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学员被停飞后:[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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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书法志书] 《王羲之志》附《王献之志》8商承祚、高二适等主张《兰亭序》为真的观点大致有： (一)梁代以前文献未见收录，并不能证明《兰亭序》的不存在。《世说新语》云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已正式提到《兰亭序》的名称，注文又说是《临河序》。以后又称《兰亭诗序》、《兰亭记》、《修禊序》、《曲水序》、《兰亭文》、《禊饮序》、《禊帖》等等。如果本有原题，后人不会任意为之改易。不论是刘义庆所称《兰亭序》，还是刘峻(孝标)注的《临河序》，‘两者皆为晋人不同的命名，二刘以所见的抄本标目各异，也就入录不同，故不能是说《兰亭序》为后人伪托’ 。 用《兰亭序》的早出晚出，作为真伪的绝对根据，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庆进与武则天的王氏家族十帖之一，时间后于《兰亭序》三百六十余年，是知晚出并不能证明其物之无。 (二) 《兰亭序》 仿《金谷诗序》不能从形式上做机械的对应类比。刘峻注文中《临河序》 ‘右将军司马、 太原孙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一段三十九字，属于《序》 的附记， 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赋诗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于议论后以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诗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记；不能赋诗受罚者有十五人，更无关宏旨。《兰亭序》较刘峻所引《临河序》多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一段，一百六十七字，是《兰亭序》的精华所在，正是可以‘敌’过石崇之处，所以说右军‘甚有欣色’。这是模仿的创造。不存在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现象。注家删节了右军之文(如赋诗者、罚酒者三十九字)，并未增加右军之文。 (三)《兰亭序》中‘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正是右军文采和情怀的写照。羲之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从羲之的言行表现，不足以说明他是‘一死生、齐彭殇’的信徒，反而证明其性格充满着许多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又心胸狭隘(初时对王述傲慢，后由妒忌而誓墓不仕)。‘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时，就‘快然自足’；当其‘所之既，情随事迁’时，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兰亭序》反映出自己乐极生悲中的苦闷、彷徨，自然容易引起时人的共鸣，故及其文一出，便转相传诵，风靡一时。修禊同游者孙绰，其诗有‘忘味在闻韶’的达观语句。但在他的《兰亭后序》中却出现‘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前后心情判若两人，难道可以说这篇《后序》亦是后人所依托? 72#   (四)郭文中引用前人评语，说明王羲之最善草隶、隶书、章草，未脱隶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历代书评，称晋人之草虽然有时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唐以后所说的草， 则包括今草以及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唐张怀NF146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可知确指今草。所以，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草，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行书。郭文把王、谢墓志的书体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恰当?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有必要?《王兴之夫妇墓志》等既非出自好手所书，而刻工又极粗劣，很难说它在书法史上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它的出土，只是证明：①当时对墓志的书法并不重视，就是‘书法世家’王、谢家族也是如此；②东晋墓志的通用书体，有的是隶书，有的是隶楷，各体皆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认识书法的发展。上层的书法和民间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主要由陶工所书，是民间书法的一种，要想用晋砖文字来窥探书家多种笔法，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欲以晋砖和墓志衡量书家的一切书法，此路是难以行得通的。 (五)郭氏说梁武帝《书评》称王右军，‘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而在《兰亭序》中，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这里，涉及艺术欣赏问题，也关乎对王羲之的评价问题，还有个辗转叠摹效果问题。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王羲之改革了传统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避免了千篇一律。对此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笔划和线条的差异，不能把艺术概念和科学概念等同起来。《兰亭序帖》，是王羲之所书，但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还是定武刻本，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的神韵逐渐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羲之书法的体态和面貌，不同于‘向壁虚造’。