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武昌首义第一枪

    1911年10月10日，对于清廷的湖北大吏们来说，一个充满惊慌和恐惧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时分，因捕获如此大量的革命党人而万分震惊的湖广总督瑞澂，亲临签押房指派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官，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官，立即进行军法会审。瑞澂之所以不敢亲自审问，是因为怕革命党人当场行刺。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彭楚藩，湖北宪兵营正目，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主审官铁忠的妹夫。宪兵营出了革命党，不仅会连累妹夫，还可能连累到自己，于是铁忠一开始的问话便有开脱之意：“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谁知彭楚藩大声宣称：“我就是革命党！”
    
    铁忠拍案厉声曰：“胆大彭楚藩，为何不跪？”
    
    彭曰：“我皇皇汉族岂跪汝犬羊贱种！”
    
    铁曰：“你为什么要造反，快快讲来！”
    
    彭扬声曰：“你是怎么配问我！你是怎么配问我！我哪里有你问的道理！我哪里有你问的道理！叫你不必问罢，我是决不同你讲的！”
    
    铁又连问数声，彭均不答，惟在案前左踱右踱而已。稍顷，陈树屏接问曰：“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为何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了？”
    
    彭曰：“惟其我深知大道，才不致被尔等一般满奴汉奸牢笼住了，而坐以待毙，方知雪却祖宗数百年莫大之耻。今日是你胡运尚未告尽，我们事机未密，致被尔搜获。恭喜各位，今日又有升官发财之路了。”
    
    陈曰：“汝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头颅乎？”
    
    彭曰：“你真糊涂已极。你不想，何所为革命乎？就是先将此头颅为代价，且掷我一人头颅而获我四万万同胞之幸福，予复何惜也！”
    
    铁曰：“你自知为何许人乎？”
    
    彭又不答。铁又连问三次，始答曰：“我是宪兵也。”
    
    铁曰：“你既自知系宪兵。法律必晓。况既得国家一份银饷，即应尽一份饷之任务。谁叫你反自犯法律，其该何罪乎？”
    
    彭曰：“我之当宪兵者，不过借以作运动之机关耳。所谓饷者，皆我四万万同胞之膏血也，何得据尔称为彼国家之饷。你说我应该何罪，就处何罪，任你所为。”
    
    “你道我不杀人吗？”铁忠气得一面叽叽咕咕讲着，一面手里拿笔写了一个旗标，上书：谋反叛逆罪犯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几个戈什随即将彭楚藩的衣服脱了，戈什将他绑起来拖出衙门。后人记载，“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抓捕的军警，“但他决计与被捕的同志生死共患难”。
    
    第二个被提审的是刘复基。
    
    刘复基，第41标3营左队士兵，被带上来时大喊：“要杀便杀，何必多问！”当铁忠问，党羽炸弹还有多少都在哪里时，刘复基回答：“除了彼一般满奴汉奸，即皆是我的同志。事到于今，该因你们的运气未绝尽，我倒遭殃。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及至被绑出督署时，大呼数十声“天！天！天！”。
    
    因为被捕时被炸伤，杨宏胜面如焦炭。铁忠说：“你这个样子，也想革命吗？我今日只怕要革你的命哩！但你们的炸弹还有没有？”杨宏胜说：“用了又做，哪有没得的道理！”双寿问：“你们的党羽，是营里的多，是学堂的多些？”杨宏胜回答：“你说军队里多，就是军队里多；你说学堂里多，就是学堂里多，我一刻也难查清楚。”铁忠又写了旗标，上书：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宏胜。
    
    凌晨6时左右，3人被杀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外。
    
    刘复基，27岁，湖南常德人，死时尚未结婚。
    
    彭楚藩，27岁，湖北鄂城人，死后留下妻与小女。
    
    杨宏胜，25岁，湖北襄阳人，死后留下妻子一人。
    
    在黎明的曙色中，血淋淋的三颗头颅被照了相，随着告示张贴于武昌城内。
    
    大清帝国的死刑布告上配有砍下来的头颅照片，此为首次。
    
    10月10日上午，瑞澂给清廷发去了告捷电报。
    
    从10月10日下午起，历史似乎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停滞了：朝廷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军营骚乱；手中握有革命党名册的瑞澂此刻犹豫不决，是按照名册一一抓捕以便斩尽杀绝，还是就此停手以免激起更大的事变？武昌全城百姓因城门紧闭而人心惶惶，传闻说马上就要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了，而卷入事件的新军和学生军大多是本地人，他们的亲属们不免心惊胆战。此时的革命党人更是不知所措：除了被杀和被捕的同志外，刘公藏匿起来不能出面，孙武受伤已被转移就医，蒋翊武逃走之后不知所向，革命组织已群龙无首。还有趁火打劫者到处散布恐怖气氛，声称自己手里握有革命党人的名册，如果谁想从名册上除名出钱即可。新军各营内的气氛更是万分紧张：“……同志闻之，与其待缚，不如奋斗，死里求生，莫若早为起义……暗中秘议，设法派人至各营递信，约定今晚起事。”
    
    就在革命党人秘密商议派人通知各营的时候，瑞澂派出的巡防营官兵突然闯入第15协营房，将第30标排长张廷辅抓走。顿时，革命党人发难的心情更加急迫了——与其等着被瑞澂抓走，不如当即拼死一搏。
    
