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苏拉玛攻略:《读者》2011年第17期·社会·杂谈随感·

《读者》2011年第17期·社会·杂谈随感·财富与幸福（作者：吴晓波）  

社　　会

杂谈随感

财富与幸福

吴晓波

记得年轻时，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农民帕霍姆为了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因为买卖双方约定从清晨到黄昏所能走过的土地都将属于他，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最终力竭而死。这篇不长的小说如此结尾：“他的仆人捡起那把铁锨，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帕霍姆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有从头到脚六英尺那么一小块。”这一句有如晨钟暮鼓，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这篇小说有一个稍带讽刺却又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也同时提出了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多少土地才能让他感到满足和幸福？抑或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多少钱才能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这个问题自被提出的那天起，便萦绕不去，纠结百年，然而从未有一个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人、一个国家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总是如期而至，无法回避。而今日中国，我们的财富已经多到自己都无法计量，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却普遍缺乏幸福感，旧问重提，更觉尖刻、急迫、咄咄逼人。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对财富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狂热，然而“一切向钱看”的单一价值观使得本该称道的财富积累过程显得那样愚蠢短视，恶果明显：为了钱，可以无规则、无道德、无底线。而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我仍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

我无法去责难这个村长，甚至无法去评定他是对是错，因为这个如今看来已近荒诞的故事，的的确确是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财富逻辑，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成为其中参与或旁观的一员。因此，我们秉持着“富有即是最大道德”的信条，注定在历史中被痛抽耳光，一败涂地。

这种财富观蔓延到投资领域，通过各种不正当机会攫取的财富都会再以其他过火的方式进入市场，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民众一种复杂的心态通过这些现象微妙的折射出来，财富成为一种让人们难以获得平静的东西。而我们生活的社会现状如何呢？贫者生怨，富者不安。一如古老传说展现的那样，疯长的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东西：幸福、归属感和尊严。

我们不无悲观地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贫穷注定无法得到幸福，然而，认为有足够多的钱便能幸福的观点也被证明是南辕北辙。中国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已成为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我们已到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幸福”这个命题的关口。

而让人欣慰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角度开始加入这个思考，他们以各自的努力去破除之前“金钱万能”留下的种种弊端。他们不再视金钱为第一准则，而是把它还原成觅得幸福的众多途径之一。在中国，这种努力虽微若星火，于时下近于逆耳之言，却足以让人心生鼓舞。

在《这样投资更幸福》一书中，田仁灿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尝试。他在海外金融行业工作超过15年，得益于他的身份，田仁灿先生能够不断将海外成熟的投资理财理念引入中国，他也针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中国财富阶层的投资心理，在2008年率先提出了“幸福投资”理念。

本书的写法轻松有趣，阅读感极佳。书中通过对两位主人公：秦（勤）先生与兰（懒）女士投资习惯、投资理念、投资心理的两相比照，以此探讨投资与幸福的关系。国外探讨同类话题的著作很多，引入国内的多半偏重理论，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而本书却别开生面，非常适合本土读者的阅读。尽管我个人对投资不甚了解，却依然为之吸引。

幸福不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财富的拥有者能否自觉节制欲望，不把过多的生活注意力浪费在钱上。这便是本书要传达的宗旨。李嘉诚曾说，他认为最幸福的事，是老两口开了一家小店，打烊后在灯下一起数钱。而托尔斯泰则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这些物质或精神富有的人总为我们指出人生真正的幸福之道。

一种健康合理的财富观，需要社会各阶层不断地努力，从而以寸进之功，破除积重之弊。

凝视商业时代

梁晓声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

商业时代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商业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绝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并不容易，而大多数人要想挣足够花的钱，又不那么难。

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地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在商业时代，嘴是可以暗地里计价出租的。

“原始积累”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

现代人匆匆忙忙地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灵魂将无处逃遁。现代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深刻关系在于——与其说现代人拥抱现代文明，毋宁说现代文明纠缠住现代人。

商业时代的一发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走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继续前行的方向。

人类进入了商业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只能“跟着感觉走”，迁移不到外星球去。

中国的某些暴发户，一旦暴发就穷奢极欲。这是丑恶。要看到他们成为文明的资产者，需要时间啊！

现今太多的人被物欲所诱，似乎已经不大能被什么所感动了。我们曾见过一头被什么感动的驴和鸭子、蚯蚓或蟑螂么？

印刷机每天都不停地转动。成吨的纸被印上无聊的无病呻吟的玩世不恭的低级庸俗的黄色下流的文字售于人间，那么多的人贪婪地看着，如同非洲鬣狗和秃鹰贪婪地饥食着腐尸……

“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城市人就此泡沫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无处逃避。

时代淘汰某些事物，真仿佛秋风从树枝上掠下落叶。

为了盈利之目的，以对他人不利的广告词作招徕的方式，文明点儿说是不道德的。用老百姓的话，可斥之曰“缺德”！

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

我不认为商业时代文学就彻底完蛋了。

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

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还不过是时代的奴隶。

朋友三六九

谁谁谁

不知道从何时起，朋友，在我的辞典里，退化成认识的人。他是一个朋友，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认识的人。

办公桌上放着3个名片盒，两个700张的，一个400张的。照此推算，我应该有1800个朋友。细翻一下，发现个别朋友的名片有重复现象。这说明与这些朋友的会面不少于一次，而且每次会面时，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最多的一张名片，出现了4次。至今记不起对方的面容，却记得每次会面时的对话。我说：“我好像见过你！”他说：“你好像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比碰过面的朋友高一等的是吃过饭的朋友。常常是提起一个人名后，有人反应：“这个人认识，在一起吃过饭的。”或者：“这个人熟得很，吃过两次饭了。”