《丧乱帖》等因未经多次转摹填廓，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有的基本相似，而又稍有不同。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兰亭序帖》为伪作。 (六)郭氏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依托’，而今存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这个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想当然’的说法。郭文虽曾提到‘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在哪里。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千字文》比对，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多骨，后者胜于肉，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炀帝评智永书谓‘得右军之肉’，这贬辞是不无见地的。今人如果肯定神龙本是智永所书，那末，他的《千字文》就无一真本，同样是‘依托’的了。郭氏两次提到前人称智永临写过《兰亭序》，还有刻石，郭氏说：‘虽然没有把真象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存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 果真像郭氏说的这样‘大量生产’，何以下及唐太宗时，才半个世纪左右，而仅有一本《兰亭序帖》传世，稀如‘凤毛麟角’呢? 姑且缩小一下数字，算它一百本，其余九十九本未露，到哪里去了? 这不但无以证明《兰亭序帖》是智永所为，反而证实了智永不仅见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真迹，而且曾存留在他的手里。 (七)‘隶书笔意’，是讨论《兰亭序帖》真伪中突出的一个问题。郭氏的说法虽明白具体，但如仔细分析一下，其中实包括两种笔法在内：一是下笔藏锋，落笔不收锋的汉隶挑法；一是无波挑而起止收锋的所谓方笔。没有残余隶笔，而谓之有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因隶书笔意是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十七帖》用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准则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十七帖》属于今草而不属于章法。郭氏谓东晋时代的书法仍处于隶书阶段，当时的人们不能写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能符合实际情况吗? 一种新事物在取得显著地位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每每是在‘旧时代’里完成的，如认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不在‘隶书时代’出现，那不是只能在楷书时代出现了么? 东晋社会使用的书体，具隶法的多见于砖、石刻文或写经书，少见于行、草书，所以不能肯定东晋是隶书时代。 (八)唐太宗父子书法，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太宗收藏《兰亭》，又亲自为《王羲之传》写赞文。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穷年累月访求王帖，二十多年始完成这项工作，其认真、 细致为大家所公认。 所集之字，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评。其中 ‘集’字，神龙本约二十多个，则怀仁所据的字帖不是出于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后的人再仿神龙本的书法风格而‘依托’的‘伪中之伪’，则怀仁集智永之书，就成了‘集再伪做之大成’。 73#   三、余绪 这次《兰亭》论辨虽就真伪问题意见对立，相持不下，但双方在有关《兰亭序帖》的艺术价值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的评价上，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 郭沫若连续几次说到这个问题。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说：‘我在这里要作一次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在《〈驳议〉的商讨》中又说：‘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五年以后，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中再一次说：‘不过，《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文》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千百年来， 作为书圣， 王羲之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一直是书法家们必学的范本，大量地被临摹、传拓，化身千万，就像是有了独立的生命力，与东晋以来的中国书法史相始终。不仅如此，《兰亭序》对中国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邻邦日本、韩国等国的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论辨的几位主将，在此后不久相继谢世，论辨也随即落幕。但关于《兰亭》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它将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兰亭’研究更深刻的学术意义，从而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74#  第四类 影响与研究 　　第一辑 古代影响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书圣王羲之经历一千七百年，彪炳书史，千古一帝。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这个名字与‘书法艺术’ 几近同义语。