置的超脱就意味着平衡关系的可能性。只有平衡了村庄内部关系，保证不出事、稳定，工作才好进行，才可能收到上级的表扬和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干部不一定要是家族势力很大的村民，平衡能力强的小户人家也可能做好村干部。而当地比较普遍的下派干部和蹲点干部的形式，也是使得干部站在超脱位置的好的方法。只是下派干部和蹲点干部也有另外的问题，因为不是本村人，所以他们办事情的时候就可能很少考虑当地人的生活逻辑。平衡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对于当地村庄干部的基本要求。比如说，低保、五保户的确定，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干部就不能按照实际的家庭情况来分配，除了上文中所讲的关系户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要注重家族之间分配的平衡。如果家族之间因为不平衡而闹矛盾就是非常大的问题了。           实际上，除了平衡能力之外，作为干部还是要有一些当地人的观念的。所谓当地人的观念，也就是说站在每个人都在生存生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也要明白村干部本人就是一个当地人，在同样的时空中做干部工作就要有一些不同的当地人的看法。比如说干部要明白，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是小事可管可不管，什么事情是小能变大的一定要管，事情分个轻重，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解决，什么事情可以先拖一拖。而要管事的时候，应该怎样来管，这些都是干部的能力问题。周德龙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做村支书的时候，大朱庄里有一户人家是兄弟6个，在庄子上也算势力比较大的。在收农业税的时代，他们兄弟之中有没有交税的，后来村干部就领着县乡干部去他们家里背粮食。当时这户人家的老三媳妇在家，其他人都不在，或者并不知情。因为受到老三媳妇的阻挠，有村干部就愤而打了老三媳妇，并且背走了粮食。第二天，兄弟6个就聚集一起到那个打人的干部家里闹事，他们搞破坏活动，据说当时在周围看笑话的群众都有几百人。干部受到侮辱当然不服气，第二天警车就来了，说是要去6兄弟家里抓人。但是那天有个特殊情况，就是6个兄弟中有人正好那天相亲。周德龙就适时制止了警车去抓人。周德龙的理由是，兄弟6个都穷，农村里说个媳妇不容易，如果今天去抓人，这个媳妇肯定就说不成了，所以不能去。兄弟几个也没什么大错，不要在因为这个问题让别人记恨一辈子。后来，警车就没有去，兄弟几个当然是感激不尽，后来他们与周德龙等干部的关系反而变得很好了，再收农业税的时候当然就好多了。           周德龙的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基层干部如何与群众打交道的例子。周德龙认为，做群众工作就要讲道理，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不能因为说自己干部什么的就要占有优势。有的干部不注意，有群众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立马接上去，干部越这样群众也越有看法，实际上越是这样越不行，干群矛盾就会这样被制造出来。干部要勤讲勤说勤走勤转，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慢慢建立威信。村干部能不能干得好，或者干长久，就看群众工作能不能跟上趟了。           再比如说，计生工作是当地基层工作的重心。但是计生工作的具体实践还是要靠村干部，因为只有村干部才对村子里的情况才了解。但是现在计生工作的情形也很有意思，周德龙的总结是，村里干部知道装不知道，乡里干部不知道装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民有着农民的生活逻辑，在当地，男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劳动的问题，而是在村庄内生存空间的问题，于是到现在，他们还是要至少有一个男孩子。如果说头胎是男孩的话，这时候因为计生工作受到处理，别的群众是不会同情这个人的，因为他已经有了男孩，这个时候干部的工作就好做；但是如果两胎都是女孩的话，干部要是再做工作，群众都不会说干部的好话。生活在本村的干部，也是本村人，他们没有办法不在乎群众的看法而只顾做上面要求的工作，于是在计生问题上他们就有了“上报”与“不上报”的掂量，因为村干部知道计划生育的问题牵涉到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这样来看，村干部的能力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能力问题反应到政治层面上就是某个干部的群众基础如何。在当地，村干部最重要的是两种能力，一种是平衡人际关系的能力，另一种就是深喑当地生活逻辑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更多要求的是个人的素养，与家族势力的关系不大，所以站在超脱位置的小户人家也有可能做好村干部。但是涉及到势力的问题，组长却一定要有生产队中的大户来担任。           势力           在“生产队政治”一节，我已经讨论过许多关于生产队里家族势力的问题。我在这里就直接得出结论：因为生活空间的接近，生产队一级中家庭势力的对比就非常重要，所以生产队中有强弱力量不对等的双方，那么一般情况下是要大户来做队长的，小户要做队长就是吃亏吃苦型的；而在双方势力对等的生产队中，要想让一方妥协是不容易的，平衡他们的方式就是分开。我们从这种经验事实中可以得到，家族势力确实是生产队一级运作的关键力量。这其实就必然要牵涉到计划生育的问题，也使得当地的“责任制”非常明显。           凤阳的责任制其实是一个内生的事务，当内部力量的对比无法找到一个均衡点的时候，就只有分开，责任明确是避免冲突和矛盾，也是避免相互猜忌的最有效的手段。其实在1978年之前分开田的并不仅仅是小岗村，当地分田都很早，因为集体的方式早已经无法维持高度不均衡的生产队。我在陈村就听到过许多对于集体时期的抱怨，主要是对于队长和干部的抱怨。比如说，周德友的大哥在集体时期当过生产队长，他跟我说，“生产队时候都是出工不出力，不负责任干事。当时是生产队负责任，但是素质高的就负责任，素质不高的就不负责任也不管事。