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飞行家之眼 下载:[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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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9四、元、明、清时期 南宋人虽刻王书学王书，但由于翻刻失形和模拟当朝，书风日下，未能出现书法大家。 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忽必烈灭宋。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 春，赵孟N FDA2入大都仕元。在书法艺术活动中，赵孟NFDA2与鲜于枢等人共同力挽颓风，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回归潮流， 逐渐占据了整个朝野。赵孟NFDA2一生学书，宗奉 ‘二王’书法。他一生临习《兰亭》无数，又作有大量题跋。其书作和文跋是继北宋四大家之后，学习、研究王书达到的新的高度。他的书法依托‘二王’，影响明清和近现代。其题跋中以《兰亭十三跋》最为有名。其中第七跋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 故古今以为师法。’在赵孟NFDA2托古改制、回归‘二王’的旗帜下，邓文原、揭斯、饶介、李倜、倪瓒、虞集、柯九思、张雨等人各有体势。 明代三百年，从整体上来说，是帖学风行的时代，法帖传刻十分兴盛。著名的有常姓翻刻阁帖《泉州帖》，周宪王刻《东书堂帖》，文徵明刻《停云馆帖》，董其昌刻《戏鸿堂帖》，华夏刻《真赏斋帖》，莫是龙刻《崇兰馆帖》，王肯堂刻《郁冈斋帖》，邢侗刻《来禽馆帖》等。帖学大行，士人竞相临摹，蔚然成风。所以明人善行草者极普遍，简牍之美，几越唐宋。 明朝前期，书坛深受赵孟NFDA2影响，余韵不绝。直至明中期，刘珏、姚绶、詹僖、金琮等家，无出赵的法门。另有一些书家如宋克、陈璧、解缙、张弼、张骏、陈献章等，则能另辟蹊径，自成别调。 明代中期，吴中地区人文荟萃，书家辈出。以王书为绪，各具风采。如徐有贞行草书的遒放雄健，沈周的苍劲秀润，王鏊的清劲峭拔、吴宽的姿润奇崛等。 弘治至嘉靖年间，吴中崛起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道复，称‘吴中四家’。祝允明是穷年白首、池水尽墨的专业书家，各体皆工，名播遐迩。草书长卷大幅，奇纵跌宕。文徵明为吴门画坛的盟主，小楷尤为精整，师承晋唐，行书出入《圣教序》。文徵明的学生陈道复，上寻‘二王’，下模唐宋，脱出师门，自成一格。王宠的书法出于王献之，以楷书擅名，笔法遒逸婉和，深得晋唐雅趣。另外，浙江宁波的丰坊，行草学‘二王’，宽舒醇厚。松江的陆深，骨力遒劲。 明代晚期，董其昌尊王学王，雄踞书坛，成一大家。其书风圆劲秀逸、行气疏朗，别具一格。董其昌不仅书法享有盛誉，其书学也是一代宗师。晚明与董其昌齐名的还有邢侗、米万钟、张瑞图，时称‘邢董米张’。其中张瑞图的行书，初师钟、王，书体温和淳雅，后期用笔转为屈曲方折，风格奇宕。邢侗主要以‘二王’为宗，笔力矫健，古朴圆浑。 清代初期，书苑流行最广的仍是董其昌的书体。康熙皇帝玄烨，酷爱董书并写有一手董体。海内董书真迹，搜访殆尽，朝野士人，风趋云会。如笪重光、姜宸英、汪士宏、何焯、沈荃、张照、王澍、查士标、查 、祁豸佳、吴山涛等人，均以董书为门径，采撷晋唐各家，创立自己的风貌。 至乾隆一朝， 书风渐变。乾隆皇帝弘历尚好赵孟NFDA2书体。他习赵书，却无赵孟NFDA2的骨力； 推崇王书，却少右军的韵味。再加科举以书法取士，使书风渐成‘乌、方、光’的‘馆阁体’，走入末路。 乾隆至嘉庆年间，帖学书风进入了最后的繁荣，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成亲王永 等人，在取法和发扬‘二王’书帖风格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王文治自称 ‘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 乾、嘉以后，碑学勃起。从事碑学的阮元、包世臣、伊秉绶、邓石如、吴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翁同 等大家，都曾受益于右军书帖，后在书坛中竖起碑学大旗，使帖学受到了最大的挑战。 统观明清两代，学右军书体最有成就者，首推王铎。王铎为明代旧臣，降清入仕。他于王书笔濡目染，融会贯通，左右逢源，成为一代草书大家。傅山则属于高人逸士，一生出入‘二王’，自称：‘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