比吃过饭的朋友感情更进一步的是出差时同宿一室的朋友。因为数量少，所以尤为珍贵。提起来，就是“睡过觉的朋友”，甚至睡过两次的朋友。格外亲昵。

一部分朋友见过一次面，或吃过一次饭后，靠电话联系。有事一天数个电话，无事数月无一个电话。过一段时间对方跳了槽或换了手机后，便音信全无。徒留名片盒里一张废纸片。

少部分人一来二往竟真成了朋友。记在手机里，列在MSN名单上。有事没事招呼一声，出来吃饭喝茶。海阔天空一通八卦，意气风发地再回去赚钱，像刚加过油的汽车一样。

只是这样的朋友一旦结了婚或生了孩子，就不再有空闲。每天忙于职务的升迁，夫妻的周旋，孩子的拉扯。偶尔出来放放风，也算奢侈享受。

最后只剩下一个朋友，每天披星戴月走进同一个屋檐，走进不同的梦里；每天日出时走出同一个屋檐，走进不同的办公室。

用最自由的方式享受学习

钱理群

做学生做了这么多年，你是否想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你有没有上过让你终生难忘的一堂课？如果没有那么一堂课让你动心的话，你这２０年的学生算是白当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三堂绝课，或许我们能从中体味到大学课堂的乐趣和人生应有的目标。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讲哪算哪。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突然停下了：“我不上了！请诸位改在下星期三晚上七点半到操场来上课。”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现在不上，要等到下星期三，而且要等到晚上七点半，还要在操场上呢？回宿舍一查日历，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有满月，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你想想，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头一轮皓月，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有多美妙！这是一绝。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大家经历过多少考试？但这场考试确实别开生面：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你提个问题，他就知道你的学识程度怎么样，当场断定你本学期的成绩是多少分，更有趣的是，这个蒙先生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考试，你问的好，他猛吸一口叶子烟，请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对你的提问详加评论；问的不好，当场请你走人。学生是又紧张又感兴趣，思忖着自己能不能留下陪蒙先生喝茶。原来课还可以这么上。

这两堂课绝就绝在不拘一格，随心所欲，表现的是大学教师的真性情，是一种自由不屈的做学问的方式。这自由不屈的做学问方式的背后，蕴含着自由不屈的生命存在形态。你想想那个情景，一群学生围着老师在月光下读《月赋》，老师和学生当街喝茶，那不仅是一个学习场景，它更呈现出一种生命的形态，听这样的课，老师和学生之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它给予学生的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这种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老师对学生传递着一种生命的承担意识，教会他们享受上课、享受学习、享受考试。

把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里让我请那些退休老教授来给中文系学生上一课，其中就有林庚先生。那天上课，先生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我们要保持诗人的品质，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了时间。但刚走下讲台，先生就站不住了，当我扶着他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他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就是天鹅的绝唱。

我非常幸福，在我年轻的时候能够听到天鹅的绝唱。回头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那句话，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你将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大学者大在哪儿？就大在他们始终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所以他们心里有无限扩展的空间，这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上个世纪初，费孝通先生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潘光旦：“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都是虚名；“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

当代很多８０后大学生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的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两个世纪前８０后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书是自己的房间

陈丹青

读书不能弄成一种身份

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个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种身份。

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出国之前还没有人说我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说我是做学问的，是艺术家等等。我很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

陈寅恪先生周游列国，通晓20多种语言，可是他在清华填表时只填了两种：梵语和德语。逃亡香港时，日本人到他家里要挟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就要使用暴力。当时楼里有很多人，他突然站出来和日本人交涉，说很流利的日语，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日语这么好。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

我读书实在是少，但是我读过的书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你还有非常多的东西不知道：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若以书而论，每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给你一个庇护，让你安静下来。”确实，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会让我有内心生活。我每天出去都是应酬、谋生、作假，片刻的安静都是读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有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在于人回到家还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我没有变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安静不下来的人。这和我这么多年坚持阅读有很大的关系。我对阅读充满感激。

兔子的耳朵与三个孙中山

邵毅平

先说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叫“兔子的耳朵”(应该是非命题作文吧)：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时年七岁，叫悦子。她阿姨叫雪子。晚上悦子睡觉以后，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储元熹译)里了。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没有。但是，“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很不一样。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作文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了”之类)。

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的呢？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发生这个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我们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我们所谓的“意义”。也有在中国受过作文教育的日本“小海龟”，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尽了你自己……”

我读日本文学，也有同样的感受。用我一个学生评论小泉八云《怪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我们缺少这一类作品。

再说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也许是周记之类)，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转引自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人”是怎么不见的？》：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黄老师的点评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会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想起在“新鉴真轮”上听到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现在的濑户内海里根本就没有帆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当然，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就主张，诗要“持人性情”(《明诗》)，鲁迅讥之为“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摩罗诗力说》)。读汉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二十多年前，有人曾问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回答“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章培恒谈读书》，载《新民晚报》1989年8月8日)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至少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作数的，大家可以无视飘过。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是现在的文学，至少比起日本文学来，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水平的距离，首先须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话　题

早熟的童年

晓德

童年还在，在大人的回忆里，在70后、80后怀旧的歌声中。

童年已经没了，因为当今社会，已经不允许一个人有太长的童年。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成人化的儿童新闻无孔不入地冲击着公众的眼球。在这种近乎癫狂的热闹之余，我们熟悉的那个童年却日渐模糊起来。当年轻一代们提前进入怀旧期的时候，今天的孩子又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的童年里，池塘边的榕树上，还会有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吗？

