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9年第23期·人生·归途（作者：蒋韡薇）

人生

归途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经过58年，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终于到达烈士的家乡，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说起来，今年37岁的李红旗寻找烈士家人、送烈士“回家”的行程，始于11年前的一次“巧遇”。

那时，家住河北定兴县固城镇国兴付的李红旗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字清楚地写着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收藏古玩是李红旗的业余爱好，他决定把这些要价500元一张的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以及另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

李红旗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掏出250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买了下来。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赚点钱贴补家用。回到家，李红旗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冬天里，很多战士连双鞋都没有，光脚在雪地上行军打仗。物资奇缺，一些指挥员呼吁上级“给配给些照明的煤油”。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李红旗越来越朴素地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找了10年，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  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他最先能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石+唐)河县。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找过了，没有。”对方挂掉电话。

李红旗接着再打过去：“你给我找找你们领导呗。”

“找领导干吗？”

“我有个事儿，我有几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想给人家送回去，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给查查。”

朝   “我就是领导。不是给你说了找不到吗？我们真的找过了，没有  河县。建国前后那段时间，地名管理特别混乱，有的地方一个月改两三个地名，真找不到。要不，你去河北省档案馆试试？”

从114查到河北省档案馆的电话，几次查询的结果都一样，说是没有(石+唐)河县。李红旗一下子就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古玩市场几乎成了李红旗唯一的线索。每次去，他都要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建国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想找  河县。摊主轰也轰不走。

李红旗出外打工，也在打听(石+唐)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别人听说他要送还烈属证，大多哈哈一笑，以为是个笑话。也有人对他说，或许是烈属证写错了，河北根本没有  河县这个地方。

几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寻找烈士的事毫无进展。

一次，李红旗偶然看到一张现在保定的地图，上面有条河叫唐河。“哎呀，还真有个唐河啊！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再一查，此唐河归唐县管。

李红旗给唐河县民政局打电话。“你们那里1951年是叫(石+唐)河县吗？”“那么早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里有张烈属证，写的是(石+唐)河县。我想给人送回去，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地方。”

“你等半小时再打来，我找找去。”

过了半小时，再打去，对方说唐县历史上从未叫过(石+唐)河县。

李红旗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寻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

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致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能够立刻识别出他来。

“你别再打我们电话了，我确实找了。我得为人民办事，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可真没有(石+唐)河县。”

希望再次破灭。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烈属证的左半边并不齐整，有明显的手撕痕迹，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志愿军部队的印章，显然属于原件，李红旗猜测，另一半还留在部队的存根上。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他的一个亲戚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看过烈属证后，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这些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可是，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  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他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进展。这一次，结果让李红旗“蹦了起来”。

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回家一说，全家都跟着高兴。“忒美了，比结婚还高兴，真的。”

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你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而他的小叔子早在北平解放前就被抓了壮丁，并且，小叔子的名字不叫吕奎才。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证书本身几乎都要散成四块，一看就是历史久远。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的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

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编导，在看到有关李红旗的报道后，选定李红旗为报道对象，也介入了寻找工作。这一次，李红旗坐着电视台的汽车前往天津寻找烈士李金树的家人。

李红旗熟门熟路地把记者带到民政局。民政局非常配合，立刻给查询。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转奔公安局，在电脑里查找家属李同玉的名字，找到一位，但这位李同玉没有兄弟，家里也没有人当过兵。线索又断了。

失望之余，李红旗又来到《天津城市快报》，再次寻求本地媒体的帮助。

几天后，读到报道的一个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

李红旗随同央视记者前往潘楼村，到了才发现，原来这里离他们几日前寻找的那位李同玉家非常近。

李金树说，他是有个哥哥外出当兵，几十年没有消息。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看来烈属证上的“满楼区张窝管村”，可能是“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的笔误，而“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金树本人因为健康原因，说话已经不太利落。家里兄弟几个，本名叫大柱、二柱、三柱、四柱。他本人是二柱，后来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李金树”。他估计，哥哥大柱可能也是在部队改了名，但他没想到，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金树”。

“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默契吧。”李红旗猜测。

村里的几个老人聚拢来，他们是大柱小时候的伙伴，还大致记得大柱长得圆脸，身体倍儿棒，为人很厚道。

“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就能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说。

在邻居看来，大柱一家是很不幸的。因为家穷，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岁出头的大柱顶替邻村一人入伍，*********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

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带着媳妇去成都。他随身只带着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

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家人。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还没有来。李红旗有些着急了，他打电话给记者，对方吞吞吐吐地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我一听就着急了。人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交涉了半天，还是没办法。不过李红旗也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他就是一个小记者，领导不同意，你有啥办法。

晚上，他在宾馆看电视，专找新闻看，记下了三个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我挨个打电话去，介绍我自己，说是来找四川籍烈士家人的。他们都很客气，有一个接线员还挺同情我的遭遇，觉得我做的事很伟大，要向我学习。我跟他们说，我需要找人解决我的路费。一说这个他们就为难，说要向领导请示。”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承诺能帮他解决路费。

“我只带了2000元钱，付了宾馆钱后，我大概连买火车票的钱也不够。”李红旗觉得，第一次带媳妇出远门就遇到这样的事，有点难堪。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总要3000元吧，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

“我答应了。很快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我答应《平安成都》独家采访了。他们有点不高兴，也有人跟我说他们也可以给我出路费，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比什么都好。”

因为害怕无法面对那些敬业的记者，李红旗连夜搬了宾馆，还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李红旗又把记者带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三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

转奔重庆，很快排除了第一个周明发不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个周明发也是军人，并且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甚至还是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他和周明星一样，都在38军服役，不过是在113师独立炮团，最后以班长职务退伍。显然，他并不是李红旗要找的周明发。

李红旗的到来激起了周明发沉睡多年的回忆。他的前额有一个巨大的凸起，他说那是战争中受伤的疤痕。周明发回忆说，当年不能确认参军者的年龄，就以体重衡量，过了80斤，就认为你是成年人了。他当年不够80斤，为了参军，还偷偷在鞋子里塞了些石片，终于过了体重关。在上甘岭，他的部队打了7天，最后整个山头的海拔被削下去7公尺，非常惨烈。

“缺水啊，我的班长去取水，就中枪牺牲了。和书上故事里写的一样。最后就我回来了，好多战友都没了。我在他们坟上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大家连军功章也不要，只要有枪、有命，别的什么也不要。”

结果，李红旗在周明发家呆了大半天，听周明发讲打仗的事。周明发还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下当年作战的地形图。末了老人感叹：“谁还记得我们？”

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

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

据查，当地有个地名叫狮子口，和烈属证上的信息基本能对上。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李红旗说，他自己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烈士，没想到媒体介入一年里，找到了三个。

寻找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农民想不通的。

他曾经找到五位烈士所属的38军，希望能鉴定烈属证的真伪，但没有得到答复。他猜测，大约是部队有纪律，可时间过去了58年，这些东西还要保密吗？

李红旗曾经接到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和这五位烈士一样，都是339团的。那个团，最后只有几个人回到国内。中年男子代表父亲转达了对李红旗的敬意。

这勾起了李红旗的好奇：在朝鲜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个团只有几个人回来？

他想起了电影《集结号》。那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曾先后看过三遍。私下里，李红旗承认，自己很像电影里的谷子地，而谷子地的故事，也是支持他寻找烈士家人的一股重要力量。

李红旗很想见到这位339团的幸存者。

第一次，对方答应了。李红旗带着两个记者一起去，到了干休所大门口被警卫拦住。经过请示，有关部门拒绝让这位老人见记者。

第二次，李红旗又约见那位老人，被家属拒绝。再后来，每次见到媒体记者，李红旗都要央求他们帮助联系38军，希望能获得批准，但都没有成功。

李红旗对此很感慨，这个老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啊，他要是不说话，以后谁还记得那些死去的烈士？连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几乎忘记他们了！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深深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上周四，刚刚从江苏接受完电视采访回家的李红旗路过北京，又特意去见了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抱怨说在老家见到一些压力。这次去江苏前，老家某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他商量，让他说服电视台出路费带其一起去江苏，理由是自从李红旗开始寻找烈士家属以来，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踪”。

