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冲附魔:《读者》2011年第18期·人物·生活·心理人生

《读者》2011年第18期·人物·人物·起诉国王（作者：张伟）  

《读者》2011年第18期

人　　物

人　物

起诉国王

张  伟

并不是每一个律师都敢起诉英国国王。在一个寒冷冬夜，当起诉查理一世的卷宗送达库克门前时，绝大多数声名赫赫的律师已经溜之大吉了。他们或者逃到乡间，或者躺在床上装病。

他的妻子吓得哭倒在地。他的学生和支持者哀求他拒绝这一案件，坐上马车逃到乡下去。但他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在当时还没人当回事，如今却被很多人知悉并肯定：律师是没有选择的，他们把案子交给我，我不能推脱。

若不是约翰·库克，希望审判国王的人都未必找得到合适人选来担任控方的检察官。那时候，英国人对国王的敬畏还有如神明。有人甚至相信，被国王触摸可以治愈皮肤病。最初同意担任检察长的资深律师在接受任命后不久写信给法庭，说自己得了重病。

当时，审判并处死国王仍然是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国王与议会间的战争已经以国王失败告终，但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就连在心里想象国王的死亡都是叛国罪。保皇党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对库克追根究底，刺客们跃跃欲试，往他的窗户里扔石头或者在门缝里塞上恐吓信。

这一切都没有吓倒库克。对这个一贯不在乎成见，喜欢标新立异的律师来说，受到众人指责并不是件稀罕事。他写小册子抨击当时的律师们把持法律、收受贿赂，并建议剥夺议会里的律师在法律改革议题上的投票权。他指责国王的专属法庭违背法律原则，指责法官们面对国王过于谦卑，这都让他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叛逆分子。

很难说库克是反对国王。就在审判查理一世几年以前，议会为了报复国王的轻视而攻击、起诉其宠臣斯特拉福德，对国王行为不满的人们一片附和声，这时候，库克却又挺身而出，表示愿意为斯特拉福德辩护。因为他认为，根据法律精神，斯特拉福德是在行使自己接到的命令，不应被处以叛国罪。

最终，斯特拉福德被判死刑，而库克，这个没有从这起诉讼中捞到一点好处的家伙，也被人们归于“斯特拉福德”派，名誉扫地，甚至一度找不到一份工作。

如今，曾经维护过国王心腹的律师，成为将国王推向斩首台的人。面对国王就是法律这个因循已久的惯例，他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从古老的法律甚至《圣经》字句中，推导出了使国王臣服于法律之下的辩论逻辑。

从这篇控词写就的那天起，查理一世和库克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将第一次在法庭上对一位君王宣示这个后来被广为接受的原则：当一个君王犯罪时，人们可以对其进行审判。详细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的律师兼作家杰弗里·罗伯逊，后来参与了起诉皮诺切特的案件，并参与培训了审判萨达姆的法官。他坚信，这些审判都与几百年前库克参与的那次庭审“血肉相连”。

那次庭审太过特殊，必定让当时在场的人印象深刻。但直到杰弗里·罗伯逊在《弑君者》一书中将其详细描绘以前，很多人并不熟悉它——在英国，杀死国王是一件很难被宽恕的事情，据说，即便到今天，人们也不太愿意提起库克的名字。

据说，高傲的国王，一次次试图打断库克的发言，并不断用他的银手杖敲打库克的肩膀。但后者不为所动，坚持说完自己的每一句话。在一次庭审之后，当朋友问起他国王将会如何被审判时，这名副总检察长答道：国王必须死。

他的话应验了。成千上万的伦敦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国王被砍下脑袋。据说，这一幕的刺激，是后来皇室能够复辟的重要原因——即使经过了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审判，对人们来说，杀死国王，至少是过于仓促了。

而从不在意时势的库克显然并未考虑这一点。很难说他有着对共和的狂热支持。其实，就在答应接受起诉国王任务的几个月前，他还公开反对人们要审判国王的想法。对他来说，接手这个案件，也许只是出于一个律师的职责。不管如何，他打赢了这场官司。

这为库克在克伦威尔政权中赢得了崇高的位置，也在王朝复辟后使他成为万人唾骂的弑君者。最终，他惨死于人们对叛国者实施的酷刑之下。他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尤其是对于国王必须依从法律这一原则的论述，以及对于暴政这一罪行的首次阐释，被后世很多人接受和效仿。

