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的电视剧:《读者》2011年第19期 ·文苑·人生·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0:10:10

 

《读者》2011年第19期

文  苑

卷首语

生活的次序

陈  刚

人们用来了解别人的时间太多,用来了解自己的时间太少。

在资讯泛滥、八卦鼎沸的今天,这一先天的隐疾被充分激活,恶性膨胀。

在终日埋头于电脑、出入于网络的生活中,我们给自己留下的空间有多少?大到人生的走向,小到衣食住行的选择,有多少是随波逐流的跟风,又有多少是自知之明的判断?

人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须明白三件事情: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必须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指向的是理想,我能干什么检验的是能力,我必须干什么意味着生存。人生的纠结,往往源于在平衡这三个问题的次序时出现了混乱。

我们想干的事太多,能干的事太少,必须干的事又太苦、太难。

网络资讯在缩小世界的同事,也放大着眼界和欲望,让人人时时处于物质短缺的饥渴之中。而资讯的泡沫又将乌鸦变凤凰的神话,演绎成似是而非的人间故事。这样,就将本应是生存所必须的日常劳作,变得痛苦不堪。

诗人兰波说:生活在别处。但真实的生活中,能容你栖身的空间又在哪里?

我们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次序调整一下吧!先理清自己必须干的事情,尽己所能将它完成;然后,再根据完成的程度来对自己的能力做出判断;有了判断,再去勾画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样的日子也许才是靠谱的日子,这样的生活也许才会令你少些抱怨,多些成就。

文  苑

为他唱歌

春  分

1949年元月初,正是寒冬之际,在苏北平原的淮海大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战火在这里已经交织了好多天,所有的村庄被炮火光顾了多次,大都成为废墟,层层包围和反包围,参展的双方还正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战争的胜负仿佛就在瞬间即可完成,可这个瞬间由于持续的时间过长,而令人感到焦虑。

在那天下午6时,太阳已沉入裸露的大地,运河边一个叫薛庄的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一个长辩子姑娘正和一个年龄与她相仿的解放军战士在那儿僵持着。姑娘十七、八岁,年轻的脸颊被西北刮来的夹着雪花的风吹的透红。

小战士的脸也有点红,但那红不是被雪吹的,而是因说服不了年轻姑娘而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还夹杂着一种气恼。老村长的及时赶到,使事情最终有了圆满的解决。原来长辫子姑娘是村里青妇会的,正在为部队准备干粮。而年轻的小战士则是运送干粮的。这本来是正常的支前工作,可因为负责带队的小战士他们运粮队带的牲口不够,需要借用几户老乡家的,进门时他发现姑娘家有头正拉磨的毛驴,便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姑娘一听这话,扬扬眉说,借用可以,但她必须和战士一起去,完成任务后把牲口牵回来。小战士说送干粮去的地方正打仗,非常危险,不能去。解放军说话算话,他一定会将毛驴安全送问来。双方谁也说服不厂准。老村长十分清楚,别看是一头小毛驴,可一头牲口对一个庄户人家来说就是命根子。于是,老村长对小战士说,我们这里是老区,这里的人见得炮火多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相反,她对这儿的地形熟悉,还可以给你们带个路。听了老村长的话,姑娘朝小战士的眨眨眼,仿佛说,这下你没得说了吧。

姑娘和小战士一起随送粮的队伍趁着黑夜出发了,一路无语。他们沿着被炮弹炸焦的土地匆匆而行。只有牲口的蹄声在空寂的夜色中显得越发急促。在行了2个多小时后,一条小河挡住丁去路,尽管河面不宽,只有几十米,但由于不时有炮火和流弹飞过,使运粮的牲门受到了惊吓,蹄子还未沾水,屁股便拼命地往后挪,说什么也不愿下河,弄得几个牵缰绳的战士拼着老劲才拉住,急得带队的小战士来回踱着圈子。正当小战土一筹莫展的时候,长辫子姑娘突然闪现在他眼前说,“用东西把牲口的眼睛都蒙住,他们就听话了。”“行吗?”

“准行”。果然被蒙上眼睛的牲口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乖乖地被牵着渡过了河。

过了河,小战士靠近姑娘低低说了声:“谢谢你,大姐。”

第二天凌晨,送粮队准时到达了部队。姑娘牵回了自家的毛驴,说要立即回去。部队首长说,等天亮了再回吧。姑娘说,你们有任务,我在这里碍事,再说早回去还得准备支前的事。首长说也行,不过这么多牲口你一个人是无法赶回去的,这样吧,还是让“小张”再辛苦一趟,送你回去。原来那个年轻的小战士叫“小张”。

长辫子姑娘和“小张”赶着牲口往回走,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走了一夜路的俩人并无睡意,姑娘嘴里甚至还哼了几声当地的小调。“小张”也兴奋起来,他告诉姑娘,这一仗打下来,离全国解放就不远厂。说话间,俩人过了河,隐隐约约可以秆见姑娘家所在的村庄了,长辫子姑娘对小战士说我已经到家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小战士向姑娘敬了一个军礼说,大姐,谢谢你。小战士说完,正要转向往回走,忽然几声呼啸而来的炮弹声在耳边响起,小战士立即用身体将面前的姑娘扑倒在地上。转眼间,爆炸掀起的气浪掩埋了姑娘。当爆炸声停止,姑娘爬起大声呼喊“小张”“小张”时,才发觉刚才那个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已停止了呼吸。

长辫子姑娘默默地站起身,她擦干了眼泪,深深地向小战士掬了一躬。尔后,她将小战士抱在怀里,一步一步向黎明前的村庄走去。

10天后,淮海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部队55万。

此后不到10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那位叫“小张”的战士被埋葬在运河边。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家在何处?只有运河两岸的迎春花年年在为他次第开放。

而那个长辫子姑娘在多年后成了我的母亲。这个故事,自我懂事起,每年她都会给我讲述—遍,每讲述一遍的时候,母亲的双眼都浸满泪水。

母亲说,寻找“小张”的部队是她今生的一个心结。因为那场战争参战部队太多,而部队驻防、换防频繁,打完淮海战役之后,听说“小张”所属的部队又去解放大西南。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她多方打听但依旧没个结果,但她相信“小张”的部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战友们也都不会忘记他的。运河边的村民们同样没有忘记这个不知名的小战士。每年的清明,“小张”的坟前会堆满这块土地上开放的数不清的野花。而用“小张”的生命为代价才活下来的母亲,她一生都认定自己的命是“小张”给予的,她说,她活着是因为“小张”的生命而存在;死了,她要埋葬在“小张”的坟墓旁,在这古老的大运河边陪他说话,为他唱歌……

诗二首

[阿根廷]博尔赫斯

分 离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王央乐 译

我的爱和我之间就要垒起

三百个夜晚如同三百垛墙,

 

而大海就象魔法阻隔于你我之间。

没有别的了只剩下回忆。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啊

期望着见到你的夜晚。

你的道路穿过田野,

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

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

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

余 晖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飞 白译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

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

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

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

它使原野生锈

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

斜阳的喧嚣与自负。

要抓住这紧张而奇异的光是多么艰难,

那是个幻像,人类对黑暗的一致恐惧

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

它突然间停止

在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之时

就象一个梦破灭

在做梦者得知他正在做梦之时。

张叔

刘若英

 “张叔病了”,婆婆在电话的那头说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竟觉得“应该没事”。为什么?是因为多年来张叔不管什么病痛,都能很快好起来?是我心里的张叔从不生大病?又或者,我打从心里不允许他生病,不能接受他也会离开……

过去几年来,身边的老家人一个个都离开了我,我该有些心理准备的,但……但他是“张叔”啊!他是老家人里头最年轻的,也是家人中唯一一个我认识的时候还是一头浓密黑发的。我印象中,他会出状况的只有牙齿,掉了好些颗也不补,就这么龇牙咧嘴地笑,像是点缀性地带点风霜痕迹。

张叔十四岁跟我们家结下不解之缘,那是我出生前二十年。听祖母说,他小时候家境非常困难,非常瘦,皮肤黝黑黝黑的,常常到我祖父在南京的办公室门口溜达。萧副官见他相貌端正,想收留他,就让他来当小小传令兵!就这样,小屁孩一个,被理了寸头,握着比他还要高的枪杆在我祖父家门口站岗,一排整齐洁白的大牙吃吃露着,笑着。可以想象当时的他,对这一身行头和归宿充满了期待。每天每天精神抖擞的……祖父撤退到台湾,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跟着来了台湾,从此以我家为他家。