“他怎么全程跟踪了，我这么多次自费去北京、天津找烈属，他一次都没去过，也没采访过。”最后，李红旗还是一个人去了江苏。

他明显感到，现在在老家有些压力，一些干部很不喜欢他——尽管2008年他被评为“2008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有乡亲私下批评他说，你出了名，那些干部们没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当然不喜欢你啦！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只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姓。烈士牺牲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6000万欧元的幸福

曹铮 译

2008年4月的一个晚上，法国某中小型企业雇员、39岁的热拉尔?M突然想起本期彩票的结果应该在今晚公布。上网查询后，他看见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号码和自己手上彩票的号码完全相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几秒钟后，他冷静下来，又核对了至少50次，最终确定：在欧洲9个国家中，他是唯一的中奖者。奖金金额？不是“多”可以形容的——5836.7681万欧元。

这是个不眠之夜，夫妇俩不停地问自己，“怎么跟别人讲呢？”“孩子会不会被绑架？”“这钱怎么花呢？”

第1天

第二天，热拉尔打电话给彩票组织机构。对方告诉他，需要一些确认程序，兑奖还要等上几天。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是把那张彩票藏好。热拉尔把它夹在《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第100页，然后把书放到孩子们够不着的地方。

而街头巷尾早就有人对中大奖的新闻议论纷纷了。这天，卡罗琳娜的父母来家里吃饭。岳父给热拉尔带来了当天的报纸，头条就是《谁是亿万富翁》。当热拉尔向岳父母宣布中奖者是自己时，他们显然很难承受这个“意外惊喜”。

第8天

官方的确认工作终于结束，这对夫妇可以去领奖金了。在去巴黎的火车上，热拉尔的手一直放在他上衣内侧的口袋里——那里藏着那张彩票。当他们到达时，彩票管理中心的人已经等在车站了。这是超豪华的接待：标志607，配备司机；四星级酒店，紧邻旺多姆广场。热拉尔最终领到了3张支票，每张1945万欧元，这样更便于投资使用。

第12天

一回到家，热拉尔就给他签了房贷的银行打电话。当天下午，银行经理贝尔纳与热拉尔见面。经过交谈，热拉尔的第一张支票有了下家。戏剧性的一幕是：这笔钱实在是太多了，而银行的软件只有百万这一数位。

这个小细节处理好之后，贝尔纳问：“我经营的是您最大的一笔钱吗？”“不，我还有两张这样的支票……”热拉尔最终决定把钱存进同一家银行。

5月，6月

有了巨款，热拉尔非常想辞掉工作，但这需要策略，他准备再干6个月。卡罗琳娜也有些问题：她本身就是全职太太，如果再雇保姆来看孩子做家务，会招人说闲话。她的购物习惯也不能有过多改变。当然，还要按照惯例去常去的那家烟店买彩票，以免引起怀疑……

7月

热拉尔提前交了辞职报告，让他高兴的是，没有人把他申请辞职和“神秘富豪”联系起来。

最让热拉尔担心的是他哥哥阿兰。得知热拉尔中奖后，阿兰整天都在网上寻找好的投资方式，“就像是他自己中了奖一样。”热拉尔想好了给哥哥50万欧元，可阿兰认为弟弟分给他的钱太少了，用各种手段暗示热拉尔。经过再三考虑，他给了哥哥100万欧元。

8月

在3个理财顾问的建议下，热拉尔的投资计划最终确定：这笔钱最终被分成3部分，4.5％作为流动资金存入银行，9.5％用于投资理财产品，剩下的76％以人身保险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安排完全没有风险：每个月仅利息就能收到15万欧元。

5个月之前，热拉尔一家每月的收入勉强有3000欧元。现在，什么都不做还能拿到这么多钱，热拉尔很有负罪感，这是很多彩票中奖者共有的一种心情。

9月

经济危机开始在欧洲肆虐。热拉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他开始胡思乱想：银行倒闭，他所有的财产也随之灰飞烟灭，他要重新找工作，回到过去的生活……

热拉尔给银行打了好多次电话，对方告诉他一切都很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心睡觉。可是，说得容易，热拉尔却很难放心。

10月

热拉尔终于正式辞职了。他送孩子上学，回家后上了一会儿网，然后清扫花园的落叶。他还去了一直很喜欢的健身房注册。可是没有了天天在一起聊天的同事，这种日子怎么过？怎么向孩子们解释从今以后爸爸都不用工作了？还有卡罗琳娜提到的：“我们之间要怎么相处呢？我们很害怕每天待在一起，无所事事，就像退休的夫妇一样，除了吵架还是吵架……”

1月

热拉尔夫妇中奖的步伐并没有停住——2009年1月12日，他们又在乐透中中了840万欧元。要怎样才能拥有这么好的运气呢？仅仅是巧合吗？热拉尔夫妇认为，这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收回了曾经失去的东西”：热拉尔曾经失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而卡罗琳娜曾经历了几次流产。这出人意料的运气，可能就是对以前伤痛和厄运的一种补偿吧。

4月

一年了。要庆祝吗？不。热拉尔对他成为富豪的一周年纪念日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虽然他还是尽量隐姓埋名，但并不像最初欲望那么强烈了，奢华的生活也已成为一种习惯。

现在，热拉尔中奖的那个烟店前，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曾有人中过5836.7681万欧元。

夫妻之道有三等

星云大师

感情的交流以公理正义为原则：语言的沟通以体谅包容为雅量：人我的相处，以不违情理为自然：金钱的运用，以量入量出为正常。

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夫妻之道有三等，你是哪一等的呢?以下有六点参考。

上等丈夫，回家帮助太太料理家务。会想到太太忙于工作，还忙于家务，必定辛苦，下班回到家他会体恤太太的辛劳，协助太太操持家务。这样的丈夫必定是上等的好丈夫。

中等的丈夫，回家喝茶看报赞美太太。不会帮忙做家事的丈夫，回到家里虽喝茶看报纸，至少嘴巴还会赞美太太，感谢太太的付出。如此，太太再怎么辛苦，也能甘之如饴。

下等的丈夫，回到家就是一副自己最辛苦、自以为对家庭付出最多的姿态。要么嫌太太菜煮的得不好，要么嫌太太不会打扮，看不顺眼，东嫌西嫌，气势凌人，这是最下等的丈夫。

上等的太太治家整洁，贤惠有理。俗语说：“家有良妻，如国有良相。”一位贤良的妻子能开源节流，将家打理的妥当，维护环境整洁，态度文静柔软，周到体贴，行仪、慈孝、和善，让先生无后顾之忧。

中等的太太，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莎士比亚说：“一个好妻子除了处理家务外，还兼有慈母、良伴、恋人三种身份。”所以，治家能力差一点儿的太太，至少要能多说好话，要常常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与付出。

下等太太唠叨不休，刻薄自私。不但不善于治家，丈夫辛苦一天回到家时她还喋喋不休，要么嫌他的职业赚钱少，要么埋怨住的不好，穿的不暖，如此，只会让丈夫觉得家如监狱。

很多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不能谅解对方的辛劳，不能体会对方的付出。所以，夫妇知道从互相欣赏，互相体谅开始,遇到困难险阻时能互相斩棘,共度困境,婚姻才能美满。

分享隐秘和艰难

赵瑜

人世间，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能分享艰难的，一定是。

住处大风，把玻璃打碎了一块。但不久，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楼上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大约，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也不便去使用。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于是，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用一个瓷的罐子，半夜里尿急了，便滋进去，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罐子的口小，若是准确度欠了，准会尿在地上。还好，这事情没有其他的人看到，只写在信里，告诉许广平一个人。