82# 第二辑 近现代影响 一、国内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在古代影响深远，哺育了一代代的书家，到了近现代，仍然是书坛崇敬的伟人。人们不仅崇敬他，而且把他的书法作品当作临摹的范本。学习书法者，从唐楷入手，继而学习行草，莫不以 ‘二王’为师，以致在中国书坛出现‘二王’书派。其领袖人物是沈尹默，中坚人物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人。 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原名君默，曾署名沈NC85C、沈中，号秋明，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十二岁开始习字，不论寒暑，临池不辍。他遍临晋唐法帖，而对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用力最勤。三十岁后由文徵明、米芾、智永而上溯‘二王’，晚岁又遍临北魏、隋唐碑版。终于熔铸诸家，自成一体。其书体平易近人，如其为人。于右任曾赏识其所临《兰亭序》，谓其书必传。郭绍虞在《悼念沈尹默先生》一文中指出：‘先生不作怪怪奇奇之体，这是因为他的书法艺术从工力上得来，精于用笔，所以清健秀润，能在平易中自成一家之体，这比有意做作的更难。’沈尹默在理论上对‘二王’亦有研究，论文《二王法书管窥》，阐述了学法‘二王’的经验，指出学法‘二王’，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王字，墨迹的流传和真伪、失真等，认为今天已见不到一个真正的王字，所以只有从唐、宋时代学王有成就的大书家的作品中去问道，仔细分析，去异存同，来间接地学习王羲之书法，这一见解颇为独到。他还分析了大王和小王运用内 NE361、 外拓两种不同的用笔方法，深入浅出，论述颇详，对今人启发很大。沈尹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坚持书法创作，介绍书法艺术，诚为‘文化大革命’ 前中国书坛的领袖，功不可没。其书法失在骨力不足。 马公愚(一八八九-一九六九) ，号冷翁，浙江永嘉人。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出身于书画世家，七岁从父学书，十五岁时书名已誉满乡里。自幼习历代名碑法帖，上自秦汉碑刻、钟繇‘二王’，下至明清近人墨迹，无不精心揣摩。真草取法钟、王，气息醇雅，神韵生动。晚年对王羲之《丧乱》、《孔侍中》等七帖尤为推崇，不仅自己朝夕摹临，而且还教导学生临习。他能传王羲之书风而有自家面目。 83# 白蕉(一九七-一九六九)，本姓何，名旭如，号复生，后改名白蕉，又号复翁。上海金山县人，曾任上海画院画师。白蕉治学严谨，书画造诣颇高。书法酷爱‘二王’。他曾回忆说：‘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 由于几十年的研习，白蕉学‘二王’在书艺上已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他的字取法高远，秀逸潇散，楷、行、草书和中小字尤佳，有晋人风致。 邓散木(一八九八-一九六三) ，号粪翁，上海人，著名金石书法家。学书刻苦，几十年间，无论寒暑，总是未明即起，或临池，或治印。临摹全部汉碑和‘二王’帖，其他上至金文石鼓，下至近代各家，无不手摹心追，潜研穷索。其行草书熔‘二王’、张旭、怀素于一炉，下取明清王觉斯、黄道周笔意。所临《兰亭序》，笔笔精到，形神兼备，一气贯通，既传羲之书风，又有自己的风貌。建国后不久，他应聘赴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简化字模的书写工作，从此留居北京。长居北京使他受到北方雄健书风的熏染。 潘伯鹰(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原名式，字伯鹰。安徽怀宁人，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在诗和古文辞方面有较深造诣。晚年致力于书法，从魏晋到宋元各家的正、行、草三体无不涉猎。但学得最多的是王羲之和褚遂良的各种碑帖。在广泛临摹、汲取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主张书法的最高境界当于‘字外求之’和碑与帖相互为主，其正书和草书同纸书写，大字刚劲浑厚，拙中寓巧，小字雅致秀润，榜书甚见功力。曾与沈尹默合写新字帖，影印出版，在全国较为流行。论著亦较多，已出版的有二十多种。书法论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等。他一直追随沈尹默，在沈尹默从事的书法活动中充任助手工作。 学习‘二王’，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的，著名者还有李叔同、马一浮、郭沫若、林散之、吴玉如、沙孟海、高二适、赵朴初、启功、蒋维崧等。 由于‘二王’书派在中国书坛占主导地位，影响所及，全国的书法工作者学习继承王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84# 二、国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得到国内公认，对历代书家影响甚大，且在唐代即随文化交流扬名海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尤为深远，并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也逐渐为西人所知。 一、日本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而又历时悠久的强大王朝。当时国力强盛，与国外交往频繁，汉文化远播四方，不少典籍也传到了海外。因图书全是写本，所以汉字和汉字书法也随之流传开去，中国书法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生了根，尤其在日本得到了辉煌的发展。 