从大陆到台湾的男丁里,他是当时唯一还没娶亲的。但一切都遵循着“老芋仔”的套路走,他在台湾娶了个本省媳妇。由于祖父不再涉足军政,不须维持排场,家里不用那么多人手,祖父鼓励还年轻的张叔应趁此机会多读书,不能一辈子都只是一个传令兵。张叔从此奋发学习,靠着自己努力考上公路局,当了一个公务员。这期间,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人非常和谐地生活着。他的家人并不常出现,就是在年节时,张叔会带着大大小小一起来拜年。记得小时候看见他儿子时我还会害羞,因为他儿子跟张叔长得很像,瘦瘦高高,相貌堂堂。

虽当了公路局的公务员,张叔每天还到我们家。有时是早上上班之前来看看,下班有空也会来帮忙,大约他觉得自己有两个家。到他从公路局退休下来,他在我家的服务又从兼职恢复成全职。这时张叔已经六十多岁了,平头已经泛白。

总骑着一台漆成荧光黄脚踏车的他,说这样比较安全。也是,常常天没亮就出门,怕大车看不到他。当我自己有了收入,买了一台单车送他,第二天就发现那车全身已被漆成荧光黄。我简直崩溃,问他“我还为了买那个颜色挑选了半天……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全身穿个荧光黄算了?”

年轻如我不懂珍惜生命,不能体会时间流逝的急迫感,直到亲人不再理所当然地围绕身边。有一回祖父参加完朋友的追悼会回来,心情不好,我觉得莫名其妙,张叔跟我解释:“你祖父坐在下面,应该会想,坐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很快也会轮到自己……”祖父晚年的神志不太清醒,祖母的年纪也不小,扶不动祖父,我们请了菲佣照顾。当时担心的是,张叔跟菲佣、菲佣跟祖父,一个口齿不清的湖南话,一个菲律宾英文,一个南京话,要怎么沟通?但三人发明了只有他们听得懂的共通语言。祖父的最后两年,菲佣也败下阵来,祖父的吃喝拉撒就全靠张叔一个人。有一回过中秋,祖父坐在轮椅上,大伙吃饭,喝点家乡的甜酒助兴,张叔说,祖父也说要一点,我自以为懂事地把白水倒进酒杯,心想祖父反正也分不出是酒是水,张叔立刻说:“你公公肯定会知道!”我不信。祖父才一沾口,立刻说:“张育才,你骗我……这是水……”看来张叔比我了解祖父,或者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祖父。

他对祖父虽毕恭毕敬,也有跟祖父闹别扭的时候。祖父是老军人,说话嗓门特别大,说气话就更大了。有一回两人为了什么起了一点争执,我祖父气着说:“张育才,你明天不要来我家了!”第二天,都到七点了,张叔果然听从将军的指示没有出现。祖父嘴里不说,但是一直在房里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骂骂咧咧地,“简直反了,报纸到现在还没有来!”祖母偷偷打电话到张叔家,张叔的太太接的,她当笑话说:“老张啊,一早就穿好衣服坐在客厅,但就是不出门,不安地起起坐坐的,刚刚终于坐不住,出门啦!”说时迟那时快,大门有声响,接下来就是一双手捧进了当天的报纸。我跟祖母偷着乐,就是张叔跟祖父俩跟没事人一样。

祖父临终时,张叔坚持亲手为他擦拭身体,像是在跟自己的大半人生告别。这样的两个人—老将军跟传令兵,没有血缘、没有债务、没有合约,凭的就是相互的感念。祖父应该是个讲情分的人,以致他带来台湾的部下始终不离不弃。祖父有付出,也获得更大的福报,可见阶级矛盾并不能适用所有情况,尤其是军人。

每年上山帮祖父扫墓,必须带上张叔,只有张叔找得到那条崎岖的路。上山时,他除了鲜花、香、纸钱,还带上一个自制半圆形的铁网,说这样烧起来又透风,灰絮也不会飞得到处都是,然后自顾自地开始跟祖父报告:“英英来喽,她来看你喽,太太都好,你放心啊……”仪式结束,他不忘帮安息在我祖父身边的几位朋友扫扫地,弄弄花什么的。仿佛受了他的体贴启发,我会开玩笑说,你要请这些邻居多担待,祖父的脾气不太好。

祖父离开之后,老家人只剩下张叔,他依旧坚持每天来家中招呼祖母。长年在外地的我打电话回家,只要是张叔接的,他总不断重复着,“家里都好,家里都好,你放心……你放心……”的确,我也总因为他这样说着,更加放心在外游荡。我知道,刘家大到存款,小到洗手台的螺丝钉,张叔都会一肩挑起,任何时候我回家时,他会一如以往地迎接我。

那几天台北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市浸得发霉。正在路上这么想着,祖母来电话说,“张叔病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张叔也会真病。他不是最年轻的、发丝乌黑的那个吗?他不是每天游泳、健步如飞吗?他不是一路背着萧副官回大陆探亲,还一路背他回来的吗?他不可以生病,他生病了我们怎么办?祖母怎么办?这就是自私的我当时问的问题。

但是,他确实病了,祖母说。他太太也说,他不爱吃东西了。当时正赶着唱片宣传通告的我,想去看他,祖母跟他的家人都劝阻,“张叔不放心你去,树林很远,下一趟,下一趟吧……”要不就说怕我找不到路。就这样,我失去再见他一面的机会。这是我的莫大损失,不是张叔的。

我终于去了他家。的确有点远,不好找,但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他每天每天出门来我家须走的路。也没听他提过远,就这样一趟一趟的,一趟一趟地几十年来如一日……那条巷子,确实很窄,他确实需要荧光黄来保护他。我爬上了四楼,迎接我的依旧是那最灿烂的微笑,只是那微笑已被凝结在黑白相框里。他家的气味跟我家一模一样,因为两个家都是他打理的,都是他的家。我跟姐姐向他磕头,姐姐念着,“谢谢张叔您这一辈子为我刘家做的,你终于可以放假了……你安心吧!”说好不哭的我,一句都说不出来,只能啪啪啪地掉着眼泪。我除了难过,还有说不出的生气……

跟他太太儿子聊天,我抬起眼来,玻璃柜里有一张有点眼熟的相片,我走近一看,是张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是多年前我去高雄时,跟官兵合影的照片。他将它框了起来,放在显眼处。小英英长大了去劳军,想必对他有非凡的意义。这又让我想起,我好像从来没跟张叔好好合过影,永远都是我们忙着要照相,把相机往他身上一丢,自顾自地站定了姿势。而张叔,永远都藏在镜头的后面,维系着我的家,照顾我们一家人。他十四岁到我家,此后陪了我们六十多年。

他的太太这么说着:“他这一生永远把刘家放在第一位,再来才是自己的家人。每年的年夜饭,他都是招呼好刘家,才愿意踏上归家的路……”张太太说时语气淡定,不含悔怨,像是她充分理解并欣赏

先生的先人后己。看来张太太也是张叔的福份。

离开张家时,我在楼梯间见到了我送的那辆脚踏车,荧光黄已成了墨黄。颜色再也没能保护好我的张叔。

今年清明,我又想上山去看我祖父,拿起电话,才惊觉张叔已经不在了,有谁能再引领我走上那条慎终追远的路?他是六个老家人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的离去,对我而言是一整个世代的结束— 一个只问付出不求回报的年代,一个把忠诚视作基本教养的年代。祖父,连同老家人,前后陆续离开了我。从此我益形孤单,生活中少了活生生的典范,我只希望,他们的气节永远伴随着我,留存在我的血液中。我只希望,祖父,张叔,易,萧副官……他们鲜明、巨大的形象,会在我无助的时候,在我抬头处出现。

自然与色彩

(日)东山魁夷

现在,我正攀登山巅之路。

鸟瞰山下,山谷深邃,溪流蜿蜒,时而流经浅滩,时而流向深渊。覆盖着陡峭山坡的阔叶树悠悠地绿。风儿卷袭而来,发白的叶背被刮得翻了过来。默默地耸立着的针叶树,呈现一片浓浓的绿韵。

忽然,可以听到一阵流水声,可以看见悬挂着的一道又细又白的瀑布。鸟儿啁啾鸣啭。近处的茂林中,黄莺飞舞。对面山上,布谷鸟唱起了悠闲的歌。杜鹃不时发出尖锐的啼鸣,响彻了山间。

