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李沧区政务网站: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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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
一百年前的武昌起义，以引发全国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威力震惊中外。孙中山称之为“武昌首义”。武昌首义的直接组织领导者是蒋翊武。孙中山赞誉蒋是“开国元勋”，历史研究者视蒋为“武昌首义第一人”。但八十年来，蒋翊武英名或因其敌人与政治对手诬陷、诋毁而人为抹黑；或因时代浪潮挤压、推淹而边缘化。今天，除少数精英知道蒋是“盛名沉寂的革命英雄”外，公众则对这位伟人基本失忆。早在1986年，史学家刘望龄指出：“蒋翊武的英雄业绩，在湖北革命党人当中首屈一指……..可是他与同时期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相比较，却鲜为世人知晓……唯独蒋翊武长期遭受冷淡和湮没，这是不大公平的，有必要多加宣传、重新研究，充分肯定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20多年过去了，蒋翊武“遭受冷淡和湮没”之状似无多大改变。“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未恢复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辛亥百年之祭，我们长歌当哭，追忆历史，缅怀蒋公，认为应当还民众一位真实的历史伟人，还英雄一个历史的公道，还辛亥史学一个本真！
一、丽泽门外，高耸“元勋”丰碑
桂林城丽泽门外，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其正面镌刻“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大字，旁署小楷“孙文敬题”，并加一方印章。余三面镌刻胡汉民撰《蒋公事略》。碑建于1921年12月，是桂林的一号文物。碑的《简介》高度评介了蒋翊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蒋翊武(1885-1913)，字伯夔，湖南澧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武汉创办革命团体“文学社”，并任社长。他在新军中积极进行革命鼓动，部署起义。武昌起义时被推为总指挥。时清军反扑，汉阳失守，他曾代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至1913年，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来广西，拟继续策动反袁。途径全州时被捕，押至桂林，是年
据报道，桂林人十分热爱碑主。2009年5月，桂林旧城改造,曾采用整体抬高技术，将碑抬垫至马路平齐，便人瞻仰。又在桂林阳桥过道北侧，精制一《蒋翊武血溅丽泽门》浮雕，被绑缚的蒋公，挺胸兀立，怒发冲飞，正气凛然，宛若生人。丽泽门外的大街，亦命名为“翊武路”。
海内外瞻仰过此碑的人，同桂林人一样敬仰碑主。有一帖网文说：
我从三千里外来到桂林，仰望那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丰碑，特为蒋先生在天之灵欣慰。这是一座当可永立天地间的不朽之作。碑主是“保种继炎帝，革命继汤武，攘夷继桓文，英名贯宇宙”的伟人，国人当永远牢记丰碑的伟大诏示。
胡汉民撰文，言简意赅，精准诠释着“开国元勋”的内涵：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诏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 胡汉民谨记
简单的一百七十来字，内容十分丰富：既肯定了纪念碑长留永存的合理与必然；又高度概括了蒋在“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抗击清军，保卫“首义之城”，赢得各省起义和全国性革命到来的不朽功勋，并揭示了蒋不屑高官厚禄之贿，唯以共和为大义的高风亮节；记述了蒋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二次革命”中誓死讨袁而婉拒赴日安排，择奔“粤西”图再举，却为“贼将所得”，像瞿式耜、张同敞一样，终成为国家民族“成仁取义”的铁血英雄，将与桂林山水同辉。
胡汉民此撰，决不是个人的即兴评语，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蒋翊武不朽的“盖棺论定”，是对“武昌首义第一人”的永恒昭示。孙中山时代，英雄辈出，但孙题“开国元勋”者，仅蒋一人。袁世凯、黎元洪曾多方谋求一顶“中国华盛顿”、“开国元勋总统”桂冠，却终无一人敢助其奢愿。巍然挺立的桂林丰碑，不仅是对盖世伟人的缅怀，更是天道自有公论的明证。
二、武昌城头，首义“公功为冠”