据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年)，百济国王派通晓经典的阿直岐出使日本，并成为太子的老师；进而应太子的邀请，博士王仁于翌年去日本，并将带去的《论语》和《千字文》进献朝廷。这是汉字传入日本的正式记载，也是日本书法历史的起点。 到了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盛唐之时，遣唐使的频繁派遣，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大批来唐学习汉文化、取经，使唐朝文化的输出与日俱增。由于唐太宗一味爱好王羲之的书法，随着两国交往的频繁，唐朝流行的晋唐书体特别是王羲之的法书便代替了六朝书体在日本流行。从《万叶集》的诗歌中可得知，王羲之的名字在日本已家喻户晓。日本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在其生前，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已传入日本。公元七五四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不少书法名迹，为日本国书法艺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天平宝字二年 (七五八年) ，光明皇后又将圣武天皇遗爱的‘二王’书法一卷，献于东大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临摹王羲之的字帖，光明皇后所临写的《乐毅论》，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随着‘二王’书风在日本受到崇尚，在奈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平安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年) 的书法繁盛时期，‘三笔’、‘三迹’等代表书家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国古典书法的高峰。 ‘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和尚三十一岁入唐取经习书，归国后更潜心书法。他将王羲之和颜真卿的书法风格、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既有圆劲典雅的韵味，又有厚重流动的风采。他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被人称为‘五笔和尚’、‘日本的王羲之’，是平安初期书法界的坛主。 嵯峨天皇，曾跟空海学过书法，擅长诗文、书法，由于受空海的影响，及对唐朝文化的仰慕追求，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唐人风貌。相传《李峤诗百咏断简》是他的代表作，瘦劲、峻峭、潇洒流畅的书风，可以窥见王羲之、欧阳询的余韵。 橘逸势也是平安初期享有盛名的杰出书家。他曾与空海等人一起入唐，在唐留学期间，学习书法和音乐，曾师事柳宗元，在唐朝有‘橘秀才’的美称。传为他的代表作品《伊都内亲五愿文》，运笔自由奔放，点画沉着痛快，极尽变化之妙，而且带有日本人的情趣，从中可以见到日本式书法的雏形。 稍晚于‘三笔’的‘三迹’，在十世纪初的平安时代走上日本书坛，同样是划时代的大家。这时在中国，唐宋易代，日本追随模仿中国的倾向随之减弱，书法进入转折期，形成了日本体。其特点是用笔带有圆形，优雅而轻快，清淡而柔和。但日本体的渊源仍是王羲之的法书。进入‘三迹’日本体时期之后，崇拜王羲之的风潮仍旧强劲不衰。所谓‘三迹’，是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 小野道风，熟习王羲之的书体，并把格调清高的王羲之书风，融入日本特色的抒情趣味，使之日本化，首创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体。他曾应召为天皇宫中书写屏风，其书体端庄温雅，用笔流畅凝重，被人们评为‘野风得羲之之骨’、‘羲之再世’。 藤原佐理书风盛行日本，其书作曾作为天皇学书的范本，有‘佐迹’之称。后人有小野道风刚，藤原行成柔，而藤原佐理居中之论。书风有直率而一气旋折之妙。 藤原行成崇敬小野道风，酷爱小野的书体，同时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体。其书风优雅清高，淡和优美，甚为适合太平盛世、华丽风雅的宫廷贵族趣味。因此，他的书法有‘权迹’之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后世的习字范本。 活跃于江户后期的书家甚多，‘幕末三笔’是其代表。这三位名家是贯名海屋、市河米庵和卷菱湖。贯名海屋是三人中创造力最强、最具开拓性的人物。贯名海屋名苞，字君茂，号菘翁。初长于‘御家流’，后学米元章，从叔父登高野山，拜览空海的真迹，后潜心研习‘三笔’、‘三迹’，得悟妙谛，进而专攻晋唐名家。学习中接触揣摩最多的，是王右军《圣教序》、《十七帖》、孙过庭《书谱》，其临摹精心，几可乱真。六十岁后杰作屡见，至八十岁以后则笔力苍劲古拙，可谓人书俱老。 贯名海屋的书风一反时习，以雄强恣肆、大气磅礴见称，特别是他在技巧方面的全面精湛，更是日本数百年来罕见的。