现在,我正攀登山巅之路。

雨停了,雾霭腾腾升起。山峦呈现一派深蓝色的暗色调。远处—片朦胧。

雾霭笼罩着山谷,飘飘忽忽地掠过山峰,形成一幅扑朔迷离的景象。近景的树林繁枝伸展,错落有致。看着看着,一切都沉没在空漠的“无”之中,恍如单色水墨画,梦幻与神秘是多么的协调。

突然,山巅在意想不到的空间,轮廓分明地浮现出一片绿。

现在,我正攀登山巅之路。

鸡爪枫的红色、白桦树的黄色、水袍树的茶色、山毛榉的金茶色、七度灶树的深红色,汇聚在一起。群山披上了绚丽的红装,又处处可见常青树的绿姿。山谷里荡漾着紫色的影。

相互辉映的色彩是那样的鲜艳,那样的丰富。冬天到来之前,树林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

夕阳西下。转眼间,竞相斗妍的华丽色调,相互配合得非常协凋。明暗的对立变得柔和了。各种颜色独具妙处,令人感到是那样的深沉。此刻,是一种等待冬天所持的达观的姿态,是一派寂静的景色。

现在,我正攀登山巅之路。

洁白一色的世界底层,溪流变成一条黑色的细带蜿蜒而过。林木交错的枝桠承受着雪花,奏出纤细的旋律。被白雪压得弯垂的针叶树,不时地颤动着身子,把洁白的雪花抖落下来,恍如一片烟云。

雪花还在纷纷扬扬。无声无息地越下越大。透过从空中洒下的月光,只见不计其数的灰色的雪片漫天飞舞,袭将过来。像是对我威胁,又像是对我警告。山峦和峡谷都落人静寂而深沉的酣睡中。

现在,我正攀登山巅之路。

金、银、黄、绿、淡绿、红……树木吐露的新芽,一齐爽朗地歌唱起早晨的苏醒。有的向上挺立,有的朝下绽开,小小的嫩芽是那样的多彩、那样的纷繁。

小鸟啼呜,祝福新生的喜悦。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小啄木鸟敲啄树干的声音。对面山上白花花地摇曳着什么,大概是辛夷花吧。  

人  生

人 世 间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李耿源

1960年5月,他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的一个贫困家庭。

他是一位贫苦的汉子,从没过过一天富足而安逸的生活。早年丧父,家庭贫困,9岁就外出谋生,给人放过鸭子,做过基建,捡过垃圾,当过货郎,摆过地摊……居无定所,在闽浙赣边界一带的山区里过着流浪汉的生活。

他更是一位善良的男人,在飘泊的路上,遇人有难,都会伸出援手。甚至倾尽所有,也要帮人一把。

有一回,他路遇一位脚受伤的女孩,忙将她背回她的家。女孩昏迷,她的家人以为他欺侮了她,将他扭送派出所。女孩醒来才指认他是救命恩人。家人正要酬谢他时,他已挑起担子匆匆离去。

1989年9月,他挑货担途经江西瑞金,在河边洗脸时,感觉不远处的河里响了一声。他看了一眼,以为是谁投了块石头。走了几步路,他忍不住又往那看了一眼。就因这多看了一眼,他大叫一声:不好!有人投河自尽!

衣裤也来不及脱,他就下河救人。是一位老妇人。他把她拖上岸后,还带她到附近诊所检查。见老人无大碍,正准备转身离开,老人却一把抓住他,哭道:“你何苦救我这个要死的人,如今我死不了,你救我就救到底吧!”

老妇人时年60岁,丈夫儿子相继病逝,孤苦无依。听完老人的哭诉,他心软了,便收留了老人。

就这样,他多了一个母亲——他认老人作义母,叫她妈妈。

可是,带着义母四处漂泊不方便。为了能让老人安顿下来,这年底,他辗转来到福建省明溪县,租了间简陋的民房住下,结束了长达20年的流浪生活。

定居后,因一时找不到事做,他便收破烂。有了一点儿微薄的收入,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而是不让义母挨饿受冻。

199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外出收废品。天气寒冷,路边的柴草上都结着一层霜。他听到从柴草堆里传来一阵嘤嘤啼声。开始他以为是小猫之类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可听了几声后,又觉得不像,便循声走过去,看到了一个包袱。就因为多看了这一眼,他看到了包袱里的婴儿,脸蛋冻得发紫。

心善的男人动了恻隐之心。他将婴儿抱回家,这是一个刚出生就被抛弃的女婴。

女婴一进家门,义母将她抱在怀里欢喜得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往外抱。

于是,他决定将女婴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养。

就这样,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

义母体弱多病,他从未嫌弃,竭力赡养。后来,老人双目失明,紧接着又因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无法正常行走,他皆尽心照顾。

有一回,老人连发高烧,为了给老人治病,他二话不说卖掉了借钱买来载客的摩托车。

女儿在他的抚养下健康成长。女孩小的时候,他忙碌一天后还要照顾女孩;孩子饿了,起来喂米糊;孩子尿了,立即换尿布;孩子病了,整夜地守护。

女孩8岁那年,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已知自己身世的她默默哭泣:“我好可怜,父母不要我,现在连书都不能念……”

他听后如万箭穿心。他决定无论多苦,也要让女儿上学。

母亲多病,女儿读书,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拼命地干活,摆地摊,卖馒头,送液化气,修自行车……最辛苦的是挑松油,三伏天,要从山上把松油挑到山下,晚上回到家,衣服粘在肩膀上,揭下来全是血。母亲和女儿看到了,眼里全是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孩聪颖、勤奋、懂事,她不再在意自己身世,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庆幸有慈祥的奶奶和疼爱自己的父亲。

奶奶双目失明行动不便,12岁的女孩就会煮饭、洗衣、侍奉奶奶,将一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年到头,一家人几乎没吃过肉,女孩对此从未抱怨过。有几次,他让女孩去买块肉来改善伙食,她买回来的依然是腌咸菜。女孩知道,手里的一分一厘都是父亲的血汗钱。

读初一那年,尽管每天还要照顾奶奶,但女孩还是利用周末时间,兼了一份家教。这位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看到谁都是纯真的笑,许多家长都愿意让孩子跟她在一起。

这家是贫困的,也是幸福的。

邻居们说,这祖孙仨可亲热了,父女俩做晚饭时,会各炒一个菜,然后抢着让奶奶尝,“还是我炒得好吃吧?”“别听我爸的,他那菜都糊了。”逗得老人咯咯地笑。其实哪有什么好菜,无非是白菜、豆腐。

2010年初,老人下身瘫痪不能动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痛疼难忍。加上患有脑血管硬化、脑萎缩等疾病,烦躁哭闹,大小便失禁,昼夜需人服侍。父女俩就轮流陪护。晚上要做功课,女儿就下半夜来陪护。他担心女儿睡眠不足影响学习,就让她下半夜好好休息。可女儿也担心父亲劳累了一天,更应该休息,说什么也要在夜里轮流给老人按摩,端屎端尿,擦身换药。

2010年4月5日清明节,在浙江老家73岁的亲生母亲给他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回家给父亲扫墓。

他含着泪对母亲说:“对不起,我这里的妈妈需要照顾。”

2010年5月,父女俩失去了他们“最亲爱的人”——这位“捡来的母亲”因病去世,享年81岁。因为他和这个家,这位老人多活了21年。她的晚年,感受到的是人间的亲情与家庭的温暖。

后来,他们搬进了政府安置的廉租房,房子虽小却干净整洁。

51岁的他潸然泪下:“可怜我的老妈,无福享受到这么好的房子。”

17岁的女儿则轻声地说:“他为了奶奶和我,至今未娶。我真希望有个善良的阿姨能嫁给他。这样,将来我去外地上大学,他才有个伴。”

他叫柴裕财,因义母叫范玉英,他们又在福建生活,他便将女儿取名柴建英。2007年和2009年,父女俩分别入选“中国好人榜”。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三个没有血缘的亲人,演绎出了一段感天动地的挚爱亲情!