寻找童年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那么，未来中国的那个时代正在接收着今天什么样的“信息”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对13岁的武汉少年黄艺博和12岁的北京女孩林妙可来说，2011年的初夏显然过得不会太轻松。

突然而至的舆论风暴，让五道杠少年黄艺博一举成名的同时亦饱受非议，而有关“丰胸风波”则让三年前即在北京奥运会上名扬世界的林妙可家人怒不可遏。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成人化的儿童新闻已然无孔不入地冲击着公众的眼球。在这种近乎癫狂的热闹之余，我们熟悉的那个童年却日渐模糊起来。当70后、80后们提前进入怀旧期的时候，今天的孩子又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的童年里，池塘边的榕树上，还会有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吗？

童年不能承受之重

五道杠、官味十足、慰问题词等领导做派一样都不少，这是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出现在网络中的形象。其博客的开篇《开博前言》中就这样表明心迹：“为万世开太平”（相关报道见第10版）。在网络时代，如此远大的志向，同时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粉丝，小黄艺博想不红都难。

林妙可的故事看上去则更加“儿童不宜”。因网友在其参加活动照片中发现她胸部比正常同龄女孩要大，由此引发了“丰胸”的质疑。5月11日，林妙可母亲在微博上代其如是反击：“伤害不满12岁的我，你们能是胜利者吗？你们沾沾自喜之时，想想你这样大时有这样的坏人恶语攻击你吗？”

一个是“官样小大人”，一个是“奥运小童星”，当大人们在疾呼着出名要趁早的时候，过早成名的他们却注定要承受非凡的压力和代价。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若真如此，那么，未来中国的那个时代正在接收着今天什么样的“信息”呢？

成都一名7岁女孩为了能当班级舞蹈的领舞，央求妈妈去“走后门”，原因是她知道妈妈和班主任是同学；一位网友正在念小学的侄子特别喜欢亲戚开车去接他，因为那个亲戚有个好车，让他觉得“有面子”；听说爸爸因交通违章被开了罚单，需要重新去学交规，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说出的话令父母震惊：“你们送点礼给警察不就不用学习了”……这些散落在媒体和网络上的讲述，或许会让成年的我们瞠目结舌，但也不排除有家长会拍着孩子的脑袋称赞其“聪明过人”。

四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就曾为我们生动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武汉一所小学三年一班选班长，表面上是三个孩子之间为选举相互倾轧勾心斗角，背后则是家长们机关算尽歪招频出。最后一个家长利用单位关系让孩子请全体同学免费坐轻轨“增进感情”，临到投票前夕又“适时”拿出糖衣炮弹——中秋礼物送给全体同学，结果以25票当选。这部名为《请投我一票》的纪录片，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很多国人。《华盛顿邮报》对其的评价是：关于一群孩子的，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四年之后，看过该片的网友表示，“原来五道杠不是个例。”而媒体人洪晃则在微博上惊呼：“这么下去，真的会到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或许还没到，但童年所承受的负荷过多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负荷既包括学业的压力，做不完的功课，报不完的补习班，也有在社会不良风气的浸淫之下，孩子们过于成人化的思维和处事方式。

2011年全国两会上，孩子“想当贪官”的话题再次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热议。全国政协常委张文康在谈到学术造假、公务员腐败等均体现出思想道德建设的短板时举例说，有的小孩长大想当贪官，因为“贪官挣钱多”，张文康认为，“这是现实的也是可怕的。”

有的小孩要当贪官，还有的小孩想杀贪官。《国际先驱导报》去年曾经报道过，在福建南平发生杀害幼童案后，当地一名尚在幼儿园的孩子“写信”给凶手郑民生：“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其龄其语，背后所蕴含的东西显然不仅仅是“童言无忌”那么简单。

当孩子不再天真

同样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被热议的，还有儿童的成人化问题。演员宋春丽在两会上以自己亲身经历痛陈“成人化”儿童节目之危害，认为大量少儿不宜的内容充斥电视节目，严重危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事实上，成人化的不仅仅是儿童电视节目，儿童服装、儿童玩具、儿童歌曲、儿童间的友谊……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几乎儿童的一切都在成人化。新华社“新华纵横”年初曾经报道，在浙江杭州的新华书店，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书堂而皇之地摆在儿童读物柜台，其中的内容不堪入目：“白雪公主与父亲乱伦，母亲因妒成恨痛下杀手，长发公主成为巫婆报复男人的工具……”而在沈阳的五爱市场儿童文具区，成人化的文具造型和图案更是比比皆是，一个笔袋上正在热吻的卡通男女图案旁边，写着火辣辣的说明——“对你的爱蠢蠢欲动”。

汗颜吗？无语否？且慢，因为还有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

有网友在论坛上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哥哥参加一个宴会，没带老婆去，我女儿问为什么不带舅妈去？她那个8岁的同学悄悄给她分析：“宴会有很多美女，你舅妈去了会吃醋的。”成人的话语，就这样成了孩子们的口头禅；成人的思维，让本该童真的心不再单纯。

不单纯的孩子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半月谈》曾经报道称，在一些选秀舞台，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脱颖而出，父母的最大任务就是教导孩子如何讨好评审和观众。于是，荧幕上孩子们说话越来越圆滑，舞台上孩子们的表现越来越老成，甚至哗众取宠。“很傻很天真”的孩子不再吃香，“很黄很暴力”却能让他们脱颖而出。