蒋翊武，本名保勷字伯夔，1885年生于澧州城一个靠豆腐作坊糊口的家庭。少年时师从维新派人士周宣三等人就读于澧兰书屋，1902年入澧州官立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以优绩提前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他喜读黄羲之、王船山著作，在《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清廷禁书强烈震撼下，萌发反清思想，立志普兴“吊民伐罪之师”。1904年参与宋教仁、黄兴策划的长沙起义，被开除学籍，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组织（常德）祗园寺机关，奔走于沅、湘间，联络会党革命。1905年秋，拟赴日投同盟会不果，滞留沪上，进入中国公学。助杨卓霖组织竞业学会，办《竞业旬报》，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迫返乡，1909年秋偕刘复基到汉口，先助詹大悲办《商务报》，旋入黎元洪所部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加入“群治学社”。1910年9月，代理主持“振武学社”。1911年1月，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3月15日，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的文学社成立大会上，被公举为社长。从此以文学社为基础，创建革命武装，矢志推翻满清政府，积极谋划武装起义。9月14日，力主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成统一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为“总指挥”。10月9日，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军事命令，一举捣毁了满清260多年的统治，砸碎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铸就了划时代的中国辛亥革命。
孙中山为何单誉蒋翊武为“开国元勋”？
其一，蒋是武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辛亥前数年，蒋策划并完成了三件开创性事业：一是掌握笔杆子。利用《商务报》大发新声；把《大江报》办成震荡武汉三镇的革命号角；将《民心报》创办为革命党人反对黎元洪等旧军阀的强大思想武器。当时，除海外孙中山，国内唯蒋有此智慧和毅力。二是抓牢枪杆子。武昌首义前，孙中山等人领导过数十次革命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只有蒋鼓动起清军士兵的革命热忱，开创以策反和改造新军、进行武装革命的实践，并获得短期内搞垮清军、使张之洞训练多年的一万六千湖北新军，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党、三分之一倾向革命，愿为大清卖命的，则不足二千人的奇迹。三是立足扎实的基础工作、健全基层组织网络、首创“党人代表制”、施行“抬营主义”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支组织严密、队伍庞大、运转灵活、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一举撼动了清王朝的支柱。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无法与之媲美，孙中山及全国各地革命党人，亦无一可与伦比。
其二，蒋是武昌起义的果敢指挥者。戊戌变法后，清廷面临不断高涨的革命冲击。在广州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影响下，蒋翊武巧抓时机：8月亲定起义计划，9月乘荣县“独立”、清廷调端方率鄂军入川之机，于9月24日完善和通过了起义计划。10月9日，在小朝街机关总部召集标营代表会议，精心部署起义。面对宝善里炸弹失事、起义机关被破、机秘（党人名单、起义旗帜、文告等）全落俄巡捕之手的突变，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军事命令，决定当夜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实行武装起义。因邓玉麟传令失误，号炮未响，起义不果，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同遭逮捕。彭、刘、杨三人遇害，蒋则趁机逃走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天亮前即派胡培才等重传军令，改10日夜依原令继续举事，以“争死生于须臾”。又分别于当日上午九点半、十一点和下午六点发出“新五道命令”。傍晚，清军缇骑四出，闭城大索，蒋被迫从李长龄处暂时转移，逆汉江奔安陆以图再举。但小朝街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执戈相向。10日晚8时许，信服蒋翊武的党人代表熊秉坤，带领工程营打响第一枪。经一夜激战，湖广总督瑞澂挖墙逃走，革命军一举占领武昌城。