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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杨坚家庭关系与隋朝的灭
张承宗、陈学贵 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王朝屡经更迭。隋朝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前后仅维持了三十七年，颇与秦朝相似。隋朝何以重蹈秦朝覆辙，如此短命，许多人已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
隋朝断送于炀帝的暴政，这是唐代君臣与唐代史家的一致看法。据吴竞《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记载，唐太宗等人就认为炀帝“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使百姓穷困，以致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加速隋灭亡的又一因素，当代著名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1)魏承思等也认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2)还有人认为“统治阶级内部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3)，这是导致隋亡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而从社会风尚来说，“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人心的沉沦，精神的颓废，也是隋王朝国祚短促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4)
以上论点从不同侧面总结了隋亡的原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转换一个角度，着重探讨杨坚家庭关系的变化与隋朝迅速灭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放大。一般说来，“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中基本的三角，其他家庭关系是这一三角的延伸，家庭中基本三角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家庭关系的状况。”(5)杨坚家庭贵为天子门第，杨坚及其家庭成员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杨坚家庭中，杨坚帝后之间，以及杨坚帝后与子女间的协调程度，不仅关系到这个特殊家庭的兴衰，而且影响到整个隋王朝的命运。
（一）帝后关系：从志同道合到貌和神离
杨坚出身于关陇军功贵族家庭，其父杨忠，在北周，以军功“进封隋国公。”(6)杨坚以父荫入仕，在北周并无显赫的军功，与独孤氏的结合，使他在宦海生涯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独孤氏的父亲独孤信是北周的佐命功臣，“拜大司马……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信长女，周明敬后；……。”(7)而且，杨坚的长女又是周宣帝后，这些联姻关系使得杨家一跃而成为北周皇亲国戚，为后来杨坚顺利夺取北周政权奠定了基础。从婚后到开皇末年的这段时间里，杨坚夫妇关系是比较和谐的。“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初亦柔顺恭孝，不失妇道。”(8)独孤后大力支持杨坚夺取政权，勉励杨坚说：“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9)杨坚称帝后，“政有所失，后则匡谏，多所弘益。”(10)杨坚夫妇十分朴素，“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后宫皆服浣濯之衣。”(11)在杨坚夫妇的提倡和影响下，隋初社会上下形成了崇尚节俭的风气。史称“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12)正是在独孤后的帮助下，杨坚统治时出现了“开皇之治”的良好局面。随着统治的稳固，统一的完成，杨坚作为封建帝王的奢侈、荒淫本质也逐渐暴露。但是，独孤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两人矛盾因此产生和扩大。杨坚私幸尉迟迥孙女，独孤后不能容忍，“伺上听朝，阴杀之”。(14)杨坚为此独自夜间纵马入山谷间二十余里，慨叹“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15)后经大臣高、杨素劝解，夫妇才和解。独孤后死后，杨坚更加沉缅于酒色，“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16)晚年的隋文帝竟因此致病。
统一以后，独孤后也渐趋奢侈，开皇十三年（593年），杨素奉命监造仁寿宫，仁寿宫十分豪华，独孤后竟夸奖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17)独孤后的纵容，加快了杨坚走向奢侈的进程，从仁寿宫成到文帝死去的十多年中，他每年都要到仁寿宫去。此时的皇后，已经不再是杨坚的“贤内助”，她还因杨坚宠幸宫婢而迁怒于杰出的宰相高颍，离间疏远了他们的君臣关系。而“隋之兴亡，系之存没”，(18)高颎被流，投下了隋亡的阴影。而且，由于晚年病态心理，“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19)直接削弱了杨坚的统治基础，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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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子关系：从厚自封植到父疑子忌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父子关系是立轴，其他各种关系均以此为中心展开，父子关系不但在家庭内发生作用，而且扩及宗族，乃至于国家，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关系的投射。”(20)研究杨坚父子关系的变化，对于了解隋王朝的兴衰很重要，而独孤后与诸子关系变化情况大致与杨坚一致。