虽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流传至今，其作品真迹已无片纸只字，但是‘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王羲之身后，从皇帝亲王到达官显贵，从高人逸士到平民百姓，从硕儒文豪到佛道中人，从华夏大地到亚裔邻邦，到处都可看到王羲之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一、南北朝时期 王羲之毕其一生专注书法艺术， 超越东晋同时代的卫夫人、王导、王敦、王N D447、王洽、庾翼等大家，卓然而立，当世见贵，朝野书人无不仰服。其七子王献之异军突起，以更加丰丽妍媚的书风，使东晋末和南朝宋国改向相从。好古趋质的梁武帝萧衍尊羲抑献，重树王羲之书法‘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书坛盟主地位，使王羲之独享殊荣。 在梁武帝以前五十年，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也是墨林善者，时常学书戏习，大量收集法书图籍。宋明帝刘泰始六年(四七年)，内府旧藏‘二王’书迹有十四帙，一百四十五卷， 又新增‘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诏虞NF24A、巢尚之、 徐希秀、 孙奉伯装治并鉴定。‘料简二王，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 (虞NF24A《论书表》)。自此以后各代皇帝，循例搜求法书图籍。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天监中(约五一年)，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张怀NF146《二王等书录》) 。又命殷铁石选集王书，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次成韵，即有名的《千字文》，志在返朴归真，推崇钟繇、王羲之。 75#  在宋、齐、梁、陈帝王的推崇下，南朝书家辈出，形成了东晋以后又一个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当时有名的书家有：王氏后裔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其他姓氏者有羊欣、薄绍之、孔琳之、沈约、萧子云、陶弘景、袁昂、庾元威、徐僧权、庾肩吾、贝义渊、满骞、陈逵等。 其中王僧虔是王羲之一门的曾孙，喜文史，善音律，尤工书。但在皇帝面前不敢显示。宋孝武帝附庸风雅，欲擅书名，僧虔只能用拙笔写字，以此见容。齐太祖曾与王僧虔赌书。书毕，太祖问：‘谁为第一? ’僧虔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太祖笑道：‘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历代书法论文选》王僧虔题注) 王僧虔《论书》还记载‘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认为，宋文帝的书法，比不上王子敬，但跟羊欣差不多。 早在东晋穆帝(三四五-三六年) 时，就有人模仿王羲之的字，‘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二王等书录》) 。虞NF24A《论书表》也记有‘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 模仿的风气到了南朝，先是帝王鸠集王书，又使人模拓、复制。此风一开，劣迹伪迹接踵而至。‘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虞NF24A《论书表》) 新渝惠侯即刘义宗。他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从子。‘悬金招买’王书，概始于他。 搜求‘二王’书法的是帝王，毁坏‘二王’书法的也是帝王。 东晋末年安帝时，掌握朝政大权的是桓温的儿子桓玄。桓玄继承父业，一心想取代司马氏。元兴元年(四二年)，桓玄举兵反叛，迫安帝禅位，自立国号‘楚’。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兵败被斩。但桓玄也像桓温一样，‘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二王等书录》)。桓玄开了毁灭王书的恶劣先例。 刘宋末年，战乱四起，在宋、齐易代的丧乱之际，‘二王’书迹大多遗失。齐高帝(四七九-四八二年)时，书府的全部古迹，‘惟有十二帙’(《二王等书录》)。 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五五四年)，西魏将军于谨率军围攻江陵。梁元帝见大势已去， 在投降之前， 遣后阁舍人高善宝放了一把火，将梁朝积五十年之力搜蓄起来的 ‘二王’ 及其他法书， 连同‘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尽焚于烈焰之中。百官惊呼： ‘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二王等书录》)这把火，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劫火，更是书法史上最惨烈的劫火，‘二王’真迹，大多焚毁于斯。这一天，是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即公元五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夜。 联系后来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毁书之灾，更令人痛惜。‘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弑逆之后，并归宇文化及，至辽城，为窦建德所破，并皆亡失。’(《二王等书录》) 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 冬，金兵攻占汴京(今开封)，掳徽宗、钦宗，将汴京抢掠一空，掠走二帝以下后妃、亲贵，以及宫娥、内侍、百工、技艺等人，掠去皇宫法物重器以及太清楼秘阁三馆藏书、字画等(包括‘二王’真迹摹本)，后不知所终。 所以，对‘二王’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对‘二王’法书的搜求和整理，聚也南朝，毁也南朝!敛也帝王，失也帝王! 76#   在‘二王’书风风靡南朝的同时，北朝以钟、胡为祖，书风向刚健雄强的方向发展，少有‘二王’影响。但也出现了崔悦、崔浩、江式、卢玄、郑道昭、王远、王长孺、萧显庆、朱义章、姚孝标、颜之推、赵文深、赵文渊等书家，其变古鼎新的势头，不如南朝强烈，整体书风少有江南灵秀书卷之气。在南北江陵之战后，王褒被掠至北周，‘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周书?