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tod是什么意思:【辛亥百年】武昌首义：改变中国命运的四十八小时

杨津涛

清末，有民谣云，“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三年半。今年猪吃羊，种田不纳粮。”

今年革命

公元1911年，中国农历辛亥年。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后的第三个年头。

1月，一个以研究文艺为名义的组织在武昌建立，取名文学社（前身为振武学社）。当时没有谁能想到，它将在几个月后使大清王朝永远的定格在宣统三年。

下一个月，帝都万里之外的海峡对岸，一群年轻人掀起了断发运动，也没有人会知道，断发在这一年将成为举国热潮。

3月的时候，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大太监李莲英病逝。他的两位主子，犹有可能维系王朝的太后与皇帝，先已离去。

4月，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黄兴亲临指挥，血战一夜，依旧功败垂成。同盟会的边疆革命从此宣告终结。

进入5月，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推出了皇族内阁，让海内外立宪党人大失所望，爱新觉罗氏将自己的盟友推给了乱党。随即，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南方震动。

6月到9月，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蜀中民众率先起事。鄂中精锐西调平叛，致使武汉空虚。

10月10日，武昌首义在意外中爆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

宣统三年的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而起的一场革命，推翻了大清三百年的祖宗基业。

在晚清最后三十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沿海起义十次，十次皆败。一些有远见的革命者将目光转移到了内陆。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创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其运作下，武汉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决定联合行动。这两个革命组织的会员遍布武汉新军，计划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晚间起义，后因故推迟至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然而此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谣言已经流传开来，风声骤紧。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上午八时，共进会领袖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处秘密机关制造炸药时，不慎引爆炸药。俄国巡捕闻风而至，将革命党准备在这里的旗帜、名册、传单全部收缴，脸部受伤的孙武潜逃至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起义计划暴露，武汉三镇军警联合出动，对照名册，缉捕革命党。

下午五时，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在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以总司令名义发出命令：当夜十二时，以中和门外的炮声为号，提前举事。命令传达尚未完毕，总部即被清军破获，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等数十人被捕，蒋翊武侥幸逃脱。

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澂，随即命人提审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三人因拒不招供，被判处斩立决。彭楚藩时年25岁，站立受刑，头被砍下了，但身体依旧不倒；刘尧澂时年28岁，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杨宏胜时年26岁，在审判时厉声喝斥：“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来了”。

三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的上午。由于命令传达时的失误，中和门外的第八镇炮队第八标没能按时发炮，起义计划再度落空。

10月10日：武昌，子弹在飞

武昌城内风声鹤唳，四门紧闭，排查革命党；武汉当局命令新军各营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工程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令各队队官，士兵在各棚睡觉，不得出入；士兵要大小便时，须先报告排长，获得准许后方可徒手出棚；士兵不得擅动武器；士兵不得高声讲话。新军的革命党已然被逼上了绝境，唯有破釜沉舟，冒死一战了。

这里需要简单交代一下湖北新军的情况。清末新政中颁布的《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 （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 （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新军中的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对应今天的师、旅、团、营、连、排、班。

清军在武汉的驻军包括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巡防营和水师四部分。第八镇的统制是张彪，属下有两个步兵协，马队和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宪兵、教练队各一营。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是黎元洪，属下有步兵两个标，加上马队与炮队各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队。巡防营由湖广总督瑞瀓直辖，共有五个营，称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驻在武汉。水师统领陈得龙，属下也有五路，有一路驻军汉阳。

以上这些驻军有很大一部分被西调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第八镇第十五步兵协的一个营，第十六步兵协的五个营都不在武汉，第二十一混成协留下的更只有三个营。计算下来，留在武汉的清军总共还有二十三个营和两个队。据黎东方先生估计，新军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总数大约有7000人，除一部分去了四川外，剩下的还有5000人左右；非革命党的清军则有7000人，实力对比不是十分悬殊。

率先发动起义的熊秉坤是武昌本地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21岁入伍，后加入日知会（湖北早期革命组织）。日知会被查封，熊秉坤入讲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1911年4月，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共进会在湖北的主盟人孙武，两人一见如故，遂投身共进会。熊秉坤很快崭露头角，被推选为共进会在工程营的总代表。

10月10日上午，熊秉坤负责值班守卫，掌管巡查哨，趁机命同志李泽乾外出打探消息。李泽乾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业已牺牲，各处革命机关都被查获，城门紧闭，捉拿革命党。熊秉坤知道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于是在十时的早餐过后，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下午三时起义。

