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摇杆怎么设置:[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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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15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样一对照着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天朗气清’与'丝竹管弦’为《临河序》所固有。暮春时节，偶有一天'天朗气清’是说得过去的。'丝竹管弦’连文见《汉书?张禹传》， '禹性习知音声，……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 (《兰亭考》卷八引《山樵夜话》。)可见王羲之亦有所本。至于《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诗做成了的，有十一个人做了两篇，有十五个人做了一篇；有十六个人没有做成。凡所做的诗都留存下来了。唐代大书家柳公权还书写了一通，墨迹于今犹存。在这些诗中只有颖川庾蕴的一首五言四句有点消极的意味，他的诗是： '仰怀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多毙理自因。’虽消极而颇达观。但其他二十五人的诗都是乐观的，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气息。我只把王羲之的两首抄在下边。 (一)'代谢鳞次，忽焉已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二)'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眺望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此据唐人陆柬之墨迹《兰亭诗》五首之二，柳公权墨迹无首二句，文字上有小异。其他典籍上所载者均于文字上小有不同。) 就这两首诗看来，丝毫也看不出有悲观的气氛--第一首末句'散怀一丘’是说大家在一座小丘上消遣，这和《临河序》的情调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 '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乎王羲之的性格。《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下述一段故事：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此故事亦见《晋书?谢安传》。) 请把这段故事和传世《兰亭序》对比一下吧，那情趣不是完全象两个人吗? 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晋书?本传》说他'以骨鲠称’。他自己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的。他致殷浩书有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又他谏止殷浩北伐书，痛斥当时的吏政腐败，他要'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 又说'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阶级立场限制了他，他没有雄心以陈胜、吴广自任，而是怕陈胜、吴广起事。但尽管这样，总比那些'割剥遗黎’者要稍胜一筹。他虽然也相信五斗米教，常服药石，这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通习，并不是他个人有意遁世。他后来同王述闹意气，悲愤誓墓，永绝'贪冒苟进’。这也并不表明他的消极，不，倒是相反。他是在骂王述之流'贪冒苟进’，而不愿同流合污。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象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 '痛哉’起来。

142^# 但这一大段文字也有它的母胎。会稽山阴同游者之一人孙绰有《兰亭后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乐与时过，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这就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不胜今昔之感的蓝本。但这倒真是两个人的感情了，不能够信手地'合二而一’。六、依托于何时? 然则，《兰亭序》当依托于何时?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梁代是不会有的，因为梁人刘孝标并没有见过，他所见到的是《临河序》。《晋书》是唐太宗的'御撰’，《王羲之传》中已经有《兰亭序》，那么这篇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说到《兰亭序》墨迹的刘NFDA7《隋唐嘉话》和何延之《兰亭记》，李文田以为刘在先，何在后，不知何所据。今考刘书称唐玄宗为'今上’，又有'开元始年’、'开元中年’等字样。开元凡三十年，所谓'中年’必须指十五年前后。而且必须在开元以后始能对开元年间分别出始、中、晚。那么，刘书当是在天宝年间撰述的。再据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中所收录的何延之《兰亭记》，末尾处却有'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的自白 --此语为《太平广记》所删节。看来，何记是先于刘书的，尽管二人可能是年岁相同的人。何延之的《兰亭记》叙述得十分离奇。他说《兰亭序》的墨迹'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这不用说是指伪造的《兰亭》了。又说'右军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从此便想尽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了苦心，终于骗到了手。太宗高兴得了不得，对于房玄龄、萧翼、辩才都给了很重的赏赐。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要死的时候，他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葬入了昭陵。这完全是虚构的小说!宋人王NFDDF早就表示了怀疑。他说，'此事鄙妄，仅同儿戏! 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　残老僧敢吝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 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轻信之，何耶?’(《兰亭考》卷八引。)这驳斥得很有道理。但特别离奇的还有太宗与高宗的耳语! 太宗要以《兰亭》陪葬，何必向他儿子乞讨?父子之间的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真真是莫须有的妄拟了! 刘NFDA7所述的经过却又大有不同。刘说不甚长，不妨把他的全文抄在下边： 143^#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案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 (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刘与何的说法大相悬异，但刘文比起何记来较为翔实。在这里，骗取的花样没有了，耳语没有了，僧辩才的抗命也没有了。王NFDDF是相信刘说的。他说，'刘NFDA7父子世为史官，以讨论为己任，于是正文字尤审。’姜夔也曾经把刘何两人的不同处对比过，他还提到'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兰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识见的，但他同样是深信《兰亭》的人，故只把问题提出，没有穷追到底。