人生之旅

这世界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卡  玛

桑格格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很多人都看过她的那本自传体小说《小时候》。但是桑格格很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作家这一角色上面,她说,我还想做很多事情呢。

的确,在桑格格过往的人生中,她做过演员、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广告模特等。有人问她:你怎么能做这么多事情呢?她回答:很简单,去做就可以啦。

拿桑格格当演员来说,那年她12岁,很想当演员,有一天她躺在床上问自己,哪里需要演员呢?答案是电影厂。于是,她起床,洗了一个澡,梳了一个自以为很时髦的发型,就跑到峨眉电影制片厂,问人家:你们这里需要演员吗?就这么巧,当时峨眉厂正准备投拍一部《独龙族文面女》的电影,正缺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小演员,于是,她获得了这个机会。

她当主持人也是,自己录了一盘主持节目的磁带,进去电台,告诉人家:我想做节目主持人。人家听了她的磁带,就让她来做主持人。

后来她写书,也是想写就写了,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出版。写完了,放到网上,没想到很多人喜欢看,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她水到渠成地出了书,成了畅销书作家。

演员、节目主持人、作家,这些都是在平常人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工作,换作我们,在做之前一定会想很多:我没什么背景,谁会理我啊?我一点都不熟悉这个行业,也不认识这行业里的人,谁能带我入行呢?即使有人带我入行,我有这个能力吗?同事们看得上我吗?会排挤我、孤立我吗?如果做不好会不会被人笑话啊?等等。可是桑格格.说:没那么复杂,你想做什么事情,就直接朝着目标走,不要朝两边看,直直地走,就行了。

想想也真是,我们前行的脚步;有多少次是被我们想象出的困难所阻挡的啊!其实,如果真的去做了,就会发现,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嘛!其实,如果真的遇到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是有出路的。关键是要迈出这一步,要去做,做了一切皆有可能,不做则什么都没有。一家知名外企的面试题目:请喝可乐。面试者面前放着一只杯子,一瓶可乐。正确的做法很简单,拧开瓶子,将可乐倒进杯子里,喝,就完了。但没有一个人做对,因为大家都在想:怎么会这么简单呢?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的!一定藏着什么玄机,一定挖了坑,等着我去跳呢!于是,这些面试者的做法五花入门:有的将杯子弃之不用,直接拿起瓶子喝,心里想的是,这个测试一定是考我们去繁就简的能力;有的将可乐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心想这考的一定是我们未雨绸缪的能力;还有的对着可乐坐了15分钟,硬是一口不碰,心想这考的一定是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最后,面试官宣布了正确答案,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真是一群复杂的人,而这个世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最终,你们的勇气、激情和行动力会被你们的复杂所消磨、所束缚、所扼杀,这就是为什么大人往往没有孩子勇敢、没有孩子有灵性的原因。

直接朝着目标走,不要朝两边看,直直地走,就行了。你只需记住: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倪匡:无师自通闯入报界

倪  匡

 我的父母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我知道自己最终也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时正是鸣放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到了香港,他问我家在哪里,要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他只收了我150港币,还帮我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150港币。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20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着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因为大家各自都很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到《工商日报》。我是7月份到香港的,9月份写了那篇小说,10月份就被发表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篇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再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后,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90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9000字,100O字10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一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结果《真报}的社长找到我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反正我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丁。”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300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300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600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600字的社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的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1000字3块钱,一天2000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2000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1000字10块钱,每天写2100字。到了月底,我拿到630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五,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办的。

走过二十四道拐

毛继强

距老家晴隆莲城南行大约两公里,就是沿半关坡盘山上下,中外闻名的二十四道拐,一段弯弯曲曲,沙石铺就,坡度不缓,满是沧桑,我们的父辈或祖辈参与开拓修筑的国家历史文物公路。

虽然这段路非凡的历史作用早就晓知天下,作为开筑者的后生,也一度为之感到得意与自豪,曾借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机,在电视片《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倾注着个人的全部感情,为之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了一番。尽管这样,每每提起24道拐,一种特别复杂感受仍会积聚心头。

因为与家乡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从童年到少年是赤足踏着二十四道拐走过来的,是爬着二十四道拐长大的。

今在黔西南州电视台谋生,我每次驾车到晴隆采访,一到320国道与24道拐交汇处,总是习惯性地左打方向盘,重走一次24道拐。不过现在是四轮行驶,当年是赤足负重而行。如今每次驱车爬行在这坎坷崎岖的盘山路上,眼前便一幕幕地闪幻出30多年前那三五成群运煤的挑夫背妇弓腰驼背,嘿哧嘿哧地负重攀爬的身影,耳边便回响起当年运煤马帮那一串串沉闷的马铃声,一群群运煤男女那苦中作乐的嬉笑声,还有飘荡在弯道间那亦荤亦素,似唱非唱的山歌声。

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晴隆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好赶上了那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年晴隆许多人家,不仅衣食不足,连烧饭取暖的燃料都买不起。那时滇黔铁路尚未开通,晴隆便是内地到云南边疆的最主要运输大通道。时逢越战,为援越抗美,二十四道拐上通行的大多是满载军火的军用车,很少看到地方车辆,县属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居民唯一的生活用煤,大都到经二十四道拐往西约四公里,一处叫小寨煤厂的地方,人背马驮运来。晴隆莲城是典型的高寒山城,冬季寒风卷着纷飞的毛雨,凉的刺骨,冷的出奇,烧煤取暖便是当时我们晴隆人御寒的唯一。每到冬季,煤驮子便在水塘街一字摆开,马夫们一个个面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屁股坐在硬梆梆、冷冰冰的驮子上,凛冽的寒风中口叼着叶子烟杆,上牙磕打着下牙,颤抖着身子,滴哒着口水,瑟瑟地等候着买家。尽管冷的如此够呛,马夫们还是希望冬季长些再长些,天气冷些更冷些。那时一驮煤重180到200斤之间,买卖双方经一阵讨价还价,二到三元钱便成交。一户人家每个月至少需四驮到五驮,要烧去十几元钱。不过那时十几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经济条件上好的人家,月收入也就是四、五十元。当年没有计划生育,一户少则四、五口,多则八、九人。四、五十元要养活全家八、九人,仅燃料用度一项,要占整个家庭全部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实在不是个小数。

经济条件上好的人家烧煤尚且如此困难,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家,就雪上加霜了。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当年父母是晴隆城乡结合部的农民,那时为了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农民们一条条谋生之道,均被当做资本主义的路给堵死了,家里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仅靠三分自留地种点小菜,不好的自家吃,稍好的都卖出去,勉强换回一家八口人的盐巴灯油钱。至于生活用煤,只好全家老小不时到小寨煤厂,挑背而来。当年的农民与今天的农民全然不同,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自己完全不能支配任何时间,除春种秋收外,其余时间都要集体参加农业学大寨、坡改梯等运动。这样一来,大人们就不能前去运煤,家中又不能熄火,迫不得已,我九岁那年,便与长我三岁的哥哥一起,开始隔三岔五经二十四道拐,去小寨煤矿或双山煤窑抬煤炭了。

从莲城经24道拐至小寨煤厂,来回大约有二十多里地。去时空手下24道拐,一般都不会沿着弯道转,而是顺着半关坡那十分陡峭的羊肠马道,高一步、低一步、深一脚、浅一脚,一溜烟地往下赶。天雨泥泞,稍不慎便要跌个脸肿鼻青。一次结冰,路面似抹了一层油,我一步滑下去足有三米远,把脚给崴了,老站不起来。那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哥哥无可奈何,我又疼又冷又饿,坐在路边一边哭鼻子,一边抱怨。抱怨什么,我当时稀里糊涂,至今也说不清楚。到黄昏时分,南街一位姓郭的大爷赶牛回家路过,见我一只脚肿得寸步难行,一边问我是哪家的娃娃,这么造孽,一边把我扶上牛背,驮送到家。

当年我们弟兄俩年纪不大,个头瘦小,加上整日饥肠辘辘,所以浑身乏劲,起初一次抬煤也就四、五十斤,人均负重也就20多斤,但觉得比我现在一人负重百十来斤,走几十里地都要沉重得多,艰难得多,常常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步履蹒跚,磕磕绊绊,回程十多里路要走七、八个小时。一趟下来,疲惫不堪,双肩破皮,两足起泡,渗着淡淡的咸水,火辣辣的,辣得晚上难以入睡。 每次负重来到24道拐底下,仰望着相对高差大约四百米的半关坡顶,总是满脸的愁云,无尽的哀叹,还有喋喋不休的抱怨。抱怨弯越拐越多,坡越爬越陡,路越走越长,负重越来越沉。