但是下午三时，排长没有吹号操练，熊秉坤和李泽乾等人商议，决定改在七时点名后动手。点名完毕，排长陶启胜来到金兆龙等人所在的棚子，见他们荷枪实弹，像要是图谋不轨，旧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有些莫名其妙，刚疑虑地走到棚门口，就被陶启胜一把扼住双腕：“你胆顶大，敢造反！”金兆龙大喝道：“老子就是要造反，你能把我怎么样？”陶启胜一边与金兆龙扭打，一边命令护兵：“快把他捆起来！”金兆龙则回身对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旁边的程定国随即用枪托砸向陶启胜的脑袋，陶启胜头破血流后，顾不得金兆龙，夺路逃跑，被程定国继起一枪击中后腰。因为打出了这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程定国在民国建立后被授予一等功。

熊秉坤在听到枪声后，立即吹哨笛集合部队，混乱中前来的约有四五十人。工程营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连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此时闻讯赶来，企图制止起义。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阮、黄等人一面放枪，一面大声斥责：“你们都有妻儿老小住在此地，造反的事做不得，要诛九族的。赶快悬崖勒马，各回本棚，不要胡闹！”说话间，阮荣发被士兵吕中秋开枪击伤；黄坤荣、张文涛两人则被程定国结果了性命。熊秉坤带队打开军械库，因为子弹早已被上级提走，所以只得到开口军刀二十四把，当即分发给各代表佩用。革命军一律在右臂缠有白布，作为起义标识。

目标，楚望台！

在清廷实行的新政中，编练新军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新军不仅在建制、操练上全部采用西法，而且规定优先录用读书人。“招兵只招读书郎”的本意是要为大清朝训练一支素质过硬的现代化军队，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在新军非但没有了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而且还流行起《革命军》、《猛回头》，乃至《新民丛报》、《民报》等禁书、禁刊。到后来新军中充斥革命党甚至都不再是秘密，清廷一手培养的护卫军成了他们的首要防范对象。最为重要的防范手段就是给新军枪，但平时不发子弹。

所以横在熊秉坤面前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子弹怎么办？此时他所部一些士兵手中的两三粒子弹还是早上牺牲的烈士杨宏胜冒险取来。要想起义，没有子弹当然不行。武昌城内的弹药都被集中放在楚望台军械所，在那里藏有日本六米厘五步枪一万五千枝，德国七米厘九毛瑟双筒枪一万多枝，汉阳造单筒六米厘五长枪数万枝，子弹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工程第八营驻在武昌东南，距楚望台很近，所以前一日蒋翊武部署的起义命令中，负责攻占楚望台的正是他们。

武昌各营的革命志士此前大都获知了即将起义的消息，但是因为计划一变再变，使大家无法协调一致。此时工程营率先起义，守卫楚望台的工程八营左队的党人听到营房枪响，知道起义发动，随即在革命党人马荣（既是共进会会员，又是文学社社员）的指挥下攻占军械所。

临时找来的总指挥

九时三十分，熊秉坤率领的部队来到楚望台与革命同志汇合，然后发布命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望台为本军大本营所在地。”因为参与起义的非党士兵要多于党人，因此对仅仅是正目棚头（班长）的熊秉坤不太服从，以至在他讲话时连秩序都无法维持。正当群龙无首之际，党人汪长林找来了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

吴兆麟早年曾参加日知会，后脱离革命。他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对军事颇为精晓。当天他见马荣等占领军械所，便躲在了库房附近。汪长林巡逻至此，发现了墙上有黑影浮动，喝问道：“那里的是人是鬼？”吴应道：“我。”汪听出了吴兆麟的声音：“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吴答：“恐怕遭遇不测。”汪长林告诉他：“咱们都是汉族同胞，不必害怕，我带你去见熊代表。”

士兵们看到吴兆麟后，都喜形于色。为了能更好地协调作战，革命军决定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退居副职。

夜十时三十分，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身份首次布置作战任务。此后不久，右旗第二十九标、右旗第三十标、炮队第八标、左旗第三十一标，乃至测绘学堂学生等各支人马都闻声响应，相继聚集在楚望台的革命军达到数千人。

擒贼先擒王

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只有先将武昌城内最高军政长官瑞澂除去，革命才有希望迅速成功。督署在武昌城的西南角，北邻第八镇司令部。夜十一时，吴兆麟、熊秉坤从楚望台出发到达湖广总督督署后，随即下令进攻。

吴兆麟命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为左路，率两排士兵攻打督署前方；工程营右队排长邝杰为右路，率两排士兵包抄督署后方。

