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券転生篇ed2k:武昌首义让滦州首义成泡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0:17:46

发动滦州兵谏的张绍曾

 

辛亥革命爆发整整一百周年了,一百年前武昌城内那划时代的第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的末日来临。从此,武昌首义之功,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光芒永照的一笔。

当我们反复高歌1911年10月10日那个特别的日子、传唱首义者的不朽功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感慨这样一个事实:历史,真的充满着偶然。虽然历史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清王朝的覆亡只是迟早之事,但究竟这个没落王朝的大厦呼啦啦倾覆,会从哪个地方开始崩塌?这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不用说,裂变总是首先从清王朝力量相对薄弱、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地方发生,武昌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而另有一个地方,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直逼京畿,即使清王朝有重兵拱卫,而忽然来临的用兵机会,可以使起义带有更重更大的震撼力,甚至可能是一招制敌、直捣清朝老巢——北京!这个地方,就是滦州(今河北滦县)。辛亥首义,本来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民国历史,也差点儿是以另一种进程肇始的。

 

一、直奉一带成为革命党酝酿起义的重地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活动于离京城较远的南方,而他也深知如果在北方举义,其意义更加可观。据程潜回忆,孙中山曾这样分析起义之地和革命基地的选择:“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中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火种已遍布各地,孙中山先生所提上述四个地方,均有起义一触即发之势。而革命究竟首先在哪儿爆发,又不很确定,须视当时当地条件而定。京畿地区在当时已具备起义条件,成革命党人酝酿起义的重点区域。

革命党人在直奉地区准备起义已经营多年,专门成立了北方同盟会支部,并帮助一些革命派人士建立了北方铁血会、共和会、共进会、克复学会等其他革命组织。在筹划武装上,除了发展民众武装组织外,重点是在清廷编练的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1909年(宣统元年),在新军第二十镇的前身即驻新民府第一混成协的革命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组织了以反清为目的的武学研究会;同盟会成员刘一清、孙谏声、戴锡九、商镇等,也在该镇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党人。1911年,共和会甚至有更大胆的设想:谋划一面派人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发动起义,一面派人南下,请求南方革命军由烟台运兵北伐,至秦皇岛登陆,占领山海关,里应外合,直捣京津。可见其时反清起义的谋划已有了一些详尽的设想。

在北方新军中,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阎锡山等均成了革命派代表人物。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同为日本士官学校一、二期毕业生,三人志趣相投,过从密切,曾有“士官三杰”之称。三人齐聚北方,对北方革命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

1911年(宣统三年)4月,清廷为了震慑革命党人和各地反清力量,宣布当年10月10日至20日在永平府铁路沿线举行由禁卫军和京畿新军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操练,史称“永平秋操”。消息发布后,同盟会会员白雅雨等积极奔走,“策划滦州起义,而后进攻北京”。

秋操分东西两军,东军以汉人为主,由第一、第二和第二十镇的大部部队编成,西军以满人为主,由第四、第六镇的部分军队和禁卫军第二混成协编成。其时张绍曾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蓝天蔚任第二混成协协统。军演除动用步兵外,还配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后勤兵等,两军总计6万余人。计划使用山炮608尊、陆炮720尊,步枪28 582支,马枪2 196支,炮弹 28 800发,枪弹200多万发。可见规模很宏大。而这也为革命党人策动起义提供了契机,起义军趁兵力集中、火力强劲,又出其不意,一举击败禁卫军是可能的。张绍曾与同盟会北方领导人有过密秘接触,又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商定,拟于秋操之际,相机以实弹攻击西军,将其击溃,再趁势进兵北京;并且密约南方革命党同时举事,以成南北呼应之势。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也派出白雅雨、凌钺、熊朝霖、陈涛等人潜赴滦州一带,做新军起义的鼓动工作。