便宜买老马。看到我们弟兄两人磨破的肩皮和稚嫩的身躯,父母自然疼在心里。为了把我俩从抬煤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后来家里东拼西借了60元钱,很便宜地从乡下买回一匹老马,由我们哥俩赶着运煤。这匹马不但老得掉牙,而且一只脚是跛的,两只眼是瞎的。原以为有了它,我俩便可万事大吉,轻松无比了,殊不知赶着它,比人挑肩扛还费力。前往煤矿放空,我骑着,哥哥牵着。负重回程爬24道拐,为了抄近道,我们顺着弯道一侧的羊肠马道爬行。前边,我奋力地牵着马向上挣;后面,哥哥拼命向上推。每次耗尽吃奶的力气爬到半关坡顶,已是日落时分。一次爬到第九拐时,老马一蹄踩空,便连同驮子侧翻下近20米高的山崖下,就此结束了它痛苦劳碌的一生,然而家里因买它而背负的债务远没有还清。当时如不是及时丢下手中的缰绳,或许我也随之被带下了崖去。多少年后,老马倒坎的情景仍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境,把我一次次惊醒。或许这也是一次“欲速则不达”的人生教训。

老马虽倒崖,可日子还得继续,炉灶还得冒烟。为此,我们又重新扛起了抬煤的扁担。就这样我们在24道拐走过了一个个秋去冬来,爬过了一轮轮寒来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和艰苦的打磨,一对赤足和两只肩膀如同披上盔甲一样长满了老茧。在老茧的保护下,24道拐的砂石不再咯脚,肩头不再磨破,力气也大了许多,负重前行的速度也快了许多。最初两人只抬四、五十斤,后来一人挑上五、六十斤,三、四个小时便可到家。在我沿着24道拐赤足步入成年之时,迎来了改革开放。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们总算彻底爬完了24道拐,终于登上了风光无限、高耸挺拔的半关坡之巅。

土地到户后,家产粮食自给有余。剩余部分变卖的钱,购买一家人生活必须的油盐燃料绰绰有余。不久我考上专业学校。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驾车经过24道拐,再也听不到马帮那沉闷的铃声,更看不到挑煤者弯腰驼背吃力攀爬的身影。进入莲城,当年的水塘街煤市,已变成了供家乡父老们小憩休闲的公园;昔日的“卖炭翁”们,像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已成了久远的童话;除少数餐饮业外,居家生活大都用上了电热、液化气等,许多人家冬季取暖还用上了空调。这一切,是我童年到少年时期,抬着煤炭吃力地爬行于24道拐时不曾想到过的;这一切,在我的期待之中,又出乎我的想象之外;这一切,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告诉我,24道拐承载着晴隆人的希冀和梦想,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步履,尽管走过不少弯路,也走得很艰难,但毕竟登达了一个理想的高度,渐入了一种理想的佳境。

绝美的风景,多是奇险的山川;动听的音乐,多是悲凉的曲调;充实的人生,往往要经历痛苦与磨难。人生如同驾车,如果老在高速公路上一马平川,一个档位走到底,时间一长,会觉乏味,甚至会打瞌睡,车技也难有长进。只有不时地走走坎坎坷坷,弯弯曲曲,时而爬坡,时而下山的盘山道路,旅途才会充满快意与激情,才能练就较好的驾车技艺,应对各种可能遇到,比较复杂的路况环境。如今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常年与70后、80后甚至90后记者一起上山下乡,北上南下,东进西出拍摄采访。尽管已年过半百,但翻山越岭,过河越堑,我却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不落于伍、不后于人、百折不回令同事们称道。 我无趣于体育锻炼,是童年到少年在24道拐赤足、徒步和负重爬行赋予了我今天的韧劲和精力,让我终生受益。不上高山,不知平地。更有意义的是这段经历让我从小体会了,在体会中比较了高山与平地,明白了什么是高山,怎样为平地,从而教会我懂得珍惜,对今天来之不易的一切哪怕在他人眼里微不足道,我都会倍加珍惜。也正是这段经历常常把我的节目构思引入丰富的想象之中,分娩出一个个独特的节目创意,同行叫好,观众拍手。总之,这段经历给了我灵感,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精神与力量。这在同行中,绝对是我独自享有的一笔财富。

如今登上半关坡顶,回头俯视弯弯环环、环环弯弯的24道拐,在我眼中,它不仅是一道绝美的人文风景,更是一处社会发展的大写意,也是我们冷暖人生的大写意。

被一美元改变的人生

梁阁亭

劳拉·奥斯利是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的经济版主编,有一天,他准备乘地铁去一家合作公司谈一笔报纸广告业务。这是一笔很大的单子,他非常重视。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急越容易出错。当他匆匆到达地铁通道时,才发现百密一疏,竟然忘记带钱包了。“该死!”他沮丧地骂了自己一句。他掏遍了所有口袋,一美分也没有。更加让他窘迫的是,一个斜躺着地仪容不整的流浪汉此刻正抬头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的尴尬“表演”。奥斯利更加窘迫。

“先生,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流浪汉站了起来,关切地问奥斯利。奥斯利吃了一惊:“啊哦……我有急事要乘地铁,钱包却忘到了办公室,回去取又来不及了。” 流浪汉笑笑,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家当,50美分,20美分,10美分……用分币凑够了一美元,流浪汉微笑着递给了奥斯利。那一刻,奥斯利内心感到无比温暖,一美元也许就是这个流浪汉一天的收入,也许给了自己,他的午餐将化为乌有。

顺利地坐上了地铁,顺利地办完正事,那一天,奥斯利都为这种“反向帮助”而激动、感恩。第二天,他专门来到昨天邂逅流浪汉的地方,他要好好感谢一下给予自己滴水之恩的“贵人”。但他发现,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接下来几天,也还是这样。回到宽大舒适的办公室,奥斯利陷入沉思。他出生在上层家庭,五年前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应聘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每天关注的是华尔街的股市交易、黄金市场的走向、五百强企业的动态,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整天和饥饿、贫困斗争的群体。他开始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自己能为这样虽然无家可归却心灵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流浪汉做些什么呢?施舍显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忽然,他的内心灵光一现:对,发挥自己所长,为流浪汉办一份报纸,一份温暖流浪者心灵的报纸,让他们参与进来,自食其力。这一天定格在 2003年2月12日。

第二天,奥斯利就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老板手中。尽管老板对这位得力干将极力挽留,并许以加薪,但都被奥斯利微笑拒绝:“主流媒体不会过多关注无家可归或者贫困问题,除非有人死去或者出现大规模游行。我现在就要帮助这些曾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是现在。”紧接着,奥斯利说服自己的好朋友特德·亨森加入进来。两人找到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在这个民间组织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2003年11月,第一期《路感》出版,用大篇幅关注了华盛顿特区的流浪者群体艾滋病毒携带者生存状况,印刷了5000份。慢慢地,这份16页报纸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一半内容由街头流浪者或曾经的流浪者提供,其余的则由专职记者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撰写。报纸为流浪者提供信息,为他们发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包括社论、专题、诗歌,甚至还有流浪者餐饮指南。报纸印刷完成后,被分发到市区各地100多名无家可归者手中,他们以每份0.35美元的价格购买报纸,然后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样平均每人每天能赚45美元。

2007年夏天,杰弗雷·麦克奈尔只身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0美分。由于酗酒他失去了在亚特兰大市的工作,又因为赌博输得倾家荡产,而且不良记录导致他拿不到政府补贴。一无所有的麦克奈尔在华盛顿街头流浪了几天后,通过一位卖报小贩介绍,加入了《路感》的队伍。他很快成为销售成绩最好的人之一,并且经常给报纸投稿。这份工作让麦克奈尔结识了更多的人,他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管理学课程,用卖报的钱和朋友租房。下一步,麦克奈尔打算重整旗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到正轨。他说:“我是无家可归,但并非无可救药。《路感》让我找回对生活的信心。它帮我建立起人脉,得到更多的资源。”几乎所有参与《路感》卖报纸的流浪汉都表示,卖报纸明显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不光是经济上的变化,有的人开始和疏远的家人联络,或是学到了写作和沟通技巧,对更多人而言,《路感》让他们重拾自尊和对生活的信心。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广告收入大幅缩水,但奥斯利还是采用了向富人朋友募捐以及举办慈善拍卖晚宴的办法保住了这份给流浪汉提供饭碗、给予自尊的报纸。《路感》成为2009年华盛顿地区唯一一家发行量有所增加的报纸,扩大到160万份。

2011年3月28日,接收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路感》创始人劳拉·奥斯利深情讲述了九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被流浪者反向帮助的故事:“不论他们的经历有多悲惨,这些无家可归者身上仍有可以打动人的人性的闪光点,他们有权利保持尊严地活着。”

婚姻家庭

我们是北漂爱人

王发财

我和女友相识是在湖南长沙。当时我形状落魄,举债度日。女友是媒体记者,有湘妹子的多情和豪气,被我不服输的乐观和激情打动。于是,我们成了现实版的“王贵与安娜”,2006年相约来到北京,闯荡江湖。

那时很穷,在北京六环外找了个几平米的平房住下后,身上只剩了两百块;女友问我要不要向家里求助?我很坚定地说:我们要自己打拼养活自己!