破碎的爱之梦

龙  飞

契诃夫结识他的崇拜者阿维洛娃是在1889年，当时他29岁，她24岁。阿维洛娃自幼爱好文学，很早就写诗和散文。她读过许多书，少女时代便景仰契诃夫。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使她着迷，当读完《苦恼》（1886）后，她为主人公姚纳伤心地哭了。她被文学的魔力所折服，渴望当一名作家。然而同所有普通姑娘的命运一样，她出嫁了。丈夫不喜欢文学，瞧不起作家，对妻子的写作总是冷嘲热讽。不久有了孩子，她的作家梦就更难以实现。

契诃夫是在阿维洛娃的姐夫、《彼得堡日报》主编胡杰科夫家里遇到她的。他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愉快。阿维洛娃为见到心中偶像兴奋不已。她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契诃夫把她当成小姑娘，揪着她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笑道：“这样的辫子我还没见过呢！”

当阿维洛娃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快满周岁的男孩时，契诃夫不免有点吃惊。

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后，阿维洛娃心中便燃起一束照亮她整个精神世界的火光。但回到家里，丈夫朝她发脾气，她心头的火光一下子便熄灭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三年过去了，契诃夫和阿维洛娃一直没再见面。三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契诃夫进入创作的成熟时期，阿维洛娃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开始发表小说，作家梦逐渐实现。

一次晚会，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不期而遇，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度过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当阿维洛娃回到家，丈夫正怒不可遏，他已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阿维洛娃遵照契诃夫的嘱咐，将自己的习作一一寄给他，他常常坦率地提出意见：“您没在文字上下功夫，而这是应当反复推敲的——艺术也就在这儿了。您得删去多余的字，清除句子里的‘鉴于’和‘借助于’之类的词。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音乐性。”“花一年时间写部长篇小说，修改半年，再拿去出版。您很少修饰自己的作品，女作家不该如此，而应在纸上刺绣，慢工出细活。”

两人开始通信，某种不同一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悄然萌生。

阿维洛娃坠入了爱河，在感情的波澜中受着煎熬。走投无路中她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到首饰店订购了一个表链的坠子，做成书形，一面刻着：“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267页6—7行”。按照这页数和行数在契诃夫小说集里找到的句子是：“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这是契诃夫小说《邻居》（1892）里的话。阿维洛娃觉得这句话恰好凝结着自己对契诃夫的一片痴情，便借用它向所爱的人吐露肺腑之言。

表坠做好后，她在盒子上写下首饰店的地址寄给契诃夫，但没敢留下她的名字，这样做为的是好让自己有个退身之地。因为她明白她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一个人，她还有三个孩子……对此她感到透心彻骨的痛楚。

寄出表坠后她惴惴不安，而契诃夫始终没有来信。

在一次假面舞会上，阿维洛娃巧遇契诃夫。她身穿黑舞裙，戴着假面具，嘴里含着个核桃，为的是改变嗓音，她以为契诃夫不会认出她来。契诃夫告诉她，他的新剧本《海鸥》（1896）快要首演了，请她务必去看，并特别嘱咐道：“我要在戏里回答你，你一定要仔细听！别忘啦！”

“你怎能从舞台上回答我？”她大惑不解，“你回答我什么？我又怎么知道哪些话是对我说的？”

“你会知道的！”契诃夫微笑着说。

大厅里奏起醉人的舞曲，阿维洛娃靠着契诃夫的肩膀觉得幸福极了，头微微发晕，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借着假面的伪装，她终于大胆说出；“我爱你！”

“你在逗人，假面人！”契诃夫笑了。

舞会结束，阿维洛娃始终不知道契诃夫是否认出了自己。

阿维洛娃焦急等待《海鸥》的首场演出。那一天终于到来，她坐在剧场里心情十分紧张。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她都聚精会神地听，但什么也没听出来。戏已演了一半，她很失望，暗自思忖，假面舞会上契诃夫并没认出她来，说在舞台上回答自己，恐怕只是句玩笑话。