第十五协二十九标和三十标的驻地右旗营房就在工程营旁边不远，熊秉坤带队经过时曾放枪为号，通知两标内革命党人举兵响应。此时蔡济民率二十九标的一百多个同志赶到，加入右路，协助邝杰进攻督署后方。蔡济民是武昌起义当晚在革命党中地位最高者，共进会和文学社筹划起义时曾被推为“参议长”，所以在起义中与吴兆麟、熊秉坤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民国建立后，吴兆麟和蔡济民被授予中将军衔，熊秉坤是少将。

瑞澂早知新军中隐藏了诸多的革命党人，对新军毫不信任。他在武昌的心腹部队包括教练队一营、机关枪一队和消防队一队，此外加上辎重营、宪兵营、第三十标旗兵营，以及城内警察等，瑞澂能调动的人马不少于五千人，因而守卫督署的力量相当强大。

革命军右路遭到清军顽强阻击，邝杰所部伤亡很大，于是擅自率军退回工程营休整。吴兆麟闻讯后大怒，传令逮捕邝杰，要以军法从事。大家纷纷求情，才准其戴罪立功。此时蔡济民还率部在官钱局、造币厂等据点苦苦支撑。左路进展同样不顺，遇敌伏击，退回津水闸待命。

在此紧急关头，驻扎城外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挥师入城。吴兆麟立即下令向督署开炮，同时决定采用火攻，命人在督署附近分路放火。督署与外界联系的电信、电话线也被革命军切断，瑞澂对城内部队一下失去了掌控。

凌晨两点时，吴兆麟第二次下达进攻命令。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攻打督署之前，伍正林率工程营前队协助；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攻打督署之后，姚金镛的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作为其预备队；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守卫楚望台的同时待命出发。炮标则在保安门城墙上布置山炮两门，由右队士兵掩护，向督署开炮。因为实行火攻的缘故，督署被火光映照，完全暴露在炮标的视野之下，炮弹的命中率大为提高。

半小时后，只见烈焰腾空，火势蔓延之处，清军纷纷溃败。

瑞澂若能沉着应付，则武昌起义亦可能和历次起义一样失败。然而此前有关起义的消息早已武昌，自总督以下人心惶惶。现在一看起义真的打响，也顾不得去核实参与的具体人数，潜意识中就先感到义军势大，已然无法镇压。身为封疆大吏的瑞澂胆小如鼠，顾不得什么守土有责，只是问身边的人：“往什么地方能逃命？”左右告诉他城外的战舰上被暂时躲避。瑞澂不敢走督署大门，命差役在后墙上打了一个洞，携带家小狼狈逃窜，上了文昌门外的楚豫号军舰。

瑞澂落荒而逃，时任湖北提督与新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成了最高指挥。张彪于是亲自督队，率机关枪营和辎重营的两队人马发起反攻，占领保安门。他在城墙上贴出告示：

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依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纠既往；若仍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兵一到，定即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

进攻突然受阻，伍正林一时急切，就要拔刀自刎，幸亏被左右及时救下。熊秉坤向马荣、伍正林等提议组织敢死队，全力一战。敢死队成员包括熊秉坤、马荣、伍正林、吴醒汉、杨选青等四十人，他们随身带了煤油及引火物，奋不顾身，直冲到督署东辕门放火。激战中，督署大堂被敢死队员点燃，很快吞没在大火之中。

张彪至此再无斗志，慌忙下了城墙，渡江逃往汉口。湖广总督督署终被攻克。

10月11日天明之际，蔡济民命人向藩署发起进攻，布政使连甲力战后翻墙逃走，藩署中所藏银锭、银元等俱为革命军所有。与此同时蔡济民自己也率军占领黄鹤楼，在楼顶升起铁血十八星旗，宣告了武昌的光复。

经过一夜激战，到11日早上五时，除少数据点外，武昌城都已处在革命军的掌握之下。

谁来做都督

根据文学社与共进会当初的原定计划，起义成功后，革命军的领导人便到咨议局集合，共商革命大计。

10月11日上午，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等党人相继赶到咨议局开会。蔡济民在会上表示，“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紧要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布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

其实文学社与共进会筹划起义之初，就确定了起义成功的领导机构，由刘公（共进会会长）任总理，蒋翎武（文学社社长）任军事总指挥，孙武（共进会领袖）任参谋长。其中孙武在两天前的爆炸事件中被炸伤；蒋翎武在武昌小朝街的指挥所被破获后，远走京山避难；刘公在起义时滞留汉口。其他湖北重要的革命党人，詹大悲、胡瑛尚在狱中，杨时杰人在北京；全国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谭人凤在前往武昌的路上，远水救不了近火。