著名近代史专家李时岳曾把9月24日二团体联合会议上，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读的起义总动员计划、10月9日总司令紧急军事命令、10月10日起义行动实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因此，武昌首义“还是通过起义前下达的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蒋翊武本人1912年6月写的《武昌两日记》序言说：“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泄，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历史证明，是蒋翊武的运筹帷幄和果敢指挥，才有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其三，蒋是武昌首义胜利的坚定保卫者。武昌起义初成，清廷猛烈反扑。先是急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大举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溯江而上，企图夺回武汉。接着在军事上几乎投入全数血本，欲与民军（革命军）决一死战：下令北洋六镇直赴湖北；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前线陆海军。袁亲赴孝感督战，外国列强增派军舰二十艘，军临武汉江面，蠢蠢欲行武装干涉。整个“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蒋翊武虽遭排挤，但仍引军事为重。先是以军务部副部长、军事顾问、防御使虚衔，勇敢指挥初建的四协革命军，负联络各军之责，“视察并计划一切”，扩军备战，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继以黄兴战时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官”身份，调度全军后勤，协助整编汉阳民军，被黄兴称为“谋勇兼备”的奇才。汉口失守、汉阳亦败、黄兴离鄂、黎元洪逃驻葛店，武昌几於不保时，蒋临危受命，继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官”，“守危城，却强敌”，力挽狂澜，稳住了首义之城的地位。
其四，蒋是共和政体的坚决维护者。建设民主共和新国家，是近代中国人的理想与追求，是孙中山为代表的无数先哲殊死搏斗的宏伟目标。蒋领导的文学社，原不属同盟会系列，但“拥护孙文的主张”，“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武昌首义后，大批立宪党人、旧官僚政客乃至变节求荣者，纷纷自立小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当时的武汉，惟蒋翊武抗拒横流，坚定支持同盟会。孙中山被迫下野时，蒋毅然带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不为袁贼的授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所引诱，鲜明支持宋教仁反袁。“二次革命”爆发，蒋以“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誓言辞别父母，屯兵岳阳，用鄂豫招抚使名义檄告天下，决心率军北上，攻占荆襄，直捣武汉，进窥河洛，以期会师黄龙，殄灭袁氏集团。被捕后则大义凛然，痛骂袁贼“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临刑前，更慷慨演讲，悲愤表示：“予死固所甘，请悬余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有知余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拚为之。”蒋对民主共和事业之忠忱，可谓光昭日月，彪炳千秋。
三、史海纷繁,英雄衔冤蒙尘
历史本不该让蒋翊武英名沉寂，但历史也实在有太多无奈。蒋不仅身后默没，还衔冤蒙尘。此中原因，约有以下几种：
其一，文学社牺牲惨重，后继乏人。文、共两团体合并之初，工于心计的孙武等即有意把蒋和文学社推上更危险的军战前线。辛亥9.24联合成功，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刘公为总理，孙武为参谋长，显示文学社的主体优势。但草拟的“预备班子”职位，“在各正副部长、参议及各处人选中，共进会占67％，文学社占10％，具双重身份者占10％，其他占13％。”但在军事上则完全反置：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的43个职位，由33人分担。其中文学社20人，共进会仅8人，双重会籍者5人。且共进会主要承担拟文告、制旗帜、配炸弹等相对安全的事务。起义过程中，文学社员冲锋陷阵，伤亡惨重。起义初捷，占得先机的共进会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甚至暗杀张廷辅、祝制六等文学社骨干。共进会蔡汉卿一当“戒严司令”，急向文学社大开杀戒。蒋翊武被捕，黎元洪速电袁世凯：“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当即电令陈炳焜“就地枪决。”连共进会员陈孝芬也愤愤不平：“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师长被暗杀，使文学社同志寒心，共进会手握兵权的师长蔡汉卿和其旅长杜邦俊，甘愿与黎元洪御用师长王安澜、杜锡钧等朋比为奸，助纣作恶，日以寻帮诛戮文学社同志为快，孙武从未加以制止，任其所行，以见媚于黎元洪，保全其禄位。遂致仇恨日深，势不两立，文学社中坚分子幸存者不及原十之一二。”又说“辛亥以后，共进会同志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这也是事实。要知道文学社的同志在民国二年（1913）以内存在者为数甚微。”