这是1926年的秋天，鲁迅先生在《两地书》里写的情节，每一次看到这里，我都会被他逗乐。

然而，可乐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听我往下说。

班里的学生女生只有五个，大约也有漂亮的，但先生每每不看她们，即使是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每每低着头应对。这也是在信里发了誓的。许广平回信时说，如此幼稚的信，幸好没有别人看到。两个人均料想不到，事情过了将八十年，被我看到，我看得哈哈大笑。

感情从来和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关心彼此的身体，也要把生活的四周告知对方，先生说起身边事情时，总是不露声色的幽默，譬如厦门大学的展览会。大约是为了活跃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吧，学校突然决定搞一个文物展览，听说鲁迅的柜子里放了几只古老的拓片，便硬是拉他出来陈列，没有办法，鲁迅只好去了。到了现场才发现，并没有人帮忙。孙伏园给先生搬来一张桌子，先生便将两张拓片展开，压在桌子上，另外的几张呢，先生用手展开了一下，结果，惹得众人观望。那组织者便要求，先生站到桌子上去，好举得高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再后来呢，因为摆放的其他东西需要桌子，连同先生的那一张桌子也被没收了，鲁迅只好一个人站在那里以手展开那一张拓片。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作家，实在是好笑得很。

果然，许广平在信里笑话鲁迅，做这种傻事情，让风吹着，如同雕塑，滑天下之大稽也。可是鲁迅在接下来的信里说，我只是说了一半，滑稽的事情多着呢，比起我的尴尬地站立，更让人笑话的是，展览会上展览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寂寞总让人没有主意，在一封信里。鲁迅赞美许广平成熟了，而他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岛屿上，盛开的全是寂寞。于是，除了到邮局等许广平的信，便是在宿舍里发明吃的东西。但他实在不大行，便也将失败的体验告知对方。

能分享尴尬的人，一定是亲密的。果然，两个人从北京开始种下的芽苗，在厦门时已经生长得茁壮了。忙碌中，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穿在身上写信，说暖暖的，冬天的棉衣可省了。

《两地书》，这是一本关于爱恋的书，里面没有任何矫情的文字，但它的确充满了爱。因为，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关于内心隐秘和艰难的分享。人世间，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能分享艰难的，一定是。我喜欢那条1926年秋天的背心，它把一个叫鲁迅的男人拴住。

爱情，不过是一件毛背心的温暖。

孩子，你为什么不哭

韩少功

多多这个小杂种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他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品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面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儿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他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畜生吗?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鲁爷气得一时没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声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糨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坚持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啊。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似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伸向空中。见鲁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畜生，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

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画报的声音，声音里还是没有任何沉重。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希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王八蛋居然没有为母亲之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啊，报应啊。也许上帝就是存心要用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来报复他在商场上的奸诈和情场上的放浪。他这个流氓自作自受，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爷才发现多多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位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 “……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啊?”

从鲁爷嘴里听到这件事，我有些难受，而且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共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的关爱。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的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知道有这回事但很难看到这件事。他母亲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个可以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这些当然不够，当然不构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来孕育和传递的，只能从图像、声音、气味以及触感中分泌出来，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睹物思情”，早已描出情感的特质。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的方武使自己远离孩子，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特别是在卡通、广告、夜总会、电视娱乐等花花世界里，在一个电子声像过分膨胀并且挤压和淹没着人们亲情的时代，他悲痛的前提已经被剥夺。

法律文书只能确认血缘关系，电话里或书信中的教导也只能确认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它们都不足以打击人的泪腺，不足以让人的鼻子发酸眼眶发热。至于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哇痛哭。

一日重生

吴正 译

妈妈为我们做了多少？我们为妈妈做了多少？也许真的需要列一张清单。

妈妈过世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却没有太多的要求呢？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五岁。妈妈和邻居说话，我到后院玩耍。

突然，有只牧羊犬冒了出来，冲着我大声叫，“汪，汪，汪！”拴它的绳子都要被它拉断了。

我哭叫着跑出去。妈妈冲了过来，她陪我回到后院。狗就在那里，我吓得往后缩。但妈妈却拽着我向前走。然后，她学起狗叫。

“汪汪汪。”她朝着狗叫。狗呜咽了一声，蜷起身子。

妈妈转过身，“查理，你得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六岁，万圣节。学校组织游行。

“给他买套衣服吧，”爸爸说，“店里有的是。”

但妈妈说：“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活动，所以她决定要亲手为我做一套特别的衣服：木乃伊外套。因为木乃伊是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恐怖形象。

她弄了些白色的旧纱布、旧毛巾，把它们扯成布条，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再用安全别针把布条固定住。她又用了许多卫生纸和透明胶带缠绕在我身上，花了很长时间才弄完。

游行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雨。卫生纸融化了，布条滑下来，露出了宽松式的花短裤，那是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短裤更舒服。

孩子们叫嚷着嘲笑我。我的脸通红，希望自己能够立即消失。

走回学校操场的时候，家长们都拿着相机在那里等着了。我湿漉漉地披着一堆烂布条和碎纸片出现了。我看到了妈妈，眼泪夺眶而出。

“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我冲她嚷道。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二战爆发，我爸参军入伍。战争快结束时，他给妈妈写了封信求婚，妈妈答应了他。

不久，爸爸回家了。过了几年，他又离开了我们。那时候，妹妹吕贝塔只有六岁。

圣诞节的晚上，妈妈嘱咐吕贝塔十点钟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客厅——这自然意味着，吕贝塔会在不到十点的时候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像个小夜鹰一样偷看客厅里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跟在吕贝塔后面，拿着一个手电筒，听到了轻微的声音。妹妹紧张地喘气。我拧亮了手电筒，看到妈妈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背着一个枕头套做的礼物袋。她压着嗓子低声说，“驾！驾！驾！是谁在那里？”

不知为什么，我把手电筒的光打在妈妈的脸上，她只能抬起一只手去挡光。

吕贝塔小声哀求道：“关掉手电筒！你会把他吓走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难道从此以后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假装吗？假装我们的餐桌坐满了人，假装扮演圣诞老人，而且还是女扮男装，假装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虽然1/4个角已经没有了。

“那是妈妈。”我残忍地说。“不是的！”吕贝塔说。“驾！驾！驾！”妈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你这个傻瓜。圣诞老人不可能是女的。”

手电筒的光一直没有离开妈妈，我看到她垂头丧气的样子。吕贝塔哭了。妈妈狠狠瞪了我几眼。那一刻，这个家好像到处都在发出“你们没有爸爸了”的声音。

最终，妈妈扔下装满了礼物的枕头套，走了出去。妹妹跑回自己的房间大哭，留下我独自一人坐在楼梯口，手里的电筒照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圣诞树。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一个夜里，我突然听到妈妈和妹妹压低了嗓子，呼唤我。

“查理，你的棒球棍在哪里？吕贝塔听到有动静。”“屋里有贼吗？”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我指了指衣柜。她找到了我的球棍，妹妹跳到我床上。妈妈轻轻推开门。我很想告诉她，她拿球棍的姿势错了，但她已经出去了。贴着墙壁，我隐约听到了一些声音，说话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会儿，我听到了关门声。然后妈妈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抱着妹妹。妹妹还在哭。

“是谁？”我问。“没人。”她说。但我知道，她在说谎。我知道是谁来过了。

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很生她的气，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开家的那一天。我生气，是因为她没有让我爸爸留下来。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没有告诉妈妈，我在参加棒球比赛的时候，看到了爸爸。

爸爸看着我打了好几个星期的比赛。一天，他对我说：“问问你教练，能不能让我开车送你回学校？”

那一刻，我可以有很多种回应。我可以朝他吐口唾沫，告诉他见鬼去。我也可以不理睬他，就像他这么多年来不理睬我们一样。我还可以谈谈妈妈的情况。

但是，我却按照他的话去做了。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应该铲起一点土，撒在妈妈的棺材上。妈妈觉得这个仪式能够帮助生者从精神上去怀念死者。

我拿起铲子，不知所措。我看了看妹妹吕贝塔，她的身体明显在颤抖。我看了看妻子，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泪水一串串从脸上滑落，只有女儿看着我，她说：“你连再见都没有和她说。”

