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畅56式太极拳教学:辛亥这条路之掘墓新军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仅仅20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200家，英国53家，日本43家，德国35家，法、俄、美等10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1.3亿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关号。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100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60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由于20世纪初的10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放眼一望，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皆蕴攒了相当大的毒怨之气。

　　从“人才”角度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老张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

　　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很把“三民主义”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二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兵制。大致讲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出来的团练，后经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1000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10营4000多人，一下子扩展到7000多人。

　　与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清朝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尖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摹仿日本。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尽快推行新军训练。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26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成“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
　　
　　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此人，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三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袁世凯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朝国家的效忠。所以，清廷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越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

　　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清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新军中的不少中级的军官，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那套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由此，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特别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同盟会早期，在日本的东京，就选拔了李烈钧、程潜、唐继尧、阎锡山等28人编成“铁血丈夫团”，派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撒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以至于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1.6万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瑞澂派往各地的以外，剩下8000多人。这8000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4000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1000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9月14日和23日，武汉新军里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布署。此时，1万5千人的武汉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4000人。10月9日，因革命党人不慎引燃炸药，引起清军大搜捕，新军士兵们仓促举事。次日清晨，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与战友们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

　　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4000多人立刻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不到两千多人，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转摘自梅毅《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中国戏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