江户时代的众多书家中，他是佼佼者。日本的研究者认为，他是后代唯一可以与‘三笔’、‘三迹’相比拟的书坛巨擘。 在日本书法史上，与汉字唐风的古典书法并驾齐驱的是假名书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家和著名的作品，尤其是在平安时代达到了古典假名书法的高峰。‘假名’是日本创制的文字，它是借用传去的中国汉字草书，也就是王羲之一派草书略经变化而成的。‘假名’最终成了日本国的文字。假名文字与中国草书的这种深厚而密切的渊源关系，使日本人在写草书时格外顺手，直到今天，草书在日本书法中仍是最发达的书体，艺术水平远远领先于篆、隶、楷、行四体，并且与假名书法一望而知出于一脉。 近六十年来，日本书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西方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深入，出现了少字数派、前卫派等现代书法，但古典传统派书法仍占主导地位，晋、唐书法，尤其是王羲之书风仍被认定是书法的正脉。 85# 二、朝鲜 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直接受中国的影响，每个时代的书家都学习、摹仿中国的名家之作。 晋时的王羲之、 唐时的欧阳询、颜真卿、宋元及以后的苏轼、赵孟 NFDA2、 董其昌等，都曾深刻影响过朝鲜书法。如李种德的书法，儒雅秀逸，兼有 ‘二王’和颜真卿的风格。 朝鲜中期书法第一人韩石峰，学习‘二王’书法成就卓著。石峰名韩NFDBF，字景洪，号石峰。朝鲜中宗三十八年(一五四三年)生于松都(今开城)，卒于宣祖三十八年(一六五年)。二十五岁中进士。因写一笔好字，历任户部工曹正郎、加平郡守。朝鲜王朝派往中国明朝的使团中，石峰每次必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其书法得到明朝众多名士的高度评价。李廷龟在《月沙集?韩石峰墓碣》中说：‘少长能自课书，梦王右军授以所书者再，由是心独喜自负，临帖若有神助，既天才，又积用功，楷额真草无不各臻其妙，既已笔名擅一时。’王世贞笔谈称其书‘如怒鲵决石，渴骥奔泉’。 石峰有《徐敬德神道碑》、《权元帅幸州大捷碑铭》等十余种碑碣，以及李白诗《古风》等三十八首、王羲之《兰亭序》、《草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等众多真行草墨迹流传于世。其书主要出自‘二王’《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洛神赋》等。楷书较俗，而行草书却超逸绝尘，如龙蛇飞舞。朝鲜书法大家李匡师评其书：‘逮我朝，安平、自庵、蓬莱、石峰为四大家。……后来论定，以石峰为国家第一。’他是朝鲜书法史上尝试跳出中国书法之藩篱，走自己书风之路的第一人。 第三辑 近现代研究 一、国内研究 自南北朝至清代，对王羲之的研究，仅限于对其书法的概括评价，或对某一碑帖的探讨考证。到近现代，由于广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的努力，王羲之研究领域在不断开拓和深化。总的说来，近现代的王羲之研究可分三个方面：(一)生平、家世研究； (二)思想品格研究；(三)书法艺术研究。 86# 生平家世研究 王羲之的生卒年代，是一个历史疑案。《晋书》本传记羲之‘年五十九卒’，但生卒于何年，所载不详。对此，今人麦华三在其《王羲之年谱》中，将前人之说概括为四：(一)据《王右军集?题卫夫人笔阵图》‘时年五十有三’和‘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书’的记载推算，王氏当生于惠帝光熙元年(三六年)。(二)据南朝宋羊欣《笔阵图》云‘三十三书《兰亭》，三十七书《黄庭经》’推算，王氏当生于元帝大兴四年(三二一年)。(三)据清代学者鲁一同考证，王氏当生于永嘉元年(三七年)。(四) 据唐张怀NF146著《书断》 所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推算，王氏当生在惠帝太安二年(三三年)。 建国后，国内学术界除三六年说无人采用外，其余三说均有人采用。郭沫若采用三七年说，而在学术界流行的，当推三二一年和三三年两说，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应取三三年说。 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认为：《书断》所记，与陶弘景答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谓 ‘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大略相合。以此推算，王氏当生于太安二年(三三年)。至于据羊欣《笔阵图》推出的三二一年说，与《晋书》本传载‘十三岁谒周NF DB4 ’不符。三六年说基本上不值得考虑。因为永和只有十二年，无十四年之说。鲁一同的三七年说，因为论据多有错误，亦不足以使人信服。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今人又编撰出几种新的年谱和年表，著名的有：麦华三的《王羲之年谱》(油印本)，陈玮君的《王羲之的年谱》，潘德熙的《王羲之年表》，李长路、王玉池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等。