就在此刻，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主角尼娜上场，同恋人特里哥利告别，送给他一个书形的项饰。她告诉他，项饰的一面刻着他的书名，另一面刻着页数和行数。尼娜走后，特里哥利看着项饰念道：“121页11—12行。”他念了两遍，然后拿来自己的作品，翻到那页找到那两行，念道：“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

从尼娜上场拿出项饰那一刻起，阿维洛娃的头便嗡一声响了起来。她呆了，心怦怦跳，脸火辣辣地发烧……但不管怎么激动，她还是把那两个数字牢牢记住：“121页11—12行。”

“这就是他的回答！”阿维洛娃明白了。

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双手翻开自己那本小说集，找到12l页11—12行，读到的是：“年轻姑娘不应参加假面舞会。”这完全是契诃夫式的回答！

契诃夫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写到剧中，并通过舞台巧妙地回答了阿维洛娃，示意她要冷静与理智。

1897年春，契诃夫突然大量吐血，被送进医院。阿维洛娃得知后十分焦急，到医院再三恳求才被准许看望病人三分钟。契诃夫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取小说《农民》（1897）的校样。在离开编辑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正在新圣女修道院外散步的托尔斯泰，她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去探望契诃夫。

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的小说《关于爱情》（1898）中有所反映。阿维洛娃一看见小说题目就预感到同自己有关。小说主人公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他“不断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制止自己的感情，将造成什么后果？我不敢相信这种温柔忧郁的爱会一下子把她丈夫、她孩子和他们全家的宁静生活粗暴地毁掉”。读毕小说，阿维洛娃禁不住伏案饮泣，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她为自己破灭了的爱之梦而悲伤。

就在那一年，出版商马尔克斯要求购买契诃夫的着作版权，契诃夫写信托阿维洛娃找人把他以前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的小说都抄下来。这使阿维洛娃非常快乐——能为契诃夫做点事是多么幸福！在她的努力下，抄写任务顺利完成。

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是1899年春。阿维洛娃带着孩子乘火车回彼得堡路过莫斯科，在这里换车停留两个多小时。契诃夫知道后到车站看望她和孩子们。他发现阿维洛娃穿的是夹大衣：“您带厚大衣没有？天气很冷啊！我马上写条子，让妹妹把她的大衣送来！”

阿维洛娃费尽口舌才打消他这个念头。他又说：“您若冻病了就给我打电报，我来给您治病，要知道我是个好医生。”

“欢迎您来做客，而不是看病。”

“咱们相识已经10年了，10年，那时咱们都年轻。”契诃夫无限感慨。

“难道咱们现在老了吗？”阿维洛娃问道。

“您还年轻，而我比老还要糟糕……我被疾病缠得失去了自由。”他悲伤地说。这时火车铃声响起。

“哪怕您生病，我也不来了。”契诃夫又开起玩笑，“我是个好医生，而我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看来今后咱们不会再见面啦。”他和孩子们告别，同阿维洛娃握了握手就下车了。火车慢慢开动，阿维洛娃从车窗见他的身影掠过，但他没回头。

他们果然没再见面。契诃夫在1900年给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祝您万事如意，最重要的是盼您快活，不要把生活看得这么复杂，实际上生活恐怕要简单得多。”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境，劝这位同自己有过不同寻常感情的女友要豁达开朗。

火车站见面后五年，契诃夫病逝，年仅44岁。阿维洛娃则活到77岁。去世五年后她的回忆录发表，写得具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优美细腻。经考证核实，文章内容在时间、地点、事件上都很准确，看来比较可信。唯独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断然否定哥哥对阿维洛娃曾产生过某种感情的说法，认为这只是女作家的自作多情和丰富想象而已。其实玛丽雅为哥哥袒护是多余的。即使契诃夫对阿维洛娃有过爱情，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丝毫无损于一位伟大作家的形象，反而更能真实展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梦里不知身是客

清  心

一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二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三

赛珍珠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美国文学界并不接受她。当时以男性为主流的美国文坛，根本容不得一个以写异国题材为特色的女作家独占鳌头。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说，如果连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另外，作家威廉·福克纳甚至更为尖刻，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当然，后来这位小说家依然自豪地站在了赛珍珠曾经站过的领奖台上。

