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棋:[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18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30 08:54:06

[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18至于李文田的‘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说得也不够明确。今案：那一大段文章里面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语，明明是在反对庄子。 ‘一死生’之说，《庄子》书中极多见，但集中地表现在《大宗师》。‘齐彭殇’之说，见《齐物论》。可见那一大段文字，不仅不是‘晋人喜述老庄’者的思想，更不是有‘为逸民之怀’、‘仰诵老氏之诫’的王羲之的思想。关于思想上的探索，我已另写了一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以推论之，在此不再赘述。故在我看来，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而自‘右将军司马’ 以下至‘罚酒各三斗’ ，则应为《临河序》所固有。故存世《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说法，我现在仍然相信是有凭有据的。四、《兰亭序帖》的时代性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吗《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王羲之的笔迹了。《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有的还带篆书笔意。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阮元首先注意到这一层，是有卓识的。 (请参看《光明日报》七月三十日宗白华同志：《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 (或称《枳杨府君碑》，案“枳’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七年。) 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172^#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性的矛盾。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我们也看见过。那是双?A NAME='2'>程钅?本，字体颇为流媚，相传是隋以前书。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是《丧乱帖》，还有梁代徐僧权和姚怀珍押缝书的痕迹，足以证明所据以拓摹的原迹之古。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至于清高宗所盛为赞赏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者，在我们看来，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173^# 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我们一样重视字帖，于碑与帖之间并无偏袒。帖只要是真的，好的，我们总是赞扬的，碑如果是假的，坏的，我们也要揭发的。但出乎意外的是，世间重视帖学的人，却藐视碑刻，甚至视如寇仇。同样是祖国的文物，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差别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据我所知，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传世《兰亭序》是初稿，而《临河序》则是定稿；初稿没有用，被保存了下来，故同是一篇文章，而有两种面貌。这说法倒比较圆到，看来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然而遗憾的是：《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关系分割开来，一分为二，各有千秋，恐怕是更能相安无事的吧。五、隶书笔意的伸述何谓‘隶书笔意’? 在我们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后人也有称楷书为 ‘今隶’的，那是名同实异，不能混同。有无隶书笔意，要从真迹、铭刻或者字帖的整体而言；也要从文字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抛物线形。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但自东汉以后，字体又在逐渐转变，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的阶段。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一些，是可以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东晋离汉代近，它的字体不脱离隶书笔意，才合乎情理。就砖刻、石刻、写经文字等而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兰亭序帖》是不是也有点隶书笔意呢? 如就某几个字，或者某一个字的一两笔而言，可能是近于隶书的。例如，汪中在他的《定武兰亭跋》中所举的六个字，‘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 夫字，及“文”字改笔，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 姑且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在三百二十四字中只有六个字有隶书笔意，是只有百分之一?