麦华三所编年谱，对史料的采录十分审慎：首采时代近者；次采考订有据者；但见著录而不能定年者，有类从类，无类则系于最初之年。对于异说，附于后，以资传疑。因此，此年谱系年较准确，史料较翔实。特别是对生卒年的考证，有根有据，很有说服力。此年谱不足之处，是所列世系表过简，且有缺失。 李长路、王玉池编著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较之麦氏《年谱》又有新的进展、新的特色：(一)增加了东晋大事记，为了解‘二王’的生活环境与作品历史背景提供了资料；(二)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增补了新出土碑刻、文书资料； (三)所附世系表增补特多，为前人所略，填补了历史空白。可以说这是融合年表、年谱、世系表、大事记于一体的‘二王’研究工具书。 由刘涛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十九卷《王羲之、王献之》中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集当前研究成果之大成。 由王汝涛、刘茂辰主编的《王羲之研究》，探讨王羲之历任官职时间、南渡时间、与郗氏结婚时间及其父王旷下落等，都颇有见地。刘茂辰等编撰的《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汇集了各种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二王生平系年》尤为充实。 87# 思想品格研究 对王羲之的思想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 在六十年代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中，论者常将序文中所反映的内容，与王羲之的思想品格相对照，作为判断序文真伪的依据，于是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以骨鲠称’，他自己也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他虽然信奉五斗米教，常服药石，但并不是有意遁世。他的性格决不像《兰亭序》中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与郭沫若的观点相反，唐风认为，《兰亭序》所反映的，正是王羲之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王羲之受老庄思想、道教思想影响很深，《兰亭序》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体现。王羲之的倔强性格与《兰亭序》那种‘悲观气氛’并不矛盾。 商承祚认为，王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但又心胸狭隘。他指出，只看到王羲之性格中的积极因素而看不到消极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牛兆英、赵炯等著文认为，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其政治主张有下列几个方面：(一)北伐问题。他关心北伐，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 (二)关于政局安定问题。他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内部的安定团结。(三)在改革弊政、与民休息方面。在任会稽内史期间，作为地方官，提出一些改革弊政、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改革漕运、减轻劳役等)，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王羲之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同时，在伦理、艺术方面又受玄风熏陶。晚年信奉黄老之术，表现出归隐田园、超脱宁静的心态，这与道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郭廉夫在其《王羲之评传》一书中，设专章探讨、评论王羲之的政治思想。郭廉夫认为，王羲之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爱民重民思想。在任会稽内史期间，在发生灾荒、民不聊生时，他冒着被罢官、杀头的危险，开仓赈济灾民。当时赋役繁重，他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东晋时期饮酒成风，酿酒耗费大量粮食，他曾下令在一年内禁止酿酒，使粮食紧张状况得到缓解。(二)进言改革。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但晋朝由于战争不断，全国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他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实施办法。当时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危及国家安全。