我拿着铲子，但拿着那把铲子的不应该是一个对妈妈撒谎的儿子，不应该是一个冲着妈妈发火的儿子，更不应该是一个为了满足疏离已久的父亲的异想天开，而从母亲身边溜走的儿子。更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是从母亲的生日聚会上逃走的，因为那个儿子觉得“还是不在的好，免得惹什么人不开心”。

那个拿着铲子的儿子，那天应该和他的老婆睡在妈妈家的客房里，早晨起来和家人一起吃个早饭。在妈妈倒下的时候，那个儿子应该在现场。那个儿子有可能救妈妈一命。但那个儿子为了爸爸的一个电话，撒谎说公司有事而溜出去参加球赛了。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妈妈去世后，在我人生的最后几年，我知道了一个真相：爸爸在入伍的时候，结识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女人，战争使他在那个女人的意大利面条和怀抱中寻求安慰，他们还有了一个儿子，而我，只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爸爸后来把那个女人接到美国，妈妈发现后，让他永远离开我们的家，不久，他又抛弃了那个女人。

我时常想起爸爸从前总是逼迫我做一个选择：“查理，你是愿意做妈妈的好宝贝，还是爸爸的乖儿子？”那时，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多年后，当我对自己的内心轻声诉说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回答我。那是妈妈的灵魂在说话。

“一个孩子不应该面对那样的选择。”她说。

感悟父亲

张瑞胜

父亲走了已有10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他。父亲一生与人为善，“帮人就是帮自己”是父亲对我们的教导之一，也是父亲一生的践行。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以小社员的身份参加了社员大会。会上生产队在公布了每户的工分总值，分粮总数、应缴应收的粮钱后，还宣布了应缴粮钱的。欠钱不交的就不给分粮食。其实在当时，家里只需拿出12.78元便可补齐差额。即便如此，这对于我们的家庭而言，也相当于一笔巨款！母亲看病需要钱，弟兄6个上学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我真替父亲发愁。散会了，我像个哑巴似的跟在父亲身后。一路上，我始终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我断定跟在我们身后的就是讨债的民兵连长和生产队长，吓得我连头都不敢回。一到家，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了病中的母亲，躺在炕上的母亲一听，不禁失声喊道：“他爸，欠这么多钱咋办？”正在收拾农具的父亲沉默了大约一刻钟后，抬起头来对母亲说：“我明天去山西找朋友救个急。给我备点干粮，十天半月一准回来。”母亲担心地说：“这寒冬腊月的，也不知道黄河的冰冻结实了没有？”“你放心吧，当地人知道。”父亲说。

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拖着病体给父亲烙饼子。我们兄弟几个手里拿着红薯、糠团子，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白面饼子，馋得直流口水。父亲看看我们，对母亲说：“我带点蒸团子就可以了，白面饼子分给孩子们吃吧，这一路都有我的朋友…..”

这次出行，父亲步行了近400里山路，帮山西的朋友扎了3天棉花，不但借到了亏欠和平队的粮钱，还帮他的朋友带了100块银圆到陕西交换。在上世纪60年代，银圆不能作为货币流通，到银行兑换，1块银圆兑换1元人民币。但在黑市上交易比率会高一些，陕北比山西更高。不过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我不解地问父亲，那个人凭什么这么信任你，给你借钱借粮，还托你帮他买卖银圆？父亲对我说，信任不是靠耍嘴皮子得来的，而是因为他做了令人相信而敢干托付的事。父亲告诉我，有一次，在黄河畔的集市上，父亲看到那位山西朋友洽谈完生意后起身就走，不仅遗忘了干粮和衣服，还落下个褡褡（装东西的布兜）。父亲说，在那个乱哄哄的市场，他完全可以拿走那个褡褡——那里面可装着20块银圆呢！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原地坐等失主，一直等到他回来。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来往不断。

当时，我的家乡十分闭塞、落后，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也得去西安购买。父亲那时年轻，记性好，悟性也好。每次进城，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也让他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正是这份“痛苦”，激活了父亲“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

1955年，父亲萌生了办学的念头。他走村串户，联系群众捐钱献物。父亲的行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家乡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村办小学就这样落成了。作为创始人父亲成为第一任校长。

有了学校、学生，没有好的老师可不行。为了找到一名好老师，他四处找关系，低三下四地求人。一旦找到，他就不遗余力地挽留，甚至亲自牵着毛驴接送老师往返。经过父亲的苦心经营，学校逐渐有了起色。办学不到4年，在校生就达400名，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父亲的脸上全是自豪。

转眼到了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还影响了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政策支持。原本由生产队承担的教师工资、粮食变为由学生家庭负担。试想，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村民，哪有钱去供养老师？孩子们相继离开学校，最后连教师也纷纷回家务农。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他挨家挨户地劝说，非但没人理他，甚至，还有人质问父亲：“你是管吃包住，还是给钱给粮？这么热心办学，肯定捞了不少好处吧！”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父亲也从未放弃。

为了办学，父亲不仅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了近千元钱。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县长近3年的工资。我们兄弟几人，寒冬腊月穿着露棉花的棉衣，连颗扣子都没有，只能用一根麻绳系住。一旦麻绳松了，肚皮就会露在外面，冷风像蛇一样钻进怀里。父亲根本顾不上我们，他整天都在想办法让学生重返课堂。

至今，我都记得1962年学校重新开学时的情形。当时只有7名家长和父亲约定：开学那天一定准时把孩子带到学校，并承诺按时交付老师的工资和粮食。这个“约定”让父亲激动得几晚都没睡着觉，他不停地对母亲说：“学生娃虽少，但学校没垮，只要上课的铃声还响，我的心就踏实了。”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开学的头天晚上，他自己的儿子——我，告诉他不想念书了。因为我知道，家里债台高筑，穷得快揭不开锅了。父亲一听，暴跳如雷，操起牛鞭子就抽我。性格倔犟的我直到身上鞭痕累累，也死活不肯屈服。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如果连校长的娃都不去学校念书，又怎能期望别人的娃去学校念书呢？”想到父亲这么多年的付出与坚守，我屈服了！

1964年，大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他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父亲教育园地里结出的第一枚硕果，这更加坚定了父亲办学的信念。从此，他有一空闲，就忙着走村串户，宣传教育理念。他不仅要操心村里儿童的入学问题，还要想办法解决教师的工资和待遇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在不断地发展，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学校的升学率，自50年代中期学校创办到80年代初，在全公社（乡）一直名列前茅。

2007年，我回陕北老家给父亲扫墓，默念着“……五十年代，联络众人，捐钱献物，开办学校……”的碑文，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幼时的上课铃声浮现的，是父亲那坚韧、执著、谦卑的身影。

最甜蜜的工作

小西

2009年6月，一个戴着牙箍笑容灿烂的12岁少年成了英国权威杂志的封面人物，一时间，他成了整个英国甚至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灌溉

1997年，威尔舍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安东尼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会计。然而，在威尔舍仅仅6个月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就是这样，抚育威尔舍的重担全压在了安东尼身上。因为不清楚该怎样给婴儿制作食物，更多的时候，不足1岁的威尔舍和父亲吃着同样的食物，苦瓜丁、芥蓝末、樱桃果脯、薄荷汁，甚至是微辣的墨西哥红辣椒都成了威尔舍的食物。正是如此丰富的食物让威尔舍的味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当时的无奈之举却歪打正着地唤醒了威尔舍的味觉天赋。

威尔舍5岁那年，一天下班后，安东尼买了很多零食。威尔舍随手拿了一个橙子口味的棒棒糖，才吃了一口，就皱起眉头说：“爸爸，这个棒棒糖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如果棒棒糖果厂在这里面加些月梅汁，味道一定会好很多。”

儿子的话让安东尼无比惊讶，他相信.一定有过人的天赋。当天，他就拨通了棒棒糖生产厂家的电话，将5岁儿子的建议完整地告诉了他们。

没想到一个月后，安东尼父亲收到了糖果公司邀请他们参观工厂的请柬，经理无比高兴地对威尔舍说，按照他的建议生产出的橙汁棒棒糖，口感好了很多，上市一个星期，就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为了表示感谢，公司决定让威尔舍终身免费享用该厂生产的一切糖果。听到这个消息，威尔舍异常兴奋！