赵文深传》)。王褒，字子渊，琅邪人，为南朝梁萧子云外甥，才学优敏，尤工‘二王’书。曾有‘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之誉(《颜氏家训?慕贤篇》)。北周书家赵文深等，见之惭恨，形于颜色，改攻褒书。从此，王羲之的书风在北朝流行起来。 一、南北朝时期 王羲之毕其一生专注书法艺术， 超越东晋同时代的卫夫人、王导、王敦、王N D447、王洽、庾翼等大家，卓然而立，当世见贵，朝野书人无不仰服。其七子王献之异军突起，以更加丰丽妍媚的书风，使东晋末和南朝宋国改向相从。好古趋质的梁武帝萧衍尊羲抑献，重树王羲之书法‘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书坛盟主地位，使王羲之独享殊荣。 在梁武帝以前五十年，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也是墨林善者，时常学书戏习，大量收集法书图籍。宋明帝刘泰始六年(四七年)，内府旧藏‘二王’书迹有十四帙，一百四十五卷， 又新增‘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诏虞NF24A、巢尚之、 徐希秀、 孙奉伯装治并鉴定。‘料简二王，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 (虞NF24A《论书表》)。自此以后各代皇帝，循例搜求法书图籍。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天监中(约五一年)，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张怀NF146《二王等书录》) 。又命殷铁石选集王书，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次成韵，即有名的《千字文》，志在返朴归真，推崇钟繇、王羲之。 在宋、齐、梁、陈帝王的推崇下，南朝书家辈出，形成了东晋以后又一个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当时有名的书家有：王氏后裔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其他姓氏者有羊欣、薄绍之、孔琳之、沈约、萧子云、陶弘景、袁昂、庾元威、徐僧权、庾肩吾、贝义渊、满骞、陈逵等。 77#   其中王僧虔是王羲之一门的曾孙，喜文史，善音律，尤工书。但在皇帝面前不敢显示。宋孝武帝附庸风雅，欲擅书名，僧虔只能用拙笔写字，以此见容。齐太祖曾与王僧虔赌书。书毕，太祖问：‘谁为第一? ’僧虔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太祖笑道：‘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历代书法论文选》王僧虔题注) 王僧虔《论书》还记载‘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认为，宋文帝的书法，比不上王子敬，但跟羊欣差不多。 早在东晋穆帝(三四五-三六年) 时，就有人模仿王羲之的字，‘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二王等书录》) 。虞NF24A《论书表》也记有‘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 模仿的风气到了南朝，先是帝王鸠集王书，又使人模拓、复制。此风一开，劣迹伪迹接踵而至。‘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虞NF24A《论书表》) 新渝惠侯即刘义宗。他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从子。‘悬金招买’王书，概始于他。 搜求‘二王’书法的是帝王，毁坏‘二王’书法的也是帝王。 东晋末年安帝时，掌握朝政大权的是桓温的儿子桓玄。桓玄继承父业，一心想取代司马氏。元兴元年(四二年)，桓玄举兵反叛，迫安帝禅位，自立国号‘楚’。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兵败被斩。但桓玄也像桓温一样，‘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二王等书录》)。桓玄开了毁灭王书的恶劣先例。 刘宋末年，战乱四起，在宋、齐易代的丧乱之际，‘二王’书迹大多遗失。齐高帝(四七九-四八二年)时，书府的全部古迹，‘惟有十二帙’(《二王等书录》)。 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五五四年)，西魏将军于谨率军围攻江陵。梁元帝见大势已去， 在投降之前， 遣后阁舍人高善宝放了一把火，将梁朝积五十年之力搜蓄起来的 ‘二王’ 及其他法书， 连同‘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尽焚于烈焰之中。百官惊呼： ‘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二王等书录》)这把火，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劫火，更是书法史上最惨烈的劫火，‘二王’真迹，大多焚毁于斯。这一天，是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即公元五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夜。 78#   联系后来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毁书之灾，更令人痛惜。‘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弑逆之后，并归宇文化及，至辽城，为窦建德所破，并皆亡失。’(《二王等书录》) 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 冬，金兵攻占汴京(今开封)，掳徽宗、钦宗，将汴京抢掠一空，掠走二帝以下后妃、亲贵，以及宫娥、内侍、百工、技艺等人，掠去皇宫法物重器以及太清楼秘阁三馆藏书、字画等(包括‘二王’真迹摹本)，后不知所终。 所以，对‘二王’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对‘二王’法书的搜求和整理，聚也南朝，毁也南朝!敛也帝王，失也帝王! 在‘二王’书风风靡南朝的同时，北朝以钟、胡为祖，书风向刚健雄强的方向发展，少有‘二王’影响。但也出现了崔悦、崔浩、江式、卢玄、郑道昭、王远、王长孺、萧显庆、朱义章、姚孝标、颜之推、赵文深、赵文渊等书家，其变古鼎新的势头，不如南朝强烈，整体书风少有江南灵秀书卷之气。在南北江陵之战后，王褒被掠至北周，‘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周书?赵文深传》)。王褒，字子渊，琅邪人，为南朝梁萧子云外甥，才学优敏，尤工‘二王’书。