八。就再把高先生用同样的方法所增加的‘癸丑’的丑字，‘曲水’的水字， ‘宇宙’的宇字，‘形骸之外’的外字右卜，‘欣’字欠右一笔，‘老之将至’的老字，‘死生亦大矣’的死字，凡七字，和汪中的六字加拢来，共十三字，也仅只有百分之四的光景。以仅仅这样的百分比，而说整个《兰亭序帖》有隶书笔意，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汪中所举的六个字非常勉强，他是想用来搪塞赵魏的说法。赵魏说：‘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汪中举出一鳞片爪来相与针对，而为《定武兰亭》护法，说古法没有亡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免有点矫辩的。汪中的《定武兰亭跋》，我们早就看过，但我们却相信赵魏与李文田，这就表明我们不同意汪中的矫辩。《驳议》中却说：‘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我要坦率地说一句，我并不‘叹服’。就我所知，康生同志也是不会‘叹服’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康生同志的话：‘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羲之字帖的正确结论。高先生虽然把结论的后半切去了，但并未能改变康生同志对于《兰亭序帖》的实际看法。他的实际看法是：《兰亭序帖》没有隶书笔意。六、‘僧’字不是徐僧权还有一两个字值得附带着讨论一下。那就是有好些种《兰亭序帖》中在第十五行行末‘不’字的右上隅有一个‘僧’字。薛绍彭本及吴傅朋本中，在这‘僧’字之上又还有一个‘察’字，但有‘察’字的就只有薛、吴两本。这一两个字的存在，《驳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但和《兰亭序帖》的年代，却大有关联。 ‘僧’字的问题，唐人没有提到过，宋人始有争辩。苏东坡曾经见过有‘僧’字的帖本，他认为‘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 (见《东坡题跋》卷四，《书摹本兰亭后》。)这是说‘僧’乃‘曾’字之误。黄伯思不同意苏轼的说法。他在《法帖刊误》第九《王大令上》项内，有这样一段议论： ‘至于读《兰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将至”旁一“僧”字为逸少作“曾”字之误。借使摹入行中则害理矣。案古《兰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间特阔者，盖接纸处，而“不”字适在此行之末 (本作‘不与知字’，‘与知’二字当是衍文，故为删去) ，梁舍人徐僧权于其旁著名，当时谓之“押缝”。梁御府中法书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权”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误”，因读为“曾不知老之将至”，非也。又案《晋史?逸少本传》及《书录》(《法书要录》)第十卷皆载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将至”，而无“曾”字，盖可是正。’ 174^# 今案：黄伯思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为什么仅仅一个‘僧’字便能断定为徐僧权?‘僧’字保存得那么完好，‘权’字为什么失掉了?写押缝书的人，梁代除徐僧权之外还有江僧宝，陈代则有杜僧谭(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自古跋尾押署》条下)，为什么不是失掉了‘宝’字、‘谭’字，而独于是‘权’字?要用这样的说法来驳倒苏东坡，我看是很困难的。我本人还是相信苏东坡的说法，‘僧’字是‘曾’字之误。‘僧’字的单人旁本来是加添字的符号，表明这个‘曾’字应夹在‘快然自足’与‘不知老之将至’之间。请看所谓《褚摹兰亭》颍上本‘僧’字的单人旁吧，多少还保留着符号的形状 (图十一)。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引《兰亭序》文本作‘快然自足’，‘快’字一般帖本都误成意义相反的‘怏’字去了。颍上本于‘怏’字旁分明有改为‘快’字的痕迹。有这一字的添改，可以证明‘曾’字同样是添改了(参看图十一)。添上‘曾’字是好事者所为，变为‘僧’字则由刻帖者有意或无意的误刻。如果是‘有意’，则黄伯思的说法恰恰是体会到了作伪者的意思，是想作为押缝书以示帖本之古。 ‘僧’的来历如此，‘察’更是后加。‘僧’字既可为梁代的徐僧权，则再加上一个‘察’字，便可作为隋代的姚察(隋代写押缝书的人，见上举张彦远著述)。字帖之古岂不就得到了双重的保证? 苏、黄二人论到‘僧’ 字而未论到‘察’字，可见 ‘察’字之加添还在苏、黄以后，应该是在南宋时代了。至于黄伯思说《晋书》和《书录》皆载此序，并无‘曾’字，那一点也不稀奇。那是表明：‘曾’字是晚唐至北宋初年的好事者所增加的。‘僧’字的来历是这样， ‘察’字更后加，可以不必多说。故我们不能因为有一‘僧’字便以为即是徐僧权，更不能根据这样的臆说而断定《兰亭序帖》为梁代内府的法物。 175^# 七、唐太宗如果生在今天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就只有王羲之一人，使他‘心慕手追’的也只有王羲之一人。 (《晋书?王羲之传》后的评语，是用唐太宗制诏的形式以代替史臣的论赞。) 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使书法得以推广并保存了好些字帖下来，特别是促进了隶书时代向楷书时代的转变，这是好事。秦始皇采用了隶书，唐太宗采用了楷书，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作伪者乘机制出了不少赝品，把书法发展过程淆乱了，这就不能同样说是好事了。我倒比较欣赏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 ‘安吴包慎伯(世臣)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见北京图书馆藏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据章钰在卷首的题识：‘原本在罗叔蕴(振玉)处’，今不知何在。这段话是有毛病的。首先是完全肯定了包世臣的话，而没有作应有的交代。南唐拓本的《画像赞》与《洛神赋》，赵之谦是否也看见过?是否真正‘笔笔皆同汉隶’? 不作交代而全称肯定，则是近于迷信了。其次是唐太宗并不兼重二王，他是偏重王羲之，而轻蔑王献之的。上举《王羲之传》的评语把王献之批评得很苛刻，说他‘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饿隶’。这些有名的评语，名书家的赵之谦，不应该是不知道的。

