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墙周长3430丈，东西5米，南北6里，城区略呈矩形。城门的蛇山与汉阳的龟山夹峙长江，蜿蜒武昌城中，自西至东长约4里，把武昌城分为南北两半，南边称山前，北边称山后。山前自南楼至望山门，长街直贯南北，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总督衙门就设在望山门与文昌门之间，东辕门面临长街。公元1911年10月10日深夜，革命党人于此发动了武装起义。从此，压在中国人民
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帝制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旧民主主义的巅峰。
作为此次起义主力的新军，他们前前后后究竟有过怎样惊心动魄的经历？又如何开创了影响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此，编者根据有限资料，希望能为广大读者再现这一让人振奋的血的历史。
湖北新军中反对满清的革命力量，有过一段长时间酝酿、准备的历史。
早在1904年，两湖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立了反满秘密革命团体，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名称——科学补习所，在武昌设立机关。事过不久，这个团体因与湖南华兴会联络，打算依靠会党起义，遭到破坏而被封。
1906年，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回湖北，准备发动日知会在武汉响应湖南萍浏起义。11月12日，刘静庵动员日知会同志投入新军准备革命。但是由于叛徒出卖，
使得刘静庵、李亚东、胡瑛、季雨霖、张难先被铺入狱，其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这一事件被称为“丙午之狱”。
经此打击后，新军中的各种革命小团体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08年末，在得知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后，四十一标（团）士兵杨王鹏、钟畸、唐牺支等发起成立群治学社，秘密进行革命。为躲避搜捕，不久又更名振武学社，以杨王鹏为社长，李抱良为庶务，组织更为严密了。但因为黎元洪暗中捣鬼，使得杨、李二人被开除出营。他们反复商量后，为把革命事业继续下去，便将领导振武学社的重担交给了在四十一标当兵的蒋翊武，离开了武汉。
蒋翊武是湖南澧州人，刘复基是湖南常德人，两人都在常德练过书。1904年湖北科学补习所的宋教仁到常德策划起义，他们都曾参与起事的准备工作。长沙起事失败后，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在和刘复基商量后，决心放弃学业，继续在常
德联络会党。后被清廷侦缉，两人逃到上海。刘复基特赴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两人相约来到武汉，化名在四十一标当兵，继续从事革命事业。
早在1910年，孙武便发展了士兵邓玉麟和黄申芗进入共进会，接着又有不少士兵加入会党，共进会的活动迅速展开。但8月份也遭到了与群治学会同样的命运，孙武10月去了广州，邓玉麟转到两江总督的卫队营当兵，黄申芗也逃到上海，共进会一度陷入瘫痪。1911年初，孙武回到武汉，并调回得力助手邓玉麟，共进会又重振旗鼓。在经费问题解决后，更是如虎添翼，孙武督促邓玉麟加紧和军中的同志联系，准备相应广州起义。
辛亥年（即1911年）注定是中国历史走向转折的一年，此时的国内形势变化颇大：农民、工人、市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清王朝的这艘破船眼看就要覆没了。
1月20日，反对满清封建王朝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风度
楼召开了成立大会。与会的有：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炮队八标代表李慕尧，四十一标代表廖湘芸，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以及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大江报》主编，何海鸣任副主编）、章裕昆、邹毓琳、卫守思等一批中坚分子，共二十余人。蒋翊武担任大会主席，接着宣读章程，选举执事人员，蒋翊武任社长。文学社的成立，标志着革命的基干力量在新军中建立起来了。
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又扩大了。蒋翊武主持会议，詹大悲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作报告。他是报社主笔，消息灵通，在报告中精确地剖析了满清王朝的腐朽和无能。代表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义。刘复基谈到同盟会总部准备调集一批中坚分子，最近于广州武装起义，并要文学社在武汉予以配合。最后一只认为先做好准备，待广州起事成功，即在武汉响应。会议还推选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复基任秘密联络员，脱离军营。此刻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辛亥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武汉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所期待的希望落空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将注意力转到长江流域，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
会，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五人任干事，宋教仁总其成。不久，谭人凤便来到武汉。他经过詹大悲和胡瑛（曾经是同盟会的评论员，参加日知会活动时被铺，判终身监禁，但在狱中仍能与外界的革命团体联络）的介绍后，对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大团体有了基本认识，并清楚地认识到，劝告这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将对革命事业起到很大作用。
5月11日，文学社的代表刘复基和王守愚以及共进会的代表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会商于武昌长湖堤西街的龚霞初家里，但此次会商还没有挨着如何联合的问题。
此时的文学社已在新军中发展了三千多人，共进会发展了两千多人，总数已是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除教导一营和辎重八营外，各标、营都按军队建制设立了标、营、队代表，文学社在队以下设组，共进会在队一级设立了支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两个团体成员大多出身贫苦，痛恨满清政府，广州起义失败后，更是渴望进行武装起义。
7月26日，《大江报》发表了黄侃匿名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文章刊登后，《大江报》不胫而走，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但这惊世骇俗的言论和社会上的议论很快反映到了总督衙门（总督瑞澂）。不久，詹大悲和何海鸣就被抓走了，报馆内也被抢劫一空。
瑞澂抓人的消息很快传遍武汉三镇，人心浮动，舆论大哗。汉口各人民团体和汉口报界公会分
别集会，向瑞澂提出抗议。文学社和共进会也暗中发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声援《大江报》。瑞澂没有抓住社论作者，苦于没有把柄，最后将两人各判刑一年。
这次的社论事件虽然平抚下去了，但是有革命倾向的士兵受此影响，情绪激动，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起义。在这种紧迫形势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十号的刘公（襄阳巨富，曾任共进会会长，资望在孙武之上）家里，召开第二次正式商讨联合的会议。本次会议确定了两团体的联合事宜，并派居正、杨玉如去上海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表示自己和谭人凤可去湖北。
但就在一切都进行得顺利的时候，武汉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胡瑛摸不清虚实，派人赶到上海说鄂事尚未可乐观，不可亲临险地。宋教仁也犹豫起来，便借口暂时脱不开身，不能去湖北。居、杨二人没法，便决定杨玉如赶回武汉报告，居正留上海联系。就因为这一小插曲，武昌起义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