曾有‘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之誉(《颜氏家训?慕贤篇》)。北周书家赵文深等，见之惭恨，形于颜色，改攻褒书。从此，王羲之的书风在北朝流行起来。 79#  二、隋唐时期 隋朝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其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的遗风，下开唐代激烈变革新局面，处于过渡时期。隋朝的书法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书风中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 智永为王羲之第五子徽之后裔，生于南朝陈，出家为僧，住锡绍兴永欣寺。其书师法羲之，笔力纵横，真草兼备，颇有祖风。今传《真草千字文》，笔法、结体来自王羲之的《寒切》、《丧乱》、《十七》诸帖。其墨迹本，随唐朝日本遣唐使和长安的归化僧东渡，流入日本。 唐代武功既盛，文事亦隆。唐代书法艺术在帝王的倡导下，承继王羲之书法艺术中的变革精神，进入了一个规整和变法并行不悖、共创辉煌的划时代的时期。 初唐承隋。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皆擅翰墨，而且专习王书。唐太宗李世民，笃好王羲之书法，定王书为一尊，誉之为‘尽善尽美’，‘千古一人’。他派人赚取《兰亭》，摹拓复制，分赐大臣。‘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二王等书录》)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制《圣教序》，弘福寺僧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剧迹咸萃其中。是碑一出，士林景从，莫不借此仰契右军。有唐一代行书，每每宣传临习‘二王’，实则全从此碑而出。‘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 (《宣和书谱》) 。从此以后，王羲之的《兰亭》等帖法书，遂流播民间，初、中、晚三唐至五代莫不受其影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孙过庭、薛稷、钟绍京等，无不接武六朝，步趋‘二王’。 中唐以降，学习王书，发展出两大书体。张旭创立狂草，颠形诡异，纵逸不羁。释怀素，醉后落笔，神奇莫测。时人合称‘颠张醉素’，誉为‘草圣’。颜真卿，正书雄伟，器宇宽广，以凛然郁勃之气，粗犷豪纵之体，力扫时俗纤丽蕴藉之风，创立 ‘颜体’，朝野耳目为之一新，后人誉之为‘鲁公变法’。狂草和颜楷，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晚唐名噪书坛的沈传师、柳公权、苏灵芝、释高闲等，学王书亦可称道。 五代十国，书法特出者为杨凝式。他食古能化，深得书学三昧，自颜真卿后，无人能及。宋黄庭坚极推其书，曾谓‘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称其为‘五代中坚’。 南唐诸帝亦好文艺，尤其是后主李煜，不仅擅长填词，而且通音律、善书画，尤雅重大王(羲之)，称小王(献之)失之惊急，无蕴藉之态。著有《书述》。 80#   三、两宋时期 宋代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超过唐代，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宋王朝建立后，立即着手恢复五代割据所破坏的礼制，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锋镝之腥。于是出现了一批证经补史的金石学家，如刘敞、吕大临、欧阳修、赵明诚等。随着金石学的发展，以宋太宗为首，提倡刻帖之风，至南宋仍经久不衰。宋代帝王好《兰亭》、热衷于习王字，以帝王之尊，直接影响着一代书风。宋太宗擅楷、行、草各体。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太宗出秘阁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刻，命名《淳化阁帖》， ‘二王’书法占了一半。宋徽宗更是浸淫书画，命蔡京等刻《大观帖》，著录《宣和书谱》。南宋高宗全心钻研‘二王’书艺，专精《兰亭》，达到了‘详观点画，以至成诵’的程度，亲自临写《兰亭》，分赠大臣，形成以习《兰亭》为荣的风尚。高宗以后的孝、光、宁、理诸帝，皆尊家学，以‘二王’为嚆矢。于是形成了一门皇帝皆习‘二王’，普天之下归宗‘二王’的氛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除了太宗的《淳化阁帖》和徽宗的《大观帖》外，北宋还刻有《潭帖》 、 《绛帖》、《庐陵帖》、《元秘阁续帖》、《二王府帖》、《临江戏鱼堂帖》、《汝帖》，南宋刻有《绍兴国子监帖》、《鼎帖》、《淳熙秘阁续帖》、《修内司帖》、《博古堂帖》、《群玉堂帖》、《星凤楼帖》、《甲秀堂帖》、《宝晋斋帖》、《凤墅帖》、《世彩堂帖》等，各种刻帖多以‘二王’书法为主要内容。 刻帖之风带动了刊刻《兰亭》之风，御府首倡，文人士大夫们紧随其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百本’(《赵孟NFDA2兰亭十三跋》) 。文人士大夫以家藏《兰亭》为荣，仅南宋理宗御府所集藏的精品就达一百十七刻，装褫十册。佞臣丞相贾似道得一百七十余本，分为十支。丞相游似收《禊帖》百种，分为甲乙十集。《兰亭帖》的大量刊刻，又进一步普及了王羲之的书风。 随着阁帖和丛帖的广泛传布， 逐步开始对《兰亭帖》 进行深入的研究。宋人对《兰亭》的咏赞诗之多是惊人的，作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更为可喜的是出现了《兰亭》研究著作，有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及吴师卿《兰亭辨考》等。他们采撷各家所言，芟繁撮要，推其源流，辨其异同，作了归纳、整理，保留了诸多史料，为后人研究《兰亭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宋代书家，虽承唐学王，却以尚意为主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一时并出，先后辉映，均以颜真卿、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王羲之。此外，王著、周越、欧阳修、王安石、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沈辽、蔡京、蔡卞、党怀英、元好问、赵秉文、王庭筠等无不以王书为指归，以书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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