当夜实际参与起义的人，职衔最高的吴兆麟也仅仅是一介队官（连长），蔡济民、张鹏程与张廷辅等人是排长，熊秉坤是正目（班长），都是下级军官，在地方上不会有什么号召力。既然没有革命党人能在武昌主持大局，那就只能考虑在当地另选高明。

革命党人商议后决定，请咨议局正副议长和议员来共同商讨。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赶来后，有人推举汤任都督。汤化龙自己未置可否，倒是议员胡瑞霖想此时革命前途尚未可知，婉转地劝汤不要就任，说革命阶段最好能推举一个在军队中有威望的人出任都督。汤化龙觉得有理，当即说：“革命事业，兄弟我是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都不知道，必须要先通电各省，呼吁他们一致响应，革命大功才能告成。再者瑞澂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派兵来攻打湖北，同我们作战。兄弟一介书生，不擅长军事，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当即提议由黎元洪出任都督，与黎同为黄陂人的议员刘赓藻听后自告奋勇：“黎统领尚在城中，如大家愿意找他，我可以介绍前往。”咨议局作为民意机关，由其推选出的都督无疑是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党人对此并无异议。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革命党人推黎元洪任湖北都督一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他们没有勇气独自领导革命，所以临时找了一个旧官僚。其实早在起义之前，革命党即已有推黎为首的预案。在筹划武昌起义的1911年4、5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蒋翊武就曾有革命后推黎元洪为都督的提议。那时只是革命党高层间的内部讨论，普通党人并不知晓。

会议当即决定，由蔡济民代表革命党，刘赓藻代表咨议局，去迎请黎元洪。他们在武昌城内找了几个地方后，终于在楚望台找到了这位都督的唯一候选人。黎元洪怎么会在楚望台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革命之夜的黎元洪

武昌城内驻军，分为右旗和左旗两大营房。左旗为第三十一标和第四十一标，右旗是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其中左旗的第三十一标归张彪的第八镇，而第四十一标归黎元洪的第二十一协管辖。

10月10日晚九时，黎元洪在左旗营房的第二十一协的司令部接到督署电话，得知自己驻扎城外的属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发生兵变。黎元洪当即传令禁止官兵出入，同时亲领管带、队官在营门巡视。但他还放心不下，于是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将各级军官都聚拢到一块儿，以防有变。然而此时士兵们早已跃跃欲试，当营房外传来炮声时，革命党人一哄而出，在曾经参加共进会的队官胡延佐带领下，奔赴楚望台。黎元洪束手无策。

夜十一时，黎元洪再打督署电话，已然联系不上。又过了半小时，营房院墙附近突然传来“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的呼喊。护兵将喊话人捉住后押到司令部，黎元洪亲自行刑，因为用力过猛，竟折断了刀刃，尚有呼吸的来人被护兵们乱刃砍杀。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吴兆麟派来的联络官周荣棠。

夜十二时左右，占领蛇山的革命军开始向黎元洪司令部附近开炮，黎元洪感到大势已去，就跑到参谋刘文吉家，暂时躲了起来。

凌晨时分，革命党人马荣、程定国在带队巡逻时，偶然发现一个老汉鬼鬼祟祟地背着几个皮箱，形迹可疑。马荣上前查问，原来这是黎元洪命人从家里取来的财物。由此黎元洪的行踪泄露，被革命党找了出来。有资料说，黎元洪在刘文吉家是被从床底下揪出来的，虽然这个记载并不可靠，但却也反映出黎元洪当时的惊慌失措。

当时黎元洪问马荣：“我平日待你们不错，为什么今天要和我为难？”马荣说：“我们来此是请您主持大计的，没有恶意。”黎说：“革命党人才济济，要我有什么用？”马荣回答说：“您平常带兵深得众心，今天革命的同志都是从前的同袍，都期望您能出来领导革命。”黎又问：“你们要我去何处？去见什么人？”马荣说：“到楚望台见吴兆麟。”黎说：“吴畏三（吴兆麟）是我的学生，很有军事素养，有他一个人足够了。”众人知他有意推托，毫无诚意，程定国怒道：“跟我们走就能活命，否则就死在这里，黎统领自己选择吧。”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黎元洪只得在近似被劫持的状态下来到了楚望台。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闻知后，命士兵列队迎接，鸣枪致敬。

吴兆麟自知身为区区一介队官，根本无法服众，而黎元洪不仅是自己的老长官，更在军中有知兵、仁厚的美誉，推他为首自然再好不过。只是作为朝廷高级将领的黎元洪，出于身家性命的考虑，迟迟不肯答允。性格暴躁的马荣大怒，举刀就向黎元洪砍去。吴兆麟连忙拦下马荣，劝说黎元洪：“事已至此，实属天意。”