赛珍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不仅源于她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她创立了世界首家无种族收养机构“欢迎之家”为成千上万名儿童提供了生活保障与资助。1964年，怀着对亚洲国家的特殊感情，为了帮助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孩子，她双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她把写作所获的丰厚稿费和版税，几乎全部用在了各种福利事业上。

作为女人，赛珍珠的一生是成功的，亦是孤独的。

由于丈夫布克有家族遗传病史，他们唯—的女儿只能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弱智儿童。并且，她本人亦因生产意外而不能再生育。她与布克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虽然她与第二任丈夫也算琴瑟和谐，但没有人能真正懂得并走入她的内心。

金发碧眼、一身中国打扮的赛珍珠，在世人眼中始终是一个异类。她把美国称做“母国”，把中国称做“父国”。双重文化背景的生活，带给她的既有取之不尽的恩泽，亦有相伴终生的痛苦。

由于各种原因，自1934年回到美国后，赛珍珠再没踏上过中国这片令她日思夜想的故土。虽然她被称做“大地之女”，然而她热爱的大地却不在脚下，而只能萦绕在梦里。梦里不知身是客。读大学时，籍贯一栏她填的是“中国镇江”。病逝后，按其遗愿，她的墓碑上没有任何称谓，只镌刻着自己手书的3个汉字：赛珍珠。

《读者》2011年第18期·生活·心理人生·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作者：廖雯）  

《读者》2011年第18期

生　　活

心理人生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廖  雯

1969年，我随父母在河南“五七干校”已经一年。一家人本来在一起，但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母亲说，父亲去和一个农民学种稻子，要全学会了才能回来，还说，父亲的师傅“朱麻子”是种稻子的好手，父亲和他学也能成为种稻子的好手。我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不喜欢种地，所以从小离开家去县城上学，他的弟弟（我的叔叔）却喜欢种地不喜欢上学，所以成了种地的好手。不喜欢种地的父亲为什么去学种稻子呢？我那时只有八岁，想不明白。

一年见不到父亲，想，因为父亲最喜欢我，就更想。父亲那年大年三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我和弟弟都睡了，我睡觉一向很轻，父亲轻轻地敲门悄悄地进门，我还是醒了。眯着眼看去，父亲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猪肉和几斤白面给妈妈，说是朱麻子把家里的年货分了一半给他。昏黄的灯影里，我看见父亲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皱巴着，高大而精瘦的身躯弯蜷着，全不似以往那样干净整洁，少儿不识悲，我不懂得发生了什么，那一夜父亲英俊的脸像秋天的落叶，温厚的声音像远处的炊烟，至今依然清晰地映在我的眼里和心底。

1973年，父亲的腰被掉下来的一整袋化肥砸成重伤，干校特批他回北京治疗，可以带一个孩子一起回北京，他带了我，母亲和弟弟还留在农村。这一年的大年三十，在临时分给的宿舍里，只有我和父亲，父亲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朱麻子，我说记得。父亲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朱麻子教会了他种稻子的所有程序，从选种到收割。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详细说起他和朱麻子的故事。

那时父亲受审查，在一个村里监督劳动不让回家，更难受的是不让他睡觉，最难受的是他一辈子谨慎做人却不知道此时做错了什么。那个村里有个农民姓朱，四方脸，小时候得天花麻了，人们都叫他“朱麻子”，他要求父亲和他学种稻子，获准后，就一直以“师傅”的姿态保护父亲。那年的大年三十，父亲被特批回家，朱麻子把家里一头小猪杀了，切了一块肉连同几斤白面，硬塞进父亲的挎包，并坚持送父亲一程。朱麻子不吭声，低着头只管往路上走，父亲几次让他回去，他像没听见，一路沉默，大约走了三十里，过了一条河，朱麻子站住了，说：“你走吧，我看着你走。”父亲渐行渐远，不时回头，看见朱麻子还站在原地，渐远渐小，最终消失在慢慢暗淡下来的天际。父亲说到“过了河”，声音就哑然停顿了。

