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飞行控制总电门:[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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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 1421. 右军之迹流行于代众矣，就中《兰亭序》、《黄庭经》、《太师箴》、《乐毅论》、《大雅吟》、《东方先生画像赞》咸得其精妙。故陶隐居云：‘右军此数帖，皆笔力鲜媚，纸墨精新，不可复得。’ 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详，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子敬已来，学者虽各擅其美，故亦抑之远矣。 唐?蔡希综《法书论》 22.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 唐?徐浩《论书》 23. 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比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唐?李白《王右军》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唐?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24.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唐?韩愈《石鼓歌》 25.王羲之，字逸少，ND447从子也，风格爽举不顾常流，书既为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 羲之子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丹青亦工。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 26.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之训，所以绝千古。 南唐?李煜《评书》 27.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敬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28. 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拘之。 宋?黄庭坚《题绛本法帖》 29.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 宋?黄庭坚《跋法帖》 30.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耳。 宋?黄庭坚《论书》 31. 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宋?米芾《书史》 134# 32. 如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后日虽有作者，讵能过之? 篆隶之作古矣，至汉章时，乃变而为草，至两晋，王氏羲、献父子，遂进于妙。 宋?赵佶《宣和书谱》 33.逸少《十七帖》，书中龙也。张彦远以为王草中NC029赫著名帖，信然。 宋?黄伯思《跋所书十七帖后》 34.此《十七帖》……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宋?朱熹《跋十七帖》 35. 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自相映带，分有主客，趣乡整严，非善书者不能也。 宋?董NC744《广川书跋》 36.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元?赵孟NFDA2《兰亭十三跋》 37.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发新韵，晋宋能人，莫或敢拟。 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 38. 今观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跳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 明?方孝儒《题王右军游目帖》 39.右军之书，得刘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后大定。 宋齐之际，右军几为大令所掩，梁武一评右军复伸，唐文再评大令大损。若唐文之论是偏好语， 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谓右军内NE361，故森严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无累法也。 右军之书，后世摹仿者仅能得其圆密，已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紧势游力，淳质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绳其祖武也。欧、颜不得不变其真，旭、素不得不变其草。永、施之书，学差胜笔；旭、素之书，笔多学少。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 40.逸少《快雪时晴帖》……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 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 41.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 42. 逸少以前，专尚篆隶，罕见真行，简朴端厚，不皆文质两彬，缺勒残碑，无复完神可仿。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 逸少之书，五十有二而称妙，宣尼之学，七十之后而从心。古今以来，莫非晚进。独子敬天资既纵，家范有方，入门不必旁求。风气直当专尚，年几不惑，便著高声。子敬之外，岂复多见耶? 明?项穆《书法雅言?取舍》 43.《兰亭》、《圣教》，行书之宗，千百年来十重铁围，无有一人能打碎者。 清?王澍《竹云题跋?行书第七》 44. 右军平生神妙，一卷《兰亭》，宣泄殆尽。《圣教》有《兰亭》之变化，无其专谨；有《兰亭》之朗彻，无其遒厚。无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禊帖》乎? 具体而微，厥惟《圣教》。从《圣教》学《兰亭》，乃有入处。 清?王澍《论书剩语》 45.大令草常一笔环转，如火NF638划灰，不见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由其笔力精熟，故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形质成而性情见，所谓画变起伏，点殊NF4AC挫，导之泉注，顿之山安也。 故二王传书，虽中间闲画，皆起止完具，刀斩斧齐。如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无急管繁弦，以悦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风易俗，莫与善也。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 46.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渡江以来，王、谢、郗、庾四氏，书家最多；而王家羲、献，世罕伦比，遂为南朝书法之祖。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