隋文帝与独孤后共有五子，他们是长子废太子杨勇，次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越（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考察杨坚父子关系。这两个阶段大致以隋的统一为分界点，在杨坚夺取帝位之际，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长子杨勇，史称杨勇“总统旧齐之地，后征还京师，进位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诸禁卫皆属焉。”(21)他所处的特殊地位，对于杨坚顺利取得帝位、稳定政局，提供了一定的军事保障。立为皇太子后，“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22)成为杨坚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其余四子则在年幼时就分封为晋王、秦王、越（蜀）王、汉王，分别镇守并州、扬州、荆州等要地，统帅方面，并由朝廷派大臣辅佐他们。鉴于北周因诸王力量弱小而亡国，对于诸王，文帝“崇其威重”。(23)诸王分镇，对于维护统治很有利，既巩固了隋的后方，又加强对陈朝的攻击力量。在并州驻扎重兵，防范了突厥的进袭，在荆州、扬州驻扎重兵，从长江中上游和下游钳制陈朝，在战略上居于有利地位，这些地区的军事力量只有让皇子统帅，文帝才放心。在稳固统治和进行统一战争之际，杨坚大胆起用诸子，让他们接受锻炼。在灭陈战争中，文帝把重任交给晋王杨广、秦王杨俊等人。各路大军“皆受晋王节度”(24)，杨俊兵出襄阳，切断陈军从江汉地区入援金陵的通道。在这个时期，面临着稳定统治和灭陈的重任，父子同心协力，关系比较融洽。随着统一的完成，太子和诸王势力的扩大，文帝渐感不安，总是不失时机地对他们加以抑制，与统一前大胆任用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注意不使诸王长期驻守某一要镇，以防其势力坐大。如晋王杨广和秦王杨俊曾多次互换防地，除了战略及用人的因素外，也隐含了上述因素。晚年的隋文帝“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25)当他感到来自子女的威胁时，他对亲生儿子的镇压也是毫不留情的。文帝对诸子态度的变化在太子废立风波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太子是封建国家的储君，地位十分重要，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有许多是围绕着太子进行的。杨坚对此十分敏感。开皇六年（586年）三月，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要求“传位皇太子”(26)。“其后经冬至，百官朝勇，勇张乐受贺。”被杨坚指责为“殊乖礼制”，从此“恩宠始衰”(27)。此外朝臣中的相互倾轧，有的也是打着太子的旗号进行的。太子左庶子卢贲，企图打击重臣高、苏威，对太子说：“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28)朝臣贺若弼也夸口：“皇太子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29)太子集团势力的扩大引起了杨坚的不安，他开始抑制太子的势力。当高反对减少东宫宿卫力量时，杨坚对以“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30)另外，父子俩在性格上也有差异，杨勇“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又“多内宠”(31)，这一切又为号称节俭的文帝夫妇所不容。父子母子关系逐渐疏远，为晋王杨广阴谋夺取太子位提供了契机。杨广的介入，使文帝夫妇与杨勇的关系迅速恶化。杨广“弥自矫饰，……车马侍从，皆为俭素”(32)，获得了文帝夫妇的宠爱。他还倾心交接朝臣，在杨广等人的活动下，杨坚夫妇与太子的关系终于破裂。皇后在太子废立中起了关键作用。她多次建议杨坚废去太子杨勇。杨广“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33)，皇后为杨广拉拢了杨素，并派人“伺觇东宫……构成其罪”(34)。在皇后、杨素等人的影响下，文帝对杨勇严加戒备，“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35)杨坚终于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废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杨坚并未因解决了太子废立问题而改善与诸子的关系。就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不久，“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36)他对最宠爱的杨广尚存疑忌，对其他儿子的防范更加严密。而围绕着太子废立，朝臣也分裂为两大集团，拥护杨勇的朝臣如五原公元旻等许多人被处死、流放，为杨广积极活动的杨素等人则得到优厚的封赏。这场风波对隋炀帝继位后的政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支持杨勇的元老重臣高颎、贺若弼虽在这次风波中幸存下来，但他们在杨广上台后仍先后被杀，与此次风波不无联系。而除了杨勇杨广外，三子秦王杨俊因奢侈被免官，忧惧而死；蜀王杨秀因受杨广诬陷而被文帝废为庶人并囚禁。伴随着诸王的失势，又株连了大批官员，杨俊部属“与相连坐者百余人”；(37)杨秀的部属，也是“连坐者百余人”。(38)杨坚的上述行动，目的是为了抑制诸王势力的膨胀，甚至严酷到要斩草除根的地步，父慈子孝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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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阴谋手段获得太子地位的杨广对杨坚也严加防范。仁寿四年（604年），杨坚卧病仁寿宫，杨广“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39)最后派心腹张衡刺杀生父杨坚，流放其父亲信兵部尚书也即自己的姐夫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随着文帝去世，这个家庭失去了最后一根联系的纽带。
（三）兄弟关系：从相安无事到手足相残