两人找工作半个月都无果,爱人有些消极。晚上,我带她在草地上散步。广袤农村长大的我练了一副好嗓子,手舞足蹈地唱了几首欢快的民歌。她也开心地和我对唱。唱累了,我们买了两棒老玉米,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我乐呵呵地说:“你放心,我们明年就能杀入三环内!”女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相信!”

说完豪言还得吃饭。女友找了个活儿:发传单,一小时二十元,发完就给钱。刚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有次我们接到了一个老板的活:她在天桥那边发,我在天桥这边发,两人不说话,只是偶尔对视一笑,在卑微忙碌的日子里,她的笑很甜蜜。

这时幸运从天而降,女友在一家中央级媒体应聘成功。我干起老本行,自由撰稿人。宅男的我负责所有家务,每分钱都掰碎了花,每次都等到菜市场快要关门,去买一块钱一堆挑剩的菜;在网上下载菜谱,精心来做,那时做的南方菜不地道,但女友赞不绝口。

女友相貌清纯,大学专业是古汉语言文学,才华气质兼备,邻居都很羡慕我,怎么把女友追到手的?我故作高深,哈哈一笑。女友独自养家,却毫不抱怨。她以前总去商场买衣,跟了我都穿着地摊货;当时我很老土,总挑大红大紫的衣服给她,她也不嫌弃,乐呵呵穿上。

北京冬天很冷,租的平房也没有暖气,女友常冻得瑟瑟发抖;我们只有一床小被子,我晚上穿着羽绒服睡,用被子裹着她;有时一个月才能吃一顿好的,我总说最近不爱吃荤,看着她吃得很香,心里偷着乐。

一年后,她已经加了薪,我的稿费也逐步稳定,我们还清了债务,告别低矮的平房,住进了两居室的楼房。女友头脑一热辞职了,要和我一起干,同事都觉得她脑子短路了。

我支持女友。于是,我们两人每天在北京大街小巷穿梭,我采访她整理,给全国各地的杂志写稿供稿。我们采访过闫妮、沙溢、吕丽萍、汪国真等影视名人,也采访过有趣的普通人。

我从小失去母亲,有一次采访一位单亲妈妈,又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于是,我暂时放弃采访,每天忙着筹划活动,找赞助,希望成立一个单亲妈妈组织;难得的是,女友不反对,尾随而来。

那时,我经常穿一身粉色工作服,到社区、商场、写字楼等地发名片,递宣传册,屡次遭到白眼;幸好,身边还有女友,笑着给我鼓励。

做公益的日子有些惨淡,不到一年我们就难以为继。我们痛定思痛:还是先挣钱,有钱了就自由了。我借了笔钱注册了一家活动策划公司,同时,我们还忙着采访,生活紧张充实。

去年,我们准备元旦结婚。虽然没有房子车子,但我们有爱,有一起吃苦的经历,有追梦的勇气……我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的婚礼,自己策划自己操办,保证最隆重还最省钱!”

我放下工作,带着积蓄提前回到了老家。小到一个喜字,大到婚车、教堂、酒店、主持人……每个环节都很仔细。后来又在北京、女友的湖南老家,分别策划了两场别样婚礼。看着老婆幸福的样子,我觉得再累也值得。

我在博客挂出了自己的“平民婚礼视频”,很受网友欢迎。《安徽卫视》的编导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参加一档《幸福夫妻档》节目。我们本色出演,结果获得当期大奖,“日本六日双人游”。编导说:你们说话真逗,配合真默契!

这句话让我突发其想,对老婆说:咱们搞夫妻相声吧!她一笑:“跟着你啊,感觉就像做过山车,太刺激了;好,我全力配合!”

于是,我们成立了“小两口幸福组合”话题相声俱乐部。 2011年5月23日下午,我们的首场演出在北京南锣鼓巷一家酒吧内开演,来听相声的人爆满,真是鼓励。

爱是什么?在不稳定、充满挑战和艰辛的北漂生活里,我们一起躺着数星星,一起饿肚子,一起做公益,一起说相声,一起奋斗。爱是力量,依靠,是温暖,是唯一的你。

青年一代

高手们

周凌峰

我问过许多实习生,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做做校对工作?回答几乎无一例外:这活儿太没技术含量了,想学点更实用的招数,比如选题策划、采访技巧,以及编辑秘诀等等。

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我看过他们编出来的同期稿,勉强能达到文通字顺的标准,可是一涉及到专有名词,往往错得离谱——我很奇怪,为什么就没人去翻翻工具书,哪怕百度一下也成啊,这不都是校对的基本功吗?

我想起了我师父,他就是一位校对高手,人送外号“天下第一校”。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不信校对还能校出花来,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能把错误几率降低零点零几个百分点,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要想完全不出错,怎么可能呢?后来,我才领略到他的“恐怖”之处:我的每一封邮件,他几乎都能找出错误来,要么是错别字,要么是分段不够准确,或者标点符号使用不到位。平心而论,我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可要想不被他抓住小辫子,太难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两百字的稿子,两百字,计入标点的话,在Word文档中也就五行而已,可他逼着我修改了不下十遍,从标题到标点,足足磨了四五个小时。

有人看不下去了,劝他:“不就一篇稿子嘛,犯得着这么较真吗?”

他倒是想得通:“不这么磨,怎么提高?”

我差点崩溃。接着,师父又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不管写什么稿子,都在两百字内解决。

那段时间,两百字成了我写作的核心标准。一条评论稿,从引用相关报道,阐述基本事实,直至展开讨论,再加上个人意见,要想“随心所欲不逾矩”,还真不是个轻松活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能想到的招都使上了,就差没用文言文写作,我的邮箱里留下了一堆以“两百字”为题头的稿件,不消说,很多都是被打回来修改的。慢慢地,我才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约束,能让人在短时间内养成精准使用文字的习惯,回复到写作的“本来面目”。

师父只是我见过的众多爱较真的人之一。

我曾经接过一个棘手的活儿,去采访一位“不太好伺候”的著名教授。

有关这位教授的传言很多,先期接触过他的同事告诉我,这位教授有“三不为”:一不参加集体活动,二不接受媒体采访,三不兼行政职务。他甚至连照相都没时间,他们学校网站上的“学人介绍”一栏,挂的还是他十年前工作证上的照片。

好在有热心的师长帮忙,我和教授联系上了,他没有传说中那样难以亲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你采访我可以,不要问那些小儿科的问题,你能不能先读一读我的书?这样交流起来更顺畅一点。”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研究的领域正是我比较关注的,他的著作我也曾拜读过一些,这不算很为难。可第二天教授将书单发来之后,我还是吓了一跳:这是开给他门下研究生的书目啊!截稿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能抛开手头的工作,窝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啃下去,读书之余,还顺手做了些札记,算是意外收获。

结束了这段苦读之后,我把拟出的问题和札记一起发给了教授。教授很快作了答复:所提问题太过宽泛,不易作答,还请再考虑考虑。我做的札记中有一处引文出错,他也做了订正,并特意指出,札记有些模棱两可之处,说明我还没有读懂,应该参看某些著作,接下来,又是一列书单。

我又回到了图书馆,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那样,原来的目的已经不重要,我只是想弄明白,要完成这次采访,到底还要经过哪些煎熬。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最后的采访过程波澜不惊,问题大致还是那些问题,教授很认真地作了答复。我纳闷了:其实您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接受采访,为什么要让我绕上这么大一个圈子?教授笑了笑:“你如果没有读我的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又怎么可能和我平等交流呢?”这一瞬间,我几乎有种错位的感觉,好像教授是记者,我才是他精心培养的采访对象。

每逢遭遇困难,我总会回忆一下这些“恐怖”的经历,借此给自己打气。我尊重这些爱较真的人,他们看似偏执,其实只是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准则:敬业精神。

两代之间

母亲的金手表

琦君

那只圆圆的金手表,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是非常笨拙的,可是那个时候,它是我们全村庄最漂亮的手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到我家来,听说父亲给母亲带回一只金手表,都会要看一下开开眼界。母亲就会把一双油腻的手,用稻草灰泡出来的碱水洗得干干净净,才上楼去枕头下郑重其事地捧出那只长长的丝绒盒子,轻轻地放在桌面上,打开来给大家看。然后眯起(近视眼)来看半天,笑嘻嘻地说:“也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了。”我就说:“你不上发条,早都停了。”母亲说:“停了就停了,我哪有时间看手表。看看太阳晒到哪里,听听鸡叫就晓得时辰了。”我真想说:“妈妈不戴就给我戴。”