最甜蜜的工作

从此，只要在超市发现了新上市的糖果，安东尼就一定会买回家。他规定最甜蜜的工作每品尝一种新产品，都要认真地将糖果所含的万分写下来。除此之外，只要有时间，安东尼便会带着儿子四处旅游，在异国的甜品中，了解和认识更多的糖果原料及特殊成分。

2008年的一天，安东尼如往常一样，在电脑上浏览各糖果公司的网站——几年来，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希望能给儿子提供展示的平台。这时，英国最大的糖果生产厂家“Swizzels Matlow”的一则寻找英伦糖果品尝师的启事引起了安东尼的注意，他立刻为儿子报了名。

在这场比赛中，11岁的威尔舍从无数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戴着牙箍的他被这家大型糖果公司聘为糖果品尝师，试用期每月薪水2000英镑。

“Swizzels Matlow”是英国一家老牌企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威尔舍的的工作只是每周抽两天时间坐在实验室，和一群品尝师们一起，静心地品尝新研发出的糖果样品，写出详细的口感报告书。

这家企业的研发室有15名糖果分析师，每一位都是从专业的食品工艺学院毕业的硕士生。面对戴着“糖果分析师”工作牌的11岁的男孩威尔舍，所有的分析师都觉得公司的领导一定是昏头了。

2008年12月的一天，公司一位瑞典籍配料师突然跳槽了，并带走了刚研发出来的一种名为“夏威夷之恋”——杂糅了4种热带水果汁的软糖以及配方。

很多代理商已订好了大批量的“夏威夷之恋”，可现在连配方都找不到了，“Swizzels Matlow”的执行总裁汤姆逊慌了神。这时，11岁的威尔舍走到汤姆逊身旁，怯怯的说：“总裁先生”让我试试吧。说着威尔舍从口袋里拿出半颗糖果，那是曾经作为实验对象被他品尝过的“夏威夷之恋”，因为太美味，威尔舍没将它吃完，而是一直冷冻在冰箱里。汤姆逊望着这个瘦小的男孩，抱着一线希望，将重任交给了他。

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后，威尔舍一头钻进工作室品尝起“夏威夷之恋”来。他将那半颗糖认真地分成了7等分，每天细细品尝其中之一，然后写下详尽的分析报告。就这样，一周下来，威尔舍将7天的报告最后做了总结和综合，然后出了两份“夏威夷之恋”的配料表。

这时，很多资深糖果分析师对汤姆逊的决定都持反对意见。要知道“夏威夷之恋”不是一种简单的糖果，它拥有的原材料高达30种，人工添加剂更达到10余种。一个孩子的话怎么可以随便相信？贸然投入生产，万一错误，那会损失更多的钱。员工的建议让汤姆逊陷入了沉思。威尔舍诚恳地对汤姆逊说：“总裁先生，万一我的配方有问题，我愿意把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从我以后的薪水里扣除。”威尔舍的一席话，让汤姆逊最终下定了决心。

威尔舍的“夏威夷之恋”生产出来了，其他的糖果分析师品尝后，每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威尔舍的“夏威夷之恋”无论是色泽、口感、香醉度还是细腻感，都和最先设计的版本一模一样。公司所有的成员都被威尔舍的糖果分析天赋深深折服，亲热地称他“甜心神童”。 威尔舍也一跃成为年薪1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的首席品尝师。

健康的糖果，美丽的心灵

2009年3月，威尔舍又接到了新任务，去瑞士出差一个月，寻找糖果灵感。一位好的糖果分析师，不仅要能准确地判断出每颗糖果的成分搭配是否恰当，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去世界各地品尝其他优秀产品，分析出详细的配料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糖果间谍”。

威尔舍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瑞士。这里不愧是“糖果之国”，走在街头，随时都可以遇到精美的糖果。一天，威尔舍和父亲安东尼来到瑞士最大的糖果超市，买了一大包糖果后，坐在广场上品尝起来。威尔舍剥开糖纸，闭着眼睛将糖块放在鼻尖嗅了嗅，然后放入口中，最后，他和父亲一起讨论这块糖果的口感和成分。

不一会儿，威尔舍奇特的吃糖模样引起了一些路人的驻足观看。他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从这些人中了解人们希望吃到什么口味的糖果，这样才能研发出真正为大众欢迎的产品。威尔舍大方地站起来向人们介绍了自己，并对大家说：“糖果不仅应该成为我们传达感情的一份神奇的礼物，它可以是酸的，可以是苦涩的，甚至可以是辣的……只要它能代表我们此刻的心情，它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糖果。”

围观的人都被这个12岁的英国男孩吸引了，纷纷向他表达了自己理想中糖果的模样和口感。各种奇异的建议，让威尔舍的灵感不断地迸发，但是最吸引威尔舍的还是一位叫里纳特的老人的建议。

里纳特老人已到花甲之年，他和蔼地说：“孩子，你能帮我设计一款专门给糖尿病人吃的糖吗？5月20日是我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想送给我的妻子一种糖果作为礼物。”原来，里纳特的妻子因患糖尿病，在这几年里都是靠黄豆、蔬菜这些无糖的食物维持着生命。不久前，里纳特问妻子，在结婚纪念日想要什么礼物，妻子流着泪说：“我好怀念糖的味道，可惜我知道那是我绝对不能碰的食物。”

听完老人的话，威尔舍动情地牵着里纳特苍老的大手，说：“我一定会尽力设计出您希望的糖果。”留下里纳特老人的联系方式及地址后，威尔舍和父亲赶回了英国。一下飞机，他就直奔工厂实验室。

在父亲医学知识的帮助下，威尔舍很快知道，糖尿病患者最怕吃的是蔗糖、葡萄糖等单糖，而其实是有很多代替品可以赋予这份甜蜜感的，比如木糖醇、甜叶菊苷等。认真钻研了半个月后，威尔舍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糖果配方诞生了，无糖橙汁、脱糖西班牙红提汁、脱糖青苹果汁、甜叶菊苷……

2009年5月2日，名为“无声的甜”的糖果诞生了，它是全球第一种专为糖尿病患者设计的糖果。英国皇家新项目保护局特地找到威尔舍，替这种糖果申请了全国大项目保护专利。

威尔舍和父亲再次来到了瑞士，他亲手将一大盒包装精美的“无声的甜”糖果交到了里纳特老人手里。望着里纳特妻子激动的神情，威尔舍的心中百感交集。

威尔舍成功了，他成了闻名全英国及到全球的明星，美国《华尔街日报》为他做了专访，称他为“改变世界的20名儿童之一”。但威尔舍并不满足这样的成绩，现在的他正在研发一咱能治口腔溃疡的葡萄味糖果，他露出牙箍笑着说：“我是上帝派来的甜蜜使者，我会给更多需要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

像男人一样战斗下去

子润

假如你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与世界告别的最后时刻，你会十分珍惜每一秒，留下一段故事，带走一丝欣慰。”

生于吉林省白城市的王甲，2006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平面设计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大型国企签从事平面设计工作，2008年冬季的一天，他突然感到腿不听使唤，双手拿捏东西也十分吃力。辗转几家医院后，他被确诊为世界三大绝症之一——渐冻人症。他将接受肌肉逐渐萎缩失去运动本能、最后衰败而终的现实。

思考了一段时间后，王甲含笑告诉父母：“我必须像男人一样战斗下去，直到最后！”几个月后，他已无法上班。他一点点体会全身肌肉从身体左侧渐渐扩展到右侧的萎缩过程，最后，仅有一根手指可以活动！他的大脑思路还很清晰，他没有绝望，他要用一根手指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坚持平面设计和文学写作。