当孩子沦为成人娱乐的附属品，天真就注定要过早地离他们远去。一部《观音山》让范冰冰直呼自己找回了少女时代，童星出身的她曾直言，十几岁成名令自己失去了对少女时期的体会。网友艾欣则在博客上讲述了自己观看某综艺节目后的感受：有一个小选手，大概只有7岁的样子，在海选晋级后就和妈妈说：妈妈，您太辛苦了，我只能用成绩来报道您，谢谢妈妈。说着说着，泪水就稀里哗啦往下流。“可我对眼前的这个小孩却没有丝毫的感动，甚至有点觉得这个小孩不那么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一个7岁的小孩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去年在“中国达人秀”节目中成名的“小周立波”张冯喜，以模仿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而引发爆笑连连。但周立波本人对其的评价则耐人寻味：是个天才，但是没有天真。

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还是真正的童年吗？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

成人的虚荣和幼稚

有人说，童年是成人时代的一场前戏。那么，如此前戏过后，迎来的却未必是一场高潮。

病在社会，根在成人。黄艺博的父亲说，不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一个孩子身上。有网友则反驳，那你也不要把对社会的谄媚寄托在孩子身上。

如何教育孩子，黄艺博父母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外界对这名五道杠少年及其父母的口诛笔伐，与其说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儿童成长环境的无奈和焦虑。

身为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者，尼尔?波兹曼认为，正是现代传媒影响才使童年过早“消逝”。他说，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伪成人”化，实在令人痛心和尴尬。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很黄很暴力”一词之由来。2007年12月27日，13岁的北京少年张殊凡出现在央视一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新闻中，她称自己在查资料时，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于是自己赶快给关了。其后围绕“很黄很暴力”的种种网络恶搞层出不穷。但网友的暴力讨伐显然搞错了对象。有南方媒体当时发表评论称，“媒体利用未成年人的无辜身份来完成预设的道德谴责，先有断章取义之嫌，后有忽视未成年人权益之错”。

另一位风靡电视和网络的“失控姐”，更是被娱乐到极致。这个4岁半的南京女孩，在电视节目中因一再失声痛哭而蹿红，而当新华社记者与她交流后却发现，小女孩的“失控”多因被电视台的人故意惊吓所致，女孩本身其实更爱笑。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录制某个电视台的节目时，编导居然让两组人对抗，一组负责让她哭，一组负责让她笑，哪组赢了就不用蹦极。

“就这样被你催熟”，而“催熟”孩子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河南一家幼儿园曾经为了迎接上级检查，禁止近百名小朋友入园。这些被禁入的小学生，大多属于上课爱动、爱说话的。有媒体感慨，“形式主义教育正从娃娃抓起”。至于一些地方“让数百孩子暴晒在艳阳下或者在大雨中表演节目，领导们在台下打伞观看”的新闻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外面的成人世界孩子几乎触手可及。当大人们都在现实中陷入迷惘迷茫迷乱的时候，童年的天空又如何能保持澄净？

放眼望去，儿童时期的优点在成人身上几乎已荡然无存。诚实守纪只存在儿童守则中，老实人吃亏是今日社会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一边为“孩子想当贪官”痛心疾首，另一边的“公务员热”却一年火过一年。而诸如“不要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要有序排队”，这些童年时期的教育，至今依然在公共场所的广播里反复播放，提示和教育着成年人及全社会。这是童年期的延长，还是成人期的幼稚？

输在起跑线的不只是孩子

胡适曾经有言：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须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第二：看他们怎样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撇开后面两点不谈，在怎样待小孩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某网站进行的调查中，多数网友认为，黄艺博现象以及更早前广州一年级学生“想当贪官”事件，“折射了社会现实”，是功利化社会的最真实写照和无情嘲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接受财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教育都不能以抹杀孩子的天性为代价。让天真无邪的少年承担成人的重负，并教以‘官僚习气’，只能证明家长的无知和功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黄艺博个人的攻击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即使有错，也不是他的错。如评论人十年砍柴所言：“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适应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为了适应社会，童年过早地让位于各种补习班、钢琴、跆拳道黑带，孩子们在耳濡目染和家长的带动下，主动参与进大人的世界中，现代版“拔苗助长”之风正成为中国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选择。有网友因此感叹，“当今社会，已经不允许一个人有太长的童年了！”

正是因为童年的提前远去，才使得“天才儿童”随处可见。一句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但若长此以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输在起跑线上的又岂止是孩子？

“五道杠”大队长是怎样炼成的

——家长老师眼中的黄艺博

下课铃声响起，黄艺博和一位同学肩搭肩、有说有笑地走出教学楼。这与他在博客照片中的“官派作风”，大相径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君发自武汉在儿子“出名”之后，黄宏章第一次显得手足无措。

他打电话给那位今年3月采访了黄家的当地记者——正是后者撰文披露了儿子黄艺博“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读《人民日报》”。黄宏章抱怨说，这名年轻记者太没有经验，惹出这么大麻烦。“毕竟《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在现在是有特殊意义的，当然会被人拿出来说事。”

这是“官样小大人”新闻事件的最早源头。从那时到现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宏章接受了无数个电话采访。在可以预见的外界评价冲击黄艺博心理的情境下，他急于替儿子辩解，也急于诉说委屈、苦恼与无奈。

当“培养范例”被质疑

事实上，如果把当事人的说辞诉诸台面，也许会陷入另一场“口水战”。因为正是在今年3月，黄宏章亲自打电话到报社提供“新闻素材”，才有了关于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的报道。

13岁的黄艺博现任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是湖北华一寄宿学校一年级学生。在他身上还笼罩着“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全国十佳少年”提名奖、全国“百名中国优秀好少年”和湖北省“十佳少先队员”、湖北“首届美德少年”等诸多光环。此前，作为儿童培养的范例，黄艺博一家已不是第一次上报纸了。