135# 第二辑 现代研究论文 《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启功） 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又无论是从什么角度研究，是学习参考，还是分析比较，那些现存书迹总是直接材料。 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装裱种种工序，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不足十分凭信。于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影子，即所谓 ‘双钩廓填本’或称‘摹本’，就成为最可相信的依据了。这一类摹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字迹丰神，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只要广泛地比较来看，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因为唐摹的纸质、钩法，都与后代不同。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 一、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观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在三十年前所见，计有：一、《快雪时晴帖》，二、《奉橘》等三帖一卷(俱在台湾)，三、《丧乱》等三帖一卷，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以上俱带名款；还有，五、《游目帖》(俱在日本)虽不带名款，但见于《十七帖》中。 近三十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 (在辽宁) ，七、《寒切帖》(在天津)，以上俱带名款；还有，八、《远宦帖》(在台湾)，虽不带名款，但见于《淳化阁帖》，九、《行穰帖》(在美国)无名款。 以上各帖，《游目》闻已毁于战火，《寒切》墨色损伤太甚，《快雪》纸色过暗外，其余无不精彩逼人。有疑问的，这里都不涉及。 在三十余年前， 论唐摹本， 都推《丧乱》和《孔侍中》，因为这二件纸上都有 ‘延历敕定’的印迹。延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这二件是《东大寺献物账》中著录的。按《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帝卒后，皇后将遗物供佛的账目，圣武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摹拓自更在前，证据比较有力。自从三十余年前《姨母》等帖出现后，所存唐摹王羲之帖的局面，为之一变。
136# 二、《姨母》等帖 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姨母》等帖一卷外，恐怕是绝无的了。 所说《姨母》等帖，是唐代钩摹的一组王氏家族的字迹。现存这一卷，是那一组中的一部分。这卷开头是王羲之的《姨母》、《初月》二帖，以下还有六人八帖。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的衔名。在唐代称这全组为《宝章集》，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著录，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万岁通天帖》，比较恰当，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称。 先从文献中看唐代这一组法书的摹拓经过：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载窦N CB7E《述书赋》并其弟窦蒙的注，赋的下卷里说： 武后君临，藻翰时钦。?A NAME='2'>程炀辣Ｏ纫担尤擞还思娼稹? 窦蒙注云：则天皇后，沛国武氏，士NFDD0女。临朝称尊号曰大周金轮皇帝。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于家，凡二十八人，辑成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叙》，具纪其事。 《法书要录》卷四载失名《唐朝叙书录》，亦述此事而较略。末云： 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以集赐方庆，当时举朝以为荣也。 五代时刘 领修的《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说：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之，唯有一卷现今存。又进臣十一代祖导、 十代祖洽、九代祖 、八代祖NEABC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 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按以上三条记载，‘神功元年’当然不确，因为现存卷尾分明是万岁通天二年；人数不同，有计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数不同，有传抄传刻之误的可能；都无关紧要。只有赐还王氏的是原迹还是摹本?这个问题，窦蒙说的最清楚，是‘遂尽模写留内’。岳珂跋赞也依窦蒙的说法。或问这‘赐还’、‘留内’的问题，‘干卿底事’? 回答是：摹拓本若是‘留内’的，则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实，我们便更可信赖了。 三、《万岁通天帖》的现存情况 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据《旧唐书》所记有三组： 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九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 至于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的，已无从查考。但看命名《宝章集》，又令崔融作叙的情况，应是有一番整理的。 现存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所剩如下的人和帖：羲之：《姨母》、《初月》，荟：《NFDD8肿》、《翁尊体》，徽之：《新月》，献之：《廿九日》，僧虔：《在职》，慈：《柏酒》、《汝比》，志：《喉痛》。 (今装次序如此，与《宝真斋法书赞》、《真赏斋帖》微异。)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数，按《旧唐书》所记，三组应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强：如按窦蒙所说‘凡二十八’，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帖数也不难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史馆新铸之印’，又曾刻入《秘阁续帖》。续帖今已无传，清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中有此卷，见《寐叟题跋》，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时在岳珂家， 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 卷七。缺了荟、志二人的衔名和《NFDD8肿》 、《喉痛》二帖文。