平日几分钟可完成的平面设计，此时却需要几天；平时半个小时可以写就的文章，此时却需要半个月。这期间，王甲设计创作了一幅题为《乳》的作品赞美母爱和女性，画面仅一个很小的向外扩散的红晕，意境深远，让人浮想联翩。他说：“女人为人类生命的延续做出了贡献，女人是我们与自然之间的最后的纽带。”

2009年4月，王甲的病情持续恶化，他已无法咀嚼饭菜，脖子无法活动，脑袋立不起来，但他依旧用一根手指实现着梦想。“我知道我是个病着的穷人，我试着让灵魂富有起来……”王甲在博客上留下了这样的句子。

王甲顽强的生命力震撼了许多网友。网友们积极鼓励他，并组织起来为他捐款，这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为了回报社会的关爱，也为了鼓励生命鲜活却萎靡的青年坚强地走下去，王甲写了一篇《像男人一样战斗下去》的博文：

……像斯巴达勇士一样，冲破死的囹圄，站在生命之巅。男人要做大海，包容一切，对待疾苦要举重若轻。男人要勇于冲破黑暗，哪怕几率是零。一个男人是一座丰碑，上面刻满了战役和无数勇士的名字。

一个男人只有经过炼狱般的折磨才会更显其成色，百炼成钢；一个男人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坚守自己的领域，不离不弃；一个男人蜕变成勇士的过程是孤独寂寞的。

努力吧，我的朋友……

生活

一元钱的故事

古华城

一天，我参加了一家电视台创意的一个游戏。游戏内容是我身上没带一分钱，但我得去乘一辆公共汽车，车票的价格是一元钱，我要想办法“借”到这一元钱。游戏的方式是由我在前面借钱，电视台的摄像机在后面跟踪偷拍，实录下我在这个游戏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场景。

我到了共公汽车站，犹豫了好久，才鼓起勇气对一位大伯说：“大伯，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能借我一元钱坐公共汽车吗？”大伯头也不抬地说：“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现在到我这儿来讨一元钱，转个身又到别人那儿讨一元，一个月下来，你们的收入比我的工资还要高呢。可恶！”

大伯显然将我当成了职业乞丐，我一下子张口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深吸了口气，准备第二次冲锋。

这次，我看准了一个慈祥的大妈。我红着脸上去搭讪：“大妈，我的钱包被人偷了，我现在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您能不能借我一元钱让我坐车回家？”大妈仔细看了我一眼说：“年轻人，我看你表面还像个知识分子，你应该去做一些体面干净的事情，年轻人要学好，你的路还长着呢，别一天到晚动歪脑筋。我现在可以给你一元钱，但我怕你以后明白了事理，要找后悔药吃时，你就会骂我，因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心慈手软，才一步步纵容了你的堕落。”

听着大妈的教诲，我找不着可以回答的话语，我想也许这不能怪大伯大妈，他们一定经历了太多次这样的遭遇了。不过大妈的话倒提醒了我，说我像知识分子，我可以说自己是个大学生，也许更能博得同情。

一位打扮时髦的小姐走了过来，我迎上去：“小姐，我是个大学生，今天出门时忘了带钱包，你能借我一元钱让我乘车回学校吗？”小姐像受了惊吓似的，猛地后退几步，满脸疑惑地盯着我。她可能将我当成一个骚扰女孩的无赖，她像过雷区似的，在我身边画了个半圆，然后迅速地跑到了车站的另一头。

三个回合都以失败告终，我有些心灰意冷。我回头看时，电视台的摄像师却一个劲地向我伸出大拇指，那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暗号，意思是我得继续干下去，显然，我的失败正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这样的尴尬场面对旁观者来说，说不定正像一道精美的大餐呢。

一位小朋友走近公交车站，我想这是我最后的试验了。我不想说钱包、大学生之类的谎言了，我走过去，很客气地说：“小朋友，能借我一元钱乘公交车吗？”小朋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递了过来。这下轮到我惊讶了，没想到小朋友竟然什么都没问，就把钱给了我。

呆了好久，我才问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帮助我呢？”小朋友顺口就说：“因为你没钱乘车呀。老师说过，帮助是不需要理由的。”

霎时，一股暖流从我心里流过。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补充采访了我一个镜头，问参加这样的一个游戏对我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今后我会在口袋里多放一元钱，以便继续帮助别人。

谁在牵着你逛商场

郑知堂

一楼为什么总是卖化妆品和珠宝

大部分商场，一楼都是化妆品和珠宝饰品专柜，我们一般都不会停留，直奔楼上去看服饰或其它商品。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既然没有多少人购买，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专柜设置在一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租金问题。整个商场里，显然一楼的租金是最贵的，这样，只有体积小而利润大的化妆品和珠宝首饰更适合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当然，从商家营销的角度来说，化妆品和珠宝是属于弹性需求很大的商品，通俗点说就是属于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如果放在其他楼层，可能很多逛商场的人就会直接略过。

此外，无论是化妆品还是珠宝，都有着精美的包装和外形，就连充满嗅觉诱惑的香水和化妆品味道，也成为吸引路人进入商场的秘密武器。这样，一楼专柜的形象好了，相当于给商场做了一个很成功的“面子工程”。

运动品牌为什么总是在地下或高层

人们的日常穿着，一般会选用舒适休闲的运动品牌，所以运动品牌区域都相当有人气。但是，即使其中不乏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大牌，运动品牌永远都是处于商场的地下或是较高层。

原来，运动品牌并不像时装那样，每年推出很多的全新款式。运动品牌的消费群体也较为固定，顾客在进入商场时，对要买哪个运动品牌的那款商品、价格多少，心中一般有底。至于它们位于商场的什么位置，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这样，运动品牌自然就会选取租金更便宜的地下或是较高楼层营业。

位置更为重要的是男装女装的所在楼层。一般来说，从二楼以上，可能会有一到两层女装，之上才是男装。因为女性顾客对时装的需求弹性更大，一旦发现合适的，可能随机买得很多。但男性一般是有购买需求才会去商场，所以才不会介意多上一层楼。

为什么美食和影院总在商场最高层

大型商场纷纷在顶层建立美食城、电影院、游戏厅等容易聚集人气的项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喷淋效应”，就是让顾客像浴室里面的喷头一样，先被吸引到最高层，再随后被分散到其他楼层，这样，商场的各个楼层会得到更多顾客的光顾。

另外，一些品牌的特卖场也总是安排在商场的最高层、地下或是不容易找到的犄角旮旯处，目的也是带动这些位置的人气。

开不开超市有学问

同等规模的商场，有的有超市，有的没有。这现象背后也有商家的经济账。

事实上，只打算去超市购物的人并不会特别注意那些橱窗里的服装。他们更愿意另外花时间去挑选、购买。商家们发现，虽然超市带来了大量人流，可是给商场里其他业态贡献的人流却只有10%左右。

但很多开发商还是愿意将商场地下一层的大部分面积租赁给超市使用，尽管超市支付的租金只是服装店的1/5，甚至更少。开发商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一个超市除了能辐射到周边的住宅小区外，更重要的是，在商场建设初期引进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主力商户，不仅能吸引大量的小租户，还能赢得土地、银行贷款方面的优惠和支持。

商场里是否要设置超市？在它的发展前期，引入超市容易带动人流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但如果开发商成熟，商场的位置又很好，引入超市这个“租金杀手”，便显得有些多余了。

商场为什么发放积分卡

在人们的钱夹中，往往有厚厚的一摞卡，除了信用卡之外，最多的就是各大商场的积分卡了。商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给顾客办积分卡呢？

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鼓励消费者多消费。这个问题就连普通老大娘、老大爷都会回答，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刻的道理。

经济学里面的价格歧视理论，为我们找到正确答案提供了基础。价格歧视是一种很有效的理论，购买最大的顾客，价钱低一些：一次性多买一些，也给予优惠措施；经常来买，是常客，我也优惠一些。这就是价格歧视。对于顾客来说，省了钱，对于商场来说，卖出了更多东两，对双方都有利。

如果是小巷门口的小卖部，顾客就那么几个人，熟客来了可以便宜点。每天人来人往的商家怎么区分生客、熟客呢？这时候，借助电脑管理客户信息的积分卡就派上了用场。商家很容易从积分中区分谁是常客，从而对等级不同的熟客推出不同的优惠措施。

当然，积分卡还有很多用途，一般商场的积分卡都记录了持卡人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等。从这些信息上，商家可以准确地判断是谁在什么时候买了什么东西，也能准确地锁定商品的顾客群，让下一步的商品设计和营销更有的放矢。比如说，某一类商品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卖得最多，商场就可以从这些时段组织专门针对这一商品的特卖会，这样的主动出击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

别出心裁创财富

严守义

米多尼公司：“快乐伤口”创可贴

米多尼公司是创可贴的专业生产厂家,面对日趋疲软的销售现状,老板会田正昭一筹莫展?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悟出:“要使消费者产生新的购买冲动,必须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思考如何创新产品?”于是,一种名为“快乐伤口”的新式创可贴很快被开发出来?