各方均在蓄势待发,8月,梁启超在致京中立宪派要人的信函中就说:“九十月间将有可喜之事”,意指永平秋操间将发生大事,届时立宪派就有机会在朝中发动政变。

10月9日,张绍曾率参加秋操的部队进驻滦州。

10月10日上午,负责秋操演练的军咨大臣载涛到达开平,秋操在即。一场反清的兵变也将拉开序幕。

然而,这天晚上,武昌起义爆发了。

清廷闻讯大震,急令“阅操大臣载涛:武昌吃紧,率部速归”。于是停止秋操,将西路军撤回北京,东路军则多受命南下镇压起义。从而,也打乱了滦州起义的部署。张绍曾率领的二十镇也不得不另寻举义机会。原已准备借秋操起事的铁血会首领丁开嶂和其他革命党人,也被迫中止发难。

 

二、阴差阳错,武昌仓促打响第一枪

1911年,南北都在酝酿起义。起义需要找寻最佳良机,不太可能提前太多确定起兵日期。

当时,因四川发生民变,湖北的清兵部分被调入川,前去镇压。革命党人于是准备趁湖北清军力量薄弱之机起义。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促进下,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又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起义。

由于湖北当局对革命党的异常行动有所察觉,处处提防;加之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重要领导人尚未到达武汉,起义不得不延期,具体时间未定。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城门,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遂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这样,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可见,如果不是因秘密暴露,武昌起义可能不会这么早发生,而北方的永平秋操就不会终止,也正是在秋操的10月10日至20日之间,滦州就可能响起反清起义的第一枪。那样的话,就不是武昌首义,而成为滦州首义了。

 

三、滦州兵谏撼动京畿

因武昌起义后,秋操解散,各支清军被撤走,张绍曾无法按原计划趁秋操攻击清军,打它个措手不及。当这些拱卫京师的军队不聚在一个区域后,再想起兵进攻北京,是否能取胜,张绍曾心里没有把握。但他的反清态度没变,当清廷命新军组成两个军南下镇压武昌起义时,荫昌率领的第一军已动身,作为第二军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二十镇,却在张绍曾统领下抗旨不从,原地不动。

10月下旬,张绍曾经过与同盟会王葆真的沟通,也听从了梁启超的建议,决定对清廷实行兵谏,力促清廷立宪。

10月27日,张绍曾对二十镇驻滦州官兵进行兵谏立宪的动员,指出:“武昌革命,名正言顺”,他已“拟定政纲十二条奏请立宪”。很快,张绍曾派人赴京面呈兵谏奏折和十二条政纲,蓝天蔚等也在奉天把奏折和政纲以电报形式上奏。由此,震惊全国的滦州兵谏发生了。

张绍曾等上奏清廷的奏折,洋洋千余言,主要内容:一是指出武昌起义系由清廷“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二是批判清廷对武昌起义采取武力镇压,指出:“中央政策,兵力而外,未闻于治乱之本源上大加改造,……循是以往,人心疑沮,祸恐益深。”三是提出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的原则,即“皇位统系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而本于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值得注意的是,奏折还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廷 “迅于二十四点以内,即颁谕旨,明白宣示”,“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表明了其随时可能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张绍曾通电全国各省督抚、将军、军队将领和咨议局,宣传奏折和政纲,抨击清廷对武昌起义的镇压政策,力主“速改政体,即开国会,改正宪法”,同时致电载涛、奕訢及袁世凯等清廷要员,让他们明辨是非,支持立宪。

张绍曾等在近畿重镇滦州进行兵谏,对处在土崩瓦解中的清王朝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据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摄政王载沣看到张绍曾等奏折和政纲时,“震惊异常,面色骤变,手颤不已”。连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的载涛也是双眉紧皱,惶恐不安。袁世凯则直截了当地对他的幕僚说:“张绍曾简直是在造反。”

正当吴禄贞与张绍曾决定进逼北京之际,山西新军举行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宣告独立。山西毗连直隶,靠近京畿。因此,清廷愈加恐慌。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吴禄贞与张绍曾等商议,联合阎锡山,仍以“立宪军”的名义,组成燕晋联军。张绍曾率军“沿京奉路南下,直攻北京。分一支军扼守密云,防宣统逃窜热河。令阎锡山派一支兵,守京汉路黄河大桥,阻止袁世凯北返;主力,沿京汉路北上”。吴禄贞则率第六镇兵从保定进攻北京。同时,电告黎元洪派兵夹击袁世凯,使之无力北返。从这样的计划可以看出,兵谏离武装起义只差一步之遥。当时天津的《大公报》就以“官场消息”直呼“滦州兵变”!

