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叫五更里:100年前的今天:惊险激烈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全过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17:54:21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实:从三烈士就义到第一枪打响

上 三烈士就义

1911年10月3日,时任湖广总督瑞澂召开文官首县、武官管带以上防务会议,决定调集兵力,加强督署防卫,加紧巡逻长江,实行戒严,监视和搜捕革命党人。

刘复基(1884—1911,湖南常德人)等人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黄兴曾来电约八月底(公历10月下旬)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担心夜长梦多,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

据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10月9日上午,孙武和邓玉麟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把炸药装进大铁桶。炸药是当年革命党人在汉口准备炸满清大臣端方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3个,每个可以装5—6磅炸药。他们的计划是,起义之时,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去,炸掉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

孙、邓二人正埋头工作。到了正午,邓已外出;而首义元勋之一刘公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盆里面,引起火灾,烧伤了孙武的脸,顿时满屋烟雾弥漫。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并当场捕去刘同等多人(孙武侥幸脱逃)。湖光总督瑞澂下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蒋翊武、王宪章、席正铭、刘复基、彭楚藩(1887—1911,湖北鄂城人)等人当时正在武昌秘密开会。邓玉麟带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

彭楚藩说:“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

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

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

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提前于9日夜12时(即10日零时)起事。

此日下午5时,蒋翊武以总指挥名义下达命令,派专人把命令分送各标(团),命令写道:“于今夜12时起义”。

当天傍晚,联络员杨洪胜(1875—1911,湖北谷城人)将党人胡祖舜所藏的弹药,悉数以人力车载归后分送各营;及至工程八营时,被卫兵追蹑,返身掷弹抵御,负伤被捕,押至清督署时已血肉模糊。

刘同等人已在督署关押,瑞澂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已浑身哆嗦,一经刑讯,便如竹筒里倒豆子,一五一十地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

当晚10时许,蒋翊武、刘复基等人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军警已突至总指挥部(武昌小朝街85号)。刘复基朝军警掷炸弹时,手受伤被缚。彭楚藩身穿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抓获党人的军警,但他决计与其他同志共存亡;于是自称革命党人,和刘复基等人一起被捕。蒋翊武身穿长袍马褂,拖着辫子,军警不甚介意,于是得以乘隙逃脱,乘小舟溯汉水而上,暂住汉川县乡间。

与此同时,湖北新军各营均接到清军散发的油印传单,声称有大股革命党人隐匿武汉三镇,扬言要清查治罪。此时,王宪章亲自运送炸弹到三十标,并在营房传达总部命令。他觉察形势有变,便立即出营,才知道总部已被破坏;但主要人员情况不明,无法取得联系。

他为了弄清情况,便将起义事务向陈佐黄、彭纪麟交待后,避开清军搜查,翻越武昌小东门城墙去汉口,来到文学社交通处郑兆兰家,约见文学社阳夏支部长胡玉珍,告以武昌方面的情况。然后立即转到汉阳,指挥革命党人占领汉阳兵工厂。因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起义发动未成。

当夜,瑞澂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澂亲临指挥。

先提彭楚藩。主审官铁忠怕连累自己的妹夫——宪兵营管带,即替彭楚藩开脱道:“你是宪兵,是捉革命党的,怎么也被错捉来了?”

彭楚藩斩钉截铁、大义凛然地回答道:“我就是革命党!”

铁忠喝斥道:“你身为宪兵,应知王法。受皇室俸禄,应爱护大清,而你竟敢谋反,该当何罪?”

彭楚藩厉声反问:“所谓俸禄,是我汉族同胞的血汗。吃同胞的饭,为同胞报仇,这是理所当然,何罪之有?”

此时,彭楚藩义愤填膺,打手势索来纸笔,写道:“自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与我汉族不共戴天。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以‘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手段,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同伸革命救国之大义,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

铁忠等看后,大惊失色,但仍不甘心地说:“你如执迷悟,罪不容诛;若能认罪服法,可以免死。”

彭楚藩冷笑道:“我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要杀就杀,何必多言!”

刘复基亦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吏无耻。

杨洪胜坚贞不屈,终未供出一人。怒目骂道:“老子革命党,杀便杀,胡问为?党羽除汝满奴外悉是。”

铁忠知此几人决不可屈,经禀明瑞澂,于次日黎明前,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押到督署东辕门内斩首示众。

临刑前,杨洪胜厉声骂道:“贼虏!杀!快杀!恐奴才不久亦随老子来也!”死时年仅26岁。

彭楚藩亦当即被杀,死时年仅25岁。

刘复基眼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站在审堂上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死时年仅28岁。