新型创可贴摒弃了传统的肉色,一反常态地采用了鲜艳的桃红?橘黄?天蓝?翠绿等颜色?外形上也改用“心形”“五角星形”“十字形”“香肠形”等不同的形状,还印上了颇具幽默色彩的“花头巾”“好疼啊”“我快乐极了”等文字,令人忍俊不禁?

这种新型创可贴一经推出,便广受消费者好评,尤其受到孩子和女士的喜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产品就销出了830万盒,销售额高达15亿日元,令同行瞠目结舌

沏宝咖啡店：咖啡店里卖手机

2004年10月,全球排名第5?在欧洲拥有超过1200家连锁店的德国咖啡业巨头沏宝宣布与英国移动电话运营商合作,进军移动电话市场?

“这哪是什么咖啡店?整个一杂货铺啊!”一走进沏宝咖啡店,人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确,不光是手机,这里从咖啡?手表到炖锅?内衣,一应俱全?把这些毫不相干的商品摆在一起卖,就是传说中的“沏宝模式”,也就是客户共享,使品牌的可接触范围最大化?

沏宝咖啡店遍布德国的大街小巷,在这些咖啡店里,客户除了能够享用美味的咖啡外,还可以获得基本的技术支持,购买手机?预付费卡?SIM卡,以及办理签约手续等?这种联合销售的方式充分发挥了产品的整合效应,于是,一些顾客本打算来店里喝杯咖啡,结果却购买了一部手机;而另一些人在办理移动电话服务的同时,也难以抵御美味咖啡的诱惑,乖乖地掏了腰包?短短16个月内,沏宝就已经吸引了超过50万名预付费用户,以及数量巨大的签约用户,现在已一跃成为德国最大的预付费服务供应商之一?

雅加达：寻偶图书馆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有一家“寻偶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只有600平米,外表看上去也很普通,然而它所成就的配偶成功率却达到65以上,是其他婚姻介绍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它很可能是世界上“书卷气”最浓的“婚姻介绍所”?

“寻偶图书馆”里藏有近万册世界各国经典名著,都是有关爱情婚恋题材的?图书馆中央设有20张阅读长台,每张阅读长台设有4对椅子,每两对椅子中间相隔一段距离,以便一男一女窃窃私语?进入“寻偶图书馆”的读者必须是未婚男女,凭身份证领取阅读卡?阅读时,如果身边出现了一位异性读者,就意味着爱神悄然降临了?

相识在“寻偶图书馆”的读者如果已发展到互赠信物?准备择日步入婚姻殿堂,就必须自觉向“寻偶图书馆”各交纳200美元阅读费,用来添置新书和维持图书馆日常开销?结缘在“寻偶图书馆”的男女都很乐意交付这笔特别费用,因为在这个书卷气很浓的场所寻觅到的另一半,比在舞厅?酒吧?影院等娱乐场所结识的异性要牢靠得多?

浪漫淘金梦

郭艳琳

20年河滩度周末———

有的人选择花重金买来钻戒，祝福爱情恒久远，但英国25岁的女孩黛西却选择亲自下河淘金为自己铸造婚戒。20多年来，她淘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河流，最终用所淘到的金子制作了一对结婚戒指。浪漫至此，她被称为英国最有创意最浪漫的新娘。

淘出来的浪漫

如果说浪漫的气质可以天生的话，英国姑娘黛西或者算一个。她从3岁起就跟着爸爸在家周围的河里淘金，她的浪漫梦想是，用得到的金子为自己做结婚戒指。

今年25岁的她是英国利兹大学古典文学系的博士生，在过去的20多年里，她的大多数周末都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附近的河流里度过。“从我3岁起，爸爸就带着我去河里淘金， 因为爸爸喜欢寻宝，所以我就继承了他这个爱好。”黛西对采访她的英国媒体记者说，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了英国最近很打眼的一条社会新闻标题。

“我周围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英国的河里还能找到金子，因为最后一次淘金潮在1869年就结束了。我家人一直很有探险精神，所以我爸爸觉得亲自去淘金， 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黛西小时候，爸爸会给她穿上小橡胶靴，让她蹲在水浅的岸边，用盆舀起泥沙，一点点晃动，让水流里的金砂慢慢下沉，聚集在盆底。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接受这样的教育：“这些闪闪亮的东西虽然很少，但是聚集多了就是财富；要想获得金子，就必须付出辛苦的劳动。”

长大一些后，她可以跟着爸爸去河床的中间淘金，弯下腰不停地舀起泥沙慢慢淘，“有时候上岸之后浑身酸疼，觉得腰都要断了！我才会意识到，原来已经在水里待了五六个小时。但是当你充满希望地在等待中度过时，并不觉得时间过了这么久。夏天还经常被蚊子叮得满身是包。”如此辛苦的工作，换回的东西让黛西觉得特别值：“看看手心里星星点点的碎金屑在阳光下闪烁，这时候，就完全忘了身上又冷又湿。”

她把淘到的金子都放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我要用它们给自己做婚戒，这太浪漫了，是对我的爱情最好的纪念！”

这件听起来不寻常的爱好有了一个浪漫的目的，英国媒体打趣说，黛西就这样攒下了买结婚戒指的一大笔钱。

两只戒指浓缩20年

黛西23岁的时候，遇到了将要戴上她的结婚戒指的人马汀，这段爱情的开始源于黛西丰富的爱好。除了淘金，黛西最热爱的就是音乐，她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从父母到兄弟姐妹，全都能弹会唱，一家人经常聚在一起唱乡村民谣。

马汀是个自由摄影师，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详细记录了两个人相恋的过程。利兹当地有家名叫“相思病牛仔”的酒吧，很受年轻人喜欢，马汀跟乐队在酒吧演出的时候认识了黛西。当他知道黛西擅长拉小提琴后，就邀请她加入乐队，这样他们渐渐成了一对儿。两个人用吉他、小提琴和班卓琴同台表演，带着他们创作的音乐走遍了英国，还去了西班牙。

在黛西的影响下，时尚的马汀也开始“涉足”淘金业。他们俩人结婚前去威尔士旅行，而淘金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俩人端着盆，穿着胶鞋站在河里，手被冰凉的河水冻得通红，但是马汀却觉得十分有趣：“河岸两边风景特别美，我们两个人从泥土中找到了金光闪闪的小颗粒，然后终于凑够了做戒指所需要的最后一块金子，这简直太完美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找到当地一个珠宝作坊，跟工匠一起把几十克金砂溶解，清洗，最后提纯，得到的黄金正好做了两只一共十多克的金戒指。这两只戒指大约价值1200英镑，如果去珠宝店买对一样的，显然花不了这么多，但它们却是独一无二的。几乎所有人听闻戒指的来历都惊叹不已，这一对令人羡慕的戒指，因为融进了黛西少女时代的梦想而更显珍贵。

当两个人举行完婚礼，黛西和马汀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河里体验了一下如何淘金。

■女博士的乡下生活

能坚持20多年淘金的女孩会是什么样？25岁的黛西也跟我们平时调侃的女博士一样是“灭绝师太”吗？记者从黛西遍布几个交友网站的博客和自我介绍中发现，她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女孩。