144^#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兰亭序》是梁以后人依托的，梁武帝当然不会见到。其实在梁武帝当时，连他所见到的钟王真迹已经就少得可怜了。我们请注意一下《法书要录》卷二所收的梁武帝与陶宏景之间往来论书的书简吧。我只摘录几条在下边，以供举一反三之便。梁：'《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 陶：'逸少(王)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不?’'谬袭《古墓文》一纸是许先生书。’ 梁：'钟(繇)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 陶：'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 这可表明：在梁武帝时，钟王的真迹已经寥如晨星，而依托临摹的风气却已盛极一时。梁人虞和《论书表》(见《法书要录》卷二)说到晋宋人伪造大小二王书的情况，如'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等。说得非常具体。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梁代的书画典籍，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 还遭了一次大劫。那就是西魏的于谨攻陷了江陵(当时梁的首都)，'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故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辆)而烟扬。史籍以来，未之有也。普天之下，斯文丧矣”’。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 ) 二十四万卷的数目或作'七万’，或作'十四万’，或作 '十余万’。古人一卷如今人一册，二十四万不算太多，'七万’或'十四万’却嫌太少。经过这一浩劫，梁武帝所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究竟还保留多少，是无法肯定的。到了唐初，时代又相隔了一百多年。中间由于丧乱，书画还继续有所损失。然由于朝廷的奖励收购，钟王真迹却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 (徐浩《古迹记》，《法书要录》卷三。) 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徵)、虞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韦述《叙书录》，《法书要录》卷四。)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尽管有魏、虞、褚诸人加以鉴定甄别，但他们的鉴别似乎没有梁武帝、陶宏景那么谨严。请看褚遂良撰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吧。(见《法书要录》卷三。)他把梁武帝'恐非真迹’的《乐毅论》列为'正书第一’，把依托的《兰亭序》列为'草书第一’。这是可以相信得过的吗?答案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至于刘、何两人之说到底是刘真何伪，或者两者都伪，或者各有部分真实呢? 我看，以第三种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两说之中都有智永，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这个人很值得重视。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淳化阁法帖》卷七曾把智永署名的《承足下还来》一帖，收为王羲之书；这虽然出于编者王著的疏陋，但也并不是毫无来由的。'铁门限’的故事属于他，'退笔冢’的故事也属于他。据说，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限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又据说，他使用过的废笔头装了十几缸，每缸可容几石，后来把它们埋成了一个大土堆。象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智永书《告誓文》世称为智永所'临’，更有人说是 '集字’，其实都是臆说。王羲之墨迹早于梁代已入于秘府，智永何从得而临摹? 墨池堂本其所以称为'祖本’者，因传世尚有石刻残本和玉烟堂本都是墨池堂本的复刻。墨池堂本缺'渐’、'贪’二字，后二本亦缺；墨池堂本'乏’字颇似之字，而石刻残本竟误为'之’。石刻残本后半残缺，有无'智永’题名不得而知；玉烟堂本则把 '智永’题名删去了。这是有意假充王羲之的真迹，那才是后人的作伪，智永是不能负责的。前代也有人说过：'《兰亭修禊前序》，世传隋僧智永临写。……永师实右军末裔，颇能传其家法。’(《兰亭考》卷六引钱塘吴说语。)又有人说'隋智永亦临写刻石，间以章草。’(《兰亭考》卷五。)两者都说为'临写’，虽然没有把真相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有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我在这里要作一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这是须得交代明白的。唐初弘福寺的僧人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的《大唐圣教序碑》建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上距太宗之死仅二十三年。序中有不少的字采集自《兰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群’字，一个见'导群生于十地’，另一个见'拯群有之涂炭’。两个'群’字都采自《兰亭序》的'群贤毕至’。《兰亭》的'群’字，所从羊字的竖划有破锋，《圣教》的两个'群’字也照样临摹出原有的破锋。这就证明怀仁的临摹是怎样地认真；而且也证明唐初流传的《兰亭序》的写本或临摹本，同传世的帖本或墨迹本，是一致的。

145^# 《兰亭序》的书法，在唐初已经享受着十分崇高的称誉。孙过庭在他的《书谱》里说：'《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又说：'兰亭兴集，思逸神超。’ 《书谱》写于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而《兰亭序》已经在民间流传遍了，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可见它的影响之深远。敦煌也曾发现过《兰亭序》的民间写本 (现藏巴黎)，虽然字迹拙劣，不知道是何人所书，但系唐代写本是无可怀疑的。《兰亭序》的书法有这样崇高的盛誉，故在开元、天宝年间所流传的关于它的 '佳话’，差不多就和神话一样了。象陪葬昭陵一事，在我看来，就是神话。何延之的耳语说自是虚构，刘NFDA7的褚遂良奏请说也应该是莫须有的。奏请说既已成为'佳话’流传，同时代的何延之，身为刺史和上柱国，何以竟不知道而造作'耳语’ ，并敢于向上方进呈?这就证明：奏请说也只是圆诳而已。

