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

2011年4月23日   09：09－新财经周刊·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绮雯/傅盛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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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傅盛裕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总体上将处于继续向上发展阶段，可望保持年均7%-8%的增速，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质量可望好于“十一五”时期。

    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眼中的“十二五”，无疑，也是大家期待中跨越式发展的“十二五”。本周，沈开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她围绕当前经济形势与“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球贸易格局、收入差距与公平分配等热点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从“十二五”说起

    今年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自然是各界最关注的政经议题，学界对此的探讨也是不遗余力。

    在沈开艳看来，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体系相对完善的工业大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相对封闭的大一统社会到走向开放的多元化社会，新中国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一个个五年规划功不可没。她强调：“五年规划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十二五”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沈开艳表示：“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很少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中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如此受重视，源自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美国的美联社、法国的法新社、俄罗斯的塔斯社、日本共同社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全球知名的媒体都用大篇幅报道了中国的 “十二五”规划，“依靠内需”、“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注民生”成为外国媒体频频引用的关键词。

    世界关注“十二五”的潜台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影响整个世界。同样，世界局势的大环境也会左右中国的“十二五”历程。

    沈开艳认为，“十二五”规划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是相当清晰而完整的。危机过后，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这一切使得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转而看国内经济形势。宏观角度来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这些方面：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等。

    基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沈开艳对今后五年我国将面临的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五点归纳：阵营战——国际格局发生新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贸易战——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屡遭反倾销诉讼；货币战——人民币升值压力重重，各国货币战一触即发；能源战——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中国受制于人；科技战——制造业回归并高科技化，中国传统产业空间受挤压。她在同时强调：“‘十二五’期间，中国基本国情和战略机遇期未变，经济增长长期向好的趋势未变，GDP仍将保持7%-8%左右的年增长速度。”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将更趋完善，改革开放仍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配套等优势仍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她认为，2020年巩固贸易大国地位；2030年，实现贸易强国地位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贸易阻力促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同以往，沈开艳从贸易阻力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世界范围内的反倾销措施与日俱增，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箭靶”。有统计显示，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全球约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与中国有关。 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当年有20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00多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20亿美元，同比2008年增幅达到639%。截至2010年，中国仍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WTO成员国，涉及产品几乎涵盖中国的所有行业，如纺织品、家电、钢铁五金、汽车零部件、药品、电子信息产品等。

    具体来说，印度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龙象之争”很是激烈。印度是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约有半数调查针对中国，在立案数上超越了美国和欧盟。近年来，印度反倾销涉案金额也大幅升高，每年总额维系在2亿-4亿美元。在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中，医药化工产品占据50%以上。过去10年间，中国药企遭遇51起反倾销案，印度主诉的就有28例，其中涉案金额较高的达到2.3亿美元。

    再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普遍的判断是未来10年，中美贸易仍将继续增长，但贸易格局会产生较大的变化。预计到2020年，中国贸易总额将达5.3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额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1万亿美元，进出口均占世界前两位。

    目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占总数的18%，作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贸易政策，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比重已从2007年的10%降至目前的6%。再加上汇率变动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首次降至个位数8.42%。拿中国对美出口的重要产品——工业制成品来说，近年的出口总量虽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滑。事实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速已进入“慢车道”。

    列举这些摩擦和这些困难无疑为了说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贸易状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诉求愈加显著。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四大要素拉动，分别为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资本投资及廉价劳动力。沈开艳举例说，中国年钢材消耗量占全世界的30%，煤炭占35%，产出仅占世界总量的6%。压低工资、缺乏培训、劳动环境恶劣、用工的合法权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保证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瓶颈所在，以致有论调认为“中国人靠脖子以下部位挣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二五”规划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沈开艳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并建立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合理引导消费行为；还要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并监督质量和效益，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

求解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十二五”规划展望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样一条非常醒目：“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

    2011年两会期间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已成为社会各界最关注的民生问题。沈开艳梳理了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四项主要表现。

    首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落后于人均GDP增长，这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比重从69.3%下降至57.5%。在劳动者收入所占比重大幅下滑的同时，企业利润所占的比重却由21.2%升至31.3%。沈开艳表示，居民收入比重的连年下降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公平感，“社会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老百姓得到的比例却越来越小”。

    其次，地区性收入差距扩大也造就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格局。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差距正逐年扩大。若将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按世界范围内的年均购买力平价计算，上海、北京在1999年已跻身“第一世界”，人均GDP明显高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8320美元的平均收入水平。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大中城市及沿海省份的人均GDP则高于世界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60美元，符合“第二世界”的标准。 “第三世界”由河北、东北、华北中部等地区组成，人均GDP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除此之外，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及农村边远地区，收入均值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1790美元的水平，构成“第四世界”。沈开艳认为，是历史、教育、地理等多重因素造成了如今地区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

    再者，行业收入的悬殊差距正备受关注。电力、烟草、石油、电信等垄断企业及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企业正引领新一波的高薪潮。据报道，2007年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日趋悬殊。沈开艳认为，正在推行的“垄断国企减薪”等措施还不足以彻底根治行业垄断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唯有增加投资多元化，吸纳更多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才能让市场更接近竞争，从根本上杜绝垄断暴利。

    最后，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员工自杀、“仇富”心态蔓延等社会现实已给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敲响了警钟。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去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8，远超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仍是步履艰难。在沈开艳看来，改革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既得利益者不太可能自动放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其二是较深的路径依赖使得实行几十年的政策具有较大惯性，难以在短期内矫正。最后，政策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构成无形的阻力，在实践中存在利益上的摩擦纷争。

    “在这种局面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需重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及三次分配的协调与补充，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初次分配通过具备雇佣关系的市场实现，如老板给员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指国家通过税收均衡贫富差距，向富人征税，通过低保、失业金等方式补贴穷人；三次分配是通过慈善、公益等捐助活动，使富人的财产直接或间接向穷人转移，客观上起到再分配的作用。

    沈开艳也强调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社会保障对财富分配格局影响重大，甚至举足轻重。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占到GDP的25%-30%，财政收入的40%甚至更多都用于社会保障。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GDP的6%左右，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也不足12%，这也是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 ”

    提低、控高是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手段。沈开艳指出，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的收入应予以提升。通过农产品价格补贴，家电、农机下乡、失业金保障、医疗救助费等措施可作为保障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的有效手段。而部分垄断行业、企业及炒楼、炒股等社会群体的收入偏高，也需通过法律及政策的手段予以控制，保证社会财富的均衡流通。

    沈开艳表示，“十二五”期间应将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钩，GDP增长越快，居民收入增加越快。 “我相信我们能把‘蛋糕’做大，并且切得更公平。”“现在是到了‘打开粮仓’的时候了。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将在‘十二五’奏响最强