但我也不敢说,知道母亲绝对舍不得的。只有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才偷偷地去取出来戴一下,在镜子里左照右照一阵又脱下来,小心放好。我也并不管它的长短针指在那一时那一刻。跟母亲一样,金手表对我们来说,不是报时,而是全家紧紧扣在一起的一种保证,一份象征。我虽幼小,却完全懂得母亲宝爱金手表的心意。

后来我长大了,要去上海读书。临行前夕,母亲泪眼婆娑地要把这只金手表给我戴上,说读书赶上课要有一只好的手表。我坚持不肯戴,我说:“上海有的是既漂亮又便宜的手表,我可以省吃俭用买一只。这只手表是父亲留给您的最宝贵的纪念品阿。”因为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一年了。

我也是流着眼泪婉谢母亲这份好意的。到上海后不久,就在同学介绍熟悉的表店,买了一只价廉物美的不锈钢手表。每回深夜伏在小桌上写信给母亲时,就会看看手表写下时刻。我写道:“妈妈,现在是深夜一时,您睡得好吗?枕头底下的金手表,您要时常上发条,不然的话,停止摆动太久,它会生锈的哟。”母亲的来信总是叔叔代写,从不提手表的事。我知道她只是把它默默地藏在心中,不愿意对任何人说的。

大学四年中,我也知道母亲身体不太好。她竟然得了不治之症,我一点都不知道,她深怕我读书分心,叫叔叔瞒着我。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第一个月薪水就买了一只手表,要送给母亲,也是金色的。不过比父亲送的那只江西老表要新式多了。

那时正值抗日,海上封锁,水路不通,我于天寒地冻的严冬,千辛万苦从旱路赶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家中,只为拜见母亲,把礼物献上。没想到她老人家早已在两个月前,默默地逝世了。

这份锥心的忏悔,实在是百身莫赎。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我是不该在兵荒马乱中,离开衰病的母亲远去上海念书的。她挂念我,却不愿我知道她的病情。慈母之爱,昊天罔极。几十年来,我只能努力好好做人,但又何能报答亲恩于万一呢?

我含泪整理母亲遗物,发现那只她最宝爱的金手表,无恙地躺在丝绒盒中,放在床边抽屉里。指针停在一个时刻上,但绝不是母亲逝世的时间。因为她平时就不记得给手表上发条,何况在沉重的病中。

没有了母亲以后的那一段日子,我恍恍惚惚地,只让宝贵光阴悠悠逝去。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竟不曾好好把握一分一刻。有一天,我忽然省悟,徒悲无益,这决不是母亲隐瞒自己病情,让我专心完成学业的深意,我必须振作起来,稳定步子向前走。

于是我抹去眼泪,取出金手表,上紧发条,拨准指针,把它放在耳边,仔细听它柔和有韵律的滴答之音。仿佛慈母在对我频频叮咛,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校园内外

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模样

潘云贵

过了很久,我才听出树叶背面的蝉声还如当初一样的清晰。那些旖旎时节的花雨流经我们的生命,像极了一阵风,从多年前那面长满苔草的墙壁途经。

那一行粉笔划下的字迹,细小得如同即刻张开的翅膀迤逦飞来,小纽扣,你还记得吗?

夏天又到了,我喜欢六月所带来的一切。那些芬芳的花草气息,丰沛的雨水,白衣少年的身影,单车,教室,卷子,铁栏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符号海洋,都被回忆的脚趾柔软地踩响。请允许我不转过身来,不让你觉察到我的不舍是那么紧紧地贴在脸庞上。

阳光沿着记忆的旧址返回,这是通往过去的惟一途径。

南方的五月,台风还没入境。学校颇不情愿地让出三天的节假日给我们,而各科老师亦是没忘帮我们打包一沓的卷子讲义,白花花的纸张铺天盖地地在我们的心里翻江倒海。而我自小便是不入流的那类,执意不想错失这般可供自己喘息的机会。坐在家中,趁母亲不注意时便从小门溜到院里。庭院种满了合欢树,树下摆满兰草和各种枝叶奇形怪状的盆栽。台阶两侧有一口花纹大瓷缸,里面是长于卵石缝隙中的莲荷,通常会在初夏一场突袭的暴雨过后开出清淡的花,浅红粉白,点缀得婷婷碧叶有着泼墨而出的风韵。池边的岩壁上,蜗牛静静地蠕动,恰若时间放慢的脚步。

记得年少时,自己常常趴在花草丛中,闻着三七、薄荷草的香气,无邪地旁观着这方可以四处长出唐诗的世界。“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父母那时拿出自家做的甘草凉粉,一边教我诵读,一边用瓷白的小勺细细舀出一口一口喂我,时光惬意得似乎是一辈子的幸福与欢喜。但入学后,这样的日子渐少。白鸟衔起翠枝柳叶远飞天涯,桃花下的马匹一夜之后迷途于江湖,我的好时光彻底被突如其来的高三掐断所有动用翅膀的可能。放学回家便早早吃完饭,然后躲进近乎密闭的卧室里,对着案几上成堆的教辅看上半天功夫,翻看着翻看着便开始昏睡。偶尔有时间剩余,自己也亦变得不愿出门,僧侣一般临窗独坐。薄暮里,夕阳一点一点斜落硕大鲜红的身子,像我们不知何时被人摘走的果实。

纽扣经常说,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疯掉的。纽扣是我最爱的朋友,因他的眼睛和小脸一般圆的缘故,便取了这外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纸飞机已经折好,并被他漂亮地掷出窗外。承载年少忧伤与渴望的梦,似乎在天穹下飞了好远好远。它会飞往天边去看普罗斯旺的花季吗?我问。纽扣没说话,只张望着圆润的眼睛看了看我,然后把头埋低,快低到再也无法返回的时光里。

恍惚间光阴碾成一地碎银,当自己试图将它全部捡起的时候,新的时间又撒落了,无尽得像条河流。五一假期简简单单地结束,我又回到了透明的自己。我愈加不习惯在文字、公式、ABCD中游离,那张冷淡、孤独、不安又机械的面孔,我不喜欢。高考的深潭日渐扩大它的容积,而立体的自己悄然间竟被压成了平面。

我不喜欢Mr林让我们花掉一整节早读课限时做完人手一份的《英语周报》,不喜欢学习委员每天都来催促自己上交作业时甩出的眼神,不喜欢不断被延长的晚自习时间,不喜欢黑板左上角的“倒计时”从三位数瘦成两位数,不喜欢老班满怀危机地宣告高考即刻便到的消息。朝西的天空不再蔚蓝,朝东的门总有匆匆的脚步进进出出。时间以流沙的速度前进,我们拉不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纽扣笑着说,我们是不是像傻瓜,被人掌控了一切而什么都不知。我点点头,想起岛崎藤村曾在《银傻瓜》中写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总有一两个傻瓜。小纽扣,什么时候我们竟然这么甘心地变成傻瓜了呢?纽扣又笑了,然后拉着我从教室后门溜出。

那时临高考仅剩二三十天,我们依旧不谙世事,依旧在操场上疯跑,大声地叫喊,依旧从图书馆里借来卡夫卡和卡尔维诺的书籍在凌晨一两点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看着,依旧在晚自习时趁着老班不注意翻墙出校,保安大叔常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大汗淋漓地笑着,又拐弯走到便利店里买来雪碧当成啤酒一样大口大口灌着。很多岁月流淌出的细节生长成繁密的枝桠,排列出好看的形状,悬挂着铃铛一样的花,然后微风便穿过了我们的胸膛,温暖的时光镶嵌出水晶的圆。

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每晚睡前必听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范范的声音很动听,有一种玻璃光亮的质感,穿透了夜间的层层雾水后始终清冽。我喜欢这样的时光,它让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白昼里,我们茫然地游曳在光的骗局中,重复的是一天天相同的疲倦与对未知的恐惧。而夜,是一挂从不熄灭的烛火,只燃烧着冷静的黑,让我们思考,把我们和这世界的脸精确地重叠到一起。在音乐对耳鼓密密的低语中,夜亦成了一个耐心的听者,宽敞的内里卸下了太多积蓄的泪水与彷徨。寂地在《踮脚张望的时光》里说,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而我们的梦想也应是荡气回肠,或许到最后结果只是平凡,但我们已经在实现的过程中为自己真正活过了一回。