其二，黎元洪、孙武之流的有意诽谤打压。黎本不是革命党人，混上军政府大都督后，以“首义元勋”自居，视革命党人为眼中钉、肉中刺。二次革命前，千方百计矮化蒋翊武；二次革命后，又与袁相勾结，置蒋于死地，剿杀文学社成员。孙武原本共进会领导人，成首义新贵后，权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导致他拥黎自重。而黎为制衡革命派，两者联手，借刀滥杀、冤杀包括共进会正直党人在内的起义军人。无论文学社、共进会，不管湖北的、外省的，孙、黎稍不顺眼，立马残杀，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镇。为了追杀“有理”，黎、孙狡猾推行“去文学社”、“去蒋翊武”、“去革命党”政策，炮制和强加种种诽蒋谬论：
一是“临阵脱逃论”。历史往往由许多“偶然”改变。如无孙武炸弹失事，如南湖号炮按时炸响，中国革命史肯定会改写。因起义仓猝突发，三位主要领导者刘公去向不明，孙武躲进医院，蒋翊武虎口脱险后暂离武昌。12日蒋返回武昌，只见前一日已盲目组建湖北军政府、逼黎登位，形势于蒋不利。特别是后蒋多日才露面的孙武、刘公，反居部长高位，蒋则屈处虚位，忍辱负重担责，不计个人进退。但孙、黎为掩饰他们无功得爵，蓄意诬蒋逃离指挥岗位，导致起义群龙无首。后更有居心叵测者篡改史实，把蒋颁十条十款军令，说成只是个简单通知，编造蒋逃、吴兆麟成临时总指挥、拥黎有理有利等神话，为当道者贴金。
二是“革命分裂论”。武昌首义时，人称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为“首义三武”，首义成功，“三武”分裂，终被反革命所利用是事实。但蒋一开始即“以革命利益为重，慨然应允”二团体联合，坚持统一合作“实为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的认识与实践。共进会成员李作栋曾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因此，“三武”之分裂，绝不是蒋之过错。孙武的追随者硬把“三武”之争说成是“个人权势之争”，或各打五十板，或诬蒋“心胸狭窄”。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谬，令人咋舌。
三是“战守非力”论。蒋翊武的首义第一功，史学家王建中记述为：武汉三镇光复，黎元洪当上都督，“任蒋为军事顾问。建议兵贵神速，请令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未决，清军旋长驱薄汉口。蒋曰：‘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为敌制，宜速迎战。’黎以蒋为防御使，任战守，反对者忌其能，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张固刚愎，凡蒋所计画，悉不容，遂拱手奉汉口于冯国璋，火其市。虽经黄兴力战，已成焦士矣。汉阳败，黄兴去鄂，黎元洪退驻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蒋以军界引重，继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区沿江为四部，以张廷辅，杨载雄等分驻扼守，清军不得逞。旋停战，改驻汉招抚使，开诚布公，清军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和议成，长湖北军务部，旋即引去。”孙武之流，不仅战时躲在敌后隔岸观火，还对蒋颁命令、作战布署横加指责，肆意谩骂。待到蒋独支危局，赢来袁世凯愿停战求和、英国人愿出面调停时，黎、孙通过背后阴谋，纠集小人，采取非法会议，强行撤消了蒋的“战时护理总司令官”。此后，孙武还诬告蒋翊武私动招抚经费，“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孙如此作为，完全是脏人掩己、抢功夺权的卑劣行径。
四是“盲动论”。蒋不善与人周旋，也“不以外观相夸耀”，不被同盟会及其领导人所了解，尝备遭轻视。孙武一派则常借势宣扬“孙武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蒋翊武”，谎称蒋“所领导的文学社，就不曾有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其政治主张也没有超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时期单纯反清革命的范围，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得很少”。但不少研究表明，不仅“首义三武”，就是整个辛亥革命中，蒋对革命的探索创新、对孙中山的真诚拥护、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宣传、“倒黎反袁”的不懈努力，都高于同时代多数人。只是由于蒋生命短暂、文学社同仁牺牲殆尽，黎、孙合谋刻意去蒋，使得蒋办报纸、文函史料遗存稀少，给对手留下了可乘之机，给历史留下了不白隐患。然所谓孙武为孙文嫡系则全不属实：不说孙武海吹自己是孙文之弟、有钱有关系之说已成历史笑柄，更何论孙武南京跑官不成，怒窜上海，纠集“民社”，公开“反孙倒黄，捧黎拥袁”之令历史不齿了。