王羲之主张对贪官给予重判，‘杀一儆百’。(三)反对‘愦愦之政’。当时，王导辅政，对豪强横行、贪赃枉法的现象，采取宽容的态度。人们称王导的治国方略为‘愦愦之政’。王羲之对王导统治下的时局极为不满，主张惩办贪官污吏和不称职的官员。(四)审量彼我的决策理想。王羲之早有收复中原之志，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既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反对殷浩北伐，是因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结果正如他所料，殷浩北伐以失败告终。(五)政治理想。王羲之一生抱有救国匡时之志，立志‘宣国家威德’，收复关陇、巴蜀，在边疆奋战，建功立业。因客观条件限制，他的抱负未能实现。王羲之不赞成力争武功，主张文治为上，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他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反对党同伐异，主张协和共处，维护政局安定。 于联凯、郭廉夫等学者对王羲之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于、郭等人认为，‘崇尚自然’是王羲之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它主要表现为：赏心于山水林泉的自然之美，崇尚人性的自然放达之美，书法上师法造化，循自然之势，形成飘逸的风格。’郭廉夫进一步分析了‘崇尚自然’思想产生的原因：‘东晋的风流名士厌恶官场的腐败，为避免政治的险恶，他们崇尚老庄的“无为”思想，其中不少人消极避世，隐居山林，以达到远离世俗的目的。’ 于、郭都认为，‘虚静无为’也是羲之美学思想的体现。于联凯说：‘崇尚自然的指归，在处世和治世上就是虚静和无为。’并且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魏晋时，社会纷扰，人生多艰，故士人多服膺老庄，向往乐土，因而形成了审美上的虚静无为的观点。’郭廉夫引用事实来印证王羲之‘虚静无为’的思想：‘王羲之曾作了这样的表白：“吾素自无廊庙志”，“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所谓老氏、周任之诫，即知足不辱，安贫乐命。又云“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 ‘王羲之愤然离开官场，情况比较复杂，原因很多，但与他静思玄贤、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虚静无为的审美意识，有直接关系’。 于、郭二位认为，‘追求人格独立之美’，是王羲之美学思想的又一表现。于联凯说：‘追求人格和美的独立，是魏晋风度的内涵之一’。‘魏晋士人多持理想主义，在人格问题上，认为只有独立于天地，而又德被天下的“至人”，才是最完美的人’。 ‘王羲之正是按这样的标准来建构自己的人格的。他素“以骨鲠称”，别人亦以其为这方面的表率。如《世说新语?品藻》谓：“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可见羲之是极力追求人格独立之美的。羲之的“骨鲠”与其有“鉴裁”是分不开的。鉴裁就是独立见解，能明辨是非，这是独立人格不可缺少的因素’。 88# 书法艺术研究 在《兰亭》论辨中，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评价，也出现不同观点。主张《兰亭》伪托说的人认为，王羲之的字迹，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的，与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大不相同。首先提出这种看法的是清末学者李文田。他认为‘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东晋以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郭沫若与李文田观点相近。 启功曾就李文田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同属晋代碑版也不会像‘二爨’的字体。况且从已经出土的汉晋简牍墨迹看，晋人简牍的字体多为行草，就是真书也与碑版不同，也不作‘二爨’体。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正因他的真、行、草书变化多端，各适其宜，在当时书法革新中，有开创之功。 在论辨中，主张《兰亭》为真者提出了与郭沫若等人相反的观点。严北溟认为王羲之擅长各种书体，但最擅长的是真、行。真、行反映了他的独创风格和艺术水平，而梁武帝所谓‘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只有《兰亭序》一类行书才当之无愧。商承祚亦认为，从《书断》列王羲之草书神品第二，《书议》列其真书第一来看，王羲之最擅长的是今草、楷书以及两者结合的行书。