恰好迎接黎元洪去咨议局的蔡济民等人此时也赶到了楚望台。

革命军有了政府

黎元洪马不停蹄，又被请到咨议局。此时他已有心理准备，知道革命党人是有意推举他做都督，暂时还不会贸然加害。吴兆麟与蔡济民商议后一致赞成由黎元洪掌军事，汤化龙主民政的决定。蔡济民随即宣布：“黎、汤两公在湖北极有威望，革命一定能取得成功。”与会者鼓掌同意。只有黎元洪依旧犹豫：“革命事关重大，务必要慎重才好。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

湖北各界人士依旧主张以“大义”劝解黎元洪，吴兆麟等人也希望耐心等待黎元洪回心转意，但激进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则怒道：“此人如此不识抬举，不如另外找人。”汤化龙担心有变，于是建议先把黎元洪安置在咨议局楼上的议长室，然后从长计议。

此刻无论黎元洪同意与否，鄂军都督都只能是他了。其实即使是革命党的高级领袖身在武昌，论在地方上的号召力，也是绝然无法与黎元洪相比的。本已对清廷失去信心的各省立宪派，此时见黎元洪与汤化龙成为湖北新政权的首脑，都进一步放弃了对抗革命的念头。

10月11日下午七时，革命同志在咨议局再次开会，商讨有关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具体事宜。军政府名义上以黎元洪为都督，实际由谋略处负责决策，其成员包括蔡济民、邓玉麟、李作栋、胡瑛、吴兆麟等十六人。与会者一致以为武昌起义不只是湖北的地方事件，更是全国性革命的开端，所以决议按同盟会的规定行事。

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以辛亥年为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铁血十八星旗为革命旗帜。清末民初，使用黄帝纪年被视为汉人从满人手中夺回政权的一个标志。1903年时，刘光汉就曾发表《黄帝纪年说》，阐述“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铁血十八星旗”是共进会的会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和黑九角象征“血”和“铁”，是为铁血精神；黑九角代表古九州，彰显华夏正统。黑九角内外两圈是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人居住的十八行省。

革命初成

武汉三镇中的武昌光复后，下一步就是要攻克汉阳、汉口。

清军原来在那里各有两个营的兵力，11日天亮前撤出武昌的张彪率第八镇辎重营驻扎在汉口刘家庙附近。革命党方面，文学社在两地有一个“阳夏支部”（阳，汉阳；夏，汉口古称夏口）；共进会在汉口设有三个机关。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当地各支新军中多设有代表，发展革命力量。两个组织在筹划武昌起义时实现联合，推邱文彬为“阳夏总指挥”。

10月11日夜，邱文彬放枪为号，结集了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攻占汉阳。革命党人李亚东被迎出监狱，出任汉阳府知府。

10月12日，文学社驻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标代表胡玉珍派人从汉阳渡江，在汉口居仁门外放枪。第四十二标第二营的营代表赵承武听得革命信号，当即集合全营同志，率先发动起义，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很快响应，一同占领汉口。因为《大江报》案入狱的詹大悲与何海鸣重获自由，主持汉口的“军政分府”。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张彪率领的清军依旧驻扎在汉口一隅，以后与革命军尚有一场大战。

汉阳、汉口光复后，吴兆麟向谋略处辞去“临时总指挥”职务，此后命令一概以都督名义发布。12日下午六时，谋略处开会，决定继续以黎元洪名义传檄全国，促使各省响应。同时还决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扩编军队；严禁滥杀旗人等。

两天后的10月14日，为了让黎元洪死心，才返回武昌不久的蒋翊武和蔡济民一起劝说他剪去发辫。

黎元洪在被推举为都督后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在咨议局这个临时都督府中装聋作哑，怎么都不肯开口说话，因此落得一个 “泥菩萨”的绰号。此时他见革命影响日渐扩大，出身两榜进士的汤化龙又是百般劝说，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抗拒革命，当下也就勉强同意了剪辫的要求。

黎元洪索性让革命党人给他理了一个光头，蔡济民摸着黎元洪的圆脑袋，开玩笑说：“都督真像是位罗汉。”黎元洪照照镜子，自己也笑着说：“我看还是像弥勒佛。”士兵们听说都督剪辫后，兴高采烈地放起了鞭炮。

共和之始

武昌首义后的仅仅十二天，湖南、陕西就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相继响应。革命狂潮一时间席卷全国。

1912月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3月10，根据此前的南北议和协定，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正式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辛亥革命至此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