我从来没见过朱麻子，此刻脑子里有了个清晰的形象，四方脸，黝黑的，有些麻点点，沉默而坚定。父亲躺在床上，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觉得父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像是对我讲，也像是自言自语。此后，这个故事父亲和我讲过很多次，每次讲到“过了河”，声音就哑然停顿了，而“朱麻子”这个形象，就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最后一次讲这个故事是1988年冬天，在医院的病床上，也只有我和父亲，我怀疑这个故事父亲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次父亲讲到朱麻子送他低着头只管往路上走时，用了他家乡的方言“啃着头往前垒”，讲到“过了河”时，竟然哽咽了。我忽然想到朱麻子为什么一定要送父亲“过了河”，是不是怕父亲有轻生的念头，而父亲为什么每次讲到“过了河”就停顿了，那时刻父亲是不是真的动过轻生的念头，因为那之前不久，有一个叔叔投河“自杀”了。父亲那时病重，我没有和他确认这件事，但我心里认定，父亲和朱麻子的交情是过过命的。

父亲在1969年大年三十“过了河”，却终于没有走过1988年那个冬天。一个灰蒙蒙又阴沉沉的早晨，我满怀唤不回父亲的绝望，向病房的窗外望去，看到的是枯干的树枝刻在昏黄的天空上。

这个记忆，穿过了四十年的岁月，至今依然流向那片土地和那条河。  

一蓑烟雨任平生

张曼娟

 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一点警觉性的，那一天，睡到半夜，我的肩膀像被斧头劈了一下似的剧烈地痛着，惊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想确定自己不是在做噩梦，我的肩膀真的好疼痛，宛如撕裂。

好容易熬到天亮，要去看医生，一如往常，我把随身物品收拾好，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精装诗词或古典小说，一摞讲义夹，装了一大袋，背在另一边的肩膀上，出门了。

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问题？我真的好痛啊。”在我的抱怨声中，医生看见我放在一旁的背包，他问：“是你的？”我点点头。

他用手去拎，掂了掂重量，问我：“这么重。最少有五公斤吧？”我没称过，无法回答。

“你每天背着跑来跑去？有必要背这么多东西吗？逃难吗？”他努力压抑想要取笑我的表情，“你不必吃药也不必打针，去换个小背包吧。”

那一天，我把大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开始回想我的背包历史，以前我的背包确实是小的，只放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了，那时候最累赘的东西是折叠伞。然后，我开始添购一些自己觉得非常必要的东西，比如手提电脑，这样就可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了。手提电脑本身并不那么重，倒是周边配合的物品还不少，像是电线啦、鼠标啦。为了防止丢三落四，于是，我开始买大型背包，能把所有东西都丢进去的那种最好。

既然背包变大了，可以带着出门的东西也就变多了，如果不想打稿而想阅读呢，于是，随身书也进了背包，通常是那种要读好久都读不完的书，厚厚的精装硬壳。我的背包愈换愈大，重量也愈重。终于有一天，我的肩膀再也不堪负荷了，医生还说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的心脏也会罢工抗议的。换个小背包，是医生处方。

我无可奈何地把电脑从随身行李中删除，但是，仔细想想，我带着它出门十次，真正能静下心来打稿子的机会，还不到两次，其他时候只是“以备不时之需”罢了。为了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却要花费这么大的气力，耗损这么多元气。

我想到东坡《定风波》那阕词中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东坡与一群朋友到山里游玩，回程时遇见一阵骤雨，而雨具恰好不在身边，同行有些人不免惊惶，唯有他非常笃定．虽然手中只有一支竹杖，脚下只有一双草鞋，却自觉比骑着一匹马还要轻快自在许多，因而无所畏惧。

这是山中之行，也是人生路途的譬喻啊，我们为了行动迅捷，想要一匹马：为了居住舒适，想要一幢楼：为了受人尊崇，想要功名利禄．我们的欲想愈来愈多，我们的付出愈来愈沉重，直到我们无法承受那一天。然而，我们想要的，与我们需要的，是否不成比例？短短的人生，为了贪欲，我们真的需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耗损这么多元气吗？

东坡深深明白其间的吊诡，他曾经贵为公卿，受人景仰，也曾数度被流放，徘徊在生死边缘。最华贵的尊宠，他经历过；最艰困的生活，他体验过，于是，他能在满山骤来的风雨中卸下所有防卫，只用最简单的装备与心情，迎向前去。