176^# 但我还是比较欣赏赵之谦的这段话，因为话中包含有关于王羲之的部分。王羲之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帝，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在这样的风气下边，赵之谦以一位咸丰年间不十分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确是有点胆识。他不仅只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而且还另有所指。我看，他是懂得批评的窍诀的。批评了桑树，也就批评了槐树。但是，他的《章安杂说》终于不敢问世，恐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 ‘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177^#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 ‘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们也是赞扬唐太宗的，但这样无条件的信仰，却不能不踌躇了。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 唐太宗是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总之，‘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我还是寄以希望的。不仅砖刻、石刻有可能出土，即帛书、简书也有可能出土。长沙，不是曾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书》吗?信阳，不是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简书吗?还有写在别的陶器或壁画上的墨迹也有可能保留下来。要断言羲之真迹绝无出土可能，今天还为时过早。此外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细节，但嫌琐碎，不愿过多地占用报刊的宝贵纸面。商讨就到此搁笔，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指正。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 (原载《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九期，图版从略) ‘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王玉池）一九六五年，由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等墓碑的出土，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引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以及王羲之书法本来面貌的论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争论未能顺利进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有论争文章。这些文章已由文物出版社集为《兰亭论辨》一书出版。这个文集有一个缺点，即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一方，收入文章不多，但也发表了像商承祚先生那样很有份量、可以同郭氏论点旗鼓相当的力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发表了不少论辨文章，但绝大多数是不同意郭氏意见的；也有少数人仍坚持郭氏提出的基本观点并有所发展，如李长路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例。笔者看过部分论辨文章以后，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感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不少文章没有抓准问题的实质，以致产生了不少误会。有些人是抓住对方一两句不够严密或不够准确的话，再经过自己的推论和发挥，作为立论的根据，导致所发议论同对方原意相距甚远。例如，有人认为郭沫若等的意见是全部否定了王羲之作品的存在，或曰‘今日连根铲大王’；有人认为‘郭氏最大的错误’是‘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 (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四六七页，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断定他不了解魏晋时代已经产生了楷书和行书，现在证明那时已经出现了行、楷书，所以郭氏也就错了；也有人将‘兰亭论争’的关键归结为写体兴刻体的差异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抓准问题的关键，原因是没有细读并全面理解当时争论文章的原文，以及没有看到争论中论点的发展所致。下面谈点拙见，以祈方家指正。