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严重，干部的权力大，一人当官，全家都当。跟队长关系好的，干轻活，会拍马屁的好些，不会拍的干实活的反而不行。”朱东的朱后安在集体时期做过多年的生产队干部，他说，“过去人都是文盲，不会算账，笨啊。我们有次分芋头，按人均3斤分的，就有人说了，都是你种的，大小都不一样，怎么就正好3斤了？我当会计也记不好帐，实际上就是随便分的。上面说的是六分的口粮和四分的工分粮，但是实际上就是按照队长家的情况分的，如果队长家里劳动力多就按照工分来分，要是队长家里小孩子多就按照人头分。并且关系好的就多给，都是乱搞的。我上去那年总工分是8万多，结果第二年的工分就是22万多。当时有个民兵营长给别人说过一句话‘听我话的，十年不收你照干；不听我话，一天收一万不要你干’。”集体时期的家族势力对比和紧张的政治气氛，确实使得当地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凤阳的农民习惯于外出要饭，一般是夏季在家劳动，冬天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要饭。要饭是因为穷，因为在大小家族混居的集体中，集体的方式怎么也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后来要饭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总之，在生产队一级，因为家族势力而引起了很多的后续效应。因为力量对比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会影响到农民之间的现实生活，所以农民要么多生儿子以求自家势力增强，要么就希望分开，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总结一下当地的村庄政治生态。           按照从下到上的政治层次来说，生产队一级是最直面群众的。虽然现在生产队的功能基本上已经被剥夺，这是政策效应我在这里并不讨论，我这里讨论的只是在生产队的层面上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正如上文中讨论的一样，因为生活的时空定位，生产队内部的势力对比是印象生产队政治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势力表现在农民内部就是人多与人少的问题，其实就是家族势力。但是这里的家族是以份下为单位的，也就是3~4代范围内的后代可以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集体。这种力量对比的关系就形成了上文中讨论的生产队中的政治效应：力量不均衡的话，一般是弱者让强者，力量均衡的话一般就会分开，实行责任制，也或者农民要多生儿子以求得生存空间的扩展。           当到达村一级的政治时，家族势力的作用就小了，因为生产队中的大户在整个村庄中就不一定大了。这时候的村级政治就更多的表现为干部的能力问题，平衡各种关系和考虑当地人生活逻辑的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只有能力在干部的位置并不一定能做长久，因为有着紧张的政治氛围，谁都想当老大，当大家谁都没有过硬的政治背景的时候，派性斗争就容易产生。关系和后台是想要在当地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关系就意味着权力，权力能够制约能力，这是当地的政治逻辑。所以，能够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坐稳的人一定是有背景的人。           但是，势力、能力和权力在当地政治舞台中并不是割裂的，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联结方式，就是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事件实际上都是发生在一个关系场中的，这个关系场牵涉到势力、能力和权力的问题。在生产队的层面上，关系的运作就是亲缘关系发挥作用的舞台，而在村庄的层面上，平衡关系的能力很重要，但是要想把地位做牢，向上面寻求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好是亲属关系和不可逃逸的关系对于政治生涯的作用最大。                                   --------------------------------------------------------------------------------           [1] 关于两人任职的时间说法不一样，周德龙说自己是94~2000年的书记，而陈德说自己在98年时候任书记，另外一个重要的党委委员朱宏伟说自己98年进村的时候是周德龙的书记，所以综合情况，我推断，陈德是在93年前后被下派陈村任书记，而之后的书记是周德龙。           [2] 陈德的话。           [3] 周德龙的话。           [4] 这句话是湾陈组70年代的一个老队长魏宗宽的话，他的表妹张陈琳（也是湾陈组的）就是陈德的情妇。           [5] 陈德的情妇叫做张陈琳，是陈德提拔上来的干部，陈不干书记之后，张陈琳在村里任会计，是党委委员。张陈琳是家中独女，在家招的女婿，但是女婿受气，出去打工好多年没有回了。张自己要供应儿女读书，负担重，据说陈德帮她不少忙。           [6] 当时丁然乡的党委书记。           [7] 乡里黄书记后来调到县里做干部，周德龙与上台的金书记关系好，而金书记与陈德的关系不好。陈德说自己“看不惯后来的书记”。           [8] 朱宏伟是大朱庄的，与陈德有亲戚关系。           [9] 周德龙的话。           [10] 周德龙的话。           [11] 周德龙的话。魏正的弱点是指他3万元钱的事情。           [12] 朱宏伟的话。           [13] 周德龙的话。           [14] 周德龙的话。           [15] 我在其他队的调查得出的印象是一致的，60年代的时候为了防止强者欺负弱者，上面就倡导让小姓人或者外来人口等弱者来掌权。           [16] 周德友的话。           [17] “讨巧”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做小动作，占便宜。           [18] 当地群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