《法书赞》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是《大典》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时未失。《法书赞》中已缺僧虔衔名，岳氏自注据《秘阁续帖》补出，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又《翁尊体》一帖，列在《汝比》帖后，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赏斋帖》列于王僧虔后、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今卷次序，与《三希堂帖》同，成为王荟的第二帖。细看今卷下边处带有朱笔标写数目字，《翁尊体》一纸省‘六’字，《汝比》一纸有‘七’字，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见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装裱多少次，颠倒多少次。以书法风格看，确与王慈接近。岳珂所记，是比较合理的。 又原卷岳氏跋后赞中纸烂掉一字，据《法书赞》所载，乃是‘玉’字。 还有窦NCB7E的‘NCB7E’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横列三个‘人’ 字，另一写法，即是‘洎’字。岳氏跋中误为‘泉’字，从白从水。清代翁方纲有文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所以中有误字，这个推论是可信的。今存岳氏书迹，还有一个 子(在故宫)，只有签名一‘珂’字是亲笔，可见他是勤于撰文而懒于写字的。 清初朱彝尊曾见这卷，说有四跋，为岳珂、张雨、王鏊、文徵明(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下引朱氏文同此) 。今王跋已失，当是入乾隆内府时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后，这卷经过火烧，下端略有缺笔处。 四、《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于是项氏除了收罗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罗，所谓 ‘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于‘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 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 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后，两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A、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 字，笔划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咏’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咏’便没讲了。至于《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说《阁帖》难读，原因在于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B、 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钟、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 诸派。 碑刻大量出土之后，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什么 ‘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学’、‘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里不加详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余年来所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氏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一类的精摹墨迹。 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瓘《书估》 (《法书要录》卷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 字疑是‘行’字之误) 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二家二帖之可宝。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的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志。在未刻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的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象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什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C、 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又重刻了一次， 遂有火前本、 火后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里也刻了一次，王氏《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编入他的丛帖。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并论了。 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 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拓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版，火后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至，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 已寥寥可数， 而其他名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 (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叙》早几年。可作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137# 三、《万岁通天帖》的现存情况 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据《旧唐书》所记有三组： 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九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 至于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的，已无从查考。但看命名《宝章集》，又令崔融作叙的情况，应是有一番整理的。 现存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所剩如下的人和帖：羲之：《姨母》、《初月》，荟：《NFDD8肿》、《翁尊体》，徽之：《新月》，献之：《廿九日》，僧虔：《在职》，慈：《柏酒》、《汝比》，志：《喉痛》。 (今装次序如此，与《宝真斋法书赞》、《真赏斋帖》微异。)共七人十帖。原有人数，按《旧唐书》所记，三组应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强：如按窦蒙所说‘凡二十八’，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帖数也不难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史馆新铸之印’，又曾刻入《秘阁续帖》。续帖今已无传，清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中有此卷，见《寐叟题跋》，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时在岳珂家， 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 卷七。缺了荟、志二人的衔名和《NFDD8肿》 、《喉痛》二帖文。《法书赞》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是《大典》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时未失。《法书赞》中已缺僧虔衔名，岳氏自注据《秘阁续帖》补出，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又《翁尊体》一帖，列在《汝比》帖后，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赏斋帖》列于王僧虔后、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今卷次序，与《三希堂帖》同，成为王荟的第二帖。细看今卷下边处带有朱笔标写数目字，《翁尊体》一纸省‘六’字，《汝比》一纸有‘七’字，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见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装裱多少次，颠倒多少次。以书法风格看，确与王慈接近。岳珂所记，是比较合理的。 又原卷岳氏跋后赞中纸烂掉一字，据《法书赞》所载，乃是‘玉’字。 还有窦NCB7E的‘NCB7E’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横列三个‘人’ 字，另一写法，即是‘洎’字。岳氏跋中误为‘泉’字，从白从水。清代翁方纲有文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所以中有误字，这个推论是可信的。今存岳氏书迹，还有一个 子(在故宫)，只有签名一‘珂’字是亲笔，可见他是勤于撰文而懒于写字的。 清初朱彝尊曾见这卷，说有四跋，为岳珂、张雨、王鏊、文徵明(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下引朱氏文同此) 。今王跋已失，当是入乾隆内府时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后，这卷经过火烧，下端略有缺笔处。 四、《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于是项氏除了收罗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罗，所谓 ‘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于‘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 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 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后，两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A、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 字，笔划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咏’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咏’便没讲了。至于《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说《阁帖》难读，原因在于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B、 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钟、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 诸派。 碑刻大量出土之后，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什么 ‘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学’、‘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里不加详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余年来所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氏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一类的精摹墨迹。 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瓘《书估》 (《法书要录》卷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 字疑是‘行’字之误) 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二家二帖之可宝。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的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志。在未刻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的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象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什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C、 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又重刻了一次， 遂有火前本、 火后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里也刻了一次，王氏《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编入他的丛帖。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并论了。 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 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拓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版，火后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至，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 已寥寥可数， 而其他名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 (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叙》早几年。