10月29日,张绍曾以极其强硬的态度致电资政院说:“绍曾等前提出政纲十二条奏请宣布,实为现在扶危定倾之不二法门,自谓一字不可增减。乃折奏于六日递呈,至今尚未明白宣布,不知究系谁人把持?……绍曾等不敏,谨荷戈执戟以为后援。希从速复。”这封电报,火药味甚浓,如清廷不采纳、宣布十二条政纲,即有动武之势。10月31日,张绍曾为率军进逼北京,致电军咨府,以“我军驻滦,幕居野外,甚以为苦,且闻都中匪徒丛伏,深恐惊扰宫廷”为由,要求“即日派列车二百辆,将军移驻南苑,既便安慰士卒,兼可保卫都城”。同时,他向驻守北京的冯国璋通报了此情,称:“如火车不到,即用徒步行军前进。”

进攻北京的计划,吴禄贞也派人前往湖北向黎元洪作了汇报,告以吴禄贞、张绍曾计划联合山西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北京。这让湖北军政府大喜过望。

当时,为镇压武昌起义,清廷由欧州购来一批军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命令时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的彭家珍负责押解这批军火。不料彭家珍是革命党人,他在11月1日电告张绍曾:“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暗示他扣留这批军火。这批军火计有五千枝枪和五百万发子弹,遂被张绍曾截留。

因张绍曾等所部逼近京畿,清廷深知对此处置不当,“恐促成北方祸变”,于是决定实行安抚策略,以防后院起火。清廷假意接受“十二条政纲”,起草了所谓宪法,称为《重大信条十九条》。清廷一方面假意奉承,暂避兵锋;一方面又以洋人干涉相威胁,张绍曾截留军火后,清廷让袁世凯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致电张绍曾说:“顷接赵制军电,称俄兵索车强欲来京,又闻英国已备兵三千人为自卫计,日内当遵照条约守护京奉铁路,日本已准备一镇,不日来驻京津,其他各邦亦均戒备,专视滦州军之举动以为进退……闻外交团秘密会议,专论此事,恐有意外之举。”这样的威胁,给张绍曾形成巨大的压力。

清廷又暗下圈套,任命张绍曾为“宣抚大臣”,南下长江一带,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切断了张绍曾、吴禄贞两军会合的可能;将滦州以西的列车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11月7日,调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当吴行至石家庄时,又被清廷派人暗杀。清廷还以金钱收买潘榘楹等张的旧部,并让潘代张为第二十镇统制,接着又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滦州只剩标统岳兆麟所率领的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一、二、三营。革命派骨干被分散。

张绍曾认为吴禄贞一死,“应援断绝”,“尽成泡影”,“铤而走险,徒取败亡”;另一方面,他又轻信于清廷所颁布的“十九信条”,认为“朝廷锐意维新,定卜可达希望”,因此,交出兵权,避居天津。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滦州兵谏发生在10月底11月初,此时武昌起义已半个多月,全国响应起义的斗争比比皆是。张绍曾等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得不调整先前的起兵计划,举行兵谏,实际上仍是对其先前的起义方略的延续,只不过视形势的新变化而采取了相对稳妥的方式,即以“十二条政纲”相挟,继以武力相逼。其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目标是一目了然的。只可惜未把握好时机,兵谏失败。但革命党人此后一刻也未停止行动,终于在兵谏的两个月后,又发动滦州起义,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成为清帝逊位前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可见,滦州的兵谏与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地位。只不过,武昌首义,让滦州首义的可能性发生了改变,从而也改变了另一种历史过程的可能性。

 

(本文已发表在《天津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