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授魂与 心愉一侧:辛亥志士笔下的“首义史学”

　　辛亥革命的硝烟未散，以这场革命为记载和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就已在酝酿当中。一是有众多的辛亥革命直接参与者投入写史的活动，他们有的及时成书，有的事后回忆并多方搜集第一手资料，所以材料真实，叙述具体详尽，而且作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对这场革命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资料、准备编写大型详尽的史书的工作，在湖北开始着手亦最早。湖北在1912年6月即成立了湖北革命实录馆，编出《湖北革命实录长编》，分订为八册。《长编》史料丰富，涉及较多为他书未曾载入的人物和事件，如记十八日晚在汉口英租界有留学生、革命党二人被捕；小朝街机关被破，有三十余人被捕等，尤其是记彭、刘、杨烈士被审讯一节，十分详细生动，为他处记载所不及。

　　这些书有共同特点，其一是作者均为辛亥革命的亲自参加者，而且除了《武昌革命真史》和《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少数著作之外，多数史著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见闻为素材，因而所述较为可信，史料也很丰富和生动。

　　《武昌革命真史》在把批评矛头对准袁世凯的同时，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不良现象和具体错误，也有批评和分析。

　　到1927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已两年，北洋军阀亦接近垮台之际，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脱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这一专史中分量最重的著作，其写作动机也比较复杂。曹亚伯从1903年参加花园山聚会，开始投入革命，直到1921年，一直是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和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对革命事业亦有建树。但从1921年起，他受到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的多方排斥，甚为郁郁，而陈炯明乘机对其拉拢煽动，几至被陈氏所利用。曹亚伯于1922年离开当时的革命中心、也是政治漩涡中心的广州，在江苏昆山隐居，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此后“厌闻时政”，尤其认为当时的党政军新贵“数典忘祖，鄙视吾辈，皆不知革命历史所致”。故其写作《武昌革命真史》的动机可说是多方面的，有肯定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希望人们尤其是要求新贵尊重前人业绩的意思；亦有个人忏悔之意，“予愧不学，少未闻释老孔墨诸胜义，未免蔑视旧有礼教，而于家国之革命，不无过勇之愆”。他告诫某些革命的有功之士、尤其是手握兵权的人说：“满清之亡，非徒亡于湖北军队，实亡于中国总民意也。”这些话或许有贬低辛亥革命军事力量的作用之嫌，但曹氏当时不满于恃兵弄权、贪人民之功为己有的武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这样，《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在把主要批评矛头对准袁世凯的同时，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人的具体错误，也有揭露和批评。他运用了大量资料，剖析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揭露其两面手法，斥责袁世凯“甘心作贼”，“不自知其无耻至此极也”。同时作者对黎元洪及旧官僚亦予揭露，称黎元洪与官僚党接近，深恨革命党，但不露于形色，一切政权，皆操于官僚之手。作者剖析湖北革命政权之蜕变，还是很有见地的。

　　《湖北革命知之录》之与《武昌革命真史》的批评倾向不同，乃侧重于褒扬辛亥革命精神之优长。

　　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分量的首义史学著作，是张难先1944年写成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该书写作于抗日战争已见胜利曙光的历史转折前夕，写作意图当然也在保存信史、表彰先烈、总结经验，但与《武昌革命真史》的批评倾向不同，乃是侧重于褒扬辛亥革命精神之优长。《湖北革命知之录》认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动力，“乃吾国穷变通久之大道”的潜在影响，至孙中山先生“坐言起行，奔走海内外，期诸实践，并不为种族狭义之革命，兼倡民权民生诸学说”，故“较之汤、武、汉高、明祖之革命，尤为进步”。具体论及湖北革命志士的思想发展过程，则认为当时的“英异之伦，不羁之士，读石庄（胡承诺）茶村（杜浚）遗书，览异域殊方志乘，勃然兴起，不为（张之洞）所囿”。作者的这种总结比较深远全面，而且注意考察到思想的前进和变化。

　　作者高度赞扬了湖北革命志士的实干精神，称“历来志士，即在此环境下造成一特殊风气，即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是也。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指出了湖北革命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是一场波及全国的重大军事、政治斗争，各地亲历此役的革命志士为数不少，但像湖北这样有众多志士迅即写成史书的情形，在各地可说是独一无二。这些分量不一的史著，虽然多数局限于当事人的亲历和见闻，尚不足以反映辛亥革命的全貌，而且在某些局部和细节上还有争论，但对武昌首义和湖北辛亥革命而言，基本可视为信史。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国内多数地方此时倒是仇视辛亥革命的逊清遗民留下了不少所谓“纪乱”之作。湖北辛亥志士的有关史著，不仅与遗民贬斥革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构成了辛亥革命研究中主流记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