146^# 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 总之，《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那吗，王羲之的笔迹究竟应该是怎样? 先请注意一下离王羲之只有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梁武帝的《书评》吧。这篇《书评》是根据袁昂《古今书评》(见《法书要录》卷二)而把它稍稍整理、润色、扩充了的。袁昂以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奉命评书，他只评了二十五人，梁武帝却扩充为三十四人。评语大同小异，唯袁昂文字颇零乱，疑有错简，故今不根据袁昂，而根据梁武帝。梁武帝总比唐人较多地看见过王羲之的笔迹。隋僧智果所书梁武帝《书评》被收入《淳化阁法帖》中。其中关于王羲之的评语是这样： 147^# '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字势雄强’和性格倔强很相一致，但《兰亭序》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韩退之的《石鼓歌》早就讥讽过，'羲之俗书趁姿媚’，《兰亭序》的字迹是相当妩媚的。清人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中也说：'《书平》谓“右军字势雄强”， ……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 (见《艺舟双楫》卷四。) 《阁帖》即《淳化阁法帖》，其第六、七、八诸册收入了王羲之的草书，在包世臣看来，连那些字迹都是有问题的。唐人张怀瓘的《书议》 (《法书要录》卷四) ，列王羲之的草书于八人之末。他也早就说过：'逸少(草书)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又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148^# '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字势雄强’和性格倔强很相一致，但《兰亭序》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韩退之的《石鼓歌》早就讥讽过，'羲之俗书趁姿媚’，《兰亭序》的字迹是相当妩媚的。清人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中也说：'《书平》谓“右军字势雄强”， ……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 (见《艺舟双楫》卷四。) 《阁帖》即《淳化阁法帖》，其第六、七、八诸册收入了王羲之的草书，在包世臣看来，连那些字迹都是有问题的。唐人张怀瓘的《书议》 (《法书要录》卷四) ，列王羲之的草书于八人之末。他也早就说过：'逸少(草书)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又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梁武帝的《书评》评得却很抽象，有意追求辞藻。所谓'字势雄强’，所谓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使人很难仿佛王羲之的字迹到底是怎样一种体裁。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 (一) '羲之少朗拔，为叔父　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郄　，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 '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149^#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献之传》。) 康生同志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见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补充证据值得在这儿叙述。梁代庾肩吾有《书品》一文，他把汉魏以来迄于梁代的名书家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三等九品，统称之为'善草隶者’。其中包含着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王羲之是上上品三人中的第三人，王献之是上中品五人中的第五人。何谓'草隶’?庾肩吾是分开来说的，草是草书，隶是隶书。 '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150^# '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隶书是没有问题的，这儿所说的'今之草书’指的是章草。建初是后汉章帝的年号，后人虽然有的把章草说成为章帝所造，其实是章帝时代所开始流行的一种写表章的草写隶书，字字分离，不相连接。故庾又云：'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遵，将千载而无革。’自秦至梁为'七代’，这是说梁代以前，正书就是隶书，草书就是章草。庾所说的过去的事是正确的，但他说到将来千年也不会变，那就没有说对。 '齐相’即指杜操。杜操之名，后人书中每改为杜度，如庾肩吾《书品》列'杜度伯度’ 于上中，谓'杜度，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诏复奏事。皆作草书’。 '汉帝’即指汉章帝。唐人张怀瓘《书断(中)》(《法书要录》卷八)列杜度于'精品’，云'后汉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使大夫延年曾孙，章帝时为齐相，善章草。’ 又引萧子良云'本名操，为魏武帝讳，改为度。’怀　不同意萧说，谓'蔡邕《劝学篇》云“齐相杜度，美守名篇”，汉中郎不应预为武帝讳也。’其实萧子良是说后人为曹操讳，非杜操自讳。怀　似将杜操与杜度判为二人，在其《书断》(上) 》(《法书要录》卷七) 论章草条下，既引萧子良说'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又云 '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杜操与杜度既误为两人，因而'汉齐相’亦有误作'魏齐相’者。如齐人王僧虔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法书要录》卷一)云：'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此又后人妄作聪明者所臆改。唯庾氏《书品》中杜度与杜操之名亦歧出，此盖由于讳改未尽，或则回改未尽。(前代讳者，后代因不讳而又改回原字，故书中往往零乱。) 窦NCB7E 《述书赋(上)》窦蒙注：'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终后汉齐相。章帝贵其迹，诏上章表，故号章草。’(见《法书要录》卷五。)此最为翔实。还请注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那篇纪录吧。羊欣是王献之的弟子，是晋宋两代的人。文中在草书之外还有所谓'草稿’，或单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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