三烈士亭位于湖北武汉武昌区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厂东门内。这里原为清末湖广总督署地。1911年10月10日黎明之前,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位首义志士在此就义。湖北军政府后在此立纪念碑。1931年,国民党驻军某部在此建纪念亭。原亭1976年倒塌。1981年,武昌造船厂在距原址20米处复修三烈士亭,亭内立“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石碑。原亭因年久失修倒塌,仅存亭护栏和石碑。现亭系木质结构,为八角形,红柱布瓦,金脊雕檐,单层外展,高约7—8米,正亭额上书“三烈士亭”3个醒目大字。亭中纪念碑面东背西。亭前栽有大雪松一株,四周鲜花簇拥,庄严肃穆。

 

下 第一枪打响

1911年10月9日夜会审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3人后,督署文案、陪审官陈树屏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3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据统计,到武昌起义前夕,已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督练公所总办、主审铁忠却极力反对。湖广总督瑞澂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澂召来两大军官黎元洪、张彪,命令他们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入海军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后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南京),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任护军前锋第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

张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人。18岁考中武举人,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其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张彪受委督修汉口湖西大堤。1897年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1900年在湖创练鄂军,被清廷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同时受命负责管理将校学堂,精心为学员“改编制,易章服,选择器械”,升授湖广督标中军副将。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镇总兵。1911年任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武昌起义时任湖北省提督。

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澂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澂却怀疑黎元洪有贰,即严词申斥。

瑞澂另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10月10日上午,第三十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总计30多人被捕,刘公寓、文学社等革命机关相继被抄。

正午,瑞澂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朝廷,应搜杀尽净;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瑞澂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又向清廷发电:“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眼见情况万分危急,各标营党人集议,决定立即动手。7时许,城外火起。混成协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首先发动起义,向城内进发。

熊秉坤是新军工程第八营一名正目(相当于班长),该营共进会代表。当他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便和营内其他革命军士相约,当晚7时发难。晚8时半(此时间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熊秉坤便率领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革命党人,首先在城内发难。

工程第八营排长陶启胜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吼道:“你要造反?”金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样!”陶与金扭打成一团。金大喊:“同志们快动手,还等什么?”士兵程定国即用枪托击打陶头部。陶负痛逃跑,程用枪击伤陶的腰部。此为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正式第一枪。

代理管带阮荣发等堵住楼梯门,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话音未落,阮荣发就被士兵吕中秋、徐少斌击毙。熊秉坤鸣笛集合,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监守官李克果向士兵们分发子弹,准备抵抗。而士兵们得子弹后,却立即响应起义。李克果大惊,赶紧越墙逃走。

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10000余支,单筒枪15000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难以服众;且已出现士兵们随意开枪、难以指挥的现象,于是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吴兆麟立即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第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

在工程营起义的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第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在李翊东的号召下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亦先后率众起义。

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协司令部里坐镇。当时,第二十一混成协各部将士大多已出调外地。当黎元洪接到驻守在武胜门外塘角之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营管带张正基打来电话,告以同驻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纵火起事时,他闻讯恐慌异常,令张立即扑灭;同时电话通知了铁忠。他命所属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同时下令召集第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到会议厅集合。

1个小时以后,黎元洪接到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又没过10分钟,他又得到第二十一混成协驻塘角的炮兵亦变。继而又接到张彪的电话通知,城内工程第八营和右旗部队兵变。又不到半小时,他听说第八镇炮标已进城,在楚望台驾炮攻打督署,城中大乱。约10点钟,瑞澂逃至“楚豫号”军舰。11时,督署电话已不通。

一个外营的士兵前来通知起义,黎元洪立即杀之。士兵邹玉溪欲出门响应,亦为黎元洪手刃。此时,蛇山出现剧烈炮响,黎元洪大惧而潜逃。第四十一标在革命党代表阙龙、廖湘芸的带领下,又有队官胡廷佐等人的协助,于是集合队伍,直奔楚望台。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第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第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3路起义军联合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炮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先头部队刚到督署东面不远,忽遇张彪亲自率领的队伍在望山门城楼抵抗,进攻受挫。吴兆麟、蔡济民、熊兼坤等当即定下放火之计,兼为炮兵射击参照;便令民众从督署周围撤走,日后赔偿所损房屋。民众则搬出油桶、棉花,自愿毁家,把督署照得如同白昼。炮兵遂用排炮轰击督署与第八镇司令部。黎明前夕,起义军组成敢死队,熊秉坤带队猛冲,督署遂为起义军所占。不久,电报局、官钱局亦相继拿下。张彪见大势已去,遂领残余兵将,出城渡江到汉口刘家庙车站。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吹响了清朝覆亡的号角。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确定武昌首义的10月l0日为国庆日。第一个国庆日,中华民国政府在首义之区的武昌举行了第一次国庆大典,会场设于辛亥首义烈士祠。为庆祝武昌首义成功和此次有意义的盛典,便修建了胜利亭(今紫阳公园内东侧,武昌区财政局对面)。亭内立一汉白玉石碑,上刻“民军起义国庆纪念碑”。

(本文收入本人所著《图景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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