隋文帝最初封诸子为王时，诸子年幼，羽翼未丰，尚能相安无事。隋文帝分派大臣辅佐他们，太子诸王都形成了自己的集团。他们各有分工，太子留京，诸王分镇，矛盾尚未激化，兄弟之间也能互相配合，如秦王杨俊和晋王杨广在平陈战争中就配合默契。在平陈之前，诸王虽各有势力，但根据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杨勇的太子地位是早就确定了的。再者，统一以前，杨坚也注意吸取前代统治者因嫡庶之争而衰亡的教训，对诸王争宠跋扈加以防范，如对怀有勃勃野心的蜀王杨秀就进行了有效的抑制。是以统一以前，杨勇虽懦弱，其太子地位却十分巩固。诸王虽有夺嫡之心，却无夺嫡之机。杨坚因此夸口：“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40)但事与愿违，统一之后，五位真兄弟之间围绕着太子地位的斗争愈演愈烈，上演了一幕幕手足相残的悲剧。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晋王杨广。他多次率军抵御突厥，又挥师平陈，又能“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41)。最后，终于在独孤氏的支持和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夺得太子位。文帝废太子杨勇“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42)太子废立打破了兄弟之间原有的平衡，杨广以非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太子，引起了两个手握重兵的弟弟杨秀和杨谅的不满，“秀意甚不平”，杨谅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43)。（此前秦王杨俊已病死。）杨广为了消灭自己潜在的皇位竞争对手杨秀，“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仁寿二年（602年），杨秀被废为庶人，“不得与妻子相见”(44)，一直被“禁锢”到炀帝时，终于为宇文化及所杀。杨谅听说蜀王杨秀被废后，“愈不自安”(45)。杨坚死后，杨广矫诏赐废太子杨勇自尽，杀死杨勇诸于和高、贺若弼等人，将太子集团消灭殆尽。还矫诏征还杨谅。早有准备的杨谅发动反对其兄的战争，“从谅反者凡十九州”(46)。炀帝派杨素等名将率数十万大军镇压了杨谅，杨谅败降，“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47)。参加角逐皇位的四兄弟中，只有晋王杨广如愿以偿。
（四）杨坚家庭关系变化的原因
杨坚家庭中帝后关系、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杨坚家庭的崩溃实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般说来，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弊端“在支蔓过甚，夫妇之关系，兄弟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叔侄之关系……家庭愈大，则此种之关系愈多，而纠葛之发生也愈频繁……于是为家主者不能不取断然与高压之处置，而家庭生活乃岌岌不可终日矣。”(48)杨坚大家庭内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运转十分复杂，为其崩溃埋下了伏笔。然而，这种分析只是一般规律性的看法，杨坚家庭的崩溃还有其特殊原因。
首先是统治的稳固和统一的完成，原来杨坚家庭成员共同追求的这些目标，制约着杨坚家庭的内部冲突，成为杨坚家庭保持和谐的外在力量。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帝后、父子、兄弟各自的追求逐渐取代了这个共同目标。从而使家庭内部的离心力，大大超过保持家庭和谐的外在力。全国稳定后，杨坚夫妇奢侈享乐，杨坚父子各自纵情声色，杨勇、杨广等兄弟角逐皇太子位等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这样，在国家统一后，这个特殊家庭由于成员各自追求目标的分散而走向瓦解。
其次是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影响了这个家庭的稳定。当时，中国南北的伦理和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49)“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子侧出，不预人流。”(50)“江东妇女，略无交游……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51)当时，杨广、杨俊等人长期在南方活动，特别是晋王杨广，担任杨州总管，南方的风俗文化对他影响很大。萧妃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女，她“有知识，好学解属文。”(52)杨广十分宠爱，杨广还好“吴言”，招引南方士人诸葛颍、虞世南等百余人充当学士，为自己出谋划策。汉王杨谅部下也有许多来自南方的将帅。如萧摩诃原是陈朝大将，王頍是梁朝将领王僧辩之子，“皆为谅所亲善。”(53)南方来的明克让“少好儒雅”(54)，梁灭后入长安，先仕北周，后归隋，也为杨勇所信任。而他们的父亲杨坚在统一前已大量吸收南方士人，统一后更是大量任用南方士人做官。如许善心在仁寿二年（602年）参与议定礼乐；会稽余姚人虞世基仕陈时官至散骑常侍，隋文帝时官至内史舍人。南方士人官僚在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信仰，对隋文帝父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必须对他们父子的家庭观念也有影响。对杨坚父子的这些变化，长期居留北方并深受北方文化影响的独孤后是适应不了的。文化观念的不同，成为杨坚家庭关系不协调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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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杨坚家庭教育功能、感情交往功能及其家庭功能的不正常发挥，也是促使家庭离散的因素。父母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思想品德等都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杨坚本无功德，“性多忌克”(55)，以诈取天下，“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56)其“所好者争夺，所恶者驯谨也。”(57)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中的子女们耳濡目染，自然养成了奸诈、残酷的气质。王夫之就说：“太子勇之饰玩物，耽声色，逆广之离宫别馆，涂金堆碧……一皆文帝心计之所聚，而以丰盈自侈者也。”(58)其子女奢侈不法等劣行实际上是隋文帝劣行的扩大。杨坚对其子女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家庭成员有如此诸多缺点和恶劣品质，彼此矛盾积累激化，必将导致家庭离散。而且，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维系家庭和谐运转的感情交往职能也无法发挥，这加快了家庭的瓦解。
（五）杨坚家庭关系变化对隋统治的影响
如果杨坚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富贵之家，那么他的家庭内部冲突只是祸及自家。然而，杨坚家庭却贵为天子之门，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其治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