引用当时黄宏章夫妇的口吻，文章介绍说，从一两岁开始，黄艺博就通过母亲和外婆熟知了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等众多历史人物故事，并且他喜欢阅读《上下五千年》、《资治通鉴》（白话版）等历史书籍。小小年纪，黄艺博对“民生”的关注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父亲，他的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与这篇文章相辅相成的是黄艺博的博客。今年2月开通至今，只发布了一篇博文和两个图片专辑。在《开博前言》中，黄艺博这样写道，博客“是想表达自己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的修身齐家、济世安邦之信念、气度、襟怀、理想和抱负。”博客里的一张照片上，黄艺博手持文件、正襟危坐、面容严肃，一派阅读文件的政治作风。另一张“与同事合影”的照片中，他双手朝后背，显现出一副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气宇。而无论是“工作”中还是与家人合影，臂上的“五道杠”都是黄艺博最醒目的标志。

“官腔”与“官相”甫一亮相，批评声跟随而至。

事后，黄宏章承认，儿子博客的内容大多是自己“把关”的结果。以《开博前言》为例，“儿子简单写了初稿，我很不满意，重新帮他修改润色。”

黄宏章现为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务员。据媒体报道，他是军人出身，曾经是文学青年，转业后投身单位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某行业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

一直以来，凭着在媒体积累的广泛人脉，黄艺博还在滑坡路小学上学时，黄宏章就经常拿着他的作文到各报纸要求发表，并毫不吝惜推介自己的儿子有多么优秀。甚至有媒体报道了黄艺博，黄宏章也会发短信给相熟的记者，让他们关注。

所以，当黄宏章今年5月还在满心期待着外界继续对儿子的溢美之词时，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谩骂突然迎面而来，“我一下子就蒙了，怎么可以这样曲解呢？”

“不是天才，只是更懂事”

对“官样小大人”的讥讽，让黄宏章和妻子马秀丽难以平静。

5月3日，初次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黄宏章说自己请了一天假，呆在家里，“我和他妈妈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一天没有吃下饭。”他激动地说。为了不让更多的“好事者”对儿子妄加评论，他联系网站编辑关闭了博客。当时，博客浏览量超过100万，评论数千条。3日下午，黄宏章夫妇注册了名为“湖北黄艺博”的微博，并在十余分钟内连发两条留言，恳请大家给黄艺博提供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马秀丽说，其实5月2日下午上学前，黄艺博已经看到了网上对他的负面评价。害怕孩子多想，造成心理压力，马秀丽抢着告诉儿子，这是正常现象，“别人的评论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问心无愧”。

在母亲眼中，黄艺博的特点是比同龄人更懂事：曾因为担心马秀丽在学校找不到洗手间，他牵着母亲的手，把她带到洗手间门口，然后在外面守候着；周末回家时，他总是自己背着大包的换洗衣服，只让母亲提一个小包。马秀丽说，黄艺博懂事的行为让其他同学的家长十分羡慕，自己也为此骄傲。

“我不认为儿子是天才，但他确实是从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马秀丽介绍说，黄宏章一直有看《新闻联播》和读报的习惯，在儿子两岁时，一听到《新闻联播》的旋律，他就会兴奋地手舞足蹈；其后因为想看动画片，黄艺博也与父亲争抢过电视机遥控器。但随着年龄增长，为了讨好父亲，黄艺博会在晚上七点主动转到播放《新闻联播》的频道，从而也就养成了看新闻的习惯。

为了让儿子多认字、提高写作能力，家里通过《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帮黄艺博拓宽阅读视野。黄宏章再三强调，现如今黄艺博每天看的不仅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有一些都市类报纸。

他们说，从来没有给黄艺博做过人生规划，更没想过让他当官、做“领袖”。“儿子有自己的个性和爱好。我和他妈妈认为，孩子的综合素质比成绩更重要。我们只是想从小为他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氛围，培养他先做人、再做事。”

采访中，黄宏章不时打断马秀丽的话，连称要低调。在他的描述下，黄艺博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理想远大，十分独立，个性温和，喜欢军事和历史。相比同龄孩子，黄艺博少了一些“90后”自私、唯我独尊的缺点，多了善良、谦和的品质。

“我们的培养方式是正确的。”黄宏章夫妻坚信，不一定调皮捣蛋就是童真，黄艺博听话懂事乖巧也是一种童真。

黄艺博的另一面

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黄宏章和湖北华一寄宿学校校长黄恒忠，婉拒了让黄艺博与媒体对话的请求。

但本报记者在学校见到了黄艺博。他穿着深绿色校服上衣，黑色裤子，跟其他同龄人没有任何差别。虽然身处舆论漩涡中，黄艺博好像并未受到外界干扰。

来到初一年级四班时，正遇英语课。坐在第二排的黄艺博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他声音宏亮，十分自信。没多久，下课铃声响起，黄艺博和一位同学肩搭肩、有说有笑地走出教学楼。这与他在博客照片中的“官派作风”，大相径庭。

黄艺博曾经就读的滑坡路小学与黄宏章夫妇曾联手编撰了一本题为《阳光男孩子黄艺博成长实录》的书，这本书共20多万字，首版印刷3000册。它收录了黄艺博和武汉市各级领导的合影；他所获得的荣誉、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字和照片；小学2－6年级的作文日记选；以及同学老师对黄艺博的印象。书的首页是题为“武汉少年领军人——黄艺博”的照片，卷首诗《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作者就是黄艺博本人。“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他这样写道。但一个令人玩味的细节是，书中所收录的黄艺博日记，则未能延续卷首诗中的豪迈大气。少年黄艺博经常用稚嫩的语言说，“这件事激励我要好好学习，要上进，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出息……”