其三，地域观念作怪。武昌首义发生在鄂省首府，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由文、共两团体骨干共组，形成“人联心未连、形合政难合”局面。刘公、孙武和居正均湖北人。而文学社领导除詹大悲外，基本都是湖南人。受旧时传统地域观影响，不少湖北人尤其是共进会员，不愿外省人建功获荣，更不愿湘人得益。当蒋翊武提出黄兴出任“两湖大都督”合理建议，共进会成员竟丧失革命理性予以否决，完全是不让湘人黄兴居鄂人黎元洪之上的心思使然。张振武曾是孙中山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中，曾表现出坚定的革命党人立场。但由于地域观念作怪，后竟沦为“民社”发起人之一，言行转倾以黎为首领的“武昌集团”。民国初年建立的武昌起义纪念馆，主要宣传湖北人的功劳，对外省党人，特别文学社和蒋翊武，则尽可能矮化、虚化、边缘化，很多鄂籍党人对此习以为常。时至今天，仍有一些湖北人盲目热衷为黎元洪之流出书立传、修墓颂功，却不愿研究宣传真正的首义第一人。
其四，部分民国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作祟。国民党主政时代，蒋介石、汪精卫争打孙中山旗号，争造“国父”运动，扩大宣扬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有意拔高同盟会、兴中会作用。此期的辛亥著述，大多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宗；写革命领导者，以孙中山、陈其美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论是非，臧否人物，不乏删削、涂饰之弊。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稍稍述明两湖地区革命团体实绩，竟被国民党中央以“不符合事实”为由查禁。在武昌起义是“同盟会或中部同盟会直接领导”论、“广州起义先于（高于）武昌起义”论、“辛亥革命是同盟会革命”等权力意旨史学掩盖下，蒋翊武功绩被抹煞，地位遭湮没，甚至可笑到不愿使用“武昌首义”一词、不宣传桂林丰碑的偏狭地步。
其五，早期极左思潮和后期浮躁心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很难脱离红色史学一边倒、概念化轨迹。虽然整体上正确肯定了孙中山，但承袭的是国民党捧孙为至尊（神化）的做法，实际上抹掉了蒋的核心作用。辛亥50年大庆后的大小正史宣传，不仅蒋的首义第一人地位不见，甚至被很随意地摆到极后位置，或干脆略而不提。改革开放后的“戏说”、“恶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文化乱象纷至沓来，不少“写手”拾孙、黎牙慧，演绎许多似是而非的故事，使蒋翊武形象面目全非。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所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由于宣传等种种因素，历史的真实难免会被或多或少的扭曲。当然，真正领导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人也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淹没了。”
四、天道昭彰，人间自有公论
辛亥百年来，一批正直而有责任心的历史研究者不断努力，正逐步拂去辛亥史学上的尘垢，一个真实的蒋翊武终究会走向民众。
1912年6月刊行的《辛亥革命始末记》、10月出版的龚霞初《武昌两日记》，及稍后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观渡庐的《共和关键录》等，就是早期学者保存的蒋翊武研究最珍贵的一手资料。
原文学社李六如、共进会张难先等当事人留下的为数不多、但贴近真实的散存史料，及史学家王建中的《蒋翊武事略》，是1949年前介绍蒋翊武与文学社实绩的公允文献。
上世纪80年代前，郭世佑的《蒋翊武革命的一生》、邓可吾、王先胜的《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试论蒋翊武与孙武分裂的性质》等，属较早关注蒋翊武问题的一批力作。
1985年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刘望龄的《一代英杰》、林增平的《关于蒋翊武的评价》、邓可吾的《蒋翊武研究评介》、澧县编印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内刊文史资料，填补了蒋翊武研究的空白。
2003年，蒋漫征撰著的《共和元勋蒋翊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2008年，周星林推出的《蒋翊武评传》，首次系统详述了蒋的生平业绩。2011年1月，《纵横》杂志刊发袁南生的《蒋翊武，沉寂的辛亥革命英雄》，精准、鲜明地论述了蒋的历史功勋和伟大人格，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临近辛亥百年，《潇湘晨报》、《辛亥革命网》等，纷纷刊介不少中青年史学家对文学社、蒋翊武和两湖地区革命党人重新审视所进行的新探索、新思维，让人看到了恢复蒋翊武应有历史地位的曙光。