可作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38# 一、王兴之夫妇墓志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就中以《王兴之夫妇墓志》(图版伍)与《谢鲲墓志》(图一)，最有史料价值。 《王兴之夫妇墓志》(图四、五)，以今年(1965年)一月十九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一石两面刻字。一面的刻字是：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藏之于墓。 长子闽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子预之。 另一面的刻字是： 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父哲，字世俊，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野王公。 弟延之，字兴祖。袭封野王公。 兴之虽未着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考证为王彬之子，是确切不可易的。《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云：‘彬字世儒，……与兄 俱渡江。……豫讨华轶功，封都亭侯。……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长子彭之嗣，位至黄门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长兄为 ，次兄为旷。旷即王羲之的父亲。王氏的原籍是琅琊临沂，郡望既合，年代亦无不合。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关‘先考’的爵位、官职、谥号，也都相符。 晋成帝咸康六年为公元三四年，兴之年三十一岁，则当生于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三九年。东晋以三一七年成立，他是在童年时代，随着父兄南渡的。 王彬之子除彭之、彪之外，据《世说新语?人名谱》，尚有一人名翘之，曾任光禄大夫。今又有兴之，足见王彬有子四人，而不是仅仅两人了。 ‘征西大将军’应是庾亮。《晋书?庾亮传》：(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 ‘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行参军’者，据《隋书?百官志》在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各大将军之下都有行参军，是比较低级的属吏。左右卫、左右武侯各六人，左右武卫各八人。隋制盖因袭晋制。 庾亮以咸康六年正月卒，先于王兴之之死半年以上。王兴之盖先为庾亮的行参军，后升为赣县县令。赣县在晋属江州南康郡。 王羲之亦曾参庾亮军，是则兴之与羲之，不仅是从兄弟，而且还曾经共事。兴之小羲之三岁。有人拟议：《兴之夫妇墓志》，可能是王羲之所书。考虑到羲之与兴之的关系，更考虑到《兴之墓志》只书名而不着姓，显然是王家的亲人自己写的，王羲之为兴之夫妇写墓志的拟议，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 然墓志中称谓是从写作者的身分出发，如称兴之为‘君’，称兴之妇为‘命妇’。《兴之墓志》中称王彬为‘先考’，可见写墓志的人是兴之的胞兄弟，即当于彭之、彪之、翘之三人中求之。三人中究为那一人虽无法断定，但墓志非王羲之所书则是可以断定的。 当然， 先考的称谓， 有时只就墓主的身份而言。如北魏元诱妻薛伯徽墓志云： ‘先考授以礼经’(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三八)，又唐吕岩诜撰张轸墓志云：‘先考漪朝散大夫箸作郎’(见《八琼室金石补正》五十四卷29页)，即其证。然在《兴之妇墓志》中，宋和之的亡父，却只称为‘父’而不称‘先考’，可见书属墓志者在称谓上是有所区别的。故《兴之墓志》中之‘先考’，不仅单就兴之而言，实表示书属墓志者与王彬亦有父子关系。 建康即今之南京，在晋属丹阳郡。原名秣陵，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所置。孙权改为建业。晋武帝时复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后避愍帝讳，改称建康。 《晋书?职官志》：‘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司掌规谏，不典事。……至晋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后遂止，常为显职。’ ‘仆射，服秩印绶与〔尚书〕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邰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尚书〕令缺，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缺，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 又‘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看来是官上加官的意思。卫将军有左右，职位颇高。 根据《晋书?王彬传》的叙述看来，王彬是以尚书左仆射为本官，特进卫将军和散骑常侍都是死后的官上加官。王彬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显要的。 ‘长子闽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关于‘第二伯’的问题，南京文管会的同志们有独到的见解。他们注意到《世说新语?轻诋篇》中的一项重要资料。‘王右军在南，丞相(王导)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豚、虎犊，还其所如(还象个样子)。’此下注云： ‘虎豚，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谱》曰：彭之字安寿，琅琊人。祖正，尚书郎。父彬，卫将军。彭之，仕至黄门郎。 虎犊， 彪之小字也。 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头须皓白。时人谓之 “王白须”。少有局干之称。累迁至左光禄大夫。’ 文管会来函云：‘考注中彪之为彭之第三弟，又字叔虎，如版本无误，彭之尚有一第二弟。抑即翘之，或另有其人，早卒或无后，故以嗣之过继。’这说法是正确的。版本可无问题，日本金泽文库藏宋本、四库丛刊影印明本均作‘第三弟’。我意，翘之当即第二弟，兴之则是第四。此可补《晋书?王彬传》的简略。又王彪之长兴之五岁，活到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三七七年)，年七十三，后于兴之之死三十七年。他有两个儿子，曰越之，曰临之(见《晋书?本传》)。 王兴之的岳父宋哲，名见《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公元三一七)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他是来传达晋愍帝遗诏，要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即帝位的。所以宋哲是所谓辅命之臣。晋时的将军本分四级，曰征，曰镇，曰安，曰平；东西南北都有。宋哲当时为平东将军，可见是第四级。后来升了官，晋封公爵，但《晋书》中无传。其子宋延之亦无传。 《晋书?