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有二：(一)开辟了草、楷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推出了行书体，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二)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他既掌握了多种书体，又改革了传统性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在实践中注重变换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千篇一律。 有的学者研究王羲之书法创作的分期。路振平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一文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师从卫铄、王ND447。王羲之早年书法受卫夫人和王ND447的陶染，一遵钟法，其字秀丽飘逸。现在已看不到他早年的书法作品。不过，从前人对其评价看，早年书迹毫无奇特独到之处。第二阶段，中年博采众碑。王羲之渡江后，广游名山大川，博览秦汉以来篆隶大师们淳古朴茂、豪放奇肆的作品，眼界大开，幡然顿悟，开始不满足于卫夫人、王ND447姿媚的书风， 博采篆隶等多种书体之长，形成了质朴丰茂的风格，《姨母帖》就是此期的代表作。第三阶段，暮年变法创新。这一阶段大约从永和十年 (三五四年) 开始，正如陶弘景所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羲之敢于变法，善于创新。其变法创新的主要途径，一是从当时民间流传的书体中汲取营养，二是直取钟张，对其书法进行了精研增损的再创造。经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出神入化，冶为一炉，终于完成了从带有隶意的质朴的书体，到遒逸瑰丽的王体真书与行书的蜕变。王羲之的书法在第一、二阶段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一直到第三阶段，才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 在新的思潮影响下，有的学者试图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王羲之的书法。陆宇宙《从魏晋士大夫审美心理看‘二王’书法》一文，从审美学的角度，宏观把握‘二王’ 书法艺术的特征。 作者认为，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崇尚老庄哲学，以 ‘无为’为‘有为’，追求虚静、空灵、自然、淡泊，不拘于礼法，放荡不羁，以及超尘绝俗的‘理想化的人格美’。而魏晋士人找到了表现这种人格美的最适宜的形式，这就是晋人的书法。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所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们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在书法的发展中，晋人不死守前人的古法，始创了全新的行、草、楷诸体，发展成为一种更为流美多变、自然清爽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出现，正是魏晋士人风流潇洒、飘逸超脱的人格在书法艺术上的具体表现。 陆宇宙说，从目前能够见到的‘二王’留下的墨迹来看，诸如《快雪时晴帖》、《孔侍中帖》、《平安帖》、《丧乱帖》、《兰亭序》、《鸭头丸》、《送梨帖》等，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有一种自然之美，天然之气。王书中所体现的洒脱自然之美，恰恰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崇尚的道家哲学的‘道法自然’相吻合。 董时在《二王书艺论》中，探讨了‘小王的抒情主义与现代派有什么关系’的课题，将古代书家研究与现代艺术思潮相联系，切入点比较新颖。董时认为，小王比大王更有创造力，是当时超前的艺术家，是‘因’大王而‘革’之，因而创造了更高形态、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美。今天的现代派不过是这种历史因革之链的延续与发展而已，其历史境遇必然有相似之处。小王当初令许多批评家瞠目，甚至贬斥，今天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二王’主要作品的评析文章渐多。如王玉池主编的《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对大王的十三件作品、小王的六件作品进行了评析。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对大王的十九件作品、小王的八件作品进行了评析。李名方、常国武主编的《中国书法名作鉴赏辞典》，对大王的八件作品、小王的四件作品进行了评析。单篇发表于报刊的文章则更多。这些文章对‘二王’书法的艺术特点分析较详细，评论较公允，是学习‘二王’书法的津梁。 还有部分学者，对王羲之的《丧乱帖》、《姨母帖》、《雨后帖》、《上虞帖》、《十七帖》、《贺表》六帖进行微观研究，或考证其书写时间，或探索其来历，或对文中的史实进行考据，或从艺术上进行评析。