178^# 一、如何理解李文田的两句话上述诸观点大抵由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语中的两句话引起。那两句话是：‘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对这两句话，商承祚先生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解释 (并引申) 得比较明确，他说：‘李文田以《宝子》《龙颜》书体强加于羲之头上，谓不能再写其他笔法的书体，并认为这是“时代为之”，是没有认识到石刻书体和时代风格的关系，不恰当地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代风格，以偏概全，是没有理由的。’又说：‘要像李文田所说那样，把羲之的书体局限于二爨，则羲之不过是继承前人遗法的一般书家，低估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 (见《兰亭论辨》下编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下面所引商氏观点皆引自此文，不另注。) 这种解释和引申很有代表性，认为郭沫若不知道那时已有行书，李、郭全部否定王羲之作品等观点，也大都由此引申而来。这类文章已经发表很多，而且现在仍在不断发表，不能不引起重视。首先，应该承认，孤立地看李文田那两句话，自然是有毛病的，因为它是全称判断。可以直解为王羲之的所有作品都得像‘二爨’碑刻那样方严拙朴。但我认为这样理解问题过于简单。为了准确的弄清李文田的原意，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李跋的原文和了解李文田其人的情况。从李跋的原文看，其实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两句话的意思不全。‘故’字前面还有两句，即‘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A NAME='1'>程薄９适牢?右军之书则已……’可见‘故’字之后的两句，主要是借‘二爨’碑刻来形容王字应当具有雄强之势，未必实指王字在形体上必须同‘二爨’碑刻一样方严拙重不可。这是其一。 (顺便说明：李跋‘且’字前面主要谈《兰亭序》文章之不可信。我对文章真伪尚未研究，不便发表意见。下面所谈只限于书法形象上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兰亭序》文章如伪，只限于《兰亭》一帖，时代特点或曰时代风格则涉及一代书帖，因而意义更加广阔和重要。) 179^# 其二，李跋的后面，已交代了该跋的主旨：‘予跋足以助文学(赵魏)之论’。即他是在同意赵魏观点的基础上发了一点辅助性的议论。赵魏的原文见汪中所引：文学(赵魏)语编修(江德量)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赵魏的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已在隶书基础上变化出了新体(应指楷书)，但尚未完全脱离古法，亦即隶书遗意。李文田自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而且李跋前面已明确写道：‘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见李文田所指是一种笔意(赵魏曰‘隶书遗意’)。文田试举‘二爨’，亦应指其应有隶意，并非局限于字的具体形体。第三，说李文田‘谓不能再写出其他笔法的书体’、‘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代风格……’等等，都属人们的推测。李文田本人并未讲过类似的话，我认为他也不可能讲这种话。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推论可以成立，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李文田根本不知道石刻之外还有帖简等书法形式的存在，或者不懂得两者不能简单相代；二是他很清楚当时已存在因用途和质料不同并存着各种不同的书写式样和不同书体，但仍然得出《定武兰亭》非晋人书，而是梁陈以后书的结论。我相信李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因为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 生活于考据学充分发展的晚清时期，他本人也是金石学家。曾官翰林院编修和侍读学士，以‘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和‘类能识拔绩学’著称于世。其知识怎么会贫乏到连石刻之外还有帖学系统存在也不知道?再说，他将《定武兰亭》(这是帖，而不是碑)等体式书迹的产生界定在晋宋、梁陈之际，其难度是很大的。没有对大量碑帖的研究，没有丰富的书史知识，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爨龙颜》是碑，刻于刘宋中期；《定武兰亭》是帖，这两种碑帖距他界定的可能产生的宋、梁之际只有四十几年，没有对碑、帖的统一研究，怎么会同出于他一人的笔下呢?

180^# 再退一步说，假定李文田知识贫乏，不知道铭石之外还有帖学存在，或者一时失误说了两句不全面的话(我以为如系一语失误，不值得进行长篇累牍的讨论)。那末在他以前的包世臣可谓碑帖贯通，而且是以帖入碑的大家；他以后的郭沫若，不仅传世碑帖淹熟，连本世纪以来出土的众多简牍、文书墨迹也都已见到 (并已作为补充李说的论据)，为什么也得到同李文田近似的结论呢?可见只提出石刻与书帖不同或刻体与写体不同来证明李文田论点错误，是既不准确也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二、郭沫若并未否定王羲之的所有作品和历史地位由于郭沫若声明‘很欣赏’李文田那两句话，又说过‘故有《王兴之夫妇墓志》与《谢鲲墓志》的出土，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等话，就认为他也是主张王羲之所有的字都要像‘二爨’那样方整板刻。又引申为他否定王羲之历史地位和所有作品，所谓‘连根铲大王’，以及不知道那时已有行楷书等等。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单看‘实现了一半’等话，也确实容易引出上述某些结论。这应属于其行文的不足或不严密。但细读全文，他主要还是想强调那时书法的体段和笔法应该保留一定的隶书笔意。讨论问题，应该抓住事情的本质和主流，而不是纠缠于一两句不能完全体现主流的言词，才于解决问题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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