职官志》云：‘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 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今考宋哲以‘使持节’冠于中外诸官职之上，其权重殆几乎和王导相等。《晋书》何以不为立传?殊觉可异。 二、谢鲲墓志 谢鲲墓志(图二)，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文凡四行，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但大抵可以意补。其文如下： 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谢鲲， 石刻作谢NFDDB，鲲字变从角作，乃讹字。鳏字亦有从角作者。碑刻中这样偏旁讹误字多见，如竹头变作草头，示旁变作禾旁，双人旁与单人旁互易，日字旁与目字旁互易， 等等， 举不胜举。谢鲲是东晋初年的名士。《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云：‘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避地于豫章。……以讨杜功，封咸亭侯。’ 大将军王敦要背叛当时的朝廷时，他曾经婉谏。 其后，谢鲲赴豫章郡太守任。史称其‘莅政清肃，百姓爱之。寻卒官，时年四十三。……追赠太常，谥曰康。’ 他是王衍的四友之一。《晋书?王澄传》‘时王敦、谢鲲、庾 、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 其子谢尚及从子谢安等《晋书》中均有传。 《谢尚传》：‘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谢〕鲲之子也。……十余岁遭父忧。’ 《谢安传》：‘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此《晋书》中之裒，即石刻中之褒。 《晋书》 称‘豫章太守’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所引《晋阳秋》也同样称 ‘豫章太守’，但石刻则作‘豫章内史’。考《晋书?职官志》：‘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又云‘王，改太守为内史’。太守与内史，职权相同，只是名称上有点差别而已。但豫章郡不属于王国，而太守却也可以称为内史，可见到了东晋，连这点称谓上的小差别都在无形中消失了。 《世说新语?人名谱》中有《陈国阳夏谢氏谱》，谢鲲列于第二世，其弟有裒而无广。关于谢裒的叙述如下： ‘裒，衡子，字幼儒。太常卿，吏部尚书。’ 据石刻，谢鲲‘以太宁元年(公元三二三年)十一月廿八亡’，逆推四十三年，可知鲲生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他是西晋初年的人，经历了永嘉南渡，而属于所谓‘渡江名士’之流。 太宁元年在南渡后仅仅七年， 当时的名士们不用说是还想恢复中原的。 有名的 ‘新亭对泣’的故事，值得在这儿引用一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NFDB4) 中坐而叹曰： ‘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篇》) 这很鲜明地表达了‘渡江名士’们的心境。这同一心境，在这《谢鲲墓志》里也表达出来了。所谓‘假葬建康县石子冈’，所谓‘旧墓在荧阳’，都是没有忘记还要 ‘克复神州’的。南宋陆游辞世时的诗句，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之语，这同样的遗憾，尽管谢鲲如何旷达，恐怕在弥留时也在脑子里面萦回过的。暂时埋在南方，将来还要归葬于‘旧墓’。这个希望虽然落了空，但《墓志》却在今天重见天日，这在谢鲲倒是意想不到的幸运了。 ‘石子岗’见《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言‘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岗。葬者依焉’。《世说新语?言语篇》‘高座道人不作汉语’条下刘孝标注引《塔寺记》： ‘尸黎密(西域人)，冢曰高座，在石子岗，常行头陀。卒于梅冈，即葬焉。’又《陈书?任忠传》，‘隋将韩擒虎自新林进军，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冈降之，仍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 ‘阳大家’ 即阳大姑， 古音家与姑通。《尔雅?释亲》‘父之姊妹为姑’。准《兴之墓志》称：‘葬于先考墓之左’，又准同时代的颜含后人之墓集中埋葬于南京老虎山南麓(详见下)，可以推定此人可能是谢鲲之姐，南渡后死于江左。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阳大家’非谢氏族人，乃原葬在石子岗者，证据是《世说新语 ?伤逝篇》有卫以永嘉六年丧的记载，注云：‘永嘉流人名曰，以六年六月廿日亡，葬南昌城许徵墓东。’ 今案许徵与卫的关系，注中并未说明。在我看来，两人可能非亲即友。朋友，在旧时是五伦之一，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但‘阳大家’究竟是否谢鲲之姐，我只说是 ‘可能’，并未断定。希望‘阳大家’之墓将来也有被发现的一天。 谢鲲的妻是‘中山刘氏’，可能和刘琨有些瓜葛。《晋书?刘琨传》：‘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静王胜之后也。’ 谢鲲有子二人，长子早没。次子即谢尚。《晋书?谢尚传》称：尚‘七岁丧兄，哀痛过礼，亲戚异之。’‘善音乐，博综众艺。’‘袭父爵咸亭侯。’‘永和中，拜尚书仆射，出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给事中、仆射如故，镇历阳，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在任有政绩。’后留京师，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升平初，又进都督豫、冀、幽、并四州’诸军事。病卒，年五十，无子。史称东晋有钟石之乐是由谢尚创始的。 谢裒有六子，奕、据、安、万、石、铁；安最有名。孝武帝太元八年 (公元三八三年) 前秦苻坚进攻东晋，号称百万之众。谢安被任为征讨大都督。后击败苻坚于肥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战。战胜后，谢安‘以总统功进拜太保’。继复自请北征，遂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NFDDC、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真是显赫无比了。但他的北伐并没有成功。卒时年六十六。 139# 三、由墓志说到书法 一九五八年，在南京挹江门外老虎山南麓，发掘过四座东晋墓，都是颜姓一家的。 (详见《考古》一九五九年六期《南京老虎山晋墓》。)其中一号墓出土了一种砖刻的墓志，其文为： ‘琅耶颜谦妇刘氏，年三十四。以晋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图三) 颜谦见《晋书?颜含传》 ， 他是颜含的第二子。颜含被列入《孝友传》中，是 ‘琅耶莘(县)人’，为人厌恶浮伪，不信卜筮，反对权豪。虽官至右光禄大夫，而生活朴素，为世所重。‘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卒，遗命素棺薄敛’。这样的人，在崇尚浮华的东晋当年，是别具风格的。 颜含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髦，次子名谦，第三子名约。据说三人‘并有声誉’。长子做过黄门郎，侍中和光禄大夫。次子颜谦官至安成太守，安成郡在今江西新喻和湖南萍乡一带。第三子做过零陵太守。老虎山三号晋墓出土了一个石章，曰‘零陵太守章’，那便是颜约的官章了。 老虎山二号晋墓中出铜章一，六面刻字，乃颜NFDDD字文和之墓。