我换了一个新背包，宽宽的背带，小小的容量，只能放进一个钱包，一袋面纸，一支口红与一串钥匙，就这样背着出门，并不觉得匮乏，仿佛已可以去到海角天边。原来，当我们需要的愈少，负担就愈轻，生活得更自在。 

逐渐消失的声音

简  媜

“你早哇！吃饱没？”这种对陌生人最寻常的招呼声已不存在了。如果，生活中某一类语言的使用频率可以作为鉴定人际亲疏的方法之一的话，那么，招呼用语减少，意谓着人的基础关系已经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当然还是需要的，可是一开口就是商业语言、办公室语言……

如果你也观察过，会发现愈是规划完整、分类清楚、标榜现代化经营的民生场所，愈不需要开口讲话；所有可能发生的询问都被标示清楚了，你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你一定逛过超级市场或大卖场，不管停留多久，我保证你一句话都不必说就可以完成购物、结账。所以，台北街道老是保持悒郁表情，我们要充分谅解。

因此，当我坐小型公车上山散步时，一位六十余岁老伯一上车就对每个人微笑、问好，着实令我惊讶。下车前他突然对我说：“我就住在那里，有空来喝茶！”引起我的好奇。几天之后，我真的去了。

他家朴实无华，夫妻俩守着茶园，三代种茶逾百年。买茶卖茶不重要了，主客闲话古厝新宅、儿子媳妇孙子家常事。“清明之后采茶，有空你来看看！”他说。

他让我感动，一位老者的智慧，从土地与茶园的劳动之中浸润出来的对人的善意。

话说回来，如果你去超市，若有收银小姐主动对你微笑问好，还悄悄地说：“明天有上好茼蒿菜，要来买哟！”我就输你一百元。

经营之道

把每一个水饺追溯到个人

方益松

日本一间株式会社，以生产速冻食品为主，尤其是速冻水饺，几乎占据了企业的半壁江山。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其销售业绩却一直平平，甚至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一天，该会社会长加藤义和来到一间超市，他信步来到速冻柜台，走到自己的产品前。他问销售人员：该品牌水饺顾客反映如何？销售人员不作答，只是委婉地劝说他购买其他的品牌。究其原因，销售人员告知，该品牌的水饺容易开皮进水。

那一刻，加藤义和有了一种深深的震撼。他深知自己的产品完全靠手工包制，无论从感官、味觉还是终端的销售服务，都决不比那些机械化生产的竞争对手逊色，而水饺的开皮进水，居然成了阻碍会社发展和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

回到车间，加藤义和依旧看到了一番近乎沸腾的生产场景，机器轰鸣，每一个人双手都在不停地忙碌，甚至顾不上擦拭额头渗出的细细的汗水。

工人的干劲依旧不变，但为何最近的销售业绩一直不佳呢？加藤义和召开了基层管理人员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只有一个新来的年轻人道出了不同的想法：“您有没有注意，最近一段时间，仓库里的产品数量有所提高？”

“这是好事啊？” 加藤义和很不解。

“这仅仅是一个假象。”年轻人接着说，最近一段时间，公司开始实行一套多劳多得的方案，数百个操作工人的车间，在奖金的诱惑下，每个人都为了追求效率，只注重数量而忽视了品质，所以才导致了仓库里产品的大量堆积和超市里的滞销现象。”

那么，究竟如何能真正做到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年轻人建议，扩大流水线，把以前的混合操作改为独立操作，即两个人一条流水线，由以前的好几个人挤在一团改为两个人面对面操作。如此一来，负责装箱的工人就很容易在每一个箱子上标注上操作者的姓名。

有奖有罚，把责任追究到个人？加藤义和微微颔首。

从此，每一条流水线上的水饺就像刻上了操作者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破皮进水的现象。

三个月后，加藤义和再次来到那间超市，看到了该品牌水饺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这家企业就是日本最著名的加卜吉株式会社。15年前，该会社还是一个只有13个人的小作坊，15年后，该会社的产品占据了日本速冻市场30%的市场份额，并逐步发展成为集冷冻、冷藏食品的生产、包装、运输及配送为中心业务的大型全球连锁企业。

很多时候，责任不能由众人分担，必须细化到每一个人。而能够把每一个水饺追溯到个人，这才是成功之真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