据黄宏章介绍，书中的许多照片大部分都由他本人拍摄，其中也包括部分被放在博客中的照片。多年从事政工工作的黄宏章习惯性地给这些“官样”照片配以黄艺博“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等字眼，平添了成人世界里特有的浓厚政治色彩。去年端午节，黄宏章特意拍摄了黄艺博去江汉福利院慰问老人的照片，并以通讯员名义刊发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师长的担忧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黄艺博，父亲黄宏章最在意的，是校长黄恒忠对儿子的看法。

黄恒忠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他眼里，黄艺博只是全校1000多名学生中的普遍一员。他最初对黄艺博印象源于入学之初，因为要参加国外的交流活动，尚未入学的黄艺博请假。今年年初，黄艺博获得“武汉市慈善人物”称号，他加深了对这个学生的印象。

据黄恒忠介绍，黄艺博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500多名学生中排在200名左右，属于中上等水平，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较强，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担任了年级学生会主席。

他说，华一寄宿学校的学生都很优秀，不少孩子进校之前也都取得过很多成绩。所以学校在开学之初，对包括黄艺博在内的所有学生要求“学会归零”：无论过去的成绩何等骄人，进入中学后，就要学会低调做人、做事。

“特别是做慈善，我反对任何带有功利色彩的慈善行为。”黄恒忠坦言，自己曾和黄宏章交流过几次，希望家长减少孩子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让孩子在童真的少年时代，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兴趣活动。

虽然如今黄艺博的成绩不算突出，但是令黄宏章欣慰的仍然是，黄艺博已经入了团，并顺利进入了年级学生会。

当然，黄艺博不可能在父母和师长的保护下“与世隔绝”。他在电话里告诉父亲，网络上的“五道杠”风波让他觉得很委屈，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他。

在一些网友看来，不管黄艺博现在还有没有真正失去童真，他都正在循着父亲黄宏章铺就的道路往前走，写文章、做慈善，无非是其拾级而上的筹码，顺着此路，他可能会一直当着班干部，直到最后顺利进入“体制内”。

不过眼下，表示不便再对“五道杠”风波发表意见的共青团武汉市委已经开始筹备少代会的选举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在副总队长位子上坐了近两年的黄艺博是时候退下来了，届时或许能彻底摘下“五道杠”的肩章。而全国少工委也于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不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队干部标志，这意味着，武汉团市委自创的有22年历史的“五道杠”很可能成为历史。

“五道杠”走入历史，但黄艺博的未来还在前方。几位教过黄艺博的老师都流露出担忧：“他从小就是个很谦恭、很端正的孩子。希望网上这些非议不要对他造成伤害，希望大家对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多包容。”

美国孩子也早熟

在T型台上，举手投足、照片定格一瞬间，悉心装扮的面容上显露出与实际年龄迥异的表情和神态，竟与杂志封面女郎似有一比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帝发自华盛顿日前发生在三藩市的一件“奇闻”，成了美国家长们街头热议的焦点——一位年轻母亲为了让8岁女儿参加儿童选美，不惜亲手给女儿稚嫩的小脸上打入肉毒杆菌，意图消除“皱纹”。且不说肉毒杆菌是众所周知的毒素，这么小年纪哪来皱纹？但这位母亲却振振有词地说：“别的妈妈都这么干啊！”

在美国，儿童选美一直是争议话题。此事曝光后，更有舆论质疑选美是否在虐待儿童。

长期以来，一些美国人热衷组织的儿童选美，被冠以“学习仪态和待人处事之道”。参加活动的大多是5至10岁的女孩，她们在父母的帮助下，浓妆艳抹，穿上暴露的服装和高跟鞋，在T型台上学走猫步。反对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异于拔苗助长，让孩子从小爱慕虚荣。

社会潮流助推早熟

在儿童T型台上，最明显的担忧表征来自“模仿”。举手投足、照片定格一瞬间，孩子们悉心装扮的面容上显露出与实际年龄迥异的表情和神态，竟与杂志封面女郎似有一比。美国儿童专家用心理学术语解释称，儿童有一种融进集体的自然心理需求和攀比心理，年龄小的孩子经常模仿大孩子或者成人的行为模式，这些特点都促成了儿童早熟的趋势。

近十年来的多项研究显示，如今的美国孩子比实际年龄早熟约5岁。换句话说，10岁的儿童和以往15岁少年的行为举止、身体发育程度类似；而15岁的少年又类似20岁的成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美国快餐里充斥各种垃圾食品，含有大量性激素。美国中小学校的餐厅里，这些食品大行其道，导致孩子身体发育成熟早。笔者曾在新奥尔良的一所小学夏令营里当志愿者，当时孩子们的午饭无非热狗、披萨、炸薯片、汽水等高盐、高糖、高脂肪食物，蔬果仅是几片脐橙。现今，美国中小学因为饭堂饮食饱受外界指责，不少学校开始尽量提供多样化的营养餐，但肥胖仍是令教育界头疼的问题之一。

美国的社会大环境不仅使孩子身体发育早，心理也容易早熟。在美国，女生大多不到10岁便会化妆。如果在零度以下的寒冬走上街头，还不时能看到某位美国母亲牵着七八岁的女儿，孩子穿着超短裙或者脚蹬高跟凉鞋。

通常，儿童对成年人的模仿“由外而内”。美国孩子小小年纪就会谈情说爱，甚至互相发裸体照片。而在美国高中校园，各种毒品——特别是大麻——也能被相当容易买到手。所以，青少年堕入毒网、不可自拔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

美国媒体对孩子的早熟也没起到好作用。流行音乐和电影里讲性谈爱，展现名流私生活的小报毫不掩饰地摆在超市最显眼的位置；互联网像个不设防的大杂烩，儿童可以轻而易举获知不少成人知识；电视上，有真人秀诸如“16岁小妈妈”和“我不知道我怀孕了”等节目，这些以往羞于示人的故事，却被堂而皇之搬上了屏幕，吸引成千上万名观众。