雨水蜇人的六月,高考伴着入境的台风如约而来。所有的船帆都做好最后靠岸的准备。而我亦是忘不了那雨声磅礴的两天,白衣少年悲欣交集的哭泣声像小朵小朵的花连缀成片。

那段时间里,父亲为了陪我,放掉了那个时节田间繁忙的农事。考试的两天里,他都坚持在凌晨四点起来搭五点去市区的车次,晚上又得跑到车站去赶末班车。夜色里总会见到他跑得缓慢的背影,在城市路灯下渐渐延长成一条模糊的描线,夹杂着湿雾,无尽苍凉压在我的心底疼痛。

父亲始终在校门外静静地等我。每考完一科,周边总会有父母着急询问自己子女考试的情况,而父亲在涌动的人流中只保持着一贯的沉默。8号考完最后一科英语的时候,大雨下得更为壮烈,就像人激动或者释然的情绪。我像被掏空内脏一样恍惚地冲出校门。在喧哗人群里艰难行走,迎面便听到有人喊着我幼时的小名。小航。是父亲沙哑的声音。他一只手撑着淡蓝的雨伞,一只手递来一瓶消暑的花茶。走的时候,怎么不拿伞?他问。我笑着说,嫌麻烦。父亲摸了一下我的头,执意撑着伞,并不断把伞倾向我。我看了看此时眼中的父亲,头发不知不觉间已经苍白稀疏,曾经锋芒的眼框被岁月磨得平淡。那天的雨一直下着,滚落到手心,却一直是暖的。

那一天,被时间借走的自由、欢喜与爱重回我们的手上。

那一天,大雨没有浇灭花朵恣情吐出的鲜红色彩,那些停靠在草莓上的蜻蜓把翅膀扑成闪光的徽章,蝉声清晰而悦耳。

那一天,我们曾经执意要穿越的城池、山峦、河道、海洋、平原和边界,渐渐展开宏伟的地图。

那一天,我们开始真正地长大。

很久以后,我还记得到校领取通知书的时候,纽扣又像往常一样把我从庞大的人流中拉出。我们走到废弃的墙垣边,身旁扬花的蒿草丛中停息着几只粉蝶,摇摇晃晃的树影间它们彼此相拥,像岁月里那道深刻的吻在风中飘动着。纽扣拿出粉笔在苔草遍布的墙壁上划出一行:我们的青春,是一阵风。那么快地到来,那么快地消散。

小纽扣,这阵风里有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它们穿过了树梢上稀薄的烟云,让我们看到花开花谢后的圆满。

飘忽的花香中,我们是虔诚的看花人,站在时光的边缘上,等着回忆一点一点明亮。 

生  活

心理人生

从Party上胜利大逃亡

晓鹭

我们身边的污染源太多了,所以总是焦躁不安。

小阮减少污染的途径就是少把自己往人群里搁,有些人生怕别人忘了自己,小阮的感觉是你最好把我忘了,我偷着乐呢。她说:“跟有些人交往那是对自己的污染,我有什么必要浪费时间听他们说一堆废话?”

有一回被朋友拉去参加一个聚餐,席间一男人迅速掌控话语权,大谈自己的婚姻,称自己怎么对老婆好,把自己吹捧得完美无缺,语言却乏味透顶。小阮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座的都是女士,他却自顾自地先给自己舀汤,倒尽胃口。吃了不到半小时,小阮找机会退场:“家里有点急事,单我已埋了。”她很礼貌地撤退,宁可损失钱也不会继续坐在那里接受语言污染。

同学会上,多年不见的人在一起谈一些很无聊的话题,一些身体发福自认混得不错的男同学开始在人群中寻觅旧情人,一些人在炫财富,一些人在炫老公,老同学比来比去,比赢了的意气风发,混得不太好的黯然神伤;那些描眉画眼的女同学因为欲望太多面目多数并不好看。小阮只觉得无聊透了,后悔没能在家陪老公孩子过生日。

小阮还提到,某天她参加系统活动遇到三个女人,聊淘宝购物聊了三个小时,其中一位一年淘宝购物上万元,买的东西多半不实用,又悔又怨。小阮听着也累得慌。

还有一次,被单位的小帮派拉去吃饭,饭局上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身攻击。本来小阮是个处事极简单的人,不喜欢陷入人事纠纷,那些人攻击完同事,开始讨伐各自婆婆,一顿饭吃得硝烟弥漫,还乐在其中……小阮早散了神,如果这时在家里洗个澡,捧一本书,跟爱人靠在床上看看书闲聊几句,别提多舒坦了。

从这以后,不想见的人邀请她,她会找各种借口不去,陪家人更实在,时间要花在对的地方,花在对的人身上。

孩子去年上学后,她被拉入了一个妈妈帮,那个妈妈帮的人整天交流的就是孩子又报了什么培优班,哪里的培优老师更厉害,孩子又得了什么奖,孩子班上哪个同学考了一百分。

狂轰乱炸的信息,让人听得心惊肉跳,本是作为交流信息存在的,没想到却成了焦虑的来源。有段时间,只要是妈妈帮的讨论,她就焦虑,容易发火,冲孩子无端发脾气,事后又后悔。后来,她意识到了问题,主动退出了妈妈帮,耳根清静了,心情也好多了,她恢复了正常。

我们身边的污染源太多了,所以总是焦躁不安。接触了新人,欲望增加了,压力增加了,又要寻找新的减压方式。心灵结茧,自己浑然不觉,外在的表现就是衣服越买越多,熟人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多,人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快乐。

有时间多陪陪家人,多为家人做点小事,多独处,多阅读,少上网,少扎堆,少说话。煮一锅汤,听一张唱片,看一场电影,选择听几场好讲座,养好眼、胃和心,比接受那些人污染环保多了,不信你试试?

如是我所闻

慧清居士

交友,交心

小林遇到了麻烦,满面愁容地来问师父。

“师父,我和朋友起了争执,现在他不理我了,怎么办?”

“直面困难,努力解决,主动与他修好。”

“错本在他,但我不该当面指责让他下不来台。我已经主动向他道歉了,他还是不原谅我。”

“尽心去软化他,争取他的谅解和友谊。”

“他依然不理,还恶语相向。”

“放下他。不愿意感受你内心的人,有什么必要与他交心呢?”

嫉妒心

阿美问师父,“隔壁的阿花比我漂亮。工作也比我好,男朋友都比我的帅,我该怎么办?”

师父说:“勤洗澡,搞好个人卫生,保持衣服的整洁和头发干净,努力工作,多与男友沟通,共同面对困难,共同建设未来。”

“ 然后呢?这和阿花有什么关系?”

“阿花的相貌、工作、男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苦   恋

阿美失恋了。

哭泣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师父。

“师父啊,我这么爱他,为什么他不爱我呢?”

“莫强求。”

“道理我懂,但还是痛苦啊。”

“痛苦因为你追求的是错误的东西。”

“道理我懂,但还是觉得心好痛,怎么办?”

“道理你不懂,只是知道:等你真正懂得的时候,也就不痛苦了。”

生  死

阿大问师父:“师父,人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呢?”

师父不回答,反问他:“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会不会有恐惧感?”

阿大老老实实回答:“当然会啊,我上次去外省出差,很多人跟我说那里治安差,我非常害怕。”

“那后来呢?”

“后来去了才知道,就是和我们这里差不多的地方嘛,除了气候有点不同外没啥区别,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鲜花,也有交通堵塞。”

师父笑了:“生死也如此啊!从生到死,不过是去了个陌生的地方。去之前,会妄想,会恐惧,会惊惶不安,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彼处也不过是此处而已。”

青山不碍白云飞

阿美要去国外留学了,佛友们给她送行。

阿美很担忧,毕竟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很担心会受到莫名的打压和阻力。

大家喝茶的时候,小姑娘就泪眼婆娑了。

师父带阿美去看山。

“阿美啊,你可看到天边那朵云?”

“看到了,师父。”

“云彩大,还是山大?”

“自然是山了,云只有那么薄薄的一片。”

“但你看,山是怎么都阻不住云彩的游动的,阿美,你就是那片云啊,理念在,心在,青山再高,也阻不住你这片云彩的。”

阿美笑了。

师父也笑:“青山不碍白云飞,就算是外国的青山,也是一样的。”

不着相

师父对着月亮微笑。

小林问:“师父,你在看月亮吗?”

师父说:“不是,我在赏花。”

小林诧异:“师父,你明明是在看月亮啊。”

师父道:“心中所想即是目之所见,对着月亮,未尝不能赏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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