    10月10日，夕阳在令人惴惴不安的寂静中西下了。
    
    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历史时刻猝然到来。
    
    10月10日，第21协炮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的革命党人约定的发难时间是晚上22时，但是傍晚18左右，各营队官长接到通知到炮营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党人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声信号便蜂拥集合，抢得一箱子弹后跑向炮队。炮队的革命党人闻讯后，点燃了马棚中的马草，见事不妙的炮营管带逃出营房。几乎同时，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点燃了营房。三个营的革命党人会合后，随即向武昌城进发。
    
    由于首先发难的第21协直属营队驻扎在距武昌城较远的郊区，因此他们放火烧了营房并开始向武昌城前进的行动，并没有立即引起连锁反应，武昌城依旧沉寂在暮色之中。
    
    驻扎在武昌城内的工程8营，是湖北新军最早成立的部队之一，该营的共进会代表是正目熊秉坤。由于这个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储藏着汉阳兵工厂20年来制造的大量枪炮弹药，所以起义时必须占领这个军械库以获取军火。9日下午，汉口宝善里出事后，邓玉麟和杨宏胜曾赶到工程8营密会熊秉坤，在传达即日起义决定的同时，要求他们以炮队的炮声为号迅速占领军械库。但是，与其他部队一样，工程8营内气氛紧张。张彪面谕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如能维系至15日不出事，就将他正式提为营长。所以，阮荣发加紧了防范。在几乎等同于监禁的环境中，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彻夜等待着起义发动的炮声。天亮时，他们不但没有等来起义的消息，反而得知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已被杀。军营里开始人人自危，熊秉坤和同志密商后，决定趁部队晚操时发难，随即便与城内的第29、第30标取得了联系。但是，中午时分，官长突然宣布今日停止晚操。熊秉坤等人只好将发难时间改为晚上19时，并再次通知了第29、第30标的同志。
    
    下午至傍晚的那段时光紧张得令人窒息。
    
    有史料表明，不但一般士兵得知今晚将要发难的决定，就连一些下级军官们也获得了消息。黄昏时分，卫兵长方定国悄悄地对熊秉坤说，你们要办事，我决不阻拦，只求到时候饶我一命。熊秉坤当即回答，自己兄弟没有自相残杀的道理。接着，后队队官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他们的对话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认为：即将发生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且一旦武汉率先发难全国必会同时响应，因为湖北新军第8镇的战斗力全国皆知，历次革命党人的起义都是被第八镇镇压下去的，现在连第八镇都反了全国焉能不反？
    
    后队队官罗子清自内出语坤曰：“今日外面风声不好，尔知否？”
    
    比即婉言对曰：“只风闻30标今晚起事。”
    
    问：“是孙党否？”
    
    曰：“今各会党皆崇逸仙，崇之者即其党。”
    
    问：“人有几何？”
    
    答曰：“鄂军，商、学各界皆是也。”
    
    曰：“排满杀官有之乎？”
    
    曰：“排满固其宗旨，杀官亦其用神。不杀官无以夺其权，且不先杀之，气必为其所挫；气挫，则事无济。恐管带以上皆不免，余与反对者亦然。”
    
    复又问：“其果能济否？”
    
    曰：“能。近来民智日开，俱有种族思想，并知专制共和之利害。闻各省均运动齐备，惟湖北程度较浅。现各省党人惟鄂军第八镇是惧，所以然者，安徽、湖南各处起事，咸为所平。八镇一起，各省断无不应者。故曰能。”
    
    罗于是且走且嘱曰：“今晚恐有事，须好维持。”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罗队官和方排长向上级告了密，尽管他们必能因此得到赏赐或升迁的机会。他们的选择仅仅是沉默而已。
    
    沉默中，约定发难的时间一点点逼近。
    
    工程8营后队二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查棚，发现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大为吃惊，因为按照规定，士兵的子弹早已被收走。陶排长上前夺枪，金兆龙大声呼喊：“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话声未落，士兵程定国用枪托砸向陶启胜的后脑勺，陶启胜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转身就跑，程定国瞄着他的后腰开了一枪——这便是被称为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在骤然响起的枪声中，一、二、三排的士兵纷纷持枪往楼下跑，与管带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相撞，程定国一枪将黄坤荣击毙。阮荣发见势想跑，被起义士兵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
    
    起义士兵约50人在熊秉坤等人的率领下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军械库是武昌城内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瑞澂特别派来几名军官驻库监视。驻守在这里的革命党人，看见营区里已经起事，立即占领了军械库，瑞澂派来的几名军官落荒而逃。工程8营起义士兵赶到军械库后，起义士兵增加到约400余人。熊秉坤以革命代表的身份发布作战命令，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控制局面。参加起义的士兵，很多并不是革命党人，平时只习惯服从长官，而熊秉坤仅仅是个正目。此时，相对于武昌城内的清军数量来讲，起义的400多人处于绝对少数，如果清军迅速反扑，刚刚占领军械库的起义者凶多吉少。紧急时刻，工程8营左队队官吴兆麟被带到了大家面前。
    
    吴兆麟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曾经参加日知会，其军事学识深为士兵折服,对军队性质以及革命大义的理解显示出他非凡的眼界。起义官兵均表示“愿遵守命令，即赴汤蹈火，皆所不辞”。
    
    吴兆麟下达了作战命令：分路进攻宪兵营、总督署，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起义，占领中和门迎接城外起义部队，并将今晚起义口号定为“兴汉”。
    
    摘自《1911》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