“这一切或许就是消费主义的罪过。8到12岁的孩子已经成为市场追逐的消费群。”一位美国评论人士不无痛心地说。

独立思考对抗不良风气

而早熟的代价也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孩子和家长们不得不共同面对的话题有：怀孕、性传播疾病等。

比如，未成年人怀孕率在美国高居不下。从前总统小布什开始，美国政府集中经费在中小学推广“节欲教育”，以此来抗击未成年和未婚性行为。配合此教育，美国各学校免费发放避孕套。近几年来，美国未成年女子生子的比率有所下降，不过仍有7%之多。

为了对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美国父母们普遍希望孩子能勤思考，凡事问个究竟，不要人云亦云随大流，才能自觉抵制不良思潮，拥有独立人格。

一个面向青少年的成功宣传活动叫作“对毒品说不”，它并非说教，而是从展现毒品危害开始，敦促青少年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的老师们也经常启发孩子们“自立”，而不是“随心所欲”。在美国课堂，师生关系相对平等，孩子们课堂上勇于提问、勇于反驳，被认为是值得鼓励的表现。

在美国教育界人士看来，父母和学校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对抗孩子变成“小大人”的良策之一。其理念在于，通过和孩子的沟通告诉孩子自己“不是大人的玩具”、“而是独立的个人”、“要有孩子自己的个性”。这也体现在多数美国人收养孩子的目的上：并非找后人养老送终，而是真心喜欢并且享受抚养孩子的过程。

但仍有不少专家对信息时代的儿童成人化趋势忧心忡忡。“新技术让父母们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纽约蒙特费弗医学中心青春期医学专家丽兹·阿尔德曼说，“你很难判断孩子们在博客及交友网站上交流八卦消息是出于消遣还是兴致所在。”

中日“小学生行为规范”对比

“日前，一个名为“中美小学生守则对比”的图表走红网络。事实上，美国并不存在全国版“守则”。有教育界人士表示，网上流传的美国小学生守则可能是某一学校的行为规范。

从这个角度，日本文部科学省推出的《日本小学生道德教育指导》也有参照性。这一指导其实更像一套“心灵笔记”，分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三个版本。由于篇幅所限，本表格节选部分内容，或可发现其中的微妙差异。

中国《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

尊敬父母，关心父母身体健康，主动为家庭做力所能及的事；尊敬老师，见面行礼，主动问好，接受老师的教导，与老师交流。

待人有礼貌，说话文明，讲普通话，会用礼貌用语。不骂人，不打架。到他人房间先敲门，经允许再进入，不随意翻动别人的物品，不打扰别人的工作、学习和休息。

诚实守信，不说谎话，知错就改，不随意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努力做到，做不到时表示歉意。考试不作弊。

按时上学，不迟到，不早退，不逃学，有病有事要请假，放学后按时回家。参加活动守时，不能参加事先请假。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认真完成集体交给的任务，少先队员服从队的决议，不做有损集体荣誉的事，集体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学会合作。

日本《小学生道德教育指导（一二年级）》

每天都有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做值日、帮助做家务等等，要加油坚持下来。

礼貌用语就像一条丝带，将你和周围的人紧密连接起来，无论对家人还是外人，说话都要讲礼貌。

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担心别人会因为你犯了错误而记恨你，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明白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比如偷拿别人的东西、讲别人的坏话、打架等。

身体健康心理才会健康，早睡早起，积极锻炼身体，精力充沛地度过每一天。

多交朋友，和朋友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朋友身上寻找力量。

社会之窗

蝴蝶之家，让孩子有尊严地离去

王奇婷

金玲保存着一本纪念册，里面有150个中外孩子的脸，他们都是在金玲的怀里去世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位英国妈妈对孩子的思念：“我想你，宝贝……”

蝴蝶，各种颜色的蝴蝶，这些用纸折成的手工艺品，一串串被悬满了天花板。门外墙壁上，也画着一只飞舞的巨大蝴蝶，还有一个抱着熊猫的中国孩子。

这就是位于长沙第一福利院的“中国儿童临终关怀医院”，英文名称为“China Kids Children Hospice”。但人们更愿意称之为“蝴蝶之家”。

在蝴蝶之家，一岁半的龙韵珊坐在小童车里，认真地捏着彩色橡皮泥。

龙韵珊不能盯着橡皮泥看很久，因为她的右眼长着两颗花生米大小的肉瘤，几乎遮住了2/3个眼球。她患有戈氏综合征，又名眼、耳、脊椎发育异常症候群，是一种五官发育畸形的先天性缺陷。果然，她很快就看累了，转向身边一位满头金发的老太太，一边伸手要抱，一边嘴里喃喃着，听上去像在喊着“妈妈”。

“妈妈”金玲是一位退休护士，来自英国，今年61岁。她和丈夫古英俊是这里的创始人，蝴蝶之家也是中国首个儿童临终关怀中心。目前，共有13名像龙韵珊那样身患重病的孩子住在这里，他们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脑损伤综合征、白血病或是喉软骨软化症……小的才几个月，大的不超过3岁。他们的共同点是，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生命最多只剩下6个月时间。

可怜的孩子被父母遗弃，只能住进官方福利院。但又因为身患重病，以至于连医生也放弃了治疗，于是他们又被送到蝴蝶之家。金玲夫妇和护工们的一个愿望是，让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不那么痛苦和孤独。

