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美债风波”后看危机

2011年9月17日   10：10－新财经周刊·学界·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绮雯/颜仕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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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颜仕笑

    现在的世界处在怎样的境况？是危机后还是即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和危机？

    上周，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发展沙龙上，给出了答案：我们正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全球现在经历的不是危机后的平静，而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们要解决好全球失衡问题，走出集体陷阱，转变短期行为为长期思维考虑，这才能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面对怎样的“危机”

    日本的泡沫经济、欧美的金融危机每每让我们担心本国经济是否会受到影响，今年8月，美国因为债务问题引发“标普风波”，使得全球都担心美国会再次陷入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沈联涛在发言的一开始就开门见山：“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则是面向全球的，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却不够全面系统，是国家化、部门化的，这就像是盲人摸象，和世界的看法都不一致。”沈联涛说，这次的危机是两方面的危机，一个是金融危机，另一个是全球缓暖的危机，金融危机只是短期内的表现，全球缓暖才是我们要真正着手解决的比较长期的危机。

    在沈联涛看来，我们面临的短期、长期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的过度消费、过度融资以及过度杠杆。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在遇到债务问题时还是可以借到钱，甚至利用危机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此外，其自身丰富的资源也足以让它拥有高水平的消费和享受能力。而中国似乎并不能学美国，如果拥有庞大人口数字的我们也像美国一样过度消费，那么，我们将面对的不单单只是国家财政的空前赤字，全球资源也将承受空前压力。

    沈联涛分析，危机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影子银行”的出现。2007年，美国的数据显示，影子银行的资产大于传统银行95%，就是差不多一倍大，这一数字也大于美国GDP的44%，但影子银行的融资既不在货币概览里也不在稳定金融的预算里。“中国有个全球的市场，但是监管的领域只限于国家，国家要为全球‘买单’，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

    我们另外一个误区是只顾及GDP增长，沈联涛指出，污染的代价、破坏的资源、可持续创造的新资源都没有被考虑，这样得来的不是绿色GDP，不是可持续的GDP增长。他用“带着美好的理想生活在扭曲的世界”来形容我们现在的发展状态。

失衡的不只是贸易

    无论是西方的发达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全球失衡所困扰。全球失衡的问题其实就是美国和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中美贸易的逆差是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失衡。“贸易失衡、经济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社会可持续性的失衡构成了全球失衡。 ”沈联涛说。

    事实上，美国非常重视贸易失衡的问题，从全球系统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老龄化的问题，不均衡的老龄化导致失衡。目前，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老龄化还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年轻的新兴市场的储蓄率则高于发达国家，两重因素叠加，贸易失衡成为必然。沈联涛认为，贸易失衡是中美间的一种“交换”，中国把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把自己的资源，和美国交换，创造了就业，换来了美元，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就造成了两国贸易的不平衡。

    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贸易价格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说了算，亚洲现在还没走出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很少有中等收入国家一下子突破，进入发达国家的阶段。对亚洲来说，能成为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等，它们整体占据亚洲接近9成的GDP。沈联涛表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在很多技术方面和制度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的差距，所以短期内无法影响贸易价格，因此，贸易失衡必然会继续伴随。

    再者就是金融的失衡。很多人会认为，金融发展得好就代表了实体经济也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依赖，金融是实体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放大器，它会放大实体经济的潜在弱点，并通过过度消费、过度杠杆和不良治理导致金融危机。

    本轮的危机可以说祸起金融，来看一组数字对比。 1980年，金融资产占全球GDP的108%，2009年，金融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4倍，这些都还没有把金融衍生品算进去。沈联涛说，金融是服务行业，但在过去30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利用杠杆，金融业创造了今天繁荣的金融梦，进而反客为主，超越实体经济，由此，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间也开始失去平衡。

    沈联涛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是，在美国企业的利润中，金融业占有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10%上升到2006年的40%。但由于工资和奖金占据金融部门成本的30%-70%，金融业就有很大动力在高风险下追求短期利润，尤其是通过杠杆融资的方式。但沈联涛认为，现阶段，金融业要限制杠杆率，缩小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差距。

    沈联涛还担忧另一种失衡。在他看来，西方国家过分注重理论，忽略了实践，没有从基层角度思考，去解决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失业，随着未来人口越来越多，年轻人失业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对比新兴市场的就业成功，失业人口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心态上的不平衡，社会的稳定不可持续，社会也会陷入“失衡”。

走出“集体陷阱”

    对于全球失衡,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对此,沈联涛有着自己的逻辑——“我得出三个关键结论”。

    第一，现有的经济分析工具令大家失望，包括有缺陷的理论、不准确的信息数据、错误的判断和片面的预测。这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轮危机中下的药是错的，现在这个危机可以说还没有完。

    第二，在没有人愿意为全球公共利益考虑的情况下，全球化网络下，短期自我为中心的消费驱动心态，导致了所谓“集体陷阱”情况的出现，美国不敢动，欧洲不敢动，日本不敢动，中国也没有办法动。没有人敢动，这就是我们遭遇的全球陷阱、集体陷阱。

    第三，我们要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思维，这才能通往可持续的未来。沈联涛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走转型这条路，新兴国家，比如中国，应该开始站出来了，如果没有人为全球的公共利益付出点代价，全球就会陷入非常大的萧条和困境。

    在沈联涛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全球市场，但这个可持续性的市场，要看历史，要看政治，又要看公共利益，又要考虑私营企业的贪婪和恐惧等等所有的问题，那么，谁来领导这个市场呢？ “老美已经不走这条路了，他说这些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欧盟可以站起来吗？欧盟自己忙着处理它的危机。日本呢？日本也站不出来。 ”

    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站出来，带领世界走出集体陷阱，沈联涛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使得政府做判断、做决策越来越难。眼下可以从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做起，可以协助创造就业，可以让更多企业发展起来。

    全球失衡、全球缓暖让世界仍处在危机之中。中国已经开始走上转型之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沈联涛再次强调：“我们要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发展思维，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表示，走出集体陷阱要从教训中成长，全球要达成共识，不可以盲人摸象，各说各话，要讨论出共同的观点，对世界系统地进行改革，一层一层地规划，一层一层地协调处理，从经济、社会等全方位考虑发展前景，做到不断创新思想，不要因眼前利益局限了思维。对世界这个复杂的大系统来说，有它自己的创造性，给自我创造性组织以社会的演变、进化是必要的，但世界发展的系统并不是我们想改革就能顺利进行的，“我们要学会抓住机遇，把握机会，让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发展历程”。

    沈联涛在演讲的结尾提醒，世界经济怎样的繁荣发展，最终都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在今后收获更大的利益，所以当国家在考虑增长本国GDP的时候要学会思考，现在盲目的增长会不会让后代成为我们的牺牲品？滥用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GDP上涨的同时，世界发展的时限却缩短了，这会是全球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