黛西在自我介绍里写道：“我是个乡下的好姑娘，我的鞋子和我的梦想一样的多！我希望自己能做出天下最好吃的蛋糕，也希望能拥有上千万的财富”。

她在myspace上列举出自己所有的兴趣：我喜欢在乡间散步，喜欢那里的花花草草，爱跟小猫玩耍；我会穿上紧身衣，戴上漂亮的耳环，让自己看起来更辣，也会骑着单车出去远游；我既擅长伐木，也拉小提琴；既会因为喝多了红酒醉醺醺在大马路上发疯大笑，也经常享受地把所有的调料混合在一起做一道奇怪的菜肴。黛西过着典型的英国小镇女孩的生活，她家里到处都是亲手编织的缀满花朵的小摊子。 她通常坐在手织摊上拉琴，拉累了就打个盹儿，醒来后，或许就会写下梦里想到的一句旋律。

黛西的丈夫马汀专门拍人像摄影，黛西就是他的专职模特。马汀把黛西打扮成各种样子，有一套照片里的黛西甚至穿上了中国的汉服，还手执折扇。

“我是一个淘金人”，黛西在一个交友网站上写道，“我热爱冒险，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做更多的艺术，用它们来编织生活。”

保得越多不等于赔偿得越多

徐静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为了提高保障额度，我先后在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医疗费用保险，总保额高达数万元。前阵子我因病住院，期间发生的费用为1万余元，我以为两家保险公司均应在其保险额度内给付保险金，但是事实上两家公司合起来我总共获得1万余元的赔付。我投了两份保单，却得不到双重保障，岂不是很冤？

读者张女士张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经常有读者致电表示自己在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同类的产品，但却无法获得双倍的理赔。为何有些保险产品可以在不同公司间“重复”申请理赔金，有些保险却只能在各家投保公司间“分摊”赔偿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费用型险种重复投保不划算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医疗保险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费用型的险种，另一种是津贴型的险种。费用型险种按实际医疗费的支出理赔，遵循保险的补偿原则。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已经在一个地方，比如别的保险公司、或是社保、或是单位报销，获得补偿之后，就不能再从保险公司获得超出实际支出的超额补偿。事实上，在各家保险公司条款中，对于医疗费用型保险，均明确要求提供医疗费原始凭证，作为获取医疗费赔偿的先决条件，复印件或其他收费凭证均不被受理。

而津贴型医疗保险，与实际医疗费用无关，理赔时无需提供发票。无论你在治疗中花多少钱，得了什么病，保险公司都会按照合同规定的补贴标准进行赔付。比如你买的是100元/天的住院补贴附加保险，那么住院期间就是每天拿100元的补贴；如果在三家保险公司都买了100元/天的住院补贴保险，那么你住院后就一共可以得到300元/天的津贴。不论你治病花多少钱，也不管你已经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账户中报销了多少费用，只要发生手术或是住院，就能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如果在多家公司投保，就能从多家公司得到理赔金，不管投保多少份都进行给付。

因此，保险专家建议，在进行医疗保险投保时，如果投保者想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两份或多份保，就必须弄明白，这些保险是属于费用型医疗保险，还是津贴型险种，如果是费用型医疗保险则只需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一份就可以了，假如是津贴型医疗保险投保多份也就无妨了。

重疾险理赔不封顶除了津贴型保险可以在多家公司买多份外，重大疾病险理赔金额也是不封顶的。由于人的生命、身体是无价的，不能简单地用金钱衡量，只要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就要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而不论被保险人损失金额的多少。

现在市场上推出的重大疾病保险，一般有提前给付或确诊初患保险合同列明的重疾险种即进行给付等几种情况。因而给付型的重大疾病保险适用上述人身险的给付原则，即使在不同保险公司投保多份，也不按比例分摊。譬如，被保险人在两家寿险公司同时投保了保额均为10万元的重大疾病给付保险，只要在保险期限内出险，最多可以领取两家保险公司共计20万元的给付金，而不需要医疗费用收据作凭证。这里也就不涉及到重复投保、额外获利的问题。

各类寿险、年金保险、意外险等，也同样是考虑到人的生命无价，这些险种消费者都可以在多家公司投保，保险额度的限制主要是由各家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财务状况、已投保金额等自行加以限制。而在后期的理赔过程中，则没有互相限制的说法。

财产险避免重复投保与人身险不同，由于财产险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损失价值来进行赔偿，所以重复投保并不明智。以车险为例，比如周女士为自己的爱车分别选择了A、B两家公司的车损险，两份保单的保额分别为10万元。在保险事故后，如果损失约为2万元，如果周女士选择同时向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并不能分别从两家保险公司获得2万元的保险赔偿，而是由两家保险公司按比例分摊赔偿责任，分别赔偿周女士1万元。但如果周女士在A公司获得2万元的赔偿，则B公司不再对周女士进行赔偿。

除了车险之外，家财险也是如此。“保得越多，赔得越多”并不适合保障型保险，保险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希望在保险中获利这种心态要不得。

“最糟糕”的地方

莘雯

最糟糕的放牙刷的地方：盥洗间的水槽

水槽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它与厕所的关系太密切了。根据亚利桑那大学环境微生物学教授、细菌专家查克杰巴博士的说法，通常抽水马桶每平方英寸含有320万个细菌。当你冲水时，带厕所臭味的水雾被喷到6英尺远，飞溅在地板、水槽和牙刷上。

最糟糕的放手提袋的地方：厨房的操作台

你的精致的手提袋是微生物的主要携带者：在包的底部，每平方英寸含有10,000个细菌——并且三分之一的包检测出消化道细菌。女性的提包经常被放在一些很脏的地方：公共汽车的地板上，餐馆的桌子下面——甚至放在公共卫生间的地板上。把你的包放在抽屉里或椅子上，杰巴说，除了用来做饭或吃饭的任何地方。

健身时最糟糕的位置：能清楚照到镜子的地方

你也许认为你应该站得离镜子近一些，这样可以审视你自己的姿势。而一项调查发现，58名女学生在强度相似的班上练习，但那些在有镜子的房间里练习的学生相对于在没有镜子的房间里练习的学生而言，在运动后更担心她们自己的身材不理想。

最糟糕的夜读灯的位置：头顶

有研究显示，这些灯所发出的亮光足以明显地抑制身体分泌褪黑激素。这会影响你的睡眠，因为褪黑激素水平的升高是让你的身体准备睡觉的主要信号。一个低功率的夹在小说上的台灯既可以让你阅读小说，也可以让房间保持足够的黑暗，帮助你的大脑进入睡眠模式。

最糟糕的放水果的地方：厨房的水槽

作为所有家庭细菌的补给站，厨房水槽见证了大多数细菌的流通，甚至多过厕所，亚利桑那大学环境微生物学教授凯丽·罗纳德博士说。如果在清洗时一颗很好的浆果掉了，把它扔进垃圾桶，而不是你的嘴里。

最不适合使用耳机的地方：飞机、火车和地铁

是的，音乐是比用手机聊天更好的旅行伙伴。但是研究显示如果你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使用耳机，你可能把音量调得过大。哈佛的研究员发现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志愿者们更愿意把声音调到一个有益于耳朵的音量。但是，当研究员增加背景噪音时——一个发出巨大的隆隆声的飞机客舱里——80%的人把声音调到了89分贝，一个有长期听力损害风险的音量。

最糟糕的放电视的地方：你吃饭的地方

研究显示不专心吃饭是你腰围的敌人，它妨碍你注意自己到底吃了多少。有研究表明，看电视的志愿者比听音乐的吃得更快，当在观看节目时，超过71%志愿者吃下更多的通心面和奶酪。如果当你烹饪时开着电视，那在把晚餐端上餐桌前关掉它，避免因在客厅看电视时，而被食物吸引。对你的电视机来说最好的位置是需要上或者下一段楼梯的地方，这样你就不得不“劳动”才能拿到小吃，你也将不那么喜欢吃零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