2010年以来，海内外“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座谈会、讲座、交流、展览，甚至辛亥文物拍卖，不断刷新，此呼彼应。特别是《辛亥革命网》的建立，使新观念、新成果不断涌现和传播，非“日新月异，目不暇接”不足以述其盛。辛亥纪念文化热潮的出现，引出了“辛亥革命，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历史书中记录的辛亥革命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那么真实的辛亥革命又是怎样爆发的？”“还原一个真实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质疑与呼号，充分显示：一个英名沉寂的蒋翊武，被不可阻挡地推到了百年辛亥研究的最前沿。辛亥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武昌首义，其真正的组织领导者是蒋翊武。因此，蒋翊武英名沉寂，或说蒋翊武历史地位的科学界定，已不是孤立的单个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而是影响到真实辛亥史的还原、关系辛亥史研究深度、决定传统辛亥史观能否突破的大局和大事。
蒋公桂林遇害后，澧州镇守使、武昌起义时援鄂和光复荆州的湘军统领王正雅（子豳）将军，曾为蒋公哭撰挽联：“继谭林六君子，先成革命奇功，高会泉台应一笑；后信越诸功臣，同抱藏弓遗恨，大名汉史各千秋。”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蒋公的英名尚不能昭然于世，世人当痛为一哭！
令人高兴的是，有报道说，为百年辛亥之纪念，唐国强执导了大型电视剧《辛亥革命》。剧中蒋翊武一角，由实力派青年演员单阳光扮演。剧组声称：“蒋翊武这位并不为大众熟知的辛亥革命英雄，是首个发起武昌起义行动指令的总指挥，也是在黄兴、黎元洪等放弃之后还依然坚守武昌的辛亥革命第二位总司令。正是当年他不懈的努力与抗争，才保住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对于出演蒋翊武一角，单阳光坦言‘非常激动，在接到这个剧本以前，自己也几乎没有听过蒋翊武这个名字，竟没想到对于这次伟大的革命来说，他是如此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希望我的表演，能让更多的观众熟知他，敬重这位声名沉寂下的英雄。’”
有学者预测，将来如要为真实的辛亥革命、准确的“中国1911”描绘一幅“辛亥八仙过海图”，在波涛汹涌的辛亥怒潮中，如孙中山位于“八仙”上方，犹如播洒甘露的观世音，而蒋翊武必定是紧随孙中山搏击潮头的第一水手，是斩蛟蹈浪的前锋斗士，是高擎战旗奔迎红日的排头尖兵……。
人们期盼如此壮丽的辛亥怒潮图早日出现！
杜修岳 赵绪清 高守泉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2、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辛亥革命稀见史料续编》
3、 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华民国史》
4、 湖北革命实录馆1981年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5、 武汉大学1986年版《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
6、 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版 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近百年湖南学风》
7、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许顺富著《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8、 政协澧县文史委编澧县文史资料 《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专辑》
9、 贺觉非、冯天瑜著《辛亥武昌首义史》
10、 武汉大学版 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研究及其他》、杨朝伟、黄莉主编《武昌首义诗词楹联大观》、武汉大学版 陈春林主编《武昌首义》
11、 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李凡著《孙中山全传》
12、 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13、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4、 王继平著《晚晴湖南史》
15、 蒋漫征著《共和元勋蒋翊武》
16、 周星林著《蒋翊武评传》
17、 张鸣著 《摇晃的中国》
吴相湘著 《宋教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