龙韵珊是蝴蝶之家的第一个孩子。一位护工回忆，她于2009年12月26日出生，随后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虽然他们第一时间送龙韵珊去医院检查，但还是被医生告知情况非常危险—孩子眼睑上的两颗肉瘤就像两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裂，危及生命，而且还会不断变大。

蝴蝶之家，让龙韵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可能。金玲称，澳大利亚当地一家医院已经同意为龙韵珊动手术，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术前准备。并且，已经有一对远在荷兰的夫妇同意领养龙韵珊。“她马上就要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开始新的生活了”。

从2010年正式成立起，蝴蝶之家先后接收了32个龙韵珊这样病重的孩子。通过无微不至的护理，其中将近10个孩子奇迹般好转、康复，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蝴蝶之家，过上了正常孩子的生活。

蝴蝶之家的创办者金玲1950年出生于英国，8岁时看的一部电影改变了她的命运。那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讲述的是20世纪初，一位英国女佣来到中国山西阳城县传教，担负起当地福音事工和民风改良的重任的故事。抗战爆发后，女主角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徒步转往西安的安全地带—“儿童之家”。“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某一天，我也要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她的那种先驱精神让我很受启发。”金玲说。

50年后，金玲实现了她儿时的愿望。2005年，从事护士工作35年的金玲退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英国注册成立了名为“中国孩子”的慈善基金会。2009年6月，金玲夫妇辗转来到长沙，租下住房。在经过考察、协商、回国筹款、装修房间等一系列工作后，2010年4月8日，蝴蝶之家儿童临终关怀中心诞生了。

蝴蝶之家的每个护工都知道，金玲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她对孩子的饮食、日常护理的要求近乎苛刻。例如，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表喂食，而不是孩子哭了饿了才喂；抱孩子的时候必须双眼直视，用手抚摸，按摩，并且有语言交流，一定要给孩子最大的舒适感和亲近感。

这些细致入微的护理，让孩子们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金玲说，中西方护士的护理专业水平差距很大，中国要落后西方好几年。“目前中国医疗资源普遍缺乏，福利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数量都很少，并且缺乏专业护理经验。在蝴蝶之家，一个护工阿姨带3个孩子，但在福利院，一个护士通常要管二十几个小孩。”

金玲已经打算好，下一步是招聘一个全职的外国护士，把西方专业的护理方法和经验传授给中国的护工，并逐步把这个模式扩大到其他省份。

然而，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像龙韵珊那么幸运。在蝴蝶之家的32个孩子中，仍有19个先后在金玲和护工的怀中离开这个世界。金玲最害怕的事，就是半夜接到值班护工的电话，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某个孩子的病情突然恶化，情况危急。

龙红桂（音译），昵称“玛莎”，是金玲难以忘怀的一个孩子。她患有严重的肝病，在6个月大时，肝脏已几乎硬化，腹腔内都是积水。金玲在福利院门口发现了她。“从皮肤和头发的干净程度来看，她是才被遗弃不久的。可能是父母得知女儿得了不治之症，万不得已才把她留在这里的。”

当金玲抱着玛莎走进医院时，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她心碎。“我看到她无助的眼神扫过街上的人群，像是在寻找妈妈，急着要回到她的怀抱里。”

诊断后，金玲把她带回了蝴蝶之家。“这个孩子已经救不活了，她最需要的是安慰、疼痛的缓解和尽可能多的舒适。”在之后几天里，金玲每天都为玛莎把腹腔内的肝腹水引流出来，并让护工每时每刻都把她抱在怀里，给她唱歌、念儿歌。玛莎因为疼痛而不吃不喝，金玲就想办法在牛奶中加入一点点果汁，试图引起她的兴趣。

“一个6个月大孩子的安全感，应该来源于家人每天的拥抱、抚摸、喂食、嬉戏和微笑。但生命对于玛莎却是一种负担，充满了痛苦和失去。”金玲回忆道，“我多想对你说，我看到她笑了，哪怕一次也好。可是她没有。”

一周后，玛莎的内脏开始出血，眼神开始涣散。她们知道，最后的日子还是来临了。“我们祈祷她能走得快些，平静些。”在金玲的怀抱中，玛莎的哭声渐渐微弱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直到身体逐渐变得冰冷，一旁的护工们也泣不成声。

玛莎的不幸遭遇让金玲产生了与弃婴家长沟通的想法。“玛莎的父母也一定不愿意让孩子孤独地离去。”金玲说，“我知道，中国目前仍然有很多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因为贫穷或出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遗弃身患重病的孩子。但我希望他们能来蝴蝶之家看看，至少在孩子临终时陪在他们身边。因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最悲哀的事就是让他们孤独地离去。”

在蝴蝶之家，护工阿姨会和孩子们一起哭，一起笑。在孩子临终时也给他们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尿布上不留尿渍，抱着他们并告诉他们“你是最乖的宝宝”，让每个孩子都有尊严地离去。

金玲的办公桌里放着一本纪念册，里面有150个中外孩子的笑脸，他们都是在金玲的怀里去世的。每张照片下面都写着金玲对孩子的思念，“我想你，宝贝”、“你永远占据了我的生活”、“你与我们息息相关”……金玲说，这些逝去的孩子就像一只只蝴蝶。“在中国有‘化蝶’的故事，而蝴蝶象征着重生。它们飞起来很轻盈，能带给人快乐。我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像蝴蝶那样得到升华”。

在金玲看来，“临终关怀”在中国仍是一个不被重视的领域。早在1990年，中国就拥有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病房并没有在国内遍地开花，病人“治愈率”、“病死率”、“病床周转率”等指标的压力，甚至让很多医院不愿接受临终病人。

金玲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她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在中国建立更多的蝴蝶之家。她也希望，今后在中国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临终关怀对病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