杨坚家庭内部冲突削弱了统治力量。家庭成员们各自结援朝臣，进行斗争，这样就将家庭内部的斗争扩展到朝臣中去，加剧了朝臣们的勾心斗角，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影响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而且，随着斗争结果的分晓，对整个失败者集团的处置又是十分残酷，甚至还株连到大批无辜，统治基础日益削弱，统治集团日益孤立。更重要的是，家庭斗争中的胜利者疑忌心理日益加重，发展到对本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也不能信用，这也使得统治者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如杨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59)“夺宗之计，多（张）衡所建也，”(60)但即便如此，对于炀帝的劣行，“（张）衡当途而不能匡救。”(61)即使是这些胜利者集团中的骨干也不能对政事有什么积极作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孤立，几成独夫，统治力量更加削弱。
帝王家庭频繁的内部冲突，使一部分官僚的心态也发生了消极的变化。宗室诸王，生活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中。蔡王杨智积，为了避祸，“门无私谒”，只让儿子们读《论语》、《孝经》，“不令交通宾客”，其意“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随炀帝到江都后，他自己有病也不诊治，临终时对亲人说：“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62)处于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下的诸王与官员，是不可能有作为的。有些人怕被卷入纷争，主动退出政坛。如房彦谦“如王纲不振，遂去官隐居不仕。”(63)诸王与士人的心态转向消极，说明隋王朝已不足以维系人心。
隋文帝家庭内部的冲突及其余波也给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臣将领以可趁之机。在杨坚家庭冲突及其余波中，他们“因利乘便，先图干纪”，(64)加速了这个家庭的瓦解。如宇文化及在江都之变中操纵军队，杀掉炀帝及杨氏诸王，另立秦王杨俊子杨浩为帝，后又杀浩自立。李渊在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把不同支系的杨氏子孙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宇文化及大杀杨氏诸王子弟，清代史家赵翼评论说：“炀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毙之，此岂非天道好还之显然可据者哉。”(65)认为这种现像是家庭复仇，因果报应。其实，这是“特殊的宫廷政治发展，给宇文氏兄弟所处的社会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养成了他们在机会成熟之际，仿效往日角色，重演历史旧剧的思想。”(66)宇文氏家族的所作所为，真是仿效杨坚家族的所作所为。
据统计，直接间接死于杨氏家庭之变的成员有15人，被流放的5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江都之变的超过12人，幸免于家庭之变的仅3人，这还包括了蔡王杨智积和当时尚未出生的杨政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杨氏家族成员都卷进了家庭冲突。家庭冲突几乎使宗室灭绝。身历陈、隋和唐三代的陈叔达说：“隋室父子相残，以取乱亡。”(67)是很确当的。
杨坚家庭内部冲突及其后果加速了隋亡的进程。唐代大政治家、《隋书》的修撰人魏征认为：隋的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72)实为千古不易之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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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岑仲勉：《隋唐史》第2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魏承思：《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3期。
(3)韩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4)梁中实：《也论隋王朝的速亡——谈道德世风在隋朝灭亡中的影响》，《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5)潘承康：《家庭社会学》第143页，重庆出版社，1980年版。
(6)《周书》卷19《杨忠传》。
(7)《周书》卷16《独孤信传》。
(8)(9)(10)(13)(14)(15)(16)(19)(52)《隋书》卷36《后妃传》
(11)(25)(46)(47)(53)《资治通鉴》隋文帝仁寿四年。
(12)(24)(36)(72)《隋书》卷2《高祖纪下》。
(17)《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五年。
(18)《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20)葛兆光：《儒家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
(21)(22)(23)(27)(30)(31)(32)(33)(34)(35)(37)(38)(40)(42)(43)(44)(45)《隋书》卷45《文四子传》。
(26)《资治通鉴》陈长城公至德四年。
(28)《隋书》卷38《卢贲传》。
(29)(41)《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39)(59)《隋书》卷48《杨素传》。
(48)潘承康《家庭社会学》第24页。
(49)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
(50)(51)《颜氏家训后娶篇》。
(54)《隋书》卷58《明克让传》。
(55)(61)(63)《隋书》卷66《房彦谦传》。
(56)(6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
(57)(5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9“隋文帝”。
(60)《隋书》卷56《张衡传》。
(62)《隋书》卷44《蔡王智积传》。
(64)《隋书》卷85传论。
(66)王光照：《论隋末江都事变》，《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
(67)《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