NFDDD乃约之子，见《金陵通传》。四号墓中亦出一铜印，形制全同，也六面刻字，乃颜镇之之墓。镇之无可考，与NFDDD殆属于兄弟行。 晋人喜以砚殉葬，颜家四墓中共出砚六枚，陶砚四，瓷砚、石砚各一。并有墨出土，经化验，其中有的成分与现代墨同，是值得注意的。 颜谦妇刘氏墓出土物中有一陶砚，灰色，圆形，三足。考晋初左太冲之妹左， (《左墓志》 早年出土，文献上误为芬，芬乃左太冲长女名，见《左墓志》，不可混。) 是有名的才女；谢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妇、王凝之之妻谢道韫，同样有才名；王羲之向她学过书法的卫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书家；可见当时的妇女很留心翰墨。 此外在镇江市东郊还出土了一种《刘 墓志》 (详见《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五期《镇江市东晋刘 墓的清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镇江市砖瓦厂在市南郊取土，发现了一座古墓。一九六三年二月，市博物馆进行发掘，出土瓷器十数件，三足青瓷砚一件，三足黑陶砚一件，砖刻墓志两方。墓志砖面涂以黑漆，甚坚实。正反两面均刻字，两砖文字相同。其文为： ‘东海郡郯县都乡容丘里刘 ，年廿九，字彦成。晋故升平元年十二月七日亡。’ (图六、七) 升平元年是晋穆帝即位后第十三年。旧历既届十二月，在公元则当为三五八年。刘 事迹，不详。 以上几种墓志的年代先后，列表如下： 谢鲲墓志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三二三年 兴之墓志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三四一年 颜刘氏墓志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三四五年 兴之妇墓志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三四八年 刘 墓志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三五八年 五种墓志只是三十五年间的东西。以《兴之夫妇墓志》来说，二人之死虽然相隔了八年，但墓志是一个人写的。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间，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只有《颜刘氏墓志》中有些字有后来的楷书笔意。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特别是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旧说王羲之以三十三岁时写《兰亭序》，其实‘永和九年’时王羲之已四十七岁 (据清人鲁一同《右军年谱》)。这可作为旧说不尽可靠的一个旁证。王羲之自来被奉为‘书圣’，《兰亭序》被认为法帖第一。但《兰亭序》的笔法和北朝碑刻悬异，早就有人怀疑。固守传统意见的人，认为南朝与北朝的风习不同，故书法亦有悬异。后来知道和南朝的碑刻也大有径庭，于是又有人说，碑刻和尺牍之类的性质不同，一趋凝重，一偏潇洒，也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书家中分为南派与北派，或者帖学派与碑学派，问题悬而未决。 其实存世晋陆机《平复帖》墨迹与前凉李柏的《书疏稿》，都是行草书；一南一北，极相类似。还有南朝和北朝的写经字体，两者也都富有隶书笔意。这些都和《兰亭序》书法大有时代性的悬隔。碑刻与尺牍的对立，北派与南派的对立，都是不能成立的。现在由于上述几种南朝墓志的出土，与王羲之的年代是相同的，就中如《颜刘氏墓志》还带有行书的味道，而书法也相悬隔。东晋字帖，特别是《兰亭序》的可靠性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来了。 东晋字帖的种类相当多，没有工夫一件一件地加以论列，我现在只想就《兰亭序》的可靠性来叙述我的见解。 四、《兰亭序》的真伪 《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 首先有人注意到《兰亭序》一文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所未收入。因而有人推论到所以未被收入的原因。《兰亭考》卷七引陈谦说：‘近世论《兰亭叙》，感事兴?A NAME='1'>程敉乘蝗 ！灿腥怂凳且蛭独纪ぁ肺淖钟杏锊。缭啤炖势濉?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陈虚中说)。又如‘丝竹管弦’亦重复(丝竹即管弦)，故不入《选》(陈正敏说)。以上二陈说见《兰亭考》卷八引《山樵夜话》。但也有人为 ‘天朗气清’辩护的，以为‘季春乃清明之节，朗亦明也，于义未病’。(《兰亭考》卷八引王得臣《NF7E6史》所引或说，王得臣本人却是同意二陈说的。) 这些怀疑和解说，不能说没有见地，但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 这到清朝末年的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才被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点破了。他的说法见汪中旧藏《定武兰亭》后的跋文。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他的议论颇精辟，虽然距今已七十五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我现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边。 唐人称《兰亭》自刘NFDA7《隋唐嘉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 )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A NAME='2'>程保适牢抻揖樵蛞眩痘蛴兄仄溆搿鹅啾ψ印贰ⅰ鹅嗔铡?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这跋文的临末处所说的‘赵文学’是赵魏，其说见汪中跋文之一。 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 赵魏是乾隆年间人，比李文田要早一百年左右，他的见解和李的意见比起来是有些距离的。赵只是从书法上立论，而疑是‘唐人临本’，或‘传摹失真’，李则根本否定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真正是如他所说的‘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了。 最近也还有人不相信李文田的说法。有人说：王羲之写《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创性。又有人说：篆书和隶书是有传统历史的官书，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认，才见于碑刻；南北朝人写经字体之有隶意者，也含有郑重其事之意。这些说法，首先是肯定着《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在这个前提之下，对于《兰亭序》的书法加以辩护的。因此，我认为还有必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前提：《兰亭序》这篇文章，到底是真是伪。140# 五、依托说的补充证据 为了把问题叙述得明白易晓起见，我现在把王羲之的《临河序》和传世《兰亭序》，比并着写在下边。 《临河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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