其中，突出的有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韩文认为，‘集国事与家事于一身的，莫过于《丧乱帖》’。此帖的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第三，《丧乱帖》兼备了雄强与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过程。韩文断定这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时在永和十二年。《丧乱帖》才是右军末年的常调，所谓‘情深调合’的‘调’。比较起来，《十七帖》倒是有变调的意味。韩文的最后结论是：‘有了《丧乱》，从今以后，大可以不必奉《兰亭》为神圣了，所谓“《禊帖》又右军之至者”云者，自可作罢。’韩玉涛的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一九九年第二期，引起了书法学术界的震动。 89# 研究组织及活动 随着‘二王’研究的深入，在王羲之故里和生活过的地方，陆续建立了研究组织，举办了一些书展、研讨会等活动，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一九八三年农历三月初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兰亭书会发起，在浙江绍兴市召开‘纪念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一千六百三十周年大会’，参加者为各地的著名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会议期间举办了书法及《兰亭序》版本展览，交流书艺，赋诗作书，叙志抒情。后出版了专辑，收入沙孟海等撰写的论文十二篇。 (二)从一九八五年起，绍兴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办书法节，其活动包括书展、笔会、书艺交流、曲水流觞赋诗等活动，日本书法家及香港、台湾书法家也有参加。其中，一九九三年(第九届)增加了‘王羲之研究讨论会’，会后出版《王羲之研究论文集》，共收入论文二十二篇。 (三)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临沂市政府、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发起，召开了包括南京、绍兴、嵊县等十余个市县代表参加的‘王羲之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四十三篇。一九九年七月，出版论文集《王羲之研究》，入选论文三十一篇。 (四)一九九一年，由绍兴市发起召开了中国首届国际书学交流会，并出版了《中国首届国际书学交流会论文选》，收入包括美国、南朝鲜及台湾学者的论文十六篇，其中有关王羲之的论文四篇。 90# 二、国外研究 日本书法界历来推崇书圣王羲之，不仅继承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也对他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研究成果仅次于中国。 据日本中村史郎编的《王羲之研究文献目录》(截止到一九九二年)载，日本出版研究王羲之的论著共二十一种，发表论文共三百八十篇。著名的研究学者有中田勇次郎、西林昭一、杉村邦彦、福本雅一等。 总览日本的研究，其内容可分以下四个方面：(一)王氏的生平、家世；(二)王氏的书法艺术；(三)有关《兰亭序》、《十七帖》等碑帖的研究、争论及考证；(四)二王书法对日本的影响。 一、生平家世研究 这方面主要论著有源川彦峰的《王羲之小传》，中田勇次郎的《王羲之年谱》、《王羲之传记》，杉村邦彦的《琅邪临沂王氏世系表》等。源川彦峰的《王羲之小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王羲之的一生， 史料多采自《晋书》 、《世说新语》、鲁一同的《王羲之年谱》 、王羲之的文章、碑帖及传说。对王羲之的生年，采取了张怀NF1 46《书断》中的说法，定为惠帝太安二年(三三年)。《小传》分析王羲之辞去会稽内史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处于建康政府和会稽郡百姓的左右为难的境地，二是与上司王述不和。《小传》中有些观点较新颖，如在《服食的习惯》一节中，说王羲之爱鹅，是因为他服食仙药，有很多副作用，并发许多病症，而鹅的肉、血、骨、羽毛、脂肪等都是治疗这些病症的特效药。 《小传》也有不足之处：(一)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采用鲁一同的观点，失之不察；(二)多写王羲之的政治活动和晚年的归隐生活，而写其书法的学习、继承和发展不足。 日本学者对王羲之的生卒时间也有争论。这方面的文章有：铃木虎雄的《王羲之生卒年代考》、西川宁的《王羲之的生卒年》、福田哲之的《王羲之生卒年代的再探讨》等。据杉村邦彦在《王羲之书迹大系》中介绍，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共有六种提法。铃木虎雄的《王羲之生卒年代考》和中田勇次郎的《王羲之年谱》均采用三三 -三六一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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